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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常悄悄地在改变，而悄悄改变的生活有时却会对社会的基本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城市中的交通，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城市交通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交通工具上。十几年前，在北京，骑自行车还是一件非常轻松甚至多少有些惬意的事情。但在今天，尤其是在上下班期间，骑自行车上路已经成为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在许多交通干道上，专用自行车道在不断被蚕食，其中的一半成为机动车的“附路”，有的就已经基本被机动车所占据。这时，自行车只能艰难寻道，或是在机动车夹缝中穿行，或是在人流中奔突，甚至经常要在马路牙子上将自行车搬上搬下。而道路拥堵时公共汽车、小汽车、自行车、行人之间的争抢，也许只有用“战争”一词形容才恰当。

骑自行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显然不是因为道路的状况在变差，而是交通工具的构成在变化，是自行车在变化着的交通工具构成中的地位在变化。据有关部门的资料，北京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82万辆，而且每天以大约1000辆的速度在增加。在机动车中，私家车约为200万辆，公共汽车1.8万辆，公车约80余万辆。此外还有外地流动进京车辆据不完全统计达55万辆左右。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都市相比，北京人均保有机动车的数量还不算多，但实际的状况并非数字这样简单。一般地，一辆公车每天在路上的行驶时间至少相当私车的三倍；15万辆左右的合法出租车和黑车，每辆占用道路时间相当于私车的六倍。而外地流动进京车辆的小汽车为15万辆，按占用道路相当私车四倍计算。这样，北京的交通状况是，大约相当于600万辆私车对道路的占用。

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且改善速度缓慢的道路资源究竟如何分配、如何利用，就成为一个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北京的交通是被人们广泛关注和诟病的。关于造成交通堵塞主要因素的讨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通常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是机动车发展过快导致了交通紧张。北京市道路条件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但无奈机动车的增长速度更快。1990年以来，全市机动车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至15％，而道路的修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第二，是认为自行车过多才是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有人说，自行车与机动车争道，是在每个拥堵的路口都要上演的博弈，好不容易绿灯亮了，滚滚而来的自行车流挡住了欲行的机动车，结果，一个绿灯没有能够放行几辆机动车。因此有人主张，要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应强化以公交出行为主体的交通方式，严格限制自行车。但反对者的论据也是有力的：在重庆和青岛这样的城市，很少有自行车，但道路堵塞照样严重；第三则认为，公交车是最主要堵源。有关人士指出，北京确立了公交优先的原则，但由于许多公交车常常为效益抢乘客随意并线抢道，所以造成堵塞；在这次中非论坛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禁止外地车辆进京、封存部分公车等措施。在此期间，北京的交通状况较平时明显改善。于是人们又从中看到，造成北京交通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公车。同时一些来自媒体的信息表明，在相当一部分公车被封存的情况下，相关单位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人们又把改善北京交通状况的希望寄托在对公车的限制上。

必须看到，在今天，对不同交通工具的使用已经具有了和原先不同的意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有限的公车是少数领导干部享受的特权之外，绝大多数人对交通工具的选择，更多是个体性行为。但在今天，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与社会阶层性分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交通工具的使用更多地具有了群体与阶层的含义。坐公车的、开私车的、乘公交车的、骑自行车的甚至步行的，人们已经不难从中发现阶层分化的影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道路在不同群体和阶层间进行分配的问题。

交通的状况对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影响是明显不同的。有关研究人员分析说：“目前北京城市建设对低收入家庭的关注不够，缺少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便利条件，进而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这包括日常生活、出行、安全、健康以及舒适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于是，有限的财力如何在公共服务设施中进行分配，就成为一个既关涉到公共政策，也关涉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专家指出，北京市几年前就提出公交优先的原则，但在执行中，公交优先的原则往往打了很大折扣。有资料表明，在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交通规划专题中，快速路、主干路的规划完成率达75%以上，而次干路、支干路的完成率只有20%。这说明，为快速交通和开车的人考虑得多，而为照顾大多数人的慢速交通考虑得少。另一项资料显示，北京人乘坐公交车的比例已经由1986年的35%下降到2005年的29%。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公交利用率达到50%至60%，东京竟达到90%，高峰期甚至是90%以上。

于是，各种有关道路资源分配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有人质问道：芝加哥市民去飞机场，来回1.8美元；纽约市民3美元；伦敦3英镑，北京则是60－120元。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坐地铁，我们坐大巴、出租。北京有钱修第二条“机场高速”，就是没钱修机场轻轨。北京西客站投入运营10多年，眼看地铁一号线在不到2公里以外，就是不修一条地铁过去，偏要旅客们挤在北广场等出租。为什么？甚至连人行天桥也成为质疑的对象。天桥的修建，对于改善人车混行，穿越马路，避免交通事故，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背后实际上也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人质疑，为什么同为道路使用者，汽车一方就可使用原来的道路，而行人一方就得放弃原来的道路，爬高下低地走过街天桥？而交通法本身也严重体现了“汽车本位”意识。行人爬高下低付出多少辛苦、多少时间，并没有任何补偿，这是一种严重的道路面前人人不平等。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钻牛角尖，但却不能说这样的质疑完全没有道理。

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曾经提出“集体消费”的概念，他把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的消费，称之为集体消费。在再分配的比重日益扩大的今天，集体消费已经开始成为塑造社会中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集体消费中的利益博弈和社会公正无疑应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起意写这篇文章，是在11月2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上读到一篇书评《除了放屁之外，政客还做了什么》，介绍的是台湾出版的新书《放屁》，由著名评论家南方朔译自《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站上的畅销书ON BULLSHIT，普林斯顿大学一位荣誉哲学教授所撰。

据介绍，作者分析了“说谎”、“放屁”与“鬼扯”三者之间的区别。南方朔说“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它以最严格的论证，指出了‘放屁’之害大过说谎。单单这个结论就可以振聋发聩”。

“说谎”就是存心用假话蒙人。历史学家吴晗1949年前写过《说谎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历史的学者王亚南、孙越生曾指出自古中国只有两种人，即说谎的骗子和受骗的傻子。这些结论够沉痛，但是不能总让人心服。因为自古多的是民众敢怒不敢言，其实比较用“笔杆子”愚民，专制统治者更倚重“刀把子”弹压，对于“皇帝的新衣”许多人并非看不透。

作者认为，“放屁”则不同，虽然包含有虚假的成分，但它不同于“说谎”，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放屁”者根本不关心真假，他只在乎他想达到的目的。以政客来说，他只关心自己的名位和利益，嘴里吐出来的是公理、正义，心里算计的是一己得失，他根本不关心是非对错，所以不好说他是存心骗人。低头想想，这种区分确有几分道理。政客在台上时讲的是“为人民服务”之类套话(“正确的废话”)，倒台进了监狱，“忏悔”的还是“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之类套话，他们排放的可不就是“废气”(屁)吗？这种“废气”大量排放，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文化舆论环境不能不被腐蚀以致毒化，极大地消解正确思想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并不认为只有政客才“放屁”，在广告、公关等社会经济领域，“放屁”的也不在少数。

近日读新出炉的《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张钰事件的报道，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原来整个事件及类似事件极可能都是在“放屁”！报道的提要说：“‘身体’，以及它可能具有的解放价值、证据价值，在这场互联网上的激情奉献中，悄悄被悬置了。潜在的市场价值或立竿见影的商业利益，或许才是驱动这场激情表演的真正引擎。”这些话说白了，就是推测传播性爱视频的正处于创业期的优酷网为了开发市场，张钰为了可兑现的收益而合伙在运作。为了求证，记者分别采访了优酷网老板古永锵和张钰。记者单刀直入问张钰：“怎么传到网站上去的呢？是网站买的吗？”答：“这个我不想说。”

明白了吗？你不能说张钰的“控诉”是假的，她(以及相关网站)也不是存心要诬陷人或欺骗大众，整个事件的真假善恶并不重要，自己的名誉、别人的隐私，什么道德、法律，什么权力与权利的边界，统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名和利！这不就是典型的“放屁”吗？

我先想不通，饶颖为什么要那样做，既不名誉又有违法之嫌。现在我恍然大悟了。

可怜我也算颇有阅历的人了，《中国可以说不》上世纪末热炒时，我就认为那几个小子并不是真正的反美志士，不过是为商业目的扮“爱国”的“愤青”。可是，我就想不出“放屁”一说；而且张饶事件出来后，我怎么就没看出是“放屁”，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评论着！

试看政客之外的各路名利客，作为“放屁”的新兴力量正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搞它个“天地翻覆”！《京都议定书》要各国自律限制废气排放，以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的环境免受毁灭性破坏。对于这种文化语言“放屁”，我们该怎么自律？

 

刚去世的弗里德曼生前说过，经济学概括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像这位大师讲过的其他话语一样，这句弗氏格言也很容易被看成“极端的教义”。世界上免费的事情不是天天都有、花样不断吗，怎么就断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of free lunch！

这听来有理的反诘，正如有人看到日出东方又日落西山，不免对哥白尼心中生疑：明明太阳围着地球转嘛，“日心说”何理之有？这就带给天文学家一点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其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看起来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经济学家的工作也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本来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但是在市场里和社会上却常有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以医疗为例吧。舆论说，中国人看病的开支当中，自费比例甚高，因此被国际权威机构排名为全球第一百几十名，很落后就是了（其实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也不过第110名）。既然自费看病代表了落后，那就不妨向先进的方向瞧一瞧。果不其然，先进之邦国民医疗的自费比例很低，而其中的表表者，即所谓“英国医疗模式”，干脆就是全体国民享受免费医疗！

真有全民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这回事吗？两周前本专栏发表的“英国医疗体制问答录”，提供了一点信息。本来是自己求教在英友人的一个笔记，为进一步研究作准备的。可是看到离谱的言论越来越多，于是决定发表，希望激发对模式化思维——特别是以讹传讹的模式化——的反省。至于还有待查证的部分，比我更懂英国医疗制度实情的读者应该不吝指教。

话说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设立之初，的确规定全体英国公民除牙科手术、视力检查和配镜以外，其余一切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病人只需付处方费，而产妇、哺乳期妇女、儿童、退休者、医疗事故造成的病人、战争或因公伤残津贴领取者及低收入家庭，连处方费也全免。这部法律在英国是执行了的，而且虽然有变，但直到今天还在执行。“问答录”查证，2002－2003年度NHS占英国人医疗健康总开支的85％，私人自付占15％——我们知道，所有英国人到今天仍然有权享受免费医疗服务，那自费部分不过是部分公民“自愿放弃免费医疗权”的结果。

看病无需患者个人掏腰包，不是免费医疗又是什么？分明是比午餐大得多的开销，我们是不是不可以说，世界上也许没有免费的午餐，但确有免费的医疗？我们分几点来讨论吧。

第一点，不少英国人享受的“免费医疗”，其实是由他们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支付的——其实是自费，只不过他们先向政府交费，再由政府向医生和医院付费而已；第二点，对于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数额，不足以支付所享受的免费医疗开支数额的人而言，是不是得到了部分免费医疗？也不一定，因为那个差额，可能是由他们所缴的其他税款支付的；第三点，总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缴得少于其享受的国家医疗服务的那部分公民，他们享受的是其他多缴税公民提供的福利补贴；第四，与上一点相似，完全不缴税而享受国家免费医疗的国民，他们得到了其他纳税公民的福利资助。结论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医疗开支都是由享受人自己或其他公民缴纳的税金在支付——天下本没有免费的医疗。

不耐烦的朋友要说了，何必罗嗦，我们当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免费之“费”总是有人在付账。可是全体国民付出一笔医疗总基金，然后以“免费”的形式让全体国民享用，不是很好吗？经由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变换，医疗领域的种种弊端岂不就消失了吗？医生和医院再也无从逐利、从此安心公益性的救死扶伤；病人不论贫富，皆无须为医疗健康而担心支付压力，再不至于因病变贫，更不会出现令人忍无可忍的“无钱求医无门”；政府也因此得到解脱，不再纠缠于和逐利成性的药品制造商、医生、医院无穷无尽的“监管战争”——只要一个“全覆盖”的免费医疗体制，一切都会美好起来！

是的，本来不免费的事情一旦采用了免费的形式，总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某些好处。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免费制”的好处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但成为一代代先知们构造理想社会的原材料，而且成为动员群众、变革社会的伟大纲领。可是，如果人们因此就看不到免费制的毛病和缺陷，尤其是不顾历史经验已经显示出来的教训，放弃利弊分析，把“本不免费、但以免费形式处理”的范围慷慨地扩大到实际条件所难以承受的范围之外，那么上个世纪种种以“美妙的期待”开张、以“普遍的失望”告终的社会实验，也许可能在未来重演。

要害的问题只有一个，本不免费的服务一旦采用免费的形式，此“费”就再也不等同于彼“费”。还看英国，这个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1951年全部社会福利开支不到21亿英镑；而到2002－2003年度，仅NHS开支就达680亿英镑；而根据政府已经承诺的开支水平，2008年全英NHS开支要占GDP的9.4%。无论怎样算，“免费医疗”开支的增长都要比人口、物价和GDP增长快许多。是不是英国医保的质量提升了？看看“问答录”的记载，那些“自愿”不享受NHS而自掏腰包买商业医疗保险英国人，主要就是NHS的服务质量低得令人难以忍受。

原来，付费与“免费”之间，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理解这一点应该不困难，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吃自助餐的食量通常要大一点？那还是自己掏钱的——仅仅不过计费的方式有点变换而已。倘若朋友掏钱请吃自助餐，你我食量如何？倘若朋友用可报销的公款请吃，食量又如何？倘若公费请客的范围慷慨地扩大到减肥开支、可能引发的胃部不适等疾病的治疗，更扩大到吃一次自助餐一切终身有保——你我的食量又如何？

是的，依凭国家强制税收的“普惠制”，不能不大大刺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这里，需求首先是人的欲望，可又无时不受到“由谁付费”的限制。自己付费，横竖要受自己收入的限制。别人付费吗？当然受别人收入的限制。至于国家付费，由于可以强制全民缴税（包括社保税），可以最大限度地抽肥补瘦，还可以滥发钞票，因此不言而喻，凡国家埋单的需求，通常总容易被刺激达到最大量。

可是在另外一面，国家免费埋单的体制，又做不到无限动员供给来满足需求。是的，NHS制度下的英国医生和医院，固然没了盈利的动机，可是，要不要他们努力工作呢？很不幸，“免费制”再次遭到“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纠缠。当国家动员的财力跟不上免费需求的膨胀时，英国医生率先感受到工作时间长、任务重、而报酬却越来越没有市场竞争力。结果，英国医生开始行动：减少努力的给付，并且向英国政府以外的其他雇主那里打主意。1960年代，1／3在英国受过医学训练的医生流动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英国为了对付医生供给不足，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原英联邦国家“进口”医疗人才——这是“问答录”介绍过的。

英国病人也很快感受到了。缴纳社保税和其他税种的公民，普遍抱怨纳税越来越多、而得到的服务越来越差。没纳税的人当然不能做同样的抱怨，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NHS系统越来越长的等待时间。我看到的一幅统计图显示，随着NHS开支占GDP比例的升高，排队候医的队伍却越来越长。两年前的资料，全英NHS的急诊等候时间平均为2小时，常规门诊预约为6个月，而住院手术为18个月。最夸张的媒体故事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终于接到了扁桃体手术的通知，而她预约的时间是在20年前！

结果就是，从大门赶出去的“市场原则”又从窗口里溜了回来。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在国家全包的医疗体制下，自愿购买不免费的医疗服务。私人医生、私人医院、私人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重新出现在英国社会。更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不免费的市场准则深入到免费的NHS系统。“问答录”记下了：被商业保险选中的技术高明的NHS医生，坐在公立医院里为自费病人看病！这部分一身两任的大夫，服务于免费体制的时间比重是75％，但收入的75％却可能来自不免费的病人。

要解释NHS及其演化过程中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吗？请参考以下这句话：天下看来免费的医疗，其实都不是免费的。

 

    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民主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实录》（Communism：A History）的小册子，作者是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译者是郭新民先生。

列宁比斯大林更凶狠

    20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与衰亡的世纪.有关共产主义的论着可谓汗牛充栋。这本《共产主义实录》是一本祇有12万字的小册子，但毕竟出自大家之手，简明扼要，内涵丰富。其中既有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分析，又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叙述，还有若干生动有趣的细节，读起来不感觉枯燥。例如有一段讲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比较.我们通常都以为，斯大林自然是个大暴君，列宁大概要比斯大林温和一些。作者引用了莫洛托夫的评论。莫洛托夫长期身居高位，既在列宁身边工作过，又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有人问他，列宁和斯大林两人谁更凶狠？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实录》这本书追溯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作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讲到莫尔的《乌托邦》，从摩莱里讲到圣西门、傅里叶，然后讲到马克思。作者没有提到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共产主义思想。根据我的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共产主义的思想，《礼记。大同篇》里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取缔私产、财产公有的思想，更像是个福利国家。

    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好几十卷，光是那部《资本论》就有1400-1500页，内容庞杂，有很多专门术语，历来很少有人能读完这些晦涩难懂的文献，那为什么它的影响有如此巨大呢？回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教义可以归纳为几项简单的信条.”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另一个问题：既然凭着基本教义的几项简单信条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又何必要写下那好几十卷的书呢？我的回答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下好几十卷大部头著作，有专门的术语，深奥晦涩，这就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马克思的那些基本教义基本信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因而就都是正确的，可信的。

    在总结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时，派普斯教授指出有两点：第一，共产主义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原因。这样，共产主义所期望的国际主义（因特纳雄耐尔）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无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声称他们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有部很著名的著作，书名就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如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遭到彻底失败，它所标榜的科学性也彻底破产.但仍然有一些人要继续坚持那套理念，他们承认他们的理念已经不再具有科学的基础而变成了空想，但他们坚持他们有空想的权利。所以现在有人干脆把恩格斯那句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当然了，人类应该保持想像的能力。所以他们那样说倒不为错.派普斯教授引用了前克格勃首脑、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安德罗波夫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受压迫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打开所有的闸门，人们会立即站出来诉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冤屈，那将如雪山崩泻而下，我们是没有法子挡得住的。”这段话表明，共产党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压迫之上的，而控制言论则是维护这种压迫性统治的不二法门.这也就再次证明了，言论自由是共产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是我们终结共产暴政实现自由民主的突破口。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要更自觉地把争取言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派普斯教授这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讲到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严重衰退的危机.这种危机绝非武力所能解决而必须全面改革。这话说得很对。但接下来的话就有问题了。作者说，由于苏共领导人一再延误改革，等到了1985年，苏共统治集团觉得它确实面临列宁所说的爆发革命的时机，那就是统治集团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而人民也不能容忍在这种统治下生活下去了。这种说法很可怀疑。当年的苏联确实处于衰退状态，但未必到了爆发革命的时机.在当时，苏共内部既无分裂的迹象，社会上也没有发生过较具规模的公开反抗。凭着庞大的镇压机制和连续几十年镇压造成的恐惧效应，苏共统治并非不可能再继续一段时间.此其一。

    其二，作者说，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时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它或者是继续压制一切舆论，使这个国家一片死寂，慢慢衰竭下去；或者开放舆论，那又会冒引起革命爆发的危险.这话也有问题.同是共产国家，中共一再压制舆论，何以没使中国一片死寂而衰竭下去呢？固然，从长远看，一个压制的国家是注定要衰竭下去的，但在短期内却未必，甚至还有可能强大起来。

    再有，派普斯写道，当苏联开始走上民主的道路时，那些高干们原本是有力量扭转局势的，但是由于他们也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所以没做出什么反抗，而是趁机把国家财产大捞一把。联系到中共，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解说不够周全。中共的强硬派们何尝还对共产主义有信心，但是他们要维护的是他们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要镇压民主运动。实际上，共产国家的领导人们都早就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了，过去他们拒绝民主转型的真正理由仅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一党专政。

    作者讲到邓小平时，祇讲邓的改革，没有提到邓的镇压，没有提到六四。在讲到共产政权为何祇在中、朝、古、越国等国撑持下来，作者也祇讲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向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而不提他们始终不放弃政治高压。然而我们都知道，没有政治高压，共产制度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因此，苏共的高干们放弃镇压，愿意接受和平的民主转型，总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说这些高干们趁经济改革之机大捞一把，但若和中共高干相比，前苏共高干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在中国，没有民主参与，没有独立媒体的监督，官员们化公为私要更容易得多。然而偏偏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俄国东欧都更快。那么造成这种高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它和六四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包含着那些危险以及它将把中国引向和方？派普斯教授对邓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对六四后的中国的论述太简略。当然，派普斯教授是苏俄问题专家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问题是如果你对中国的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你对共产国家的了解就是很不够的。

 

●一般人谈到毛泽东的红色恐怖，多数只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开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与众不同，它追溯到江西时期的反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

五天看完了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之前虽然也看过高文谦、李志绥以及陈小雅系列研究毛的图书等，单少傑先生还曾对我说，毛有三个伟大都不够，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嫌不满足，还要加一个，加上他最为看重的「伟大的导师」，并把它名列四伟大里的头一个，他是想控制人的精神、思想、灵魂，而不只是肉体，但读张戎的书，仍是震撼人心，我仍有许多收穫和感歎.

害死七千万人的十足人魔

我感歎这样一个阴谋家、恐怖家的发迹，实在是太偶然了！我甚至怀疑毛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除了以杀人、恐怖、权谋、心狠超凡以外，旁的都那么低能，不会治军，不能打仗，指挥不力，人心不归，仅仅由於擅长宣扬自己，让外人感觉少掉他不行，苏联人力挺，就起来了。

我印象里的毛确是阴谋家、恐怖家，他的手段就是处处「一分为二」，不能通融：分人为敌我，势不两立，逐步孤立敌人，逐个消灭；一时在「我」阵营里的人，他时成了「敌」，妨碍到他去实现「四个伟大」的迷人梦想，就一定会受到他的强有力的报复，死去活来，生不如死，无论是谁，哪怕是他自己的女人。这是十足的人魔，天地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和平年代，风调雨顺，直接、间接整死的人达到七千万｜｜这个数目，凭着我对当代史的瞭解，是完全可信的。

即使江青，他心力不足，垂垂老矣，末了还要暗示老将军，等他死后再收拾。他知道江山在他死后会易人，但权力延伸不到死后了，断气那一刻，起码他还牢牢掌握着无上权力。

他不懂建国，终生对数字发矇。

其实可能他是懂的，他需要的是人家以为他不懂、不知道，好让他不断「交学费」，由着他割地让利，和苏联人交易，要挟苏联提供军火，以宁死一半中国人作代价，来建立他的军事强国，用粮食、水果、食油等换取外汇，购买军火与军工技术，发展核武、导弹、卫星、镭射等高尖端武器。

可怕的朝鲜战争，在这里正是一场私人交易｜｜通过它，毛逼迫苏联人帮他发展军工，满足他增强实力的需求。反正即使惹了祸、即使灾难临头，损失的也都是百姓，有数亿人在为他买单，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事情发生时，他并不清楚情况.他可以制造没看见的假现场，伪装心里面是同情他的人民的。在他的人民喊他万岁时，作为回报，他不是也喊「人民万岁」吗？

毛正是这样的人。他是那种可以违背任何规则，而不能放弃一点权力的人。

想做世界导师让中国人牺牲

最终，他的野心不只是侷限在一个中国，否则以如此众多的人死去，发展军工，成为军事强国做为甚么？

他想做世界革命的领袖，领袖之不足，他更要做的是全世界人的「导师」。

他的主义需要向全世界兜售，像张戎在书里写到的，完全不顾中国百姓死活，拿着本已飢寒交迫的老百姓那点可怜的活命钱粮，无偿援助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骗子及其国家，而有的国际骗子看好了这个发横财的秘诀，后来却是连人都找不到了。

看来，文革之时的提倡的「恨斗私字一闪念」，在毛的本意中，我揣测指的不是斗自己的私心杂念，而是斗那些为毛所圈定、认可的思想、意识之外的其他精神意识.

但毛不肯说他为私，他所做的大事，一般都有一个幌子先打出来，它既能够见人，又可以蒙蔽世界，底下则悄悄儿搞阴谋，同时不择时机地严词斥责、打击那些妨碍了他掌握至上的、不受监督之权力的人，栽赃那些人搞的是阴谋，相应的，他就成了最正派、最无私、最纯洁的白求恩、雷锋了｜｜自然，雷锋等不过是他的「螺丝钉」而已，别人也应该做「螺丝钉」，并且最应该做他一个人的「螺丝钉」，反之，叫他作任何一点牺牲，他都坚决不干。

所谓思想、所谓主义、所谓理论，在我们这边，也就成了一个个堂皇的幌子，迷惑大家半个多世纪而难却难舍。

进而，毛做的恶事，尚不仅如张戎说的，是让和平年代的中国人，全体生活在一个毫无保障的恐怖天地，无端端七千万人死於非命，上至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这些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高干，下至各式各样的右派、流氓、地主、富农和贫民等「自了汉」，也还有胡平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清楚的，即就是毛创造了一个环境、条件，用去五十年时间，「先把私产化为公产，再把公产化为私产」，这两桩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事干全了，并都是、也仅仅只能是由掌握着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的人，在控制两大「化」的整个过程，权力越大的人越有能力把这些财产「化掉」！

它所附着的文化，能够存活下来的文化，也就是暴力的、血腥的、赤裸裸的、不讲规矩和道德的，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的 ……

我们受到的伤害，也就是全面的，渗透至於皮肉、灵魂的骨髓里去的了。

毛用四个假的伟大，换来一个真正的伟大｜｜伟大的人魔。如同《三毛流浪记》里说的，「以无数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岳武穆」。这也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旁注。

（蒋泥：中国青年作家）

 

今年12月，北京剧院隆重推出了歌剧《圣诞颂歌》。1843年，是狄更斯成年后最穷乏潦倒的年份，他提笔想出版一个圣诞故事，赚点钱摆脱破产的厄运。你很难想象，这样也能写出“人类史上第二个最伟大的圣诞故事”。狄更斯后来说，他在写作中不可抑制的“哭泣，大笑，又哭泣”。160多年来，这部从他个人生存绝境中迸发出来的名著，被改编成电影就有至少7次。我手中有1988年和1999年的版本。狄更斯描写了一个文学史上有名的吝啬鬼，三位精灵在平安夜带领他看见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景象。象征着基督虽然诞生于一时一地，他所带来的却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改变。这位财主领悟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理，从此心意更新，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现实很残酷吗，那么真理就像童话。电影史上另一部最好的圣诞电影，是1946年好莱坞的《美好人生》。乔治在一个小镇上，从小梦想周游世界，瞧不起他父亲一辈子就做一个帮助穷人贷款买房的职员。结果命运就如预定，乔治每次离开小镇的人生计划，都被邻居们的突发事件打断，他最终继承了父亲的职位，甘愿为他的邻居们服务。平安节的晚上，乔治的事业被垄断商摧毁，他心灰意冷，跳河自杀。一个糟老头子似的守护天使救了他，带领他回顾一生的历程。然后领他到未曾降生的这个小镇上，乔治发现如果他没有来到世上，身边很多人的命运都变得更糟了。

乔治恳求天使让他回到了现实中，这一生纵然艰辛，却如此美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对他人的祝福。无花果纵然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圈中也没有牛羊。但乔治在这个夜晚却遇见了真正的平安喜乐。他奔跑在街上，如同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他冲每个遇见的人喊道，圣诞快乐，我爱你们。

我排在第三位的圣诞电影，是《34号大街的奇迹》，有1947年和1994年两个版本。什么是圣诞老人呢，你若不相信童话，他就等于神汉巫医，你若不修改宪法，圣诞老人就犯了非法经营罪。34号大街的奇迹是一个司法的奇迹，法官最终裁决，法律相信童话的存在是可能的。

能排第四位的，就是这部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圣诞快乐》。虽然算作法国电影，其实差不多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合作。和前面三部电影不同，这个关于圣诞节的故事是真实的。伊夫·布弗多在他的《1914——1918年弗兰德和阿图瓦的战事》中，记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次难以置信的战场上的圣诞节。法国导演克里斯蒂安在心中酝酿了十几年，去年底终于把这个三方“通敌”的故事搬上银幕，因为切合了一个欧洲统一的梦想，而在欧洲国家赢得广泛的赞扬。

欧洲梦从来都有两种。一种是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另一种是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或者说所谓欧洲梦就是罗马梦，只不过从来都有两个罗马。一个是罗马帝国，一个是罗马教会。虽然“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这两个梦从来都是纠缠不清的。一千五百年来，无论是法兰克国王还是德国诸侯，无论是拿破仑、亚历山大沙皇还是希特勒，欧洲每出一位强人，都无不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而基督化的理想，简而言之就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基督信仰，花了差不多三百年的时间使欧洲基督化，借助罗马教会，使欧洲成为了同一个欧洲。

二战以后，一个支离破碎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渴求他们的“合而为一”。但曾经的帝国是一场噩梦，曾经的信仰已经衰微，那么“欧盟宪法”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两千年欧洲梦的一个更新换代产品呢？宪法，是第三个欧洲梦吗？对欧洲人而言，这部《圣诞快乐》以真正的故事作答，将一个衔着橄榄枝的圣诞节，放置在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梦想之上。

1914年的法国战场，在前线对峙的，是苏格兰、德国和法国的三支军队。三方的战壕相距很近。在平安夜，参战国都放假，德国军队准备了3万颗圣诞树，在前线每隔5米摆放一个。一位德国士官本是男高音歌唱家，他和前来演出的妻子一起来到前线，为士兵演唱。苏格兰军队中一位担任医务兵的牧师，以苏格兰风笛远远的为他伴奏。这位男高音鼓起勇气，手执圣诞树走出战壕，唱起了著名的圣歌《平安夜，圣善夜》。

不可思议的“合而为一”发生了。士兵们在圣诞歌声的召唤下，纷纷走出战壕。他们放下了枪，相互握手、互递香烟，把妻子的照片拿出来给敌人看。恍如兄弟重逢。并不分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耶稣降生的歌声里都成为一了。三方的军官开始谈判，私下决定停战一个晚上。他们坐在一起，在彼此杀戮的疆场，由苏格兰牧师主持了一场弥撒。第二天，他们再次商议，将各自的阵亡者领回，为他们举行了葬礼。士兵们发现从小仇恨的敌人，如此有血有肉，这场仗还怎样打下去呢。三位军官继续通敌，每当某一方的后方要开炮，他们就通知其他一方，到自己的战壕来躲避。

想想那些专挑对方的宗教节日宣战的战争吧。到底什么是幼稚的荒诞，什么叫真实的童话。不久事情败露，当晚走出战壕的官兵们，被各自军队以“在前线交往过当”的罪名秘密处置了。你可以想象，到了二战，已不可能再发生类似的奇迹。失去信仰的欧洲大地，在车轮大战中已没有了人与人、国与国的平安。这部电影最令人感动的，是将当年的圣诞节，与今天的欧洲梦勾连了起来。因为首先的和平是内心的和平，首先的平安是人与神的平安，首先的联合是亚当和夏娃的联合。

说到战场上的圣诞节，大岛渚1983年也有一部类似的名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根据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种子与播种者》改编。只是在日本导演那里，没有明显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只是暴力与人性的对峙。在1942年的日军战俘集中营。英军俘虏杰克在圣诞节那一天走出队列，出人意外地拥抱了日军首领，并像初代教会的使徒那样亲嘴问安，亲吻了敌人的双颊。那位笃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官，在那一瞬间如遭雷击，全身恍惚欲坠。

在罪人的里面，也有鸽子降临的瞬间，使人的心不再刚硬。我的孩子还没降世，不然今年的圣诞，我想给他看这四部电影。

2006-12-5

 

作 者

傅国涌

书籍简介

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注定要承载历史变革中的兴衰荣辱，在这些历史的背后，每个人却生存在自己的际遇里，它游离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视线之外，却真实无疑地发生着。《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就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人写真，它栩栩如生地将张元济、柳亚子、胡适、梁漱溟、胡风、沈从文等人定格，交叉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同个人的复杂心态，为读者展示出一幅立体的图景。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美国人向来以对他国的无知而著称，而这个最强大的新罗马帝国，则无日不在全世界人嫌憎交织的目光聚焦之下。不过，除了好莱坞和可口可乐外，我们真的了解“美国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吗？

几年前，林达所著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一度热卖，多次重印，其原因就在于：很多人看过后才意识到，其实美国和我们一贯想象的有很大差别，而作者叙述的切入点则主要是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判决，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最能有效地使人了解到美国何以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无一不体现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之中。

没有先例，如何判案？

美国所属的英美法系，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判例法制度，也就是说，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立法意义，并对此后的类似案例具有约束力。因此，以往不少这样的读本，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这本《摇摇欲坠的哭墙》同样是分析八个案例，但很不一样的是：本书的所有案例都完整引用了控辩双方第一手的陈词，这就不仅是“讲故事”了，而可以使我们身临其境，并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我们不要忘记，美国陪审团制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因此任何公民都应具备自己的判断力。

这八个案例没有一个是刑事案件，双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生命权利、生殖自由等不同价值观的理解不同，最终判决的结果也都反映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这些价值观的理解和发展。而根据美国的判例法制度，又对此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阅读这些案例时，使我感触至深的一点是：这些案例在当时都是没有先例可以遵循的（它们后来本身成了“先例”），这最容易引发激烈争论，无论是大法官还是陪审团中的12个普通公民，这都是考验他们的智慧和良知的时刻。在这一点上，英美法系的确较有优势。大陆法系一般是成文法，强调依法判决，追求绝对正义和真理，但社会发展和犯罪却总是走在法律前面，最容易“钻法律的空子”。例如1997年的“福州IP电话案”，由于没有法律条文可以遵循，判决十分艰难。同样的道理，20年前的立法者不可能制定限制“克隆人”的法规，因为这种技术根本还不可想象。但在英美法系中，即使没有先例，只要公众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那么这就是法律。

书中的八个案例其实只讲了两个字：“人权。”而根据上述的逻辑，言论自由、妇女选举权等必然将要实现，因为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保障社会中的少数派、弱势群体，哪怕此人是个色情业的渣滓，他的言论自由也不应被道德多数派以道德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剥夺。

另一方面，公众意见总是具有时代性，因此它不是追求绝对真理，有时还会因不同时代价值观的变化而产生波动。例如1839年的艾米斯塔案，判决黑人作为自由人，不得被迫成为奴隶；但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又作出“黑人不是公民”的判决。书中的第八个案例，也是一个错判的案子：一个低能的妇女被裁决必须实施绝育。因此，公众意见同样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我们中国人向来习惯“少数服从多数”的格言，这固然能迅速地推动一个群体的前进速度，不过从历史上已经不难得出教训：一旦少数弱势群体的权利被忽视和践踏，那么接下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了”。幸而中国现在已走上正确的道路：三年前著名的孙志刚案，直接使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在中国现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因为一位普通公民而废除一项法律。

公民权利的形成

这些判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对被告严格的无罪推定。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中，“被告”似乎常常是矮人一头的，他们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坦白从宽”。以书中色情大王弗林特被告诽谤罪一案来看，此人品行狼藉，恶意讥讽（如果还不是诽谤的话）也是明摆着的事实，但他仍有权处在与原告同样的基线上，不能被预设立场。并且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公民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保持沉默，或自我辩护，而不必担心“抗拒从严”。

在仔细阅读这些双方的总结陈词时，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美国何以是美国，而且可以了解到美国人何以是美国人。只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成，每一个人的自觉，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当然，每一个公民的价值观事实上都是他所在社会具体而微的反映，在看待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局限在司法判案的狭小范围内。

在美国，司法、宗教、政治、道德是几个分隔颇为明显的领域，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毫无关系。往往一个司法判决会对整个社会的诸多领域都产生巨大影响。例如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关于堕胎合法化的判决，一举废除了46个州的相关法律，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讨论，改变了涉及这一问题的政治语言，并对相关的宗教团体（例如天主教反对堕胎）产生影响；到1980年代，政府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分支都卷入了这个问题——略感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包括这一著名案例，仅略微提到一笔。

公民权利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自我发展更新的过程，作为人，就必然不断地受到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影响，这是美国司法的根基，但法律却不是它形成的唯一基础。这是一本好书，不过要领略其真谛，却需要我们超越这本书的范围。

 

在《面纱》出版不久，毛姆马上就面临着一场始料不及的诉讼——当时，故事发生地香港的助理布政司雷恩，称毛姆在小说中恶意中伤他本人，因为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乃至事件都和他本人惊人地一致，自然，就有影射他的嫌疑。为了减少麻烦，毛姆不得不将故事发生地改为“清廷”，出版社也只好将书收回重印。

一位名作家因为小说涉及名人隐私而重印，这实在是一本畅销书最好的广告。此外，遥远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美女红杏出墙的故事也是酒吧、咖啡馆、客厅、闺房的热门话题。然而，在毛姆的作品中，《面纱》确是最受读者欢迎而最为评论家所诟病的作品。从小说的情节铺排和人物塑造来看，《面纱》不及《乱世佳人》宏大壮丽，有史诗的气概；而从对人性和社会探索的深度上，《面纱》也不及《刀锋》那样深刻而引人深思——无非是一个“包法利夫人”的通俗涉外版。

本来，描写乡间小镇两三个家庭的儿女爱情正是英国小说的传统，《傲慢与偏见》也好，《呼啸山庄》也罢，都是如此。但与传统英国小说中的含蓄娇弱的女主人公不同的是，毛姆笔下的女主人公凯蒂直接喊出了“爱或不爱，那是我的权力”，可见，古雅今俗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书中，修道院的嬷嬷告诉凯蒂，对于女人来说，“只有一种办法能赢得众人的心，那就是让人们认为你是应该被爱的。”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下，凯蒂便始终追求着那“华丽的面纱”，并认为女人本当如此，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当然，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为毛姆所认同，然而，他并不会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也不会唠唠叨叨如唐僧——毛姆从小口吃。而在很大程度上，口吃教会了毛姆写作，叙述的方式、语言的节奏也由此变得吞吞吐吐、含沙射影。私下里曾想，不知道长年的口吃和外貌普通的他是否曾受过美女的冷眼，因此一天到晚总想着能一言取胜、一招制敌（毛姆的小说中，总是能找到比较有名言效果的句子）。由此，与简。奥斯汀相比，他不够厚道；与玛格丽特。米切尔相比，他不够理直气壮。他习惯于对自己笔下的美女冷嘲热讽，这种阴招，正是钱钟书所说的“老实人的恶毒”，由此，凯蒂的命运便不难预料了。

然而，毛姆毕竟是大家。既然是揭露人性的疮疤，就不应该有所偏袒或遗漏。所以，他对文中自己的化身——细菌学家也同样不留情面，那也是一个“恶毒的老实人”，在得知老婆红杏出墙后，即无绅士常用的好聚好散的宽宏大度，也无骑士为名誉而战的视死如归精神，便想出了一个带老婆去防治疫病的阴招，希望以此让凯蒂身染疾患而死，从而达到合法报复的目的。然而，害人之心不可有，最后患病身亡的正是他自己。

丈夫死后，凯蒂回到香港，情夫竟然派自己的老婆接她到家中鬼混（唉，男人是不可救药了）。至此，故事的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让凯蒂继续鬼混，等细菌学家的亲人来上演一场“杀淫妇”的好戏（如武松杀潘金莲），一是让女性由此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走上独立坚强的道路——或者为民族国家奋斗（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而毛姆显然没有这样的强硬和大气。由此，回归传统道德并获得新生（当尼姑、修女或义工等），让凯蒂意识到女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和男人睡觉并依附于他（“唯一弥足珍贵的是对责任的爱，当爱与责任合而为一，你就将是崇高的，你将享受无法言表的幸福。”）等等，成为了他睚眦必报而又冠冕堂皇的小人心理的最好体现。

今天来看，这个结尾实在是不够现实，也不够公平。没有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永远背负十字架。对付这样的作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让这种口淫犯去自慰。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华纳将其改编为电影。为了满足大家对真爱永存的愿望，也为了树立好男人的榜样，当红小生爱德华。诺顿出演的丈夫英气逼人且善良纯真——他是为救中国病人而意外染病（似乎他比白求恩对中国的贡献还大），并且原谅了凯蒂（《金刚》女主角娜沃米。沃茨饰演）的不忠，而凯蒂则拒绝了情夫的诱惑，独自抚养女儿。

不知道这部大制作的影片是否能成为奥斯卡的新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完美的现实与完美的理想冲突中，制片人显得格外老实。个人好奇的是，电影上映后，当下的影评人和影迷是会说他返璞归真，还是黔驴技穷呢？

 

许多中国人是通过读林达的一系列著作来了解美国历史的，为此，我们应该向林达鞠躬致敬。然而，我一直觉得，仅仅知道杰弗逊总统和小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些人是远远不够的；只读林达的书，哪怕读得激情澎湃，恐怕也是不行的。除了光荣与梦想之外，美国的历史总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黑暗的东西，一些恐怖的东西，一些让我们感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东西，比如冷战。

在冷战方面，我本人恐怕还处于“一般性的无知”阶段，不过有两位记者出身的女士，我要向她们鞠躬致敬，是她们的著作让我见识到一个起码更完整的美国。这两位女士，一位是英国的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她的书叫《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另一位是美国的诺拉。索亚（Nora　Sayre），她写的是《放映时间：冷战时期的电影》（Running　Time：Films　of　the　Cold　War，纽约日晷书局1982年初版）一书。

2001年8月8日，诺拉。索亚去世，《每月评论》在10月号上发表悼文缅怀她，并选登了《放映时间：冷战时期的电影》中的一章，文章说：“该书是一个绝佳范例，它向我们显示激进的文化分析可以如此深刻，如此明晰，而且非常不幸地，如此罕觏”。诺拉。索亚写得如何深刻、如何明晰，或许从下面这段话可以一窥端倪：“在本书中，有一个词不会出现，那就是‘麦卡锡主义’；此外，也没有哪个地方会提到所谓‘麦卡锡时代’。这是因为‘麦卡锡主义’一词将整个反共的历史化约为某个个人的行为。而事实上，麦卡锡参议员不是什么时代的缔造者，他不过是时代的一个副产品、时代的一个符号罢了。”（第13页）我曾看到有人说，战后笼罩着美国的黑暗，相当短暂，麦卡锡一死，就光明一片了。似乎非引用陈老总的名句“莫道浮云能蔽日”不可呢。然而事实是这样吗？也许套用马克思的话才是对的：一个幽灵，冷战的幽灵，在美国游荡。在我看来，这个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

天底下可笑的东西总是相似的。为了一时的利益媾和，积极调动各种宣传机器，这种事不只苏联人和中国人干过，美国人一样干过。诺拉。索亚在书里讲，二战期间，美国人想让苏联人跟自己一起并肩战斗，于是拍了很多亲苏电影，比如《俄罗斯之歌》，比如《出使莫斯科》。1965年，杰克。华纳就在回忆录中承认，是罗斯福下令让他拍《出使莫斯科》的。在1943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爱国影片，到了1947年，它就成“毒草”了，胡佛说它是“一次历史事实的卖淫”。没错，这是“卖淫”，可背后牵线、暗中数钱的老鸨又是谁呢？

《放映时间：冷战时期的电影》的整个第五章都是讲电影《码头风云》的。不晓得今天的观众如何看这部影片，是当成马龙。白兰度的巅峰杰作，还是看作伊利亚。卡赞的不二经典。老实说吧，我没法心平气和地看这部片子，那些个“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作为，如何能不从影像的后面浮现出来呢？《码头风云》的编剧舒尔伯格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了15个人的名字，导演伊利亚。卡赞则主动供出16个，诺拉。索亚写道：“七十年代末，我采访了卡赞和舒尔伯格，他们都很配合，慷慨地向我提供与电影有关的种种记忆与看法，但谁都不肯谈作证的事：这一话题还被铁丝网环绕着。就好像他们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似的。”美国的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是讲公民有权不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词。然而文章此处绝非闲笔，因为当年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在被传唤时，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宣称自己享有言论自由，结果呢，往往是被看做铁杆共产党员，投入监牢；要么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宣称自己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些胆量小点儿的，一般获得从轻发落，但也会离职失业。像卡赞、舒尔伯格这样出卖朋友、出卖同事的人，他们又何曾尝过这份屈辱艰辛呢？他们又有什么脸去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