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ecord
中国文艺复兴研讨会
谁家没有几头猪呢
《聊斋·佟客》里的末尾，附着一个笑话，说有个捕快，发现老婆偷汉子，很是愤怒，丢了根绳子给老婆，让她自尽。他那老婆老婆倒是胆色非凡，要求化个妆再死。捕快同意了，一边喝酒一边等着。等她老婆打扮地花枝招展，哭着盈盈一拜说道：“君果忍令奴死耶？”说着就进房开始打绳结了。结果那捕快酒杯一扔，喊道：“咍，返矣！一顶绿头巾，或不能压人死耳。”
据柏杨说这个故事其实脱胎于高欢和他老婆小尔朱氏的典故，小尔朱氏为羯族，有白种人血统，高鼻深目，想来也是美艳非凡；高欢不忍下手，却不一定是忍得住那顶绿帽子，更可能是胡俗对此根本不以为怪，且不说高氏父子胡天胡帝，光看小尔朱氏被流迁之后还能再嫁给卢景璋，这就根本不是汉俗所能想象的。所以，那位捕快同志的勇气着实可嘉。相对于对妇女的苛求，明清士人对待气节问题上对人都是按照节妇标准严格要求，对己则更普遍的宏扬捕快同志的精神。
这故事原本是蒲松龄用来讽刺解缙，他说“昔解缙与方孝儒相约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约归后，不听床头人呜泣哉？”解缙与方孝儒相约以死，这个记载还没见过；不过靖难之时，解缙倒与胡广、王艮相约死节。当时吴溥与解缙、王艮、胡广都住得邻近，在城破之前四个江西老乡都跑到吴溥家议论，解缙和王艮都慷慨激昂，表示一定要赴死；而王艮独自垂泪。等三个人走了，吴溥的儿子和老爹讨论谁真的会去死，说“胡叔能死，是大佳事”，这个态度就好象是赞赏一个寡妇能死节，他老爹不同意，认为只有王艮真的会死——需要说明的是，吴溥和他儿子都没死节。等了会就听到隔壁胡广在对家里人喊：“把家里的猪看好（谨视豚）。”胡广同志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还不忘照顾他的猪，表明他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吴溥很肯定地说这样的人不会去死，否则就是连猪都不如了（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而王艮同学则回去和老婆说：“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撇下老婆不管，磕药死了。至于大才子解缙同学呢，“缙驰谒”，还没等城破，这位慷慨陈辞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献身的才子跑着去拜见朱棣了。（这里还有个八卦，王艮和胡广同是江西吉安府人，结果建文二年高考的状元、榜眼和探花都被江西吉安府的人给包了。王艮取第一，可是建文帝嫌他长的丑，就让第二名的胡广做了状元——丑人就是弱势群体啊~~~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探花江西老乡李贯也投降了朱棣——说明考试成绩好的人要么是丑八怪，否则都是政治上靠不住的小白脸。此条规律希望公务员招考中心能采纳）。
王艮的表现表明这个绿头巾在某一小部分人看来还是会压死人的——明朝还有个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发挥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认为“以道殉人，妾婦之道也”。要用自己生命去维护一个信念，说明天下已经很无道了；假如牺牲自己的信念去迎合别人，那和女人没什么两样。
从捕快的角度说，假如这个绿头巾问题已经提高到“道”的高度，变成一种信念问题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老婆休掉，怎么样也轮不到以别人的身来殉自己的道；从捕快老婆的角度来说，假如追求生命欢爱本身就是自己的信念自己的“道”，要自己自尽来迎合丈夫的要求，那根本就是“以道殉人”，最最低贱的行为。所以不但捕快老婆不自尽是“行道”，假如我们认为捕快把爱妻之情当成自己的道，那么他能和老婆和好如初也是“行道”——反倒要是他迫于于舆论压力，定要老婆自尽，那才是“以道殉人”。
以上故事教育我们，假如你的道德膨胀，信念坚挺，那么你就自己以身殉道好了，你可以学丑八怪王艮那样磕药死节，也可以像个节妇那样投井悬梁；但是你不可以逼着人家当忠臣节妇，非得一边嚷嚷着谁不死节谁就是反革命叛徒人渣，一边却回家开始数自己的猪，这样就太不厚道。深圳公安把妓女嫖客们拉上街游行的时候，怎么也该想想，谁家还没有几头猪呢。
钱钟书，琼瑶小说以及知识暴发户
看论坛上掐架，说的是鲁迅，王小波，钱钟书，架掐得没个所以然，自然最后又可以被人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聊老话总结过。但是发现有人为鲁迅，王小波反驳，对于钱钟书说的却甚少，许是《围城》很多人看过，但若被人奉上一句不足够伟大，却也让人无话可说，而其他的东西如管锥之类，看得人比较少，真的有人出来挑三捡四，到也无从反驳。不过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围城》这本书，不是最喜欢，也足够写上两句，想想自己为什么喜欢《围城》的理由，和读到过的别人的感观却不大相同，于是记录下来，也算是一个迟到了十几年的读书笔记。
很久很久以前，我那时候还读琼瑶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做《秋歌》，里面有一段，我至今一直记得很清楚，一个富家男孩爱上了穷人家的女孩（这真是老掉牙的故事），有一天，男孩带女孩到他常去的一家餐厅去吃饭，然后就碰到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姐姐和姐夫不知道女孩背景，很随意的打招呼，言语间对自己弟弟的女朋友，到也没什么怠慢之处，但是这个女孩立刻感觉浑身不自在，因为她观察到姐夫手里一直在玩一把高级跑车的车钥匙，那种漫不经心的随意姿态刺激了女孩，于是她回去和男孩就说我们不适合分手云云，后面的当然是琼瑶的大哭大闹的那一套，这里就可以不讲了，不过这是我人生我第一次意识到出身这种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微妙的刺激。当时的我，满心为女孩倔强自尊的姿态而着迷，直到后来的日子里，才渐渐懂得，她的反应实在是有些过度了，却不能说是她的错，有时候很多观念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的是非，只是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所以没有对错，只有隔膜。
萨特说，存在决定意识，虽然钱财是身外之物，但有时候这身外之物给人的一生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流淌在一个人的血液里，怎么也撇不清的，就像穷人，暴发户，和天生的富家子弟对待金钱势力的态度绝对不会一样，虽然穷人并非天生就该受鄙视，但是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往往会喜欢后者更多一些，我发现这些孩子心思总是要更单纯一些，因为他们在成长的岁月中，不需要练就很深的心机去抢夺生存资源。
这也是我所以喜欢钱钟书了，其实知识也和钱财一样同样是身外之物，有趣的是，他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家学渊源的子弟身上所带有的那种纯粹干净的读书人的气质，就像贵族气质一样，不是猛读几本书就能够练就的，钱钟书抖落学识的姿态就像有钱人家的孩子玩车钥匙的姿态一样，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气质，随便抖抖，却也不是为了炫耀，因为没有人会很在乎的炫耀他从小浸淫的空气，那是只有暴发户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但就是这种满不在乎，也已经足够人诟病的了，特别是那种要靠很用功，很努力去读书，才能抬高自己一点点，才能抖落出来一点点东西的人，那些要靠读书，要靠抖落学识来赢得别人尊重的人，那些把读书当成很实用的比赛的工具的人，对他们来说，钱钟书这个老头，简直是可恶死了。所以就算不能在学识上批判他，就要尽可能的在其他方面批判他好了。
我偷偷的把这种人，叫做知识暴发户，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人，而是一种读书的心态，而这种读书的心态，在现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很多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甚至是可爱的人，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把读书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的和人较量的工具。于是我就看着读书这么自我私密的事情，这么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就成了论坛里互相贬低的由头，贬低得彼此又都无趣之极，成了肉博，若是碰到死磕的打法的，就互相背了大箩的书本，引经据典的一本一本朝对方的脑袋砸过去，若是碰到个剑走偏锋的打法的，除了读过点书还赚了点钱的，也出不了什么精彩来，无非就是卖狠卖得更厉害些，和穷酸书生比有钱，和有钱的比比读书罢了。总之就是要赢嘛，赢的是什么，也没个人知道。
这都什么和什么呢？我看得无聊，反倒想起围城里的一群书生来，在国破家亡的日子里尚且还能保持优雅，当初觉得他们都很复杂，现在从头看来，和现实的读书人来对比，方鸿建也好，杜辛眉也好，其实都是很单纯善良的读书人，也就是钱钟书这样的人写得出这样的一群人来，他虽然嘲讽，却并无心机，其实这和他自己的主人公一样，可能是有趣而无用的，但在今天，就连这有趣，也成了一种奢侈品了。这种骨子里流淌着读书人的血液的优雅风度，经了一个49年，再经一次十年，对于这片土地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品，中国没有贵族，甚至也没有精神贵族。钱钟书的风度，虽然不似海明威那种硬汉式的压力下的风度，却也别有一番中国式的举重若轻，谁若说这优雅很容易，去看看现在报纸上的论战满篇你死我活的政治调调，去看看论坛里动不动就问候老母的掐架，甚至看看别人在给他压力的时候他自己的反应，他就知道，优雅二字，是何其难得了。
恶狠狠的读书，我有时候看到我身边带着痛苦的表情，读着好多艰深的大部头的书的朋友，就会想到这个词，其实爱读书的人会一不小心就成了知识暴发户，所以有钱钟书这样的人戳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会知道，你可以和人比掉书袋，可以和人比赛引经据典，比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一个读书人骨子里的干净和纯粹，那种浑然天成的优雅气质，和无所谓的态度，却不是一个心怀杂念的人能够比得了的。知道比不了，就可以放弃比较的心，炫耀的心了。就可以把读书这件事，放得低些，再低些，低到功利心都无趣了，褪去了，再看看自己还能不能读得下书，那时候，读书就反倒变成了快乐的事情了。而这个世界的很多快乐都是这样来的。
[一月书情]时代转移：大势、人物与言说
广州书情
近两年间，许倬云先生已有多部著作与内地读者见面，这当中除了《求古编》、《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万古江河》等运思精严的学术专著外，还有一个通俗浅近的“从历史看××”系列。如果说《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领导》等更适合政商人士阅读的话，新近推出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就很能刺激普通读书人的想象力了。所谓时代转移，不就是社会转型么，而社会转型不正是一班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事情么？今时今日虽已很少再说“古已有之”了，但回望历史仍能成就今人胸中之丘壑，以使我们对现在和将来有所认识和期待。《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一书分析了影响时代转移的几个因素，其实也就是几种史观，如英雄史观、政治史观、经济史观、社会和文化史观等等，而服膺系统论的许倬云当然秉持的是“综合史观”，即各种因素交相作用，乃有某种历史局面的出现。这种观点也许会被指为取巧或者虚无——每种因素都起作用和每种因素都不起作用有何区别？其实，历史或曰时代的演进确乎非常复杂，后人本不能指望对照当下“缺啥补啥”的。读史学史，首在培养一种谨慎谦逊的情怀，至于获取“实操锦囊”则是等而次之的事情。
许倬云论史，颇具纵横捭阖之气，加之这样的“纵论”仅“观其大略”而无须脚注，就更是一论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了。在许倬云看来，中国人素具天下观念，“没有清楚的边界，也不能仅由政治权力界定”，因此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面临的未来普世秩序应有参考价值；而“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人权观念应是社会价值的主要成分，则未来的知识分子也应有相当的淑世情怀，庶几可以将科技知识为人类社会谋求公平与普遍的福祉。就这一角度言，中国文化圈内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也应有值得注意之处”。需要辩正的是，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完成基本社会转型的形势下，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文化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所具有的价值都是针对欧美文明而言的，中国人现在还不能“与国际接轨”而谈“超越”，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时代转移中的风云人物吧。比如万里。
万里是推动农村改革的重头人物，著名的“小岗试验”就发生在他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而民间更有“要吃米，找万里”之说。值得一提的是，《风云万里》一书“既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人物传记”，“不是万里写的万里，也不是作家写的万里，而是记者写的万里；不是今天写的昨天，而是昨天写的昨天”。作者张广友原是新华社记者。当“四人帮”1976年初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他以记者身份被派往铁道部“蹲点”，与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相识。在往后近20年的时间，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在北京，他继续同万里保持经常的接触，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他的采访本上记录着大量关于万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情况，在内部会议上研究问题的讲话，还有和记者个人的交谈，以及为宣传所作的报道指示。这些发言、谈话、指示，许多内容极有价值，只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写出来进行公开报道，有些虽然写出来了，因万里不让宣传个人而被删节或未予发表。现在将其公之于众(据说前些年曾出版过，但很快便销售一空)，可以让人们从某一特定视角重温那段历史。只是抚今追昔，不免让人无限感慨：现在的农村已然不是万里时代“希望的田野”了，沉重的“三农问题”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或许也是转型的阵痛？
尽管“三农问题”还只是“中国问题”之一，但似乎并不妨碍人们高论“大国崛起”。“崛起论”肇始于2003年底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演讲，说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去年底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则使得“崛起”成为时髦话题。《崛起》一书的编者并未明言是针对于此的，但选在此时推出还是不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本书探讨的是“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诸多“全球一流经济学家”就此展开了“观点交锋”。何以崛起只谈经济？因为“崛起的基础和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生产力什么都不是，但是在长期它几乎什么都是”。听听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核心问题的剖析，对于转型时代的我们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月书情]2006年的最后一批书
《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纳撒尼尔·
菲尔布里克著，李玉瑶、胡雅倩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9.80元。
上海书情
从宣传的角度来看，12月份出生的书是不幸的。等它上架已是新年，报纸忙于年度盘点，随后就是农历春节，报纸版面严重压缩，书评版一般都被省略。春节之后，它又像隔夜的茶，不管是清香型还是浓郁型，在编辑眼中看来都有些过时，不如新年的书更具时效性。在年度图书盘点上，它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对2006年阅读状况进行回顾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列入其中，但一看版权页是2005年12月，只能遗憾地把它拿出。可是在2005年，除了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和责任编辑，恐怕没有多少中国读者来得及见到这本书。所以，我在这里先着重介绍2006年12月出版的新书。
1620年，102名乘客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登上“五月花号”，驶向遥远的“新世界”。将近400年后的今天，美国每10人就有1人是“五月花”乘客的后裔，总共约3500万人。2006年，至少有三艘“五月花号”驶向中国，布莱福特的《“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希尔顿的《五月花号：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华夏出版社，2006年9月)和菲尔布里克的《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布莱福特是这次航行的关键人物，他领衔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更重要的是，布莱福特之与“五月花号”正如麦迪逊之与制宪会议。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每次重大事件都会有一个兼职记录员挺身而出，在百忙之中记下转瞬即逝的瞬间，让它们在历史中永存。《“五月花号”签订始末》就是布莱福特的《普利茅斯垦殖记》节选本，记录了一个当事者的所见所闻，而《五月花号：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则是一个后来者眼中的“五月花号”。相比之下，菲尔布里克将视线拉得更长，他讲述了从“五月花号”到“海上花号”的历史。1676年，180名美洲土著乘“海上花号”从新英格兰驶向加勒比海。这次航行与“菲利普王战争”有关，而这次战争的一方是当年与布莱福特签订条约的土著首领的儿子，另一方是“五月花号”乘客的儿子。从1620年到1676年，“五月花号”如何抵达美洲，这些外来者如何与当地土著来往，以及土著为何乘船远去，是《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的主要内容。
上海译文出版社风头正健，2007年1月桑塔格文集也随着剧本《床上的爱丽斯》的出版即将结束。但是更多的文集正在陆续推出，比如戴维·洛奇文集、纳博科夫文集。这两种文集此前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推出。戴维·洛奇的《小世界》是重译，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觉比以前那个译本顺畅多了，于是把其他作品找来。纳博科夫的《普宁》与时代文艺出版社是同一个译本，都是由梅绍武先生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喜欢请陆智昌先生做装帧设计，我也一向喜欢他的风格。可是，看到《小世界》和《普宁》的封面都出现飞机模样的图案，我不免有些不满。封面设计越来越自我重复了，《小世界》出现飞机还可以理解，里面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学者，按照这个逻辑，《普宁》的封面至少也应该换成普宁在开篇乘坐的火车呀！
2006年12月，还有帕慕克的《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科诺贝尔状元帕慕克用不着我来多嘴，此前在报纸上看过这本小说的片段，我很是景仰。但更让我“景仰”的是，出版社能把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说做成一本20元的书。我有一个怪僻，就是不买行距太松的书，不过这本除外，因为我是在网上购买，无法得知庐山真面目。按照《白色城堡》1万字／2元的定价比例，35元的《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可以定价59元，28元的《小世界》可以定价66元，22元的《普宁》可以定价35元，38元的《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可以定价77.8元。《印刷书的诞生》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费夫贺和印刷史学者马尔坦合作而成，讲述了从造纸术到印刷术再到印刷书的历史，其中一节是“从人文主义印刷商到启蒙时期书商”，让人想起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12月)。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所以不太清楚《白色城堡》的排版技巧是否渊源有自。
[一月书情]这一季，有什么文学书可看
《床上的爱丽斯》，(美)苏珊·桑塔格著，冯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版，13.00元。
北京书情
每到年末，会有无书可读之感，而一旦翻过新年，马上会觉得书读不过来。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揭开了这一年的新书季。虽然这些新书真正到书店货架上还需要一小段时间，但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提前读到了一些，先拿出来分享一下。
在历史热的今天，文学书似乎显得有些弱势，尤其是本土原创小说更显平淡，还好引进小说势头强劲，给文学爱好者多少有所欣慰，去年的《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风之影》等等都给人很多惊喜，这些书无论从文学质量还是畅销趋势，都大大优于本土作品。今年的文学书状况，海外引进书依然强劲，但本土的作品也不甘示弱。
首先是一批“二”书。“二”，这个词如今真是万能，不仅适用于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很多人，比如，这个人真二，这个事情太TM二了等等；二如今已开始蔓延到出版领域。凭借《藏獒》走红的杨志军，停滞一年后，今年带来《藏獒》(二)；先锋作家格非推出了“人面桃花”系列(二)之《山河入梦》；阿来的《空山》也迫不及待地出了二；去年声势很大的“重塑神话”系列之二《后羿》也赶上这波“二”风。等等这些“二”书给今年的书市带了些许热闹。
虽然这轮书潮很热也很“二”，但和海外引进图书比起来，只能屈居第“二”，今年的引进图书继续着去年的势头。上海译文是引进书大户，他们今年一口气引进了惊悚大师史蒂芬·金的《手机》和《丽塞的故事》；《夏洛的网》作者怀特的随笔《这就是纽约》和《重游缅湖》；英国讽刺大师戴维·洛奇的《小世界》；还有董乐山的翻译绝笔《太阳帝国》和桑塔格的惟一剧作《床上的爱丽斯》等。
去年凭借出版《我的名字叫红》大赢一把的世纪文景，今年继续着引进的力度，先是翻译引进了帕慕克的《白色城堡》，随后的《雪》等作品也相继出版；然后就是英籍女作家、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韩素音的《瑰宝》；再就是隐居纽约的华语作家张北海，他的《侠隐》、《人在纽约》、《天空线下》等也将相继出版，这位张北海可能将是又一位木心。
新星是一个新兴的出版社，但近几年在读书人中口碑甚好，尤其是去年底开始引进的“午夜文库”更是大受好评，在劳伦斯·布洛克和他那本著名的《八百万种死法》之后，今年继续出版了迈克尔·康奈利的“哈里·博斯”系列，这个系列中的《诗人》也是受到广泛好评。另外引进的精品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之《获救之舌》、《眼睛游戏》和《耳中火炬》，这个系列除了《获救之舌》外，其他两本均为首次在内地出版。
除了几家引进大户外，以本土原创为主的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也开始介入引进，作家今年引进了2005年布克奖获得者约翰·班维尔的《海》等；人民文学引进了海外畅销书《四法则》和《美第奇匕首》等；另外，以少儿书出版为主的接力出版社引进的挪威作家的《咯布尔书商》也值得期待。
在这些看起来很“大”的书之外，还有一些显得很“小”的书也不容忽略。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诗集《随风而行》是其一，因为他的诗歌不同于我们以前读过的任何人的诗，他的超短诗，让人读出的不仅仅是“诗意”，而是一种“滋味”；日本金子美玲小姐的童谣《向着明亮那方》也是一本看起来很“小”、但能读出“真”和“想象力”的书。
文化氛围浮躁 作家涉入娱乐圈争做明星
自郭晶晶和田亮代表体育圈“插足”娱乐圈之后，又一个受人瞩目的群体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跨”到了这个他们曾经或许很“不屑”的领域。他们，就是作家。
数年前，人们对于作家的印象或许还是寒窗、苦修、大学问，但如今这个印象却已变成富有、风光、大嘴巴。他们频频见诸报端和荧屏，“炮轰”同行，“指点江山”。他们的样貌已经不再神秘，他们的作品已经无关紧要，他们是风头最劲的娱乐明星，他们是作家。
“作家们，请离开娱乐圈，回到你们的文化圈去！”２８日，某娱乐论坛上有位网民这样留言。此人的呼吁引起了无数网民的共鸣，他们纷纷将“板砖”扔向作家这个日益失去神圣光环的群体。有网民忧虑地表示：“作家也开始热衷于当明星，这说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已经浮躁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程度。”
老作家：好为人师爱当评委
三天前，余秋雨在其个人博客上宣布：“我不是一个作家。”他认为作家的身份是一个“圈套”，“只有解除这种概念性的身份，才能自由”。余秋雨之所以不愿意当作家，或许是因为他如今已经有了更“实在”的头衔，譬如作家收入排行榜上的“余首富”，譬如某些选秀比赛评委席上的“余老师”。余秋雨的聪明在于，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天顶着“作家”的帽子，便一天无法在那些社会活动中如鱼得水，因为永远都有“好事者”监督着他，因为他说错一句话而指责他给“作家”这个神圣的称号抹黑。
不过，余秋雨不要的东西很多跟他同时代的作家却并不舍得丢，譬如李敖和王朔。李敖从来无法抛弃作家这个身份给他带来的“指点江山”的快感，利用这个身份他几乎已经把全中国的名人都炮轰遍了，最近一个倒霉的炮轰对象是国学大师季羡林，李敖不屑地评价他：“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王朔则忍不住沉寂多年的寂寞而于近日出山，他在各大媒体的娱乐版上“放炮”，就连娱乐圈的导演张艺谋也成了他的“炮灰”。王朔评价张艺谋的名言如今万人“传唱”：“他就是一搞装修的！”
作家们初“入”娱乐圈，很多东西不适应。譬如他们喜欢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却不喜欢别人抓自己的尾巴。有网民对此这样评价：“娱乐圈的人从来不讳言自己想出名，作家不同——他们其实很想出名，但偏偏又喜欢这样告诉你：‘其实我只是仗义执言而已。’真是掩耳盗铃。”
“８０后”作家：“革命”姿态自恋成狂
郭敬明和韩寒是“８０后”作家的代表。跟老一辈的作家不同，他们是天生的“娱乐明星”。从一出道，他们就以明星的姿态让人们对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郭敬明虽然最近被王朔骂“小偷”骂得头都抬不起来，但在此之前，他的风光可连十个王朔都及不上。
郭敬明做得最娱乐的一件事就是跟网民口中的“天下第一烂片”《无极》联姻，帮这部基本谈不上有故事的电影写同名小说。韩寒跟娱乐圈拉上关系则是从“韩白之争”开始。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白烨写了一篇《“８０后”的现状与未来》，结果被韩寒以一篇《文坛是个屁》尖锐反击，“韩白之争”牵扯到了导演陆天明、陆川父子，最终以韩寒大获全胜而告终，顶不住“８０后”作家猛烈炮火的白烨到后来甚至连自己的博客都被迫关闭了。不仅如此，韩寒又适时地与“娱乐圈才女”徐静蕾传出了绯闻，算是真正跟娱乐圈沾上了亲。
“８０后”作家最像娱乐明星的一点是，他们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铁杆粉丝群。每当这些小作家们炮轰谁谁谁，他们的粉丝群便会对那个炮轰的对象群起而攻之，直到最后人家不得不举白旗投降。最近，“８０后”作家们又齐齐爱上了出唱片，自然而然地，他们的粉丝转变为“歌迷”，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的偶像“不愁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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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作家：投机分子紧追热点
３天前，一家报纸的娱乐版刊登了一位“作家”写的小诗《章子怡漂不漂亮》，这首诗还登上“２００６中国诗歌排行榜”。虽然是作为“十大庸诗”入围的，但是这个由“部分诗人、作家及学者投票”产生的榜单拿此诗当卖点，却让人不得不怀疑其动机的纯洁性。在网络上，网民们也纷纷将这首小诗的作者李伟抨击为“伪作家”。其实说到“伪作家”，人们对它的定义一直在变化，而这个变化恰恰最能体现文坛的沦落。
一开始，著名批评家李建军、朱大可等联手“炮轰”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和二月河五位当代最“热销”的作家，将他们称为“伪作家”。后来，“８０后”的作家和“用下半身写作”的“美女作家”被集体称为“伪作家”。再后来，用大白话写诗的“梨花派教主”赵丽华被称为“伪作家”。再后来，“伪作家”成了那些凡是写了两篇稿子便自称“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或投机分子的别称。那么如今呢？恐怕以上所列的所有人都算得上是“作家”了，因为张一一出现了。此人以宣称用裸奔的方式向刚离婚的李湘求婚而一炮成名，后来又大骂王朔是疯子，最近的新闻是他要以日薪万元的价码求租女友回家过年。这个做事逻辑媲美宋祖德的张一一到底写了什么作品？没人知道，但因为紧贴名人的屁股，他的大名如今尽人皆知，这无疑是标准的娱乐圈走红模式。
作家这个名字到底被谁糟蹋了？这个问题可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作家和伪作家们大多表示痛恨自己跟娱乐圈联系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大名因此而被玷污了。但事实或许是，娱乐圈的水是被很多人搅浑的，这些人里如今又多了一群作家。
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至于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很好的提法，并且定义为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国人心，又顺应世界潮流。
◎只要经济上不出现大问题，政治改革，社会转型慢慢来，就有希望。中国的事着急没用。一代人跟一代人总会不同，而且大环境在变化，整个世界形势在变化。所以总起来看我并不悲观，还是比较乐观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李锐老，在10月14日央视播出的“纪念长征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你的镜头，很高兴。
李锐：我也算老资格。抗战以前入党的党员嘛，抗战以前的党员都属红军那一代。
笑蜀：长征迄今已经七十年。作为抗战前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今天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思考？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
“九一八”那一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学校的爱国主义氛围很浓厚，社会上的影响也蛮厉害。我读小学、中学都在长沙。那时湘江江面上就有英国、日本的军舰。长沙发生过“六一惨案”，大概是1923年，日本兵上岸，在岸边开枪，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重伤九人，轻伤三十多人。1928年济南又有更大的“五三惨案”，日军进攻中，我军民伤亡三千多人，有十多个外交官被惨杀。当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那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年年学校都要纪念的。这些事件对我们都是很大刺激。
再就是家庭影响。父亲李积芳1905年赴日留学，刚到日本就碰上孙中山第一次到东京演讲，父亲听了以后就把辫子剪了，参加了同盟会。他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是同级同学，同黄兴、秋瑾是朋友，民国二年当选众议员，所以我同两个姐姐都生在
笑蜀：你那年几岁？
李锐：不满5岁。母亲李张淑是清末平江启明女子师范毕业的，受父亲影响很深，很有文化，夫妇间能诗词唱和。我年幼的时候就听母亲讲，日本对中国野心很大。比如橘子好吃，日本的老师就教导小孩，最好的橘子都在中国，要吃橘子就要去中国。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日本要灭亡中国。
高中时我就写过一篇左翼小说，我们班上还办墙报，宣传爱国主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34年高中毕业时，由于理科基础好，也受科学救国的影响，上大学考的是工学院。“一二九”运动后，就全身心投入救亡运动。
笑蜀：你的整个学生时代受的都是左翼影响。
李锐：都是左翼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书看了很多，书店都能买到。
还有一个家乡关系。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平江很早就有共产党组织，有大革命留下的基础，有彭德怀起义，红白斗争非常激烈。我家跟共产党的渊源也很深。我父亲的两个同乡知交都是党早期的关键人物，方维夏是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另一个叫李六如。他们两个在北伐时，都是谭延闿第二军的师党代表。李六如写过小说体自传《六十年的变迁》，内中提到我母亲——“李家媳妇”的。
方维夏也是日本留学的，回来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1882年生的）。李六如比我父亲小六、七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才去日本留学，受河上肇的影响，在长沙办学校，在家乡办工会、农会，结识了毛泽东。1922年经毛介绍入党，抗战时期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的原配夫人跟我母亲是同班同学。当年毛泽东经常去李六如家里。李六如夫人告诉我母亲：毛的长褂子，我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毛不讲卫生。我父亲去世后，灵柩从水路运回平江时，方维夏曾抚棺痛哭。1934年，方在湘赣边区被国民党杀害。
一个是社会影响，一个是家庭影响，我母亲就跟我讲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就在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武汉大学闹事的头头，随后是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在学校有公开的学生救国会，我们四十多个进步同学，还成立了秘密的“武大青年救国团”。因为有助教参加，不完全是学生。
当年武汉找不到党的组织，我们八、九个最信得过的秘密学联中的人，于1936年下
笑蜀：你们当时不知道当共产党危险吗？
李锐：知道危险。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蒋介石追杀。长沙“马日事变”时，我在街上看见过被杀害的尸首。每杀共产党人，背上插着木标，由军队带领从街上拥过，还吹冲锋军号，有的头颅还悬挂在闹市。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写的“革命被挂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就是讲这种事。他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青年朋友被蒋介石杀掉了。
当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东北丢了，冀东自治，蒋介石不抵抗。所以那时候顾不得危险，在武汉大学闹的厉害，上街游行我是头头。
1937年5月，为了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我就离开学校到了北平，先后同去的有谢文耀和杨纯（杨已去世，离休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从此，我就完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我们那一代进步青年多是这样。
笑蜀：当时除了读鲁迅的书，你还读过哪些进步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书？
李锐：那个时候读的进步书籍影响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记》。完全是从救亡思想出发，要亡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其实没有多少马克思的书可读，主要读左翼的书。马克思的书武大图书馆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泽东的书根本就没读过，哪里有啊？
笑蜀：你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哪一种？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笑蜀：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你有没有影响？
李锐：他们对我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骂过胡适。
笑蜀：为什么？
李锐：当时胡适办《独立评论》，我们也看，但是他对学生游行持批评
笑蜀：那时你很讨厌胡适。
李锐：对，很讨厌。而且不止我讨厌，可能当时进步学生普遍如此。当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在社会上占优势，武汉大学的教授和学校当局，对学生是同情的。
当年对蒋介石闹革命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说这个革命到底应不应当搞还需要考虑。但当时没办法考虑，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因受难而大彻大悟
笑蜀：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笑蜀：看来你们那时接受的社会主义，都是《联共党史》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整个延安时代，除了读《联共党史》，你还读了哪些书？
李锐：有毛泽东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大概也读过，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伯达的几本小册子影响很大，即《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关于十年内战》、《评“中国之
笑蜀：系统钻研马列原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读马列全集。
李锐：那时谈不上。那时马列全集还没有，马列选集也是50年代以后才有。
笑蜀：那么整个延安时代，经典作家的著作你基本上没有接触到？
李锐：接触很少。从整风运动起，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六大以来党的文件，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
笑蜀：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刘少奇。
李锐：不止刘少奇、陈伯达，还有一个张如心，你知道吧？
笑蜀：不太熟悉。
李锐：他是马列学院的教员，在延安做过毛泽东的读书秘书。那时他写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两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周刊》。《解放日报》是1941年办的，之后《解放周刊》就停办了。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就是张如心的功劳，比刘少奇早。但张如心这个人脾气古怪，后来毛泽东不要他了，要陈伯达当秘书。
笑蜀：那么总结起来可以说，其实在整个战争年代，在1949年以前，你们并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李锐：没有系统的，那时只有零星几本，也没有在党内广泛传播。
笑蜀：当时你算党内的大知识分子了。
李锐：也可以这样说吧。当年党内老中青三代，大学生很少。
笑蜀：像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读过的马列原著尚且如此之少，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
李锐：一般人只是读读通俗读物，接触的都是二手的。主要原因是原著太少，毛泽东是好读书的人，但恐怕也不例外。
笑蜀：那么你系统接触经典著作是从50年代开始？
李锐：也谈不上。50年代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读，也没那么多书读。马恩选集、全集都是50年代才开始出版的，先是选集，然后是全集。全集直到七十年代都没有出全。所以我最先读的马列选集。
笑蜀：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地读原著呢？
李锐：在秦城监狱。最后几年开放了图书馆，可以借读马恩全集了，尤其是读了《资本论》。
笑蜀：那你读了马列全集、读了《资本论》之后，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跟原来读《联共党史》接受的社会主义概念有没有什么不同？
李锐：基本上还是传统的。
笑蜀：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有没有接触？比如第二
李锐：没有。考茨基的书也没接触，只知道列宁写过一本书：《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这在我的秦城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反映，其中“温书”一节。狱中读过的书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恩书信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等。其中的《资本论》辞约四百句，记得这首长辞还在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上发表过。
笑蜀：那就是说，文革以前，你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锐：也不是。知道一点李卜克内西，还有卢森堡。
笑蜀：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仅限于此？
李锐：对。
笑蜀：那你的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李锐：在延安我就有了问号。
笑蜀：什么原因？
李锐：我投奔共产党主要是为了救亡，但也要民主。但延安的实际情况不那么如意。对一些等级制度和落后现象看不惯。其实我们并不同意平均主义，领导人都是老前辈，受过那么多苦，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生活好一点没有意见，有意见的主要是民主问题。大概是1940年到1941年间，中央青委一些同志办了一个杂文性的大墙报《轻骑队》，批评一些认为是封建性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最初几期写过文章。
再就是抢救运动。被逮捕后，定要承认自己是特务，怎么可能呢？不承认就受刑逼供，如不让睡觉，眼睛都不准你眨，24小时盯着你。我有过五天五夜（有长到半个月的），你受得了吗？
没有民主，不讲法治，曾深受其害。第一次是抢救运动，第二次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开除党籍，流放劳改。尤其是文革期间关在秦城八年。
笑蜀：第二次受难，更让你大彻大悟。
李锐：1959年之后我变化很大。从自身经历来看，我同意邓小平讲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还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和谐的前提之一就是民主，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哪来和谐？
笑蜀：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这是不是揭示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李锐：的确如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反思的。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笑蜀：你这种思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锐：五十年代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还有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我懂一点自然科学，从事过十一年水电建设，我懂这个道理。所以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发展，就涵盖了环保。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整体。
倒退不是出路，出路在与时俱进
笑蜀：现在北京思想界很多人在谈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与
李锐：你这样提出问题，还是一种老观念。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有别于“旧民主主义”的一种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则是较之新民主主义更高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通常的说法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或发展到社会主义。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很熟悉、很习惯这种阶段论了。其实，已经有学者指出，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并无新旧之分，把民主主义加上一个“旧”字做状语，再给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补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已经不是民主主义了。
以“社会主义”自命的，理论有多种，实践也有多种。如果你问的是社会主义是指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那一种，也就是我们多年来习惯和实践过的那一种，那种“社会主义”才正好同“新民主主义”配套。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终究要发展到那种“社会主义”的。
至于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这里我将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思考做点介绍，这对我们今天了解民主也是很有益的，因为我们过去的糊涂观念或错误理解太多了。
陈独秀在晚年著作《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中说：“民主主义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他反复讲：“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他在《我的根本意见》文中称：“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文中还谈到：“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五四运动的主帅真是何等英明的历史预言家。
笑蜀：但提出“新民主主义”，总还是有部分继承“民主主义”的意味吧。这种部分继承在当时是策略还是诚心？
李锐：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是什么，不是什么。毛泽东是一位策略大师，他公开发表的著作，显然多有宣传的或者策略的考虑。现在有人提出是策略还是诚心这个问题，自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宣布的主张，后来并未见于实行，因而怀疑其诚意了。其实，宣传是宣传，理论是理论，政策是政策，措施是措施，这些虽然彼此有关联，却并不是同一的。毛的许多做法，多是从实际出发，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后来也有的是先做起来，再由秀才们去做理论的说明。有些真要做的或在做的，却从来不宣传，例如“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延安时就说过，“皇帝、总统、主席是一回事”这样的话），早就说过这句话，可是至今也查不清确切的出处，他也从来没有公开宣传过。有些宣传的，却是并无意真正实行的。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历史的先声》，收集了抗日时期党报上鼓吹民主的社论和文章。其中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资料少，重庆《新华日报》上的资料多。因为前者是让解放区的干部阅读的，没有必要宣传这些；而后者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同情者，当然要揭露国民党的不民主、反民主。
毛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当前国民党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一直存在革命的性质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争论。同国民党第一次
这是就实际上的收效说的。就毛的初衷而言，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当年他在党内斗争中的需要。据王明在《中共五十》中说，1941年，毛曾经对他谈过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想法：“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理论著作。1939年我写《新民主主义》就考虑到这一点了。不过当时还不能公开讲，现在可以了。”这也许是毛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许多考虑中最重要的一种。从这一角度说，他倒是非常诚心的了。
笑蜀：那么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党内有没有分歧？如果有，大致是怎样的分歧？
李锐：《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2月发表的（在刊物上刊登时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那时还在整风运动之前，毛还没有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他提出这一主张，党内还是有分歧的。王明在《中国五十年》中说，当《新民主主义论》的草稿交给政治局的几个人看的时候，王明即表示，这书稿在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上，都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据王明这本书中说的，当时任弼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大家知道，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忠实代理人，他当然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他必须持反对的立场。我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当时刊物上看到这篇文章，大家都是认真学习的，因为1938年的《论新阶段》，已是学习的文件了。党的上层的分歧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整风之后，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七大以后，毛泽东更成为党的精神领袖，就更谈不上分歧了。
笑蜀：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革命老人怀念新民主主义，认为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锐：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对过去的一些历史关节做点回忆。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当时中国经济很落后（工业仅占10%，
历史是不走回头路的，走过来就回不去了，历来都是这样。当有人表示，
笑蜀：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现代化国家，你认为中国有希望达到吗？什么时候能达到？
李锐：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很好的提法，并且定义为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国人心，又顺应世界
林 达：历史教材应该怎么定？
新闻背景：寒假过后，岛内新学期使用的新版高中历史第二册《中国史》用词大翻修，过去惯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改为“中国”。冠在孙中山之前的“国父”一词、以及提到“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前面空一格以示尊敬，也全从新版教科书中消失。
作者：林达 旅美学者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强力主导下，2007年春季开始使用的新版高中历史第二册《中国史》教材出现重大变化，批评的人指出，教材“以‘台独史观’切割甚至扭曲历史的地方比比皆是，引起岛内历史学界、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及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
台湾的新老教材我都没有看到，没有评论的资格。可是，从这些相关报道中，却可以看到台湾的中学历史教育可能还不够现代化，就是说，历史教材可能还是相对统一、相对由官方决定，长官意志可能还是起很大作用。否则，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出现。教育有一个是否有现代观念的问题。
很多现代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是更开放的。国家可以没有教育部的钦定教材，历史学家们以竞争的方式，以自己对史料的掌握、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中学历史教育的理念，写出自己的中学历史教材。而每一个学校有自己的董事会，那里有教育方面的专家，也有家长的代表，由他们来决定选怎样的课本、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教材在竞争之下保证质量，写得偏激、写得质量差的教材就会被淘汰掉。
那么，校董会选择教材是不是也会有偏差，那当然是有的。例如在美国，就有过一个社区的学校，提出要禁止教授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相关的历史，理由是华盛顿家曾经蓄奴，这个社区的教育观曾经引起轰动，成为一则新闻。在日本，也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学校，选择对日本侵华史作出不公正描述的历史教科书。这其实反映了正常的社会状况，就是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偏激的人群。他们的状况也反映在教育观上。可是，假如由国家统管就好吗？在统管之下，假如出现一个偏激的政府，就不是一个两个社区的问题，不是百分之三的问题，而是可能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所有的孩子了。
在教材选定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学校还给孩子们选出大量参考书。一本教材再好，也有篇幅限制；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再好，也有个人视野的局限，因此，参考书就很重要。但是，不论是历史教科书编写选择，还是参考书的良性补充，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学校之外的社会外部环境必须是开放而宽松的。假如外部的言论出版环境受到严格限制，那么，教科书、参考书就都是在一个被限制的环境中选择。这样，孩子们所受到的历史教育，就还是一个官方导向，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如果外部环境容许争论，那么，即使有几个学校的教材有问题，孩子们仍然可以在图书馆里发现真相，提出质疑，孩子会长大，在社会大环境中健康成长。假如整个大环境限制对历史的自由表述，对孩子们的历史教育只能说是愚化的过程了。
说起来，所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只要陈述就可以了。可是，人有选择性记忆，国家、政府都不是抽象的东西，也都是人在组成，也就有选择性记忆的倾向。人都是这样，愿意记住好事忘记错误，有好事也可能夸大。历史上打赢了一场战争，很可能夸大自己的战斗力，忽略外部环境的作用；一个国家做过什么错事，也不太肯提起，政府更有掩盖自己错误的天然倾向，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事关对下一代的世界历史、国家历史的教育，那就是不负责任、贻误后代的态度了。
所以，不管大家对历史的看法如何，也许看法各不相同，可是，作为社会的历史观、历史教育观，是第一要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