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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是苏联的冥诞。从前每到这一天中国人都要看电影《列宁在十月》。从前的从前还有《保卫查里津》。今年11月前后，中国各地也放映了一部关于“十月革命节”和苏联的影片，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由中国人拍的。它的片名叫《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教训》。

这部内部影片共8集，题目分别是“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的党风”、“苏共的特权阶层”、“苏共的组织路线”、“苏共的领导集团”、“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不难看出，中共是希望通过这部片子揭示苏共亡党的原因，警示全党不要重蹈覆辙。

兔死狐悲的無奈哀號

不可否认，影片真实地展现了导致苏共垮台的许多因素，诸如“思想僵化”、“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卖官鬻爵”、“党政机构重叠”等等。但是影片不敢指出，或说故意隐瞒了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历史宣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实践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生活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抛弃了专制腐败的共产党。

片中有一段解说词：“ 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多么无奈的哀号！兔死狐悲之情难以掩饰。

可惜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共没有真正的反思。他们反而把苏联的“变天”归咎于党内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改革派，归咎于他们提出的“全民党”、“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他们由此得出的“教训”竟然是，“‘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

中共大限將至還是冥頑不化

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目前中共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和苏联解体前的状况非常相似。他们本应从苏共亡党的史实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改弦更张，脱胎换骨，以求新生，也许可以在未来的世界求得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声称要更加握紧“斯大林这把刀子”，坚决反对以“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绝不能“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猖狂进攻”，绝不“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古人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想到中共大限将至，还是如此冥顽不化，“其言”还是如此声嘶力竭。竖子不可教也，中共步老大哥后尘，“整个党溃散”也就为期不远了。

这部片子是胡锦涛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被誉为比江泽民的《大决战》具有“更伟大的现实意义”。有少将军衔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受命主导制作。此人因主张“不信邪，不怕鬼”“绝不能示弱”，而被学界称为“朱成虎式的人物”。也因此被胡委此重任。他领命亲任主笔，并调集中国社科院“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课题组、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会、吉林省出版集团全力参与，由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日前中纪委下令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必须观看，每人必须写出观后感，交上级党组织审查。

一部電影救不了中共

目前这部片子还不允许社会公众观看。其原因不言自明。今日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垮台前的苏联更加尖锐百倍。片中提到“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请查一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所有书记、部长们的子女吧。片中提及苏联的最大一笔腐败案涉及100万美元，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令贪官因被“同行”叽为无能而羞愧脸红。片中提到了苏联的社会不公，但是它没说苏联是不是用过装甲车和机关枪把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驱赶走，是不是用过黑社会组织强拆民宅，是不是把公园里做健身运动的老人抓进监狱，是不是把红场上呼喊口号的学生用坦克碾成肉酱……公映这部片子也许真的会成为中共亡党的催魂曲。

“亡党亡国”之说，具明显的中国特色，从毛泽东吵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吵到胡锦涛。美国从乔治•华盛顿以降，历经43任总统，没有一位担心“亡党亡国”，他们的国家却日益强大。在没有外敌入侵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共时时刻刻感到要“亡党亡国”呢？说穿了，就是因为中共的政权是非法的，他们的制度是违背人性的，他们的统治是与人民为敌的，他们的利益是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尖锐对立的。积累多年的罪恶使他们无法摆脱被清算的恐惧，死亡的梦魇挥之不去。他们就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苏共那样的灭顶之灾。中共如不翻然悔悟，必亡无疑。不过党亡，绝非国亡。恰恰相反，共产党的灭亡将使中国摆脱苦难的深渊而走向光明的未来。

一部电影救不了中共。各地传来消息，那些看过这部电影的官员们，有的感到末日将至，加紧敛财，安排后路；有的则说“吵了40年，党也没亡，国也没亡”，找秘书写个“心得”交差了事。“亡党亡国”的警讯成了“烽火戏诸侯”。不过这次恐怕“西戎”真的要来了。想看褒姒娘娘的艳笑吗？这怕是最后一次了。

 

中国总理温家宝11月13日与文学艺术家谈心，11次呼吁思想解放，9次强调自由，语重心长。改革开放快30年了，政府领导人如此尖锐提出思想解放与自由问题，不可能是偶然的感慨，而是抓到了中国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抓到了拖延已久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的问题。过时的观念习非成是、根深蒂固，实现思想解放绝非易事。愚意以为其中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关键。

（一）在制度与观念互动中解放思想。

30年来，告别文革，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死胡同，成绩斐然。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简单得很：基本上恢复了经济自由。解散人民公社，结束只有共产党各级书记会种田的历史，中国人不再挨饿，粮票、布票成了历史陈迹。从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化到分田到户承认个体耕种的优越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罕见的思想大辩论、大解放，成为制度大变革的开端。

在城市，伴随姓资姓社的激烈辩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和制度大变革。打破政府对城市各行各业的垄断，有了贸易自由，各种购物券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制造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海内外的货架和地摊。

不过，我们赚的基本上是苦力钱。对数以亿计的民工说来，8小时工作、双休日，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路在哪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自由，把制度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的发展要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在各行各业中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包括大银行家和可与（新闻集团）默多克争高低的传媒巨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可是，珠三角、温州等地的企业家们冀图办银行，花了几年时间，仍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遑论其他！行政垄断把中国企业家的手脚捆起来了。把自由还给他们，他们就会大展身手，把中国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扩大自由，前提是思想解放，落实则体现在制度上。如果制度改革不跟进，思想解放的成果无法巩固。总结30年来的经验，两者是互动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就是明证。

必须澄清两个糊涂观念：

一是扩大自由就会乱。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准乱说乱动，自然鸦雀无声，天下太平！可是，人民只能在动物生存线上挣扎，生计无着，甚至沦为饿殍，屡见不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禁锢解除，负面因素如影随身。可是，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人民显露希望的微笑；只要法治成为习惯，国家就会有序发展，何乱之有！

二是有人以为自由所以没有在中国生根，原因在于没有跟传统结合起来。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启蒙先驱们为了减少引进现代观念的阻力，鼓吹西学中源说，煞有介事论证从个人自由到议会制度及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古代中国固有的，学西方不过是“礼失求诸野”。

他们用心良苦，在梁启超笔下这是“以复古为解放”，有点西方文艺复兴的味道了。可是，这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不过是“为俗人说法”的权宜之计；也掩盖了路径选择错误的惨痛教训。时至21世纪，再穿上宽袍大袖的古装上场，未免低估了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和外来制度的承受力。

总结历史经验，思想解放的最好方式，是围绕具体的制度改革而开展不同观念的交锋。从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到澄清姓资姓社之争的无聊，就是观念变革与制度前进的光辉历程。

（二）端正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要摆脱世界苦力的尴尬地位，就要提高公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培育人力资本，让杰出的创新人才源源不断涌现。正如温总理说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

要实现这些要求，关键也在扩大自由。可是，钱学森喟叹：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温总理大惑不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那些现任和卸任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们，在总理面前说得头头是道，但多半是皮毛之见。从新闻报道看，没有一个人敢于触及要害，没有一个人说清楚大师、巨人成长的障碍在哪里！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症结所在是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有偏差，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着意培养乖孩子！整齐，划一，听话，乖乖地学好功课；这就是教育官员和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这样的乖孩子能在各个领域冲破陈规陋习，在世界舞台上领一代风骚吗？

更令人痛心的是：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竟自觉不自觉沿用革命干部学校的模式去办现代大学！从中学到大学，千篇一律的政治课听得人们昏昏欲睡。学生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样的管理领导得心应手，教师、学生乖如绵羊，叱咤风云的豪杰却难于破茧而出。转系、转学比登天还难；校际、国际交流关山阻隔；没有真正合乎要求的通识教育；没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知识交流和冲撞的环境；选课的自由度很小。举目是培养技术员和小公务员的训练班景象，难得一见现代大学气象万千的恢宏气派！说到底，这是失去现代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的恶果。

中国政府不是打算不惜重金，不分国别、肤色从全世界引进杰出的一流人才吗？首先应该在全世界招聘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顾问，推动中国教育改革，方有可能在本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引领潮流的杰士、大师。

礼聘大师入校，实实在在在学校工作多年，当然可以推动某一学科水平提高，甚至取得一些重大成果。可是，如果不以制度变革为基础，这些“客卿”只是浮萍和花朵，最终是人去楼空。

为什么不敢变？原因之一是怕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自由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又对又不对。资本主义兴起，确实把人类的自由度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应该继承发展的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要是反其道行之，把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品格，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远离马克思主义不止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困苦日子里，能够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那里有学术自由！梅贻琦校长和教授们以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坚持现代大学的通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温总理说得好：“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铁的事实是：不是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不想解放思想，而是缺少有力的制度保障，不敢解放思想。如果不健忘的话，今年是提出双百方针50周年。众所周知，这个方针没有真正落实。主要原因是提出这个方针的时候，不但没有站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现代公民不容侵犯的宪法权利的高度，而且设定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敌人”是没份的；但所谓“敌人”没有法律界定、不由法院判定，实际是由大小单位的领导确定的。接踵而至的反右派，11%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帽子（毛泽东说过，当时有500万高中以上毕业的“知识分子”。其中55万当了右派）；跟着是发动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要得罪了本单位的领导人，很容易堕入“敌我矛盾”的深渊。如此肆意侵犯学术和思想自由，践踏人身自由，祸从天降，迫使人们不能不明哲保身。

对症下药，应该把教育干部懂得这些现代社会的常识或宪法权利放在第一位。爱好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嘴巴的功能是吃饭和说话。只要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撤走，没有外来威胁，思想解放自然水到渠成。

为此应该让我们的官员牢记温总理所说的四条重要意见：

一、记住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

二、提高对中国命运的责任感，牢记：“ 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话），懂得“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四、懂得学术和艺术发展的规律：“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

破旧立新，不容易！但是，成熟了的历史要求，一定会实现；压制，阻挡，徒然拖延时间，增加改革成本。“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暄，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这就是历史！

 

最近惹得大陆媒体烽火四起的事件，是弃龙与挺龙之争。争论的起因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领导的重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课题组发现，由于“龙”的英文名字“Dragon”指喷火食人的巨兽，象征邪恶，为改变外界对“龙”的负面观感，课题组策划抛弃龙图腾，塑造新的国家形象标志，且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消息传出，网上一片沸腾，吴书记一方虽然也有些个学界的哥儿们帮忙吆喝，怎奈敌方势众气壮，在滂沱的唾液中差不多沦落成了过街的小鼠。

其实西方对于“Dragon”一词具有不愉快联想，早不是什么新发现。英国的著名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里头，大英雄贝奥武甫就跟巨龙有过一场血拼。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飞（Siegfried）也曾铸剑杀死化身巨龙的法夫纳。据传说，跟龙有过遭遇的还有基督教圣徒圣乔治(St. George) 、圣米迦勒（St. Michael）、亚瑟王传奇中的骑士特里斯坦 (Tristan )和大法师梅林 ( Merlin)等等。然而中国之龙与西方之Dragon本不是同一事物，两词对译无非是勉为其难之举，学者们很少计较到如此操作会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想入非非地要替祖宗换换图腾，更是闻所未闻。

究其本义，图腾（totem）不过是原始先民们不过是为自己壮胆的精神慰籍之物。既然要靠这种东西战天斗地，吓退异族，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可以拿来做图腾的多是些狼虫虎豹这类凶神恶煞的东西，或是山魈水魅，树精藤怪这类神秘兮兮的玩意。花蝴蝶、金翅雀这样的小可爱很少成为某个民族或部族的图腾，即使有，那也是经过了崇拜者的思想投射，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现实的神性。由此而论，要在有籍可考的现存图腾中挑出个八面玲珑，瑕疵皆无，人见人爱的主儿绝非易事。那么，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和部族都顶着个不那么完美的图腾，怎么没看见人家的教授们着急上火，倒让中国学者们又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世界前列？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在西方发达的文明国家，多元文化，宗教宽容之类的概念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准则，而沉积为普通民众的行为规范。每逢重大节庆，华人聚居的地方耍狮舞龙，闹得天昏地黑，从不用担心会吓跑西方看客，也没听说有谁曾经引经据典，历数龙在西方之恶，试图制止华人玩这些花样的。

发一番这样的议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大陆骚动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挺龙派”的观点。吴书记带领的课题组至少有一点儿认识并没有错——中国的国家形象品牌需要改善。但是论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具体哪一点儿需要改变，吴书记们却顾左右而言它，有胆掘祖坟，无胆说实话，把八杆子搭不到边儿的龙牵出来为可怜的中国形象顶缸。

用最简单的话说，所谓国家形象无非是指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诸方面的总体状况和公众对于这些状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共产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都绝非龙的负面影响所能比拟。中国至今依然奉行着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制度，政治理想上（如果还有理想的话）和北韩、古巴这样的破落户酱在一起。一党专制，大权独揽，敌视普世价值，肆意剥夺人权。唯我独尊，无法无天，以阴谋与暴力消灭异己。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自由度常年徘徊在榜末。经济方面，不久前还是饥馑遍地，把千百万国民生生饿死，最近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贪腐横行，贫富差异巨大，经济运行成本惊人。社会生活方面，法制形同虚设，民众道德沦丧，社会保障体系只为官人和阔人服务，普通民众生老病死，形同蝼蚁。文化方面，教育水平低下，学术造假严重，文艺作品只为小脑和下半身服务，传统文化遭到党文化肆意强奸，繁衍出种种骇人的怪胎。地理方面，徒有广阔的国土面积，但由于缺乏发展的眼光，处处童山污水，资源耗尽，生存环境恶化到极点。外交方面，无视国际准则，敌视文明社会，与无赖国家勾肩搭背，沆瀣一气，成为许多独裁者的金主和靠山。共产党独裁统治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如果说龙的“罪孽”可以由吴书记的课题组数落得清清白白，中共的“罪孽”至少需要一千个具有同等“智慧”的课题组才能言其万一吧。

不过，一般国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也难得会像百科全书那样面面俱到。他们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感性资料。比如，美国的老外看到的九死一生逃离中国的福建计划生育难民和拎着成箱的美钞购买豪宅的大陆客，澳洲的老外看到的高干子弟们一掷千金，宝马香车的排场，荷兰的老外看到的一下飞机便直奔红灯区和赌场的中共高官，英国的老外看到的被活活闷死在集装箱里却又被朱总理斥为“丢人”的中国偷渡客……。当然现在资讯发达，并不是非得亲眼看见才能获取信息。只需鼠标轻叩，便可以了解到在东方那个高叫着“崛起”的虚幻大国总统是指定的，军队是党有的，土地是国有的，媒体是撒谎的，多生孩子是要剖腹的，上了国外网站是要坐牢的……这当儿，那些形形色色的老外们，除非神经有毛病，才会把中国如此不堪的形象怪罪到中国的龙身上。

其实，有条件的读者也不妨亲自做个试验。把dragon（龙）, communist（共产党人）, Mao（毛）, Maoist（毛分子）这几个词写给哪个方便的老外看，问问他们读到这些词语的最直接感受，是龙还是后者更可憎可厌可恶可怖。

中国民间有龙虎斗一说，且不管这一虚一实的两样东西是如何斗起来的，若是让中国人自己做个比较，虎之狠毒想必为龙所不及。子曰：苛政猛于虎。就是放开老外不论，请孔子来评价中国今天的形象，也断不会放过比虎还恶的苛政，反而跟龙过不去吧。

话又说回来，这些教授大人们的所谓“科研”其实也认真不得。离开了思想独立与学术自由，人文学科的某些研究不过是带了点儿学术姿势的沽名渔利的小动作。但是钓来了经费，总还要发出些声响，要么低声下气地诠释、演绎伟光正何以且伟且光且正，要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地唠半天空嗑。吴书记带领的课题组没有一味地去歌功颂德，该不算太失名节，但是把专制独裁的可怖——很难相信这些比一般民众更了解西方社会的教授们不知道这一点——绕弯子扯到龙身上，即便民众不去计较，被生生拉去当替罪羊的龙——存在的可能性绝对不会比共产主义空想更低——也不会轻饶吧。

 

中非论坛期间我” 回避 “到故乡待了近一周。村里新修了柏油路，两公里不拐弯直通106国道，小村子一下子跟活了似的。每天各种叫卖声不断，比先前不知多了多少倍。农业税免了，乡亲们感到轻松很多。想起过去每年交公粮，跟打淮海战役一般，是不忍回首的噩梦。那么我问他们现在最大的心事、心病是什么？先后有几位乡亲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是火葬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属于老话题，新问题是现在村民不愿生孩子，基层干部怂恿他们生，然后好罚款创收。这个不多说。今天细只谈火葬的问题。

火葬怎么会成为乡亲们的心事、心病呢？我的故乡是河南省杞县宗店乡焦庄。这里位于中原腹地，自有三皇五帝以来就没有实行过其他埋葬方式，几千年来一直是入土为安的土葬。现在政府提倡火葬，乡亲们接受不了。按道理说，既然是提倡，就有选择的自由，可是实际上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一方面不想火葬，一方面不火葬又不行，矛盾，怎么办呢？基层干部与乡民之间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也可以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殡葬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方式之一是” 偷着埋 “。家里老人死了，也不发丧，也不哭灵，偷偷摸摸、人不知鬼不觉当天夜里抬出去就埋了。据乡亲说，近两年我们村死的人几乎全都是这么埋的。与 ” 偷着埋” 并行的还有一种 ” 拿钱埋” 。家里老人死了，给村干部一些钱之后，就可以像过去一样操办，发丧，举殡，笛子喇叭吹着，一整套办丧事的程序。具体需要给干部多少钱？这笔钱究竟算什么名堂的费用？是哪一级政府让收取的？就此问题我曾访问在我们县委工作的朋友。他们说县里知道这个现象，但是这笔费用不是县里让收的，县里也没有提成，更不是市里、省里让收的，是乡、村两级加收的。那么这笔费用该不该收？如果该，算什么名堂的费用？如果不该，县里为什么不制止呢？我的朋友说他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据乡亲们说，除了” 偷着埋 “、 ” 拿钱埋” 之外，还有一种埋法，叫” 光棍埋” 。光棍在我乡有” 特殊” 的意思。说谁谁光棍，意思是那人很特殊，有特权。儿女、女婿等等有权有势的，家里老人死了，就无须偷着埋，也无须拿钱埋，光明正大一如既往大操大办，有的甚至一些地方大员都来吊丧。既无须偷着，也不用拿钱，这叫 “光棍埋 ” 。这三种埋法满足了所有乡民的需要，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各取所需，都可以把自己的老人埋了。因而在乡村火葬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可是这三种新埋法各有弊端。过去我在家读书时的一位老师分析道：” 偷着埋” 伤风败俗。爹娘死了本是一件很伤心的事，就这么偷偷埋了，哭都不敢哭，比死一条猫狗都贱，情何以堪？慎终追远是我们的传统，也是人情、人性所在。像这种偷埋，哪还有一点慎终追远的影子？ “拿钱埋 ” 实际上变成乡村两级干部敛财的手段，是一种权力腐败。” 光棍埋” 是一种特权行为，乡亲们更是多有微词，流失的是政府的形象资源。

关于火葬本身，有乡亲提出质疑：说土葬污染土壤，污染水源，所以要火葬，可是几千年来土不还是那土，水还是那水吗？谁看见它污染了？我们只看见了造纸厂、化工厂的污染，没看见埋人的污染。另有乡亲说：说土葬浪费土地，可是一坟头之地一年的出产不会超过五块钱，城市人买一块墓地得多少钱？我们为我们死去的爹娘一年 “破费 ” 五块钱怎么就算浪费呢？即便是浪费，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 浪费’ ！何况我们在坟头周围种树，种南瓜葫芦的，那土地并没浪费呀！

有些情绪激烈的乡亲则说：什么浪费土地呀，什么污染环境呀，火葬污染和伤害了我们的心他们知道吗？农民的喜怒哀乐也是喜怒哀乐，农民的感情也是感情，也应该当回事。他们应该学会重视农民的感情，听听农民的心声。乡亲们怨气挺大，看来河南省人大应该为火葬政策和火葬政策的执行情况举行一个听证会。

2006年11月15日 北京
──《观察》首发

一、 　　　　　　　　　　　　基督的手掌 　　　　　　　　　　　　铁钉你是看见的 　　　　　　　　　　　　我瞻仰主耶稣 　　　　　　　　　　　　他流血的脸 　　　　　　　　　　　　我愧疚地低下头 　　　　　　　　　　　　我懦弱 　　　　　　　　　　　　蹲于檐下看路过的蚂蚁 　　　　　　　　　　　　他们简单的生活 　　　　　　　　　　　　铁丝和黑窗一直关闭 　　　　　　　　　　　　我敲夜半的铁丝和黑窗 　　　　　　　　　　　　一个爱唱歌的人比划着手势 　　　　　　　　　　　　我透过全中国的铜墙铁壁 　　　　　　　　　　　　梦见了你 　　　　　　　　　　　　镣铐。雪白色的圣诞节 　　　　　　　　　　　　锁在黑暗的地牢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晚 　　　　　　　　　　　　一个诗人基督般受难了 　　　　　　　　　　　　他被蒸成浓烈的菜肴 　　　　　　　　　　　　他的皮一块块剥下 　　　　　　　　　　　　十字架，你是看见的 　　　　　　　　　　　　人们目睹了沉重的身躯 　　　　　　　　　　　　不断下坠，下坠到最底层 　　　　　　　　　　　　我感到一阵大雨 　　　　　　　　　　　　冲刷伤口的疼痛 　　　　　　　　　　　　二、 　　　　　　　　　　　　覆盖我胸口 　　　　　　　　　　　　是一些沉重的铁镣声 　　　　　　　　　　　　我躺在无人经过的雪地 　　　　　　　　　　　　你的影子没收了我 　　　　　　　　　　　　你不是一个完整的敌人 　　　　　　　　　　　　你颠覆了一阵雪茄烟的雾气 　　　　　　　　　　　　仅仅颠覆一个人们闲聊的节日 　　　　　　　　　　　　许多嘴都闭上了 　　　　　　　　　　　　蒙克却大张其口喊叫 　　　　　　　　　　　　冤情临近了 　　　　　　　　　　　　有警察挨着你的肩膀 　　　　　　　　　　　　依然是你的祖国 　　　　　　　　　　　　还有那些狱卒的脸色 　　　　　　　　　　　　无法躲避 　　　　　　　　　　　　依然是广场上激越的六月 　　　　　　　　　　　　透过新鲜的玫瑰生长 　　　　　　　　　　　　我们听啊 　　　　　　　　　　　　颂经声声声入耳 　　　　　　　　　　　　那是古老印度的梵音吧 　　　　　　　　　　　　格外安静的圣诗 　　　　　　　　　　　　三、 　　　　　　　　　　　　我感到一阵死寂的骚乱 　　　　　　　　　　　　袭击了我 　　　　　　　　　　　　我轻抓起一只正在细语的蚂蚁 　　　　　　　　　　　　告诉它 　　　　　　　　　　　　今生，我只爱金黄的麦田 　　　　　　　　　　　　那里歇息了各种奇怪的族群 　　　　　　　　　　　　可是 　　　　　　　　　　　　它没听懂我的意思 　　　　　　　　　　　　它继续细语 　　　　　　　　　　　　我与蚂蚁谈起故乡南京 　　　　　　　　　　　　受寒的盐水鸭被风腊成标本 　　　　　　　　　　　　于是，我抬头望天 　　　　　　　　　　　　我首次触摸到一轮早起的月亮 　　　　　　　　　　　　你的脖子上 　　　　　　　　　　　　亮晶晶的拘禁 　　　　　　　　　　　　圣诞是金属焊接而成的吗 　　　　　　　　　　　　我使劲，疯狂地击打 　　　　　　　　　　　　我的心终于破碎成五行 　　　　　　　　　　　　碎成咒语 　　　　　　　　　　　　我软倒而下 　　　　　　　　　　　　期待你的影子 　　　　　　　　　　　　重组我乏味的存在 　　　　　　　　　　　　（2006-12-21）

民主论坛

 

廖亦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中国底层言谈录  廖亦武

01胡风牢友张广天 02嫖客唐东升 03嫖客耿东风 04同案犯李齐 05食客迟福 06被收容者李明凯 07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08书商万人敌 09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10抄家者廖亦武 11三陪王小姐 12百岁和尚灯宽 13写手茜茜 14三陪林小姐 15赌徒周忠陵 16影子杀手赵苗苗 17川西神医张松 18偷渡犯黎忆丰 19反革命分子刘德 20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21江洋大盗崔志雄 22上书者蒋朝才 23朝圣者旺吉 24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25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26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27戍边女子刘思湘 28冤死者杨继年 29偏三轮胡小松 30碎尸犯卢人标 31狱霸田洪 32吃人案件 33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34专访民刊主编罗吉 35街头瞎子“张无名” 36《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37被勒索者胡牛 38上访诗人老陆 39老右派冯中慈 40左翼鲁迅的伪自由书 41下岗工人“营门口” 42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43命在旦夕的蒲勇 44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45乡村老教师 46村民谢明 47盲流艺人王六顺 48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49酒鬼高马 50工作组长郑大军 51农民皇帝曾应龙 52新新人类喂小姐 53打工仔赵二 54人贩子钱贵宝 55死刑犯牟大路 56采购员霍海仲 57饿死的人与打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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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有可能，读过北岛诗歌的人，或者仅仅是知道北岛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想读读他的散文。长久以来，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所谓蒙胧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视野背景之中。当然，根据个人的喜好，每个人还可以在他之后填上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芒克，比如多多，比如顾城，比如舒婷，等等。尽管在世界甚至仅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是一份值得炫耀的名单，但是，能有这样一份名单，作为同时代人，我们已经可以为此而骄傲了。不同的是，或者因为传奇的消息，或者因为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因为频繁在媒体出现，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公众熟知，变得不那么神秘了，而北岛却因为他本人的缺席而更加扑溯迷离。他从我们的视线消失，更准确地说，他从来就没有正式出现过，这成为他如今向着我们走来的前提。

神秘带来的可能是光环，也可能是阴影，那么对于北岛来说是什么呢？我们巴不得通过对于他个人言行举止的报道来了解他的生活、创作和个性，但遗憾的是，读者并没能得到满足。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媒体总是持有怀疑和保留，但是不能否认，大多数人宁愿通过第二手资料来判断一个作家，而不愿意花点力气从作品下手。如今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出版，使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他本人进入他的世界。

近十年以来，散文，当然还有界定极其广泛的随笔，几乎取代了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挤满了每一个书籍热爱者的书架。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非虚构性，虽然从写作的角度，我们不能说虚构一定比非虚构更好或者更难，但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更直接，因而也更轻松。有人说，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创造力的衰退和中国读者的懒惰。这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来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更加倾向于认为，非虚构的文字往往更加纯粹，不能掺水，更不能滥竽充数，不像有些小说家，把短篇抻成中篇，把中篇抻成长篇。而纯粹正是文学之所以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最重要的品质。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之中，对于书籍，趣味和情调的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实用所取代。起码，当你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时候，比起小说，散文更加“文如其人”，更别说与抽象而隐晦的诗歌相比了。

二

想知道北岛在国外的日常生活，只需看看《失败之书》第三辑中的篇章。从搬家到赌博，从朗诵到喝酒，像是豁出去了，北岛把自己一锅端了。我们仿佛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样儿就写成什么样，朴实和自然就行！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家的后院，像灯一样突然熄灭的玫瑰，巨大的蚂蚁王国，多少有点像哲学家的蜘蛛……（《后院》）知道他曾经在六年内搬了七个国家十五次家，在一无所有地漂流的日子里，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搬家记》）还知道他是个酒胆比酒量大的饮者，只要旁边有沙发，他就敢连干三杯，事实上，除了喝酒这一个嗜好，北岛是我见过的最不像诗人的诗人，他最不敢冷落的是酒，这个最忠实的朋友，陪他打发那漫漫的长夜（《饮酒记》）。通过这些琐屑的细节，北岛把个性带进了散文，其中穿插着一些好笑的遗闻轶事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失败之书》第一辑中的文章，或许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北岛把帕斯、特朗斯特罗姆等等国际知名的作家带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他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由于他个人在国际诗歌界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像当年与芒克、多多这样的哥们儿一样与这些名人交往和相处。但是，他写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世人颂扬；他写逝者（不只是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与他一道站在舞台上朗诵。北岛写他们的癖性，写他们个性上的可爱之处，真实之处，因为他知道，仅仅高尚、博学和才气，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或一个能够被人记住的人。其中写得最传神的，是“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丝堡。北岛写道：艾伦像个仆人似地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纽约袜子大王身后，因为这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是他的赞助人，艾伦许多诗歌活动的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这或许会让我们的诗人感叹，中国的袜子大王，或者胸罩大王、卫生巾大王、方便面大王、房地产大王们，什么时候也能变出点艺术活动来呢？北岛还写道：艾伦用一只眼睛看你，用另一只眼睛想心事。在描述了作为摄影家的艾伦的一幅自拍照之后，作者发问：“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自己的消失”在这里显得暧昧而晦涩。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而事实上艾伦已经在九天前死了。这种表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北岛散文的诗性，也可以看成是他在偷懒。相对于诗歌来说，散文是加法，当他使用减法的时候，他又折回到了诗人。

《失败之书》的第四辑写了几个城市，巴黎、纽约、布拉格，以及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加州小城戴维斯。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旅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作家的城市，是诗人艺术家们活动着的城市。地铁，街灯，鸽子，航空港，出租车，死去的卡夫卡，活跃着的桑塔格，还有新知与故交，行色匆匆的北岛在其间穿行，一会儿吃地道的上海菜，一会儿喝匈牙利牛肉汤；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中文；和某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狭路相逢。

这使我想起三年前和北岛在纽约见面的情形。本来我在纽约的日程只有五天，到了第四天北岛才从欧洲回到纽约。有趣的是，和十几年前在街上分别时一样，重逢是在纽约图书馆门口的露天咖啡亭。陪我同去的甘琦像是得救了，把我丢给北岛，跑到世贸大厦去会自己的朋友。我不知道是该为没有错过和北岛的约会而庆幸，还是该为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观光而遗憾。我返回中国的第三天，发生了9.11事件。北岛在本书《纽约变奏》一文中这样描述这次事件：“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响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拉拉起飞，在空中盘旋。”事实是，如同美国人不可能复制同一座世贸大厦一样，我也不可能复制同一次约会；虽然，以后我可能无数次地再见北岛，却不可能再走进一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我们常说，什么改变了什么，或谁改变了谁，比如说，北岛改变了我的行程，本来第二天是要到宾州的老宋家，却被北岛带到了新泽西，见到了我大学时代的朋友。我列举惟一一次与北岛在国外的相遇，是想说明，北岛的生活中多是这种前无来处、后无去向的际遇。一个“在路上”的人，行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是剪接后的蒙太奇，有场景而没剧情。

三

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王蒙与高尔泰具有相似的背景和遭遇，但他们的回忆文章所透露出的氛围，已经清晰地看清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性格和人格。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更明显的是两本同样畅销的书的作者，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杨绛的《我们仨》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仅凭这一本几万字的小书，杨绛当之无愧地成为重要的散文作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我们仨》，在通篇刻意渲染的散淡之中，却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一种犬儒的气息。联想到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被大小报纸炒得沸沸扬扬的她们一家与同事兼邻居在文革中几乎大打出手的恩怨，我怀疑，她真的是个散淡之人，还是迷失在了自己营造的游戏氛围之中，自以为是个散淡之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家家户户所经历过的黑暗，老老少少所承受的痛苦，男男女女所面临的软弱，怎么惟独在她的自传体散文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

说远了。再回到北岛。

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些好或者哪些不好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刻或者哪个肤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些许落差。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要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即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是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可读性强的或不强的。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他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落寞。正如萨特所言，那种“忧郁”好比是对人的状况的觉醒，进而积极地“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琐碎的。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他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他用生活换取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讳了的读者重逢。

起码有一点是可以从正面来评价的：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史铁生曾经给一个少年这样的建议：任何领域排在前十位的人写的散文都可以读。这个标准果然简单而准确，自然科学家如费曼，政治家如邱吉尔，都写过有趣而睿智的散文。这也不难解释，相对于微妙的物理世界或复杂的国家政治，散文应该算是减法。权且使用史铁生这个标准，北岛在诗歌这一行当里是位居前十位的中国诗人是没有争议的，选择他的散文来读应该是不会错的。况且，仅就作文之道来说，北岛散文无疑堪称优秀。

四

这本书的书名也是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失败之书”？北岛试图以他的一句诗诠释这一命名：失败之书博大精深。不看全诗，仅就这一句表面的意思，“失败”一词在这里显然是太通俗了。作为编者我并没有被这个解释所说服。我曾试图说服他用他早期著名的《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同样我也没能说服他。

北岛是以失败来概括他文中的人物吗？还是以失败自况？失败有两种含意，一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文学史上如卡夫卡、波特莱尔、本雅明等等都是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都主动地选择了失败，他们一错到底，所以一败到底也无怨无悔，并以失败获得了艺术上的永恒；另一种是精神意义上的失败，比如海明威，他本来是个成功者，但最终却是因为不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更大的成功而自杀身亡。我相信，有更多因为惧怕失败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

从这两个意义上，都不能说北岛是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我更愿意接受欧阳江河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王寅的采访时的说法——这个书名相对于这本书来说太重了。

《失败之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书城》杂志记者2002年在波士顿对他进行的专访，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北岛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以为，这是他的美学追求，也是他一贯的追求。如果有谁因此而对他失望，要怪只能怪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误读。但我们应该分清，对他的误读并不意味着对他的作品的误读，作品一旦发表，作者便丧失了发言权。北岛早期的诗歌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绝不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决定的。我不知道北岛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是更加深刻地存在着。因此，那些诗歌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所以，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的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当然，不放弃评价其重要与否的同时，一点也不妨碍有人对他的近期诗歌或者散文进行好与否的评价。如果说，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一个作家、诗人该如何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同时也为读者提供艺术享受呢？我没有能力就此自圆其说，这是留给理论家们干的活儿。

好在，北岛的否定是有限定的，他否定自己的早期诗歌，是因为“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虽然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地与意识形态话语对抗的语言，但北岛这种自觉性是非常可贵的，正如他在同一篇访谈中所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就是头上也戴了文化汉奸帽子的钱稻荪。

周作人总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当时，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又从400元减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周作人哪里知道，这次的减半，其实就是风暴的预兆。

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陷于瘫痪。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

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给他们做了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实在不忍，就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82岁的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节自文洁若：《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余秋雨20日在博客里对“中国作家富豪榜”作出了回应。他认为1400万元的版税错把伪书和盗版书收益计算在内，但这也证明了自己拥有强大的购买号召力。

第八“富豪”郑渊洁称，余秋雨此番表现正是“中国文人的虚伪”。

余秋雨：读者没有轻信“文史差错”等谣言

余秋雨20日傍晚在博客上贴出来的文章，标题是《我对“全国作家财富榜”的回复》。他说，自己看到1400万的收入很吃惊，统计者应该是把远远高于正版书的盗版算了进去，此外还有一些正规出版社从没支付过报酬，或者隐瞒印数。

在批评完盗版行为后，余秋雨颇有些自喜道：“不管怎么说，这个财富榜证明，只要是印有我名字的书，销售情况一直很好。对于这个事实，我有一种超越经济数字的喜悦。”余秋雨还说，多年来关于自己的种种谣言（主要是“历史问题”的谣言和“文史差错”的谣言），全都是为了让读者不买自己的书，转而去买那些人的书。“结果，广大读者没有受他们的骗。”

郑渊洁：他想要个“德艺双馨”的标签

对于余秋雨有些自得的回应，在“中国作家富豪榜”排位第八的郑渊洁回应说，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虚伪。

“一方面不敢承认自己赚了这么多钱，另一方面又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书卖得有多好，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赚钱最少、书又卖得最好的作家，让人给他贴上一个‘德艺双馨’的标签。用我的话说这就是‘假招子’……那些不承认赚那么多钱的作家可能赚的还要多。”郑渊洁表示同意韩寒“中国缺少大作家”的观点。“大作家应该有大作品、好作品，好作品一定好卖，但是好卖的并不一定是好作品。”以300万收入位于“富豪榜”第23位的张悦然，认为榜单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类榜单太多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上过多少个榜。”

 

“2006北京文艺论坛”１９日闭幕，临时更换话题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的发言成为当日焦点，他阐述了“80后”群体喜欢在网上谩骂是因其成长环境所致，并称其是“人格分裂的一代”。

陶东风：整个世界都分裂了

陶东风一上台即表示自己将题目临时改成了有挑战性的话题———80后一代网络谩骂现象分析，副题为“韩寒粉丝为什么要谩骂”。陶东风说，“80后”缺乏理性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这源于他们成长的环境。在独生子女、应试教育和消费主义的大环境下，老师和父母只关注孩子们的成绩，并不关注他们的心理世界。

“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分裂、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世界中，他们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他们有着分裂人格，表面遵从但内心拒绝，拒绝的同时又务实地捞取各种现实好处。”陶东风认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这一代人只能通过网络匿名方式进行发泄。在“韩白之争”中，白烨所扮演的是父辈权威的角色，孩子们在同这样的势力去抗争。

由于自己不久前曾被卷入一场与萧鼎的争论中，陶东风还用带有黑色幽默的口吻说道：“在网上骂我的人里面，没准就有在我课堂上认真听课的我的学生呢，这太可怕了。”

同学质疑：这是环境决定论

陶东风的发言，在现场就遭到了抗议，一个女同学激动地说自己就是“80后”，认为这一代人很单纯，没有分裂，还认为陶东风的观点是环境决定论。

“难道我们生活的环境比战争时代还要差吗？那么那些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怎么生活呢？”对于女孩的质问，陶东风笑说他所预料的挑战已经到来。他说自己不认为环境可以决定所有人，但是可以决定大部分人。“任何动荡时代，都会有圣人出现。”至于“80后”是否单纯，陶东风说至少自己不这么认为。

因《论语》而走红的北师大教授于丹，围绕自己的专业谈了媒体品牌的建设。她认为，目前的电视广告和节目存在脱节现象。比如唐山大地震的30年纪念片中间，夹杂着夏日各种休闲饮料的广告，这是对观众和广告商的双重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