Author: wulb

 

唐先生此书成于1999年，当时正值新中国50年庆典，唐老先生人在美国，却心有所感，所以就选取了自1949——1979这三十年的历史，为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做了一番素描。 

书中介绍了自共党建国以来，各主要领导人的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毛氏政权建立之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种种复杂情况，分析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各种原因。总体来说，此书比较客观的介绍了新中国建国后大事件，使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冷静犀利却又不失诙谐的笔调指出毛的出现是中国帝制的回光返照。毛读史书极多且能活学活用，深谙权谋之术。贬彭，废刘，逐林都可见其对政敌的血腥与无情。派长子监军，是受了《触龙说赵太后》的启发，苦心积虑的培养接班人。殊不料造化弄人，人算不如天算。只可惜这场意外在很大程度上连累了彭德怀这个耿直的湖南汉子。刘在搞建设上比毛要强的多，他满心以为可以顺利接班，却想不到一个坐在权力颠峰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交出大宝。几个回合下来，刘被打倒。可惜的是为了一场权力的交接，却让我华夏神州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当中。毛不能忍受还算中正的刘，就更不能容忍一个对他宝座虎视耽耽的林，林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已知晓。

毛不能忍受别人否定文革，更看到了斯大林死后的局面，所以他最终拿定主意传位给自己的老婆。可是他又深知凭那几个人的能耐，不过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他要找人托孤。可是他的老战友死的死，靠边的靠边，只剩下以总理为首的一批务实派。毛对周是深为忌惮的，身前罢相却没有成功，加上周本身的政治智慧和委屈周旋，周始终屹立不倒。周死后，毛评价周是”阴险的知识分子”，甚至连周的追悼会都不出席。可见毛对周的嫉恨之深。毛本以为提了个没有资力，没有背景的华，可以保家人平安，做梦也没有想到抓自己遗孀的正是华。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牧歌声中前行的。时代车轮每一次向前的滚动，无不是以血流成河为代价。庆幸的是，历史的车轮总算是向正确的方向滚动了。可是这些能掩盖一切不幸和血腥吗？那些真正经历了那个岁月而有良知的人，是不会因为几篇无关痛痒的”伤痕文学”而忘记那段噩梦，不会将那些血迹从记忆里抹去。可惜的是，总有些人希望我们的记性不好。

唐先生书中的观点颇为尖锐，在书中提出的最核心的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这三十年，中国大陆“人民政府”作为一个专制政府，具备了向现代民主政府转变的一些因素，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转变，反而使政治体制的演变在这三十年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无法接受的逆转。另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三十年再也不会重演了。

第一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然而唐先生却罕有地从个人旁观者的角度，给出了这段历史何以逆转的个性化的解释。在唐先生看来，建国后的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究其原因，当时恶劣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固然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则是毛泽东本人受到了当时苏共二十大的刺激。

在当时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首次公开、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这不仅在国际引起轩然大波，也使毛深受刺激。在毛看来，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唇齿相依”，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从北伐时期开始，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就是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王明从苏联回国时，在延安没有任何势力的情况下，毛都不得不摆出高姿态，对王明大加称赞。而当毛利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时，更是看重苏联方面的态度和反应。不仅如此，斯大林作为苏联的象征，同时也是毛的榜样，《联共党史》在中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恐怕连斯大林本人都想不到（参见高洋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苏联对斯大林的彻底批判，使得毛很担心自己将来也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而当苏共二十大的内容传到北京时，周、刘等人甚至觉得中国也有必要参考苏联的经验，反对一下“个人崇拜”。这就不能不使得毛的神经马上开始紧张起来。

虽然今天的人们暂时还不可能知道更多细节，但是可以想象毛在挑选合格的接班人问题上肯定颇为苦恼。至少，他要保证这个接班人将来不会反对自己。唐先生从这个思路出发，认为毛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其实是江青，因为江青在党内所有的威望和权利都来自于毛，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江青不仅不会反对毛，而且还会继续保持毛的崇高地位毫不动摇。但是他又深知江青能力才华均不足以服众，即使“四人帮”形成之后，也无法获得老人们的全心拥护，因此他施展惊天手段，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以期为江青接班“保驾护航”。

对这一过程，唐先生并没有如《往事并不如烟》那样对个人命运在这一时代的扭曲和痛苦津津乐道，而是以政治家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在唐先生看来，刘作为国家主席，大体上“公忠体国”，总算是兢兢业业，认为刘的为人也算是老实厚道，和高洋教授在《红》一书中的评价大相径庭。即使对林彪，唐也认为其主观上并不想“夺权”，但是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林公已经被毛推到火炉上烤，生死之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了，所以林立果不肯坐以待毙，启动“五七一工程”以图自保。在这里，唐用颇爱惜年轻人的口吻，一方面说他是北大的高才生（也算是精英份子了），另一方面则多少有点不屑地打趣，说蒋介石当年出了天价要买老毛的头，戴笠手下多少专业高手，都未能成功，凭他一个小毛孩子，又怎么可能赢得了老谋深算的毛。唐先生根据种种细节推断出，事实上不仅是林彪的指挥系统完全掌握在毛的手中，即使是林彪本人及其家人也全部置于毛的严密监控下。用“仓皇”一词来形容林彪的出逃，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有趣的事，毛当年一直说“中央有两个山头”，唐先生也同意毛的这一判断，并推举周为另一山头的Leader，甚至还罗列了两个山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主张，今人读来，颇有可玩味之处。

唐先生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这三十年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出现过，但是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继续在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条道路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唐先生在文中提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大约需要花二百年时间”。从1840年中国和西方现代文明正式接触开始，中国已经走了大约160年，根据唐先生的观点，中国还需要40-50年时间，彻底走出三峡，完成历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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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周最大的网事就是断网。台湾以南发生地震，报道称威力“相当于6颗原子弹在距离地下22公里处爆炸”，我差点以为有人搞试验。托地震的福，海底穿行的一根绳子断了，MSN、海外网站应声瘫痪，广大网络玩家和网络管家都过上了一个安详静谧的元旦。

本周，网上在集体争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各方神仙对关于被绞死的是一个老头还是老魔头莫衷一是，掰扯不清，有网友写了美国来信，说那边有人在喊：“爸爸，孩儿终于为你报仇了！”

稍有创意的是一帮人上电视打架。在凤凰卫视的演播室里，围绕伪科学问题，司马南唾星飞射“北大教授”，辩论差点演变成相扑比赛，此章被称为“江湖大哥大战冒牌教授”。在这场混战中，司马大侠赤膊上阵，方舟子仗剑旁观，“老顽童”何祚庥担心人身安全中途退场，两派粉丝也党同伐异得不亦乐乎，雄辩地证明了枪杆子是解决真理问题的惟一真理。

一家周刊推出了“月度人物榜”，学者刘军宁位居十二月候选人之列，因为那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文章，文章的由来，仍然是那个“德国顾问”顾彬多管闲事的言论，在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刘军宁的文章引发了网络上又一轮中国如何能够“文艺复兴”的讨论高潮。

朔爷又出山了，这次是为另一个小丫头打抱不平，他打了场官司，叼着香烟在某门户网站聊了次天，末了还说从来不接受黄色小报的采访。出来就好，有人说他老人家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看还是依然健康。

终于从汪汪叫的狗年到了哼哼唧唧的猪年，余秋雨在博客上发表了他的新年致词：“新的一年，国运仍然不错，经济依然强劲，种种麻烦都改变不了这个总趋势。但是，文化依然会不景气，人们还是无法从一系列文化误会中拔擢出来。文化风气，还会崇尚会议、协会、评奖、晚会，以及这个文化节，那个艺术节，在大哄大嗡中热闹非凡，却又恶化了本该静定的文化结构……但是，也开始有一些人对此厌倦，跳开一边思索起来，并重新阅读。”

　　_{《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作者：（美）安妮·普鲁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定价：16.00元}

　　_{版本评价：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容纳了安妮·普鲁写怀俄明的11个短篇，其中最著名的篇章就是《断背山》。封面以“断背山”为背景，这个金色的山峰有点像云南的梅里雪山。看了让人有一种亲近感，而不是那种荒凉恶劣的“断背山”的情境。}

       放大了的怀俄明州

　　安妮·普鲁的名字与《断背山》问鼎奥斯卡的喧哗放在一起，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其实自第二部小说《船讯》始，安妮·普鲁便赢得了在全美小说界的声望。

　　1988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心灵之歌及其他》和1992年出版的《明信片》已经向人们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叙述力。对于那些有志于写作却一直因无所建树而焦虑的人们来说，安妮·普鲁树立了一个厚积薄发的楷模———到1988年作家53岁时才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此前为了谋生她给杂志写了十几年诸如乡间烹饪、苹果酒酿制、灭鼠良方之类的文字。而年过半百开始复苏的文学生命一激活便呈现了强劲的势头，《明信片》、《船讯》、《手风琴罪行录》等作品大面积收割荣誉，美国能拿的重要文学奖项几乎都被她拿了：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欧·亨利小说奖等等。从她的生活本身，我们看到了一如她文字生命中一样的坚韧不拔。

　　也许此前我对女作家作品的偏见太过顽固，视野太过狭隘，以至于看了普鲁的这本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后很惊讶，从这本小说展示的文字面貌中，你看不出任何一般意义上女性作家常见的特征。

　　小说所具有的那种沙砾一般的质地、每个故事激烈甚至暴戾的内在潜流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平凡的力量。普鲁这里讲述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怀俄明州，这个地处美国腹地的州气候恶劣，民风严酷，在怀俄明州定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片粗糙严苛却又离奇的地域成为普鲁长期挖掘的一个深远矿脉，《近距离：怀俄明故事》的11个短篇像一个高倍望远镜，将这片广袤荒凉的土地上生息的人群畜群悉数送入我们的近距离关注下。而这种近距离的视野中，很少有蜜色的柔美动人，有的是风暴一般的激越和冷峻，事关生命的可怕真相，事关死亡以及其他让人胆寒之物。

　　一种荒凉的命运感

　　在小说集开篇致谢辞中，安妮·普鲁写道：“在怀俄明，最不奇思异想的状况，是在这片艰苦的大地靠农场维生的决心。”在这片苦寒之地出没最多的人群是农场主、牛仔、放牧人、酒吧女孩或操持各种微薄营生的人们。美国西部农场以畜牧业驰名，畜群的兴旺是农场维生的依靠，在普鲁笔下，气候的肃杀成就了一种荒凉的命运感，俨然有上帝的角色在内，他的威严易怒、喜怒无常与人物奇诡而寂灭的遭际联系在一起，让人震撼不已，心想：这作者必定是个饱览人间苦境之人，不然哪有这样的小说名———《身居地狱但求杯水》！哪里会有如此类似约伯的人物：他在加油站工作，政府兴修另外州际公路导致加油站倒闭；和父亲合作养猪，却遭遇奇寒，冻死了大批；开农场用品商店倒闭；承包冷藏肉包装厂遇到经济大萧条……如此之类寡淡而不顺畅的人生在怀俄明比比皆是。

　　《断背山》中压抑自己内心激情的男人在无奈中隐忍度日，小说篇末的一句话说得痛心，却也决绝：“他所知道的情况与他试图相信的事物之间有些许开放的空间，而他却无能为力，何况，既然填补不了就得咬牙隐忍。”

　　普鲁众多小说中都有暴虐血腥的情节。《身居地狱但求杯水》中廷斯利家出车祸变成残疾怪物的儿子因为像“分成两半的子爵”

　　一样骑马出去向邻家女人献宝，最后被人阉掉；《血红棕马》中放牧人连脚带鞋割下冻死河边的牛仔的脚等等。很有意味，故事里面很多人物的死或伤都带有俯冲而下的坠落之势，从马上摔落、从飞机上跌落、从悬崖上跃下，这种坠落在普鲁那里似乎带有某种生命陨落的美学形态，那意味着一些无法预料的、迅疾而惨烈的人生事件的发生。而惨烈当中有时还带有某种血腥童话一样的风格。《加油站距此五十五英里》是一个更残酷的蓝胡子的故事：妻子在丈夫坠崖后打开阁楼的锁，发现丈夫历任情妇的尸体。普鲁要让人相信，所有匪夷所思令人咋舌的悲剧，都有它难以解释的源头。

　　蕴涵警醒人心之处

　　在一个历史并不悠久但小说成就斐然、支脉林立的国度，普鲁开疆辟壤，拓出了自己的领土。这里不乏爱伦·坡的黑暗和惊悚，不乏海明威的绝望和冷峭，更重要的是这片漂浮多血质气氛的土地不仅出斯巴达克斯般的牛仔，也盛产将孤寂与失望转化为平凡决心的生活英雄。虽然这种英雄气质太过朴素，常常在血光之灾中湮灭，但在一个如此残酷的世界里，忍耐便是英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似乎证明：波澜不惊的生活景观下面常常会蕴涵警醒人心之处，而当我们看怀俄明州的风景与事件时，也许，风景恰恰是我们自己。

 

是在一个清静的夜里，开始读董桥。在“三更晓梦书作枕”的寂寞里读出清淡的幸福。于是便“满心温馨，几乎想哭”。

读董桥的闲适性灵，如林语堂；读他散文的诗意精致，如余光中；读他的学贯中西，如钱钟书。在世人浮躁不实之气流行，空泛浅薄之风日盛的今天，能读到董桥的文字，真是如沐一缕清凉的惠风。他说，“在这样精致的按钮时代里，没有一点品味的人注定寂寞。”所以，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商业大厦里电脑键盘的噼啪声掩不住荷塘残叶中的蛙鸣，裕隆汽车的废气喷不死满树痴情的知了。”他唯美但不矫情，学识深厚又素朴淡泊。他让我们在现世荒凉的繁华之中依然不离不弃清静古雅的精髓。

喜欢董桥的灵性自由，譬喻传神。他为文不喜抽象说理，而偏好现象的丰富性。这一点常让人想起钱钟书，虽然董桥似乎并不完全喜欢他，他说钱钟书太刻意去卖弄，文字太油太顺，快得无声无息，不耐读。董桥的譬喻虽浅易晓白，信手拈来，但亲切感性，随意通透，且喜欢以男女之情立喻。比如他在《藏书家的心事》中谈“爱书”，说：“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幺回事了。”再如《夜读浮想》中说，“著书立说之境界有三：先是宛转回头，几许初恋之情怀；继而云鬟潦乱，别有风流上眼波；后来孤灯夜雨，相对尽在不言中。初恋文笔娇嫩如悄悄话；情到浓时不免出语浮浪；最温馨是沏茶剪烛之后剩下来的淡淡心事，只说得三分！”他的譬喻，在雅俗两极之间游荡，收放自如，幽默，深刻，又放达。“确乎有两晋六朝的风流绮丽，而不失却潇洒古澹的意趣并杂糅现代文化人的复杂心境，收放之间，精神相挽，富于张力。”

喜欢董桥的洒脱洞明，寓庄于谐。他的文字有时看似即兴而发，却深蕴妙趣，好似信手拈来，却是不可替换一二字的一针见血，可谓妙笔生花，汩汩而来。比如他那篇很有名的《中年人是下午茶》中对中年的定义，“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这就是董桥对中年的阐释。中年，也许的确是个尴尬的年龄，希望不能说没有，但已经变换了颜色；激情不能说没有，但总不似想象中的高潮；回忆不能说没有，但不知该断掉哪一章；书卷不能说没有，但仍未能免俗。而下午茶，原本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方式，却被董桥轻轻松松衔入世态闲情。言语之间，洞彻人心，让人感觉他一定是个懂得茶禅的人，于是这又苦又涩的下午茶就变得自由恣肆，洒脱尽情，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喜欢董桥的处处闲情，野趣十足。董桥的散文中，诗词，咖啡，古玩，书票，笺谱，野史，园林，随手拾来，舒卷自如，皆成妙谛，无出其右。就连题目也都是轻松随意，没有摆姿势的意思。比如什么《历史的脸得奖了》《英伦日志半叶》《小红被门槛绊倒》《星期天不按钮》等等。所以，读董桥也不必太严肃拘谨，那是一种闲适里的蓦然回首，一枕书香里的幡然醒悟。那种闲情似酒，可你永远只能微醺浅醉。虽然他被公认是一介斯文书生，中西的书卷气极浓，但文字从来不乏幽默的想象，野性在亲切随意中彰显。文笔中总喜欢自然流泻男女之情，又并不戒色，让人觉得信马由缰，野味感性，却又是一种更贴近人性的关怀。比如在《强奸翻译》中说起“翻译”，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董桥的悠闲野性是一种境界，总能在看似的九曲回肠后一泻千里，在天马行空，异想天开里尽展世态的变化无穷。用笔如漫天飞舞的梨花，片片芳香飘散，恣情恣意。

喜欢董桥的学贯中西，弘识学养。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散文，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要有Information，有Message给人。他可以把你从伦敦夏蕙那么维多利亚的地方，带到成功大学对面冰室那么苏雪林的地方，再带你到北平琉璃厂那么闻一多的地方。他可以这样描绘他认为的“文化史”：莎士比亚是值得读的。圣经藏了不少智慧。狄更斯故事并不空洞。索尔。贝娄的一字一句是用功练出来的。艾略特的诗给人带来似是而非的惊喜。劳伦斯有勇有谋。吴尔芙笔细如发。梵谷的颜色热得可以御寒。罗素虚伪得挺可爱。曹雪芹是可以聊天的朋友。沈三白体贴入微。林琴南的文字可以下酒。董其昌的书法可以养性。唐伯虎才气是有的。随园的笔墨迷得倒人。陈寅恪的史识太深厚了！在董桥的这些看似博杂的学问里有着他对中西文化深湛的根基。董桥能写出一些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乃是因为他坐在当年马克思坐过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苦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以至葛兰西。所以，他的悠然出自一种钻研，因而有种“气”，贯穿文中，百读不衰。

喜欢董桥热爱生命却又恬淡之极，不要大喜大悲也能参透世象，平朴淡雅又充盈丰富学养。如同眼在浮华闹市，心却在抚摸水流。繁盛时不惊，清寂中不怖。他只是随意中拨弄了水塘，就水花飞溅，轻盈飘逸。其实，他好似不经意的笔触里都是作者的用心，他说，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漉漉一地水渍耳。他的文字乍看好似散落一地的珍珠，最终总有一条线突然显现，让所有珠粒在瞬间穿起。他的文字总能让人感觉天然而然才是为文之道，他从来无意和你讲艰深的道理，但你总能穿过他的文字的小径最终达到最深的内核。有人说，他的散文过分雕琢，精致有如插花艺术，而他其实是想维护散文作为艺术精神的一种体现而非日常生活的某种延伸而存在的理由。

董桥的散文除了智慧和幽默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交给我们一种心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祥和与自在。那是一种大境界，所以，我知道，现在，我还不能真正走进它。那是一个悠然的午后桌上散淡的一瓶花，流畅的线条需要明慧的眼睛，奇异的风趣包蕴怀旧的神韵，深藏的学养浸透着古雅之意。所以，我需要一种年龄，需要一种心境，需要一种廓然，需要一个午后，当然也需要一瓶花，再来读董桥的“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

 

冉按：袁伟时先生说四九年后接受教育的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因为大家都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接受的只有一种统治者自吹自擂的声音。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史无不是在这种自我吹捧、公然神化中出笼的，成王败寇的老教条唤发了新的力量。许多人在这样的教育下，丧失了怀疑精神，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我们接受了几十年一边倒的说教，现在是拿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了。我认为，大陆至今为还没有一本像近现代中国史出笼——像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何方的《党史笔记》都只能算是个案研究，而不是通史——都是当政者洗脑愚弄、钳制言论自由的结果。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蒋廷黻、陈永发、张玉发、徐中约诸先生的近现代史专著，是值得一看的。除了蒋著外，其余都是在港台或者海外出版的，一般的读者很难找到。但拜网络之赐，现在在网络上也能查找到他们的部分著作了，大家不妨找来看看。下面是我几年前读大陆官方学者所写的史学著作的一个书评，至今翻看，仍不算过时，兹贴上来朋友们看看。此文选入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通往比傻帝国》。

我是个有历史癖的人，但这并不表明我对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有兴趣，这就像我对女人有无限的兴趣，却不能对恐龙有兴趣一样——虽然我也是个男恐龙，但不能搞近亲繁殖嘛——错不在我，责任在对方。对于恐龙只有让那些文明而不精神的人去喜爱了，而像我这样，很精神但可能有点不大文明的人，呵呵，只有身体好的漂亮美媚才有抵挡几下的资本。

恕我不恭，这是一个老年人金冲及先生制造的历史恐龙——《转折——中国的1947年》，真的很厚重，常读此书的话，至少手劲就不用锻炼了。我看了标题，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影子，加之一贯相信三联书店的眼光及该店长期累积起来的信誉，毫不迟疑的就买了。我本是个怀疑主义者，但这回轻信付出了三十六元的书价，以及两个整天的美好时光，还推脱了一个值得为之一去的酒会。虽然我曾经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反动居购书呆账》里说过：作者要想在目前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不受成王败寇的俗滥教条，及诸多意识形态圈套的束缚比较困难。但没想他写得这么差劲，实在乏善可陈，和那些浪费纳税人钱财，所拍的与此一阶段有关的历史影片，并无两样。

站在胜利者一边为胜利者说好话，风险很小，利润很大，这是一个傻瓜都知晓的选择，但绝不是学者所应为。我不是要研究者故意异举以鸣高，一定向胜利者猛放大炮去作异议人士，但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应当有的。《转折》一书中除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外，通篇都是以一种胜利者幸灾乐祸的姿态，没有适度同情之理解，来阐发其观点，运用其资料，其损害学术自由，客观分析是不言自明的。作者选择一九四七年作为解剖历史的个案，自然有彼时形势之走向，亦有其亲身所历的好处。但他的诸多观点，包括所谓的民心向背，并非其自有，而是一种常识。其它说法也大多袭人旧说，一律合符官方定论，没有丝毫的差池，就连标题也是出自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样的书如果是个普通人所写的一本“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宣传册子，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利益方向。偏偏作者是个在大学搞研究的学者，而出版者又是以出学术书著名的三联书店，就使我这样的读者忍不住要来批评几句。如果老先生还是博士导师的话，真让我想起王春瑜先生最近在《同舟共进》杂上所写的“论语新解”：“三人行，必有博士导师焉”。这便是我们当今大学学者泛滥而学术萎缩的一个缩影。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固然不是一只什么好鸟。事实上凡是一党专政，都干不出什么好样子，谁说自己强过对方，都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扯淡鬼话而已。常识告诉我们，凡是人类生活的公共领域，垄断只能带来灾难。经济上的垄断才有电信、邮政、铁路、民航这等莫名其妙的打着国家名义，而侔行业私利的利益集团。同理，凡是一党政府都喜欢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侔自己的私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利益之不能双赢，利益的获得不是按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出牌所得，必引致其它利益集团的不满，政权的更替就只好用武力而非按民主程序自动交替。才有几千年来的兄弟阋墙，同胞仇杀，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政权，都以自己为正统接替者相号召，但最终都只不过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也就是说，内战史不绝书，内战一方对另一方的正当性，只不过是存王败寇这种俗滥理论的翻版而已。换言之，内战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生灵涂炭，不必为某一党派或朝代的存亡，而幸灾乐祸，或忧戚悲伤。这就好比唐朝亡了，中国不会亡；宋朝灭了，中国亦将继续勃发下去。哪个党派下了，中国不会因此不是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文化大师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强调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真正灭亡的原因。对内战的灾难，要从超越党派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否则中国现代史的诸多研究都只不过是“政治正确”一堆垃圾而已。可惜的是，事到如今，史学界的人士对这方面很少深刻的反省深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陆地区中国现代史近一百年的研究，都是徒耗心力，拾人牙慧，作政治传声筒，是小部分利益代言人的历史。这样的史观不打破，中国现代史是没前途的。

我们常强调爱国，但我们经常把爱国最终搞成爱一个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爱国、爱政府、爱党永远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就是有关国家的意义也是各各不同的，对国家的指称在英文中有非常精细的表述，nation（系指民族意义上的国家，由文化凝聚而成），country（多指疆域意义上的国家），state（政体意义上的国家），爱国系指爱民族及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而非政府及政体意义上国家，因为任何一个政府及政体都只不过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言人，而非全体国民，所以它不值得去爱，而是值得公民去怀疑。一言以蔽之，政府政党不等于国家。但在我们的概念中故意含混不清，把爱党当成爱国的一种必要义务，这完全是混淆视听的做法。不但如此，我们有爱国的义务，但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何在？国家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爱呢？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可否一问，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生存质量来看，爱国完全不是一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游戏，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残酷付出。这就像老舍在《茶馆》中借常四爷的口所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土耳奇诗人康尼克在《为了祖国》一诗中曾说：“为了祖国，我们什么事没做过呢？／有的人送掉了生命／有的人发表了演讲”。那种用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去鼓励他人爱国当烈士的做法是不费什么油盐的，因为牺牲者不是他自己，而你爱国后，最后获益的却不是你自己而是只在那里徒知号召他人捐驱的人。这是庄子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说过了的，“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你哪里知道那些说尽好话的所谓圣人不是强盗恶人的开路先锋呢？

书评家约翰？威廉？格莱姆写过什么东西，我并不曾学习过，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了不起的书评家，因为他给我们创造了几句关于书评的经典。有个家伙将书给他，又急欲知晓他的看法，他便脱口而出：“你要我说／有什么心得？／我说，书已拜读，／纸张不错。”我把这样的教导来个改头换面，作为对《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书评价的结尾：“书已拜读，资料尚可。”有翔实的资料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超越党派束缚及意识形态的藩篱，没有独立研究的精神，没有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态度，没有重扣历史之墙而寻其本源的艰苦努力，其实际效果是为成语南辕北辙增添了一个可笑注的脚而已。

　　2002年11月6—7日一稿　　11月9日—10日二稿于成都

 

2007年春运铁路不涨价，这是铁道部刚刚宣布的，宣布内容还包括今后也不再上浮。这就是说，这些年已成惯例的春运期间铁路票价上浮已经寿终正寝。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铁道部说将使数千万人直接受益，同时提醒运力仍很紧张，春运期间有的线路和方向无法全面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尽最大努力为旅客创造较好春节旅行环境，并呼吁旅客朋友妥当安排出行时间，合理选择交通工具，尽可能避开客流高峰期出行。

这些年，我虽然已经接受了铁路春运涨价的现实，但未能明白春运涨价的理由何在。最直接的理由，大概是票价上浮，就可以调节客流，有些人本来要回家团聚，交通费用高了，他就不回去了。为此，报纸上还宣传过“民工在打工地点就地过年”的新现象，据报因为得到了关心，民工由衷感慨“跟回家过年一样”，甚至据说还有民工称比回家过年更热闹。

我对这种“调节”理论始终不能认同。人的需求并非总是一调节就可以省掉，一个人要用电、用水、吃粮、穿衣，价格高低虽然可以调节需求量的多少，但人总要能够生活下去，不至于能够调到没有需求。春节返乡，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应该不能只在“反对过洋节”时才去赞美吧，过年要回家，正是一种缺乏弹性的需求，一种调节难以奏效的需求。

当然，有人要硬犟，我也没办法。自从“价格调节市场”深入人心以来，就有人反复地说，任何东西紧俏，都是因为价格还没有高到合理的程度。按照这种说法，世界上就没有供给问题，而只有价格问题。大学入学资格紧俏，那就定价读一年十万元；电力不足，那就每度电价格翻个倍；如此等等，我相信定能让一切不再紧俏，哪怕发生了饥荒，都可以做到“粮食供应充足”；如果春运运力紧张，那就把价格再上浮，总可以浮到大家都坐不起车的程度。我想，这种道理，往好的方面说是一根筋，实事求是地讲是冷血。

很多人会说，铁路春运不涨价是一个惠民政策。我虽然承认铁路春运不涨价是一个好消息，但并不认为这是一项“惠民政策”。是的，春运不涨价，旅客都受惠，但问题是春运享受到不涨价的铁路交通，到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还是一种额外的恩惠。如果本该如此，那不过是还回了权利；如果这是额外的恩惠，那无妨叫做“惠民政策”。我看春运涨价只是一度有过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道义上很难站得住。

某种程度上，我甚至疑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惠民政策”这样一个说法。政策是什么呢，政策就该是为民众利益而存在的，政策不利于民，简直就可以说那不是政策，哪怕它有政策的全部形式，至少从正当性而言，它不具备被视为政策的资格。说哪一项政策是一个“惠民政策”，就好像原本政策可以是惠民的，也可以是不惠民的，现在我们采取惠民的那一种，于是大家要赞美一下，感谢一下。

以前常见到人说要“感谢富民政策”，我就感到有些怪怪的。我知道很多人说得很由衷，听的人也很受用，但政策如果不富民，难道要穷民吗，穷民可以是一个现代政府的政策吗？当然，中国确实有过搞“穷民政策”的时候。不过，后来不都控诉过了，拨乱反正过了，人们对政策本该如何不是认识清楚了吗？

政策应该是富民惠民的，否则就没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政府是民众组织来办事的，办了好事也无须特别表示感谢。国家就是要以人为本的，我实在不能想象国家除了以人为本还能以别的什么东西为本。现在都讲国际惯例，我看，没有“惠民政策”这样的概念，没有人“感谢富民政策”，不必强调“以人为本”，正是一种国际惯例。

或许，就中国的特殊情况而言，因为一些政策并不惠民，有过“穷民政策”和不以人为本的时代，所以要特别强调政策要惠民、富民、以人为本。这可以说明包袱之沉重，但不可以认为惠民、富民、以人为本是需要特加感谢的恩典。

 

 

之一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鲁迅尽管自１９１８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超众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张上，却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胡适说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但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肤浅的胡适并不理解这句话。只有鲁迅，才真正身体力行地窥见了、探求了、呈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孤独。

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太平歌诀》），而且也是他的孤独和悲凉的生活依据（从《孤独者》到《铸剑》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鲁迅那种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悲凉，已经有好些论著反复讲过了。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之二

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肤浅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肤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

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立前行。但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强力。

事实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构成了鲁迅特有的孤独和悲怆（悲凉）。一个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鲁迅认真钻研过佛经，鲁迅从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现代西方文艺中感受到现代意识，可能还包括日本文学所表达的人生悲哀无托的影响，都使鲁迅的孤独与悲凉具有某种超越的哲理风味。另方面，由于日益卷入实际的战斗历程，与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战，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战，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战，与“四条汉子”战……，他所感受、承担和认识的现实的黑暗、苦难的深重、战斗的艰难、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长、人民大众的不觉醒、恶势力的虚伪凶残以及他屡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误解、反对和攻击，受着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都使他感到孤独和悲怆。这是一种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与悲怆。

然而，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因为有前一方面，鲁迅才没有陷入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鲁迅后期的政治色彩异常确定鲜明，几乎压倒其他一切，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政治化。鲁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种封建主义作韧性的长期的尖锐斗争；但同时却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他早年所说“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超无限绝对之至上”的精神、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尽管他不再认为“迷信可存”，宗教当兴。鲁迅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这就使他的启蒙比陈、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之三

但鲁迅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也仍时时抚摸着生和死，惊心目睹着生命的逝去和灭亡的总将来临。鲁迅不象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深刻的悲观，用苦茶和隐士的自我解嘲来解脱人生。鲁迅恰恰相反，以愈战愈强的勇士情怀来纪念着这生和死，赞颂着这生和死。

正因为“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正因为死亡之后会希望有“坟”，即使不久它也将被踏平；也正因为“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所以，生命和死亡于鲁迅便不完全同于现代派。鲁迅把温暖和爱恋仍然留给了人间，即使写于“颓唐”中的＜野草＞诸篇，仍然洒泻着生命的力量。《希望》、《死火》、《墓碣铭》、《过客》、《影的告别》，在惨痛和死灭中仍有奋起；而《秋夜》、《风筝》、《雪》、《腊叶》、《淡淡的血痕中》，在冷峻中便更藏着极大的和暖、情爱和温柔。鲁迅在这里显然不同于卡夫卡，沙特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他更温暖，他的人情味更强。他不是那永远折磨着人的残酷的上帝。鲁迅把他的情感化为本体，放在他的创作中，留给了人间。

也许，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统？也许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民族魂”？它毕竟不同于加缪的西西福斯的无谓劳动。但鲁迅已经把传统精神置放在现代意识的洗礼下深化了，升华了，具有了超越的形上光彩。

所以，鲁迅的孤独和悲凉才有这强大的力量。

把体验着生和死、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的情感心理，化为形上本体，它将哺育着人间。他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他也就是那“使造物者也羞惭”的人间的猛士。

这就是现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这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奇异的融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巨大的心理本体。

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潜在力量就在这里。

鲁迅与陈、胡迥然不同。鲁迅是深沉锐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他的作品比起陈、胡来，显然具有远为强大长久的生命力。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和学术的），在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但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动着人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鲁迅的孤独、悲凉的人生境界也是超越和伟大的。

中国高速之痛

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势不可挡的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年增长率达11.3%，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出官方普遍预期。上半年中国经济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这是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而在2005、2004、2003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0％、10.1％和9.9％。

显然，中国实施的各种紧缩措施依然收效甚微。中国各地、特别是省市资金投入依然廉价、充足，并得到庞大贸易顺差的支撑，因此大量投资支出继续快速增长——当然并非所有支出都是有成效的。2006年6月份,中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33.7%，其中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月度投资增长尤为强劲。

高速埋下世纪隐患

之后的2007年，中国政府面临着两种可能：要么加大加快收紧货币的力度，要么再次迎接经济过热的风险。中国主导型“权力经济”依然发挥顶天立地的支柱作用，而且缺乏市场的共识，缺少温和、采取比较明智的做法，而是倾向于采取一些“不到位”的政制“权力”措施，2005年7月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到2006年4月升息区区27个基点。到7月17日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理由，但实际的紧缩步伐，很可能继续难以用市场来控制，因为中国政府上下都一直坚定的认为：“要保持适当的速度”。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第一次升值到2007年1月中旬，大约总体升值为6%，若按美国政府或国会有关数据指标人民币升值为20%或40%，那么则需要10数年或25年更长以上的时间。

经济过热，已经在中国演绎了近30个年头，但最热的却是在最近的2003年至2004年及2006年度，其间有所起伏、甚至被“软着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忧虑。中国某些数据更富“戏剧性”，此外中国地方的统计数据出名地不可靠，也许至今仍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但是，随着信贷规模的继续扩大，资产价格正在明显飙升，2006年末、大幅上扬的股市就是例证。尽管公司利润率出现下滑，但今年中国股市已经上涨45%。根数据显示，由于投入成本上涨，按2006年率计，中国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第一季度下滑了13.5%。中国资本股票市场依然是稀泥一摊——糊不上墙。但政府投资却再创历史之最，如经济相对薄弱的安徽省，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18.8亿元，同比增长48.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二位，并连续21个月实现了30%以上的投资增幅。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经济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省市的领头羊，这不过是中国经济“大跃进”的冰山一角。地方政府投资热，随着2007年中国地方党政换届的到位，“高速”中国经济正一浪高过一浪的难以阻挡、难有穷期。

人民币与“民富国强”

2006年10月末，中国当局公布了外汇储备超过10000万亿美元的数据。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人士披露：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同期增速34%（见中国新华网2007年1月7日电《新闻分析：中国“藏汇于民”坎坷上路》一文、作者李文川），而2006全年度又有新的、更大的增长。按此速度计算，中国外汇储备每各三年就可翻一倍多。

按此高速继续走下去，到201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将突破20000亿；到2025年中国外汇储备将达到80000亿美元。届时，中国总体外汇储备将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欧元、日元、卢布等10数种主要大国货币）。未来中国若真正要取得与国际社会同步的“民富国强”之路，那就必须“工资”与“物价”同期涨起来（中国58年以来起商品物价水平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一直处于明显偏低位置。但有一个大前题：遵循这一“民富国强”的必然规则，“物价”涨幅必须小于“工资”幅度），真是这样，那中国社会及社会体制将还有很长远与国际社会同步之路要走。

2006年，“美国政府每一年收入与债务之间有高达60万亿美元的巨大差距”（见2006年7月23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美国政府面临‘破产’危机》一文）。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外汇增持美元继续以每个月200多亿美元的水平在增长；中国货币“中元”走向
国际，依然找不到与美元平衡、共生的出路，甚至根本无法取得升值与自由兑换的实质性进展，缓解中国“中元”双顺差在继续无法阻挡的堆积、扩大、增长……

有著名学者建议：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已经是不争的实施，但用交易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交割”，这可能是“把鸡蛋放在很多篮子里”、解决中国过分依赖美元最行之有效的国策，也是保证让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取得国际能源突破的更有效国略。

货币国策的新猜想

美国正无声无息的实施着长中期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方略，中国外汇储备美元在超过10000亿美元之后、继续每个月以200亿左右在堆积如山，这就为中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越来越大的逆向困难,特别为中国中元爬上历史一个接着又一个、永无止尽的逼上新高峰的、又一个新高峰……美国国策美元未来的“战略性贬值”与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发展及未来对接国际货币及国际市场，都是直接相向、各奔另一端，那么中国含辛茹苦、几十年堆积起的美元外汇储备则必然会大举缩水，刚刚外汇储备超10000亿美元的中国，正在给美国政府每一年提供上1000亿美元的滚滚嗟来财富……2006年7月23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面临“破产”危机》，世界第一强国尚存“危机”，那何尝又不是中国的更大“危机”……

2007年伊始，中国邻里大国俄罗斯采取了“先提工资收入，再整体提高物价”水平的强国举错，保持了“收入增加大于物价增长”的必然趋势，也是与国际“富民强国”接轨最有效、可行的路途。这是一个国家增加国力最可行、重要举措国策，但不适用中国现时国情。因为，在今日中国拿“工资”的国民人数比率太有限（据估计，中国全部拿 “工资”国民总数，占全国劳动力总数人口的25%不到），增加“工资”不足以影响中国整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可能造成没有“工资”收入、9亿农民的生活基本质量大幅下降。但是，“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商品价格”是所有要走向富裕国家、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但这一策略的基准大前提是：提高物价水平，不能超越提高工资水平,工资水平要大于商品水平至少1/3以上）。一个商品与物资低廉的国家，永远无法进入富裕的国际大家庭，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金融环境与高速难测

随着2006年新“中行”“工行”已经分别在香港和上海挂牌上市，无疑又培育出了中国、乃至全球性的企业、金融巨无霸的“航空母舰”、成为今日天下无双的“独家寡头”（“独家寡头”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接下来，中国市场必须尽快培育出能与“独家寡头”并行、可以制衡的金融双恐龙来才行），否则“独家金融寡头”天意昭昭，谁知道、能干出什么莫须有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原“中行”辖下的刘金宝率领的“中银国际”（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不照样演绎出世界金融界绝无仅有的天方夜谭——“中银国际”法人代表刘金宝案，随着上海陈良宇案的继续深入，其漏洞依然在无可估量的成10亿、20亿、30亿……继续增加），在素有被称之有当然法律管制、独立运行、具有有效资本市场监管与制衡的香港，不照样把“中国金融”的天捅了一个天洞大窟窿？

未来中国经济高速的能源需求，将年复一年、一年更甚一年的再创谁都无法想象的新高峰。中国去国际市场竞争主要、大多数能源（如石油、气、铁矿石、黄金、钻石等工业能源和一些重要的财富资源等等），“中国制造”更普及的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经济不可缺失的重要途径。

 

香港《开放杂志》，原名《解放月报》，创刊於一九八七年，於今已经二十岁了。庆倖的是，屈指一算，我与《开放》的缘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无他，价值观相通而已。

我看重这本政论杂志坚守言论自由和独立办刊的执着，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言论环境大不如前的情况下，也在政论杂志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的困境中，《开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初衷。

作为大陆的独立知识人，也作为这本政论杂志的老作者和老读者，我受惠於这本政论杂志颇丰；我相信，大陆的许多独立知识人的感受，也会像我一样。所以，时逢她的二十岁生日。自然要为之写点甚么。

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泽东的，题目叫《混世魔王毛泽东》，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上。从此，我与这本政论杂志便结下了文字缘。期间，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间我没有为《开放》写稿之外，其他的时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她供稿。六四后，我进了秦城监狱，《开放》不仅为我呼籲，而且还转发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再次执笔为她供稿时，《解放月报》更名为《开放杂志》，我的名字也被添列为“特约撰稿人”。特别是我学会电脑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开放》上发文。我发表在《开放》上的文章，还先后两次获得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联合颁发的“人权新闻奖”，一次是“优异奖”，一次是“大奖”。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开放》的渊源，大概源於那篇名为《文坛“黑马”刘晓波》的访谈录，发表在该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结束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三个月的访学，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我特意坐了途径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採访，感觉更好！

採访中，金钟先生的提问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羁，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

金钟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尽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採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佔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罢，爱国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怀着感激，让我有机会即兴发挥。

今天，历史的进步结束了殖民时代，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的进步，大都於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关。今日中国的现实证明，凡是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无疑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如果没有官民对源於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中国经济决不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民众的私人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顽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让中国政治仍然处在僵化而野蛮的独裁阶段，也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经分裂的中国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陆中国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样，有免於恐惧的尊严，有免於禁言的自由，也就是过上一种真正的开放生活，《开放》杂志在香港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开放》能够进入大陆，依然保持其独立办刊、关怀社会、时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愿意继续作她的作者和读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钟按】谢谢晓波。他让我回忆起一九八八年对他的那次访问。那时，晓波“文坛黑马”之名盛传。访问中，他锋芒毕露，雄辩滔滔。最后“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虽然出格，我却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达。我在香港做了记者二十多年，访问做了几百个吧。基本上都是录音而亲自整理成文，没有一个被访者提过异议。犹记得一九八六年访问港大学者薛凤璇那次，他针对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局势很僵。我问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见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就让他们跳海去吧！访问发表后，他因这句话遭到传媒和市民的激烈围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搁置了。可是他事后致信给我，说访问写得很好。无悔。

今天，晓波事过十八年，也是一样的无悔。我感谢他们对新闻工作专业的尊重，也深感他们是有理智、敢於负责的人。晓波为了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们为他做了特别报导。当然，我不认为他说错了，或我报导错了，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没有是非限定的。

首发开放杂志

 

路透社的消息说，曾庆红向胡锦涛要国家主席。这个消息我信。换我是曾庆红，我也会这么要。为什么？他老曾家，自始祖曾子算起，两千五百年，一百多代，无人登此高位，人生不重来，再有一步就到顶峰，当然不能让它缺这一筐土。曾国藩也比不上曾庆红的高位。

所以胡锦涛应该首先对曾此举表示理解。关键是理解以后怎么办？给还是不给？如果我是胡锦涛，我的做法是：No！不给。

不给怎么不给？总得有个说辞。说辞是：“在我胡锦涛手中，决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国家高位私相授予。要给，也给人民，还给人民，让全体中国人民大选自己的国家元首。”

这说辞怎么样？响当当的吧？足以把曾庆红震个趔趄。

说辞不能说说就完了，得当真。如果说说就完了，不当真，威胁和灾祸只会加增，不会减少。古人说，口惠而实不至，怨害及其身。

当真怎么当？如果我是胡锦涛，我会这么当：

第一，放弃党主席，暂且抓牢国主席和军主席。为什么要放弃党主席？因为党主席实际上是一个很烂的角色，连出国都不好出。除了在眼下的中国还算点事儿，出国就是臭大粪。国家主席不能让出，因为他是一国的正经主儿。将来历史学家写本纪，也只写国家主席本纪，不可能写党主席本纪。

第二，党主席怎么放弃？开放党内民主，大选。大选要做些限制，比如五十岁，不染发。凡染发者，有装嫩泡妞包二奶养情妇欺骗人民之嫌。如比以来，老曾连党主席也甭想。

第三，那国主席和军主席之位最后呢？军主席之位我不懂，不装懂。国主席之位，最后，即在自己（胡锦涛）任满以前，把国主席也还给人民，让全民大选。

这样做的好处是：

第一，避免了与老曾进一步对决加剧。于双方，于国家，于人民，都好。如果对决加剧，我担心两位至少有一位，或者两位双双，将死无葬身之地。国家动荡，人民也受苦。

第二，如此，则中国真正的国父将不再是孙中山，而是胡锦涛，中国的华盛顿。

第三，曾庆红为老曾家在最后冲刺，胡锦涛也必为老胡家最后冲刺。胡锦涛若如此冲刺，等于掐了今后中国全部历史的尖儿，莫说这辈子曾庆红再也冲不过你，就是今后万世任谁也冲不过你了。老胡家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显赫的神圣家族。

王文怡当初在白宫朝胡锦涛喊话时，我曾写文章说：这是缘分，一棵树不会挨两次雷劈，王文怡这辈子也就朝你喊这一次话了，别恨她。

今天我还拿这句话鼓励锦涛大叔：老胡家再出一个你这样的，比一棵树挨两次雷劈概率还小，因而别忘了你该为老胡家万世的荣耀做什么。那种为儿女们谋大笔生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我看来，其智商比狗还低级一个白垩纪。

2007-1-12科隆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