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美］特里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印记》傅彪张秋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4《40岁登上健康快车》洪昭光著漓江出版社5《达·芬奇密码》［美］丹·布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6《退步集》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兄弟》余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山河岁月》胡兰成著广西人民出版社9《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美］杰克·威泽弗德著重庆出版社10《女人慈禧》向斯著华夏出版社

本榜据晓风书屋（体育场路529号）、晓风书屋紫金港店（浙大紫金港校区）、晓风书屋滨江店（滨盛路4102号）、三联书店（杭大路50号）、枫林晚书店（文三路54号，含杭州下沙店、宁波店、金华浙师大店）、江郎书店（天目山路127号）上周图书零售综合排定。持本版在晓风书屋、三联书店、枫林晚书店、江郎书店购买本榜图书，可享受8折优惠。

特别感谢杭州铁驴书社、南山书屋、印象画廊书店、满庭芳书店、真友书屋。

榜单提示：木心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杭州断货已有十日，上周六当它重新出现在三联书店和晓风书屋时，几乎引起了抢购。由于三联书店正在进行装修前的全场七折特卖，到的81册书在一天多时间里就销售一空。即使晓风书屋没有特卖，不到两天也售出28册。《哥伦比亚的倒影》枫林晚书店暂时还没到货，都市快报几家采样书店，目前只有晓风书屋尚有现书。

过去三联书店发来的一周榜单，销量十分均衡，前20名多在6－15册之间。尽管全场七折特卖从上周六才开始，但上周的榜单却显示，三联书店卖疯了———前50名都在9册以上，前20名都在20册以上，《哥伦比亚的倒影》更以81册高居榜首。

从来没有一次像本期一样，快报图书排行榜一周榜单几乎完全受一家采样书店影响———《达·芬奇密码》《退步集》《兄弟》这样的“旧书”能够再次上榜，几乎是靠三联书店一家卖出的，这三本书上周在三联书店分别售出37册、34册和16册。《哥伦比亚的倒影》的空前热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更是没有想到会好卖到来不及印刷。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出版社的预期是全年卖个两三万册，但首印1万册，三五天就售罄了。又遇上农历年春节，印刷厂放假，弄得全国都缺货。《哥伦比亚的倒影》热销，也引来网上的争议，天涯上有一个超长的帖子，就在讨论木心是不是又一个“文化泡沫”。这个帖子还在一天天加长，也越来越无定论，批评者和叫好者平分秋色，谁也说服不了谁。

木心是其“入室弟子”陈丹青一力引进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首发时，陈丹青就现身说法，大大褒赞“吾师”木心“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不过近期新浪读书一个有关木心的网上访谈，却被陈丹青谢绝了，知情人士透露他可能受到了“周围的压力”。在网上，已有许多人公开怀疑陈丹青是在“炒作”———既炒木心也炒自己。

一本散文集，使得读书界如此热闹，十分罕见。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人士透露，木心第二本简体中文集子，将在4月上市，看来还将有一番热闹。

演员傅彪和妻子张秋芳合著的《印记》，上周也在杭州热销，此书三联书店没有销售，但在枫林晚书店售出36册，晓风书屋15册，进入本期快报图书排行榜前三名。

傅彪之死，是去年娱乐圈中的大事。他的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过其妻张秋芳在傅彪身后的高调亮相，却引来一些人的猜忌，认为张秋芳是在利用亡夫炒作，炒作的目标之一就是这本书：《印记》。《印记》全书近20万字，其中傅彪生前撰写了5000字，张秋芳续写了18万字。傅彪撰写的5000字主要是回忆亲人与山东家乡的文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为张秋芳撰写的与傅彪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张秋芳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述了她与傅彪从相遇、相识到相爱的一个个细节，以及傅彪演艺生涯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傅张二人结婚生子、傅彪生病住院直至病逝的全过程。《印记》还单独开辟了一章朋友们写给傅彪的话，其中包括张艺谋、徐帆、葛优、韩红等众多好友的亲笔回忆文章。

读过《印记》，你很难想像，这是一个清晰看到自己生命终点的人留下的文字，那样从容淡定，沉静悠远，没有一丝慌乱———这就是傅彪。生命最后只留给他5000字的时间，然而这些文字，如同他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传达着朴实无华的真诚厚道与无所不包的大爱。直到终于无法继续的时候，傅彪嘱托妻子：余下的就由你来写吧。

于是，这本书有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印记》。读者的意趣是很难捉摸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本貌似很“专业”的传记图书，连续两周在晓风书屋热销，并在本期进入快报图书排行榜。

蒙古人创建的元朝，维持了不到百年。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雄风，却永远被人记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几乎都留有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王国的印记。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更是认定：“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在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蒙古人就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这本美国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所写的书，再现了在草原一隅的“世界之王”是如何创造蒙古帝国，并以此揭开现代社会大幕的。成吉思汗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欧洲后来的崛起，就源自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以其闪电战和包围战等前所未有的进攻战术，先扫平了东亚的抵抗力量，进而从后方击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后，让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不堪一击。在他指挥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军队，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

在杰克·威泽弗德眼里，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位在自己征服过的地盘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

法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导演吕克·贝松不但拍电影、写剧本，近年更成为青少年题材畅销书的作家，由他亲笔创作的《亚瑟》系列小说席卷法国，销量突破150万册。

《亚瑟》是一套明确以《哈利·波特》为竞争对手的奇幻小说，讲述年仅10岁的亚瑟，为了避免外婆美丽的房子落入邪恶的房地产商之手，而在一本难懂的书的指引下去神秘的迷你墨王国找寻失踪的外公及他所埋藏的珠宝的故事。

《亚瑟》系列前两部《亚瑟和迷你墨王国》《亚瑟和禁忌城》分别于2002年底和2003年底上市，连续高居法国畅销书排行榜达数十周之久；最近刚出版的第四部《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上市两个月就已售出40万册。这套系列小说日前已由接力出版社独家引进出版。

 

一、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近4年之后，2005年8月我再次到美国做短暂旅行。我曾在新泽西州生活了8年。在2002年回国后，我仍然每年都回去做短暂的逗留。而这一次美国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因“反恐”而改变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反恐”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意识形态，全民被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但那时“反恐”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停留在认知层面，尚未触及到文化深层意识和日常生活。虽然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充斥着有关恐怖主义和国家命运的各种言论，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从“9.11”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Americanism）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就是我在2005年夏美国之行的切身感受。

我刚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发现看守国门的卫士已经改换了门庭，换上了“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黄色新制服。我的护照盖上了“国土安全部”的大印，以前“移民局”的深蓝制服和“移民入境印章”一去不返了。这不仅是个外表形式的变化，作为一个有着长久移民传统、以多民族融合为基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在调整着具有标志其国体意义的移民政策。“9.11”之后，由于获知恐怖袭击者是通过赴美学习签证（F类）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美国国内要求紧缩留学签证和其他类访问签证的呼声高涨。美国政府拨巨款加强边境巡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运作，同时要求外国学生定期申报登记，抽查他们的电子邮件往来，在所有出入境口岸投资建立外国人离境追踪电子系统（以前对外国人出境没有记录），修改移民法以便限制商务、旅游签证的签转和延长，以及缩短短期签证的期限。通过这种种手段，调整了它一贯靠吸引外国移民来增加经济活力的国策，开始给跃跃欲试的移民以冷面孔，关窄了大开的国门。

“9．11”之前，人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即任何踏上美国国土的外国人都是潜在的美国人，许多有移民企图的外国人也不惜任何手段先进入美国国境，再伺机转为合法移民。但现在这种自由移民的意识渐渐发生了变化，非法逗留的外国人越来越难获得合法身份，并且随时面临着被移民局解递回国的风险，许多议员督促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停止大赦非法移民。美国境内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原本暧昧不清的界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国民内、外有别的意识也渐渐增强了。使这种内、外意识得到强化的象征性事件，则是2005年5月通过的全国身份证法案。美国从建国至今，国民从来没有任何统一的身份证明。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人们往往用驾照、出生证、学生证、学历证明、信用卡、职业证、护照（很多美国人不申请护照）、或各州临时身份证等证明自己的身份。除护照和出生证明外，从其他证件上很难区分谁是美国公民、永久居民、临时居民、或是非法移民。但刚刚通过的全国身份证法案（the REAL ID Act）要求所有人在申请新身份证时，必须提供永久住址、美国护照或绿卡、社会安全卡、所得税表、房产税表等共计8个分值（如提供美国护照得4个分值、社安卡2个分值等）的证明，方能取得身份证资格。这样一来，大量新移民无法取得身份证，到2008年所有其他证件将被新身份证取代，无身份证者将在搭乘飞机、火车、住店等许多事情上受到不同待遇。更重要的是，当新移民面对主流社会时，将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融入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也会感到更为艰难。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则可能通过统一的身份证加强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

二、

我匆匆地走出纽约机场港站，到租车行提取早已订好的福特轿车，向新泽西方向开去。还是在美国生活的老习惯，一上车我就打开收音机，拨到我最喜欢的两个波段：略显左倾的自由主义WNYC电台和右翼保守主义的“鲍伯•格兰德脱口秀”(Bob Grand Show)节目。让我吃惊的是，两个电台都在大谈文化冲突和种族矛盾问题。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从不顾“政治正确”的忌讳，一直都在赤裸裸地攻击新移民和一切非基督文明，这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全国范围播放的自由主义电台WNYC，一般会在种族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上谨小慎微，往往从积极的正面赞扬普遍人性和民族融合，而从不会去触及种族敌意这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但在驶往新泽西的高速路上，我一路听到各个电台的讨论话题，几乎都是移民的文化、信仰背景不同而给美国带来的内部离心力，或者美国的价值观与外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当然，WNYC是温和地讨论着个人种族背景所塑造的主体意识，及其与美国传统的自由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而右倾的脱口秀则激烈攻击有伊斯兰背景的美国人权组织，指责他们只顾伊斯兰移民的利益，袒护恐怖主义者，而置美国大众于恐怖威胁之中。另一个电台则忧心忡忡地描述着白人基督徒如何在南非受到不公正待遇，处境悲惨；基督教电台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主持“空中弥撒”或讲解圣经，而是直接讨论政治问题，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了美国社会价值的相对和拜金虚无主义。甚至当日的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也披露：许多新教教派的领袖宣称，将一改过去远离政治的策略，开始通过自己的势力在堕胎、同性恋婚姻、官方语言的多元化等问题上，积极地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早在殖民地时期，由黑奴而产生的种族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在南北战争期间，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对爱尔兰移民的歧视和黑奴争取自由的潮流。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波又一波的拉丁裔和斯拉夫裔欧洲人、亚洲人、犹太人大量涌入美国，种族矛盾空前的复杂和紧张。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市里，出现了不同民族人口聚居的社区，在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多种语言的报刊和异国情调的文艺形式。两次世界大战要求美国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崇高使命暂时遮蔽了民族间的龃龉。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迫使白人直接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一系列保护和救济弱势民族的法律和规章出台，并同时以强大的意识形态来规约种族和民族话语。“政治正确”使种族意识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大禁忌，以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一直统治着美国的社会生活。但是随着“反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种族的禁忌松动了，人们开始以各种形式和不同角度掀动着这只“潘朵拉的盒子”。

三、

《今日美国》近期做了一个抽样采访，在火车上询问不同背景的旅客：美国当局在机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安全检查时，是否应该对不同民族背景的美国公民区别对待？一位白人律师阿兰•巴伦（Alan Baron）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作为一名律师，他了解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对于公民采取区别对待的安全措施当然违反法律；但他同时又认为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对于法律的解释还应该根据现实状况，虽然不情愿，他还是同意对阿拉伯裔的美国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检查措施。而另一位黑人法律顾问罗伯特•卡特（Robert Cater）则激烈地抨击安全防卫措施中的种族政策，因为他最近在新泽西的付费高速公路（New Jersey Turnpike）上曾被警察逼到路边检查，他认为美国快变成警察国家了。这种两难境地正是对反恐中的美国的生动写照。“反恐”与传统的主权国家间的冲突与角逐非常不同，它将一个主权国家与组织松散的个体对立起来，这场角逐往往以动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清理主权内部的异己力量为结局。这使得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平等、人权和个人自由——直接面对国家安全这一更高目标的考验。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不能再像冷战时期或冷战后的“自由主义”时代那样，以一种抽象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表达，现在这些价值观只能通过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切身利益表达出来。美国白人倾向于强调国家处于生死关头，喜欢用巴伦律师的“我们处于战争之中”（We are at war）（On Security, Public Draws Blurred Lines USA Today, July 30,2005）这样的修辞，他们更关心安全问题，反而在人权问题上暧昧起来。有一个激进的电视节目重提“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把日本侨民囚禁在集中营里那段历史，这一问题在主流话语中早有定论，一直作为美国反思自己种族和人权记录的反面教材。但在“反恐”的背景下，该节目力图为这个让美国蒙耻的事件寻找合法依据——即战争期间对法律的解释应根据战争的需要。而少数民族一方面同样担心安全问题，但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可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威胁更为担忧。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6%的美国人支持所有人在出行时应随身携带全国统一的身份证，53%的人认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在机场登机前应受到更严厉的特殊检查，48%的人同意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随时抽查身份证，46%的人支持阿拉伯裔美国人应持有特殊标记的身份证（On Security, Public Draws Blurred Lines, USA Today, July 30, 2005）。美国民意显然在挑战传统的民权观念，虽然康州大学的政治学家卡罗•刘义斯（Carol Lewis）认为，历史上当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内的自由就会被限制，例如1798年美国曾通过“外国人和妨碍治安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授于总统行使驱逐外国人和封杀任何批评的特权。但据我观察，这次有关限制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相关事件，因为今天美国社会生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美国白人有2.8亿，占总人口的76%；黑人占12%；亚裔占3.6%；而在白人人口的76%中还包含了近10%的拉丁美洲裔人口。在右翼美国学者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看来，拉丁美洲人并不具有美国文化的实质，而只有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并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白人，（WASP）才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内核。因为他认为美国一切传统文化的根源都能追溯到英国的清教革命，甚至“美国的任何事情都源于新教传统”1。在亨氏的眼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永远都是外国人。他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身份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98年在拉美裔聚居的洛杉矶举行了一场墨西哥与美国对垒的足球“金杯”赛，整个9万人的大体育场早已淹没在墨西哥的红、白、绿三色国旗的海洋之中，当零星冒出几面美国星条旗时，立刻就被愤怒的球迷嘘了下去。美国球员遭到热情球迷们的水杯和杂物的狂轰烂炸，而墨西哥队每破一门都赢得暴风雨般的喝彩声。比赛结束后，一个美国球迷抱怨说，在自己的国家里却不能挥舞自己的国旗，洛杉矶对美国队来说是客场而不是主场。因此，亨廷顿等认可的所谓“真正的美国人”——即融入了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并接受美国政治价值观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50%强了。

美国在近20到30年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之快是历史上少有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后果也是深刻的。美国建国后虽然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但欧洲人是移民浪潮的主体，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和思想传统，往往能迅速整合新移民的文化离心力。作为少数民族的新教英裔白人，一直牢牢控制着美国这个“文化熔炉”的“配方”。而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近20年来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英语作为无可质疑的通用语言这一既成事实难乎为继了。前几年不少美国议员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但是，西班牙语、韩语、中文、阿拉伯语等仍充斥着广播、电视、报纸、路标、广告和许多官方文件。据一项调查统计，在纽约市约有75%的常住人口是外国出生，他们当中又有60%在家中说各自的母语，英语已不再能独霸美国社会的交往系统。其次，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显然也与经典的美国性有了很不同的含义。过去移民是通过实现“美国梦”来融入美国社会、变成美国人的。好莱坞电影一度成为“美国梦”的重要载体，好莱坞明星的形象更是成为标准美国人的模板。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国梦”少了许多文化元素，变成了非常物质化的现实指标：汽车、别墅、一份稳定的工作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因宗教和政治迫害而移民美国的清教徒模式，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纯粹经济移民，主流英国新教文化的整合力从根本上被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美国保守势力逐渐上升的原因，他们不断鼓噪反移民和统一语言，并强调宗教信仰和传统的价值观。但这次保守派的叫嚣与1798年的排外或二战前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保守势力的崛起并不是源于美国面临着像历史上的外部势力的威胁，而是面对来自内部文化多元所带来的离心力的挑战。当然“9.11”作为来自外部的恐怖袭击，对美国保守文化的膨胀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使保守主义者干脆撕掉悲天悯人、普遍正义的面纱。但恐怖袭击毕竟不同于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国际战争以利益冲突为基础，而恐怖主义则以信仰和文明冲突为内在逻辑。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亨廷顿等更加强调美国文化的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对抗，对美国未来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国家间利益的角逐，而是不同文明和信仰间的冲突与对抗。

四、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旁的“迷宫书店”（Labyrinth Books，纽约市最大的学术书店）随手翻阅几本“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现在这几期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多以美国日常生活中的种族矛盾为主题。许多小说讲述犹太人、拉美人、亚洲人等在主流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新上架的长篇小说中，也有不少相关作品。虽然民族文化焦虑和种族意识是美国文学中不变的主题，但这段时间的小说对种族意识的再现，却似乎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拉美、亚洲和其他新移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取代了传统黑人文学的种族歧视叙事；其次，在后殖民文化理论的洗礼之后，小说在表现移民的文化认同和自我主体困境时，也在叙事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的美国小说不仅仅剖析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也进一步探索移民的困境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例如一部短篇小说从一个美国小镇上的犹太孩子，经常受到基督徒家庭孩子的欺负和骚扰，演绎出一场微缩版的几千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恶战，并从少年的群殴中，隐喻了以色列复国的历史场面。更有作品从拉美或亚洲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揭示出新移民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以及如何与美国梦发生冲突等等。移民的个人身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小说叙事的张力和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传统黑人文学的种族叙事。

在2005年的好莱坞影片中，有一部影片公然触犯了“政治正确”这个大忌。保罗•哈吉斯（Paul Haggis）执导了《撞车》（Crash）一片，冒着可能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的骂名，他直接戳动美国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伤疤——种族不和。有电影评论指出，种族、文化、信仰之间的冲突是现代西方经验的核心，但它同时又是西方社会最大的禁忌，“种族主义者”是西方语言中最致命的诋毁，而《撞车》的导演哈吉斯，却用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来隐谕在洛杉矶这个种族混居的都市中所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他故意安排了脸谱化的种族代表：有暴力倾向的黑人劫持汽车、有种族偏见的白人警察无端骚扰黑人影星、斤斤计较的犹太人偏执地谋杀一个锁匠、大惊小怪的亚洲人在交通事故现场大吵大闹。通过这些戏剧化的场面，影片呈现给观众一幅现代西方社会生存状况的全景：在每天的日常作息中，不同文化背景和肤色的人，在彼此交叉的生活目标中穿行，相互缺乏信任又难以深入沟通，往往给对方造成挫折感和沮丧。可能导演哈吉斯最终没有勇气面对被指为种族主义者的窘境，他特意给电影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那名种族歧视的白人警官，舍身营救被他骚扰过的黑人女影星，在烈焰吞噬的汽车残骸里，双方握手言和。在极具戏剧化的巧合情节中，普遍人性得到了伸张，观众们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释然地走出影院。虽然影评界对结尾不合情理的巧合大加批评，但最后还是给《撞车》以肯定的评价：它确实触及到当代美国人的种族神经，但远比政客们天天炫耀多元文化如何美好，美国人应为自己的“文化熔炉”而感庆幸的意识形态，要强得多。

移民的涌入加上反恐战略的催化，种族矛盾与文明冲突这只“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当我到达新泽西与朋友们见面聊天时，我发现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对自己的民族背景有了更强的意识。有一位希腊裔的朋友，虽然是美国土生土长，突然莫名其妙地自称欧洲人，而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了。人们对敏感的“政治正确”也不像以前那么谨慎了，越来越大胆地抱怨各种移民问题和文化冲突，特别是对伊斯兰文明，更是口无遮拦。种族和文化问题是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又可能使社会分裂，甚至导致动乱和冲突。民族与文化问题是困扰人类的永恒问题，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这个难题的某个方面而压抑其他方面。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超级强盛的大国，同时也是个由众多民族移民组成的国家，她的内部离心力其实还不仅限于民族之间，还要加上老移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这使她对外强大、团结的外表大打折扣。在最近被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的新奥尔良，因贫富间的差异而导致了人们在灾难中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也包含了种族间的经济落差。

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幅员横跨多个国家和民族，却由于不同民族和地区给她的内部带来的巨大离心力，最终由被她征服的野蛮民族——日尔曼人组成的军团，从内部瓦解掉了。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63.

人们无不爱好真理,但有时追求真理是危险的。

追求真理所带来的危险,有两种。第一种如布鲁诺与伽利略：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论”，被教廷用火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制造天文望远镜观望宇宙，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双目失明含冤而逝。第二种如海德格尔与卡尔·施密特：海德格尔这位二十世纪公认最伟大的哲学家,挚友与情人的规劝都不能阻止他加入支持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列,至死他都不愿道歉；卡尔·施密特被人誉之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德国纳粹政权登峰造极的政治学家，希特勒的头号法学家。

布鲁诺与伽利略由于勇敢反抗强权的枷锁，为人所称道，纵然千般危险而不该因个人祸福以逃避。然而，海德格尔与卡尔·施密特由于迷恋暴政与狂想，给自己乃至社会所带来的毁灭，不得不令人伏案。

由于对真理的偏执而带来类似海德格尔与卡尔·施密特的危险，古今中外不鲜。

柏拉图一生追求正义，但他的《理想国》可以说是法西斯思想的初芽。尼采的智慧与哲学为人所称道，但尼采的强权思想可以说充当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启蒙老师。孔子一生追求“仁义”，但孔教思想后来却演变成了暴政渔民的大伪。韩非子的法家思考独具价值，但他对于君主暴政的宣扬最终毁灭了自己，也间接导致了中华百家争鸣的终结。

默罕默德说:“寻求真理,哪怕他远在中国。”热爱智慧的默罕默德一手创立了伊斯兰教，给世界奉献了独特的阿拉伯文化。可是，今天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却读着《古兰经》，对“异教徒”大肆制造恐怖主义活动，行专制暴政。默罕默德为阿拉伯播下龙种，却生下了跳蚤。

柏拉图、尼采、孔子、韩非子、默罕默德，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超凡的心灵与卓越的智慧，本着对真理的热爱，他们发愤而立言。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真理的追求为什么会如此导致危险？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或许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每一个人总是试图探寻真理，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准则，甚至妄想以自己认为的真理一统江湖。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所谓一些“伟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实是一种妄想罢了。优秀的哲学家也好，伟大的政治家也罢，总是象盲人一样在摸象、在争吵、在号令天下，上帝则一言不发，暗自冷笑。

更为要命的是思维的狂妄。偏执地追求道德与政治的唯一正解，偏执地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狂妄地失去谦卑与自我反省，狂妄地禁止其他“摸象者”的发言，就如幽灵一样笼罩在我们的内心世间。

狂妄的“摸象者”，居庙堂之高，则演化为“国家专制主义”：一声独响，堵禁众言；一教独尊，杀尽百家；一党独断，阉割他党。处江湖之远，则沦为“田野专制主义”：山野村夫，一言不合拳脚相向，是为自己的道理为道理，别人的道理为无理；潜水网民，观点相左秽语横出，是为自己的观点为大是，别人的观点为大非；“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是为自己的生命为生命，别人的生命为草芥。

国家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真理永远成为空想，强力屈服下众“摸象者”异口同声，内心则充满愤懑。田野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国家专制主义永存沃土，指导思想意识形态走马灯式替换，众“摸象者”不可按耐循环造反。

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就批评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是无人理睬。后来法家的商鞅提出“壹教”，用行政手段禁止各派学说，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法家独断论，终于从田野专制主义思维走向国家专制主义暴行。

从田野专制主义思维走向国家专制主义暴行，一步之遥。其惯用的手段是借助暴虐的强力。当拳脚相向、秽语横出、利器杀人遭到现代文明的谴责，化装成圣主的忠臣以邀宠，借行政权力之刀屠观点相左之“刺耳言论”，成为独断论者丧失自信后所亲睐的武器。

行文既将落笔，闻北京大学旁听生周之金，不满于马克思主义遭到师生冷漠，愤而上书中共总书记，举报北大讲师及同窗。又言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龙种” ，最高中央必须带领整个国家再来一次真理的大的讨论，以大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扬弃。

周之金说，“我仅仅希望的是追求真理”。然而听完此言，阵阵寒意袭上心头。

最近,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又在重播红色电视连续剧《长征》。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播出该剧了。不过，究竟是第几次播出该剧无关紧
要，与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也无关系。此外中国央视为了配合共产党
保先教育而播此剧也与本文主题无大关系。我在这里想要告诉读者们
的是如下的一些思想。

１、上述电视剧《长征》系出自于一种陈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
　　建立在共产主义绝对正确的基础上的。由于这种历史观将共产主
　　义价值观、共产主义运动视为人类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东
　　西，因而它就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绝对正确伟大的光辉
　　形象，正如我们在电视剧里面所看到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人是一群为了中国人民正义事业而作着艰苦奋斗的品德祟高
　　的人。他们的事业成为一种绝对神圣正义的事业。由此，他们得
　　到了电视剧的制作者们的大力颂扬：佳美的歌曲唱给他们，最美
　　的颂词给了他们，历史的伟人桂冠给了他们，而那些与他们的观
　　念对立的人们、他们的敌人，则作为他们邪恶的对立面而存在，
　　反衬着他们的伟大。正是出于这样绝对的历史观，电视剧成了我
　　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样子。但是，这种历史观是否真正正确呢？是
　　不是只存在这样的唯一的一种历史观呢？显然，当我们放眼世界
　　时，当我们对历史问题抱着严肃认真的求解态度时，我们发现，
　　并不是只有这样一种唯一的历史观，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观。

２、一种新的历史观不但存在着，而且应当成为引领人们对历史作出
　　新的认知的工具。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在那陈旧的
　　历史观中被误导得太久与伤害得太深了，我们需要解救。那么，
　　新的历史观是什么呢？新的历史观是与现行的普世共认的人类基
　　本价值相关联的。新的历史观是民主自由的历史观，是人道主义
　　的历史观，是文明进步的历史观，是不会忽略人们的人权的历史
　　观，是寻求历史上的人们应有的主人意识的历史观，是拒绝认可
　　上帝牧羊式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以这样的历史观来看长征
　　这样的历史事件，来看长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对手，
　　看他们之间的冲突与悲剧性的结局，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与《长
　　征》的制作者们在电视剧中所表现出的倾向就完全不同了。我既
　　无心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主要成分是劳苦农民的所谓的人民革命
　　看成是恶棍的造反，看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合法政府的颠覆
　　（虽然，共产党的造反确实在历史性的政治导向上犯了一个极为
　　严重的错误，共产党革命没有将中国导向现代化与社会的自由民
　　主，反而造成了恶果延及当今的体制性重大社会疾病。），我也
　　不会将共产主义革命或者说假借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真正拯救
　　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从政治的视角看，中国的共产主义
　　革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从人道的视角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
　　命亦是一场巨大无比的人道主义的灾难。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二
　　党因党争而导致的残酷的内战使得中国与中国人民蒙受了多么巨
　　大的苦难呵！长征实际上是国共、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
　　党开始走上以武力夺取政权道路进程中的一个路标。有什么值得
　　夸耀的呢？在一国之间，二个持不同政见的政党组织各自动员了
　　自已的社会支持力量进行着残酷的血腥的战争。战争夺走了无数
　　的人的生命。战争最终导致共产主义怪物在中国的长达50余年的
　　暴虐之极的统治。这有什么让人尊敬的呢？由此可见，不同的历
　　史观将使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得出完全世界不同的评价。

３、新的历史观无疑具有替代价值。旧的历史观已因它的虚假与偏执
　　而无人真心信服，比如，极端夸大共产党人民革命的正义性，看
　　不到共产党人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种与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的农民
　　起义没有多少区别的社会变革运动，其结果是推翻了几乎在一切
　　方面都指向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新的历史观因为符合现代
　　的基本文明准则因而具有真正强大的生命力。可以预见，当人们
　　摈弃了那陈旧的历史观而开始以新的历史观观照历史时，人们必
　　会对历史有新的认知，而这正是我们向前迈步的前提，我们当知
　　道我们应当向什么地方走去才是正确的。

新的历史观，理想与现实，理想必须战胜现实，理想也一定能够战
胜。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喻东岳被关近17年后获释出狱

郭飞雄获得出行许可 停止绝食抗议 艾晓明

【2006年2月24日狱委讯】郭飞雄来电话说，有关方面表示同意他出行；他因此停止绝食抗议。他暂时不会介入广东方面的一些事情，准备回南方老家修养身体。我在电话中告诉他一定不要再伤害身体了，也请高律师多多保重。因为目前能够站出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人是那么的少，而需求又是那么的多。每天端起饭碗，想到绝食的高律师、失踪的胡佳，我心里都有巨大的犯罪感。据我听到的情况，很多人都说不是不支持高律师，而是无法承受失去自由、不能工作的代价。过去人们说，不要压迫女权主义者，她们自然会累死的。同样，今天也不用打压维权律师，他们会死得更快。为了活着而为人民工作，希望各位维权律师多多保重。

　

   史书记载，1906年，晚清中国的统治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准备若干年后实施“宪法政治”。此举本意，试图借助实君立宪，绵延大清王朝的寿数，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以后又历经“民国中国”而步入“人民中国”，迄今恰好百年。然今日中国之国体政体，仍止于“文本宪政”，却尚未抵达“实质宪政”。百年历史轮回，着实令人唏嘘。

    记得以往课堂教育的印象中，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晚清到北洋、民国执掌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基本上都说得一无是处。国内公开出版的历史教材和一些正统的史志，只要提及近代史，负面的评价远远多于值得肯定的地方。至于那个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黎元洪与蒋介石，除了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其他几位多以“卖国贼”、“反动军阀”、“乱世奸雄”、“人民公敌”加以盖棺论定。仿佛近代中国的遍体鳞伤和屈辱历史，就是这些“反动”、“无能”的人物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很大的偏见。这段历史，被百年来的某种错误的政治理念和一党之见的史学观，扭曲深重。历史流变的诸多真相，也掩埋得实在太深。

    直至电视剧《走向共和》展播之后，才让人看到了一部“前所未有”的近代史。我以为，此“近代史”，应该比我们以往所解读的“近代史”更合符本来面目。似乎有着“正名”的意味。

    谁都知道，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由一党独大的中共主导的。百年后的中国虽已步入政党政治，但没有反对党，不存在任何可与中共对等制衡、彼此监督的政治势力。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政党普遍的组织原则，而一个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庞大政党，自然也可号令全民无条件服从其领导和统率。应该说，中共主导改革大业的强势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中共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背景十分纯粹。虽然西方人对此颇多异议，但在中国，正因为有了强势的一党执政，才保障了这个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和平生存的境遇，才可以动员全国的一切资源和力量，迅速全面推行诸如“改革开放”的新政，并在短短二十年间，使国家经济由濒临崩溃的豁口，迅速走出困境，引上急气直追、快速发展的正道。
    相比之下，百年前晚清政府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就大不一样。那时候力图借助“改良”、“洋务”、“开放”的途径来改变国家面貌的政治家、改革家和知识精英，他们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的制肘，远比今日中国来得复杂、艰难和险恶。因而，他们的识见，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勇气，也就比今日的中国改革家更加难能可贵。不说别的，只要看看这阶段的国运遭遇，足可以让人一言难尽。

    同治中兴拔锚起航，社会破坏力极强的太平天国暴民也起事。太平天国灭了，饿狼般垂涎中国的疆域和资源的日本人挑起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甲午败后，维新党掀起，逼着光绪皇帝变法“西化”，但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慈禧太后却不同意“西化”，近代中国第一波“政治文明”的改革终于在流血政变中夭折。维新变法败后，义和团拳民又开始闹腾，打出“抚清灭洋”的口号，其实是大国寡民的野蛮之举，但正应慈禧太后排斥洋人的心思，仇杀洋人事件因而频频发生，导致八国联军武力讨伐，太后居然自不量力向十一国同时宣战，结果可想而知，换来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国家未复平静，孙中山扯起了“共和革命”的义旗，晚清政府一边打压，一边被重提新政，出“立宪预备”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引入“宪政政治”这个概念。但事情却无法一帆风顺，“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纷争不息，结果还是枪杆子说话。1911年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赶跑紫禁城里的大清末代皇帝傅仪，宣告晚清统治到此结束。当时有句名言：皇帝跑了，辫子没了，革命胜利了。似乎国民革命的政治势力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但在“有枪便是娘”之占山为王的年代，从晚清帝制衍生出来的北洋军阀，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绝不喜欢书生意气、光说不干的孙中山孙大炮来做新的“君王”。袁世凯凭藉其翻云覆雨的手腕，做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们过去的教课书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甚至把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合法选举产生的“大总统”称之为“窃国大盗”。后来又说是孙中山有政治肚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大头。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袁大头是唯一能够平息乱局的政治人物，孙中山是无奈之中让位的。设想一下，如果孙中山自认为能够左右全国的乱局，如果他具有那种统领全国独一无二之领袖威望和枪杆子的实力，他会舍下这“大总统”的位置让予他者吗？——其中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八国公使放言表示，如果南京的孙中山当政，各国政府将不予承认。他们只承认北京的袁大头。

    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革命与战祸，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题和几乎每一天的日历。三十年代当翅膀渐硬而又处于合法地位的蒋介石，在降服大小军阀并主政民国中国之后，把中共定为“匪党”，逼得弱小的“共匪”一路溃逃，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然而，在“共匪”看似走投无路、淹淹一息之际，日本人又打了进来了。教课书上说，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其实这个“北上抗日”绝不是红军长征的初衷。红军的初衷只是为了躲避蒋介石之中央军及其联手的地方军的追杀。日军入侵中国，给了深陷困境的中共一个喘息的机会。面对外族欺侮，东洋鬼子闹到了自己的家里，再不团结的兄弟，也总该胳膊往里挽、拳头往外打嘛。你蒋介石再说“攘外必先安内”，也与丧权失地，有辱民族尊严说不过去吧。中共用了个“离间计”，就让张学良的东北军捅出一个“西安事变”，逼着最高统帅联合抗日。蒋终于无法违逆民族自尊这块照牌，不得不实行国共合作。由此，中共便在“联合抗日”的进程中日益壮大。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由战前的几万散兵游勇，强壮成拥有一百二十多万的虎狼之师。中共已不再是一只弱小的兔子，而是成了可与国军在广阔纵横的国土上进行全面对决乃至君临天下的“狮子王”。

    按说，以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的目标宗旨，抗战结束后，咱们国家已经面临了民主政治的良好机遇。遗憾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不是华盛顿，都不是现代政治家，他俩的骨子里还是脱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帝王情结，都很清楚“一山难容二虎”的古训。这也难怪，毕竟蒋介石在上海滩“青红帮”的码头里混过，而毛泽东又在江西老林井冈山里做过“山大王”，都有舍我其谁的“蛮霸”之心。于是，中华大地闹出了人类诞生以来国家内战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两王”之争。这一次可是真枪实弹、炮火连天、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的“夺王”之战。1949年，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了，那就是中共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背后的走过的一条长路，却是用尸骨堆出来的。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共夺得政权，平定天下，坐拥中国，是用6000万个人头换来的。
    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既写尽了丧权辱国的无地自容，也充满了革命与战乱的血雨腥风。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如何建设，人民怎样寻求福祉，那些一心想做“霸王”的乱世英豪，都无暇顾及。“革命”，作为一个使人兴奋激动、斗志昂扬的关键词，激励了那个时段的中国年轻人。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就是一种时尚。即使你想躲避“革命”，“革命”还是要找上门来，逼着你做出非彼即此的选择。遗憾的是，到头来，却像鲁迅先生所言：革命之前是奴隶，革命之后成了奴隶的奴隶。

    纵观过往百年中国历史，无论国民革命还是中共革命，从建政掌权可作类比的相同二十几年的时段来看，两者的政治结果有点大同小异。最穷苦的工农阶层，仍是社会最低层的劳苦大众，这个困局和事实并没有彻底改变。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政治上专制的管制体系，以及沿习秦朝以降的行政官制，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唯一最大的改变，无非百年前的中国是“一家天下”，现在则成了“一党天下”。因此，中国人的言论、出版、新闻等这些属于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人权自由，始终没有真正地得到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日中国治政呈现的政治文化的现实场景和具体举要，竟与晚清中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况味。

    透过最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读物和镜像图影，如《帝国的回忆》、《尘埃》、《晚清大变局》、《天朝的崩溃》和《非常道》，包括电视剧《走向共和》等，我觉得中国今日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思路，特别是政治上的改革力度，还没有完全超越晚清时期那些富有远见的政治人物。中国走过了一百年的轮回，依然要从百年前曾经提出过的“改良”与“变法”开始。而且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与那个时候差不了多少：“变事”的多，“变法”的少，比如注重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强化物质建设，而事关政治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步履缓慢，比如“党禁”和“报禁”。这方面还不及北洋时期来得开放，当时全国大小不一的政党团体竟达300多个，不论官方还是私营报刊媒体完全独立自主，政府公允批评、揭黑和监督，以至当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犯案时，地方法庭也可向其发出传票，要求其当庭接受质询，这种情形在当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无法想象。北洋时期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言论最开放的一个时期，也正因为此，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作家和报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

    此外，从国家对外交往这个层面来看，虽然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境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1949年到2000年，除了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导弹炸毁，中国无奈吞下苦果而无以强力反击，并没再出现过其他何等明目张胆的外侮事件，和显而易见丧权辱国的现象，但西方在中国实施承续百年前的“改革开放”国策之后，还是实现了百年轮回中殊途同归的利益目标，当然，中国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建设条件和经济发展的资本。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一是由于国内政经压力所迫，历经邓公和朱镕基等政治强人一以贯之的涨帆把舵，其二与外部强力的作用也不可分割。只是，百年前的西方列强是用战舰和枪炮冲开中国国门的，现在则用资本输入、技术引进和WTO的游戏规则，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两者都未从根本上触及乃至改变中国的“国本”——人治大于法治，权力高于法律的积习与困局。

    难怪，曾经担任过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年逾八十还要大声疾呼：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他说：“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而“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2003年3月10日《21世纪环球报道》）
    李锐说的是今日中国的实情。可能许多有识之人都意识到了相同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一直在重复强调一个真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点在今日中国不时被证实，被应验。中国的腐败由先前的个人行为，演变成现在经常发生的“一把手”、“成系统”以及习惯性、全面性的腐败窝案，足以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诚然，尽管中国人早就赶跑了清朝的皇帝，孙中山的“共和革命” 与袁世凯的“窃国”，仅成为历史的记忆和后人在学术上的争议而已。然而，封建专制的阴魂决没有彻底消散，类似帝王时代的“宫廷政治”的神秘性和专权行事的独断仍然存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世袭领导人金正日认为：领袖的威望源自神秘。不管一个党还是一个领袖，如此依赖高墙深宫的神秘性，而拒绝普选政治的透明化，这就是专制的本质特征。然而，试图仰仗刻意的神秘构建政党和领袖的威望，这种所谓的“威望”往往是虚假的，脆弱的，只有也只能在行之有效的愚民政策匹配的条件下，它才有一定的韧性。这一点，在1989年苏共分崩离析与前二年萨达姆孤命蒙羞的瞬息突变中，已得到足够令人震憾的明证。显然，在日益开放的中国要继续实行一如既往的愚民政策已越来越显得困难，也会让人觉得可笑和可悲。

    综上所述，如果说百年中国的人文开化有何进步，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人渐渐意识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挨打，实际上决不单纯由于经济不力，武力不强，而是因为排斥现代政治文明，抱着因循守旧的体制不放，文化理念缺乏世界认同。现在，虽然国人普遍的文化受教程度和思想素质还比较低俗，人们的政治理念也普遍并不急于向往民主政治，但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信盲从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这应该说是一个民族能够持续发展和奔向现代文明的民智起点。

　　1991年12月25日，在西方人欢度圣诞的时刻，与西方“冷战”40余年的苏联度过了孤寂、寒冷的最后一天。当夜，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飘然而下，像一片火红的落叶。存在了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从世界版图上消失。苏东剧变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沉重地倒下了。

　　团结工会拉开巨变序幕

　　肇始于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拉开了苏*东*演*变的序幕。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

　　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团结工会诞生于罢*工的浪潮中。

　　从诞生之日起团结工会就是一个政治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提出了团结工会接管政权，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明确政治目标。12月，团结工会决定发动全国总罢工并建立武装工人卫队。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军管带来了暂时稳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

　　1988年，波兰政府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决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美英等国政府利用波兰的债务危机一再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对团结工会及领导人的各种援助和各种奖励也接踵而来。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有限主权论”，尊重东欧国家的自决权。1989年1月22日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右）宣布，团结工会接受政府举行双方会谈的邀请。这位前格旦斯克造船厂的电工推倒了东欧巨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内外交困之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政府同反对派达成了一揽子方案，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合法化；同意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

　　1989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选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在议会460席位中占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占99席。1989年7月19日，议会以超过有效票半数1票的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政府总理。

　　1989年12月1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匈牙利十月惊变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震惊世界，受到各种牵连的家庭达几十万。33年后的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告终，全国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星被拆除。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直是埋藏在匈牙利人心底一个症结。在苏联实行“有限主权论”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人们只能讳莫如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放弃了干预东欧事务的政策，使翻案成为可能。1989年前后，要求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的呼声日高。新任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主持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民族起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是“站不住脚的”。1989年1月28日，波日高伊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在广播中宣布了历史委员会的上述报告。党内上层发生分裂，反对派则深受鼓舞。6月16日，25万人参加了纳吉重新安葬典礼，葬礼变成了政治剧变的动员大会。

　　西方国家则竭尽全力促其速变。利用债务施加压力、许诺各种优惠条件诱其就范，从美国总统到德国总理的各西方国家政要穿梭奔走于东欧各国。

　　柏林墙的修建与推倒代表着冷战的起始，前东德人一度认为翻过伯林墙就能得到自由。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终于顶不住强大的压力和诱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6月13日坐下来同9个反对派组织和7个社会团体、运动三方代表开始举行圆桌会议和政治协商谈判。经过3个月的谈判，社工党作出同意放弃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社工党一步步地走向了分裂。1989年10月6-10日，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前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的决议，党就此分裂。

　　1990年1月，竞选在匈牙利全国展开。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论坛获胜，在议会中获得164席，占席位总数42.75%。5月23日，民主论坛与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新政府上台后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柏林墙倒塌

　　1989年，在左邻右舍剧变的推动下下，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和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主德国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划上了句号。

　　1989年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上讲话：“民主德国也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问题，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他告诫民德领导人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游行示威的浪潮在民德国内蔓延开来。10月7日，民主德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晚，柏林数千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10月9日，在民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爆发了7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口号从“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发展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近80万党员退党。10月19日埃里希.昂纳克提出辞职，埃贡.克伦茨当选为总书记。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总辞职；8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总辞职。

　　11月9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对私人旅游不附加任何条件；公民可提出迁就国外的申请；移居国外的民主德国公民可经由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所有过境站离境。柏林墙已经实际开放了。

　　12月1日，人民议院九届十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从宪法中删去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12月7日，民主德国16个党派和政治组织举行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圆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于1990年5月举行人民议院大选。12月12日，象征着“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柏林墙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68年8月20日，75万苏军一夜之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

　　1990年3月18日，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新上任的总理德梅齐埃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首次会晤中，就确定了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日期。9月27日，两德统一条约正式生效。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东欧多米诺骨牌

　　继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也如洪水决堤般，相继发生了剧变。各国发生剧变的起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都是相似的，即反对派发动进攻–执政党分裂–圆桌会议–共产党下台，只有南斯拉夫是以国家分裂，战争爆发为结局。

　　捷克斯洛伐克剧变的起因是围绕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平反问题。坚持不为“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捷共领导陷入国内外孤立的境地。

　　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日。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先后发生的政治剧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捷共，要求更换政府的口号。

　　11月，反对派活动更加频繁，布拉格的示威游行发展到有几十万人参加。11月19日，由10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而成的“公民论坛”宣布成立，发起人之一是哈维尔。

　　在复杂的形势下，捷共发生了分裂。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莫霍里塔带头上街游行。11月下旬，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全体辞职，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新班子同意坐下5与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会谈。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修改了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条款。

　　1989年12月22日，捷各党派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哈维尔和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捷共完全丧失了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主席都由非捷共人士担任

　　骨牌倒向保加利亚。它的剧变始于党内的分裂。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扩大全会的会议议程突然改为人事变动，日夫科夫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被解除。

　　日夫科夫的突然下台，使保加利亚的反对派空前活跃起来。12月7日，10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成立民主力量联盟，成为与保共公开对立的政治力量，目标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实行多党制”。反对派几次举行十万人以上的大游行，并威胁组织全国大罢工。

　　在内外压力下，1990年1月30日-2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全面改组，并将党改组为社会党。

　　1990年4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法》，规定保加利亚的国名仍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条款均要非意识形态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

　　1990年6月10日和17日，保加利亚选出了由400名议员组成的大国民议会。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东欧剧变的第一轮冲击中保住了执政地位。但是，在1991年10月的第二次大选中还是被赶下了台，沦为在野党，财产也被没收

　　罗马尼亚的剧变是东欧国家中最惨烈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市市民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了全国性的危机。12月22日，游行的群众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救国阵线宣布成立。接着，军队同保安部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2日，逃往外地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25日被军事法庭以贪污和屠杀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0年5月的大选中，罗马尼亚救国阵线获胜，伊利埃斯库当选总统。此后，右翼几次发动进攻，均被救国阵线政府挫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政府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元化和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经济实行了向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南斯拉夫在1990年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国家。从1991年起，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和少数民族发生了武装冲突；1992年，波黑共和国爆发了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族的战争。从此，前南的土地上战火连天，至今未息。

　　1990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14次紧急代表大会由于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退出会场而不欢而散。从1990年3月-1991年底，前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先后进行了多党制选举。选举结果，塞尔维亚由塞尔维亚社会党获胜；克罗地亚由新成立的民主共同体获胜；斯洛文尼亚由民主反对派获胜；黑山共和国共盟获胜，后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马其顿共和国由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争取马其顿民族统一党联合执政；波黑共和国则陷入塞族与克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持久战。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原来足以与西方集团相抗衡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只剩下原来的“大家长”还在勉强维持。

　　“老大哥”倒下了

　　1991年8月19号早上，俄罗斯电视台只是在反复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却悄然在苏联人中间传播开来：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了！

　　坦克开上莫斯科街头。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决心让苏联彻底解体，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虽然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但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拘留。

　　苏联全国由此掀起了反共浪潮，联盟迅速走向解体：8月24日，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宣布独立，给联盟以致命一击。到1991年12月，苏联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外均宣布独立。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独立国家首脑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5日，戈尔巴乔夫把核按纽交给了叶利钦，他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同时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19时38分，在克林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苏联国旗在夜幕中缓缓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