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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十年了，十年来，香港还是香港，大陆还是大陆，不管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人们在感觉上与十年前没有什么大不同。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是一首歌颂邓小平创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歌曲，至今还是中共主旋律舞台上的保留曲目。

其实，早在150多年前，大英帝国的女王就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圈出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

不得不承认，邓小平的“画圈”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门，开启了后极权时代；而英国女王在中国南海“画圈”则历史性的促使清王朝的灭亡，对于弹丸之地的香港的历史意义更是延续至今。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宾纳乐和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英国以租借为名，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7月1日生效。截至1997年算下来，英国人统治香港本岛155年，新界100年整。
 
当年大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曾使大清政府惶惶不安，抗英的林则徐成了民族英雄。其实，留辫子的中国人大都懵懵懂懂，哪里有民族主义情绪。据史料记载，清英两国在广州交战，广州市民兴奋得站在远处观战。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不就是鞑虏与洋鬼子开战嘛！梁启超先生在《辛亥革命之意义》文中写道，“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梁启超的话，表明不承认满洲人是中国人。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更是直截了当把满洲人当成了外国人。

对于历史，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先入为主的考察，并以此定论，往往就会走入歧途。客观真实描述历史，应该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试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没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我们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看法就是，中国可能还处在清王朝统治下，即便不是清王朝，那也是改朝换代，成为另外一个王朝；中国男人可能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中国女人还在裹脚，中国人还在使用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中国的教育“子曰”和科举……

纵观世界历史，所有的落后民族，落后国家，都被欧洲列强侵略过，包括亚洲的日本。这种侵略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西方国家靠“坚船利炮”，传播了科学和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正面的。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同样，没有英法的入侵就没有今天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只不过，其他许多被入侵的国家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了，而中国依然还在延续专制制度。

如果不是英国女王在中国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十年前的香港怎样？今天的香港怎样？与中国大陆比比，从社会制度上，从老百姓安居乐业上，从人权和自由上，香港那一点不比中国大陆好？！不要跟我说“爱国”，这个“爱国”往往就是“爱政府”，这个政府有什么可爱的？不管是100多年前大清帝国，还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裁政府，专制制度，可爱吗？

不要跟我唱什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高调，老百姓的语言还是朴实实在，一句“社会主义好，就是都往香港跑”，却表达了人们内心世界对香港生活的渴望。香港人民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殖民地生活，这个殖民地的生活是个什么状况呢？自由、法治、人权、富足，可当描绘。香港从没有三反五反镇反，也从没有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更没有大陆三年人祸饿死数千万人民的惨剧，也没有如今在大陆依然盛行的童工、奴工现象，这就够了，这一切都证明香港社会的确比大陆好。怪不得二十年前中国学者刘晓波博士对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讲：“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刘晓波的话，当然有道理，香港的今天就是明证！不过，我不赞同的是，如果中国认真学习西方，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如同今天的台湾，何必非要殖民化三百年？

中国大陆人偷渡香港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香港已经回归十年，偷渡现象依然存在。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只有专制贫穷国家才会生产难民，中国难民充斥全世界，朝鲜难民不断通过中国大逃亡，越南、缅甸有难民，谁听说过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逃到中国来避难？

最近两年，大陆人开始通过生孩子“逃难”到香港，就是想通过在香港生产孩子使其成为香港居民，这些跑到香港生孩子的中国人可不是贫穷的老百姓，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已上的有钱人。中国大陆人是穷人偷渡，富人“生孩子”“明渡”，就是说，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喜欢香港，都热爱香港，哪一个真正热爱大陆呢？尽管许多人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他们向往的是香港的社会制度。

去年的一天，我有个做生意办实业的朋友到深圳来对我说，他要买一个西方国家的绿卡。我问他，为什么呢？不是好好的吗？他说，没有安全感，老老实实做生意，总是被官权骚扰，不是索贿就是欺压，实在受不了了。

有人说，现在的香港人都往大陆跑，说明大陆比香港好。这可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别说香港人往大陆跑，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哪个国家的人不往中国跑？人家跑来干什么？做生意，赚钱。除此之外，难道跑来中国大陆定居吗？我居住的小区有300多香港人，人家图的是深圳房子比香港便宜，有些是在这里找了老婆，但人家香港人的身份没有人愿意放弃。

深圳比邻香港一桥之隔，香港人民还在为民主、为普选大声疾呼，大陆人却在专制制度下默默无声；香港那里享受着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治，到香港你可以听到、看到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上不同的声音，而在大陆，媒体完全被一个政党所控制，人们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香港人民向往民主自由，2003年七一大游行震撼了中共专制集团，23条立法不得不搁置。谁能相信共产党承诺的“一国两制”？前些天，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举行的《基本法》座谈会中，更出言警告港人不要以为本港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表明“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对此，香港前线召集人刘慧卿致信胡锦涛反驳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二款，列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而《基本法》第二条亦清楚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换言之，香港的自治权应跟随《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如果按吴邦国先生所言，改为跟随中央的‘授权意愿’，岂非变成了‘高度人治’？我们希望，这只是吴邦国先生一人之误解，而非整个中央政府的误解。”

刘慧卿的话，表达了港人的不安，表达了对中共承诺的怀疑。

“社会主义好，过去都往香港跑；社会主义好，现在还往香港跑”。

表达的也是大陆百姓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对独裁制度的恐惧。

2007年6月27日
首发民主中国

 

10年前，我是深圳一家报社跑交通口的记者。见证了香港回归前夕深圳社会的另一番景象。

深圳交通行政管辖权统属深圳市运输局，是仿照香港的大交通概念。管辖民航，港口，城市公交、出租车，长途客运，邮政，公路。也就是说运输局有权管辖海陆空，包括看不见的邮路。香港回归前夕，深圳市运输局在银湖汽车站专门设立了办公室，保卫深圳公共交通安全，为驻港部队车队通过市区、过境，提供快捷和安全的通道。

回归前数月，深圳等珠三角靠近港澳边境地区的城市，对流动人口的临检频率、力度都大大加强。进入深圳特区的八个二线关口，更是检查森严。一些地方公安局办理的边境通行证，手写而非电脑打印，过关都会碰到麻烦。边防证上填写的姓名与身分证上的姓名，只要一字不同，哪怕是形音字，就会被拒过关。带关蛇头的生意都很好。其他城市抵达深圳的火车，旅客上车前、途中都要被严格检查边境通行证，没有边境通行证会被拒上车。警察在街头随意拦截人员查检身分证、暂住证、边境通行证。只要任一证件不带在身边，那你就倒大霉了，会被送往专门关押三无人员的银湖收容遣送站。

报社一位美编，下班后，吃完晚饭，穿着大裤头、T恤、拖鞋，在大街上溜达散步，不巧被巡警截住。散步谁还带暂住证啊。巡警不听美编解释证件放在家里，硬把他关进了银湖收容遣送站。报纸晚上要编版，印刷，次日凌晨上街，这马虎不得。但是，报社上下，死活找不见这个美编。

直到次日上午，我接到美编从收容站打来的电话，才明白过来美编去了哪里。老总亲自出马，带了报社证明信，赶去捞人。交了一笔钱，美编被放了出来。若去晚了，他就会被按户籍甄别后，一站站遣送回原籍。后来，我跳槽去香港大公报属下的《大周刊》，专门策划了一个深度调查专题，全面报道收容遣送制度黑幕。一个男同事自告奋勇去银湖遣送站卧底。因此，他特意穿着肮脏、陈旧衣服，不带任何证件，在深圳火车站广场警亭周围晃荡。他果然被警察盯上了，标准的三无人员（无证件、无工作单位、无固定住所），如愿被送进银湖收容遣送站。按照事先约定，次日上午，其他同事去收容所查看被关押的三无人员登记名单，缴上300元，才取他出来。另一路记者守候在银湖遣送站门口，寻机拍摄照片。文章见刊后，海外媒体纷纷转载。记者卧底采访收容遣送黑幕，《大周刊》是大陆媒体第一家。

频繁抓人，缴钱释放。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各地收遣站大肆捞取黑钱。三无人员关押不过24小时，每人要收取管理费、伙食费200元，杂费100元。另外，收取手机等随身物品保管费50元。对于收容者，收容所会提供电话，让他们联系单位、亲友缴钱保释。规定电话只能打几分钟，一律收费10元。三无人员关在监仓，晚上躺在水泥地板上，吃喝拉撒都在一个监仓。铁门铁窗监控器，不过没有铁锁链。只要关进收容所，收遣站才不管你什么三无不三无的，只认钱。

收遣站大门口停了一溜私家车，可别小看这些车主，他们的能耐不可小觑。内外勾结，专门做人肉生意。每天停在银湖收容所大门口的私家车，大约有十数台。一般来说，当日收容的三无人员，要在次日中午前，分发到广东省内的其他收容遣送中心。那些来不及联系单位和亲友的人员，被戴上手铐，串在一起，押上窗户安装铁栅栏的大巴，由警察送往各地。

如果没有赶在中午前得到亲友消息，只要在银湖收容所门口的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关押者的姓名，办公人员会给你打印一张纸条，上面清楚列明你要找的人被送到哪里的收容所。这时，那些车主就会主动围上来，跟你套近乎。车主们倒是非常干脆，不管送往哪里的人，他们第二天都会带回来完整交给你，并且承诺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每人800元。一条龙服务，包括回程的餐费和进关费。你只要留下联系电话即可。他们不会爽约。人带回来后约你在附近的银湖汽车站交人。他们是与收容所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在一起的。我曾让他们带回一个被送往揭阳收容站的朋友。那些没有随身带钱，没有亲友的三无人员，下场很惨。关在监仓，受牢头狱霸欺负。在等候遣送期间，他们每天还要干活，比如修路。干活有微薄的报酬，等攒够收容费、伙食费，然后才释放。最惨的是那些运气不好的，被一站站遣送回原籍。比如是长沙人，依次送你到韶关遣送站——郴州遣送站——衡阳遣送站——长沙遣送站。中途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等到被家人接回家，已是皮包骨头，伤痕累累。

广东东莞市樟木头收容遣送中心，是闻名全国、臭名昭著的人间地狱。许多在广东的务工人员都曾在这里被关押。2003年，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黄冈人孙志刚被关进广州收谴所，被管教指使仓霸殴打致死。此事件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声讨，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从此终结。仔细想想，中国社会许多方面的推进，都是以死亡作为驱动力的。受到伤害的都是社会弱势群体。

深圳女性，绝大多数都有在大街上遭受打劫的遭遇；男性，大多有在收容所捞亲友的经历。那些底层打工仔被收容的不在少数。

户籍制度，不仅是城乡方面的差异，更多的体现在本市与外地的区别。其附加的人权歧视、地域歧视，以及社会福利、工资、子女教育方面的差别，无形中将中国人区分为三六九等。直接给公安、民政、城管等政府机关，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中国人为什么在中国还要暂住？这个常识性问题，竟然在中国的城市非常荒诞地每天在上演，今天也是如此。

深圳在香港回归前大规模驱赶流动人口，用意在于防止民众冲击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沿海居民为了活命，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潮。有的村子几乎全部逃去香港谋生。金庸创办的《明报》能够发达，某种程度上跟连篇累牍报道这次逃港风潮不无关系。

1997年6月30日上午，我在记者办公室值班完毕，按照规定向报社总值班室总编汇报“正常”，然后还有采访任务。香港回归前，在政府要求下，每个单位都临时建立值班制度。每两小时向上级电话汇报一次。群策群防，预防爆发群体性事件和防止坏人破坏。

媒体事先获得消息，驻港陆军部队在下午3时经过市区，然后从四个边境口岸过境，全面接管香港。

我去的是中国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皇岗口岸。珠三角地区的货物，几乎都经由这里出境贸易。盐田港集装箱码头刚建立，吞吐量太小。中国GDP由这些24小时不停息进出口岸的货柜车拉高一定的比例。香港的货柜车司机，也带旺了深圳皇岗村这个闻名天下的“二奶村”。

皇岗口岸中方一侧临时搭建起一座彩门，欢送驻港部队。口岸有一个欢送仪式，彩门就是为此准备的。彩门旁边用带子隔离出一块记者采访区。政府动员的机关单位职员、学校学生、市民，挤满了偌大的皇岗口岸广场。过关天桥上也围满看热闹的市民。部队的通行时间是保密的。没有等来部队，一场瓢泼大雨浇散了民众。

事先我们去了驻港部队深圳基地采访，被婉拒了。被告知行军路线、开拔时间、部队番号都属于军事秘密。在口岸守候是唯一的办法。

中方验证大厅里侧，设立了一道警戒线，由全副武装的武警临时把守。每米站立一个士兵。士兵们戴着钢盔，挎着挎包、水壶。没有拿枪。每人手里拿一根类似电视天线的、亮闪闪的不锈钢棍子。市民等不来部队，都围着武警看热闹。

傍晚时分，守候在基地的同事通报，部队出动了。终于看见一串整齐的灯光。一队轮式装甲车和载满士兵的军用卡车渐渐驶近。打头的是一辆指挥车，停在记者区。一溜军车依次停下。市民挥舞国旗、香港旗子，喊起口号。

“威武之师血我国耻！”

“庆祝香港回归母亲怀抱！”

……

驻港部队的新式武器和军服，很是吸引眼球。军车上的伪装网掀开，车厢两侧的士兵，个头等高，表情肃穆，双手在胸前紧握乌黑的冲锋枪，白色手套构成一道水平线，煞是威武。后来据闻，第一批驻港士兵，都是在全军优选出来的。果然个个高大威猛，帅哥级别的。

政府领导致欢送辞，部队长官誓言捍卫国家主权等等。我们一帮记者稀里哗啦抢拍镜头。简短仪式以后，部队开拔。跨越彩门，中国军队意味着进入了香港。大概5、6小时后，港英政府正式向中方移交政权。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当天在罗湖口岸进行现场直播，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称：因为紧张，看到驻港部队远远驶近，心里直冒出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进城的念头。心理伤害何其深。

当晚，北京、深圳等许多城市，都举办了庆祝香港回归焰火晚会。深圳焰火晚会在洪湖公园举办。我还有采访任务要完成，匆忙赶去了那里。

2007年6月27日
首发民主中国

冬天墨尔本的早晨空气冰凉，阳光灿烂，初绽的水仙花和风信子交杂错落於邻家砖砌的围墙外，在步道的斜坡旁蜿蜓而上。
路面满佈霜寒。
仰望乾净空旷淡蓝的晴空，悠远的记忆飘渺的思绪彷彿断了线的风筝，随风而去。
跨越一条平时繁忙拥塞而在星期天早晨仍沈於睡眠中的街道，早起的我拥着一本昨夜伴我入眠的诗集独自散步。

北岛的诗：〈明天，不〉

「这不是告别
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
尽管影子和影子
曾在路上叠在一起
像一个孤零零的逃犯

明天，不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而夜裹发生的故事
就让它在夜裹结束吧」

诗里的「影子」给了我很多联想，我试着去解读为什么曾经在路上相叠的影子没有「相见」？而且像「孤零零的逃犯」？
尽管解构一首诗有时不但是没有情调的事，而且往往是误读和误解。
然而品嚐诗篇的我，彷彿坠落於一片在隐蔽於生命汪洋底层的世界。

「影子」让我联想起柏拉图在「地窖说」里所阐述的，我们平时所见到的一切，其实就像被绑在椅子上不能动弹的囚犯，面对着从黑暗里映照到墙壁上的烛光，透过烛光所见到墙上照映出来的「影子」。
只能看见影子的囚犯误以为眼之所见是唯一的「真实」。
从小就被捆绑在地窖的囚犯因为没有别的更真实的事物来作比较。於是相信眼前所显示的幻影就是真像。可是，如果一旦有一位囚犯的锁炼松弛了完全被解脱，可以离开座位，走向烛光。他必定发现那烛光才是使道具有影像之因；烛光的存在才是影像存在之因。等到他离开地窖，走到外面抵达地面时，必会因阳光之照耀而暂时使双目睁不开，可是等到习惯之后，就会发现阳光下的事物，要比地窖中的道具更真实。

在柏拉图的地窖说中，物质界的存在是「影子」。「真实」是存在於观念界中的，「真实的存在」反而是那些我们平时眼晴所看不见的，要用「心」才能触及的「灵魂」。
活着的我们是「自由」的吗？
在那一个彊界或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能够不受压抑不被囚禁？
为了求生存或被社会接纳，人能够畅所欲言完全表达自我吗？
人到底有多少权利选择我们所要成为的「自我」呢？
所以，当我和你在日常生活或现实的人生中相见时，你所见到的「我」离「真实的我」有多么遥远？
尽管我们曾在街道上同行，尽管我们的影子重叠身形相映。
但我仍不免感到悲哀，我的心和灵魂都被一种无所遁逃的网困住，如果我抗拒地逃走，那意味着我要摆脱国家威权、市场法则。
生活在所谓的「群众社会」谁要是不服从，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虽然不至招徕杀身之祸，却面临着被排斥於大众社会之外的威胁。落伍、怪诞、神经不正常之类的指责就会包围过来，让人孤独，让人无依无靠…..。
对於未来(明天)，我能期待什么？
「明天，不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黑暗之后紧接着就会是光明吗？(否定)
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渴求和欲望是否能够让它摊呈在明亮的阳光下？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__那些隐匿於内心的(我，你，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敢不敢表露？)
我们多么期待能够活出自己真正的「原型」「本色」「本然」。
然而却不得不自我告诫「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坦白内心的黑暗之后，我们是否有勇气承担「自首」(自白)后的所有一切……
在现实中，在社会上，我有我所扮演的角色，那是我的「社会形象」「身份」。
我有我的职责，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做出什么反应？
其实早已被「预设」完成了。
在这种情境下，我所表现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个「影子」罢了，而你呢？想必也是如此吧。这不是告别，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我看到的也不是真实的你，我们的相见，只不过是场虚无的惘然罢了)
我们实在不必期待被我们隐匿在灵魂深处的疼痛与孤独能够被人接纳与理解。
请不要为我们彼此存在的寂寞而感伤。
「夜裹发生的故事
就让它在夜裹结束吧」

回望青春，像许多年轻人一般，我对於世界的不公不义愤怒异常，充满激情，曾几何时对革命充满理想、对俗世的庸凡随时酝酿着颠覆的欲望。
轰轰烈烈地恋爱、热血沸腾地讴歌、既愤怒又浪漫、既踯躅又徬徨、更多时候为了不能变成自己心目中那个「原型」而挫折失望。
时间稀释了我的激情、软化了年少的倨傲，我不再深入内心世界自我凝视，不再由生硬的思维建构逻辑与万物的秩序，我渐渐明白由着心灵所重塑的理想世界终究不过是个乌托邦，年轻时竟如此单纯，单纯得近乎粗暴。那是在炙热的阳光下我所看见过自己的影子。
从灯火辉煌的夜宴里退出，独自走在黑暗街心，月光下我遇见过自己孤单的「影子」。
许多黑夜，我独自望着墙上的自己，那一个由背后烛火照亮而映在白墙上的影子。在模糊的身影里我感受过片刻的真实，然后我看到自己的透明和卑微。

也许你的灵明就是曾经照亮过我的那一盏烛光，也许你正是我身后的月亮。片刻出现於我眼前却又稍纵即逝。而所谓的「真实 」即在相互照亮的一刹那。
我不再对人间的一切适应不良，我既不妥协也不放弃，生活偶有愁容；我的孤单我的漂流，这一切生灭只在偶起的风雨中。
我在众人的注视里写我人生的笔记，感受肉身存在的脆弱苍老、衰芜荒朽。承认俯仰其间真正所能把握到自已的那部份是多么微小？
自己的存在也只不过是贴在眼前风景的一部份。
我像一滴早晨的露水，滴落在环绕着城市边缘的河道，随着所有人的呼吸流向大海。对於人世、对於诗、对於我自己，我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理解，而是一个拥抱。

詩人北島近照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 “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

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 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 “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 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山西奴隶童工事件曝光之后，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

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有一位《南方周末》的时事评论员认为，奴隶童工事件“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他写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政府。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中央清醒过来，就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越畅通，正义越彰显。

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看法，也不同意这样一种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也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相反，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国人权灾难的始作俑者。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叛乱，而是中央政府默许甚至鼓励的，中央与地方官僚联手对民众实施抢劫之后的分赃行为。中共的特务系统和内参报道，堪称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搜集机制，胡温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

我们不能依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监督和惩罚，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那种希望国家机器以暴力来“镇压”监工、黑窑股东和老板的呼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且显示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些监工、黑窑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党语言”。

为受害者鼓与呼固然重要，但是对症下药更加重要。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遏制奴隶童工现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而应当切实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新闻自由、结束一党专政。

──《观察》首发

 

读了老六的《不堪》一文，为其真实的自责而感动，他说：“ 那些作工的人，与我无关呀。我不认识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牵挂他们的人，有到处寻找他们的人，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就像不存在一样。”其实，老六这种感受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持久问题，那就是：民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关心素不相识的大众？

对于这一问题，许多人都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而回答，比如老六，因为他来自乡村，所以他要做乡村版《读库》；又比如我，作为一名前民工与现任盲流，写了许多关于民工的文章；再比如连岳，终于在其居住地的环境问题上发出坚定的声音。与之相反的是，很少有人像以前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根据某种价值的担当而宣称自己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如儒家传统的“民胞物与”，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感情。

这里的原因或许首先要归结于所谓的“信仰危机”及其所带来的价值担当在当代中国的缺位，但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价值担当连接起他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关系，他也就难以真诚地关怀。一位最终选择了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说的：“我以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立場，我經常強調說我為甚麼要寫文章批評共產黨，是因為我心裡不舒服，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為對他人的擔當，而是我個人主義的選擇，當因此而疲憊，產生無力感時，我有時會擔心，這種個人主義的選擇是不穩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變了，難道我就放棄嗎？”我很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以及他随后的转变，一如我理解老六的感受。

从逻辑上讲，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为素不相识的大众担当道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一种自觉的价值担当，而如前所述，这一价值在当代中国是匮乏的（这部分可以解释近来基督信仰与儒学的崛起），于是，一种可能的变化就是知识分子就将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与（作为对象的）民众联系了起来，并试图从中找到理由。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在当代中国被严重败坏了。这些年来，在不同场合我听到过相似的故事，说是某地某年有学生到工厂前跪求工人支持学生运动，未果，而后多年，下岗了的工人又遇见了当年学生。。。。。。这里面我听到的，是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情绪，但肯定存在着隔膜、轻蔑的成分。

90年代中期摩罗曾有一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较大影响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文章中明确认为中国不能产生精神巨人的原因是中国的人民不如俄罗斯人民，“一句话，他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这种将民众的低素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想象）作为自身行为前提的看法，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不值得为这个民族牺牲”的心态，在我看来，正是普遍的犬儒主义存在的重大理由之一。

当然，我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知识分子身上（当然，我更不同意将人民的低素质作为借口），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败坏本身就是权力长期操弄（反右、文革、89）的结果，而普遍的冷漠与孤立，正是极权政治的当然后果，价值的真空，也依旧是极权意识形态崩溃的后果，于是，人们孤立在自己的小岛（圈子）之内，而将普遍的冷漠留给了社会，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长期的漠不关心，也同样不足为奇，而黑砖窑之类的事件，就是这种孤岛生存与普遍冷漠相适应的产物。

面对未来，如何走出孤岛，连成群岛，迈向新大陆，是一个需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个人并不相信只有通过信仰（无论是基督信仰还是儒教复兴） 才能走出孤岛，在我看来，信仰固然是美好的，信仰也确实有助于人走出自身孤独的心灵而与人交往，但对于一个广土众民复杂开放的现代社会来说，走出孤岛更重要的还是公共生活，还是言论的表达与参与的落实。而这，当然有知识分子不能推脱的责任，无论以什么名义，而我也相信，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也一定可以建立起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联系，而让隔膜与相互轻视成为过去。

（《永恒的孤岛》是兄长毛喻原的一部书，本文中孤岛的意涵即来自此书）

 

 

附：不堪

我的老家在河北农村，砖窑随处可见。

在我的记忆中，某一年，我回到老家，下地干农活。间隙，我和弟弟一起坐在地上休息。弟弟指着不远处的砖窑说，里面有许多外地的打工人，有些人因为不老实干活，经常被打。

我当时很愤懑。想像了许多可能，包括这些作工的人如何如何被欺负，我又如何义愤填膺。

但只是愤懑了一下，然后就继续干活，然后回城，过自己的生活了。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啊，又不耽误我吃喝。

这是十几年之前的事儿了。

最近，关于山西黑砖窑的事儿被媒体披露，连篇累牍地报道。

我却突然想起这一幕。我居然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的这一幕，是真实发生过，还是我如今的虚构？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些天。随着形势一片大好，黑窑主被抓，被奴役的民工得到遣返和医治，以及陆续得到一千元的慰问金，等等，我愈发被这个问题折磨着。

我不知道，弟弟当年是否真的跟我说过这些话。

我不知道，我当年的愤懑是不是真的。

我只知道，如果当年弟弟真的跟我说过，我肯定会愤懑。

但是，接下来呢？我大概也真的不会去管。

那些窑主，就是我的乡亲。得罪人家，有什么好处？我想不出好处，只能想到害处。

那些作工的人，与我无关呀。我不认识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牵挂他们的人，有到处寻找他们的人，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就像不存在一样。

…………

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我只能自我安慰，这篇文章开头那一幕，只是我的想像，弟弟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说过。为此，我甚至不敢打电话问一下他，是否当年真的有这回事儿。

我怕他说“有”。如果那样的话，我也许就是帮凶。

可是，即使他说“没有”。我就能如此心安吗？

好了，说句着边际的话吧：我一点儿也不恨那些黑窑主，我恨的是那些纵容窑主变黑的人。

他们若无其事，他们得其所哉，甚至，他们还在拯救、慰问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我呢？

我拷问着自己，煞有介事地愤怒了一会儿。

即使我的老家不在河北农村，不在砖窑边上，这种拷问也不能幸免。

 

 

 

6月19日，直接关系到2008年度政府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未来几年国家经济运营方向的《关于经济财政改革的基本方针2007》（以下简称《方针2007》）在内阁会议上通过，这是安倍政权成立9个月以来，头一次向全社会正式公开其经济政策的细节，以此来回应国民“改革究竟向何处去”的焦虑。

“在少子高龄化造成的人口减少的形势下，要确保经济增长；为脱离官僚主导的战后体制，要对行政、财政体系进行改革；《方针2007》指出了这些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方向。”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视为安倍内阁的经济首席执行官、经济财政担当相大田弘子不无自夸地如是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从7年前开始，由政府一年一度颁布的经济财政政策、方针的规范文本，此番《方针2007》，带有一个安倍色彩颇为浓重的副题——“‘美丽国家’的脚本”。以这个看似平常的细节，强化“美丽国家”政权存在意义的同时，似乎有跟以往政权的改革路线划清界限的味道。

去年度，由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主持出台的方针文本，称为《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方针》。两相对比，会发现，“构造改革”的措辞消失了。

再看具体内容：从行政、财政改革、经济活性化对策，到环境立国战略、教育再生，进而到社会保险、地方纳税问题，不一而足，范围之广，可谓“一网打尽”的集大成文本。文本一发表，日本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以“利益均沾版本”来形容。《日本经济新闻》更损，在社论中评论说：“给人以把各职能省厅的审议会和教育再生会议等首相官邸直属机构的结论用钉书器钉在一块的感觉。”

而对于最关键的、关系到财政重建之政权目标成败的消费税上调问题和削减公共事业经费问题，《方针2007》则要么连提都不提，打上封印，要么回避具体数值目标，代之以“最大限度削减”的暧昧措辞。

给人总的感觉，与其说是指导下一步改革的战略性文本，不如说是意识到7月参院选举，旨在保住政权的守成性文本。从文本的标题中拿掉“构造改革”的措辞，追加一个“美丽国家”的标签，形象地说明，作为“小泉塾”优等生的安倍，其推进恩师开创的“构造改革”大业的雄心在减退。事实上，安倍上台以来，无论对执政党自民党自身的改革，还是所谓的“构造改革”，已明显失去了前首相小泉时的加速度，相当多的国民觉得，改革后退了。

但日本国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他们看待政治家的严酷视线，未必容得下往完全该用数据来说话的经济政策中勾兑诸如“美丽”等抽象的调料的做法：关于不同年龄层对安倍政权支持率的分析发现，25岁至35岁的青年支持安倍的比例，明显低于其它年龄层。而这个世代，正是两年前支持小泉的邮政改革，使是自民党在众院选举中赢得大胜的原动力。

但改革的后退，让他们失望了。

独立中文笔会下周六（7月7日）纽约举办主题活动
旅美诗人作家胡平、李劼、一平出席与谈自由写作

创会近6年、逾200名成员遍布中国大陆及北美、欧洲、澳洲等地的独立中文笔会，近年来积极倡导与捍卫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在推动公民文化、建设公民社会的方向上着力甚多，在中国及海内外声誉鹊起，影响日隆。

《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编委会与香港晨钟书局合作，自去年以来已推出5种文集，其中有会员创作合集的辑选(旅美诗人孟浪、北京作家余杰联合编选的《诗与坦克》)，也有会员的个人着作(现居纽约的作家胡平的《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等)，展现了独立中文笔会颇为可观的作家阵容与创作实力，也凸显了自由写作在华语世界的丰富形貌和前沿发展。

海外华人社会具有广大的阅读人口和从事写作的重要力量，通过《独立中文笔会文库》在纽约的推介，裨使纽约地区的华人读者对华语世界的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的公民精神有更多交流和体认，更期许持续的阅读文化推介对海外华人的母语写作力量的提升与壮大予以尽可能的推动。

活动主题：朝向公民社会的写作和想像

《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纽约推介会

主 办：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

时 间：2007年7月7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4时30分

地 点：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41-61 Kissena Blvd, Flushing, NY 11355, New York)(

主讲人：胡平（作家，《北京之春》主编，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一平（诗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讲评人：李劼（评论家）

本次活动免费、公开，欢迎大纽约地区的华人朋友前来参加，并与出席作家互动交流。

联络电话：857-222-5883(

联络电邮：[email protected](

附：《独立中文笔会文库》已出书目：

《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集/文学卷》（孟浪、余杰编）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胡平着）

《维权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刘路着）

《别了，萧邦–丹羽短篇小说集》（丹羽着）

《中国狱中作家文选》（黄河清、王一梁编）

一退再退，所为者何？这是陈丹青的新书《退步集续编》腰封上的话，也是陈丹青对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延续了《退步集》的风格。回国七年，陈丹青一退再退，他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要脸了。

这是一条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之犬”。

5月底在浦东海德格尔书店见到陈丹青时，已近晚上8点半，他刚吃完饭，说吃饭无聊，满桌子的堆笑、扯淡。他换了三个场景拍照，对摄影说，你要对我好，就赶紧结束；看着蹲在地上拍照的“80后”摄影女娃，笑容却一下绽开了，说跟他女儿一般大，她也玩摄影。

陈丹青从来不是好好先生。他被清华破格聘请，但一纸辞呈捅破了中国高校人人尽知却无法道破的弊端。作为“资深盲流艺术家”，他在美七年，没有被美国主流艺术接受，回国，也不愿结交国内主流。他一度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指责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但他并不愤怒，说完，冷静下来，发现四下没回应，他明白过来，大家挺体谅地集体纵容了他一回。他退了，在逃跑路上骂两声，再逃。

2005年，陈丹青集结回国5年的部分文字，出版了《退步集》。所谓“退步”，语涉双关，也可以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两年后，陈丹青集结出版《退步集续编》，这次文章都是新的但话题有调整，教育、城市类的议论少了，人文和艺术的比重增加。

这两个月，藉新书出版，又一轮全国宣传，陈丹青再一次被媒体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不时和媒体闹个误会什么的。对于频繁的采访、讲座，陈丹青拎得清，说为了卖书，总得配合。

B=外滩画报 C=陈丹青

七年，变得不要脸了

B：你和濮存昕是好朋友，你辞职和他辞官都引起轩然大波。

C：我们俩都属蛇，都是刺头，不好撸。至少在这件事上，我被认为是刺头，“愤青”什么的各种帽子都来了。

B：当时自己觉得自己的行为傻吗？

C：是。当时很感性，哇啦哇啦地讲，后来发现不太对，好像只有我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不了解情况的人在讲，大家都知道问题不可能解决，早习惯了，很体谅地让我讲。

B：但实际上你并不像报章宣扬的那样愤怒，相反很平和。

C：这都是媒体搞的，媒体喜欢简单化，500字就想能把一个人说清楚。

B：回国七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C：变得不要脸了，经常抛头露面。以前我很安静，整天埋头画画，有点名气，但从不上电视。很多时候人只是出于礼貌，让别人高兴。现在我发现，第一我翻不了脸，第二人家似乎还关心我。

B：媒体是你改变的根本原因吗？

C：我被媒体弄得很尴尬，但还是迁就媒体。在我看来，媒体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坐在我面前的女孩、男孩。

B：你好像特别青睐坏孩子？

C：也不能这么说，最好是不听话的好孩子。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好”必须牺牲很多东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为代价。中国人的人格不丰富，太单面。

B：曾经向教育制度叫板的你，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

C：我不喜欢强迫。她的中文不好，我不在乎她会不会说汉语，就像我不太在乎中国孩子会不会说英语。

B：在她眼中，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C：现在她稍微看得起我一点，小时候认为我是个愚蠢、无用、丑陋的家伙。那些和上海有关的日子

B：你出国七年，回来后，很多熟悉的地方都不见了。感觉如何？

C：幸运的是，我1992年回来过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大拆以前的上海。1996年我在我家旁边还能吃到生煎包子，现在完全没有了。

B：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除了你在书中所写，还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

C：大概十一二岁时，我舅舅带我和弟弟到作协边上的一家俱乐部去游泳。我舅舅是上海人艺的演员。那天，我在游泳池边一下看到五六张电影上的脸，都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张伐、牛犇等。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最早在延安路，当时那有一家很有名的儿童剧院，现在已经拆了，对面是印度领事馆，领事馆旁边是康乐村，康乐村旁边是我的小学茂名小学，现在被白领占据。那时候我们常逃课，翻墙去印度领事馆。

B：在你记忆里，上海人形象是怎样的？

C：每次看到民国照片，看到傅雷、刘海粟，看到张爱玲家人，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都是这样。比如我爸爸，当时他四十多岁，在“文革”前，他一定这样分头路、这样梳（做手势比画），头发是绝对不能乱的。民国时所有男人的头发都这样，罢工工人也这样。三轮车夫、锅炉工都穿得很干净，跑出来有样子。女的烫发，下面就烫一点点。我同学的妈妈都这样，感觉都是小资产阶级、小业主。现在中国发生的事还太少

B：你在《续编》里写道，“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又写道，“今日上海很好，但不好玩”。“不好玩”指什么？

C：尺度被破坏了。像外滩，你看外滩从前到现在的照片，那些建筑的高低起伏，构图挺对，可现在被破坏了。

B：现在很多人觉得够奢华就好。

C：那是因为他们没见过真正的奢华，好像把头发染黄，就可以假想自己是外国人，当然弄得好，也挺好。现在日本，尤其是大阪一带的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新新人类，这种感觉挺好。港台学得差一点，大陆更差。中国还处在解开的过程中。但也好，至少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B：在你看来，上海的哪些地方具有后现代特点？

C：跟法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后现代是中国化的。中国还会变，当下只是一个阶段。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艺术家都不敏感，还在虚构。刘晓东就非常敏感。

B：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为什么不自己拿起画笔？

C：这是我的问题。比如刘晓东做的那一块，我根本做不过他，他比我小10岁，目睹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而我从国外回来，要用很长的时间重新辨认中国，而且眼光跟出国前不一样了。我用画笔表达是一件很冒失的事，旧的东西已经没了，画西藏？西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只能用文字表达。

B：你认为西藏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C：铁路通了，现代化了。我很早就不去了，这样也挺好，当年我去的时候很苦。但旧情人就别去见了。

B：上海有希望夺回文化标杆吗？比如在二三十年之后。

C：谁都不能说二三十年以后的事。这是人的事。上海人没有勇敢地到外面打天下，越来越现实。过去大家误会了上海人，说上海人小家子气、算计，其实不对。以前的上海人很泼辣，最牛的事情都发生在上海，暗杀、罢工、冒险、文学，黄色、前卫的东西都在上海发生，上海人见惯不怪了。我们小时候上海街头吵架，语言之好，句句都是散文水准。现在上海人也不打架了，当然最好不要打架，但是没了血性。

B：和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你认为其艺术发展如何？

C：那就太慢了。艺术就是这样，要几代人慢慢积累，西方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的发展用了七八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才开始十来年，要弄得像样还需要一些日子。我说过“中国的事情就让它发生”，不要太快去说对还是不对。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当山西洪洞县砖窑场，在政府保护下演变成了奴隶窑被媒体曝光后，眼前首先闪出了京剧里妓女苏三判了死罪，被捆押着走在洪洞县大街向路人哭诉的绝唱。又点击查看县政府的网站，但有关黑工、童工等新闻一律是零。能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名主播正在该县报导寻根祭祖节的笑脸，以及江泽民、乔石、贾平凹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曾参观视察并挥毫泼墨的记载。

是的，如果不是有四百名父亲联名求救自己的孩子被卖，洪洞县依然是黄河根文化的旅游中心，是华人寻祖的根，但因黑砖窑奴役劳工事件，其中还有八岁的童工和被活埋以及用搅拌机搅死民工们的罪恶，它的恶名也将被载入县史。

那挂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骗人标语，那苏三哭唱的大街上，警察和政府仍在制造着冤情；从各省抓骗来的民工和还穿着校服的孩子，被推进地狱般的砖窑、煤窑，沦为二十一世纪的老奴隶和小奴隶甚至残疾奴隶，女孩则沦为窑妓，男人凭五十元一张的厂票去嫖一次。想一想吧，我们的民族还剩下多少可以祭典的尊严了。

“……在这个人人喊和谐的法制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又体现在哪里？漫漫寻子路，我们还要走多远？……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在被两地政府互相推诿之后，我们又该向谁求助？……”这是四百位父亲发出的绝唱。他们本来有权力抢回自己生的儿子，但政府在监视着，因为他们破坏了和谐社会，警察本是要镇压这些寻儿者，又迫于媒体压力，就只准抱走自己的孩子，别人的不要管，理由是人家场主花四百元买来的，你不能侵犯场主的私有财产。

操！这真是黑透了的社会，除了黑豆腐、黑奶粉，连人在警察眼里也只是一个黑赃物了。

当然，这些黑煤窑不仅在”根”县，它遍布山西也遍布全国，凡有共产党执政的地方都会有这种黑点。其特征也都是：非法拘禁未成年孩子做苦工，贩卖和使用花钱买的大小奴隶，监视毒打劳工，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公安在外围看护着这些奴隶主庄园，或叫”战斗在第一线”。没有他们盖章的协查公函，寻亲人们的双脚踩在地上就己犯法，就别提靠近那些黑窑了。

想到了四年前大学生孙志刚，走在广州的街上就犯了法，被抓住打死在收容所，广州的警察算是文明，给了这尸体二千元的慰问费，而全国靠倒卖人口发财的上万座收容所在媒体曝光后竟解散了。

但好景是假的，人口买卖又转移到了职业介绍所和劳工监察部，国家干部们照样在买卖民工，甚至从虎口被救出的童工，那保护孩子的监察员也能在半路上把孩子再转卖给另一狼窝，还赚了三百元介绍费，估计可以给他的孩子卖一辆高级自行车了。

又想起七年前，湖南人大代表陈建教曾去山西的砖窑救人的事，当时被救的民工们纷纷跪倒，痛哭不止，也算及时，他们都还没有被打成残疾，也没有不能上工了就活埋。但今天，他恐怕一个砖窑也救不了，政府和警察己吃一亏长一智，早就配备了更完善的设备和班底严守。光是山西就有一千多座供贪官收保护费的煤窑砖窑，外人要想逃掉和进去解救都更难了。难怪去年山西出了位杀贪官的好汉胡文海，看看他临枪决前的演说令人心悲：”……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自己将死，但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我就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这位带着证据奔走了八个月，被政府多次踢在街上绝望的父亲，今天还会举着刀枪出现的。

当封住电视和报纸，再宣布党和政府已把黑社会一网打尽时，那四百名父亲和母亲便进入政府监控系统，他们想离开居住地都不可能了。政府每天的工作，就是忙于禁止百姓使用权利保护自己和家人，去掩盖日趋严重的”和谐社会”。

民主社会是人民监督政府，而专治政府是监督人民。在中国社会，人人都是政府的假想敌人。

毛泽东的红色社会主义己被黑色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成为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黑社会集团，其政治制度固守，仅开放经济的权钱政策，使平民很快沦落为最底层，以前穷人的天堂也就沦为黑狱。

中国的传统之根己在洪洞县腐烂了，可悲的是明年的贪官污吏又会上演寻根祭祖节，而那些被活埋入土里的中华子孙，也将被游客的脚步踏得更平整。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