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岚是与法国有很深渊源的诗人梁宗岱的得意弟子，后来也旅居法国，著有《巴黎读书记》等，介绍文人、胜地、历史事件，文心细腻，笔触生动。今年2月，她又出了一本《文街墨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异域游记的结集，所写主要为法国作家故居的走访（所以有那么漂亮的书名）。
当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两篇甚好，使我对之产生兴趣。其人：“极度傲慢，只瞧得起自己”，“跟天下文人都吵翻”，连拿破仑也敢傲视。其作：“如果你想了解法国的散文，首先要看夏多勃里昂。”其墓：通过一条涨潮时会被淹没的暗礁上的石路，去到一个小岛，那里海边有一个耸立着花岗岩十字架的无字坟，墓后木牌写着：“一位大作家希望在这里安息，只听海声和风声。请路人尊重他最后的心愿。”福楼拜在瞻仰后，曾给友人写了一封很美的信，描述那夏天傍晚的海天光色，缤纷以致凄凉、热烈而又忧郁，“一如初恋”。——书中收录卢岚拍的不少照片，就以夏氏墓这张最是撼人。
有那样一个墓的那样一个人，他的《墓中回忆录》会是怎样的呢？
按《墓中回忆录》是郭宏安的译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1997年4月一版），书名译法另有《墓后回忆录》（程依荣译。花城出版社。2003年6月一版）、《墓畔回忆录》（程依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一版）。但郭宏安在代译序《墓中人语》中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此书夏多布里昂本意要在死后50年出版，就是为了这样更符合“墓中回忆”之意。他强调自己发出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读正文，也可看到夏氏早就觉得自己的生命精华已经消亡了，他说，像他这样见识过华盛顿和拿破仑等伟人的人，之后“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本属于那个时代和那些人，我何以苟活于其后呢？”郭译序说：“他还活着，可是已经告别了世界。”
夏多布里昂身历波旁王朝末期、法国大革命、第一共和国、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时期，社会不断“转折动乱除旧布新”。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出色的文学事业，和他自认为出色的政治事业，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但，他的文字像他的生涯一样绚烂多彩，以致竟掩盖了他身历盛世的光彩。
三联版封面内折上介绍说，此书“描绘了一幅法国自大革命至19世纪上半叶的完整的社会图景”，是过誉了。虽然这只是一个节译本，但仍可让人感到：社会图景往往仅是夏氏“自我”的布景，他的个人色彩太浓烈，议论抒情太多，冲击割裂了时代史实，要从中读到社会史的人会失望的——它更像夏氏本人的心灵史。夏氏自诩此书是“我生活的时代之史诗”，然而，它似乎只能算是他自己“生活的史诗”。
当然，以夏氏一贯的高傲，以及个人自传的题中之意，他偏就爱多写自己的感想，我们也不能苛求。问题是他的文风。
郭译序引用了马克思对夏氏的评价：“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等等。读了此书，便会感到这些抨击虽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背景，却也实在有道理。夏氏的文章，华丽磅礴，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只是，读多了会让人腻的。
诚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文风在法国文学史上应占据重要地位。郭译序则说，此书“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卢岚更称夏氏是“浪漫派的宗师”。然而，我已经不像少年时那样，欣赏这种传统法国式的激情浪漫文章了。——同是法国人，我现在更喜欢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那种细碎而朴实的文字。
书中只有记述拿破仑的章节，因两人有独特的关系，而值得一提。卢岚介绍：夏氏备受同时代人指责，“对他另眼相看的人，天下间只有一个，他就是拿破仑”。一个欲做世界霸主，一个要当文坛霸主，两人由敌对到惺惺相惜。拿破仑对夏氏十分重视，礼遇有加；夏氏也终于在回忆录中为拿破仑说了好话：“拿破仑之后，一无所有。”——在郭译本中找不到这个精彩的句子，但有类似的话：“在一个这样的人之后还有何人何事可供一谈？”
且抄两段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的评论，亦可见其文一斑：
“他只管他自己的命运。他好像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过；他赶紧享用甚至滥用他的荣耀，犹如倏忽即逝的青春。如同荷马的诸神，他想四步就走到世界的尽头。”
（拿破仑之死）“如布封所说，热带的鸟‘套在太阳的车上’，从光明之星上匆匆落下；它今日将在何处休息？它在灰烬上休息，这灰烬的重量使地球倾斜了。”
与拿破仑生于海岛、死于海岛相似，夏多布里昂生于海边、葬于海边。——那种伟人盛世烟消火灭之后的落寞厌倦，使他选择那样僻静的墓葬。让我明知马克思的讥评也用夏氏的措辞风格说一句吧：也许在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眼中，大海也不过是一堆灰烬，他们是曾有将海洋烧成灰的巨人之力的。而因为波涛汹涌过、恣肆壮阔过，面对犹如灰烬的寂寥后世，他们还是安静地休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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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我为什么写作
为什么写作？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相信是因为利比多的关糸。写了二十年的小说，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是完全可以干些别的事情的。不是从才华上说，是从原因上讲。比如我可以当个演说家，在这一方面我敬佩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的写作和耶稣的工作方式最为接近，当然我只是从工作方式而言，并非指工作性质。他是边讲边写。此外我发现还有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很有益的，就是史怀泽的方式，他并没有关在家里写作，而是深入非洲行医。但他却照样著述颇丰，关键是他的写作极有价值，我想他的创作也贯彻了行动哲学，即身体力行而后写作。他是边做边写。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朋非霍尔，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去经历生死（事实上不可避免），但要经历生死考验，换句话说对死要有预感。朋氏的方法是边活边写。他的活和我们的活不一样，因为他快死了，而且他的死是自找的，所以活得很清醒。他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开始怀疑职业写作的意义。我并不是要提倡写作者都要兼顾其他职业，但必须兼顾心灵的工作。或者倒过来说，他是心灵捕手。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仅十七周岁，其实我当时对写作的兴趣并不会超过我对电影或美术的兴趣，如果当初我进的是中央美院或北京电影学院，我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职业，我就不会去写作了。我相信一个人是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才能的。所以从技术上讨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就像讨论今天应该吃什么饭一样没有意义；而讨论一个广义的诗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又像讨论为什么活着一样单调，因此我陷入矛盾。
不是只有牧师和高僧才深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人都在接触和实践真理。从这个层面上说，医生的手术刀倒是和作家的笔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牧师和高僧和别的写作者不同？是因为这一类写作者完全彻底地依靠和信赖真理，并据此活着。他自己是个试验品吗？从信心的角度而言，没有试验一说，因为在信心里看到的都是肯定的东西。只有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这些最前列的实践者区别开来，因为我们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常常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到真理的祭坛上面，以为一放上去就会立刻烧成灰，其实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上的瞬间，是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你作为牺牲的，但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敢这样做，因此，一般的写作者一生都在矛盾中写作，他的写作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掺杂着并无意义的失败体验。而真理实践者的写作虽然也有万般痛苦，却是在祭坛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和高贵的写作的区别。
这样说，应该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一个写作者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才写作，而是写作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而解决为什么的答案是行动和信仰。写作是一种记录而已。至于他用笔或用锄头写作，完全出于真理的差派，那是一个天职。最后他发现，他所能做的只有一样：顺服。
徐友渔：“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月24—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 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沉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徐友渔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面，进行自由发言和无拘束的讨论。研讨会分为4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循一般学术会议惯例，由与会者宣读论文；其后3个单元分别研讨精心选择的论题：评价文革的标准、“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单元以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沉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开始。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从1967年至今中国人——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10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压，2006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他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
沉迈克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较高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10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合着的一本长达700页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将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毛的最后一场革命》，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他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当时的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份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况。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这个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是8月初从外地回到北京的，这时市、区一级领导已经瘫痪，那段时间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寻常的上下reaction（互动），卞仲芸校长死于8月15号，正处于文革再次发动的关节点，其含义值得深思。她还谈到了暴力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虽然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改革产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17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二、批斗党内“走资派”，冲击了个人崇拜，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权者脱离人民的体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
何蜀的论文是“‘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分化；“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论文还有附录：“重庆市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看得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简明重庆文革史”。人们知道，2004年有人根据对一位重庆前群众组织领袖的采访而发表“重庆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争议，何蜀也是批评者之一，与会者认为他在争鸣之中撰写的论着对于研究重庆地区的文革历程会大有助益。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关于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份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
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其实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说人们有了评价的意见，他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自己的评价标；文革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只能是选取一两个角度，任何一个评价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应该互补、应该兼容；评价还会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同一个评价者不同的时代评价也会不一样。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谋利的运动，都是在争利，它把利益，每个人的也好，集团的也好，给涂上神圣的光环，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其实为的是各种利益，比如说街道有的为什么斗得厉害，实际上是因为房子，农村是因为有的家族势力在那里争，等等。
有学者表示，要把当时比较时髦的说法倒过来说。原来是说，一、毛泽东错误地判断形势；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其实毛泽东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党的所谓路线的执行，证明他原先的担心没错。唯一错的是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怎么看，他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其实欢迎这些东西。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试验，它完全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从群众的发动到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 “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再到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的消灭，等等，说明毛确实是想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之路。
不止一位学者说，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官方始终用一个标准，叫做认识标准，说他对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估计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官方是特意回避了，即是道德标准。哪怕我们违反事实退一步说，假定毛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就算应该打倒他，你总不能够明知道刘少奇在开封那种惨死你还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标准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原谅的，什么都是认识错误，认识错误既没有法律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责任。现在我们评价毛泽东和评价文化革命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很多事实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应该问：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整得那么惨？就算我们不否定他有一个理想，就算承认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实验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有没有权利去搞这种政治清洗运动，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实验？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人搞成下乡知识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受那种苦？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在背景介绍发言中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 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 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文革”。
一位学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其背景是：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 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这个发言的根本是主张：3年，指的是民众造反；10年，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学者藉助于坦诚、深入剖析自己为什么走进了文革的心路历程来说明大学生造反的动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时代因素有：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苏两党的分裂、彭德怀事件、两次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等。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学者觉得，“人民文革”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那么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压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其实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的正当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当性处于对话当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层的文革”，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没有了。
有学者追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民文革？”认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愿理解的角度上，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群众来冲一下这官僚制度，冲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实是做了过多的善意的理解，其实毛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你们不得有任何损害我的权威的事，也不得有任何触及这个制度的行为。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基本上都不赞成“两个文革”说，但他们并不想形成一面倒的意见，而是积极考虑对立观点。有人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他们起来造反，利用江青等人的支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全国总工会砸烂，他们内心是想改变当时的一些规章，甚至制度，他们几乎全部家庭出身不好，他们跟共产党员、积极份子造反不一样，他们确实是处在50、60年代那种阶级敌人、或者阶级敌人的后代的地位，他们是要改变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就绝对概括不了这个事实。
第4个单元的发言围绕“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进行。首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3个时期，即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文革后到今天28年的关系？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17年来看待10年，他们否定10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为和17年对立，其实10年必然从17年而来，17年和10年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文革怎么爆发的，和17年的关系是什么？再有一个维度就是现在这28年，从否定文革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28年，实际上是文革所带来的走向现代化的对以前的一个反拨，这个28年和前面的两个时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还有学者指出，对比苏联，对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文革，很有意思，很有必要，一定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本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年过去了，当年10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但口述史的问题也很多：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有学者补充说，有3种情况造成问题，一种是整理的人比较内行，但是口述者限于特殊身份和思想局限，很多该说的没有说，好多重要的事都没有讲，回避了；还有是一种整理的人太外行，整理出来错误百出，另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双方都想藉口述史来投机，他们互相利用。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忆录作比较很有意思，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尽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弃而不用，达到信史，固然是很好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以认真态度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有总比无好，即使不准确，不到位，发表出来引起争论，也可以推动文革研究。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肯定文革的思潮出现了升温的趋向，大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和分析。
（徐友渔执笔）
柏林即将举办“纪念文化革命四十周年报告讨论会”
由柏林欧洲研究会、民主中国阵线、人权无疆界组织和台湾民主基金会联合主办，预计于五月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在柏林的马奎里酒店举办“纪念文化革命四十周年报告讨论会”。研讨会的主题分别是，一、文化革命的历史与研究现状：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有关文化革命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二、文化革命对现今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准确地说，今年并不是文化革命之四十周年，而是毛泽东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但是无论准确与否，文化大革命在其发动之后的四十周年，用历史的目光进行审讯，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所能看到的研究和著述，基本上都是回忆录式的、大批评式的、政治的甚至是阶级斗争式的，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训练有素的、冷静的历史著作。因此，本次研讨会的倾向，也值得关注。
遗憾的是，最早出版了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严家其夫妇，并未被邀请参加讨论会。这是否意味这次研讨会只是一场典型意义上的声讨会呢？
阿海
于柏林
文革40周年研讨会纽约举行
文革4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纽约当地时间5月12-14日举行，主题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首日在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学院的艺术中心进行。本次研讨会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联合主办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中外学者与专家，阵容鼎盛，如吴国光、华新民、周原、朱正、程映虹、周明朗、周泽浩、夏明、潘明啸、司马黛兰、丁抒、陈奎德、胡平、徐贲、潘国平、刘国凯、遇罗文、程惕洁、陈彦、胡承伟等。还有从国内出来的余杰、王怡、朱健国、郭飞雄等等。
今年的研讨会有近10名大陆的学者、人士出席，此前曾报道，部分受邀请的学者因为当局阻挠而未成行。第一天的研讨内容涉及了文革起源，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等问题在文革中的情况和影响。
当天上午由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主持了简短的开幕式。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岛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David Podell博士、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林培瑞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教授和宋永毅先后致辞。随后大会发言。
上午的研讨会分成两组，一组是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博士主持，以“文革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为主题，用中文演讲，演讲者和讲题是：
华新民博士（《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周原博士（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文革史料学的现状和发展》
梅振才（纽约诗词社社长）：《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邢晓群女士未能前来，提交了书面发言《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由《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博士代为宣读。
原安排发言的中国当代史专家朱正也未能与会，会上介绍了他的论文《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组是由纽约瓦格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胡少华主持，用英文演讲，有加州大学苏杨《文革中的大屠杀：三省比较》、夏明教授《文革期间的黑社会犯罪问题及文革后的错觉》等发言。
下午的研讨会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主题是“文革与世界”，由澳大利亚莫纳希大学教授孙万国主持，演讲人和讲题是：
郭建（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文革、世界六十年代及西方文化理论》
程映红（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
胡承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化大革命和法国》
程晓农博士（《当代中国研究》主编）：《中苏文革比较》；
第二阶段主题是“文革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问题”，由《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主持，演讲人和讲题是：
程惕洁（澳门大学教授）：《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
周明朗（迪金森大学东亚系教授）：《文革中的少数民族政策》
周泽浩（宾州约克大学教授）：《被人遗忘了的1967年的反孔运动和宗教在文革中的角色》
司马黛兰（宾州盖迪斯堡大学教授）：《文革中的批孔运动和孔子形像的演变》
西藏女作家唯色未能与会，提交的书面发言《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迪金森大学教授杨瑞代为宣读。
12日的讨论会十分热烈，会议安排的发言结束后，刘国凯、朱学渊、潘国平、丁抒、任不寐、胡平、丁凯文、魏承思、康正果等代表纷纷提问发言，围绕毛泽东 发动“文革”的动机、“文革”是一个还是两个乃至多个，“文革”中的几条脉络等等话题，针锋相对地争辩驳难。会议代表中两部分人十分引人注目，一部分是在 西方深造，在西方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运用现代政治学、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审视“文革”；另一部分是当年“文革”中的活跃人士、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现在的独立文革研究者，他们在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和见闻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年搜集第一手原始资料，从中总结出独特的观察分析框架。
13日、14日的研讨会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和图书馆进行（上午在喜来登，下午在图书馆），主题分别为“复杂的历史真相??我们对文革到底知道多少？”“被扭曲了的集体记忆??我们对文革到底记住了什么？”演讲会对公众开放。
许行：中国改革内部大争论
三月初中国经改会在京郊举行内部的经改形势座谈会，会上由各官方学者与负责人发言。提出许多尖锐意见，显示中国经改问题严重，政改呼声增长，而一言堂时代已不复存在。
今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属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郊区山庄召开一次不公开的座谈会，邀请廿多位经济或法学专业的学者和官员，讨论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希望将所表达的意见提供中央高层参考。为了使参与者能畅所欲言，座谈会便采取闭门方式，不让记者或传媒知道。但百密防不了一疏，却被“华岳论坛”在网上捅了出去，将整个座谈纪录发表，这才让大家知道内情。
高尚全开场白称争论激烈
会议由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持。座谈会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党内对改革存在重大分歧，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中国经改会会长高尚全在开场白的一开头就说：“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争什么？主要是争：１、反对私有化，捍卫公有制；２、认为市场化侵犯弱势群体利益，房改后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后小孩子上不起学；３、贫富差距严重，收入分配不公，贫污腐败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反对改革的一方认为目前的形势糟得很，原因是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违反《宪法》，于是给改革戴上一顶帽子，叫做“新自由主义”，指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搞和平演变。
上述持论者指责改革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宪法，正显示出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想回复到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这是极左派的立场。但不可否认，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社会病态，倒确是中国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对改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改革在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配套的情形下，它会违反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垄断资源与财富，垄断权力的工具。
孙立平批评权力和市场结婚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其实孙立平所讲的权力就是指共产党）。于是他开玩笑说，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这时候，权力就能卖出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究竟这般结合是过渡阶段还是定型化的体制，还不敢说，但面对的问题是，需要对两者都加以规范，防止它们结合。
孙立平还提出另一个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他说，在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而下层越来越民粹化的情形下，对立的情绪便不可避免；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像个节日。
这些妙论一针见血，值得鼓掌。
贺卫方说共产党未注册是非法组织
更激烈的发言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他直头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保卫人民权利。首先，他指责共产党是一个违宪组织，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却行使权力，是一种法外权利，这是严重违法的，怎么能说依法治国？因此，他主张应该把权力架构的严重混乱纳入法制和宪政的模式，譬如，党与议会的关系，党与司法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是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其次，他批评人大的反议会性质，每年开一次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宴会（party），不是议会。第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如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等要付诸实现。第四，他批评目前司法没有独立，他举例说，公安部长周永康到最高法院视察，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萧扬向周永康汇报工作，世界上哪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的？他指出，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强化，不是弱化，最近最高法院甚至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这是谁的规定？难道是红头文件高于法律吗？
葛延风指医疗改革市场化失败
座谈会聚集这许多专家学者，谈到的问题很广泛，具体的有医改问题、教改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减贫问题、税制问题、地方与中央问题、银行外资入股问题等等。这里只能择要介绍。
医改主要由宋晓梧和葛延风发言，前者是几年前国务院医改方案起草人，后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部副部长。两者意见并不一致，宋晓梧只认为医改困难多多，起步慢，进展缓，力度小，葛延风则认为医改不成功（即失败）。在我看来，葛延风的见解，比宋晓梧有说服力得多。葛举出一个例子，改革前有病不敢上医院的人很少，现在卫生部自己公布，老百姓当中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有病不敢去医院，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的人该住院而不敢住院。问题的毛病出在哪里？葛认为出在医疗市场化，理由是，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共性，要求公平和普及，这些性能与市场所提供的商业化服务方向相反，因此必须强调政府的责任和财政的支持。为了反驳中国财政没有能力负担的论调，葛举出具体数字来论证。他说，去年国家财政收入超过三万亿，解决全国老百姓（城市和农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问题，大概需要一千五百亿到二千亿，只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而去年财政增收五千亿，光是拿出增收的四成便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解决，不仅帮助人民健康，也提高了社会的和谐，政治和经济的意义都很强。
杨东平张路雄批判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问题主要由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发言。他们两人的意见基本上相近，都不同意教育部大谈教改成功的吹嘘，而持批判态度。
杨东平认为教育与医疗不同，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政府却将教育大面积推向市场，让老百姓自己“买单”，这在农村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在市场化影响下，学校讲创收，乱收费，将用金钱购买教育机会合法化。非义务教育特别是指高等教育，外国多数是引入社会资金，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成为民办的独立学院，中国却由国家垄断，官本位，学术计划化，无法形成学术本位的管理体制。
张路雄同样批评市场经济对教育冲击的负面影响，但他特别抨击重点学校制度和高考制度，据说这两个制度都是邓小平复出后恢复的，前者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差距拉大，后者使中小学教育完全成了应试教育。张路雄认为解决教育问题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这不是说基层民主，而是单位内部民主，即：一把手由这个单位的人选举产生；在高校推行教授治学，有老师的聘任、评级和晋升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管理；把招生的自主权还给学校。
杨、张两位的批评都很实在。事实上由于政府长期放弃义务教育政策，没有给中小学以财政支持，使得一些乡村小学连桌櫈都没有，孩子们跪地上课，有的农民因儿子考上大学没学费而自杀。面对这般惨状，教育部竟有脸皮吹嘘教改成功！
谢平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中外两利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谈外资入股国有银行，也很有意思。汇金公司是国家独资的投资公司，国家设立这么一间公司，其目的就是让它运用国家外汇储备，以投资方式，注资入国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故汇金公司注资入银行时，代表政府，拥有股权。所以由谢平谈外资入股国有银行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依照中国入世贸的协定，中国承诺二００七年全面开放金融业，但官方为了推进银行改革，提早让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去年便有美国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入股建设银行，汇丰入股交通银行，新桥入股深圳发展银行，花旗银行入股广东发展银行，美国高盛、德国安联保险、美国运通卡入股工商银行等等。
凡是马列主义观念强的人，都认为银行关系国家金融命脉，尤其是国有银行，不能让外资渗入操控，所以在他们看来，引外资入股国有银行，就是“卖国主义”，反对特别强烈。即使不是反对的人，也是顾虑重重，担心外资会否控制了中国的银行，入股的股价是否太低，被洋人杀价。
谢平是参与谈判引资的人，对整个过程的冷暖知之甚稔。他说，外资在中行、建行、工商三大银行中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九，中方不会丧失主控权。但问题是，完全不让外资参与管理，外资也不会这磨傻，给钱买个任人割宰；同时，不让参与管理，中资银行根本无法达到利用外资经验改造中资银行在管理上和经营上弊端的目的。两者都逼使中方要让出若干决策权和管理权，听取对方意见。例如建行，董事会有外国人，高层管理也有外国人。
至于入股价是否太便宜，谢平讲得很具体。以建行为例，花旗出价一元一股，美国银行最高出到一点一五元，结果与美国银行拍板。他说争入股多一分或多几分意义不大，因为有外国银行入股，建行股价才会从每股一元升到三点七元，赚了几亿元。
而外资入股丑闻频生、管理不善的中资银行，本来是冒很大风脸的，但他们贪图中资银行有全国分支机构和现成客户，姑且冒险为之，想不到凭他们的招牌和信誉，股价竟意外地暴涨，也捞到盘满钵满。
王晓鲁称贫富悬殊太严重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晓鲁博士有关贫富的意见也很突出。他说，这场改革之争，背后有一个因素就是贫富悬殊。依照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是零点四五，这个系数已经很高，但它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推算的，真实的情形比这更严重。许多收入高的人，他们真实的收入状况根本没有反映到统计数字里，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灰色收入，是腐败收入。这些人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老百姓则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这就难怪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冤气。比如累进的所得税，到了富人手里便变成了累退税。比如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城市里中等以上和高收入的居民有买，低收入者买不起，结果国家社保补贴，病人一点也沾不到好处。实际上许许多多问题都是与政府管理不善有关，所以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改革。光是叫政府自己改，要它公开化、透明化、订规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监督──社会监督、公共监督和新闻监督。
深圳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讲得也很痛快。他说，现在进入网络时代，民意的表达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中央政府，包括党的机构，仍采用传统的压制、控制、封杀的手段。过去共产党夺取政权靠民主，反独裁，现在却怕民主，这怎么行！愤青式的态度不应该，但必须增加人民参议和社会监督。
三十六位离休高官上书反私有化
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暂时介绍到此为止。或许我所介绍的偏于批判性意见，事实上整个座谈会都是各自表述，意见是多元化的。
中共党内极左派对当权派的攻势相当凌厉。三月份两会举行期间，就有三十六位离休高官，包括许多副部级的离休人士，上书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坚决反对私有化”。伦敦《金融时报》也报导，这股反改革势力正在蓄势待发，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事实上这股反对力量已对中共某些政策造成压力。酝酿十年的《物权法》，本来准备在这次两会通过的，因为它确认私有产权，对极左派来说极为敏感，故被人大搁置了。
胡锦涛的处事作风是，左派攻两步，他退一步，民间攻一步，他还击十步。两会前，中共政治局于二月十六日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特邀解放军四总、三军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出席，俨然“兵临城下”，宣称国内外有五大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形势严峻险恶，决定拨款年经费二百二十八亿元，分三阶段建立二十万人的特种警察部队，专门镇压社会动乱，其惶恐之情，动见观瞻。
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传媒和网络被封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全民都“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不仅老百姓骂共产党，连党内也众声喧哗，一言堂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大家背地里讲什么都可以，但不能公开形之于文字，这次座谈会原先是不公开的，所以与会者连共产党是非法组织都敢讲出来。中国许多事表里不一，只看表面不看里面便会上当。本文之所以特地介绍座谈会的内容，就是想藉此与大家分享党内精英的真实心声。
陈世忠一评中共：一个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政党
050703-060425
谨将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愿此书成为中共党员必读书。
目录
1。陈世忠一评中国共产党:一个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政党
2。陈世忠二评中国共产党:依靠暴力支撑的反动政权
3。陈世忠三评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的禁锢和扼杀
4。陈世忠四评中国共产党:败坏了民族的道德根基，毁灭人性和天良
5。陈世忠五评中国共产党:强迫媒体堕落、依靠谎言支撑的反动政权
6．陈世忠六评中国共产党:无知加偏见，滥用权力围剿“伪科学”
7。陈世忠七评中国共产党:反修旧账从未得到清算
8。陈世忠八评中国共产党:侵略成性的大国沙文主义
9。陈世忠九评中国共产党:所谓台独和祖国统一
10。结束语：中共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
11。陈世忠自我简介
12。后记：我为什么写九评中国共产党？
陈世忠一评中国共产党
一个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政党
酝酿了较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提起笔来写评论中国共产党的系列文章了。
一般地说，党是什么呢？是由一个又一个持有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目标、共同政治方向的具体的人组成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届大小领导人的政治方向真的是一致的吗？不，远的不去说它，就说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林彪、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这些人的思想路线一致吗？不但不一致，有许多还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可是他们都在同一个党内。所以，历届中央领导集团是南辕北辙的大拼盘、大杂烩。
再说党员，众所周知，在七千万党员中有两千多万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线入党”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入党，必定是最坚决地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而且必须有具体的积极的实际行动。这些党员在入党时一定要宣誓拥护毛泽东，坚决紧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开展起来和泛滥成灾的社会基础！他们紧跟毛泽东干革命本身无可非议！因为他们自愿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那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嘛！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毛泽东提倡文化大革命，他们响应和拥护，顺理成章，他们被认为是对的，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嘛；毛泽东死后，新的党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他们就变成错的了。那倒也无所谓，人各有志嘛！但是问题在于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两千万火线入党的党员有千分之几是自愿退党或被清除出党的呢？有多少仍然留在党内的呢？要知道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意味着决心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理想，去实践自己的誓言的呀。可是，他们哪里舍得自己的那张宝贵的党票呢！而各级党组织呢？也认为他们依旧有资格留在党内。这两千多万人哪，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占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直到现在仍占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他们照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照样有介绍别人入党的资格等等。
即使用批判文革、清除文革流毒的标准来衡量，这两千万人的觉悟程度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他们有什么资格留在共产党内呢？这样的党员有理想吗？有原则吗？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成份是极端的不纯，完全不是什么由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凝聚起来的一支力量，而是恰恰相反，是由方向、目标、动机五花八门、甚至截然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一锅大杂烩！而现在更好了，连资本家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利用地位和职务之便先富起来的那一批共产党员，利用权钱交换、把巧取豪夺来的财富用来办企业，不就是现成的“红色资本家”啦？
再看，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不妨问问毛泽东本人。就连他自己也承认：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和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可是，后来邓小平玩弄文字游戏，在定义上捣鬼，只承认毛的一半“功劳”，却不承认他对于中华民族的更加重要的另一半“功劳”，硬要把那一半功劳统通记在四人帮头上，这不是蓄意歪曲事实、歪曲历史是什么？这哪里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呢？说文化大革命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能同意吗？这岂不是把毛泽东思想这么一个整体肢解、阉割又是什么呢？邓小平不仅用他的实用主义强奸了毛泽东思想，也强奸了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大家还记得那套尽情歌颂邓小平的十二集历史纪录片吧？其中讲到在编写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党中央的几个笔杆子根据大会精神一遍又一遍地起草对毛泽东的评价，可是到了邓小平那里，却是一遍又一遍地不满意。经过几十遍的修改，最后终于按照他的意思定稿，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当然无法看见，以前的几十稿是个什么样子的。但是，邓小平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他解释说，这样一来，对于党的事业比较有利，对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比较有利。换句话说，以前那么多稿，尽管是根据党中央的集体意见写出来的，但由于邓小平觉得它们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维护党的威信、不利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以他就“一票否决”了。就这样，邓小平一手遮天，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全党意见之上，不仅架空毛泽东思想，而且挖空心思地用实用主义手法美化毛泽东这具祸国殃民的僵尸。其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读作“大革文化命”）史无前例地大伤了中华民族的元气，造成千百万人家破人亡，败坏了中国的道德风尚，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光凭这一点，毛泽东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头号罪人！这一点邓小平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再说，邓小平本人对毛泽东并无好感，没有毛泽东这个始作俑者，邓小平哪里至于流放江西多年，邓朴方又哪至于落个终身残废？但是，邓小平毕竟是“顾全大局”的人，拿国仇家恨和党的利益相权衡，还是得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其共产党的统治！由此可见，只要对党有利，说穿了就是有利于维持和巩固党的统治，邓小平干什么都会在所不惜，在所不辞，哪怕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哪怕是发动战争，哪怕是“采取果断措施”，磨刀霍霍砍向学生，都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毛泽东思想据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中国，许多党员甚至干部可能一本马列著作也没有读过，但是毛泽东著作却是必读的。不少人能够滚瓜烂熟地背诵几十条毛主席语录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呢？概括地说，暴力革命、造反有理、反帝反修、强烈的民族主义、全民贫困的平均主义。谁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和忠实信徒呢？四人帮，还有华国锋和邓力群等人。再就是境外的红色高棉。他们才是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人们提到四人帮的时候，往往有意伸出五个手指。极其简单的道理是，如果四人帮真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毛泽东本人在世时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给收拾掉？恰恰相反！设想一下，毛泽东要是活到今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伙人早就被清除出党了。不，应该是永远清除出党！因为，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衡量，这些人奉行的完全是他最最深恶痛绝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比当年苏联和南斯拉夫走得更远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不愧为“伟人”。他“好话”说尽，错事做绝。马列主义对外，自己从来没有打算实践过。在老三篇和红宝书里，充满了关于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教诲。要克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等等，也都是很好的意见或指示，可惜他自己往往不照办。凭心而论，他的许多至理名言着实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动得掉眼泪。例如，他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只要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又如，他说：“无数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只要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错误不能纠正，还有什么缺点不能改掉呢？”亲爱的读者们，还能找到什么样更加感人肺腑的“哼哼教导”吗？
可是，他自己的一生实践又是怎样的呢？就拿三年自然灾害和庐山会议来说吧。说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故意想要饿死三千万（官方数字）到五千五百万（民间数字）同胞也不公平。但是，毛泽东自己说过：“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他还举了医生给患者治病的例子。医生由于工作失误把病人给治死了，你能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吗？我一直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意见。医生由于工作失误把病人给治死了，毕竟和他故意就想把这个病人治死有本质上的不同。总不能因为医生把病人给治死了，就说他是故意要致病人于死地。医生由于工作失误把病人给治死了，是责任事故；至少他没有坏动机嘛！相反，他故意就想把这个病人治死，那是刑事犯罪行为，当然是故意杀人，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坏的。二者不应混为一谈。可是，毛泽东偏偏不这么看，他认为既然医生把病人给治死了，那就谈不上什么动机还是好的云云。拿他这种思想指导实践就出现许多荒唐而可悲的冤案。我在劳改期间有一个难友，名叫戴有让。他是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的毕业生。由他负责设计和施工北京市朝阳医院的地下室，结果不幸倒塌，造成经济损失。本来这是一起普通的工程质量责任事故，可是，在那个年代，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查此人出身地主阶级，事故性质马上就变了。他被打成搞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五年。因为是地主出身，就变成了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坏的，不是故意也成了故意破坏！这里举的仅仅是无数冤案中的一件而已！
言归正传。我们再看看毛泽东本人的表现。一开始，他已经感觉到形势不妙，准备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左倾，纠正一下已经形成的偏差。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原来就是想反左的，可是后来为什么却变成了反右倾了呢？因为彭德怀的发言使他难堪，特别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指责，使他敏锐地感到对他工作指导思想失误的批评已经上纲到阶级立场不稳和路线错误的地步了。他接受不了，也不可能接受。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证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不离开领导岗位的。于是，恋栈的私心就占据了上风，本来犯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没有实事求是，现在更进一步，拿不是当理说，明明已经犯了左倾的错误，现在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彭德怀等人是右倾！既然是右倾，就得反彭德怀等人的右倾，也就是嫌当时还“左”得不够，继续变本加厉地左下去，这就堵死了纠正错误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使本来就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几千万老百姓失去了最后一线生机。本来已经觉察因而可以避免的人类社会最大的一次饥荒从而就不可避免了！你说这不是毛泽东的私心在作怪又是什么？如果说，这以前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失误还有一点点客观原因可以推脱的话，那么到了庐山会议后期，就一点点也没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了。他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毕露无遗。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不惜坑害敢于坚持真理的战友，不惜置千百万劳苦人民于死地，使得本来还有希望挽救的败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狂妄自大，他的自以为永远正确，又用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人们不敢提出反面意见，使他一再失去了解农村真实情况和纠正错误的机会。私心膨胀使得毛泽东走上硬着头皮抵制正确批评的明知故犯的道路。不择手段保住最高权力的毛泽东的罪责难逃！
但是，那时候的党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多的高级干部，那么多的明白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与会者人人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落井下石，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时，几乎人人自危，光知道保命、保住党票，表现得毫无原则、毫无骨气。搞纯粹的实用主义，遵循的是活脱脱的旧社会黑帮帮派体系的原则。总之，在庐山会议上，所谓的顾全大局，只不过是掩盖自己怯懦、苟且、放弃原则、不敢说真话和真心话的遮羞布罢了。其结果是坑害了党，更坑害了全国人民，造成空前未有的大饥荒，实际上是顾全了毛泽东的面子这个小局，而牺牲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经过这番有惊无险的斗争胜利，毛泽东更加懂得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巩固到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达到可以指鹿为马的程度。无论提出的主张荒谬到什么地步，他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人莫予毒！而所谓的永远绝对正确的党中央是个什么货色，也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
后来，胡耀邦检讨说：“犯错误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作为他的同志和学生，也有一份责任”。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说说罢了，尽管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份责任而受到任何处分。就说庐山会议吧！是毛泽东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掩天下人的耳目的吗？尽管他搞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故意歪曲彭德怀的讲话，彭德怀的发言中提到了“始作俑者”这个人所共知的四字成语，可是毛泽东却说把事情说成是彭德怀企图用后面没说出来的话讽刺他“其无后乎！”他极其巧妙地把这句话引伸到他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战场上，误导大家以为彭在讽刺毛“断子绝孙”，让人们对彭的这种“小人”行为义愤填膺。更何况毛岸英碰巧就是死在朝鲜战场上的，好象正是彭应该对他的死负责似的。毛岸英被炸死和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毫不相干，可是到了耍弄权术的大师毛泽东那里，居然顺理成章地被捏到了一起去了，成为战胜彭德怀正确意见的救命稻草！
而他的那么多的学生和战友呢？有一个算一个，无一例外地都是以顾全大局为借口的拿原则做交易的小人！对领袖威信的维护超过了对真理的坚持，对个人身家性命的考虑超过了对广大人民的疾苦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可是，这种人居然还有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拿毛泽东本人来说吧。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中，人们不难发觉，他是一贯地在搞阴谋诡计！有没有光明正大的时候呢？也有。例如，他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地搞阴谋诡计的！搞了欺骗天下人的阴谋诡计之后，再来个不认账，硬把阴谋说成是“阳谋”，这就叫“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做：“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说出不要脸的话来！”
正因为屡次得手，屡次奏效，屡试不爽，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又一次威胁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去，结果大多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又一次妥协了，就听任他一意孤行、倒行逆施了。多少次的历史教训、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值得引起注意吗？
因此，从理论上的混乱，到政治上的姑息，纵容了毛泽东的一言堂，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不真正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危害，不彻底清算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就很难保证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和罪行。而在所有这一切中间，重中之重是拨乱反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让毛泽东思想的所谓“精髓”被邓小平之流篡改和阉割掉！
说到党的实用主义和毫无原则，让我们看看，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候，情况有了什么改变没有？丝毫没有！文革后期，邓小平被毛泽东打倒后为了争取复出，不惜主动认错，谎称“永不翻案”，无非只是个两面三刀的说谎专家而已。有人可能说那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如果反问一句，那么彭德怀为什么没有“迫不得已”地也来一个“情有可原”呢？）。人们注意到，邓小平不敢承认错误是一贯的，从反右、反修到支持红色高棉、攻打越南、六四等等，从来没有认过错！是真的从来没有错吗？当然不是。反右，他说大方向没有错，仅仅是扩大化而已；反修是他主持的，当然也不能认错；攻打越南就不在这里详谈了，他当然也不认为是错的。至于说到六四，大家回忆一下，邓小平是个什么态度呢？邓小平真的不知道学生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吗？学生高举“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标语牌，他们反贪污、反特权、反官倒，正如他自己说的：学生唯独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仅仅在开始武力镇压前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各界人士还一再重申：“孩子们，祖国理解你们！”那么，究竟是学生的哪些主张或行动触怒了邓小平了呢？据说是陈希同和李鹏谎报军情，说学生们冲击中南海。而邓小平的反应是“我们这些人都可能被软禁。”这就是说，为了保全自己、家属和亲信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他不惜下命令对首都居民和全国学生大开杀戒。这就是说，为了保住政权（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人威胁到共产党的江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倒行逆施，滥杀无辜。而事后仍无丝毫后悔，反而要把学生领袖斩尽杀绝，说“对这些人连百分之一的同情和怜悯也不可以有！”他还杀气腾腾地说“不要怕制裁，不要怕骂娘。”果然不出所料，他到死也没有悔改，终于带着那颗花冈石脑袋和千古骂名去见马克思去了！历史把他定位于一个一意孤行的独夫，一个至死也没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小人，一个色厉内荏的懦夫，哀哉！这种人没有一点现代思维：依然是封建社会那种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尤其荒唐的是，给反对向学生大开杀戒的赵紫阳安的罪名之一竟然是“企图分裂党！”人们不禁要问，党中央的总书记居然不代表党，究竟谁代表党？党的一把手不代表党，反而倒是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退休干部邓小平有资格代表党？这不是十足的封建社会宫廷内部的垂帘听政又是什么呢？不但如此，他还故意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又把国家政体和祖国混为一谈，故意给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造成错觉。
到了江泽民掌权时就更加狂妄可笑。他说：“我就不信镇压不了法轮功。”这不是十足的唯意志论又是什么呢？自以为有了权力和武力，就一切都能办到。真是无知已极。但是，其余六个政治局常委均不敢反对和阻止。说得好听一点，叫做维护“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是保自己的乌纱。人们不禁要问，你不是自称是无神论者吗？不是说“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事”吗？当你亲自接见西藏转世灵童时，你这个无神论者为什么不说这是迷信呢？为什么不去“提高”西藏人民的觉悟呢？你江泽民为什么搞双重标准？江泽民如果有勇气的话，就请回答吧！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本来就毫无根据，毫无道理。他始终解释不了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只有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央认为法轮功是有害的、非法的。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法轮功信徒炼功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有中国大陆会出现那么多所谓的自焚、自杀、杀人等等怪现象呢？其结果，只有依靠谎言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只能用十个、二十个新的谎言去掩盖原先的谎言，而谎言又必然漏洞百出，不可能不被揭穿，在国际国内贻笑大方。真个是“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你那多行不义的倒行逆施为天下人所不齿。几十个国家公审江泽民大联盟的正义呼声正在响彻云霄，响彻全球！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们在制造天怒人怨的局面方面，一个个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是中国老百姓形容这类自以为是的唯意志论者的“绝妙好辞”！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他和我谈到一个话题。他认为，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中间，90%以上是卑鄙的。我当时听了很惊讶，问他怎么这么说呢？他说：“我是故意要侮辱他们吗？不是的。你看，谁能担任领导人呢？当今的领导人都是经过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的，在每一次运动中他们必须表现出色，充当整人的先锋，他们才能得到提升的机会”。我觉得这位姓周的朋友确实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不争之论。试想一下，在当代中国经历的各项运动中，任何人甭说抵制了，哪怕你表现得稍微有点犹豫，对于挨批挨斗挨整的对象表现得略有同情或手软的话，就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的帽子，不挨批判就不错了，能保住现有的职位就万幸了，你就眼瞅着比你表现更积极的同志们荣升吧！可以这么说，凡是登上中央委员以上宝座的共产党干部，必须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毫不留情地批判和打击运动对象。只有在每一个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党中央，这样的人才能被认为是最最可靠的，觉悟最高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提拔，担任更高的职务。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们中间有哪一个曾经敢于反对过党中央的错误决定呢？就更不用说反对中央的路线了。可见，他们是一群毫无独立思考本事的庸人或者看风使舵、毫无原则的小人。他们比起其他党员、干部以至老百姓来究竟优秀在哪里呢？等而下之，大小官员，无不如此。这就叫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会被软禁起来”：江泽民说：“我们是绑在一条船上的，要是垮台的话会一起垮台”。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个人和小集团的安危，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呢？只有典型的黑社会才会这么说和这么干！
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结党营私、立党为私和僵化的思维方法是中共中央不敢承认错误的思想根源。前面说过，毛泽东好话说尽。党一直“教导”我们要做诚实的人，做正直的人，做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人，可是他们当高级干部的，没有一个是身体力行的。所以，再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这个党怎么样？从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从它的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想让那些一辈子接受党的教育、绝对服从的人们突然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简直是不可能的。尽管口头上有承认，真理有时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以后的实践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一再重演谬误战胜真理的悲剧，而且在中国这种谬误战胜真理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而遭殃的总是广大人民！
全党的素质如此的不堪，至少和大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不纯有关。总体上说，过去入党要经受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而今天在和平时期，恰如备受批判的“入党做官论”所说的那样，只有入党才可能得到提干，才能当官，步步高升。如果不是因人废言的话，那就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因此就造就了一整代毫无原则性的党员。这也就回答了一个问题：那些文革期间“火线入党”的党员干部为什么死乞白赖地不愿退党？
其次，是党给广大党员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只要你老老实实紧跟党中央走，哪管它是悬崖绝壁，哪管它是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就像京剧样板戏里唱的那样：“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包管你飞黄腾达有时机！”你的一切待遇都是根据你的职务来决定的，什么型号的飞机；什么牌号的汽车；什么规格的住房；什么样的迎送规格；什么样的护卫；什么样的退休待遇；以至于身后葬礼的规格等等。总之，一切都会有的，反之，一旦失宠，一切都会失去！可惜中共中央在这方面还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出来不打自招的。所以，谁想要了解这方面的详情，不妨一读叶利钦写的第二本书：“总统自述。”
因此，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批判所谓的阶级敌人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时几乎没有一个与会者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人们不妨回忆一下庐山会议上一致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等等，等等。人们不妨回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议有哪一项不是一致通过的？党史记载，在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只有陈少敏一个人伏案哭泣，没有举手，最后终于被康生迫害致死。而在是否向学生动武问题上，只有赵紫阳坚决反对，其结果却是被安上所谓分裂党和国家的罪名，遭到撤消一切职务，进行审查的厄运，一直被软禁到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党内民主！这也是为什么在血腥镇压以后，在对待六四的态度问题上几乎人人撒谎，说违心话的原因！
你想说真话吗？你要考虑可能发生的后果！你想随波逐流吗？好极了！你可以安慰自己说：“我的水平毕竟有限，难道党中央还没有我高明？”因此，不论党中央的决议多么荒唐，错误，你自然可以找到心理平衡，不必动脑子，只要紧跟即可。再说，如果若干年以后，发现党的决议错了，那么也没有你的责任啊！你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有了错误有党给你兜着。何况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法不责众嘛！
胡锦涛上台后不久关于要求平反六四的的一句答复：“不予考虑”，就是他搞实用主义、甘当驼鸟的最新例证。以他的智商，真的以为用“不予考虑”四个字就能够将这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搪塞过去的吗？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来。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两千多万党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线入党”的以外，其他人的原则性表现又怎么样呢？
从1921年建党算起，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止，所有参加中共的党员起码理论上是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精髓在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理论。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分子。
自从中共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列入了宪法。就很少有人敢于对此再提出疑问或异议。比如说，一个人宣布他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他就违反宪法了。这样的人是不是就得被逮捕法办了呢？即使不立即被捕判刑，起码也会被当局视为异类，列入另册，从此严加防范，以防“兴风作浪，蠢蠢欲动”。接下来就采取祖传的手段：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谁要对四项基本原则说半个不字，就已经是“乱说乱动”了。当然属于“立即取缔”之列。
这里且只说“四项基本原则”里的两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相信马列主义，读过马列著作的人所占百分比更是少得可怜，但马列主义这块遮羞布还是万万不能扔掉的。马列主义加上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马列主义。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阶级斗争学说。时代变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你可以不相信马列主义，你可以把马列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你甚至可以说马列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出闹剧，都可以。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但是今天世界上信奉马列主义的人还为数不少，这也算是一种“信仰自由”吧！至少它还没有像纳粹主义、像法西斯主义那样被几乎所有的国家宣布为非法呀！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马列主义更是它们的立党之本哩。
众所周知，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而且共产党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例如唯利是图、不劳而获、贪婪无厌、损人利己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是依靠榨取广大工人的血汗即剩余劳动才得以致富的。因此资本的每一个汗毛孔里都浸透着广大工人的血汗和泪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永远不可能调和的。以上的简单概括就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列主义的核心和命根子。当初中苏关系恶化，展开论战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进行口诛笔伐最厉害的就是“三和两全”。什么是两全呢？就是全民国家和全民党。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以来，开过十六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党章修改了十五次。特别是中共八大以来，九大否定八大，十大否定九大，十一大否定十大，十二大否定十一大等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到了十六大，江泽民干脆把“资本家可以入党”纳入了党章，并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人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看来，资本家的剥削本性究竟是难移还是可移？连资本家也可以参加的共产党不是“全民党”又是什么？问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当初为什么造反？谁是革命的对象？
劳资双方一旦发生冲突，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御用工会站在哪一边？是站在连罢工权利都被剥夺的工人阶级一边呢，还是站在同样是共产党员的资本家一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对劳资双方（都是共产党员嘛）各打五十大板呢？再进一步说，资本家可以入党了，新兴的农业资本家，也就是地主和富农可以不可以入党？资本家党员可以不可以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以至于有朝一日当上总书记？起码党章上可没有标明，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不可以当总书记吧！
广大读者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个纯理论问题，这是在纸上谈兵。不！这和把保护私有财产纳入宪法是一脉相承的。自从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增长幅度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都快、都惊人。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继续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的八千万人民（有谁相信这是个没有经过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究竟有多少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还有几位没有先富起来的？你们敢公布个人财产和你们的直系亲属的财产吗？我承认，靠勤劳致富的能人绝对有，各行各业都有！但是，那就像每年都有中了六合彩的幸运儿那样稀少。人们正是要问：在今日之中国，为什么变得“先富起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增长幅度会这么大呢？大量国有资产究竟流失到哪些人的口袋里去了？所谓官倒，所谓倒卖批文，所谓圈地运动，所谓房地产泡沫化，银行坏帐，外逃资金等等，有哪一项是你我无权无势之辈能够做得到的？在中国，你要干坏事，你想大捞一把，没有党票是绝对办不到的，官当小了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古时候说：“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这句话今天一点也没有过时！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所有的落网的贪污犯在他们的罪行被揭露出来之前，几乎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当然属于靠”勤劳致富“的能人啦！可见，所谓“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意味着：只要致富，用什么手段并不追究责任！也等于说“没有被逮着就不算贼！”可以说，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当权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先富起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如果按照当年划分阶级的标准来看，他们中间有几个不属于应该被打倒的革命对象？为什么人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呢？那就是说，照旧是贫富不均，只是当年的地主老财资本家被更加贪婪、更加心狠手辣、更加不择手段的新兴垄断官僚资产阶级所取代罢了。其实，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们早就形成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以江、李、贾财团为首的特权资产阶级。这个新兴的特权阶级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已经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坚固的网，他们互相包庇，互相提携，就像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那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这个新兴的特权阶级。还得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还得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还得打着新三民主义的旗号，好继续蒙骗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他们口头上说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实质上是维护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特权和利益。什么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呢？看看那些前赴后继的贪污腐化分子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你就明白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多犯罪分子的手里都能够掌控千万亿万的巨大金额呢？哈尔滨一个小小的银行办事处主任就能盗走十亿人民币，长春市的一家银行又丢失三个亿，这样下去老百姓谁敢往银行存款呢？但是，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不受任何监督呢？而比他们官大权力大的多如牛毛，这些人究竟受谁的监督呢？大家记得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吧？他是畏罪自杀的。在他死后，经审查才发现，早在提拔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前，他在当市财政局局长时就已经贪污腐化了。可是有谁监督过他呢？那些当初瞎了眼，或是受了贿才把他提拔上来的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的干部们有几个被追究责任的？
胡锦涛说要监督好各省市的一把手。可是今天，你胡锦涛和前任江泽民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又有谁能监督你呢？人们经常叹息，说是省部级一把手之所以难以监督，就是因为那里的纪检委和政法委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的。他左右着他们的奖惩和升降。既然如此，你们几个最高领导又怎么可能接受下级和百姓的监督呢？即使你本人真有心这样做，又怎么能够保证其可操作性呢？所谓下级监督上级，所谓老百姓监督大官，只能是一句空话。可见，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不好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就拿你本人而言，假定你本来是个“好人”，但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你就很容易变得骄傲，跋扈，固执、听不得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变成“老虎屁股摸不得”；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你很容易变成一个大独裁者，大贪污犯，滥用职权者。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请你证明为什么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危险性，特别是在中国！你肯定会说，我们就是不学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国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自有各级人民代表来行使监督权，如果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来亲自监督，还要人大代表有什么用呢？说得似乎有理！那么让我们从一个具体例子来看看人大代表是怎样行使其监督权的。
这个例子是江泽民的专机案件。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总书记的一架专机价值1。5亿美元！可见领导人的穷奢极欲，大肆挥霍之一斑。要不是坐机上被安装了27个窃听器的话，这件丑闻难道有可能得以曝光吗？他江泽民犯法了吗？当然没有！这就是列宁所谴责的“快乐的盗贼。”再一想，这1。5亿美元民脂民膏是怎么弄到美国公司的腰包里去的呢？报道说，原来是人大秘密会议批准的。 这就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所谓代表人民利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嘴脸！这样一批专会溜须拍马的人大代表还值得人民信任吗？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仅是“橡皮图章”而已，它使人联想起民国初期受贿选举曹锟当总统的猪仔国会。只有傻瓜才相信，这些年来的人大代表们仅仅干了这一起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就凭江泽民的价值1。5亿美元的专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堆废铁，还有上海的耗资三百亿元的赛车场，诸如此类的财大气粗，难道还需要搞什么救救孩子、希望工程，夕阳工程吗？难道还好意思向海外华人请求捐款吗？
再看，江绵恒，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生，回国以后有何德何能竟当上了中科院副院长，接着又大量投资，与台湾首富合作，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电讯大王！是因为他江绵恒特别聪明能干吗？当然不是！人们不会不想，如果江绵恒不是江泽民的儿子的话，他也能成为中科院副院长和电讯大王吗？还有李小勇、李小鹏等等就不必一一举例了。什么是官倒？震撼全国的康华案是怎么回事？一句话，这就是权钱交换！官衔就是最宝贵的无形资产！那些中央领导同志个个早就够有资格当资本家，但是让子女、亲属去当，自然更有利，维护形象嘛！看看太子党的丑态百出，活脱脱是一百年前的八旗子弟！
江泽民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内部指示说：该保的保！就在这个指示的精神指导下，他们掩盖和保护了多少犯罪分子！最近有个毕玉玺，贪污受贿一千多万元，仅仅判刑死缓，真可谓宽大无边。令人真替刘青山、张子善感到冤枉！所谓巨大财产来源不明罪，最多只判五年，纯粹是鼓励拒不坦白！还有所谓立功赎罪，谁也不知道他立功的内容是什么，他揭发出比他更大的贪污犯了吗？是谁？一笔糊涂账。
此外，居然还明文规定：5000元以下不立案。而5000元相当于农民进城打工的一年以上得收入！又如哈尔滨的刘金彪事件，他赠送省、市五大班子的每个领导若干原始股，几十倍百倍增值。可是纪检委说，考虑到法不责众，只要交回来就不按贪污罪论处，！！！结果一个贪污受贿的也没有，皆大欢喜！法律真是听话的小姑娘，随时可以量体裁衣。难怪一年里由中纪委下发给黑龙江省纪委查实并要求答复的190个群众检举案件里，结果是只有2件属实，但情节并不严重！可见黑龙江省的干部“廉洁奉公”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妨来一番“事后诸葛亮”：谁能相信，李嘉廷是调到云南以后才开始贪污腐化的？谁能相信，田凤山是调到国土资源部以后才开始贪污腐化的？谁能相信，丛福奎是调到河南以后才开始贪污腐化的？怎么不查查他们在黑龙江为官时的劣迹呢？是疏忽还是故意？一句话，就是惟恐牵涉面太广！又如赵安，在主持春节晚会中只贪污受贿了一笔钱，就匆忙判刑。谁能相信他只贪污受贿这一次呢？这符合逻辑吗？真是糊弄三岁小孩子。把全党全国人民当作阿斗啊！另一招是匆忙处决，也是为了同一个卑鄙的目的：掐断线索、赶快灭口！
就说那个贾庆林吧！即使从横向比较，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一把手里面，他也绝非优秀，凭什么把他选进政治局呢？更何况他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恰好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远华案，直接牵涉到贾庆林的妻子。据说在朱熔基和他谈话之后，他不得不和他妻子离婚，但此后两人依然双进双出，明离暗不离！本人无意主张，一定要以离婚的方式来表示和对方划清界限。但是，凡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用离婚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那至少是说明那被提出离婚的一方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既然如此，试问当时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怎么可能对他妻子的经济问题和远华案一无所知呢？极不可能！退一步说，即使真的一无所知，那么也足以证明这位福建省委书记糊涂得可以，官僚主义得惊人！即使他本人真的没有卷入远华案，就凭他的官僚主义和渎职，又怎么有资格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呢？即使从其他三十个省市一把手来看，比他政绩好的、清白的也多的是啊！怎么就偏偏选中他了呢？古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又曰：朝中有人好做官嘛！从贾庆林的个例不难看出，政治局常委会是怎样产生的。说不定哪一天就可能爆发出类似陈希同、王宝森之类的冷门和丑闻，而且是接二连三，前赴后继，人们也大可不必感到惊讶，那时人们会说，某某家伙早在担任比现在低得多的职务时就贪污腐化了，他的堕落绝非今日始！没有制度的制约，类似的丑闻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无限循环，令人见怪不怪！而从贪污腐化分子的前赴后继可以看出，当前大家从媒体上看到的那些已经揭露出来的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仅仅是民愤极大、实在无法掩盖下去的制度性贪污腐化的冰山一角而已，而已！
具体地说，我陈世忠，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才能切实可行地监督你这位党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呢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根据你和你们对待我关于李植荣无辜被杀害一案进行的数百次上访和信访完全彻底地不理不睬，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和资格批评你们，揭露你们，反对你们，一群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而已！你们每一个政治局常委在关心人民疾苦方面和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起码比胡耀邦同志差得太远太远！但是，比这更恶劣的是，你们不仅仅是尸位素餐的的官僚主义者，你们不仅仅在装聋作哑，而且在背后进行着密谋、研究对策、下达指示，帮助最高人民法院摆脱困境、度过难关。众所周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原来人们总以为，上面党中央的“经”是好的，就是让下面的人给念歪了：原来人们总以为，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的司法机关搞黑箱操作，包庇故意杀人罪犯，是营私舞弊的总根子，败坏了本来就不正的党风。现在才进一步发现，那支撑着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们这几个大权独揽的政治局常委们！现在，你们的小辫子牢牢地攥在陈世忠的手里，任凭你们施展浑身解数，也想不出任何妙计来给自己解围，所以只能是采取拖延战术和强迫命令全国媒体捂盖子的下下策。今天正巧是李植荣惨遭杀害36周年纪念日，且看你中共中央还能包庇最高人民法院和包庇自己到哪年哪月！
广大读者同志们，把资本家可以入党写进党章决不仅仅是个纯理论问题，这是中共中央领导集团酝酿已久的一步“高棋。”上面讲到，新兴的从事权钱交换的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对广大群众进行巧取豪夺，合法地收敛财富，一个个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一小撮。成了百万富翁已经不是新鲜事了。现在，在中国，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比比皆是。且不说，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几的人是真正依靠勤劳致富的。就说人的本性，成了百万富翁，还想变成千万富翁；成了千万富翁，还想变成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决不是光靠修建祖坟、大吃大喝、包几个二奶就能花得完的。他们中间又有几个会愚蠢到像哈尔滨市前市长朱胜文那样把贪污受贿的现金都放在家里的地毯下或花瓶里面的呢？所以，为了用钱生钱，最佳捷径就是开工厂、办实业、开商店、投资餐饮叶、旅游业等等。一句话，使自己成为资本家！如果说，共产党员以前这样做是违反党章规定的，那么现在有了新党章，就成了合理合法的事！如果说，先富起来的大批又一批共产党员以前只能把他的来路不明的财富分散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去这样做，那么现在有了新党章，自己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亲自出马、名正言顺地当上“红色资本家”了！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共产党标榜的立国之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现在它又篡改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原来它口口声声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现在实际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是正好迎合了人民的愿望吗？不然。因为它挂羊头卖狗肉，在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要搞一党专政，还是要坚持不受任何人监督的特权。而一党专政的结果必然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全党全国人民向钱看。因此，权钱交易比比皆是，谁都懂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此广大官员在贪污腐化的道路上表现得特别猖狂、特别肆无忌惮、特别急不可待。结果是它是最坏的垄断资本主义和最坏的社会主义相结合：一方面是最坏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最坏的没有游戏规则的比原始积累更恶劣的资本主义，二者相结合，形成一个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怪胎。所谓的“猫论”，所谓的“不要争论”，实质上是不分是非。既然“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么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是一切。至于道德败坏和思想混乱、政治腐败都是次要的。既然通过贪污盗窃、违法乱纪也可以致富，那么，同样道理，通过对外侵略扩张也能缓解国内矛盾，因此也是可行的啦！由此可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禁锢和反动。尽管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认真地全部奉行，而是采取“择我所需”的实用主义手法。所以，即使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来判断，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叛徒。
江泽民借口”与时俱进”，把资本家可以入党塞进了党章，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大杂烩，完全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可是，你们有谁见过哪一位新、老党员因此而宣布退出共产党的？没有，一个没有！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七千万中共党员中没有一个是坚持原则的，没有一个是有勇气摆脱可鄙的实用主义的。在金钱、官职、地位、离退休待遇面前，没有一个敢于显示出共产党员的原则性和气节的。没有一个敢于戳穿江泽民之流的国王的新衣的。既然连一个彭德怀或张志新式的人物都找不出来，那么，说这七千万中共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成为一个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政党，难道还有一丝一毫冤枉它的地方吗？
2005.07.03.-2006.04.25.
“干部换血”是“王八换上鳖”？
中共将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干部换血”。据了解，换届从今
年开始，预计下半年完成14个省，明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这也
意味着，全国31个省市区明年上半年前将全部完成地方党委换届。在
大换班中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也将实现第三次转型。同时，中共中央
在此次人事换届中对领导班子配备实行刚性化管理，进行了数额量
化。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除了提出新的选拔标准外，还对领导
班子配备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数字化要求。文件强调，领导班子配备改
革共四个要点：精简领导班子职数，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
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减少副书记职数，除兼任政府
正职的副书记之外，一般可设一名专职副书记；扩大党政领导交叉任
职，党委常委和政府副职可交叉任职二～三名；规范任职年龄，省委
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
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则一般不
列入提拔行列。此外，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
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三名，45岁左右的要一名。根据惯例，中国共
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2007年召开，在此之前，地方需要依
次由下而上举行各级党代会，也必将实现党委领导班子的换届（见
《第一财经报》）。
对象我这样的“局外人”来讲，虽然从事着中国较为前沿的工作──
记者，按理说也属于消息灵通人士，但说实话对中共官员是怎样产生
的，我到现在都不清楚。我总感觉中共的官员不经意间就突然冒出来
了，就象明朗的天空中，突然就掠过这么一只鸟，说是什么省长、市
长之类的至于他从何而来，过去从事过什么事情，上任前又作了哪些
准备工作，他的能力如何，都是个谜。而对那些老百姓来说就更是陌
生，本来谁当官对他们来说，实在是还没有自家猪的生死来得重要
呢。他们也不愿也不想知道，即使想知道，也没有人让他们知道的。
但每年的官员调换都会引起许多风波，各种流言纷至沓来，当然这流
言并非空穴来风，许多都很正确，比如胡锦涛上台早在十多年前就传
言过，可是共产党还要装摸作样选举一番，大大的耍弄人民一回。之
所以有“流言”，还不是因为中共的官员选拔制度不透明？而“流
言”的也不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老百姓才不管这些事呢，王八换上
了鳖，横竖都是一球色。“流言”是从中共官员中传出来的，因为他
们处在站在换届的风口浪尖上，对风吹草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
不传谁传？每次换届，都弄得官员人心惶惶，一股跑官卖官之风呼啸
而来，因为“换届”牵涉到他们自身的利益，看着香喷喷的官位，哪
一个人会拱手相让？
惶惶不安的除了官员们，再就是那些利益集团。大家知道，中共是一
个以“人治”为主的专制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上都形成了以某个领导
为核心的所谓利益格局，如果这个领导离职了，无疑会牵一发而动全
身，带动枝枝蔓蔓。换上了的领导，一朝天子一朝臣么，常常会对前
任领导的“利益集团”大加整饬，对那些前任的走狗痛加打伐。因此
每次换届时，那些利益集团要么远走高飞，要么摇尾乞怜，投靠新主
子。比如前年陕西省长贾治邦会离职的消息传出，一时间陕西经济
界、官场等人心惶惶，各种人各种利益集团坐卧不宁，社会上流言四
起，当时传言青海省的省长很可能来陕西，于是一些人去青海活动。
没想到贾治邦离职后，却是陈德铭来到了陕西当省长，于是这些人又
瞄上了陈德铭，重新定位自己的主子。一场闹剧就这样展开了。
在中共这样的专制体制下，所谓的“干部换血”就象在一群猪里面挑
选，横竖都是猪。基层如此，高层也如此。毛泽东换上了邓小平，李
鹏换上了朱镕基，江泽民换上了胡锦涛……又能怎样呢。也许他们还
做了一些事情，但往往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收买人心而已。但随
后不久当他们的权力稳固后，常常会原形毕露，仍旧一如既往地给中
共这驾疲惫的火车填煤加瓦。
“换血”本来就是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它给人的感觉就很有生命力，
人们以为换掉血自然会焕发出生机，但是在生物学上，“换血”却是
指对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或腐朽不堪的人，换掉他们的血，来维持他们
的生命，至于呈现勃勃生机，纳粹是扯淡。因为换掉的，不是Ｂ型换
掉Ａ型，也不是ＡＢ型换成Ｏ型，更不是人血换成神仙的血，而是Ａ
换成Ａ，Ｂ换成Ｂ，人血还是人血。换过血的人和原来也并无太大的
差别，他原来是个混蛋，现在还是；原来凶残，现在也不会变得慈祥
起来。
中共用“换血”这样的词来说明干部调整，的确恰如其分。作为一个
腐朽透顶的政权，把黑色的血换成不白的血，又能怎样呢？
再看看前两次的“换血”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第一次
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正处于邓小平上台的初期，他急于推行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想要“树功立威”，便开始了“干部换
血”，换掉了所谓的“有阻改革”的人以及其他的看不顺眼的人。据
说那次“换血”还弄出了一个笑话，李先念是当时的国家主席，邓小
平就对李先念作思想工作：现在干部要年轻化，你我年纪都大了，退
下来让年轻人上！结果换上了杨尚昆比李先念还大两岁呢，而邓小平
仍然在权力位置上，一直到最后的日子。至于在第二次“换血”的上
世纪90年代初，则是刚刚经过89学运，江泽民上台不久。而这第三次
“换血”又是在胡锦涛上台两年后……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介绍，8～15年通常是一个领导换代周期。
前两次换血仅仅相隔8～9年，是在领导换届周期的八年内的。而这次
“换血”却相隔达十来年，跨过了江泽民掌权的时期，“换血”的动
机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动机既然已经明确，那当然我们可以肯定“换血”对中共的高级官员
影响不大，却苦了那些中下级官员，如今他们已经开始了“跑官、买
官、卖官、保官”的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官场闹剧。至于“换
血”对来百姓有什么影响？“换血？换球血！还不是王八换上鳖？”
你听听，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说的！
中共胜利了，人民遭秧了
第60届联合国大会5月9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新成立的人权理
事会首届47个成员。人权纪录受到批评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古
巴、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都被选入了新的由47个国家组成
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为了取代由
于成员国本身人权纪录不佳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经被解散的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中包括苏丹和津巴布韦等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普遍被
认为是一个笑话。但是新的人权理事会将是一个换了名字的笑话，中
国、古巴等进入人权理事会，一定会使声名扫地的人权委员会的精神
继续影响理事会。
在本周的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宣称这是中国外交
取得的新胜利。当然，一个人权记录极其恶劣的国家竟然进入以保护
人权为己任的人权理事会，外交部确实居功至伟，自我表扬一下也没
有什么。问题是中共胜利了，中国人民可就遭秧了。以前，中共在人
权委员会时就拉帮结派，串通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组成反人权的
“统一战线”，每每使批评中国人权的提案不能通过，甚至根本就不
允许讨论。我敢断言，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说不定在中共的操纵
下，某一天人权理事会会通过一个批评美国的人权提案呢！这决不是
说笑，我记得中共曾在人权委员会上搞过一个这样的提案。如果真的
如此，就不仅仅是笑话了，那将是世界人权史的灾难。
中共宣称，现在的中国是人权最好的时期。我们暂时不要忙着反驳
它，但是也不能只听它的一面之辞。我们先来探讨什么是人权。按照
自然法原则，所谓人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权利，一般
包括生存权、隐私权、自由权、平等权等。1948年，联合国第三次大
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比较强调自由权，该宣言认为言论自
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是一般人民的最高追求。我们现
在谈到的人权，一般都指的是这个宣言的人权定义。它已经得到绝大
数国家的认同。它是一套用以衡量各国政府、各组织团体及每个个人
行为彼此间的全面含扩性标准。它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在公领略的人
权是普世性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它明确地限
制国家的行为，国家只能保护公民充分地享有人权，而不能任意地剥
夺公民的人权。
现在我们对照《世界人权宣言》，中共在人权上肯定不及格。首先，
中共否定人权的普世原则，搞一个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中国式人权出
来。生存权只是人权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人权就是生存
权，那同狗权、猪权有什么区别呢？人权更重要的还有自由权、平等
权等。事实上即使按照中共的人权定义，中共仍然不及格。按中共官
方统计，中国年人均收入在613元人民币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2,610
万，我们先不说其中的水分有多大，近3,000万人，每天不到1.67
元，你能说他们解决了生存问题吗？事实上，中国90%以上的农民，
年人均都在613元以下，也就是说中国大约有八亿人，即使按照官方
的标准，仍然没有解决生存问题。在一个八亿人连生存都困难的中
国，能说是人权最好的时期吗？
至于中国的言论自由，正象网路流传的一个前苏联政治笑话：一个美
国人对苏联人说，在美国有高度的言论自由，比如他可以走进白宫，
指着总统的鼻子说：我不喜欢你的治国政策。苏联人说他们也可以，
他可以走进克里姆林宫，对总书记说：我不喜欢美国总统的治国政
策。在中国，你有骂美国总统和台湾总统的自由，但是不能说中共及
其党魁的半个不字。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太多了，远的就不说了，中共
刚刚进入人权理事会后，就迫不及待拿异议人士开刀了。贵州的李元
龙、湖南的阳小青、南京的杨天水、山东的李建平四人，目前都面临
法院的审判。他们都是异议记者和网路作家，他们最大的“罪行”就
是在网路上写文章批评政府或揭露当局的腐败，但是他们都被当局以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世界人权宣言》十分推崇的信仰自由在中国也有，但那是信仰共产
主义的自由，除此以外的信仰统统被限制。七年前，中共突然对一群
练功的老头老太大开杀戒，公开的理由是某某功是邪教，但是中共在
宣布这个“邪教”的所谓罪行时，其中有一句大实话，那就是“某某
功公开同党争夺群众”。共产党这个最大的黒社会组织才7,000万信
徒，你某某功居然号称超过一亿信徒，这还得了，如果不拿你开刀还
能叫共产党？又比如最近中梵之间关于主教任命一事闹得不可开交，
本来嘛，“上帝的归上帝，凯撤的归凯撤。”这是早在罗马时代就定
下的原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教会和世俗政
府之间互相不干涉。但是，共产党这个无神论者，却狂妄到要领导上
帝，那里还有半点宗教信仰自由可言？
总之，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中共都毫无人权可言，但是就是这
样一个国家，却继续被选为新人权理事会成员，这样一来，我们如何
保证它审查自己在人权方面犯下的罪行呢？让中共这样一个有严重人
权污点的国家进入新的人权理事会，只能说这又是一次只会使事情变
得更糟糕的所谓联合国改革。我认为世界上凡是还有一点正义感的国
家，都应该象美国一样以缺席的姿态抗议，彻底否定新人权理事会。
让那些流氓国家去玩吧！自由世界不需要这样的人权理事会。
秦晖：是谁无耻？
读到李少君的骂贴，的确吃惊不小。
幸好我的电脑里还备份了当年的电邮，请看：发件人： hqin [mailto：[email protected]]发送时间： 2003年8月1日 0：10收件人： ‘[email protected]’主题： 秦晖来信少君兄：近好！
我到哈佛已近月。昨听国内信称贵刊已经发表了“三人谈话”上半部。我并未看到，但据来信称：发表的文本与我传给你的文本有很大差异。不知怎么回事？烦请把发表文本email给我一份。
上次我应你要求把稿子传去后不久，就接到《中国改革》编辑部主任刘海英电话， 说他们作为录音文本整理者从未同意过贵刊先发该谈话。我听后很为吃惊。因为我原以为，这件事你们是商量好了，贵刊才会约我们修改的。我当时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因忙于办出国手续，就授权他们与贵刊协商。不知你们后来是怎么谈的？
根据惯例，学术性对话发表文本与原始录音一般都有差异，但是发表文本必须得到对话各方认可则是肯定的。而且由于对话各方的“交锋”性质，编辑的修改弄得不好会形成“非法裁判”，因此比一般文本更要求对话各方的认可，如果对话某一方作了修改，另一方应该有权作出相应的回应性修改。即便为此往复，也是必须的（实际上这种往复在学术上也非常有益）。因为不如此就难免强加于人之嫌。
为此，我要求1，贵刊与《改革》一定要就此对话的发表办法达成认同（而且我们三人也认可），免得我们作为作者对不住朋友，甚至无端导致一稿两投之讥。2，对某一作者审定的文本（当然，这里仅指该作者本人的发言）编辑一般不应删改。如果非删改不可必须经过作者的同意。但是该作者在审定中若有修改，编辑部应当转告其他对话作者请他考虑是否作回应性修改。最后发表的文本一定要三人一致认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宁可先不发表。3，如果此次发表文本没有做到以上二者，贵刊应当补救，当务之急是不能再出现这种问题。
祝好秦晖另外顺便提及：上次贵刊发表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时把题目改成《我的第三条道路》，也未经我的认可。这个题目与我文中的内容是有矛盾的。后来我在《“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一文中提到这一点，你大概已经看到。
尽管我认为对个人作品的编辑处理不像多方对话那样严格要求作者事先认可，但文章的题目这样重要的文字是应当征得认可的。
From： wentiejun To： wang hui， [email protected] Subject： Re： 转发： 秦晖来信Date： 2003-8-1 13：18：00 ====================================================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李少军已经发表了。此前，我曾经给个别朋友发过修改稿，那是征求意见的，王绍光曾经把稿子发给其他人，我在看到后已经去了电子邮件希望他撤回。
我当然同意秦晖的意见。不是因为刊物发表的先后包涵利益问题，而是担心一般编辑难以把握如此重大话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3人对此事的看法没有差异，我会让刘海英与李少军联系，希望他们在刊物上予以补充说明，该对话发表并未经过我们3人的同意，也未经过我们的最后审定。
温铁军
From： wang hui To： hqin Cc： Shaojun Li Sent： Friday， August 01， 2003 11：05 AM Subject： Re： 转发： 秦晖来信少君兄：刚刚收到转发的秦晖的信，才知道你们发表了对谈，是秦、温和我的那篇对谈吗？请示下。
我刚刚回到北京。祝好汪晖
说明：李少君于2003年6月底给我传来“对话”稿子，说是温、汪二位已经审改过的，那份word的文件名就是“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wang version）。doc”，即“汪版本”，其中汪晖补充的部分还用红字标示了，其中大段增补的六处都是针对我的。李说已经与《中国改革》讲妥由他首发，还说温汪二位都同意并已经修改补充，现在就等我了。由于《中国改革》前些天也曾发来此“汪版本”并催我修改，而我当时忙于办出国手续顾不上，还很为拖了大家的后腿而不安，所以我当时信了他的话。（现在他说他“当时误以为温铁军、汪晖已看过”，那是太“谦虚”了，至少那“汪版本”的确是汪晖审改补充过的，当然汪晖也许没有授权他发表，是他骗了我，至于这“汪版本”怎么会在他手上，我只能存疑）那天李少君一连打了六七个长途电话，末一个是深夜里打来，说他就在印刷厂，就缺此一篇，已到上机开印的最后时限，请我务必帮忙。我在他催稿时才在这“汪版本”上赶忙修补我的部分，此时只改完三分之二，但既然他如此说，我就把未改完的稿子当即传去了。不料次日《中国改革》来电话说他们并未允许李发。我吃惊之余，便委托刘海英向李交涉。不久我在美得知《天涯》不但发了，而且给删得面目全非。于是便发出上函抗议，并抄发温汪二位，他们均“同意秦晖意见”，并继我之后向李表达了抗议。当时我还未及见刊文，后来看见原来李只擅自截取了原文最后一部分（即我未及改的部分）。汪晖后来说是“连载”——连载居然可以从最后载起？
可见事实真相是：李少君一开始就以撒谎骗取我“同意”，后来又擅自断章取义妄加删削。而他传来的是温汪二位已经整理补充过的稿子，我的整补却被他全部删除。如今他居然好意思说“最后发出的内容在三位当事人之中只有秦晖审过”！甚至造谣说事发后只有“温铁军、汪晖提出强烈抗议”而我则是认可的！他当初是如何向我道歉的，赖帐也罢，却反来倒打一耙，“无耻”这顶帽子还是由他拿回去自己戴上比较合适。
由于我的未完成修改稿只发给了李少君，刘海英当时还根本未见，所以后来《中国改革》在不告知我的情况下又一次擅自发表“节选版”时依据的是我完全未经手的文本。关于此事的其他情况，我保留披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