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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即将进行的庆贺，让许多广东人又一次发出「谁能让英国人再租香港」的悲凉天问。一是「香港《动向》杂志将在二○一○年八月十五日庆贺第三百期出版」，一是「深圳市将在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庆祝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周年」。

民间采风的当代「诗经」

人皆知，《动向》者，香港「右派」也。但广东人却特别喜爱它，这首先源於一种历史文化传统。

广东人争当「右派」，喜爱「右派」，源远流长。远在汉代，南越王赵佗就领导广东人「闹独立」反中央极权，受编不受调，开创了「广东地方自治主义」的「右派」先河。一八四二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广东新安（深圳东莞）人甘当欢迎英国人租管香港的「右派」，争相移居「英夷」统治的香港。戊戌变法中的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兼容的右派领袖和中西文化合璧大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叶剑英等「广东地方主义」代表，是反对暴力土改和文革极左的先锋。以任仲夷、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新时期广东改革家，是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的中共「右派」。今日立足广东挑刺北京的《南方都市报》，是领袖群伦的中国报界右派……近三十年来，许多广东人到香港，往往忘不了一件要事，为大陆朋友带几本新出的「右派」杂志。在广东人看来，《动向》、《争鸣》等香港「右派」杂志，虽然并非篇篇文章精品，字字句句珠玑，但它总能坚持发表大陆禁止的为民请命，呼唤民主，劝讽专制。其百折不挠，胆识双全，让大陆百姓如炎夏饮冰，拍手称快。套用孔夫子一语，可谓：「动向」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民为贵！堪称民间采风的当代「诗经」。

七月二十八日，从原广东省分割出来的海南省，让本地的凯迪网大胆转载了祝贺《动向》三百期的敏感文章──《动向与方向》──共鸣「动向出版三百期，真实的记录了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三百个脚印，值得庆贺。」这一史无前例支持香港右派，可见大陆民心与官心何等「身在曹营心在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接轨《动向》的右派报刊

如此酷爱《动向》的右派情结，不仅根植於历史传统，更有现实的激发。

一如官方宣佈「深圳大特区」（深圳特区从关内扩大到关外）七月一日正式实行，没有让任何一个爱深圳的人有喜悦之感，定於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庆祝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庆典，其筹备期也始终深深地笼罩在悲哀之中。可以断定，届时举行的庆祝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庆典，只有满场悲歎与苦笑，充满丧事喜办的反讽与悲愤──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却回到了原点：深圳从告别专制化开始，又回到专制化。深圳特区的前十年曾有过真正的民主改革，一度有过接轨《动向》的右派报刊：《深圳青年报》曾疾呼「让邓小平退休」，《蛇口通讯》曾大胆监督本地党政一把手……但一场「六四风波」，将「深圳的《动向》」残酷卷走！今日深圳党报连「读者来信」也一律取消！严令禁止市民到「市民中心」（市政府）上访！

曾几何时，深圳以「准香港」而让全国人士争趋燕。但今日的深圳却是「孔雀东南飞」，人才纷纷「北漂」。有人以为这仅仅是深圳经济衰落、百业凋零、「做什么都难做」，殊不知，许多人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今日深圳言论自由比内地还少，是因「没有了『准动向』监督的深圳」，官商勾结，权贵横行，腐败逼得民工走投无路。今日深圳，是「党中央的儿子」（高干子弟）的天堂，是平民百姓的地狱！诈骗、抢劫、残杀、自杀与日俱增，宋山木年年奸员工，富士康半年「十二连跳」，侨香村五十一万平方特权官房白白闲置两年！千万百姓常年喝有毒镀锌管供水！……这是对深圳特区何等深刻的讽刺与控诉！

深圳何以陷入如此悲剧？今日广东人都明白，关键是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大陆了！如若香港还是英国人租用，北京断不敢让深圳如此专制化！由此人们深深为香港担忧──今日受北京钳制的香港还能容忍《动向》等右派杂志，只因台湾还未能回归。一旦台湾统一於大陆，香港必然如深圳一样，名存实亡。英国民主传统的香港不再，《动向》何在?!

建立「深圳特区」曾是香港回归的诱饵；回归的香港又以暂时「一国两制」诱饵台湾统一。可见，今日保住台湾的独立，也就是拖延民主香港的死期。

邓失误：香港回归大於「六四」

历史已然铁证，香港独立於大陆，比回归於大陆更有利於中国百姓──是独立的香港，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大陆众多文化名人的安全岛；是独立的香港，在一九七九年启动了深圳特区，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同样，是独立於大陆的台湾，保存了真正的中华文化传统，让今日中国人能「礼失求诸台（湾）」！是独立於大陆的台湾，最先成功地试验了两党制宪政民主，驳倒了「中国人不宜两党制宪政」，为大陆指引了政治现代化的共生方向！

任何人只要真正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党为本」，「以国害民」，都会发现，让台湾、香港保持与大陆的相对独立自由，实施港台联邦制，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有利的选择。

於是有智者说，要让深圳起死回生，最好的方法，是让英人重新租借香港！一九九八年以来的十年中，身兼香港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开发区领导人於一身的袁庚，在与我多次谈心时，曾感歎，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代表中央挑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时，没有坚持让一个英国传统深厚的人选出任，以致於让只知唯北京指示行事的董建华入选。在看到香港回归后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不可逆转的危局，袁庚曾「天问」：谁能让英人再租香港？

邓小平最大的失误，不只是「六四镇压」，还有不知香港由英国人管治比回归更有益於中国──邓小平力主香港回归实为图虚名得实祸！失去自主权的香港让香港人告别了繁荣幸福！连北京控股的凤凰卫视，也在七月下旬连续在「天天读报」、「时事开讲」等节目歎息「香港今不如昔」，深深怀念七十年代的「黄金香港」！

二○一○年八月四日
於深圳早叫庐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

中国曾经有过一段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多党制试验。我指的是1911年底至1913年底大约两年时间的政党政治。

那时候，党禁初开，皇权新亡。“旧者已去，新者未得”（严复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时间，会、社如过江之鲫，党、团如春草怒生。三五个人就可以发宣言、招党徒，有的名人一人而兼九个党籍，有的小党全党凑不足一打党员，诸如此类，均属正常。于是乎，吵吵闹闹，喧喧嚷嚷；小党谋合，大党欲分；内引外联，合纵连横；林林总总，生生灭灭。那真是一个立党无门槛、参政无忌惮的年代。

自古以来，没有豪门家世的普通中国人若要加入政治圈，只有两条途径：一条，乱世凭武力，此路险峻；二条，治世靠科举，此路狭窄。忽然间，一条全新的坦途、一条透明的捷径，展现在了国人的面前：这就是政党政治之路——以政党通声息、聚势力、拉人气，做议政参政的据点，当进仕入阁的桥梁。

从1911年底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政治性公开党、会、社、团，有案可查者多达682个。这毫不奇怪，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政治变化。统一党、统一共和党、社会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工党、自由党等一干政党迫不及待应运而生（今日大洋彼岸有些华人在争“中国民主党”的招牌，殊不知此物有来头，乃是百年古物。民初老民主党主要由曾经发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宪友会旧人组成，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为头面人物，该党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并隐奉梁先生为领袖，以梁氏《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为政纲。其实，大约除了“保守党”、“共产党”、“绿党”之外，其他当今常见的政党名目均已在民国初年被前辈们“抢注”过一遍了，可千万不要低估我们前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据当时的报纸描述，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往往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可见，自由组党、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已经不仅是民国公民的权利，更是当年的政治与社会风尚。

今人也许会羡慕民国的前辈有如此散漫如此放纵的结社自由空间。不过，我们得知道，那并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常态，只是从封闭社会猛然跨入自由社会的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脆弱的过渡状态。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中共一党专制宣告终结，我们还将会遇到政党如林、候选人成群的类似局面。那一点也不奇怪，除非将来的执政者（或执政党）比当今的共产党还霸道还厉害。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能比百年前的先辈多有长进。

二

帝制的崩解、民国的成立，使人们熟透了的旧的政治运作方式变得不合时宜。请注意，绝不仅仅是旧官僚、旧机构变得不合时宜，即便是因革命胜利而一时风光无限、前程似锦的革命党，其组织结构、组织功能与行为方式也同样变得不合时宜。或者毋宁说，革命党比之旧官僚、旧立宪派，反而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一个以宪政民主（而非打天下坐江山、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新国家、新政体、新政府而言，革命的胜利几乎立刻使得革命党人陷入了窘境：大总统的位子不得不给了袁世凯，国家大权无从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这已经够憋闷了，但也就罢了，更不幸的是，若宪政民主一旦建成，将从此使革命党暴力破坏之独特长处再无用武之地。暗杀与暴动已经不能公开鼓吹、大举实行了。（但革命党人仍在悄悄地实行，比如，孙中山陈其美一派为了争权夺利竟然刺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亲自执行此一暗杀任务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党国元首蒋介石先生。另，章太炎、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等民国政坛要人也均曾遭受过或收到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威胁。）对革命胜利之后的新政局，好像只有两类人最不适应，一类是某些清室成员，另一类是某些革命党人，他们正是与这场革命休戚相关之人。某些革命党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因此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对于宪政民国，倒要比旧官僚、旧士绅们更加心神不安，更加不知所措。革命就要收场了，革命者却没有得到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东西，而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却再也排不上大用场了，他们能答应吗？

应该说，革命党的一部分大佬有所不适、有所反弹，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那些与会党、黑帮有血肉联系的革命党人，如陈其美，如应桂馨之流（应桂馨即是刺杀宋教仁的直接买凶人，此人是陈其美深交密友，亦是孙中山信任之人，难怪有人说宋案是革命党杀革命党），这些人除了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之外，已找不到革命胜利之后自己未来的政治位置：宋教仁及其国民党可以去国会、去内阁、去参政议政，只会捣乱无能参政的这些人又要去做什么呢？诚然，他们不无痛楚地感受到，胜利后的失落更要远远大于胜利前的期盼，一个宪政民主的新国家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渴望的荣华富贵大红大紫，反而剥夺了他们行使暴力、与官府为敌的革命权利，他们从此将变得多余，他们所热衷的那一套非正常政治从此也将变得可憎可怖。

事实上，同盟会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章太炎公然宣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言下之意是：若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便证明其标榜天下为公是假，立党营私才是真。宋教仁提出“改组”论，主张与喜好意气用事的激进派革命分子相切割，“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宋并大胆付诸实施，将同盟会与其他四个政团合并改组为公开合法的新型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一派严厉批判了章太炎的军起党消论，也十分反感宋教仁的改组论（多年以后胡汉民甚至称宋教仁是革命党第一罪魁）。孙派认为，革命胜利之后不仅要保存同盟会的名号与人马，更要保存革命团体的破坏性能力和革命者之间的秘密组织方式。无奈宋派因时合势、顺应大局，在党内超过孙派占居多数，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甚至也被同盟会改选为由汪精卫出任（但汪精卫拘泥于旧式伦理固辞不受）。种种难堪际遇，逼使孙氏“功成身退”。“政党迷”、“议会迷”宋先生似乎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倾力投身于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先生告诫我们说，“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度者，则莫如政党政治”；“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奋斗”；政党应以公开合法的手段相互竞争、“相摩相荡”，而不宜搞人身攻击，更不得互害互杀；政党“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党处于监督地位”。宋教仁认为，民主宪政非政党政治不可，政党之于议会，应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而为适当之监督；政党之于选举，则应光明正大，“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以宋教仁之金玉良言、之真知灼见，比之孙中山的训政高论、毛泽东的专政猛论，孰适于自由民权？孰利于民主宪政？岂非一目了然。惜乎好人薄命，宋先生英年不测。宪政未成身先死，长使我辈泪满襟！

三

第一次全国性选举的举行、第一届正式国会的召集、第一部正式宪法的拟定，为民初政党政治开辟了深邃且广阔的活动空间。藉此民主宪政鸣锣开张之良机，我国的多党政治几乎瞬间进入高潮。原本像是一出喜剧、正剧，高潮之后却变成了悲剧、闹剧。

一、引子：中国民间崛起，与朝廷分庭抗礼

要说那原因，也就因为不知从何时起，朝廷威权渐渐衰微，民间崛起；以至于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造成中国的社会内部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关系全部大变动：再也不是当年的那清一色的模样了。由于朝纲颓废，于是江湖上草莽丛生。酝酿了三十年后，中国江湖上崛起了众多的理论山寨。欲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风云在当下社会上的，中国民间江湖山寨。

二、当今中国理论八大江湖山寨

以下江湖理论山寨，就是当今中国在社会上异常活跃和有影响力量的理论山寨，或者说是舆论山寨。排名不分先后，以山寨姓氏笔画为序。

瓦岗寨：这个山寨就是当今在中国社会上声势浩大的左派理论山寨。大本营在今河南滑县。社会主义往往有民粹主义和泥腿子至上倾向，因此取名“瓦岗寨”：以示和当年的瓦岗军，即农民起义者一样，都是出身下层工农，和为工农争利益之意。

中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故乡，却也算是社会主义的老巢，根据地之一吧，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影响的主要地区。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而左派就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衣钵的理论派别。左派理论干将众多，以至于即使他们自己，也不好排出座次了。左派是非常不纯洁的派别，混迹于其中的人士鱼龙混杂，各种目的都有。

单纯的为思想理论信仰的左派当然是纯洁的，因为他们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们说是为人民就真的是为人民；说是为工农就真的是为工农；而不像有些左派，其实只是要把左派当作混饭吃的招牌，骨子里并不真的认为工农伟大，和社会主义优秀的：在这类人的心里，他们渴望的是当官做老爷，真实的心思是要把工农当作牛马一样奴役的呢。只是为了愚弄工农和愚弄人民，他们也会在言谈话语之中口口声声的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那些把工农当牛马的特权分子是一般的模样和嘴脸。

水泊梁山：此山寨之中，聚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帮最大的野心家和投机家。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张宏良，以他为首聚集着一帮投机家，干着蛊惑人心、颠倒黑白、煽动民众的勾当：就是他在那里一口一声的鼓惑叫嚷：“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以尽量的把中国当前的人民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尖锐矛盾，转移到对外国人的仇恨的身上，以保护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受损害，能稳稳当当的坐稳权力的宝座；因为他如此的报效朝廷，因此他是脚踩两只船，一只脚踏上朝廷的官船，一只脚踏上千万劳苦大众的木船上，两头讨好：真个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好伎俩。

有左派理论家李文采写文章揭露道：张宏良是中国当代穿西服的宋江，他在工农民众中煽动，其目的是为最终出卖民众而保护朝廷。面对如此尖锐的揭露，这个当代最大的投机家竟只能一言不发：说明李的揭露恰恰击中了张宏良的要害。此公打着一面大旗帜，上面大书：“乌有天堂”：哄骗人民只要跟着他起哄，将来前途就和天堂一般，以此迷惑民众。此公名义上是左派理论家；而实际上是欲出卖梁山好汉和广大农民工人利益的宋江。

这个山寨虽然表面上也是主张社会主义，即表面上也是左派，其实骨子里却是投机家的山寨：这是一个冒充商家的黑店：表面上是正常的旅店生意，实际上却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又由于山寨寨主在朝廷里有众多大臣作为知己，因此年年评为信用优良，税费不但全免，朝廷每年还送来“爱民如子”杏黄扁挂在“聚义厅”内，很是蒙蔽了太多的不明真相的劳苦大众。

该山寨大营坐落在今山东梁山境内。因为有当朝众多大臣暗中支持，又迷惑了无数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目前山寨日子还算兴旺。

鸡毛寨：即“妄评猿”、“五毛党”等类人为啸聚山林而组成的山寨。因为这帮人大都隐名埋姓，而且又做的是偷鸡摸狗的勾当，摸回来的鸡吃了之后鸡毛就丢在山寨后面的山沟里，日子久了山寨中的鸡毛堆积如山，因此起名“鸡毛寨”。

之所以起这个名称还有一个典故，就是这个山寨内的不法之徒建立山寨时所依靠的是一座冰山，其早晚都要融化掉的；而且近年来地球变暖，他们所背靠的冰山这些年来又有加快融化的趋势。因此取名“鸡毛寨”，也有依靠漫天的鸡毛保持冰冷，以达到使冰山更长久的不会融化的意思。

鸡毛寨寨主人不知其名。人人呼其“草泥马”。因为背靠的冰山正在加速融化，因此鸡毛寨寨主的压力很大，主子要求其做好维护冰山的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欺骗××的工作做好”，使他们大都处于“不明真相”之状态；方法如多多偷鸡摸狗，搅起漫天鸡毛等：以遮挡人民大众的视线；让人民混乱中以为天正降大雪，所以那座冰山还和以前那样，照旧是固若金汤呢。冰山上蒙着一层鸡毛，鸡毛寨徒就宣扬冰山正在“崛起”：天下将越来越冷矣。

鸡毛寨和水泊梁山上的投机家们很是暗中舆论配合：后者把人民的不满和仇恨尽量往西方和美帝国主义身上引导，往没有实际权力的官僚身边的“精英”身上引，以开脱真正的有实权的那些朝廷和大臣的责任；而鸡毛寨的大小喽罗们则装扮成群众和“右派”跟着叫嚣、叫骂，以造成民主派是当今左派的最大敌人、现在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民主派卖国造成的这样一种假象，以达到转移人民矛盾与关注焦点的效果。

鸡毛寨是一帮专做“地下工作”的暗探一般的人组成的，做的事情也见不得人。因此虽然山寨之徒大多有公开的正当的职业，但加入鸡毛寨之后则全部隐名埋姓。连山寨究竟建设在什么地方都是国家级机密，一般百姓根本无法得知；因此鸡毛山寨究竟坐落何处，至今还是个谜。

秀才山庄：就是“政右经左”版的“中国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山寨。该山寨寨主有当年王伦之心胸；却没有当年王伦之眼光：入选此山寨者不是这个机构的专家，就是那个部门的学者；某某出版过十本书，某某出版过二十本著作：几乎被清一色的书斋文人和名人知识分子所占据，尽管百人之中也确实混进去一部分货真价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挡不住也成为一些徒有虚名之徒的广告版。

山庄庄主招募庄员的标准赫然列着：“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标准：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或如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者。”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可谓名不符实。

因为风云际会，当今中国社会民间英雄鹊起；可是不管中国社会如何英雄遍地，此秀才山庄庄主是年年老一套的名谱，五年十年都能丝毫不变：真个任你风吹浪打，我自闲厅信步：此庄主竟是要以此千年破烂古董招牌在工商局一次性注册，就能享用万年的俸禄矣。于是人们始明白：此秀才山庄庄主也就把此一招牌，当作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外的，另一种在当今遍地黄金的社会上混饭吃的招牌和工具也。

经济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比兵事对国家的兴亡与荣辱更重要。经济研究首先是生产方式的研究，它决定财富的最佳获取方式。在商品经济确立以来，社会分配、商品交换，以及资本所有权形式等，在经济事务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决定国民以致民族的生存状况，决定国家的繁荣、兴旺或者衰亡。

经济状况取决于资本运用状况。因为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就像工具是劳动的前提一样。没有资本就没有生产，就像没有工具就没有劳动一样。工具是最早的劳动资本，资本是包含工具在内的全部生产条件的概括。研究资本是研究整个生产过程的起点，而研究商品则是研究整个社会生产的起点。这样抬高商品，绝非危言耸听，马克思就是从商品开始，展开他的“资本论”的。当然，众多经济学家也是以商品和它的价值研究为起点展开讨论的。

我们的讨论也从商品开始，首先看看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对商品的认识区别。

商品首先是一个物的对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从商品物的现象上研究商品的。马克思自然也不例外。但从以物为对象的研究本身却如何会导向阶级属性和社会对抗的结论上，却是任何研究者难以企及的。因为科学研究是唯物的，只有魔鬼才会把邪灵附在物身上。

商品在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中（这应该算是最权威的结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但这实在太浅显了点。我们从商品的社会功能看，它是社会劳动协作的媒介；从商品的价值功能看，它是劳动者自身最大价值的体现或发挥手段。

商品方式形成的社会协作，就像单件产品的劳动协作带来的效率增长一样，为劳动者或生产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这个回报率早已经大到任何一个现代人离开商品社会就会无能力生存的程度。

过去以来，多少经济学家在商品身上大做文章。可是，像马克思这种连“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见《资本论》一卷88页）都搞不清楚的门外汉，却把商品舞弄得天花乱坠，并被马虏们用江湖骗术加暴力，强制给天下迷茫的人们。

商品并不难懂。对依靠商品生存，采用商品形式体现自身价值的社会成员们来说，商品天天在接触，在消费和运用。但马克思却把商品拉出现实生活，把它编排成“古怪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之物。

于是，商品从此不简单。它的物的本性具有了灵的冲动。马克思要用他施加给商品的魔一般的邪灵，引导人们离开商品物的存在，离开现实生活。这个过程就是，先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割开，将使用价值在价值层面上的作用否定掉，将交换价值突出到直接代表价值的地位，直接表述为“商品价值”。绝对的价值。我们会从中感受到价值权利的存在，一种权利意志的疯狂从中透发出来。

随着马克思对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绝对权利的定位，产生这个权利的对象也随之出现。商品是劳动产品。劳动的二重性是形成商品二重性的原因。同一个劳动被马克思分解了；一边是具体劳动，一边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产生的是使用价值，因此它也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小媳妇。而抽象劳动却不同，它产生的是交换价值。商品的价值就是由抽象劳动形成、产生和创造出来的。它因此具有绝对的权利。

劳动一被抽象，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就具有了灵一般的效应。一种权利，社会权利，表现为分配权，就被马克思提炼出来。在社会权能上，商品不表现他的使用价值，只表现它在抽象化劳动依据的价值——交换价值或商品价值。

价值的这一连串等式是抽象劳动一连串社会权利的要求或占有依据。这种抽象劳动不以物质的形式——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甚至它不屑于商品使用价值在财富意义上的表现，而只在它的形式——劳动量或仅仅只是表意的劳动显示的权利上。

马克思的这种抽象形成的表意劳动完全脱离了人类劳动的主旨。人类劳动从来只为创造财富，政治经济学中用“使用价值”来表述它。劳动交换从来也是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它植根在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基础上。马克思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抛弃，用他编造的抽象形成的表意劳动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决定交换，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以物的抽象形成的权利上升为一种政治权，一种社会财富占有权。劳动之间的交换不是基于自然自发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利得平衡的交换。而是依据抽象的表意劳动显示的社会分配权。直接的社会财富占有权。它导致的不仅仅只是交换和社会交往秩序的破坏，更是劳动者劳动热情的崩溃，和社会财富创造的崩溃。

就像法西斯鼓吹的权力意志要让“超人”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利一样，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也要制定同样的权利；从抽象劳动要求和坚持的社会财富分配权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这是权力意志在经济领域的彰显。它不是依据自然法规则，而是依据一种意志，是尼采和叔本华都难以企及的领域。

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在创造物上而是在耗费量上；在汗水或表现的量上才具有价值，具有这种社会权利。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两个骗子，他们“辛勤”地劳动了几天几夜，给尊敬的皇帝做了一件让他穿着实际是光着身子的新装，骗子因此就能得到优厚报酬的权利。

安徒生的童话无疑是对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最生动的描述，最透彻的体验。中国人对此的体验就更多，更刻骨铭心。几代人怕都不会忘记那恐怖的大饥荒，那凄苦难熬的票证供给制。劳动全被抽象了，没有具体劳动的地位，失去了使用价值，失去了财富，得到的是抽象劳动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编造的美好理想代替生活，代替人的一生。正如那两个骗子对皇帝赤身裸体的虚假描绘和宣传代替新装一样。

当思想还停留在感性层面时，骗子就有了机会；当理性成长起来时，骗子就会无地自容。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民族独立战争，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这场战争的最直接原因是殖民统治者日益加重的税负。一七六五“印花税”的出台彻底激怒了北美殖民地的民众，秘密反英组织“自由之子”、“通讯委员会”相继诞生。抵制英货，驱赶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在北美大地如火如荼的进行。英国殖民统治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慌，毅然出兵进行镇压。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英军在波士顿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当场打死５名市民，打伤了６人，制造了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燃烧，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火即将在北美大陆上打响。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波士顿人民在莱克星顿上空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进行了八年，于一七八三英国被迫在法国签署投降条约《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而结束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昭示了殖民统治的非法性，也昭示了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

启示一：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不是源于殖民统治的非法性。

殖民统治的非法性即便在当时也是很多人的共识。在这点上，反对殖民统治者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北美殖民地民众之所以义无反顾的投身到反抗英国统治者的战争中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甘忍受日趋加重的税负。于是我想：假定殖民统治者不加重殖民地民众的税负，不出兵镇压不满的民众，这场独立战争可否爆发？或者说，英国善待一下子民，子民在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也许就会俯首称臣。有人会说我：“太小看美国人了，太功利了，人类历史，必然会走向进步，走向高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管有没有印花税的事，美国都将走向独立，走向自由”。我不这样认为。我的看法是：理念虽然属于多数人，但将理念付诸实施的一定是少数人，只有当多数人的实实在在的利益确实受到伤害时，少数人的理念才会唤醒多数人的共鸣。其一，反抗一定是基于利益受损且忍无可忍，其二，只有在反抗时才寻觅反抗的合理性与道德意义。对于多数人来讲，空泛的理念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只对热衷于理念的人有意义。有人在讲：“这是素质问题，没有理念的人，生命是无意义的”，我却认为：这不是素质问题，是兴趣与选择的问题。你认为理念是唯一的存在，而多数人认为：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才是生命的唯一意义。现实也佐证了多数人的这种生存方式不可逆转。二百多年前美国人为独立而战，为自由而战，为利益而战，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还是为自由与利益而战。对此没有什么不光彩。反倒是那些沉迷于理念，坐失无数良机的人在那里郁郁寡欢。

历史往往源自一个偶然，政权偶然的一次失误，民众偶然的一次愤怒，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偶然的人物，偶然的事件……。偶然不会经常的发生，抓住一个偶然事半功倍。

多数人是不需要启蒙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没有什么是多数人不明白的，当然有些概念原本就与他们无关，他们也无需搞明白。多数人需要自由，需要利益，需要追求幸福，是不言而喻的，懂得这点就足够了。倒是那些沉迷于理念的人需要搞清楚一个常识：理念不是通过宣传而是通过行动来体现。美国的独立战争证明的就是这一点。

启示二：武装反抗的历史必然。

从一七六五年“印花税”的出台引发的民众愤怒到一七七零年英殖民统治者制造的“波士顿惨案”殖民地民众一直恪守有节制的反抗方式，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使殖民统治者有所收敛。可是十几年过去，统治者变本加厉，民众忍无可忍，最终在莱克星顿上空打响了第一枪。正是这一枪，诞生了一个独立、自由的美利坚。二百多年后，我真万幸那一枪，如果那时的美国人认为：武装反抗是罪恶，是暴虐、暴政的根源，极力理性的加以避免，我真的不敢想象今天世界的民主潮流会如日中天。习惯于奴性思考的人绝不会理解，暴力引发的恶性循环如何避免？他们面对统治者的暴虐也只会选择骂骂大街。并且为自己找到一个最有力的借口——这种选择会避免生灵涂炭。我没有查阅那时的美国有多少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为何不选择用爱去感动统治者，而是送给统治者致命的子弹？在一些人看来，当时的美国人不如中国人善良，不如中国人理性，中国的基督徒会选择去爱自己的敌人，就算遇到死几个人的事绝不会大惊小怪。在这些人看来，封建专制的循环往复就是基于暴力，铲除暴力才能换来自由民主的朗朗晴天。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个个例，什么也不能说明。当时的英国是那么的强大，武装反抗就是送死，可美国人就是活腻歪了，非要送死，实在无法理解。

统治者使用暴力是一种必然，被统治者使用暴力是一种无奈。可是，有些人士却倾向于认为：统治者使用暴力有法律依据且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因此，不在于他是否拥有暴力权，而在于是否正当使用暴力权（美其名曰：合法强制力）而被统治者无论如何不能使用暴力，哪怕你命丧黄泉。所有和平通道被堵塞，还要坚守所谓“温和”，就会错失良机。从策略上，也许只能谈论“温和”，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反自由力量的本质，不给他们以真正的压力，他们绝不会立地成佛。

我只是有感而发，没有煽动谁去暴力。“煽动”是个最诡异的词汇，内外有别，或叫启蒙、教育、宣传、或叫居心叵测、颠覆国家政权。没有谁会在不想暴力时因看到我的言论而暴力，同样也没有谁会在无奈的选择暴力时因为和谐的谎言而放弃暴力。人就是这样，很多无奈是不可避免，是必须面对的。历史也是这样，暴力与非暴力都不是一种必然——或者说，都不是你我选择的结果。

启示三，《独立宣言》说了什么。

在莱克星顿枪声响起的第二年，即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宣言掷地有声，告知全世界：民族独立及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并且“……..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我以为《独立宣言》说了三件事：其一：民族的独立权；其二，人生而平等且正当权利不可剥夺；其三，政府的全部职责就是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就这么三件事，美国人民要用枪来证明她的合理性。

如今，在二百多年后的中国，这三件事依旧悬而未决，民族独立需要政府的授权，人的正当权利不是在依法保障而是在“依法”剥夺，人生而平等成为一个谎言，政府不是“最大可能的保障民众的安全与幸福”而是在瓜分公共财产，制造人间惨案。于是，我们只剩下一个梦，一个二百多年前美国人已经实现的梦，这个梦，在中国似乎永远无法实现。

2010年8月1日

凡涉及消费的社会行为，在大陆都曾被百姓冠以“疯”字。股市“疯”过，导致大约两千多万散户股民赔进数万亿冤枉钱，沪指再也回不到他们企望的保本点三千八了。楼市还在“疯”，四线城市的平米价达到四千元后决不回调，中央政府出来打压，但效果不甚了了。中国的“疯房时代”还远未结束。

就连最普通的消费品绿豆也“疯”过，疯到十三块钱一市斤，而底层社会更是趋之若鹜，生怕连喝绿豆汤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见，任何一“疯”都是社会病态的表现.

莫非世道要乱？

少为人注意的是黄金已经“疯”了十年，首饰零售价从十年前的每克一百二十元左右，一直到现在每克直逼三百元。吊诡的是，国家这十年似乎很明智，不与民争利，中央银行黄金储备量只增加了一倍多点，从五百吨以下达到一千吨稍上；而民间持有量则从不足十吨起步，一直达到接近三千吨的高位，增长二百九十倍。上半年需求量达到了全球总需求的百分之二十五，超过二百吨。中国正进入“疯金时代”，社会的病态也更见明显.

中国民间传统心理中有“盛世珠宝，乱世黄金”之说，此皆因黄金便於收藏与携带之故。比如，发生社会骚乱或兵灾后，古瓶、玉雕之类的不好随人带走，而携上数锭黄金出逃既方便又安全，尤其黄金可抗拒水火而昂贵字画却无此特性。黄金所具有的避难特徵十分明显.

黄金生产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社会灾难，福建上杭爆出的紫金矿业严重污染事件做了最有力的说明。紫金矿业是中国生产黄金的巨头，一个矿业集团的经济收入足以和分佈在数省的武警黄金部队的合计收入量相抗衡。同时，它又控制着相关政治资源的分配，地方行政体系是它的绝对附庸。当有媒体要求上杭县环境监测站公佈污染源中的致癌物数据时，上杭县的官员声称：“数据属国家机密，不能公开.”

以“国家机密”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之外，还有广为人知的致癌云南白药牙膏配方也被列入国家机密。更为普遍的现象则是一些根本不能成其为秘密的东西进入了密级，像一个派出所有多少编外警员、一个中央部门一年花费多少招待费，凡此等等。可以说，如果不经过大的社会变乱，多数不属於国家秘密而只是用来保护特权的信息，将永远无法面世。

“黄金漏斗”在何处？

普通百姓婚嫁是黄金需求的动力源之一，但是此类销售佔不到黄金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更多的黄金以金锭和特殊制品形式销售出去，购买者大多是拥大量闲余资金又不想做实业的人士。他们当中的中高级官员亲属佔了五成左右。

黄金的个人资产保值或资产储备功能对社会没有多大的刺激作用，因此大量贪官选择了黄金储备来做“最后支付”手段。比如说，贪贿案件被查的存款遭到没收，涉案人员不交待的黄金部分可以给自己刑满后安渡晚年以经济保障。所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贪贿案的涉案者被查到了除手饰外的大量黄金。这就是中国社会中非常典型的“黄金漏斗”现象。

黄金作为社会不公的标志性符号，它最具刺激的地方是大量的特定制成品的报刊广告，比如说上海世博会特许商品中推出了“纯黄金世博算盘”。新华社《参考消息》专页广告的广告词说：“全部採用纯黄金打造，十五根算盘档、一百零五颗算盘珠，……”看了这则广告的多数人说：“给大贪官们准备的呗！到他们重孙那代也吃不清、用不着呢！”

“疯房时代”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以至於最近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亲自出来讲话，声称加大房地产政策改革以便满足保障房的需求。随后，官媒《瞭望周刊》对此解读为分配格局重大调整的契机已经出现.

开徵黄金特别交易税？

对於中共最高领导人宣称的房地产政策改革，一些底层百姓拿出了自己的解读──让那些“有孙子都住不着”的闲房的贪官污吏低价出售所闲.也有百姓则反驳说：“这不成『打土豪分田地』了吗？”且不讨论这些见解是否合理，也不预测其可能性太小，仅仅对比房子与黄金的财产隐蔽功能，显然黄金更有利。这也是对“黄金漏斗”现象的进一步诠释，也是“疯金时代”必将疯下去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实质性走低，那么黄金投机将会大幅度上升，港澳两地向内地走私黄金的活动也将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另一次新高潮。

从分配伦理上讲，中央政府应当设置黄金特别交易税，并以此税来补助社会低收入群体.类似的政策也是一改“劫贫济富”税收政策的风向标。用专项税源充作低收入阶层保障房的建设，要比强售闲房政策为好，尽管后者只是底层的一种幻觉.但是，这种强烈的幻觉很可能是大规模社会灾变的导火索。

分配调整替代全面政改？

中国社会极度不公平，发生世道灾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预定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前透露的会议主题其中包括房地产政策改革。官媒《瞭望》周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会出现分配格局的大调整。

以吹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而着称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最近一反常态，声称中国若不进行政治改革，将会出现西谚所说的“缝九针”结果，它是执政当局放弃及时“缝一针”机会的代价.但是，不管分配政策如何调整，它绝对不会有代替全面政治改革的效果，所以，重大社会危机的消除仍是个巨大的悬疑。仅从官媒吹出的大而不当的口号来看，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此前，高调喊了一阵子县处级以上官员财产登记，但是没任何消息表明登记的结果要向社会公开，以及接受社会力量的质询。

事实仍然是：贪官污吏们正享受着“疯金时代”所带来的喜悦，贫苦百姓们正在“疯房时代”的重压下穷其一生。

中美两国的交往增多，在美国常常可以接触到中共干部，他们不少是留美学生的家长.几个星期前，我在本地的一次中国人聚会中，遇到了一对来探望子女的夫妇，他们是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个地级市的干部，刚满六十岁.我们进行了很直率的对话。

我问：“你们都买了私家汽车吗？”

妻子答：“我们这一级干部，不用自己买，车是政府配备的，司机也是专门配备的，随喊随到，上哪儿都可以。国内的情况太好了，所以我让我女儿女婿回国，何必在美国受洋罪。”

问：“你们地方的计划生育搞得如何？”

丈夫答：“我们市是发达地区，全区人口四百五十万，近年人口开始递减，每年减少一两万人。但是西部落后地区人口仍然继续增长.”

问：“你们认为人口减少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是好事，农村不愿意多生已经成风，小学学生不够，开始合并了。”

问：“像你们这样有专配汽车的干部有多少？”

答：“市一级一百几十个吧，县一级数量也不少。”

问：“群众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答：“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市中心广场，有六盏大灯，每天晚上就有几十张桌子的群众聚集在灯下打扑克，打麻将，那真是一派国泰民安、夜不闭户的景象，我见了就很激动。”

问：“群众的基本收入有保证吗？”

答：“没有工作的就吃低保，每人每月大约六百元，群众的要求不高。”

问：“政府财政支出这么大，来源在哪里？”

答：“经济发展了，税收也增加了，土地收入是一大块.”

问：“这样看来国内的老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产生新问题又怎么办？”

答：“中国的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党中央有一个智囊团，他们把问题想得非常周到，制定的办法一桿子通到底，我们照着办就行了，不用自己动脑子，责任也很少，这个制度实在太好了。”

问：“中央的办法好，但是下面的干部出问题怎么办？”

答：“贪污腐败是最大的问题，那些三四十岁的，胆子太大了，连死都不怕了，但是连省一级的老干部也出问题，老百姓说把坐车的全杀了，可能会杀多了，杀一半可能就杀少了，大概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党中央也知道，所以不断强调亡党亡国的可能性。”

问：“你认为党中央会不会考虑实行多党制，靠党外监督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央没有这个考虑，腐败的问题还是要在党内解决.”

问：“那么，党内有没有可能实行民主选举呢？”

答：“基层党支部是有可能的，区县一级目前还不会，最多是在上级党委决定人选的基础上，增添个别基层产生的候选人，究竟怎么搞差额选举？我们这一级的干部管不了。但是，区县一级政权是根本，中央是不可能松手的。”

共产党做官“不用动脑子”

虽然“国泰民安”和“亡党亡国”自相矛盾，但是他们说话坦率，我听出他们是来自农村，原来都是根正苗红的基层干部，今天能够当到局级干部（实际是处级），在家乡非常风光。他们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学校关门的时代，文化程度自然无从谈起，因此肤浅和炫耀的习气就溢於言表了。

我本人认识不少中共十三、十四、十五级干部的长辈邻里，他们大都是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间参加中共革命，谢荣伯伯原来是出生入死的新四军军事干部，杨石平伯伯是太湖游击队的政治干部，他们忠诚於共产党，但不以“不动脑子”为荣，不炫耀老革命资格，更不追求生活的待遇。

杨伯伯从“困难时期”开始就批评共产党，谢伯伯在“文革”以后对毛泽东深恶痛绝.杨伯伯是一个知识分子，文章写得极好；谢伯伯是工农分子，晚年成了一个书法家。他们两家没有很多的往来，但都是平等待我父母和姐弟的朋友。两家的子女与我们情同手足，他们有的正在步入弱势群体.

这两代共产党“处级干部”，老一代为共产革命流血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但是保持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新一代“空手套白狼”，到手了“房子、车子、票子……”，子女还成了美国公民，但是他们对共产党没有责任，对美国也抱着蔑视的态度。然而，最令我震惊的还是他们说做官“不用动脑子”，我想哪天共产党倒下去，怕是没有人会“动脑子”去扶它了。

二○一○年八月五日

二○○○年八月十九日，《法制日报》发表《骇人听闻的罪恶》，披露了一起恶性的系列案：上百名流窜在陕西、河南、江苏、河北、辽宁等地的罪犯，把外出打工的无辜青年骗到小煤？里杀死，伪造事故现场，然后以亲属的名义向？主诈钱，已查清的遇害者达四十八名，不知还有多少无名冤魂在地底深埋。

作家刘庆邦依据这条新闻创作了小说《神木》；二○○三年，根据《神木》改编的影片《盲井》，获得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为减轻观众的不适，导演刻意为影片增加了诸多亮色，但影片表现的谋财害命之丧心病狂，仍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无官不贪、自然环境严重污染、食品安全一塌糊涂、人均GDP三千美元（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的专制国家，动辄成千上万亿地兴办奥运会、世博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维持独裁统治为核心利益的中共当局，在不遗余力地制造“大国崛起”之假象的同时，官员外逃、精英外流、幼童留学的现象日甚一日。

一九九○年代以来，近二万贪官外逃，上百万家属移居海外，携带款项达八千亿元人民币。产生“末世情结”的中共官员，抱着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捞够了就走的心态，疯狂捞钱.中共最近颁佈施行《关於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试图遏止“裸官”现象。这种不从根本上的制度改革（制约权力）入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反腐方式，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谓“中国特色”，无非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留学、移民成为时尚，官位大小、财富多少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毒奶粉、毒大米、毒疫苗、地沟油、假文凭、买官卖官、豆腐渣工程、强制拆迁、被自杀、被精神病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社会风气严重败坏。

官民陷入惟利是图的怪圈，很少有人忧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发展经济或中饱私囊，当局大肆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天灾更兼人祸，导致今年上亿人受灾；贪污腐败、畸形的成功观和价值观致使道德沦丧，穷凶极恶、人性泯灭的罪案层出不穷，《盲井》现实升级版再度上演：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新京报》发佈了一条让人怀疑所在并非人间的新闻：为将矿难伪造得天衣无缝以便索赔，黄玉才（中共党员）等四人利用矿难发生后，非法生产的小煤矿急於私了和当地政府希望息事宁人的心态，专找亲戚下手，结婚是为了“弄死赚钱”，妹夫杀舅子、表弟杀表哥、妻子与人合谋杀丈夫，“喝血盛世”的图景呼之欲出。

一八四二年俄国作家果戈里发表长篇小说《死魂灵》，投机家利用未註销户口的“死魂灵”发财；当今的中国大陆，竟也将活人（亲属）活活打死求得赔偿，实在是骇人听闻。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彷彿一口巨大的盲井，逼视着经济高速发展、道德日益沦丧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