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初恋

  那时候,尽管我生活清贫、匮乏、平淡,工作所得勉强可以养家糊口,因为当时学校拖欠工资,还要时常接受亲戚的接济……但只要有这些书在我身边,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富有的、非凡的、浪漫的,甚至于幻想中从未降临的爱情,也在那些诗丛里的某个隐秘的角落潜藏着,等着我去寻找和发现,如同草丛里的翠雀花那样孤寂地盛开着:花瓣的蓝色“比天空亮三倍,也要暗三倍”。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极大地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都发生了巨变……我逐渐适应了紧张、多变的工作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记忆中故乡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地理上的概念而渐至模糊甚至湮灭……但是,那种对于爱情的幻想,依然不合时宜地、徒劳地、不期而至地袭来,纠缠着我,困扰着我,使我时时对一切的可能都充满着期待,彷徨在未知和两难之间,甚至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遭受过严重的伤害。

  如今,年届不惑,很多从前无限憧憬的事物都渐渐淡薄,如同雨后高远的天空上轻薄的卷云,只剩下了模糊、稀薄的影子……理性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既然我有了按世俗的标准可以算是比较幸福的家庭生活,那么对于浪漫爱情的幻想和追求,就注定不是属于我的,“今生偏与梅无缘”了。

  当前些天我偶然读到勃洛克的《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这首诗(《勃洛克抒情诗选》,汪剑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的时候,忽然对这种心态有了一种新的解读:

  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前来叩击诗人的大门,夜晚被幽暗所笼罩,嘟哝着模糊的话语。

  风儿带来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弥漫大地之王和天堂使者的怀抱;

  伴随着霞光最初的绽露和最后的飞逝,

  她把一朵黄色的玫瑰插在黑色的卷发中:

  让肉体毁灭吧——灵魂翱翔在荒漠的上空,

  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写出几首象样的诗篇,所以我没有资格享用诸神的盛筵,也没有机会领受缪斯妙目的垂青。但我的灵魂也许同样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她使我永远忧伤,永远年轻,永远都期待着那霞光辉映下沾满玫瑰上的朝露的、初恋的爱情。

  最后,请允许我再引用《阅读普希金》中纳博科夫对于俄语“тоска(忧伤)”一词的解释以结束此文:

  “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传导出‘тоска(忧伤)’一词全部的细微含义。就其最深刻的病态意义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起因的很大的精神痛苦。就较浅的病态意义而言,这是一种不清晰的心灵痛楚,没有愿望对象的激情愿望,病态的苦闷,朦胧的不安,智性的痛苦,强烈的渴求。在个别场合下,也可能是某人或某种特定东西的愿望,是眷念,是爱的苦闷”。

  我从这几段话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及灵魂的震撼。仿佛觉得这位远在异国天堂里的老人,正用慈爱的、全知的目光透视着我,我为自己的内心的隐秘被一览无余而感到了一丝羞愧。

  我仿佛觉得,我所就读的华北平原上这个小县城的雨后的天空,也如同基辅的天空“像月长石镶的屋顶一样灿烂”。只是这里没有“瓣上带着红斑点的浅黄色栗子花”,只有校园墙边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下,凋零在风雨中狼藉的落英,一朵朵淡紫色间杂着白色斑点的唇形花瓣,带着泪珠一般的雨滴,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让我深深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与不安之中。

  我的初恋也和这个时候——初春的美好相关联着。我也觉得,校园里每一个少女都是绝美动人的。她们窈窕的腰身,飘摆的裙裾,馥郁的发辫,羞涩的顾盼,乃至神秘的窃窃私语、银铃般清脆的笑声……与花圃里茁壮的蜀葵浓绿的掌状叶片、月季梢头嫩红色的芽尖、教室前白杨树上悬垂着的紫褐色柔荑花序、操场边新栽的青葱欲滴的云杉和侧柏……乃至墙角砖缝里悄然开放的、如星星一般闪烁着金色睫毛的蒲公英和苦苣菜,所有的一切都促使我朦朦胧胧的想:我所感触到的生命历程中具有微妙的美感的一切,一切的微妙的美感,将向谁诉说,与谁共享?

  初恋往往是从暗恋开始的。在那个短暂的春天,我暂时还没有真正坠入情网,还没有具体的某个少女成为我的倾诉对象。但我青春热血奔涌的心海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恋人的影象,如暗夜里天边隐隐闪现的金星,如混杂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醉人的花香……无时不在撩乱着我那颗初慕少艾、躁动不安的心。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在这无凭的尘世上,谁能给我无限的温柔?允诺我以真正的幸福?谁能以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我那雪花一般纯洁的情愫?是谁的身上有着朱砂梅的清香?是谁的眼神凝结着紫丁香的哀怨……

  在我的幻想中,将来定有这样一位言笑嫣然的久别的故人,与我剪烛夜话,喁喁情深,窗外细雨淅淅沥沥,落红撒满阶砌……而我定会向她轻声诉说那万里征途、天涯孤旅:潇湘残月,楚天柳岸,巴山秋池,江南驿桥……

  也许正是这种美妙的幻想迷醉了我,使我自然而然地迷恋上了诗: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从“春残到死丝方尽”到“杨柳岸,晓风残月”,从“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到“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觉得,我的爱情的宝匣一定是蕴藏在诗丛里面的,会有这么一天,在一个幽暗的黎明,我找到了这个魔匣,怀着忐忑、焦灼的心情,用颤抖的手轻轻打开它,在那一瞬间,定会是霞光灿烂,花雨漫天……

  也许正是这种美妙的幻想迷醉了我,使我成年后经历过若干次不成功的恋爱,终于总算按照大多数人的惯例结婚成家,孩子降生,有了朝夕相伴、一颦一笑时时挂心的人,过起了柴米油烟、精打细算的清苦日子。很多年都是收入微薄,环境艰苦,就连买本书也是踌躇再三,实在抵抗不过书中的诱惑,咬牙狠心买下来,回到家来也是东躲西藏的,最怕面对妻子的质询和呵斥。看书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妻子突然闯进来……真有一种类似偷情的惶恐不安和莫名的负罪感。

  那时候,尽管我生活清贫、匮乏、平淡,工作所得勉强可以养家糊口,因为当时学校拖欠工资,还要时常接受亲戚的接济……但只要有这些书在我身边,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富有的、非凡的、浪漫的,甚至于幻想中从未降临的爱情,也在那些诗丛里的某个隐秘的角落潜藏着,等着我去寻找和发现,如同草丛里的翠雀花那样孤寂地盛开着:花瓣的蓝色“比天空亮三倍,也要暗三倍”。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极大地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都发生了巨变……我逐渐适应了紧张、多变的工作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记忆中故乡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地理上的概念而渐至模糊甚至湮灭……但是,那种对于爱情的幻想,依然不合时宜地、徒劳地、不期而至地袭来,纠缠着我,困扰着我,使我时时对一切的可能都充满着期待,彷徨在未知和两难之间,甚至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遭受过严重的伤害。

  如今,年届不惑,很多从前无限憧憬的事物都渐渐淡薄,如同雨后高远的天空上轻薄的卷云,只剩下了模糊、稀薄的影子……理性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既然我有了按世俗的标准可以算是比较幸福的家庭生活,那么对于浪漫爱情的幻想和追求,就注定不是属于我的,“今生偏与梅无缘”了。

  当前些天我偶然读到勃洛克的《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这首诗(《勃洛克抒情诗选》,汪剑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的时候,忽然对这种心态有了一种新的解读:

  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前来叩击诗人的大门,夜晚被幽暗所笼罩,嘟哝着模糊的话语。

  风儿带来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弥漫大地之王和天堂使者的怀抱;

  伴随着霞光最初的绽露和最后的飞逝,

  她把一朵黄色的玫瑰插在黑色的卷发中:

  让肉体毁灭吧——灵魂翱翔在荒漠的上空,

  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写出几首象样的诗篇,所以我没有资格享用诸神的盛筵,也没有机会领受缪斯妙目的垂青。但我的灵魂也许同样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她使我永远忧伤,永远年轻,永远都期待着那霞光辉映下沾满玫瑰上的朝露的、初恋的爱情。

  最后,请允许我再引用《阅读普希金》中纳博科夫对于俄语“тоска(忧伤)”一词的解释以结束此文:

  “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传导出‘тоска(忧伤)’一词全部的细微含义。就其最深刻的病态意义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起因的很大的精神痛苦。就较浅的病态意义而言,这是一种不清晰的心灵痛楚,没有愿望对象的激情愿望,病态的苦闷,朦胧的不安,智性的痛苦,强烈的渴求。在个别场合下,也可能是某人或某种特定东西的愿望,是眷念,是爱的苦闷”。

除了八卦,还有真情

书名:《寻欢作乐》作者:萨默塞特·毛姆版本: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定价:18.50元

   《寻欢作乐》的封底按照近年出书的惯例,印上几句来历不明的吹捧之词。马尔克斯说:“(毛姆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可见大多数人都喜欢和自己大相径庭的东西,连伟大的马尔克斯也不例外。奥威尔说:“(毛姆是)现代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也让人有点意外,也许他们两位的早期艰难的求学生涯有些许相似?这两句话无凭无据,也只能姑妄听之,只有和毛姆一样又聪明又刻薄的伊夫林·沃,说了一句实在话:“毛姆在拿捏人们对八卦信息的胃口方面,可谓大师。他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卖关子,然后选择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候说出来。”

  读这本书,真是可惜自己对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英国文坛一片茫然,因而不能从悬想与对照中读出更多的趣味。不过毛姆的那篇序写得也足够有趣———书写成于1930年,这篇序作于1950年,大概是多次再版,议论纷纷又渐渐平息后,他带着一种“闲话说玄宗”的淡然超然的口气,来作个四两拨千斤的认证了。

  他说爱德华·德里菲尔德不是托马斯·哈代,承认阿尔罗伊·基尔的原型是休·沃尔波尔———虽然“尽力掩盖起各种踪迹线索”,还是在初版后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原型的快递,指出了这本书是对他的“冷酷的写照”。

  一本小说既然带上了种你知我知的狡黠笑意,就不由得读者不去探究故事后头的八卦源头。但《寻欢作乐》的好处,是一个好作家的好处(虽然毛姆对自己的定位是个二流作家,好比伍迪·艾伦把自己定位为二流导演一样———这种定位倒说明,他们乃是二流中的极品),八卦只是为小说增添一点小花边,就算没有了,小说本身也还是料子实在、剪裁得当的好衣裳。

  《寻欢作乐》的开头和结尾最能体现伊夫林·沃所说的,在“卖关子”与“说出来”之间的机智,小说的开头费了许多功夫来写休·沃尔波尔的来访,让读者心中着急,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等着包袱解开,中间的几段回忆,写得行云流水,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让读者也跟着一唱三叹。而结尾,是小说的一个大包袱,是在大家以为故事已经结束的时候出现的。它到底好不好呢?孩子与其后的故事,是不是包袱得太重了,以至于使故事失去了总体的轻灵,并且太像一个原因,试图解释原本不太需要解释的事?

  ———我这两句话,也说得很是模棱,也算是一个“关子”,等着没有看过的人,自己看自己想吧。

  小说好看,人物打动人心与故事说得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德里菲尔德或者基尔这些引起八卦的人物,都不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核心是一个叫罗西的女人。

  毛姆在写罗西的时候,基本上是写意的,对她只有一两段的外貌描写,一两段比较细致的情节与动作,然后呢,就是作者难以抑制心中的爱意,一个尽地向读者宣扬: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啊!实在来说,这种写法是容易显得傻乎乎的,但是因为毛姆在写起别人时那样蔫坏,全然不是个傻乎乎的好人,只是因为对这个女人,实在是心之所往,动了真情,才这样“直抒胸怀”,让人也陪着感动起来。

  毛姆是这样写罗西的:金色的头发,淡黄色的皮肤,但是“她给你的印象却不是金黄色的,而是银白色的”,“不像太阳而像月亮那样淡淡地闪着光,如果要把她比作太阳的话,那她也是破晓时分茫茫白雾中的太阳。”在一夕欢娱之后,有一段清晨的罗西站在镜前的描写———这段话实则是男人的目光:“这是一个天生为了欢爱绸缪而生的躯体。这时候,在那片正奋力与越来越强的日光争斗的烛光映照下,她的全身现出一片银光闪闪的金色,只有两个坚实乳头是淡红色的。”

  这个女人,甜蜜的,少言的,鲜艳的,坦白的,兼有妇人与孩童之美的,纯洁的,大度的,与身边的众多男人共度身体之愉的,罗西,她,到底是谁?

  我几乎舍不得八卦她。而毛姆只有在序的最后一句话中,才说出自己最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因为那个脸上挂着明媚可爱的微笑的女人为我再次生活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她就是罗西·德里菲尔德的原型。”

本雅明:单行道上的逆行者

   《单行道》本身在思想表述上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向度,一个在人群纷扰中跑入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单行道的猛烈转向,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不久,对于希特勒时代之前的德国充满了敏锐的观察的克拉考尔随即将该书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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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文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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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道》(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定价: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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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

    □书评人 杜庆春

    本雅明在写完为申请大学教授资格而作的《德意志悲剧的诞生》后,感到他的写作与正统的学院规范有距离,毅然收回了这篇论文。此后,他开始了另一种写作,《单行道》就是这种写作的第一部著作,这是散文的和格言的,这是最强烈和最直觉的思想在瞬间的喷发。这是思想的烟花开在求索者的夜空。烟火有其璀璨的明亮,而瞬间明亮在夜空中却又如同一段谜语。

    阿多诺在评说《单行道》时这么说:“应该是通过智力活动的某种短路去点燃火焰的东西,这个火焰即便不把既存的东西烧尽,也会将它照得熔为灰烬。”下面就是我的一些被照亮的、熔为灰烬的思绪,它们等待被风迁徙,飘往单行道上……

    不可言说之梦

    本雅明藏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他的眼神不断射出逼人的光芒,而我知道一些事情他是不说的,因为没有对等的倾诉者,因为没有真正的天才的保护神的存在,因为藏匿才是天才真正的策略。藏匿才是不受审查和曲解的惟一选择,死亡是最终的藏匿,本雅明最终选择了死亡,而不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内心。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线上的他的结局,对于写《单行道》的他不算是遥远的未来时刻。

    本雅明在《单行道》的开篇就发出不要出卖自己的警告。他借用民间说法,提醒人们不要在没有吃早饭前讲述昨夜之梦,不能在梦还没有彻底醒的时候讲述自己的梦。“依此看来,叙述梦的内容很可能带来灾难,因为与梦中世界依然处于若即若离状态的人通过叙说出卖了这个世界,他必然会遭到报复。用更现代的话说,他出卖了自己。”

    《单行道》的题词,指明这本书献给阿西娅·拉西斯。这个女人难道是本雅明在梦犹未醒时的表白,是一次对于警惕的放弃,是一次情不自禁的表白,是爱情。

    “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是她作为工程师/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了作者。”一个女人穿越了天才。本雅明讴歌了这位女性,这是一位天才对于激发自己灵感的女人的讴歌,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智者对于沉溺的恶补,这个恶补看起来就是一场要把自己交待出去的爱情,而在给这位女人的献辞中,他最大程度地回收了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骄傲。本雅明说:“伟大的作家们都毫不例外地对他们之后的世界进行了构想”,而我说,伟大的天才都毫不例外地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构想。
 
    可言说之梦

    在梦彻底醒来之后,那些经过检视和修饰的梦,可以反复地言说,且可以记录在案,以供他人研读。本雅明的造访歌德宅邸之梦就是如此。当他梦见馆长请他到通道的尽头,在窗台上打开着的来访者登记簿上签名时,他说:“当我上前伸手翻开登记簿的时候发现,我的名字已经被狂放的儿童笔迹大大地写在上面了。”这样的意象,几乎构成了所有天才们的相似的故事集了,一位天才总是在自己童年时代就受到伟大的前人的眷顾,或者和伟大的前人有着一种冥冥中的灵魂交流。

    这个梦还在继续:“在桌子一端的右首,我在歌德身边坐下。饭后,歌德费力地站起身,我用手势恭请允许扶他。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胳膊肘时,我激动得开始流泪。”在这种流传甚广的天才传说中,我依然被本雅明的深情打动。我只能用我的一次梦中的泪流满面作为对他的致敬。在看完安东尼奥尼的回顾展所有影片后的夜晚,我梦到了我们举行一次小的聚会来庆贺这次影展的成功。在一间仓库一样的影院中,放映着一部黑白的电影,故事和人物依稀是前苏联的,但这部电影在我的梦里的作者是安东尼奥尼。看完之后,大家来到庭院,有梧桐一样的树在落叶,三张长条木桌构成一个小的会场。一位同事将话筒递给我,让我说几句。我拿过话筒,发现是一截旧的、上了锈的自来水管。我说,“他终于来了!”然后就泪流满面,等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湿的。在不断阅读本雅明之后,我最为害怕的事情是他会走入我的梦境。

    逆行者

   “笃信是不具有创生力的。”(“致男人们”篇)创生的力量如果不能来自笃信,那么只能在笃信的反面蕴育和生长,在这个方面是单行道一样的毅然决然,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如同本雅明对于巴黎街道的空间思考一样,单行道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孤独者的穿越,构成了一种一个向度的决不妥协的穿越行为。

    本雅明熟知的波德莱尔在巴黎的清晨起来,在匆忙的上班人流中,他发现自己是惟一的逆行者。人流中的逆行者才真正构成了灵魂深处的单行道,这不是空寂的空间的单行道,这是喧哗中的单行道。一个逆行者擦过所有迎面走过的表情时,一定是孤独与狷介,一定也是逃亡和哀愁。

    创生的思考在本雅明处只是写给男人们的话,给一位女人的话则是这部书的题词。天才在梦见歌德的时候是骄傲的,在工作的时候是艰辛的,所以本雅明在“标准时钟”片中说,“天才是勤奋”。男人在渴望女人的爱情时,把自己的才华献给女人,然后,让这种爱情穿越生命时,却只想证明男人的创生力。

    我不得不抗拒这种通过对女人的命名的自我证明,这本书的那段题词,开始扭曲变形,它们成为这样:“这条路/阿西娅·拉西斯不是街的名称/不是这条街道的修筑者/她是一位路人。”在现实生活中,阿西娅·拉西斯没有中断和本雅明的交往,但是也没有答应本雅明的求婚。

时间:2006 年4 月14 日

文学掮客悄然狩猎中国新生代

 65岁的托比路伊戴(Toby Eady)从伦敦来到了香港,他准备再从这里启程,向北飞往生机勃勃的中国内地,一片广袤的文学大地。

  CNN3月30日的报道说,他此行好比一次春季狩猎,不过无需携带任何武器。伊戴是一位文学经纪人,在伦敦开有自己的出版代理公司,他要寻找的文学猎物,是未来的中国当红作家。

  “新一代的中国作家已经浮出水面,”他说,“你正在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而出版商们也想结识他们。”4月中旬,他将带领十五、六个西方出版商到访北京,他们会去一些出版社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但最大的目的,是要跟一批作家新星们见个面。

中国作品升温

  在内衣、彩电和鞋子之后,国际掮客们已经开始把手伸向中国的文学新秀。一些新生代中国作家最近在西方的成功,已经大大刺激了国际出版市场对中国原创作品的兴趣。
伊戴说,从两年前开始,他已陆续把25个国家的出版商带到了中国。但他本人干这一行,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他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发生了兴趣,并于80年代中期做成了自己的头一笔大买卖。

  他说,澳洲是中国作家的一大卖场,很多中国作家在这里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外国金子。“这是一个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的国家,并且真的对描写中国的文学佳作感兴趣。”他又举了另一个女作家的例子。

走向世界也不易

  但是,中国的新一代文学之星照耀全世界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伊戴说,对西方出版商、经纪人和翻译家来说,在海外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仍然是一大难事。

  “时间是最大也是最不容易克服的因素,”他对CNN说,“要想让一本书出版,你得准备上三年才成。”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家的手稿要不可避免地经过“西方化”的加工。首先是语言。伊戴说,汉语是一种“图形化的”语言,在结构上与西方诸语种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难免得做一些小的调整。”他说。

  出版商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高水平的译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伊戴说:“大多数很年轻,报酬也很低。”

  他说的不错。我们来数一下,除了葛浩文、蓝诗玲,还有马建自用的英国女朋友,当今活跃的汉译英好手,还有谁呢?

当代中国题材是主流

  设在香港的出版公司――Pan Mc Millan Asia营销主管丹尼尔路瓦茨(Daniel Watts)也认为:“要想把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中国作家推广到(国际)市场上好难啊。作为一个出版商,你总得合计合计,‘这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大的升值空间?’仅仅一本好书可是不够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瓦茨介绍说,他更看好的是回忆录与主流小说。伊戴就像个导游,正在香港等着接他的出版商旅行团,然后直奔北京。他揣着一大堆人名和地址,也许还有几份已经打印好的合同。名单上的中国新生代作家们,想必已经做好了接见外国买主的准备。

  “有些作家们已在前几次行程中签了约。谁知道这一次我们会签下谁呢?”

《江南》正在创造文学杂志奇迹发行量飙升近10倍

 

 晓风书屋是杭州一家标志性的人文书店。它很少卖杂志,不过新改版的两期《江南》却在该店卖出了95册,其中今年第一期40本《江南》两三个星期就售完了,等到书店要添货,却发现杂志社也没货了。

这样的火爆,即使是口碑最佳的《收获》杂志,也难以望其项背。据称《收获》杂志现在还有每期数万册的发行量,但在杭州,它卖得很一般,一般一个书报亭能卖二三本,而《江南》,杭州的书报亭好的能卖到十几册。

《江南》正在创造浙江乃至国内文学杂志的奇迹。

在这个纯文学越来越势弱的时代,居然有一本纯文学杂志在短短几个月内,发行量从原来的不到两千册飙升到如今的近两万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这本杂志叫《江南》,今年1月开始彻底改版,双月出版,如今刚刚发行两期。

【读者】

广州的老板打来电话

我要买500本过刊

最近,《江南》编辑部一片喜悦景象。好消息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个广州的企业家偶尔看到了今年第一期《江南》,说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看的杂志了,打电话来要买500本过刊送给员工看,说以后要给每名员工订一本。”“美国旧金山的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说在那边也能买到《江南》,据说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进了20多本杂志在国外销售。”“瑞士、加拿大都有人看到了《江南》。”喜讯一个接一个,去年10月始上任的主编袁敏乐开了花:“国外的数量不大,但关键是你看到了杂志的影响力。”

【作家】

陈建功在中国作协会上表扬

《江南》贴近社会反映热点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王旭烽则带来了作家方面的反响。刚刚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作协全委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对来自全国的作家说:“《江南》改版后,反响很好。它贴近社会反映热点……”他的这一表扬,绝对是对《江南》最好的推广,当时全国不少知名作家都在。

主编袁敏说:“以后找这些名作家约稿就好多了。”

这不,下一期杂志上,她就约到了王安忆的稿子,不过不是小说,而是王安忆整理的母亲茹志鹃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日记,这可是从未面世过的。还有广州的作家张欣,《江南》编辑部给她寄了两本杂志后,她说:“只听说《江南》办得不错,一看果然,刚刚一个稿子给了《收获》,下一个一定给《江南》。”而听说下期杂志准备推出“新乡土文学”专题,莫言、贾平凹、迟子建、曹文轩等人马上应邀写来自己对乡土文学的看法,让袁敏感动不已。

【同行】

《萌芽》杂志总编赵长天说

了不起的《江南》在创造奇迹

地方性纯文学刊物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发行量基本上只有3000册左右,《江南》杂志却从此前的不到2000册,达到了现在的17000册(含赠阅),这让同行感到惊讶。《萌芽》杂志总编赵长天特地给袁敏打来电话说,他觉得《江南》很了不起,创造了奇迹。而一些报刊亭、书店甚至超市,看到了《江南》的好势头,也纷纷要求代卖杂志。不过,杭州文化商城有摊主要代销杂志,袁敏拒绝了;武汉、郑州等地要求多发过去几百本杂志,袁敏也拒绝了。她说,要再观察观察《江南》的市场走势,要暂时让市场处于饥饿状态。

2006:文学期刊走出“少数人的园地”

2006年初,两家文学期刊的改版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中国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小说选刊》正式“变脸”,开始“贴地行走”,关注社会现实,第一期反映民工生活的封面还引发了又一场“馒头风波”。改版后的三期在文学界颇受非议,却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好评,发行量也节节攀升。原本寂寂无名的浙江省级文学刊物《江南》则以“曲高和众”为目标,高举纯文学大旗,改版后第一期的销量就从2000册迅速攀升到1.1万册,第一次出现了加印,还宣称要向《收获》看齐。两种不同思路的探索,似乎为徘徊在困境中的文学期刊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无论哪条路都并非坦途,“求雅”还是“求俗”,仍然是摆在文学期刊面前的一个两难选择。

文学期刊开始“贴地行走”

回想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的黄金时期,销量最高的达100多万份,如今,这种盛况早已一去不复返。据统计,在目前国内的800多家文学期刊中,能自负盈亏的不到10家,大多数期刊的发行量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册。90年代后,政府取消文学期刊的财政补贴,大规模的改版与转型也应运而生。

相比当年《湖南文学》变为前卫时尚杂志《母语》,《百花洲》改为女性文学专刊,《小说选刊》这次改版的步子迈得并不大。之所以震动文坛,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小说选刊》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小说月刊,其入选作品参加大型文学评奖的中奖率高达80%左右,堪称名作家的摇篮。

最初的争议集中在刊物的封面上,以往的《小说选刊》封面多为幽雅的风景画,新的封面改用反映百姓生活的写实摄影。改版后第一期的封面是一位民工拿几个馒头当午餐,有些文学界人士批评这个封面太直白,缺乏含蓄美,有的作家甚至把封面撕掉。而大多数读者则对这个封面很认可,认为民工的形象令人感动。主编杜卫东强调,封面不仅仅是包装,还应该成为办刊宗旨的形象化展示,与文字相得益彰。改版后的内容也更贴近现实,要“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改版后的三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销量以每个月10%的速度递增。而文学界的反映则比较冷淡,有作家担心《小说选刊》的权威性会受到影响。

文学界与读者的一“冷”一“热”,也反映了二者地位的变化。曾几何时,期刊编辑与知名作家是刊物的主体,读者的声音非常微弱。如今,文学的边缘化让读者变得格外宝贵,读者喜爱的纪实类作品、网络小说等也成为新宠。今年新改版的《青年作家》在内容上也更贴近现实,《北京文学》新增了报告文学和网络文学栏目,《人民文学》、《芙蓉》、《钟山》、《大家》等大型文学期刊都宣称要“面向市场、面向读者”,这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文学刊物要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不再是少数人“自己的园地”。《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表示,《小说选刊》希望把远离文坛的一部分读者也覆盖进来,而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

纯文学期刊也可以“曲高和众”

虽然纯文学的阵地正在缩小,但希望和机遇同样存在,今年新改版的《江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作为浙江省级文学刊物,《江南》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小说选刊》等自然无法相比。然而,改版后的《江南》首印5000册销售一空,又加印了6000册,还第一次收到全国各地的邮购单。新任主编袁敏表示,《江南》将以“曲高和众”为目标,下一步要走出浙江,争取进入全国纯文学期刊的“第一梯队”,两年内销量直追文学期刊老大《收获》。

在大多数文学期刊苦苦支撑的时候,《江南》的成功令人惊异。新任主编袁敏被称为金牌图书策划人,曾一手捧红了海岩、韩寒。入主《江南》后,袁敏提出了“大江南”的文化概念,既要坚守文化品格,又要贴近民众关注的市场热点。还与一些知名出版社和影视机构联手策划图书出版和影视剧,并负责作者的版权代理。改版后第一期刊载的长篇小说《如嫣@sars.come》,早在刊发前就已在北京街头出现打印本,被热炒到40元一本。《江南》在首发该小说的同时,立即和文汇出版社合作出版该书。把刊物与出版、影视结合起来,不但解决了刊物的生存困境,把文学推向市场,还大大增强了对作家的吸引力,可谓一举多得。传统期刊的主编往往由知名作家担任,或者由主管部门任命。本次《江南》公开向社会招聘主编,又是一个新的尝试,袁敏就是从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的。事实证明,纯文学期刊面对市场并非总是无奈,同样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栏目与选题的调整还远远不够。

“文化”与“文学”并不对立

文学刊物大规模改版以来,基本形成了两个趋向,一是由文学走向文化,二是继续坚守纯文学。前者以《天涯》和《作家》、《书城》等为代表,内容已不限于纯文学。1996年改版的《天涯》在全国率先走“大文学”、“泛文化”路线,其“民间语文”栏目刊登的是普通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检举信甚至判决书等,其无可替代的资料性牢牢吸引了关注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读者。《作家》和《书城》都以美国的《纽约客》为模仿对象,纯文学大约只占1/3的比重。

即使是坚持纯文学的刊物,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外也开始增加新内容。《收获》增加了“人生采访”、“封面中国”、“亲历历史”等栏目,《钟山》开设“凡人素描”,《十月》、《当代》和《北京文学》都推出了报告文学栏目。《中华文学选刊》曾一度把民谣、漫画、墙头标语等纳入选刊视野,现在又全面回归纯文学,像这样在两者之间“来来往往”的期刊还有不少。

事实上,随着更多新文体的产生,文学的内涵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四大类,应该吸纳更多的内容。这些刊物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开放度不同而已。《天涯》主编李少君认为,文学期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读者的定位。只有找准了读者群落,这个刊物才能站稳脚跟,越办越好,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核心和难点所在。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的纯文学杂志都不太景气。美国声誉最高的《巴黎评论》,销量也不过二三万份,其他纯文学刊物一般不过二三千份。在中国,纯文学爱好者虽然为数不少,但也很难支撑起几百份文学刊物的生存。随着新媒体和网络小说等的兴起,青少年阅读文学刊物的兴趣越来越低。同时,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也不再是登上文坛的惟一途径。因此,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读者群,是文学期刊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日本文学期刊开始复兴,讲谈社创办的《浮士德》杂志以年轻人为主要对象,借鉴漫画和游戏来绘制插图,东京创元社以出版推理小说而著称,《WEB小说中公》通过小册子、网络、手机三种形式向读者发布小说。10年前,上海的《萌芽》推出“新概念作文大赛”,销量从原来的1万余份飙升至40万份,也直接促成了“80后作家”群的兴起。现在,喜爱科幻、推理、青春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文学等的读者都不少,对文学市场进行细分,将为文学期刊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孟浪:你侬我侬的连胡(壶)家家酒何时休矣?

一场由台海两岸一对六、七十岁老人你侬我侬、倾情出演的办家家酒,一年一度又开始在北京续摊,但推杯换盏的热闹和再浓再烈的国酒茅台,也无助于为此类好像也算”两相情愿”的政客戏码注入哪怕半点严肃的”国是性质”。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国共产党现总书记胡锦涛,这一”虚”一”实”之间的又一次高”峰”会,由于双方继续无视或刻意回避这两个曾敌对五十年以上并持续武力相向的政党共同给中国人民及两岸社会造成最严重人道灾难的惨痛历史事实,以上戏码的掩耳盗铃色彩已暴露无遗。国共两党至今不敢真正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鸵鸟心态和行为,注定双方”两相情愿”的这场表演真正是徒具其表;两岸人民也因此更洞察双方政治人物此时此刻内心的虚弱、颟顸及他们正自我陶醉的所谓高端游戏之极度空洞乏味的本质。

诚然,两岸人民从来对自己土地上国计民生的繁荣发展抱持期待并孜孜以求;而历史上,正是同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在相当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完全剥夺了两岸人民所本应享有且在不断追求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如今国共两党唱唱两岸经贸至上的高调,也无非是跟在两岸的民心民意之后一路小跑而已,相信国共抛出互相搂搂抱抱的此招,总不会是已弱智到他们自以为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两个先知先觉者了吧。

自以为高明的把玩历史者,必被历史所把玩;同样,回避历史的自以为得计者,也必被历史所清算。两岸人民深知,历史的真相正待面对,历史的迷障尚需清除,历史已开始在并终将还两岸人民一个公道。两岸人民乐于看到,不仅是国共两党,不仅是亲民党、新党,也包括对两岸统独问题与上述政党持高度异议的民主进步党和台湾团结联盟,还包括两岸在野或与两岸执政者持异议的所有政治团体和人士,能够统统坐到一起,不单单是谈经济、贸易,更要谈政治,谈人道,谈历史,为台海两岸全体人民及后代的生命财产安全着想,为台海两岸的永久和平与繁荣着想,彻底否弃武力,倡导和解和睦,两岸共存共依,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部分,作为华夏民族命运共同体,共渡世艰,共享福祺。

缘此,两岸人民更可以把臂走到一起、坐到一起的共识是,台海血脉相联的土地上再也不能重演”2.28 “和”6.4 “这样的历史悲剧,任何毛泽东式、蒋介石式的极权主义恐怖文化和战争文化应该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全体两岸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库中被彻底清除。

作为大陆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台湾在野党的中国国民党,在两岸的政治版图和现实中,分别处于各自面对重重危机、慌乱寻找一线出路的彷徨时刻;连胡(壶)的家家酒当然含有双方这两位尚缺乏政治想象力和政治道德勇气的政客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可怜目的。格局不大,气度尚小,这一场所谓”两相情愿”的政客把戏也就必招致一厢情愿、草草收场的狼狈结局。

中国国民党已由它的新任主席马英九执鞭,无论他在两年后的台湾是否可代表已失去政权的国民党和泛蓝力量卷土再来重新执政,接下来的事实,胡锦涛面对的国民党对手——或家家酒对象(如果国共继续乐此不疲的话)——必然是打对岸驰来的这一匹”马”。两岸人民愿意看到国共两党领导人下一次碰杯的时候,双方的杯中终于已不是历史上的血。

连胡(壶)搬出的家家酒可以休矣。

2006.4.14 于波士顿

作者系旅美诗人、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兼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

──《观察》首发

郭庆海:从蒋石林状告常德市财政局案看中国人大代表的素质

今年4月3日,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农民蒋石林以一个普通纳税
人的身分,以“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豪华轿车”为由,将常宁
市财政局告上法庭。4月10日,是常宁市人民法院给出是否受理答复
的最后期限。上午10点,市法院立案庭庭长朱志国一行告知蒋石林
“法院不受理”,理由是:“起诉人蒋石林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故法院不予受理。”(4月13
日《新华网》:
《农民将财政局告上法庭,局长登门讲清实情》

应该说,蒋石林状告财政局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
是法律专家,不知道常德市法院作出这样一个裁定是否合理。但是,
我知道一点,在中国,民告官从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事,何况,正象报
道所称蒋石林的老乡们所认为的,蒋的状告常德市财政局,纯粹就是
“多管闲事”。不过,相信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蒋石林的动机,不会有
人把他的行为象看待演艺界的所谓“明星”们那样看成“炒作”。而
从某种角度看,蒋石林的起诉虽然被驳回,但也未必说没有一点积极
的作用。比如报道称,就在市法院给蒋石林送达“法院不受理”的当
天,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一行亲赴蒋家送“说法”,一五一十的向蒋
石林解释财政局的用车状况。同时他还感慨:“不透明的财政管理必
将产生瓜田李下的猜疑。蒋石林告状一事让我们得出教训,我们一定
要建立‘阳光财政’。同时,财政部门用钱尤其要加强自律,只有自
己率先依法管好、用好每分钱,才能管好、用好全市的钱。”

就此,我们应该可以说蒋石林在常德市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上的作用
有一个定论了。但是,从这件事的整个过程来看,其中有许多问题便
还没有定论,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我们怎样看待那位告诉蒋石林财政
局违法购车的人大代表的素质。

从报道我们可以知道,蒋石林之所以能知道常德市财政局违法购车,
是因为一位人大代表和他谈到了这件事。而我们知道,相比于蒋石
林,作为人大代表的他显然更应该在问责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上承担
责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第三条规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
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
的实施。”而第四条则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
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
人民服务。”那么,既然他认为财政局购车违法,他不是应该对财政
局提起质询吗?既然作为本选区的公民蒋石林对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
有意见,他不是同样应该就此向财政局提起质询吗?但是,他在面对
这一切时究竟做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那位人大代表曾经就此通过有关人大议事程序向
财政局提起了质询,而媒体只是因为蒋石林告状一事具有的轰动性效
应从而把那一切忽略掉了,那么,这无疑是媒体的失职。然而,如果
在这一事件中那位人大代表只是起了一个把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告诉
蒋石林的作用,却未有其它任何动作的话,那么,这位人大代表就不
仅仅是未能尽到他的代表职责,同时,他的人品也不能令人恭维!

东海一枭:黎鸣与朱熹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事物、事件、现象的评价,有两种标准:一种是理想的标准,一种是历史的标准。以理想的、道德的、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和历史中的一切,横加指责全盘否定,一片漆黑晴看历史,最大伪学骂儒家,这在网络上是司空见惯了。遗憾的是,一些名家学者也犯这样“一根筋”的毛病。例如,一位我素所尊重的思想家哲学家黎鸣老,就完全站在当代及西方的立场上,把中国历史骂为一片黑暗,把传统文化批得一无是处。

黎鸣老在他的一系列雄文铁口直断:“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儒学伪学的蛊惑,完全不知真理为何物,致使中国历史上智慧发展停滞的中世纪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秦汉之后的儒学彻头彻尾成了制造伪人和伪君子的伪学,在两千多年伪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云云。诸如此类的情绪化语言层出不穷,赢得江湖大量彩声。反驳者虽不少,大多驳不到位。如有个叫李士光的传统“卫道士”对黎文逐一驳之。我浏览一二,发现此君卫道激情有余,弘儒学力不足,以致处处被动,处于下风。

黎李之争,让我想起发生于宋朝的著名的朱(熹)陈(亮)之争。朱陈之间围绕王霸义利问题展开激烈论辩。朱熹强调天理人欲不可两立,把历史分割为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两大截,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德行纯粹,道心与天理相符,是王道政治;三代之后天理失传,道统不彰,人欲横流,所以历史长期地陷入了黑暗状态。

朱、陈之争又主要围绕对汉唐的评价而展开。汉唐两朝轻徭薄赋,刑罚罕用,人才辈出,天下晏然,但朱子从道德观点出发完全否定汉唐,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天理则王,人欲则霸,认为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即便事功伟大也是霸道之政,无足称道。陈亮则从功利观点出发基本肯定汉唐,认为王道霸道并非截然对立,汉唐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陈亮集》卷四《问答下》),区别在于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

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书函往返互辩不已。朱熹是用唯理想、纯道德、非历史的绝对标准去衡量历史、评价汉唐的。他不仅要求外王(政治)从内圣(道德)开出,以道德去丈量政治,而且用帝王的私德去丈量国家政治乃至整个时代。小尺子这么一量,汉唐那样繁荣昌盛的政治社会也变得一无是处了。这场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之辨及“汉唐”之争,虽后来不了了之,但朱子之学越传越盛,陈亮之论郁而不张,实际上是输了。此乃各种政治历史复杂原因所致,其中也有陈亮功力不足的问题。“学术三脚猫”与“道德一根筋”相遇,相互缠夹,有理的反输了。

令我吃惊的是,朱子居然于春秋智慧和经权、文实思想一无所知,知经不知权(知原则不知权变)、知文不知实(知理想而不切实际)。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历史,岂但暴秦五代、岂但元明清?连两汉唐宋也会一无可取!朱子与黎老,一是大理学家,一是反儒大家,一个唯道德,一个唯西学,立场完全相反,犯的却是同样的错误:树一个道德的(朱子)或现代的(黎老)浪漫主义高标去丈量历史,对略有不符者一棍子打死!而这样的错误,许多网民和不少学者皆大犯而特犯!

理想标准陈义过高,最容易脱离实际,流于迂阔空泛。历史标准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把标准放在历史之中去进行衡量,比较切近,却也有不足和弊病:容易“现实”过头,堕入狭隘低陋的实用泥坑,变成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流弊所及,是非消泯,正邪两可,连秦始皇都可以抬成大英雄。用牟宗三的话说,理想的标准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历史的标准则属于“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他在《论凡存在即合理》一文中写道:“讲历史最忌的有两种态度:一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这必流于无是非,即有是非,亦是零碎的而无总持,颠倒的而不中肯。二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如说中国自禅让井田废,便全流于黑暗,又如说中国人以前不知道民主,不知道科学,不知道男女平权,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

所以,历史标准与理想标准不可偏废,理想需要现实的牵引才不至于虚浮,现实需要理想的指导才不至于堕落。孔子看待历史的眼光就特别圆融全面,将理想标准与历史标准综合统一、贯通并存。例如,管仲不仅私德不佳,而且常有逾礼之举。孔子一方面斥之“管仲之器小哉。”一方面又崇之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关于汉唐,孔子如地下有知,也必曰:如其仁如其仁,文不与而实与。汉唐不完全符合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原则,”做得不尽“,故”文不与“;但在那个时代,汉唐已做得很好很出色了,故”实与“。

对君主专制也当作如是观,用原儒的选贤与能、天子一爵、大同太平等标准衡量,君主专制绝非理想政治,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个过程却是非人力可以超越的。在孔子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开明君主专制不失为最合适的选择,做不到最优,就做到次优。

不可否认,由于君主专制的历史过于漫长,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权力而过于牵就政统也是难免的,在儒化政权的同时难免政权化儒。当务之急是把隐晦已久的儒学理想的一面刮垢磨光,借以驱邪逐魔,重新照耀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共政权,不仅用西方民主自由和儒家大同理想的标准去衡量,它是反动的,就是用儒家历史的标准去看待,它也是恶劣的。简单地说,它比君主专制更坏!

(2006-4-14)

附言

上次写《为什么说黎鸣是中国最大的狂徒》,枭婆便责我对黎老不敬。我给他讲了禅宗“赵州三等接人”曲故:赵州有“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的规矩,对来访者中越没身分学识的越客气,远远迎出山门之外,而第一流人物来了,该干嘛干嘛,连禅床都懒得下。侍者不解,赵州解释是,第一等人悟道已深,双方可以交心论道,不必计较外在形式了。老枭以下犯上直言批评,正是视黎鸣老为第一等高人哩。枭婆听了,直骂我狡辩。狡辩手衷言乎,任凭世人猜测吧,呵呵。

“权贵资本主义”与“权贵社会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国近年来思想界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与中国进入市场化社会和资本社会所密不可分的。19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的越来越密集,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由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效率,以至于长时间以来社会公平问题被政府悬置起来,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恶化。而且,中国的官方高层在进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缺乏较为合理与稳定的策略,使得中国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上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演变与政权颠覆危机(如1989年事件)。这样看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就不可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之中,即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模糊化、边缘化的状态,出现了社会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情况。从社会形态来讲,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形态已经日益向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和演变,然而中国主流的政治家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民间社会则愈来愈倾向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西方化演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民间与官方关于实质社会形态的张力与冲突。我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往往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认识模式之中,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形态并非我们所说的如此简单,即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的确已经资本主义化,而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化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专制化与经济形态的自由化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即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了最好的理论注脚。
然而,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思想家吴思曾对“权贵资本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学术阐释和分析,吴思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和资本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社会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控制社会权力。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官家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我认为吴思的解释和定义是合理的。
何谓“权贵资本主义”?从名词概念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为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贵族、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国家经济政策或通过投机行为迅速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大企业主和大商人,人一“富”则“贵”,“贵”则有“权”。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西方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而在中国当下,虽然有比较密集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但是,中国真正的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机制是不健全的,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政府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在国有企业不断发生金融问题、国企老总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倒闭、兼并、破产、重组等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为资本不足而步履维艰。民营企业社会权利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民间商业资本往往被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从今年来发生的陕北油田案、德隆破产案、郎顾之争等等震惊全国的经济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强大权力。国有企业企业主与当地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国有企业的政府收购,名义上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则又使国有资产重新流入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权力者个体手中,这样,国有资产仍然在流失,而社会总财富仍然没有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趋势仍然比较模糊。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实质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至于提“权贵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不准确的,而提社会主义,当然更不准确。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中国的社会形态特征,我特地引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权贵社会主义”。
“权贵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权贵资本主义”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从词义学上说,也是个复合型名词。“权贵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权贵”与“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权贵”阶层的出现却又打破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之所以提出“权贵社会主义”的学术概念,主要是为了同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相区别,我这里特别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而非纯粹的政治形态或经济形态,在这里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第二、我们首先不要被先验的陈旧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所左右,即要抛开那种单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形态的陈见。这是一种文革式的粗暴判断,也是一种陈旧的阶级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不必紧紧纠缠。所以,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带有先验的政治伦理预设;第三、“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要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二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商业资本的局面。以此两点观之,中国既未在政治形态上进入资本主义层面,也未在经济层面形成成熟的商业资本,而仅仅是权力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合谋,其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集权政治。
为什么说中国在政治形态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三个最为根本的前提预设:一是以宪法为基础、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思想;二是以自由主义为先导的政治伦理的形成;三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然而,这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没有充分实现。宪政思想在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100余年的发育与生长,然而却并没有扎下根基,中国主流政治层面的宪政意识相当缺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形成西方的宪法政治的局面,没有形成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的权力运作模式。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发轫并传播,但当执政党取得绝对性的政治领导权之后,并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即使是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日益盛行,但仍然基本上停留于学术层面和民间意识形态层面,而没有进入到官方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另外一个就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多党竞争
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在政党制度层面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什么必须是多党制而非一党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占绝对控制地位,而资本主义执政党则由占绝对商业资本控制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政党所充当,这就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这种政党体制是一种寡头政治,或者说是一种资本家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形态却是以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为政治伦理基奠的。从这种程度上,中国既未出现资本家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也未出现多党竞争的多党制政党制度,而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从经济形态和经济伦理角度说,中国虽然出现了市场经济,虽然出现了商业资本,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化,中国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带有着太多的政治权力色彩,这并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即使是经过再漫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实现高度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在哪国都一样,绝对的市场化和自由化都是不存在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坚决反对的。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市场化、自由化的高调,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这恰好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因为,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有资产私人化,而实际上却使国有资产遭遇大规模流失。在中国经济要不要自由化、市场化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我看来,市场化是一个必须的路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大势所趋,中国不实现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绝对没有前途和出路;但是中国的问题即是,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失去政治航向,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层面的改革,那么,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但是,中国目前却仅仅进行了经济层面的改革,却没有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依托的经济改革必然会是瞥脚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作为依托的自由化必然是半自由化或伪自由化。所以,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治伦理层面没有履行宪政文明和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没有建立起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此几点,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完全是一些人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当然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兼具有“权贵社会主义”特征与“权贵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社会形态。实际上中国是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与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术名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真正的社会形态。
我这样论述,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系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体系建构的问题,而是马克思的学术体系在后来具体的现实社会发展中遭遇了变异。社会主义在学理上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背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在发展中遭遇了变异。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贵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不是中国社会所应该主张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是权贵阶层控制着中国的社会资源与权力资源,不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是由大资本家、大财团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贵社会主义”则是由官僚阶层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而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群体则毫无社会话语权。“权贵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权贵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一种专制集权主义。在社会形态上,中国既不需要“权贵资本主义”,也不需要“权贵社会主义”。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防止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寻租”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产生;防止“权贵社会主义”,是为了防止专制集权主义在中国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