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客》发行历年各期内容（包括广告）的全套ＤＶＤ之际，迈克尔·贝鲁特在《设计观察家》网站撰文，回顾《纽约客》的历史。他说，从新闻、文学和历史角度看，《纽约客》这套合订版太迷人了。但从设计的观点看，却是难以置信地沉闷。或者应该说，难以置信地、其妙无穷地、完美无瑕地、精致考究地沉闷。此话怎解？他说，设计领域岂止追赶日日新，简直是时时新刻刻新。但《纽约客》却是罕见的慢设计的典型：数十年来其几近不变的编辑格式的演化，
可谓耐心、谨慎、深思熟虑。而你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得无可挑剔。
《纽约客》为二十世纪的都市风尚建立标准，但颇具悖论的是，其创办人哈罗德·罗斯却是一个“外表如（密苏里州）欧扎克斯居民、讲话如聚会争吵者”的男人。罗斯是矿工的儿子，中学时辍学，曾在美军报纸担任记者和编辑，一九二三年抵达纽约，两年后创办《纽约客》。
第一期封面的设计者是里·欧文，这一期封面的风格，基本上亦是今日封面的风格。封面的格式，亦大同小异，都是正宗插图，插图内容基本上与该期杂志的内容不相干。
《纽约客》有颇多怪癖，揭示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沉默寡言。最初四十五年，该杂志没有目录。一九六九年，罗斯的接任者威廉·萧恩才“引进”目录。长期以来，作者署名都是放在文章结尾。到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那期，第四任主编蒂娜·布朗才决定把署名放在文章标题下。稍后，内文“引进”了照片。这目录、文章标题下的署名和照片，几乎是地球上所有杂志的家常便饭，但在《纽约客》字行页码间，却是革命性甚至震撼性的创新。尽管如此，把第一期与最新一期比
较，相似之处仍然远远多于相异之处。
出版物设计，是一个对不断创新上了瘾的领域。有时候一本杂志重新设计，是由编辑方针的改变引发的。但一般而言，重新设计往往是基于商业考虑：出版商为了引起变化无常的广告公司和传媒买家的注意，往往需要杂志以新面目示人，其特点则往往是更加“可浏览”和“对读者友善”。相反，《纽约客》每一次改变都几乎是不大情愿的。设计者总要告诉胆怯的客户，改变需要勇气。但是过了一定的临界点（例如八十年），不改变反而最需要勇气。
现时有一场称为慢设计的运动。非牟利团体慢设计实验室说：“日常生活已变成一种堆积众多经验的杂音，使我们的感觉失效，隔断我们彼此的联击，且损害环境。但是，对世界的深层体验（更有意义地揭示我们与人、地方和事物的关系）要求各种不同的参与速度，尤其是要求有慢速度。”慢设计的灵感来自其它领域例如食物和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全球性“慢”运动。慢设计涉及的，不只是耐力或速度，而是深思和熟虑，还有温柔而充满爱意的关照。
可以想像，《纽约客》会惹恼一些设计家。显然，《纽约客》之亘久不变，可解释为企图在不利环境下坚持幻想，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诚如一名设计家在讨论慢杂志时所言，杂志在表现已有的生活方尚的同时，也是表现抱负、梦想和补偿它们没有展示出来的生活方尚。一位《纽约客》老读者显然也深明此理。一九五六年，《纽约客》第二十五次以尤斯塔斯·蒂利的同一幅插图作为该杂志的周年纪念封面。该位读者说：“从一九二六年或二七年起我们就订阅贵杂志，因觉得我可以把你当成老朋友了。我想多谢你们二月二十五日那期的封面。一见到尤斯塔斯·蒂利，我就高兴，在一个混乱的世界（我已从奥尔巴尼市一位医生的妻子变成内布拉斯加州一位寡妇）仍
这样坚持不变……请不要变，永远不要。”
但《纽约客》是有改变的，且还会继续改变。但其改变往往不动声色。最新的改变是二○○○年，现任编辑戴维·雷姆尼克决定对戏剧和电影指南部分进行改版，并委约服膺现代主义的马西莫·维格内利负责。维格内利深知情况之微妙，遂以外科医生的精确性来实施改
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迈克尔·贝鲁特最激赏的不动声色，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纽约客》。这一期全部用于刊载约翰·赫西的报告文学《广岛》。如果是其它杂志，一定会加上一个封套，写着大字的“特刊！”，但该期杂志的封面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是查尔斯·马丁所作的一幅表现愉快的夏天野餐场景的插图。
赫西这篇长文的开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日本时间早上八时十五分正，也即原子弹在广岛上空闪耀的那一刻，东亚罐头厂人事部职员佐佐木敏子小姐刚在工厂办公室她的座位上坐下，正转过头要跟邻桌的女同事讲话。”实际上，这是一个日常场景，与杂志封面上所描绘的场景相似。而原子弹迅速改变这一切，正好呼应了这篇纪实杰作迅速改变封面日常场景给读者的印象。
这两年在一起混的朋友以作家居多，因此这两年看的书也较从前多——朋友出了书，定然是要看的，他们正值创作高峰期，很勤奋。另外，还有一些原本不是作家的朋友也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