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宾雁人生几个重要时期几乎都与俄罗斯有关。
童年时期生活的哈尔滨等于半个俄罗斯城市。俄国大革命之后，中国接纳了大量被苏维埃政权驱逐的白俄人，当局在哈尔滨建立了两个俄国人居住区。刘宾雁出生前，哈尔滨的俄国侨民已经高达15万5千。俄国人1900年在那里开办的啤酒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啤酒厂。俄国人1907年在那里建立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是俄国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俄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那里修建的中东铁路是中国当时最大的铁路。那座城市从风貌到灵魂更接近俄罗斯。刘家人居住地是俄国人夏季休养地、距哈尔滨不远的珠河县（现称尚志县）。刘宾雁生长的家庭环境浸染俄国因素。对他一生言行产生重要影响的父亲，几乎生活在俄国人中间：童年时期给俄国人照看孩子，开始说俄语；青年时期前往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成了半个俄国人；归国后在中东铁路担任翻译，继续以俄语为生。刘宾雁自小坐俄国人修建的铁路旅行，看俄国人出入租界，用俄语音译描述俄国人的事物，在父亲教导下自学俄语。
青年刘宾雁尚未被他的同志列入另类，已被嘲弄为“俄国没落的贵族”。中青年时代，31岁的刘宾雁在太行山劳改期间，所带的书至少有八、九个砖头厚度的是《别林斯基全集》、《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以及原版的《战争与和平》。壮年时代，50岁的刘宾雁再度被罚，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做编辑，关心的是反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动向，亲自翻译编辑出版了《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在自传中他总结自己被打成右派之前与苏俄的关系时说，“我曾经四次去过苏联。我曾经长期自费订阅苏联的《文学报》和苏联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新世界》。”而且，“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北京国际书店买一批苏联出版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书籍。”
已经无法确知刘宾雁流亡海外之前是否系统研究过俄罗斯白银时期的思想。能够知道的是，在苏共垮台初期，俄国本土尚未开始系统引介其流亡思想家时，刘宾雁对白银时代某些著名的俄国宗教哲学家或思想家已经熟悉。
流亡海外初期，刘宾雁忙于应邀到各大学就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演讲，但是他写到：“按我本意，应该读书。……苏联和东欧又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我了解。”流亡海外的最后几年，苏俄仍然没有退出他的视野。据友人回忆，病患中的刘宾雁听说纽约布鲁克林区有几家俄文旧书店，一直想“等身体好了，抽空去淘些旧书来”。念念不忘，唠叨了几次。刘宾雁身后留下诸多遗憾。其中之一，也许有关布鲁克林的俄文旧书店。哪怕就去一次呢，把感兴趣的旧书淘金子一样淘回家！
二
与西方相比，俄罗斯跟中国更相似：在同样辽阔且相互接壤的地理空间里，世世代代居住着同样占绝大比例的农业人口。同样信奉自己的传统教义，接受中央集权的统治。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与十八世纪起始的俄国社会有更多相似之处。彼得大帝的强行变革，将闭门自守的俄罗斯推出中世纪大门，推上欧洲舞台，同时引起国家内部的深刻冲突：民族意识深刻分裂，本土传统与西方价值激烈踫撞，彼得堡、莫斯科上层权贵与广袤土地上一般民众之间隔膜渐深至锐。这不仅是多数俄国史家的定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们也都描写或涉及过致力于改革的贵族在农民那里遭受到的冷遇和挫折。
国家兴盛，农民沦陷。国家成为“没有人民的国家”，人民成为 “陷于黑暗的人民”（Dark People， 或Dark Folk，一作“愚钝之人”解）。他们不仅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反而被廉价出卖给改革。及至叶卡捷琳娜时代，留学归来的俄国作家拉吉谢夫（1749-1802）的想象游记《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呈现了俄国普遍的社会不公，农民困厄隐忍的情形。彼得大帝取法西方，但并未输入“道德上对权力的抑制，本能上对人权、思想权利、真理权利的承认” （赫尔岑《彼岸书》）对比尼古拉治下俄国社会现状有关记录和描述，可知中国上个世纪至今，官贪污僚腐化堕落，农民多灾多难，社会两极分化比俄国更甚。
面对深重的苦难，数代俄国知识分子都曾思考俄国的去路。“怎么办”，不仅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现实改革派思考和论述的问题，而且是十九世纪弥漫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大问题。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如赫尔岑、道德至上者如托尔斯泰、形而上学宗教狂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乃至革命家如列宁，都以此为题做过文章。从十八世纪末拉底谢夫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要求，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十二月党人的体制外革命，俄罗斯民族走过了一条改良无望，革命暴起的道路。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四十年代起、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几乎所有不同甚至敌对的俄国民粹派力量，包括我们过去熟悉或未曾与闻的苦行主义者和思想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克鲁泡特金）、雅各宾分子、职业恐怖信徒、社会主义革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托洛斯基Trotsky），一致认为为要实现理想，必需宣传农民起而反叛。但是1874年 “走入民间”宣传民众的自由人士们却发现，农民对土地之外的任何变革全无兴趣，对超越物质之外的制度革命相当淡漠，进而猜疑、反感，有时甚至仇视抵制直至发生肢体冲突，将他们扭送当局。于民间受挫，被迫重新定位的俄国改革者们，由此思想与行为方式发生分裂：手段与目的之争、拯救与被拯救之辨、虚无主义与民主方法之优劣、国家与革命作用和功能之论证……。苦难俄国近三百年自我拯救的历史，最终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和斯大林的血腥统治，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近代欧洲发源、风靡全球的浪漫主义思潮：任何思想，保守主义总是相对深刻，但是任何运动，激进主义总是占上风。二，俄国知识分子们相信尘世间有完美可寻，而革命是消除罪恶的理想手段。多年后英国思想家柏林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和总结：“以上思想家（民粹各派论者）都共持一个巨大的启示录式假定：一旦当道之恶——独裁、剥削、不平等——在革命之火中消灭，灰烬里将自然且自动升起一个自然、和谐、公正的秩序，这只需开明革命家的温和指引，即能臻于完善。”他说，这“乌托邦之梦，是民粹主义，葛德文与巴枯宁，马克思与列宁诸人都共同怀抱的幻见”。
不能否认俄国民粹主义者们美好的初衷。但到了列宁，寻求正义公平的理想付诸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铁的纪律，个人无条件牺牲于理想和党的事业，各种（几年）“计划”成为生活的主宰。如此，人道主义经由功利主义，走向道德虚无主义，最终将人民送上崇高的祭坛。有论者言：俄国革命运动一度赢得了胜利，失去了灵魂。（彭怀栋）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从改革到革命，从自我献身到牺牲他人以及革命从谋求人民福利到将人民送上祭坛、从追求正义到走向邪恶的激进主义潮流之中，曾经有一个声音不懈地发出异议，有如先知般的启示。这个人叫赫尔岑（1812-1870）。刘宾雁的人生轨迹与他极为类似。
刘宾雁终其一生没有放弃一个幻觉：人民永远不会犯错误。正如赫尔岑始终抱定对“农民的老羊皮棉袄”的信心。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思维。刘宾雁和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对财产不均现象非常敏感，“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穷富之分呢？……父亲告诉我苏联不是这样的。它便成为我向往的天堂。”那是他少年时期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时年他十三岁。他始终相信正义与平等乃是人间天堂，乌托邦理想能够实现，而且必须实现。赫尔岑在沙皇尼古拉的暴政与十二月党人的失败中启蒙，“我觉得我并不站在霰弹和胜利、监牢和镣铐的一边。伯斯捷尔（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和他的同志们的处死彻底唤醒了我心灵的孩子的梦。”赫尔岑称此为自己“精神的觉醒”。赫尔岑当时十四岁。青年赫尔岑生活在新旧世界交界处，此岸令人窒息有待打破，彼岸模糊不清但是必定美好。他不甘于自己所受的贵族式玩票教育，要摆脱贵族青年固定职业、安稳生活的平庸，为危险新世界接生，要“把莫斯科从暴君手里夺回来”。1827年一个黄昏，他和自己的友人来到他们的“圣山”——莫斯科附近的麻雀山上，相互拥抱。在那个太阳下沉，清风拂面的时刻，他们俯瞰辽阔俄罗斯大地，“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 为我们所选定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几乎在同一人生阶段，平民出身的刘宾雁将自己投入祖国现实的危难中，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其初衷，同样是改变现实的愿望：“中国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
少年刘宾雁没有选择国民党却经由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并不是由于他信仰那个主义，而是因为他寄望现实的变革。多年后他曾如此反省：“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对他具有足够的魅力，而“国民党却始终拿不出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青年赫尔岑更加激进，他曾经满脑子装满恐怖主义，曾经认同法国大革命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的暴力行动。
三
赫尔岑1850年代的宣传鼓动，从海外影响了后来俄国民粹主义者。为此，列宁认为他是“在俄国革命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赫尔岑因此多年来被苏联以及中国误解为纯粹的社会主义者、革命作家、民粹主义先驱。直到几十年前，英国思想家、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慧眼独具，将他请下革命神殿。柏林依据赫尔岑当年自己的表述，以极富说服力的论证，从认识论切入，从国家、历史、进步、人民福利、个体自由、法国大革命等多个角度，说明赫尔岑在近代思想史乃至俄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他与俄国历代革命家大异其趣的思想特征。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将二十世纪帕斯捷尔纳克从诸多苏联时期作家中发掘出来，比之让托尔斯泰落选更意味深长一样，赫尔岑在被列宁误读之后，再度被西方发现，对于全面理解俄国人文主义传统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解读刘宾雁同样不无裨益。
一般人认为刘宾雁学养不足，因为他缺乏浓厚的理论兴趣。但仔细观察，事实并非如此：走遍东西南北世界各地，刘宾雁真正想去的是书店，往往在那里逗留过长时间，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对此深有感触。他陪同中国代表团访问世界最大赌城拉斯韦加斯和世界第一乐园迪斯尼，发现刘宾雁对那些热闹毫无兴趣，却把差不多整夜的时间消磨在那里的书店中。刘宾雁有强烈的理论饥渴，他坚持“必须使自己从理论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人生途中，每逢被剥夺发言权而劳动改造、停职检讨，他最热衷的是钻进书堆，浸淫其中。晚年流亡美国，读书仍是他一大心愿，最渴望的事情是“能够坐下来了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读它一本书”。去世之前，他电话里对友人郑义的慨叹还是有关阅读：浑身无力，居然连书报都无兴趣读了，人生到此多么可怕！回首往事，他慨叹之一总是学习机会太少，没有时间读书。去世之后，他四壁书籍，捐献给某大学图书馆，运输不是一件易事。事实上，刘宾雁读的书不少，尤其患病养痾以来，他有更多时间阅读。刘宾雁通英、俄、日三种外语，跨越东西方两大语言体系。他阅读不仅覆盖俄罗斯黄金、白银、苏联三个时期，而且衔接东西方两个世界。慨叹没有时间读书，不能说明他没有理论兴趣，只能说明兴趣太浓，无法满足。
刘宾雁夫子自道“自幼理论兴趣很高”，但是“并不想作个理论家”。也许这样表述更加贴切：他对纯粹的理论思辨没有兴趣，他理论兴趣的坐标是现实问题：“当我确认只有革命领袖方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而我们一般人只能学习它和牢记它时，便索然无味了。”
刘宾雁的俄国兄弟赫尔岑与他具有同样的特征。赫尔岑生前身后都不被誉为理论家，与哲学更无缘分。洛斯基一部520页厚的《俄罗斯哲学史》（中译本），其中有关他的哲学理论介绍，只有不到3页半。这固然与当时俄国理性思维并不发达有关，但不能否认的是，赫尔岑无意在抽象思辨领域驰骋，他立足俄国现实，思想观念大都散见于他有关俄国问题的时政评论、书信和回忆录。
四
刘宾雁对经验事实的关注与赫尔岑同样热切。明显的证据是刘宾雁发明了报告文学这种写作体裁。启发直接来自他的苏联同行奥维奇金。奥维奇金是苏联文学新潮流“反对粉饰现实、大胆干预生活”的领路人。刘宾雁1954年陪同这位作家访问中国时，就读过他的重要作品，了解他对苏共决策高层的影响。1956年刘宾雁成为奥维奇金的座上客，在这位苏联作家的客厅里，他阅读了大量读者来信，留下深刻印象。回国之后，刘宾雁第一篇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发表，接下来发表了另一篇同样引起轰动的《本报内部消息》。一年之后，刘宾雁以右派身份下乡劳动改造，带的书中有三卷三个砖头厚的俄文版《别林斯基全集》。别林斯基是一丝不苟的道德主义者，作为俄国十九世纪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推举上俄罗斯文学圣殿，还以自己充满血气的文学批评奠定了人生与艺术合一的浪漫主义文学态度、现实与历史紧密相连的写作传统和文学评价标准。“希望从中找到文学使命问题之答案”的刘宾雁，不可能不从别林斯基的文字中受到启发。
刘宾雁报告文学的真正先驱应该是同样关注经验事实的赫尔岑。他的《往事与随想》第二卷“监狱与流放”，浓墨泼洒狱中见闻。尤其是最后几章笔到流放地，几乎将自己隐去，重点报道地方官僚腐败、边陲警察贪心、当局权利黑幕、监狱违法刑讯、艺术家冤屈而死、民间百姓受压上告……。读赫尔岑这些幽默、犀利、生动的文字，两种感慨油然而生：一是暴君尼古拉治下俄国社会虽然黯淡无光，其黑暗并未超过刘宾雁生前身后中国地狱般的景象。二是，早在近一个半世纪前的1860年，俄国苦难大地上就生长着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作物。
事实上，检查制度导致新闻言路封锁，遂将属于新闻领域的社会关怀和操作层面的政治观念驱入比较安全的文学领域，这种现象不独属中国，乃是人类近代社会一种普遍现象。英国思想家柏林虽然没有注意到中国大地刘宾雁为先驱、至今层出不穷的报告文学，但是他注意到当年“德国已经有此情况，在俄国规模更大。”他具体描述的俄国十九世纪类似的现象与当代中国的毫无二致：当局的镇压，先使作品日趋曲折、日益词激情切，终则将整个俄国文学变成赫尔岑所谓对俄国生活的“一大张起诉书”。
文学从来是苦难的救赎地。如果说赫尔岑是俄国文学起诉尼古拉专制生活的最早发言人，刘宾雁则是共产党红色中国的第一起诉人。他的报告文学，是对中国苦难生活的第一份起诉书。在生活痛失人性、脱离历史本质的中国，最早接通俄罗斯精神的刘宾雁，始终保有以作家天良承载中国苦难的历史自觉。
五
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到资本主义教条，到社会主义实践，人类为了自己抽象思维的习性和独断主义传统，树立了一批批的权威，推倒了一代代人具体丰富的生活。在对具体问题投入巨大同情的背后，在认识论上，刘宾雁与赫尔岑具有同样的重要特征：淡漠抽象观念、反对教条主义、抗拒独断说教。对此有清醒认识的赫尔岑宣称：“历史没有剧本”，生命有其各自独特的经验，各世代的目的在于完成其自身。对赫尔岑深有研究的柏林指出：赫尔岑“最恨之事，是公式的专制——从某种并无实际经验基础的先验原则中推演出一些安排，并屈就这些安排。” 赫尔岑懂得“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面对俄国严峻的现实，赫尔岑不仅反对沙皇专制，对新的教条和新的解放者一样深怀畏惧：“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独断教条，其令人窒息，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条。”刘宾雁也一样，无论多么美好，无论东方圣贤古训还是西方哲人思想，只要一朝成为刻板说教和信条，便本能地敬谢不敏、弃而不问。“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窒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随着据说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和消失”。他“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厌恶透了”！他对“制度设计”没有太大兴趣，对“专制”、“民主”等抽象观念从不轻易附和。
赫尔岑曾经是圣西门和蒲鲁东的信徒，相信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一种可以开万世太平的伟大体系。作为理性主义者，他曾经确认“如果以理性自己规划社会生活，而使社会生活秩序井然，并且创出一种清晰、工整的组织，人类问题即能有个一劳永逸的解决。”但是赫尔岑从来不是观念拜物教。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总是将他的眼睛与思考瞄准生动事物，矫正自己的幻想与错误。1848年到1849年发生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那几场血腥革命的结果，导致他弃绝自己过去的民粹主义思想，打碎乌托邦幻想，反思其致命弱点。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压迫者和解放者同样值得警惕。因为他们来自将信念奉为教条的时代，他们是中世纪教条的世俗传人。他看穿“定于一尊的、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牧歌画面，鄙斥野蛮的‘平等苦役’，不屑卡贝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强迫劳动’，以及以破坏为职志而一往直前的野蛮人”。他谴责“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法则，即使毁灭世界，也要让正义实现”的做法，以及类似于宗教裁判所的血腥和恐怖。他预言“共产主义将在一场可怖、血腥、不公、风驰电掣的剧烈暴风雨里横扫世界”。他决不容忍“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刘宾雁追求社会公正，财富均等，但他与赫尔岑一样，每逢这个崇高的名义变成血腥暴力，他就本能地抗拒。生活与具体事实，是永远的天平和坐标，它是隐在辉煌理想中的观念防腐剂，总是导致抽象肯定共产革命目标的刘宾雁具体地否定它：参加过一次土改，目睹吊打地主的“人对人如此残酷的场面”之后，刘宾雁发现他心中有“一个疑问……久久不能解决：从理论上说，中国无地农民渴望得到土地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具体情况是，地主辛勤劳动、省吃俭用致富，贫农则不乏游手好闲之辈。这种土改，以暴力手段平分并非靠剥削致富的财产，是否有悖天理良心？刘宾雁始终质疑“只要是‘革命需要’，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
反对崇拜任何高尚名义下的抽象原则和绝对真理，永远面对生动具体的现实而与抽象思维保持距离。——刘宾雁与赫尔岑一样，经过了青年时期的追寻理想的选择，在那条充满荆棘的献身道路上，终生将自己身躯贴着大地、脉搏连接民众命运。总结自己一生志趣时，他说他“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远离故土，他不懈地了解中国现实，同时广泛阅读欧洲、美国社会学著作，目标仍然是血肉中国、现实社会。
“社会主义必将发展出它的所有阶段，直到它造达它本身的极端与荒谬境地。届时，起而反抗的少数人的巨大胸膛里又将爆出否定的一喊。然后，再起一场殊死战，社会主义处于今天的保守主义地位，被那场顺势而至，但我们还看不到的革命击败……”。——这是一百多年前赫尔岑在他的《彼岸书》中对社会主义未来的预见。历史逻辑也好，民族宿命也罢，它的现实苗头正在世界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悲剧性地呈现。
文字刻载的历史是人类智慧的宝藏，抽象观点拥有宰制复杂现象的功能，而现实主义、怀疑立场、植根大地、尊重事实，却可以使人摆脱“明于历史而昧于事实”的理性黑暗，避免违背初衷、本末倒置的错误。赫尔岑认为，“历史必然进步论”这种观点导致的政治末世论（Political eschatology），乃是人类生活的致命教条。英国学者柏林认为，赫尔岑的这一思想 “进入俄国激进主流以后，对于夸张的功利主义，一直有解毒作用”。同样，刘宾雁的怀疑主义立场和匍匐大地的思维方式，对于扭转中国一百多年来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厄运，防止再度将苦难中挣扎不休的民众及其生活送上民族、国家、正义、平等、公正、幸福的崇高祭坛再被新一轮极权统治虐杀，应当成为一付有效的清醒剂。
刘宾雁晚于赫尔岑一个半世纪，他没有对自己曾经受过感召的共产主义理念做出理论上的清算，但是终其一生,他的生活方式本身是对任何美丽教条和崇高说教的背叛。对与共产主义说教同样美丽的另一种理念，他怀有与赫尔岑式的警觉：对制度化的民主美国，他仍旧以现实为坐标，对其内政外交一一具体评价，褒贬自成格局。各色人等，无论秉持什么理念，属于什么党派团体、标举什么旗帜，号召什么主义，倡导什么价值，拥有什么头衔或者社会标签，他评价和取舍的标准是他们的具体言行。即便在反抗压迫、追求民主的海外反对运动中，他依旧拒斥“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同样超越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标签，厌恶形形色色权欲熏心、质量恶劣的民主斗士。这让人不禁想起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描述一位沙皇宪兵军官在搜捕中默默保护被捕人之后的议论，他说：“世界上再没有比用标签、……用行业的主要特征对整个阶层加以笼统的谴责更残酷、更眼光狭窄的了。名称是可怕的东西。”他引用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利席特尔的话说：一个小孩子撒了谎，只能是撒了谎，但是不能就此结论说他是一个“撒谎的人”，因为他很多时候并未撒谎。极权体制下生活的一个经常性的特征是，在压迫与反抗的政治主题（名称）下，遮盖着更深刻也更具体的道德问题。标举神圣旗帜、主张民主政治、献身解放事业、为压迫者代言，未必就不“撒谎”、不作假、不颠倒是非，不为了个人权利出卖人民福址。刘宾雁不为标签、行业所惑。他多年来的行为方式与赫尔岑当年的表述不谋而合：“我讨厌这样一种人”，赫尔岑写道：“他们不能或者不肯淘神费力走到名称以外，……跨过错综复杂的……身份的障碍……。那些远离现实的、枯燥冷酷的、自私自利的、纯洁得令人厌恶的人或者那些还没有机会暴露或者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经常就是这样做的”。
自刘宾雁十三岁写出自己的第一部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母心》，他一生的喜怒哀乐根植于现实，形诸于生活。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超越党派、跨越中西。
六
1917年俄国自由派社会主义与集权社会主义决裂，赫尔岑对奎内特（Edgar Quinet）断言：“你将循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我则循社会主义走向自由”。循社会主义走向自由，这正是刘宾雁一生道路的总结。
“滚滚人流每天不远万里从‘自由中国’（关内）逃难而来，宁愿当‘亡国奴’”。迁居哈尔滨的刘宾雁祖上，是这滚滚人流中的一族。他是这些绝不肯将个人自由出卖给国家主权，不肯以个人独立让位于民族平等的人们的后代。自由至高无上，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在刘宾雁的一生中是一个深在的命题。
历史上所有移民城市最大特点之一是自由。刘宾雁出生成长的哈尔滨是移民城市。十九世纪末开始，陆续有来自俄国、犹太、日本、波兰、朝鲜半岛、德国等40余个国家的移民来到这里。多元文化和全球商贸使哈尔滨遂成为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刘宾雁对哈尔滨的感受极为准确：自由主义和自由气氛。他回忆说，“正是这种自由气氛，使……哈尔滨，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短短两三年里贡献出几十名全国闻名的作家。”在这样一个特殊城市生长，刘宾雁的气质和人生不可能不受影响。
自由，作为刘宾雁的信仰，是俄罗斯经由他父亲之手带给他的。此后他终生捍卫、奉行不渝，成为他评价现实与人生的标准。在自己八十寿诞餐会的演讲中，刘宾雁向各地与会者首先通报的，是他一生中享有人生自由的时间长度：“我现在八十岁了，我真正作为一个自由人，生活在中国，只有六年时间。”还有接下来的两年也相对自由。前六年是军阀张学良治下，后两年是日本侵略军治下。都是他厌恶的统治者。即便如此，刘宾雁不能因为政治概念否认自己生命中这个重要事实。它太重要了！接下来他说道，“49年之后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刘宾雁认为，共产党思想控制之目的是强行灌输其意识形态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他认定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使人变为没有独立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动物：“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全无独立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某些动物欲望可以保留——因为也难全然消灭掉）的一种容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 刘宾雁天性乐观，但在他下放劳改之初，却因为看见自己未来一生要被人统治驾驭如动物而不禁预支忧愁：“更令我不能接受的是反右期间对于我以及其它人的‘独立思考’的批判。……我设想自己怎样作为‘驯服工具’度过一生，那将是何等苍白，无聊的日子！我预先感觉到这种痛苦，并为今后痛苦的一生而痛苦不已。”
“中国人已经过于驯服、过于循规蹈矩而缺乏独立精神”。刘宾雁的十一篇报告文学的内容，除了对权力腐败的揭示（《人妖之间》），更多的是对个人自由的标举，对权力、机构、说教、纪律、官僚、成见对自由的压抑与摧残的谴责和抗议（《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对独立思想、创造意识、活泼气氛、自由言论、个人发展的肯定（《关东奇人传》），对个体反抗强权的讴歌（《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第二种忠诚》、《告诉你一个秘密》），对被强大异化政治力量压制而失去生命力与尊严的个体的哀婉与痛惜（《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什么人快乐而自由？”——刘宾雁深信人生应当是自由而欢乐的。
中国易帜，共产党如日中天，全民一致心甘情愿，以建设自己幸福家园“新中国”的名义，将个人权利交出去。在那些千百万人欢呼雀跃的日子里，刘宾雁心中却阴影掠过。他“不喜欢这个党对人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压抑”，因为他早就敏感到“这个党能够使人温饱，却不会给人以欢乐和自由”。
同样信仰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赫尔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梦醒乌托邦，回到歌德的沉思，全面反省个人在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位置和作用，回溯个体生命的意义和局限。歌者的目的在于歌唱，不是为了别人日后美好的回忆。人生的目的是生活。生命的目的就是生命本身。他批评法国革命本末倒置的结果，说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像法国人为自由流过这么多血，也没有哪个民族比法国人更不了解自由”。他指出，法国人将具体的自由抽象为一种狂人盲信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尊重个人，也不尊重邻居。“法国人为自由而战，固然有英雄之风，你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他们照样拖你坐牢。”保皇派与民主人士意识里同样深铭着的“人民的福祉”的概念和“即使毁灭世界，也要实现正义”的做法，实质上就是毁灭自由的专制独裁和践踏个体尊严的血腥镇压。他对此有深刻洞悉。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革命，虽然前者是党同伐异，后者再加上党内自残，但在个体大于集体，生命高于党派的刘宾雁看来，无异于以自由的名义绞杀自由。因此，刘宾雁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了解到斯大林的暴行时，悲痛得几乎颤抖，如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地震。两遍读下来，他“心中的很多事改变了原来的样子。”
赫尔岑早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在《彼岸书》中戳穿远大前景、克己奉公、美好未来、共产理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类伟大词句，说它们不过是给围墙中的监狱以一种新的功能，是将新的监狱的围墙当作自由蓝图。刘宾雁没有达到赫尔岑的思想高度，但是赫尔岑的思想在刘宾雁的时代及其生命实践中获得了印证；刘宾雁的感受在赫尔岑的分析和洞见中获得了普遍意义。
七
为什么1848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无一例外地高举自由的旗帜，却走向新的奴役与压迫？目睹这一系列戏剧性灾难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认真反思他们曾经信奉的理想和革命。他们的思想成果，早已成为西方自由知识界思考同类问题的起点和参照，并陆续进入解体后的苏联，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动。这是俄罗斯对人类思想的贡献——
“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应以下述信仰为前提：相信个人，相信他有绝对的尊严和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一点至关重要。”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家弗兰克在列宁时代就从巴黎流亡地指出，“然而，俄国革命根本没有这种信念。相反，为所欲为的理想和对独立自在的个人价值因素的否定，在俄国革命中是密切结合着的。所以，这种理想也表现为对无法无天的民众意志的信仰，因为这种信仰能给共产党的专制主义做辩护，并赋予其思想力量。”（弗阑克《俄国革命的宗教历史意义》，1924年）。
中国情况大同小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宾雁忧郁地发现个人自由丧失殆尽，政府粗暴插足于百姓个人生活空间，连隐私空间也被侵占完毕。两地分居的夫妻会面同床，得先汇报思想。他对人的正当权益被扣上“个人主义”的标签大加挞伐深感忧虑：“个人有多大自由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随着政治日益浸渗到每个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个人的地位就不断收缩，越来越渺小了。政治利益是以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不容怀疑，不容讨价还价，只能服从。”多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刘宾雁痛苦地回忆道：“‘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的安排’这些口号还要流行几十年，没有多少人怀疑过一个政党有什么权力向一般公民提出这种狂妄、蛮横的要求，更没有人识破，这个对于共产党而言是一种僭越、而对于人民则是一种侵犯、剥夺和侮辱的口号，竟然毫无阻碍地变成至少是大陆城市居民的道德准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实。”
赫尔岑之后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大都曾经是社会主义信徒。但是目睹革命残暴，自由毁灭，他们沉痛之极：“一般来说，我们过去和现在活着只是为了向以后的世代提供某种重要教训”。（恰达耶夫语）刘宾雁的思想总是跟着良心，在无数东西方革命家及他们的牺牲品鲜血浸泡的道路上，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英国思想家柏林用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特征形容赫尔岑，说他“深喜独立、多样、个人气质自由发挥。他希望个人本色尽可能得到丰富的发展，他珍惜自发、特色、自尊、热情、诚意以及自由个体的风格与色彩；……”这些词汇所描述的，恰是刘宾雁的特质。自由在刘宾雁心中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与个人的具体的自由与权利紧密相连。
与认同自由的个体性不可剥夺一样，人民这个词在刘宾雁的头脑中从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充满人性特征的个体集成。刘宾雁的笔触打动过千万个体心灵，这是他成为拥有最多（数万封）读者来信的中国作家的原因。赫尔岑笃信人性基础上的个体自由，在《彼岸书》中酣畅淋漓地清算古往今来一切虚妄理念学说，他坚信，在社会正义、经济效益、政治稳定的前提是人性尊严，文明价值、个体自由、是个人天才与感性生活不受任何名义或个人或机构侵犯与凌虐。刘宾雁用自己极为有限的自由和写作空间实践这种观点，直接介入冤案的平反，因此被喻为中国传统社会正义的化身“青天”。在中国，像他那样以巨大精力和才华卷入众多陌生人之个人命运的作家，实属罕见。他是冒犯天条，为堵截个人自由灭顶之洪而偷盗天帝息壤的鲧。刘宾雁的意义将跨越他所属的时代，“未来民主中国和世界人们将如同回忆大无畏的勇者和精神激励者一样忆起刘宾雁。他的伟大工作将结出美丽的果实。”（威斯康星大学 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
八
“一面峭壁，一座光荣的坟墓……/那里，种种伟大的回忆/已在寒冷的梦里沉没，……”。多年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下过上述诗句。多年后，两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记者来到北京大学，将一式四张同样的图片，分别递给三女一男共四位北京大学在校生，请他们解释图片的内容和意思。那是一张1989年6月4日当天传遍全球的著名新闻图片：一位赤手空拳的中国青年男子与一长列坦克对峙。15年后，八九民运的策源地之一北京大学的青年学子面对这著名画面，不能断定图片内容是否一次阅兵式。揣测良久，窃窃私语之后，他们以提问的方式回答记者：
“这是艺术创作吗？”
那场数以千万人参与，延续了两个多月，震惊中外的事件，连四分之一个甲子都没过，就在事件发生地被抹煞干净了。
刘宾雁的故事在当代中国演绎了同样的命运。
这个人的文字曾经如电流一样，击打过亿万心灵。每有新作问世，必定举国轰动，洛阳纸贵。从毛泽东到胡耀邦、邓小平，中国三代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参与决定过此人的命运。数个省的党政要人试图将他送上法庭。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破例扔掉候选人名单，举起手臂，将他选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传闻四起，不是担心他再次被打倒，就是要求确证他尚未“出事”。他的行踪牵扯各色人等的心，从家门口到报社，他被来访者包围，被天南海北飞至的数万信件埋没。从某种意义来说，古往今来世界上只有普希金生前享有过如此盛誉。但是鲜有作家生前就如他那样被彻底埋葬。如果不是私交关系，现今中年以下的中国人大都对刘宾雁其人其事全然无知。即便是新闻界青年同行，也不清楚刘宾雁何许人也。“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将这位至今无人超越的中国报告文学之父排除在外。当代文学史、新闻史里，“刘宾雁”三个字更是禁忌。《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跃刚曾直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是否知道刘宾雁，回答他的是一片愕然。那是刘宾雁逝世的次日，在中国一流新闻学府课堂上产生的当代传奇。刘宾雁在自己的祖国被埋葬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刘宾雁遗孀朱洪只身回归故里，前来问候的旧知中，还有人关切地问：“宾雁如何没有一同归来？”
刘宾雁出海了。他没有再回来。
波罗的海沿岸托拉维亚海港一个数百年历史的小渔村，海边兀立着高大的花岗岩峭壁。很久很久以前，渔夫们在那上面刻下了一行铭文：“悼念所有死于海上和将要死于海上的人”。近一年了，每当想起病入膏肓，却乐观得无可救药的宾雁的致命离别，想起他的生与死，我就想起这行刻在波罗的海高大花岗岩上的铭文。这行未来时态的铭文，是活着的人写给死后自己的。因为涉及死亡，涉及大自然超人力量的残酷无情，涉及人类宁死不退让的意志，它超越一切种类的知识、文字，文学和艺术，成为人类刻在地球上的胜景。是人类为超越自我的勇气而举行的无声的仪式，为祭奠自己的伟大死亡而提前举行的葬礼。现今，刻下这行铭文的人们早已葬身大海，而这铭文贯穿古今，立于天地，面对大海、守望日月与潮汐，它永恒地向这苍茫世界和无量来者，宣告人类短暂生命的意义和尊严。
刘宾雁所处的时代比沙皇俄国时代更严酷。对于民众而言，今天的中国比刘宾雁能够执笔写作的八年中的任何一年更加苦难深重。普希金的声音曾经传遍俄罗斯大地，他生前为自己写下过墓志铭，不是纪念自己的死亡，而是纪念自己的诞生：“不，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心灵将越出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弦）上超越腐朽”。宾雁的声音曾经传遍中国，他比普希金更有资格宣称“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但是他尚未离世，中国已经刻意将他排挤出局。除了手中无权无势的挚友，即便现今站在他肩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不小心，就会忘记他们脚下那方基石所标示的历史传承的痕迹。刘宾雁生前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没有普希金英雄般的超越气概，只有对现实宿命的坦然承担：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在今天，谁敢宣称刘宾雁的心灵将飞越他的骨灰，在这个巨大的动物庄园中超越腐朽？
刘宾雁仍然抱定他年轻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生行为恪守人道、博爱和批判现实的精神。与赫尔岑一样，无论有多少救世良方、未来允诺，他永远不能将哪怕一个孩子的一滴眼泪出卖给那些崇高的说教。他的一致不是主义的一致，是道德的一致，人格的一致。这种一致，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在最深重的苦难中也不会倒下的前提。但是，在广袤的遗忘的边缘，以意识形态为唯一标准的讼论仍然在刘宾雁身边聚散。刘宾雁在知识人中的命运，是高尔基笔下丹柯的中国翻版：当同胞们于黑暗的林莽沼泽中失去方向和信心的时候，丹柯自剖胸膛，取出自己为之燃烧的心脏照亮黑暗，带领同胞躲避凶险、披荆斩棘，寻找光明。族人的怀疑和怠懈，不能消解丹柯独肩挑起族人苦难的决心，他们的怀疑和咒骂，不能敉平丹柯对他们的悲悯与爱。他极诚尽力倾神耗血，终于带领他们来到林莽边缘。林莽内微曦朦胧，林莽外眩目的阳光晖耀原野、河流、山峦。丹柯心脏燃烧的火光此刻黯然失色。经这火光指引找到光明的人们纷纷加快脚步，越过丹柯，向着巨大的光明欢呼飞奔。在人们超越丹柯、拥抱光明时，丹柯终于力不能支，摔倒下去。离他而去的同胞中，有人看见那落于地上的心脏微火，不知何物，疑惧万分，用脚将这它塌灭了。丹柯在脚步纷然杂沓的林莽边缘之地悄然死去。受益于他的族人迅速将他遗忘了。
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到此结束。中国丹柯的故事，还应该加上一句：在遗忘的原野上，他族人中也有少数，因他的带领拥有了比他的心脏更明亮、更现代的火把，可以将黑暗照得透亮。不过这些人中，有的早已不屑于丹柯先知般的启示。他们指责他的火光过于黯淡。他们表示，由于这火光不能直刺黑暗的腹地，只好与之分道扬镳。他们在林莽外标举光明的坚定姿态，让人感到，他们认为自己的光亮直可与太阳光媲美。
赫尔岑及他的思想已经与白银时代的思想“路标”一起，清晰地出现在俄罗斯现实的原野上，而刘宾雁的理想没有实现。他的祖国仍在黑暗中。目睹今日中国精神之荒芜、道德之沦丧，可以明白刘宾雁的离去，带走了整整一个时代：一个旧时代、好时代、高尚的时代。
他本是一座竖起的纪念碑，他却成为埋于地下的金矿。
他是那面临海而独对天涯的峭壁。他是那座光荣的坟茔。他是披荆斩棘、呕血剔肠之后，被踏灭赤子之心、只身归去的英雄。“种种伟大的回忆已在寒冷的梦里沉没”——而我们这成王败寇的庸俗时代，早已失去了精神资本，赎不回自己这位失败的英雄。
倘若刘宾雁可以成为中国的路标，这孤独的路标，是指向未来的。
2006年9月30日凌晨草成于旅欧中途巴黎，
赫尔岑埋骨地、俄罗斯“路标”派知识人流亡地。
（收笔出门，见祖国出游同胞成群结队，声形身影覆盖巴黎各旅游观光地面空间。叹若隔世。）
注：
俄国1905年革命与1917年革命之间的1909年，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司徒卢威等人出版《路标》文集，沉痛而严厉地警告知识分子，谴责他们“将疯狂的仇恨和致命的简单结论带进了俄国，歇斯底里地陷了英雄主义的狂欢状态”，知识界对“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内部的破坏基因和野蛮本能释放出来”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谁之错”。1991年苏联解体和1998年俄罗斯风雨飘摇之际，《路标》两度再版，两度震动俄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演变的特殊群体和精神动力，再次成为20世纪末俄罗斯徘徊于十字路口的重大论题。《路标》派的精神先驱之一是赫尔岑，他早在50多年前就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路标”派深奥的宗旨：“人如果不要救世，而要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而求解放自己，我们将有助于世界的得救与人类的解放”。
本文借“路标”为题，取俄罗斯知识界对俄国革命的反思现象为行文背景。
主要参考、引文书目:
1，《刘宾雁自传》liubinyan.com发表
2，刘宾雁《我的日记•（1984年至1985年）》liubinyan.com发表
3，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诸种
4，“我这八十年”，刘宾雁在八十寿诞文学餐会上的讲话
5， 《往事与随想》，[俄]何尔岑 着，巴 金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6，《俄国思想家》，[英]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着，彭淮栋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俄国哲学史》，[俄]H.O.洛斯基 着，贾泽林 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俄]弗兰克 着，徐凤林 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9，《人的自由与奴役——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着，徐黎明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俄罗斯思想文化史》[俄]M.P.泽齐娜 等着，刘文飞、苏 玲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1，“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of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思想史》）[英]Peter Watson（彼得•沃森）着，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年版
12，《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俄]尼•古米廖夫 等着，王守仁编选，广州出版社 1996年版
作者说明如下：1,原载《刘宾雁纪念文集》（观察首发）；2,原载文章是删节版，这是全文版；3, 副标题是后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