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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于美国黄海军演，以及在南海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您怎么一言不发？你的“外交杨皮书”很久没有更新了……

回答：哎，内政外交，我哪里写得过来？再说，我都说过好几遍了，我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黄海军演是警告我们与北朝鲜站在一起，跑到我们门口来展示肌肉。我们要是有肌肉，也可以展示，甚至可以去和古巴老弟商量一下，也在美国的大门口搞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等西方国家崇尚所谓航海自由，我们真去演戏，他应该没啥好说的。当然，我们得先把军舰造得大点，能够走那么远而不散架。现在是，人家一向我们展示肌肉，我们一些人就向自己人展示口水。像泼妇骂架，在国际上会惹人家看不起的。

我认为，黄海军演不是一个大问题，大问题反而在南海。南海问题出在美国人听到中国把南海提升到同台湾、西藏与新疆一样的“核心利益”的时候。

什么叫核心利益？西藏、新疆和台湾就是涉及中国领土与主权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人基本上不会去挑战这些地方的主权（他们一般谈“人权”），可是，现在北京突然把南海也归结为“核心利益”，美国就有些想不通了。

南海有多大你知道吗？西沙群岛有些岛屿离中国大陆有1400海里，而且有些还被其他国家占领着，你突然宣布它们都是你的“核心利益”，这无异于向一些国家宣战——你的“核心利益”会让外国人占领着吗？美国黄海军演一结束，就立即挥师南下，让华盛顿核子航母穿过南海抵达越南，他就是要通过你的“核心利益”区域，看看是不是这个“核心利益”同台湾、西藏与新疆是同一回事儿……

问题：昨天解放军少将罗援同志撰文义正词严，揭露美国的“霸权主义、炮舰主义和单边主义”等新三主义，宣示中国人随时回击美国跳起的战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引起网民一片叫好，您怎么看？

回答：军人就是保卫国家，随时准备打仗的，他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挺好的，希望他们准备好打仗了，不要整天打口水仗。不过，还是不要过分渲染美国的军事演习，仗是打不起来的，就是打起来，也不会和美国打，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点智慧的，再说，美国也不愿意走到同中国对抗的地步……

至于罗援同志，我建议他多读读1949年以后的我党和我军历史，尤其是共和国成立后打过的那几场战争：朝鲜战争：现在披露的资料显示，是北朝鲜悍然入侵南朝鲜，苏联躲让，结果把中国卷入到和联合国（主要是美国）军队的对抗之中；随后的和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小场战争，死伤不大，但和老大哥打，很伤心；接下来又和苏联支持的印度发生了中印边境之战；再下来，和社会主义老大哥打过之后，又和社会主义小老弟越南玩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历史都摆在那里啊，别假装看不见，我们1949年之后的几场战争，不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卷入，就是直接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战，这社会主义国家，哈哈，坏啊！

再说美国，他要真和我们打，太方便了，当初支持台湾国民党打回来就可以了，挑起你中国人自相残杀（如果真发生，估计又要死几百万），他坐收渔人之利啊。可是，历史资料都毫无例外地显示，美国一直压着台湾反攻大陆，也不许他发展核子武器（所以啊，国民党挺讨厌美国的），他制止了我们本来会打的最大的一场战争。当然，有人说，台湾问题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你什么意思呢？难道没有美国，你觉得一下子把台湾灭了，就万事大吉了？至少，你现在少了一个去旅游的美丽的台湾岛嘛，你也就多了一个比海南岛大一点岛屿嘛……

问题：杨老师真是语出惊人，那您能够评价一下中国为什么突然把南海定为“核心利益”吗？

回答：我随便回答，你们不要都发表，整理出来先给我看一下，最好留作你们的资料，不要发表，好不好？

有国际问题专家说，北京在宣布“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是有欠妥当的。你宣布了南海是核心利益，现在那里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各国横行霸道，美国如入无人之境，你这不是让自己的“核心利益”大大打了折扣？今后，当你再次提起新疆、西藏与台湾这些核心利益时，人家怎么想？

对于中国为啥突然宣布“核心利益”，美国政府与华盛顿智库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中国只不过用“核心利益”来试探华盛顿的底线，所以，他们建议高姿态回应。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强大了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鼓捣美国也强硬起来，要迎头痛击，不能姑息养奸。

还有一些美国智囊，主要是中国通则认为，中国外交部“口误”了，他们说的“南海”其实指的是靠近中国的那部分“南海”，包括常常被美国侦察机光顾的海南岛附近海域（那里有核子潜艇基地，美国人总是放不下，常常使用海、空与海底三路侦查技术，上次撞机就是在侦查核子潜艇），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再说，你美国一强硬，北京就更不好出来说，Sorry，我说的南海不是指整个南海……

不管持哪一种看法，他们都主张要对中国强硬起来，美国人认为南海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一旦被中国人宣布为“核心利益”，像对西藏、新疆那样，突然不允许你自由航行，依靠这个航道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等很多国家就死翘翘了，美国怎么会不紧张，不跟你急？

问题：那美国想干什么？中国应该怎么做？杨先生看国际国内问题一向与其他自由主义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呵呵，别给我插标签。自从2008年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大变，尤其是美国，你按照他的游戏规则玩还可以，如果不玩，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玩残你的，因为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和平崛起”后的中国不一定还能够和平。你看，刚刚和他一起走出经济危机，他就翻脸不认人了，而且，又在玩弄以前对付苏联的手段。还记得以前美国要对付苏联的时候，最先要搞定的国家是谁吗？社会主义中国。

现在他只不过故伎重演，第一个想到可以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的越南。为啥不找这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很自由，他们才不会和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呢，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就是这样，不可能跟随美国人去打中国的，我的朋友们都不会投票支持这样的政府。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同了，他们的外交政策不需要民众决定，大家也没有什么信仰，一切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为重，一个党或者几个常委说了算，常常不惜与“魔鬼”结盟，对付自己的同类，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付可怜的中国……不好意思，别误会，我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指越南，你别误会，耶——

所以，我要说一个观点，中国人真正担忧的外患不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比较清晰，最终由老百姓说了算，可非民主国家就不同了，想一想1949年后我们遭遇的几场战争与冲突。

现在说说美国。美国人要想真正遏制中国，有一个国家可以当成标杆，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至于其他国家，包括他的盟友澳大利亚与韩国、日本，反而不用太担心。这次中国提出“核心利益”，网络上一片叫好声，我心里有些打鼓。别误会，喊打喊杀我都搞了多少年了，网络上没有几个比我更牛的，我都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了，生命都可以不顾……我不比你更有资格喊打喊杀？可是，你知道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能忘滴。

越南等东南亚几个国家本来就担心中国崛起对他们造成威胁，这不，正好找到抱成一团，并向美国人靠拢的机会。据我所知，自从今年三月份中方宣布“南海是核心价值”后，美越之间的往来加速，关系升温，双方好像又开始秘密谈判军事基地（海军基地）的事了。这对中国可真是大大的不利。

问题：杨先生，听您讲国际关系，我常常觉得您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可是，您又是民主推动者，能不能说一下您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您有什么原则？你的立场是什么？

回答：干嘛非要给我插标签？不插一个东西在我身上，你就不舒服？我在国外生活很久，这让我知道了民主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同样是因为国外的经历，让我知道国家没有消亡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不能简单地用民主的原则一笔带过，还有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例如，主权和领土，这两个东西，你一旦失去，就很难找回来了。

那么，我有什么原则呢？简单地归纳为“外争国权，内争人权”。对外，我们还是要讲究国权的，有时还得去争；而对内，就要争人权。现在有些人啊，正好搞反了，他们在国内耀武扬威，夸夸其谈国际斗争，那口水啊，简直可以把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淹没掉。可是，都是空谈，每年贪污腐败的钱就可以造几个航空母舰，每年外流的人才加起来，绝对可以解决航母制造技术。这些人啊，他们在国内谈国权，都是为了掩盖国内的人权现状，为了继续践踏同胞的人权。真到了外国人面前呢，他们就不知道啥叫国权了，他们倒谈起了“人权”，什么中国的人权最好，美国的人权纪录很可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但我可以告诉年轻的读者，我的原则就是“外争国权，内争人权”，两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哈维尔

二○一○年五月九日，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朱厚泽因病去世。八十年代中期，朱厚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在其短暂地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以提倡“宽容、宽松、宽厚”之“三宽”闻名，营造了中共历史上言论环境最为自由的一段时期。本来，胡耀邦对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水平的朱厚泽寄予厚望，甚至将其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予以培养.谁知胡耀邦自己很快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老人帮逼下台，朱厚泽也受到牵连，被贬到总工会任闲职。“六四”之后，朱厚泽更是受到进一步的整肃，在公共领域中消失了二十一年。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悲剧。倘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执政者是朱厚泽等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定早已风生水起、成就斐然。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

朱厚泽被认为是改革派元老中思想最深刻的人。遗憾的是，朱厚泽性情内敛低调，闲赋二十年来很少发表文章和接受海外媒体的访问。有意思的是，在宗凤鸣所记述的《赵紫阳晚年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我发现了好几处朱厚泽所发表的精闢观点.当时，宗凤鸣以医师的身份经常拜访幽禁中的赵紫阳，也充当赵紫阳与其他改革派元老之间的消息渠道。他每次都将其他改革派元老以及中青年知识分子最新的思想观点介绍给赵紫阳，其中也包括好学深思的朱厚泽对若干时政问题的看法。这些他人的观点与赵紫阳晚年的思考形成了良性互动，促使赵紫阳像晚年陈独秀一样，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由於对江李深恶痛绝，李锐、杜润生等改革派元老在胡温刚上台的时候，对他们抱有厚望。朱厚泽却一开始就看穿了“胡温新政”的欺骗性，他说：“朱鎔基上台时曾发表了豪言壮语，声称无论前面是万丈悬崖，还是地雷阵，我都要义无反顾，一往直前。这次温家宝上台后也发表了类似的豪言壮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都无济於事，扭转不了，这是体制问题.”朱厚泽甚至一针见血地说：“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这种“更坏”不是人格和道德意义上的，乃是就其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言。

朱厚泽的这些观点对赵紫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一开始，赵紫阳并不同意朱的看法，他也对胡温抱有一定的期待。

随着胡温执政一年以来事态的发展及他们的政治取向的逐步呈现，赵紫阳对胡温的看法逐渐向朱厚泽接近。赵的结论是，总体而言，“胡温缺乏理念，缺乏历史眼光。”由此可见，赵对胡温的看法逐渐与朱靠拢.

朱厚泽与胡锦涛的两次交锋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在胡温执政八年之后，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比如江时代的言论控制尚有一定的空间，而这几年胡温的言论控制则让人窒息；江时代释放了若干重要的政治犯，而这几年胡温则重判刘晓波、谭作人等异议人士；江时代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而这几年胡温则掀起了“国进民退”的狂飙；江时代毛派反对改革的言论阵地《中流》被取缔，而这几年胡温则纵容毛派力量再度集结……那么，朱厚泽为什么在胡温刚刚执政一年的时候便能有“先知先觉”的看法呢？这是因为他对胡温有着透彻的瞭解，特别是与胡锦涛有过两次不大不小的“交锋”。

八十年代中共的干部提拔机制尚有相当之活力，若干改革派大员都是在地方任职并有突出的政绩之后，才被提拔到中央的。赵紫阳、万里如此，朱厚泽也如此。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和贵州省委书记期间，使得贵州的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深受好评.一九八五年七月，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则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八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然而，胡锦涛接任之后不久，即在贵州展开“肃清朱厚泽余毒”的运动，将朱厚泽重用的一些有能力的地方干部免职，致使贵州的经济文化陷入停滞状态.贵州百姓对朱、胡的看法趋向於两极，故而埋下胡嫉恨朱的种子。

二○○四年七月，一批党内外民主派学者在青岛举办了一场民间修宪论坛，有朱厚泽参加。《凤凰周刊》事后发表了在朱厚泽家中的一个访问。朱厚泽在这个访问中提到“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其中有两段话使胡锦涛“勃然大怒”。在第一段话中，朱厚泽说中国已从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强人有他产生的历史原因……邓以后的领导人，如果意识到了强人已去而强人政治必将随之消失，他没有『强人』这个基础，他只能制定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适时转入常人政治。”在第二段话中，朱厚泽非议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第一即是讲“权力来自於人民”，即人民主权论。胡锦涛不提权为民所授，不讲权力的来源，只奢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不过是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毫无新意。

胡锦涛刚刚登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哪里肯听他人的建议和批评，更何况这个人是本来就有过节的朱厚泽？於是，胡锦涛指控朱厚泽是此次会议的黑手，指示中央速发三份文件，指控民间修宪活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点名十人，第一人即是朱厚泽。而挺身为朱厚泽辩护的会议召集人、经济学家曹思源，此后亦长期受到秘密警察的贴身监视。

中国模式是人类的祸害

面对外界的“风刀霜剑”，朱厚泽一笑置之，仍然继续其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近年来，“中国模式”被许多人认为是一条“金光大道”。中共当政者及其御用学者认为，过去中国走的道路和现实的中国发展的模式是最好的，值得全世界包括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学习。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甚至有能力拯救世界。“中国制造”绝不仅仅是无数价廉物美的产品，背后还有中国的发展道路及价值观.晚年朱厚泽的思考重点便集中於此：中国模式究竟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的祸害？

如果说民间意义上的“改革已死”，指的是民间对胡温的政治取向有了明确判断，这就是胡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官方意义上的“改革已死”，就是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态──既然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了，还有什么需要改革的地方？对此，朱厚泽的看法是，这种低人权、高耗能、高污染、漠视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和对世界而言，只能是祸害和灾难.对於中国民众而言，自由被扼杀，人权遭践踏，从暴力拆迁到有毒疫苗再到校园屠童，连人身安全都不得保障。对世界而言，西方跨国公司到中国与狼共舞，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对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伦理的腐蚀与挑战。

与朱厚泽的思考不谋而合，赵紫阳在逝世前夕曾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精闢的评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於权钱交易，便於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赵紫阳逝世之后这几年以来，胡温更是让中国这列火车加速行驶在这条不归路上。一直关注极权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徵作了分析和概括。他认为新极权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终於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

面对此种“成熟的极权主义”，知识分子何为？如何认识和揭穿“中国模式”的肥皂泡，是赵紫阳和朱厚泽未完成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厚望。中国模式还可以持续多久，当它所掩盖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中国的转型将经历怎样的阵痛？又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崩溃中的流血与暴力？最终破解这面中共赖以生存的“遮羞布”，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韧性、智慧和勇气。

（续上期）

八十年代末，八九“六四”前夕，王元化先生、王若水先生在上海组织过一个新启蒙笔会，与会者大多是七十年代末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胡耀邦倒台以后受到整肃的人。这个笔会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但是，除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四期以书代刊的《新启蒙》以外，没有留下更多东西。许多与会者的文章，包括笔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出路》都没有来得及在《新启蒙》发表（后来发表在现已停刊的香港《潮流月刊》上）。“六四”一来，笔会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大罪状。

三十年代中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搞过一次“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这个提法，就是这次提出来的。限於篇幅，这里不再列论。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大体如此。它们大多有其名而无其实，不但没有把中国人从老的蒙昧中解放出来，有的还添了新的蒙昧。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是上去了，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据说很快会超过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二。然而，思想上的蒙昧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郭罗基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不进行一场深入持久的新启蒙，中国人只能继续在前现代化状态下苦挣扎：有饭吃，无自由；有自己的头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首要目标应对准“反自由化”

世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绵延五百年，掀起过三次高潮，每次都因时代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次是十四世纪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发端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人文主义的先河，人被提到与天使平起平坐的地位，人性被看得与神性一样神圣；第二次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创立了“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确立了宪政民主的前阶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第三次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德国等国家，它高扬理性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开创了用头脑站立的时代，把启蒙运动推上了巅峰。

正是启蒙运动中相继出现、交相辉映、逐步发展的人文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三大思潮，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彻底划清了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

与之相比，中国的启蒙运动，三大思潮都擦肩而过，一个都没有形成气候。现在这些任务压缩到一个平面上，提到了新启蒙面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启蒙，可谓任重道远，必须达成如下三个层次的目标：打破思想禁锢，推进民主主义；化解思想僵化，弘扬理性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达成了这三个目标，新启蒙就算完成历史任务。

在三个层次的目标中，郭罗基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打破思想禁锢.他说：“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思想僵化。思想禁锢是外在的，强加於人的；思想僵化是内在的，自愿就范的。外在的思想禁锢，长期作用，逐渐内化，才形成思想僵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破思想禁锢，才能解思想僵化。”

当下的思想禁锢是什么呢？是恶名昭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传统的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现代版。郭罗基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传统精神，一九五○年代以后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凝聚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郭罗基先生从这里破题，非常正确.不打破思想禁锢，新启蒙难以起步。

郭罗基先生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追溯了它的“不光彩的来历”，揭露了它“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的实质，提出了“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的针锋相对的口号。针对“反自由化”者把自由当作资产阶级专利，他强调指出：自由的特性是人类性，不是阶级性。把自由和自由化都奉送给资产阶级，目的不过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不自由、不民主作辩护.“反自由化”者往往打着马克思的旗号。郭罗基先生作为一个？熟的马克思学者，挥手之间就击破了他们的伎俩.马克思说：“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类历史就是自觉地追求自由的历史。马克思又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自由的反对者只反对别人的自由，不反对自己的自由。自由“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以后，他笔锋一转，矛头直指“反自由化”的掌门人：“邓小平是不读马克思的书的，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是怎么违反的。他反对自由和自由化，不过是为自己佔有作为『特权』的自由和自由化，反对人民享有作为『普遍权利』的自由和自由化。”真是一针见血！邓小平那样蛮横地反对自由化，目的就是要把自由作为“特权”垄断起来，以便为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保驾护航”。只有批倒“反自由化”，才能彻底打破思想禁锢，为民主主义开闢道路。

新启蒙第二个层次的任务

新启蒙的第二个层次的任务，是化解思想僵化，弘扬理性主义.郭罗基先生说，思想禁锢是外在的控制，思想僵化是自愿就范。前者是不许你“运用自己的理智”，后者是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思想僵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做事想问题，唯恐“触犯天条”，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它自己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是，规定十三亿中国人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没有道理。一个政党怎么可以规定一个国家的人都要信奉一种理论？久而久之，这个规定使人形成一种惯性：未经马克思主义指导，便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陷入了蒙昧状态.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本身怎么样，问题在於这个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僵化，根子就在这个规定。这个规定毫无道理。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一种学识，十三亿中国人不可能都懂。要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上只能接受手里握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人的指导，这无异於授权这些人操纵全国人民的思想。这是思想垄断，非常荒谬。其次，马克思主义不能包医百病。再伟大的天才，也不能穷尽人类的认识能力。马克思去世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难道中国人不可以从最新的科学成果中找到一些能够作为指导思想的东西，而只能固守他一个多世纪前的“教导”？再说了，就算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绝对真理，接受不接受，不也得由人们自己选择吗？

更重要的是，手里握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人，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往往前后矛盾，互相打架。例如，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同於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是，毛泽东主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你能说他们的主张都合乎马克思主义？怎么可以强迫十三亿人（就是一百三十万甚至更少的人，也一样）永远接受一个除了名称不变、其他都捉摸不定的思想的“指导”呢？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下，名称也在不断改变，花样翻新，否则何来“马、列、毛、邓、三、科”？可以肯定，随着中共领导的换届，一定还会变出新花样来。

规定全国人民只能按照一种模式进行思考，这和中世纪时候任何思想都必须符合於教会的学识一样，是十足的蒙昧主义.蒙昧主义是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贯彻，说简单一点，就是思想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不破除蒙昧主义，理性主义永无出头之日。

新启蒙第三个层次的目标

新启蒙的第三个层次的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不许人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归根结底，是蔑视人，不把人当人。启蒙运动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郭罗基先生在谈到七十年代末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时指出，“这场运动的主题没有抓住根本”。什么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解放运动是解放人的思想，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他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开闢一个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觉醒；反对奴役，破除迷信，摆脱愚昧，追求人的价值，推崇人格独立，讚美个人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引导人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向光明的新世纪.思想解放运动以光明驱逐黑暗，以理性取代蒙昧，所以，也可以叫做『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根本就是对人的蔑视、糟蹋、残害；颠倒是非和错乱是非标准，不过是残害人的手段。真理标准讨论只是针对手段。走出『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启蒙，应当高扬尊重人、爱护人的旗帜。”郭罗基先生这一论述，在尖锐的对比中，把启蒙运动的真正的主题，讲得清清楚楚。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人从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可以看作启蒙运动最深层次的概念。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以人为本”。这个口号通俗地表达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这个口号喊了多年，并没有成为解放思想的旗帜。为什么？郭罗基先生指出：“因为没有指明，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是什么？贯彻『以人为本』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锢是什么？”邓小平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一句话泄露天机.这也就是说，国比人重要，国（实际即党）的利益高於人的利益。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这是新启蒙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不把这个对立面搞清楚，不打破“以国为本”的思想禁锢，“以人为本”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落不到实处，所谓人文主义，也只能说说而已。

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破思想禁锢；勇於运用自己的理智，化解思想僵化；反对“以国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或者说，打破思想禁锢，发展民主主义；化解思想僵化，弘扬理性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这就是《新启蒙》一书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提出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新启蒙的纲领.中国的新启蒙一旦达成上述三个层次的目标，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李锐口述，丁东、李南央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一）延安的生活和工作去延安

一二.九运动时，公开的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被政府解散，我们一批进步分子就成立了秘密学联（如北平的民先队），我是武汉大学的代表，我的前妻范元甄是懿训女中的代表，她是在抗战初由老师何伟（文革前曾任教育部部长）介绍入党的。两人从而相识.后来，范元甄离开学校，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周恩来任副主任）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下属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书记。武汉失守后，九队撤退到长沙，长沙大火时在长沙救灾。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离开学校（武汉大学）到北平找党，后来在山东、徐州一带工作。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从徐州突围后，经苏北到上海，绕道香港又回到武汉.七月间，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成立省青委），因此也到了长沙，两人再次相遇，於是有了感情。长沙大火后不久，我随省委搬到邵阳。范元甄先是随九队撤退到桂林，后离开那里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二人分在两地，不断情书往来。一九三九年八月，南方局在重庆召开南方青年工作会议（南方局青委书记是蒋南翔），此时我已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青委成了兼职，但还是被派去参加会议.藉此机会，我和范元甄请了一次客，宣佈结婚。

当时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和胡乔木也到重庆指导工作，开完会后，冯文彬去云南考察，胡乔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范元甄在重庆是公开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但是由於我在湖南“红了”，身份有些暴露）。这样，由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决定，将我们两人调往延安。这在我是意外的。这样，十二月间，我同胡乔木一起经桂林又回到重庆，与范元甄会合后，大家同乘一辆大卡车，挂着八路军的牌子（我的军服上有上尉符章），去了延安。同车的还有吕振羽、周立波、何思敬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何思敬到延安后先教书，女儿何理良后来同黄华结婚）。

我们一行在一九三九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卅一日到达延安。还记得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我同范元甄到党校大礼堂观看话剧《日出》预演，在大门口遇见小学同班好友黄乃，真是喜出望外。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日，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我们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

由於在重庆开中央青委南方会议同胡乔木有过接触，会后又同他一起到湖南转了一个多月，所以一到延安，我就被他留在了中央青委，搞青年运动史。以后，一直到离开延安也没有进学校的机会，一直是工作。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

青委驻紮在大砭沟山坡上，那里盖了一排很小的木头平房，房子就靠着山坡，再往里伸进去就是窑洞，床就挖在窑洞里面。另外，还有几孔真正的窑洞。

同事中有在重庆开青委南方会议时碰见过的许立群，因此跟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叫他杨二，有时也叫羊耳（杨大是杨述，后来是韦君宜的丈夫，他们三人都是清华的，也都是胡乔木的部下）。另外还有武衡、于光远、李昌等人。我那时同他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兼职的，副书记是冯文彬，胡乔木也是青委的实际领导，秘书长是韩天石。青委设有宣传部、组织部，还有一个干部部。李昌是组织部长，黄华负责干部部，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两个科：宣传科和编辑科，我来后当宣传科长，编辑科负责人是杜绍西（后来在吉林大学当校长，关山复曾写文章纪念他）。编辑科负责编《中国青年》，编辑有许立群、杨述、韦君宜，还有陈企霞（后来那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陈企霞）等。我这个科里有杨永直（后来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适五（陈企霞的弟弟，后来是新华社的副社长、李慎之的上司，他是搞英文的）、童大林，还有另外两个人，记不起名字了。中央青委这批人，特别是胡乔木、冯文彬，我同他们关系很深。胡乔木当年我是比较佩服的，他文笔确实不错，修改文章的工夫很强。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发表了几篇文章，他修改得很好，锦上添花。冯文彬住的窑洞比我们多一个，书很多，我在他那里看到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书。一九四九年初南下的时候，我们从东北进关，那时黄克诚和王首道在天津组织湖南省委班子，我也由中央组织部派往湖南。冯文彬就逼着王首道，让我到湖南当青委书记。我当然坚决不干了。一九八四年我从中央组织部退下来，冯文彬又来找我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我问他：你这个事情属於谁管？如果是胡乔木管，我就不干。那时胡乔木还管全国的省志、县志，我知道这个人的意见有时变来变去，理论务虚会时，还替邓小平写了“四个坚持”的文章。他说这事是耀邦管的，跟乔木没有关系.我说那我可以参加。之后，实际上就是我管了，他让我一个人挂帅，自己就退下来了。从这两件事情看，冯文彬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在中央青委时，我曾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替韦君宜写的，用的真名李锐.那个时候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干部对妇女是老封建，边区的妇女没有地位。韦君宜收集了很多材料，想写一篇有关文章。她认为由她写不好，想找个男同志来写。我就说那你把材料给我，我来写吧。文章就是谈如何正确对待妇女。王明那时是中央妇委的书记，看了这篇文章后很讚赏，还约我和范元甄谈过一次话。当时王明在大家的印象中还是正常的，他在女大讲马列主义的课，我去听过一次，人挤得满满一堂。这个人口才很好。

我在《中国青年》写过的文章还有：《大后方的大学生活》、《国立师范学院的情况》（那个学校就是钱锺书写《围城》的背景）。那个时候延安有好几所学校，还有一些部队的干部训练班，我记得青委组织了好几次，让我到几个学校报告大后方青年，主要是大学生的情况.

我还写了一篇《綦江惨案》，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綦江在重庆附近，很大的一个镇子，国民党在那儿办了战干训练团，像我们办抗大一样。他们在里面发现了共产党的活动，杀了很多人。这个惨案在重庆引起很大震动。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天翻看我女儿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发现她写了她母亲范元甄在延安宪政辩论会上获胜的事情，那个辩论会当时在延安是个很大的事儿。国民党当时公佈的宪法共产党也是拥护的，延安就搞了个宪政讨论，一方代表共产党，一方代表国民党进行辩论。那次辩论会我没有去听，范元甄后来给我写信说她那天极其成功，辩论完了，得到王明、董老、吴玉章三个人的夸奖。南央写的文章说是她妈妈代表国民党.

调入《解放日报》

一九四○年的《中国青年》，发表过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蒋介石有所批评和建议.此文得到毛主席的欣赏，於是作者胡乔木被调去当他的秘书，蒋南翔接任了青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构，中央青委缩小，黄华调任朱德政治秘书，冯文彬到米脂县当县委书记，李昌到晋西北的兴县当县委书记。一九四一年秋，我被博古要到《解放日报》。中央青委最后也就剩下五、六个人了。

应该讲，当时的精简对於延安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发给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十六万军费没有了。过去这个经费都是由延安花的，养活的人很多。陕北地方穷，只能靠征粮，出产一些井盐卖出去。

（丁问：听说还种鸦片？）

是种过鸦片，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李鼎铭建议的，井岳秀军阀统治时代，靠种鸦片维持，所以就精减机构。抗大搬走了，女大取消了，马列学院也取消了，陕北公学早取消了，学校都精减下来了。机关像青委、妇委，原来好几十人的就都只剩下几个人了。

博古原来就认识我。一九三九年六中全会后，博古到过湖南韶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文件。会议之前，湖南省委叫省工作委员会，会议后就正式成立省委。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又兼青委书记，会议是我作事务主管的，我们在一起呆了十多天。在重庆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博古向会议作过报告，并看过我写的工作汇报，对我有瞭解。青委精简，他就把我调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正式开办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是九月份被调去的，记得已经不能穿短袖衣，有点秋天的味道了。

博古是社长，他比我大十岁，一九○七年生。当时还有负责人是从《救国时报》过来的。《救国时报》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一份中文报纸。总编是杨松，他大概是一九○六年生的。现在人们不知道杨松这个人了，湖北人，从莫斯科回来的。杨松负责主编一版，兼管社论。副总编余光生，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一九二八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铁路、公路建设硕士，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来也到《救国时报》去了，三九年回国，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丁关根作过他的秘书）。二版是国际版，主编曹若茗，广东人，年纪和博古、杨松差不多，曾经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以上这几个人都是国外回来的，三十几岁，算是报社年龄最大的，其余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国际版编辑我记得的有四个人：吴文涛，北大英语系毕业，到延安比较早，原来《解放》周刊的编辑，后来新华社开放对外广播，他就调到那里主持日常事务了，解放以后在外文局当过局长，听说被打过右派，比我大四、五岁，是个有思想的人，现在还写书。王揖，后来当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还有吴冷西和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我是在三版──国内版当编辑，主编吴敏（后来用原名杨放之），当过国务院专家局局长.他原来在《新华日报》工作，那时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回延安的人很少，可能与他的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有关.编辑中老的有张映吾，四川人，四川大学毕业，现在有时候还会碰见他，一直编《世界知识》，是主编或是副主编。还有叶岚，这个人后来离开了边区，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下落了。再有就是余宗彦，浙江诸暨人，解放后在总工会当过宣传部长.他原来是《解放》的编辑，曾经在南京监狱当过管理人员，替我们党和坐牢的人通风报信。这是个好人，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是很有头脑，笔头子也好。国内版主要就我们这四个编辑。四版上半部是陕甘宁边区版，记得似乎是邓有惺负责，他的姐姐和姐夫办《新民晚报》。一九四五年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离开时，他随姐夫到重庆去了。后来调来了赵守一，胡耀邦时代赵守一当过劳动部部长，耀邦在陕西工作挨整的时候，赵是他的副书记。现在在中央妇联工作的赵地，是他的女儿。赵守一是从西北局调到《解放日报》学习，为将来回边区去办报纸的。下半部文艺副刊是丁玲负责，编辑有陈企霞、黎辛、周立波，立波调来的晚一些；丁玲离开后，由舒群负责。《解放日报》所有的编辑加起来就这么十来个人。资料室的人和记者比较多，现在记得的有后来从重庆来的田方、莫艾。田方建国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当过习仲勳的秘书，跟我观点一致，是反对建三峡的。莫艾报道吴满有出的名，毛找他谈过话，后来成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还有一个有名的记者，海燕，他是原来《新中华报》的，曾是《解放日报》採访边区最有名的记者。整风前夕，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挨整了，就跑掉了，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主要是政治生活不习惯.这个人出去后没有进国民党，在外面也还是同党有一定的联系.四九年长沙解放时，他还到长沙来过一次，我们见过面，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报社驻在清凉山（有个小龙门石窑，变成排字房），办公室是三孔大石窑洞，南北向的，山梁底下，正面三个门，比较宽，中间窑洞有个过道与两侧的打通。资料室佔了另外一个大窑洞。记者们佔了半个窑洞，文艺、边区半个窑洞，国际、国内一个窑洞。一个窑洞里六张对面坐的桌子，坐十二个人。石窑洞地面铺的是石头，冬天从外面烧地炕。我们的住处在另一个山头的窑洞里.编辑部三个大石窑洞旁边，靠山坡内通的两个土窑洞是博古的住宅。下山的山坡上盖了两个小房子，是博古的厨房，单独一个厨子给他做饭吃，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吃小灶。

我在第三版国内版主要负责写“闢栏”文章，就是佔住版面左边一个栏目，三千字左右，就算是长文章了。有件事值得一提，在《轻骑队》上我还就此写过一篇杂文，事关我刚才讲过的国内版主编吴敏。他对下属压得很紧，不发挥你的积极性，一切都得照他说的办.我是国内版四人中最后一个调进去的，去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篇闢栏文，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籲》。那时候教授的生活非常困难，自己在街上摆摊卖东西。写好后，他不说用，也不说写得不好，反正就是压着不发，压了很久。我就越过他，把文章给了博古。博古一看，说：马上发.在国内版的四个人中间，我跟余宗彦意见相投，跟吴常常顶撞，对他不客气。另外两个人中，张映吾最顺从，叶岚模棱两可。后来，整风之前，博古把吴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走了之后，余光生兼任国内版主编。

（未完待续）

财富过度集中，贫富悬殊严重

世界银行公佈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控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财富。相比之下，整体富裕程度远高於中国的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控了美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因家庭成员中包括了没有赚钱或无法赚钱的人口，故中国以低於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控了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财富。

中国政府公佈和中国学者给出的一些经济数据佐证了具有广泛公信力的世界银行的该份报告。这些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达到三点三倍；行业之间的薪资差距也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薪资之间相差十五倍左右。另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群与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一九八八年的七点三倍上升到二○○七年的二十三倍。

另一方面，在中国同一企业内不同受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以国企为例：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十八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薪资相差更高达一百二十八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但国企职工薪资和薪资以外的收入总额却相当於全国职工薪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另有计算为百分之六十五），国企一般职工的平均薪资是其它行业职工平均薪资的二至三倍。

以上这些经济数据说明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超越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搞“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贫富悬殊就已如此严重，“万大家族”已替代了昔日的“四大家族”，令人十分担忧.尤为讽刺的是：中国的现执政党是以“均贫富”起家、以打倒“四大家族”为号召的，目前也仍然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但在重视和照顾贫穷∕弱势群体方面的整体表现，却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工党政府。

贫富两极化的原因

一，邓小平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中国社会从“政治动物”向“经济动物”的迅速过渡和转变，但中国因一党长期执政造成的体制性不平等、相应的经济法规的先天性匮乏，以及邓小平着名的“猫论”──“不论过程，只求结果”的过於实用主义的路线，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再加上长期贫困的中国民众普遍急於致富的心态，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极端──片面强调少数人的“先富”，忽视了其他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卵翼下，所有参与经济竞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处於孙中山所提倡的站在同一“海拔”的“平脚的竞争”，以权力换取金钱、官倒、走歪门邪道、铤而走险、坑蒙拐骗等很快成为致富的普遍模式和活生生的样板，以致“改革开放”逾三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富豪，百分之九十都不是循正常途径致富的。体制本身的缺陷或曰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造成中国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的最大原因。

二，始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国企改制”直接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当时，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根本不与“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充分商量，就把原本属於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轻率地进行重组改制，最终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被迫下岗，沦为市场经济下的弃儿。而少数参与改制的掌权者藉“国企改制”之名乘机瓜分了原本属於全民所有的大量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跃升为红色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三，解散集体经济，大力扶持私有化；被写入中国宪法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渐成为一纸空文。二十多年来推行的企业“国退民进”化，使中国除了少数公务员、国企职工外，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在为大大小小的、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打工。这些劳动者付出了超强的劳动，换来的却是相对低廉的薪水。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成就了一个个千万、亿万私企富翁，劳动者自己却沦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就是对中国工人目前生存状况的最佳注脚.另外，在中国的许多企业里，“按资分配”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分配原则，劳动者的报酬被严重压低。不少地方还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私营企业，劳动者常常被分成三六九等，如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不同等级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也被剥夺，形成对劳动者的进一步剥削。

四，现代社会为保障低收入∕弱势群体及其子女对衣食住行、就学和健康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建立了一套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以国家∕全民之力减小贫富差别的最有效方法。但“改革开放”以后，以前中国广大劳动者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纷纷被过犹不及的市场化浪潮吞没.中国社科院的资料表明：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一般民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社会的“新三座大山”。

基尼系数接近危险“高压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收入与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据中新社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为零点二八，到二○○六年已攀升到零点四九六（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二○○六年年度调查报告》）。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零点二四到零点三六之间，美国为零点四，亚洲地区只有中国和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了零点四。基尼系数为零点四是收入与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越过了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分化就容易引起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和社会动荡.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或已超过）零点五这条“高压线”，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据中国学者测算，基尼值零点四九六已基本赶上了明末李闯王揭竿而起时的收入与分配程度。要不是如今的生产力大大高於明末，没有出现大批挨饿的饥民，早就有陈胜吴广们横空出世了。以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和本田零部件？的罢工等事件为导火线，中国社会底层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和怨恨正在通过一连串的罢工事件向外宣泄、释放，它们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大乱源。

今年五月以来，中国各地接连发生罢工事件：广东佛山市南海本田工厂的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和重整工会的要求；河南平顶山平棉集团工人集体抗争，贴出毛泽东像，抗议工人工资过低，以及工厂负责人私卖土地。继富士康和佛山本田大型外资企业宣佈大幅加薪后，深圳和惠州也出现外资电子厂员工要求加薪而进行大规模抗议行动：深圳宝安美律电子厂逾千名工人因不满加班要求，集体聚集在公司大门口抗议；惠州韩资企业亚成电子厂也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此外，无锡的日资企业尼康，因为员工中毒事件引发连日罢工抗议；中石化旗下的仪征化纤公司，因为国企改制和资产分配问题引发老工人罢工抗议；为韩国现代汽车提供车身框架及零部件的北京星宇车科技有限公司，因薪资低於同行引发员工停工抗议；重庆綦江齿轮厂，因为工人过劳死引发罢工等等。

罢工提出的要求及影响

在一个月之内，中国各地发生了将近二十起大大小小的罢工事件，尽管宣传部门要求媒体“各地罢工一律不作报道和评论”，但各地的罢工消息不断在网络上流传，网友戏称为火热的“五月大罢工”。从南到北，中国各地这些以青年员工为主体的持续性的罢工，除了要求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及员工薪酬晋升制度、不得开除罢工工人等以外，均还提出了一些不约而同的要求，即成立属於自己的独立工会、由广大工人推选工会代表等诉求，这已经触及中国现行体制的深处，势必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罢工，刚好发生在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引发强烈关注之际，这使得各界重新讨论对中国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的新认识，带有非常紧迫的必要性。并且，这些罢工事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劳资关系、工会作用、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逼使中国政府、企业以及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的重新思考、研究，以及拿出负责任的对策。

“新生代农工”问题

今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社会问题凸现出来，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出现并给予了重点关注。在中国的许多沿海城市，八十后、九十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庞大劳动者主力军，专家估计已经佔到打工群体的八成以上。据专门机构的调查，中国新生代的工人具有“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徵，也就是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而工作耐受力相对较低。

中国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大多原本就出生成长於城市或城镇之中，大多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工厂的，对於农村没有认同感。他们一方面对农村缺少认同感甚至根本无法回到农村，另一方面他们在瞭解、认可城市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进而产生普遍的漂移感和失落感。同时工厂里每日周而复始的机械化劳动，以及相对微薄的收入也使得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对前途感到渺茫。在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科学”管理模式之下，工人的境遇有其未被社会认识的悲惨和辛酸的一面。其中的一些自杀者选择了消极的个体生命的毁灭，另一些罢工者则选择了积极的集体抗争行动。但无论哪种，他们均使得中国工人的命运和中国的工人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註，并激起各界的对策探讨。

恢复罢工权才能化解矛盾

在中国当下的情势下，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抗衡资方的手段，也是当前中国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有良心的人们为他们鼓励和声援。虽然中国宪法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取消了罢工权，目前的中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工人集体诉求行动的权利，但也并未禁止集体诉求行动，所以中国工人的抗争行动可谓法律中的灰色地带，一种“不合法的合法行为”。况且在现代社会，集体诉求行动权作为保障工人最基本利益的权利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法治国家和地区，大都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的“劳动三权”，而罢工权即是集体行动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是时候恢复工人原有的罢工权利了！中国应当在宪法和法律中重新规定“罢工权”，这样做无疑将有利於化解中国劳资双方的利益纠纷，并使得矛盾及时化解。

各地罢工运动，也是中国劳资矛盾长年积累的表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发展到今天，罢工潮中涌现出来的中国工人的不满、怨愤和怒吼，引起世界舆论普遍同情的同时也当警醒中国的资方和当政者，靠廉价劳动力、低工资、低人权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若果这“中国模式”的发展模式得不到改变，劳资矛盾乃至其他各种矛盾必将继续累积，罢工潮将不会停止，中国工人的抗争也将无止无休！

应对措施

从中国官方的应对措施来看，回应工人们的卑微的合理诉求，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民众的人权，是现代政府的职责所在，并且已经刻不容缓。愚以为，回应应当在如下基本方向上展开：第一，推动罢工权立法，明确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也就是要让工人有话语权和组织权，使得工人的弱势地位得到提升；第二，推动工会改革，实行工会民主，经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加强工会这个工人的“代言人”的作用；第三，重新建立政府、资方与劳方的合理的三方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第四，逐步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收入、薪酬标准，缓解中国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第五、拓宽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渠道，允许包括工人在内的民众对资方、政府及官员进行批评；第六，加快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赋予包括工人在内的中国民众以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使得中国工人逐步拥有选择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的权利，通过改善民权来改善民生，提升各项权利达到工人的境况得到好转.

《动向》杂志已届300期了。一路走来，它讲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记得在1997香港即将回归中国前夕，为这颗当年的“东方明珠”，全球各方高士纷纷算命。印象最深的两个预测，一个是立即的，一个是长期的。“立即”的是问：1997年七月一日一过，香港街市会有哪些最明显的变化？“长期”的是问：未来香港是否会衰亡？

1）一位朋友的“立即”预测是：1997“七一”一过，构成“香港一景”的街头巷尾的各类报章书刊，特别是那些大多数政治上与北京唱反调的，将突然“失踪”——“1984”骤然降临.

2）“长期”预测，则是着名的“微火煮青蛙”比喻，记得是华叔提出的：香港作为一个原先在一缸冷水中自由游泳的“青蛙”，中共接管后并未直接把它掐死，但共产党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客观上却等於是在水缸外用微火煮，开始青蛙并无感觉，外人看来它们也仍在游泳。不过，越游越慢，直至最后死去，变成了一锅青蛙汤。

现在人们看到了，第一个立即性的预测并未出现，《动向》的存在并至300期就是明证.除了北京的政治经济考量之外，《动向》等传媒界朋友的坚守阵地顽强抗争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虽然“自律”的暗潮沖垮了一些堡垒，但《动向》挺过来了。它以及港媒的主流仍坚持自主写作，创作了一部伟大的小说.

第二个长期性预测，谜底现在仍处於拔河式的历史过程中。“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鹿死谁手，尚未揭晓。

当时，笔者曾指出，实际上，97后的香港受到外沿两个“圈”的影响：一个圈是中国大陆，它象黑云压顶，以中央政府的威势，从北面控制香港，削弱“两制”，同化“一国”；但还有另一个圈，即“圈外之圈”，也就是包抄中国大陆的全球主流社会。它通过世贸组织，通过无所不在的信息传播与经济、政治、外交方式，促使中国演变而向国际社会靠拢，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促使大陆与国际规范同一化，即某种程度的香港化。这“两化”仍处在历史性的拔河比赛中。

当然，影响总是相互的，拔河也是有进有退的。香港人与北京政权各自捍卫自身利益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在（走向对方的）变化速度上“比慢”的竞赛，“比定力”的竞赛。这些年来，香港人每年一度的“维园六四烛光”，“七一大游行”，以及反“23条”的卓绝斗争，最近关於2012年政改方案的争拗，香港人捍卫粤语权利的抗争……，都是港人捍卫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可歌可泣的篇章。

在这些历史篇章中，《动向》以及它的同行们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如果沿用“微火煮青蛙”比喻，《动向》等传媒正是香港这个被烘烤的大缸内部的“制冷器”，正在奋力保持大缸的水温，保卫“青蛙”的生命权，直至那缸外的邪火，在全球风潮的吹拂下，渐渐熄灭。

愿《动向》造福香港，辐射中国，永葆生机！

二零壹零年八月於华盛顿

中国灾难频仍，每天都在不停上演，而且有不少是兴邦级灾难。尽管每天都不停发生灾难，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措施，能防止灾难的发生。相反，由许多人祸胎生的灾难，由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骨子里就是人祸。可以这样说，若非人祸，中国的所谓天灾要少很多。至于少多少，若是有人做一个实证研究，那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因此，可以这样说，由于制度的缺陷，无法制止人祸，所以中国是个灾难频发的大国。真正的天灾并不可怕，只要你尊重自然规律，并进行有效的防范即可，可怕的是，任何所谓的防范都只一种表演，而骨子里是渎职。也就是说，天灾不可怕，人祸真害人。

尽管这三十年来经济有所发展，但纵观六十年来的救灾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一是领导十分重视，发布重要指示，甚至奔赴前线，但此后类似的灾难该发生还是照样发生，没有丝毫的改变。最高领导奔赴前线，有些时候其实不仅无助救灾，反而成为救灾的累赘，因为你去了后各方面的安保精力要花在你的身上，把不多的人力分散了，甚至堵塞交通。二是充满救灾热情，极尽煽情之能事。唐山大地震时用的毛泽东思想，这次舟曲泥石油是到处插满红旗，救灾场所成了官方自我表扬的场所。三是绝不反思，更不追究责任。这一点从512大地震到玉树大地震，从各个矿难再到这次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根本没有任何反省，没有任何官员被追究责任，即令是倒霉如孟学农辈，也只不过象征性的惩处，等风头一过起复再用，共产党的确比旧时代的皇帝要先进一些，皇帝惩处大过者依例用“永不叙用”，但共产党的确爱护贪官污吏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普遍的灾难表述方式，就是开动官方传媒频繁说此次灾难是五十年不遇或者百年不遇。几年前说某灾难是百年不遇，过了几年后，官方继续说某灾难百年不遇，撒起谎来一点含金量都没有，却也显得振振有辞，真是完全把民众当作毫无思考能力的傻瓜。不特此也，还有些灾难，他们作翻云覆雨、颠倒黑白的宣传。比如三峡大坝的修建本来带来了库区一系列的灾难如地质灾难，却不准报道。当要体现三峡大坝抗洪功能的时候，从前几年的能抵抗万年不遇、千年不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到今年遇到了真正的大洪水，“砖家”又出来说不要指望三峡大坝。这就是官方对待灾难的态度，总是推卸责任，没有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来防患于未然。

手上有一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的《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10月第一版，32开，231页），其自我表扬的模式和今天几乎一模一样。其目录如次：第一章：我们战胜了开国第一年严重的水灾；第二章：继续向水灾斗争的一年；第三章：大力抗旱和排涝；第四章：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第五章：压倒稀有的大霜灾和局部的雨涝灾、山洪灾；第六章：战胜百年未有的洪水；第七章：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了群众性防灾建设高潮；第八章：战胜特大台风、洪水和干旱灾害；第九章：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展开了改造自然、消灭灾难的大进军。除了说许多空洞的自我表扬的话，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惩处。当然这里面有一处例外，即在1957年处理了广西因灾害饿死五百五十多人的事件，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严肃处理广西省因灾饿死人事件”。其实这是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前兆。

今天连一点像上面所谓“严肃处理”，追究问责的影子都没有，倒是在限制民众日常生活如反三俗，甚至不准许民众在哀悼日娱乐上显得雷厉风行。问责官员，官方已无兴趣；打击屁民，官方非常来电。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灾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兴邦级灾难的出现也会成为常态。

2010年8月14日10：58分于成都

 

                                   

 

廖亦武（1958年8月4日—）笔名老威，著名诗人、作家、民间艺人，因同步创作发表针对1989年“六四屠杀”的作品于1990年被捕。

 

廖亦武1958年8月4日（农历6月19日）出生于四川盐亭。1966年文革，因父母成为专政对象，家破人亡，一度沦为流浪儿。1970年代回到学校读书，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因在墙上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全校批判并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同年4月5日因散发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而被捕。1977年至1980年，四次投考大学均未被录取。1980年底至1982年，在川藏公路当卡车司机。1982年开始发表诗歌，其中《儿子们的年代》、《大盆地》、《人民》等长诗引起轰动，此后几年红极一时，获得20多个官方诗歌奖。1985年至1987年，因创办地下诗刊，而成为公安监控对象。1983年至1989年，创作《死城》、《黄城》、《幻城》、《偶像》、《杂种》、《天问》、《挽歌》、《大循环》等一系列反叛性长诗，引发一波波文学论争，成为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一度被制止发表任何言论和作品。1986年，曾参加抗议中国作协停办《中国》文学杂志。1988年夏，受作家方方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三个月后被张榜开除。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廖亦武则因“拒绝参加任何群众运动”而离京。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四川涪陵家中同步创作针对北京镇压的长诗《大屠杀》，并亲自朗诵，制作成磁带，交给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1990年3月，组织、编剧、主演了诗歌电影《安魂》，当月16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诗人万夏等二十余人，此后相继释放，戴迈河于次年11月被作为“文化间谍”驱逐出境。1992年5月，被秘密审判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四年。在服刑期间曾因“违反监规”遭背铐23天，也因不堪肉刑折磨而自杀两次未遂。1992年冬至1994年1月，在狱中创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写完了卷一《汉人》和卷二《黑道》的初稿，并师从80高龄的老和尚，学会了吹奏洞箫。1994年1月31日，因国际关注，特别是英国前首相梅杰的交涉，提前43天获释。

 

1994年至1995年，因衣食无着，持箫在成都各酒吧卖艺。1995年至1998年间，开过茶馆，并在杂志和报社打过工。曾参与多项要求人权和民主的签名活动，也曾多次上书当地警察机关，抗议对其生存权的粗暴剥夺，因此被当局多次拘留，数度抄家，文稿流失二百万多字。1999年2月26日，警察甚至在其婚礼上以“非法采访”之名拘捕了他。

 

1997年和1998年，主编并出版了地下民刊《知识分子》，共两期。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书中描述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历史，多次出现魏京生、徐文立、刘青、刘念春等人的名字，引起广泛震惊。此书在被几十位专家、学者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的同时，也被中宣部列为当年“十大禁书”之首，出版该书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被整顿。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三月中再版五次，随后被查禁，书商逃逸，印刷厂被查封。1999年6月4日前夕，冒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朗诵了长诗《大屠杀》。2000年春节前后，与《今天》派诗歌元老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公司投资拍摄的地下电影《飞呀飞》，艺术重现了出狱后的生存处境，此片曾入围2000年柏林电影节。2001年，以笔名“老威”公开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50多家媒体报道并转载此书，数十名专家和数百名读者聚会北京国林风书店召开作品研讨会，傍晚移师京郊大觉寺，廖在会上吹箫并朗诵了《大屠杀》。《南方周末》以整版发表廖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随后，《中国底层访谈录》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勒令销毁，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推荐该书的《南方周末》发生人事大地震，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均遭撤职。此后，廖亦武的真名以及老威等化名，被中宣部、出版署和公安部门明令禁止出现在国内所有报刊杂志上，违者重罚，因此其作品流落到地摊，风行一时，成为盗版市场的非法作家。

 

廖亦武于2000年参与创立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10月当选为首届理事至2005年10月，2007年获自由写作奖，2009年10月当选为荣誉理事。

2002年6月，廖亦武的三卷全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在台湾出版，其他著作还有：在美国出版的《证词》（2003）、两卷本《中国冤案录》（2003，2007）、《中国上访村》（2005）、两卷本《最后的地主》（2008），在台湾出版的《地震疯人院》（2009）；被翻译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底层访谈录》法文版（2002）、英文版（2008）、日文版（2008）、德文版（2009），诗集《犯人的祖国》法文版（2007），《地震疯人院》法文版（2010）等。

廖亦武长期被中国当局剥夺出境权利，13次被阻出国。2009年受德国柏林“世界文化之家”邀请前往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朗诵会，由于当局阻挠未能成行；2010年3月1日，受邀参加德国“科隆文学节”再度被当局阻止，在世界上引起抗议浪潮。德国笔会及100多名西方作家在柏林文学节联合发起《全球呼吁书》，呼吁6月4日在世界各地为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死难者而朗诵廖亦武作品，据统计有30多个西方城市、100多家电台电视台和包括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数万人参与了朗诵活动。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因作家畅所欲言”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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