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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26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 的书生办报生涯。他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1960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中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为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1942年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1966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50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为云”到60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有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一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 但“毛泽东主义”无疑为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1944年5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的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这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220 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敬仰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为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1949年以后，邓拓主持极为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8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1956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522页）

二

可惜好景不长，当1957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527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30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29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1页）

邓拓个人因此而扼了骂，并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乃至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骂之后，1957年5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568、568—569、570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486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541页）

1957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1958年8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文革”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为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1957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61—562页）

三

从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

……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在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531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了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1960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1960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三

1966年5月17日深夜，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面对“叛徒”的罪名，54岁的邓拓在写完遗书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远放下了那支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笔。他在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遗书中他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文集》第五卷，427—428页）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文集》第五卷，432—433卷）

这是否是邓拓的真心话已经并不重要，他曾谢绝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私下还说过“伴君如伴虎”的话；在遭到毛泽东当面责骂之后，他也没有心服，留下了“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这样的话；他在胡绩伟面前指责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切都表明他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光彩的杂文，从《废弃“庸人政治”》到《专治“健忘症”》，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也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这一点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历练，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从一点看，邓拓是有一定勇气的，只是不幸误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这个不能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集团，他命运的悲剧才不可逆转。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话已破灭，毛泽东从神坛上开始走下来，当丁一岚读到他的遗书，不知又有什么感想？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主要的窗口就是医院与学校，这两者的主要交叉点便是孩子——如何对待孩子，是一个社会有没有人道、有没有人味的根本尺度。一个权力与金钱共舞的社会，孩子注定成为最易受到伤害的弱者。这时候，医院与刑场已经靠得很近，学校与精神毒气室已经难分难解。

 

忍不住先说一个人间惨剧吧——

2000年7月16日，刘华东烧了一锅开水给孩子洗澡，不留意，三岁的小光祥一屁股坐进锅里，接着是一阵尖叫！

不到15分钟赶到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是该市唯一的儿童医院。挂急诊后找到住院部儿外科值班大夫，……夫妇俩给大夫跪下解释走得急没带够两万……大夫连看都没看孩子一眼，两个字：“不行！”这是孩子还清醒地疼叫着。无奈飞奔离开，先去朋友家借了5000元，旋赴新疆建工医院，值班大夫说该院没有烧伤科，建议他们去自治区人民医院。

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说没有床位。……孩子一直叫疼叫渴，包他的被单已被汗水湿透……到了第四家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依然没有床位，值班医生开了张条子让去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说如果那儿不接珍，再回来加床位。这时离事故发生已经四个多钟头了！……住进总院了，但随即死亡！（取自2000年7月21日《服务导报》）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医生们麻木到不顾孩子的生命？我不知道！为了写无力的文章，我只知道必须强压怒火，否则文章写出来就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嫌——原来这项罪名很像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罪名。

我的一个作家朋友，经常与我讨论孩子的教育，有时不惜昂贵的电话费，一讨论就是一两个小时。朋友是一个很有气魄的人，却常常为孩子陷入深深的忧虑，他的细腻、深邃曾让我感动得流泪。是啊，各种危险太多，又只有一个孩子，有责任感的中国父母谁不为孩子把心操碎？

中国一些孤儿院（更动听的名称叫“儿童福利院”）的故事早已为国际社会熟知了。凡是对中国留心的人们，我相信， 2001年江西省芳林小学与南昌市文化局机关幼儿园的灾祸，一定是知道的。我的一些朋友，一时间都忍不住学着鲁迅喊起来，是的，“救救孩子！”今天比昨天更加紧急了！

少先队队歌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既如此，理所当然就又可以唱“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这儿歌的旋律还是挺响亮清脆的，经孩子的嘴唱出，特别显得天真烂漫。只是按照文明社会的常识说话，儿童首先是被监护者，吃喝拉撒、出入行止都需“看”着，关于将来作得什么样的主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定与现在被监护的情形相关联！倘若现在连温饱都愁着，学都上不了，并且已经被迫做起了童工，还能顾上别的什么呢？祖坟上蒿子长的，做专制主义的接班人吧！

大人们，至少爸爸妈妈多数是想得很实在的。说到孩子们还是先顾了现在的命况，不要先替他们做未来的美梦。

 

教室里的奸幼！

几年来，仅仅我从报纸上偶尔看到的发生在教室里的奸幼事件，也足有10余起之多！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象征。或许可以这样说：狭义的奸幼派生于广义的奸幼——中国的教育不就是一个权力意志的奸幼过程么？

在这里我们没法不想到西方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尽管书斋学问家、沙龙思想家们，一日千里就进步到批判起“五四”来了），也没法不留意蔡元培、陶行知等现代教育先驱。这方面的研究，深负人文关怀的学者们已经做得很充分、说得很清楚了。教育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问题。一个以政权为轴心、以官人为中心，腐败至极的社会，不可能有合乎人性的教育。鲁迅先生认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百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与天下……”“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是由个人而后国家的“立人”思路，不同于由国家而后臣民的“萎人”思路。

有何羽先生撰文认为“百年教育德为先”，我更要说：德之先当是说真话、做真人，做人之先当是革掉“萎人”的制度。

广州南岗中学一群师生向记者诉称，1998年11月初，校长朱某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强调，为了对付广州市普九教育检查团，一定要在有无流失生、有无乱收费、有无超时补课、有无开设历史和美术课等方面，按标准回答，争取学校升级；如果哪个班出漏子，就唯班主任是问。随后，20多个班主任分别在班会上传达校长命令。为防万一，班主任们还挑了几位骨干学生，专门练习填写问卷，届时不论检查团抽到哪位学生，都由这几位“演员”去顶替。11月中旬，该校顺利通过上级检查。（取自1998年12月12日《羊城晚报》曾胜泉 文）

我们的社会结构直到20年改革后的今天仍然是“立权”当先的，遗憾的是这个权是传统权力之权、官人之权，于是权立而人萎，准确讲是权立而好人萎。无民主制约的权力资源是无限的，诸如钱、色等等，放肆占有便使整个社会品质恶劣起来。而在民众中，那些素质差的胆大妄为之徒，又首先是被体制性地怂恿起来作恶的。

而在学生这方面，认真想一想，来自于学校的有效道德教育，几乎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全然无关。这样，例如幼、少年期的学生品质，则主要取决于家长的教育与熏陶。民间（主要是家庭）的道德根基不管深浅，总是不会灭绝的。但是，根基太浅，在孩子们的世界也会出现很可怕的情景。例如，一个孩子，整天防着躲着邪头孩子，那这个好孩子的个性便会受到极大摧残。在幼儿园，我们经常看到邪头孩子打了善良孩子，老师却对前来报告的孩子说，“要学会自己处理问题，不要老是报告报告的。”这不能怪老师“无知的教条主义”。社会上好人受欺负了，行政执法官员不闻不问太多了，幼儿园老师就用没有灵魂的官话、教条来偷懒、搪塞，却不知被打孩子的心灵受到的伤害有多大。而在小学、甚至中学，老师体罚学生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

在美国，家长如果粗口侮辱了孩子，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文明社会对孩子有着一整套监护体系，而我们的家长、学校对孩子的关注则主要是学业成绩（考分、名次），监护意识则极为稀薄，更有甚者，不是监护，而是让学生感到很不安全。

四川邛峡一些校园近日流行一种危险玩法——“死亡游戏”。该游戏由三个人完成，只有一个“收益”者。两名“助手”对着一名学生的胸腹一番施压，两三分钟后，受压的学生轰然倒地，眼睛翻白，全身抽搐。而旁边的其他人则静静地等着自己的同学从“死亡”中“复活”。据说，在大约4秒的昏迷状态中，游戏者能产生一种快感，且会出现幻觉，但游戏后一些同学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佳、头痛失眠等不良反应。据介绍，“死亡游戏”已经有了“升级版本”，升级后的“死亡游戏”让昏迷者更长时间失去意识，必须有旁人用钝器击打昏迷者头部才能使他清醒。社会心理学专家陈昌文认为：“死亡游戏”在学生群体中流行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首先这种游戏可以满足人际亲密接触，强刺激宣泄等；其次，学生是一个精神压力很大的群体，面临着应试危机、社会适应危机等问题。（取自1998年11月29日《吉林日报》杨光明 胡柯 文）

2004年5月，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些小学流行起一种“整人游戏”来，就是恶作剧地让别人闻、喝一些有害身体的气体、液体。作为《现代儿童游戏教育》（明天出版社，山东，1998年5月第1版）一书的作者之一，我看到这类报道，心里有了格外的沉重。学校生活竟枯燥到流行起拿生命开玩笑的游戏来，这就不能不让我想到，教育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维护受教育者人权的问题。

四川遂宁市会龙镇保山办事处铁炉村小学代课教师，三年级班主任唐进，在持续三年的时间内，共对6-10岁左右的13名幼女强奸过数次至数十次甚至上百次。辖管铁炉村的某派出所所长税朝建表示很不理解，“唐进强奸幼女，涉及的人这么多，作案频率这么高，而且又是在教室里上课时公开作案，持续了三年，怎么就没有人发现呢？”

铁炉村小学每一间教室都有4面大窗子，三年级教室走廊是老师、学生如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样说，唐进连续三年强奸幼女案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然而，除了杨琴、何雅们的痛哭、尖叫，在血和泪中苦苦挣扎外，这里只有沉默，沉默的羔羊，沉默的大多数。

记者在铁炉村调查时至少有4个孩子分别讲过，学校有3位老师目击过唐进奸淫她们，一次是唐进强奸何雅时，李××进来向唐要粉笔，他当时愣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唐进提起裤子拉上拉链，把粉笔递给了李××，李转身就走了；另一个“李老师”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他也没说什么。还有一次，唐进正在强奸何雅，银×进来找他说个事，唐进放开何雅穿好裤子与银×摆龙门阵，摆完了龙门阵唐又拉过何雅继续施暴，结果银×不知为什么又回来与唐继续摆龙门阵，两个人摆完后唐再次强暴了何雅。银×两次目睹唐进作案，但他丝毫没有劝阻对方。

唐进是当地农民，高中毕业后就到铁炉村小学任代课讲师，且一直任班主任。铁炉村小学未设校长，属保山完全小学管。保山小学的校长就是唐进的胞兄唐振富。唐进被聘为铁炉村小学代课教师正是这位胞兄一手操办的。案发后，这位胞兄竟有些委屈地告诉记者：“村里人老说我包庇了他，我哪里晓得嘛？如果早晓得，我肯定会制止他，劝他自首，好好保住一条命嘛。”他特别强调，“我对我兄弟这个案子谈不上负有领导责任，就是换一个校长，也很难保证他不这么干，这纯属个人行为嘛，我们都是懂法的，都明白这个道理。”（取自1998年7月17日《南方周末》余刘文 等文）

这样的校长连“负有监管不严”的哈哈都不屑打，与他讲什么学校的“监护”责任，岂不是对牛弹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校长的作为，或许会让我们更加感到中国教育的词典中急需加入“人权”二字。

1998年11月某日晚9点多钟，湖北省房县秦口中学校长刑军广寝室里来了一高一矮两位不速之客。矮个身穿公安制服，名叫王宝顺，是刑校长的同学，平常来往密切。王对刑军广说：“我们两人的那一位都在县里，隔的远。你给我们找两个角色（指女生）姘姘（指发生性关系）。”刑说：“短训班里的几个女生天天晚上都在外面混。”王宝顺便要刑军广去找。刑军广说：“要搞不能在学校里搞，出去搞。短训班放了，你们出去在外面找，估计遇得到。”按刑校长的指点，王等二人果然在离学校不远的路上碰到了一群学生，其中有两个女学生。他们打电话将刑校长叫来，刑一会儿就赶来了，骂骂咧咧地将其中的男生带走了。……

两个女生跑回学校后，对教师向兵哭诉了被王宝顺他们强奸的事。次日晨，向兵向刑军广作了汇报，要求报案。刑军广说：“算了，我们先不要报案，如果她们报案了，我们再报。”说完便去找两个女生，发现二人已不知去向，就急忙去找王宝顺说：“昨晚上那两个女生不见了，你们赶紧去找，最好私了。”……（摘编自1998年12月22日《金陵晚报》高鹰 文）

这位也被人称作“校长”的东西，其实连东西都不如。就是狗东西作恶，也不过咬人两口肉而已，而他却是伤害了两位少女肉体与心灵的同谋，这是再恶的狗也无法办到的。

谁也无法否认孩子们面对的成人世界罪愆太多。权势强，人气弱；官性劣，人心坏；政治黑，人伦丧。无怪乎人们一直在为孩子们的安全深深忧虑。

－－民主与自由论坛

 

《洛杉矶时报》曾经采访过与我同城的一环保组织，号称也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询问他们对引起广泛反对的某化工项目的意见，结果却大大出乎预料，这样一个当地政府最后羞答答认错的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批评的工业空间布局失调，该NGO却大唱赞歌，其独特性让采访者吓了一大跳，可能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的环保NGO了，比政府更不在乎环境的损坏。虽然简称都是NGO，但是含义却不同，在此它的全称是“new-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新政府组织”。

无独有偶，国内一所号称在环境法规的研究上领先的知名大学，给我发了一个会议邀请，倒是很坦白地承认，他们从松花江污染事件到厦门PX事件，一律失语。看着这样的邀请，我也一时失语。对于幽默感这么强的大学，我只好惶恐地拒绝邀请，并祝福此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帮助太湖卫士吴立红”能真正成为他们学说的第一句话。

他们也许没有助推毁坏环境的恶意，只不过在发言时害怕说真话，或者认为自己说了没有什么用。环保NGO，或者大学教授的专业发言，当然会被普通公民当成保护环境的学术背书，正因为这么重要，所以就不说话了，或者说假话，让普通人无法可想。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忍辱偷生的逻辑，是现实而且聪明的逻辑。

我们努力取得某种发言资格，然后是为了闭嘴。这种超现实的现实，可能正是摧毁每个人信念的邪恶存在。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句话听起来已经那么古典，那么像外来文化。现实的本土文化已经流变成：只要留下本匹夫，你尽可以夺帅夺志。

每个人都发言，每个人都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句大白话就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只有不可夺志的匹夫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才可能缓慢增加。一群人，要么自动放大恐惧感，除了阳具照常勃起，其他悉数柔软；要么像个多嘴的看客，在阴谋论的分析中自动贬值——在那些宏大的权力运作当中，个人算什么呢？

6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修改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其中删除了两条：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和突发事件所在地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取而代之的规定是，面对突发事件，政府要选择对老百姓利益损害最小、最有利于保护老百姓权益的措施，否则就是违法。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解释说：“情况越紧急、越复杂，越要注意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应对突发事件时更要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

这总算没有让自己在世界面前蒙羞，媒体可以继续存在了；公民权利——包括话语权、知情权——也再次得以保存。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公民害怕说话，以及一些人害怕中国公民说话，这两个因素互激，已经对社会进步形成了阻碍，当务之急是鼓励公民多说话，毕竟因为公民沉默而导致的悲剧也不是一件两件了。

 

对于山西洪洞的黑砖窑事件，鄢烈山、林达先生都撰文表示不震惊。这几天想到此事，我发现，我也一点不震惊，否则我这几十年便算是白活了。

我的老家就在山西，在洪洞县南边的运城地区，据说这次的黑砖窑，也有份。小时曾回过老家一次，那时父母进了“牛棚”，无人照顾，让我们自己回老家投靠亲戚。说起来，山西南部还是华夏文明发祥地，有最早的石器时代遗迹，传说中的尧、舜也生活于斯。按钱穆先生的说法，陶唐氏或尧皆指烧窑事业，是一精于烧窑的氏族。山西的砖窑业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那里的人物事迹要历历数来，还真不少。比如，今天晋中一带乡村就还散落着许多元代搭建的戏台，完好如初。

但这些都是古代文明了。我回老家时，正值“文革”期间武斗。村里分属两派的人，街坊邻居，见了面点头招呼，晚上各自搭车去运城、临汾等城市，汇入自己的组织，遇到对立的乡亲，照样往死里整。后来父亲退休，想回老家，但禁不住全家反对，终于未能如愿。

我想说这人性太坏，但人性从来就不可测，所以西方启蒙思想家才设想出社会契约的理论，解释人们为何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社会和政府来保护他们，由此拉开了文明大幕。按照我们学过的社会发展史，唐尧时期还没有奴隶制，因此也不会有窑奴；许多论者将黑砖窑称为现代奴隶制，但我也怀疑，奴隶主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会如此不知爱惜？这些窑工甚至不是财产，他们是这个社会之外的人，是没有祖国的人。

关于黑砖窑，报纸上已经说了很多，所有的人都义愤填膺，还能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个社会决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结果却发生了；说生存权比其他权都重要，结果连这也没有了。黑砖窑持续这么长的时间，遍及山西各地，政府部门却好像都不见了。除了那些直接勾结窑主、大搞权钱交易的当地官员，其他官员干什么去了？好在黑砖窑目前已经被定性为黑恶势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凡有黑砖窑的地方，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无政府状态。

我的家乡陷落了。这是文明的陷落，它始于社会的陷落。在此事受到中央政府关注之前，那些有黑砖窑的村子，村民们从未认为这是在犯罪；有些地方的窑主可以当面呵斥警察，不许他们帮助家长找人；甚至到了今天，对于媒体的不断采访，洪洞县宣传部长的反应也是，此事的发生都要怪当地派出所多事，把它捅给了媒体。当法律在某个地方失去威严，道德在某个地方变成空白，社会崩溃的征象便显现出来了。

当今世界上有种说法，叫做“失败的国家”，用来指那些已无法为其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无法维护法治和人权，无法提供有效治理的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许多人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富裕，这都是事实。但在像黑砖窑存在的个别地区，由于官员渎职无能，导致人们“孤独、贫困、污秽、残忍而短寿”，甚至连黑窑主强迫智障人劳动这种骇人听闻的现象也出现了，说这些地区处于社会失败的边缘，一点也不为过。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权力者无须对公众负责所致。

事实上，在我们周围，文明也在不断陷落。这几天，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吸引了媒体目光，另一件发生在陕西白水县的事件却被忽略了。6月4日，白水城一个城管因为粗暴执法，被摊贩点汽油报复，全身大面积烧伤。如今，一个躺在病床上，痛不欲生；一个关在拘留所里，等待审判。而网上呢，全是一片声地表示烧得好，称赞那个摊贩是英雄，看得人良久无言。

黑砖窑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太多，最切要的就是我们应当改变某些观念了，不能再将生存权与人权对立起来，生存权并不只是能吃饱饭的权利，而是应当包括人权(主要指政治权利)在内。否则，百姓的生存权最终仍得不到保证，我们的文明还将继续陷落，而不是提升。

 

1

雷蒙。阿隆的《论自由》，几乎是一本小册子，可是却有着一种巨大的声音：自由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托克维尔，无论是美国的民主文明，还是东方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幡，似乎都要把自由认定为自己矢志追求的目标。

托克维尔如此说道：“暴君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是他想独占自由，他认为其他所有人都配不上享有自由。因此，人们对自由的看法并没有区别，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马克思说得更让人感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托克维尔出身古老的贵族家庭，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在自由的阵地上，两个人似乎具有某些类似的理解。雷蒙。阿隆显然看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入手，主张重新阐释，试图在两种政治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在阿隆看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鼻祖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人的自由发展，因此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部分观点便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余地。如此，作为哈耶克理论的范本，美国政治制度是否背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正理念，舆论的作用和权力的人格化在当下技术性的世界里，会怎样隐性消解人的自由，更是值得考量。

所以阿隆在书的结尾处，拿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走向灭亡，如果没有每个人都能自己作主和自主行事的环境，那么自由就是不可能的。”看来，雷蒙。阿隆把他的立足点定位在人的主体性之上，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之后，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一切自由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国家自由，还是个人自由，无论形式自由，还是现实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还是当下的自由，无论社会自由，还是精神自由，人的价值才是我们的第一主题。

2

近年来，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为中国缺少自由观念，并由此断定中国历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争论由此开始，有人在中国古籍里能够找到各种对自由的阐释。比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就是一种自由精神，“君子和而不同”更是一语中的，显示出古代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大学》里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程序，也是很清楚的说明：中国人早就理解到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从个体建设逐步推进到群体的，所以余英时先生指出，“承认个体先于群体，实际上已经涵盖了社会自由的意义在内”。

关于精神自由，中国古代文学典籍里更是比比皆是。杜甫诗云：“送客逢春可自由”，对春天来临，人如同草木一样自由生长的场景无限向往；王安石诗歌：“我不怨此瓦，此瓦不自由”；柳子厚诗云：“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宋代僧人道潜也有诗歌提到自由：“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这些关于自由的抒情说辞，都是关乎心灵状态，让人想起某种无拘无束的超脱之感。

孔子一辈子提倡道德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应该算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划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界限。可见，中国人有史以来就有自由观念，只是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与今天雷蒙。阿隆的《论自由》相去甚远。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社会自由方面却发展甚少，所以，有人把这种精神领域的中国式自由称为“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人权，也不是统治者赐予的特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善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的精神空隙。还是余英时说得好：“尽管它随时随地都存在，然而也随时随地都有丧失的可能。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经过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

3

沿着雷蒙。阿隆的方法论，结合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我们能发现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偏差在哪里？我们应该沿着怎样的路径来建设我们的自由。

最醒目的自由理论偏差可能就是毛泽东的檄文《反对自由主义》。

毛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文章最后还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也称为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理解自由的标准答案。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自由的理解主要局限在精神领域的“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而对社会自由，自由权力却没有进行最基本的思考。因此，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就是：以反对自由主义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的自由权力，暴力和强权、否定一切的单元思维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逻辑，而沟通，多元，人的主体价值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由此降低到泛政治的层面，并离普适性的自由文明价值越来越远。

最醒目的自由行为偏差可能是文革时代的造反派行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袁素娥等人批斗校长卞仲耘，一群孩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将自己的校长关押，用带铁钉的木棍殴打，卞仲耘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冷水泼在校长的身上，并呵斥她装死。一些不了解文革，也不了解自由理念的人曾经认为，文革时代是中国人少有的自由时代。谬误就在这里，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拥有“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所谓“自由”是以伤害他人为目标的，这样的自由背离了人的价值这一基本前提。

这样的历史场景真是让人伤心，看来对自由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人听见自由二字便火冒三丈，有人则高举自由的幌子在那里胡作非为。有人把神圣的自由权力看成是无耻的自私自利，有人则又借用自由的价值，将国家、法制置于脑后。人们似乎总是站在几个极端的地方讲自由，要自由。所以罗兰夫人很生气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素可能是比雷蒙。阿隆更重要的自由主义大师之一，他在《什么是自由》中开篇就说：“自由的种类很多，有的世界上太少了，有的又太多了。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那么我们得接着补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是我们所不期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仔细揣测罗素的话，他首先点破的是自由好坏善恶之别，不可以笼统地以为任何自由之名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其次他将自由设定为对他人的权利的尊重。如此推论下去，马克思对古典贵族自由主义的否定，与后来哈耶克等人对马克思自由理念的忽视，包括毛泽东对自由主义的狭窄理解，文革时代学生对自由的滥用，都是已经或者试图“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是某种对他人权利的有限剥夺。

如此看来，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即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所以还是雷蒙。阿隆说得好：“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守卫自由，但我们也尊重他人的自由，这种宽容、理性的自由精神，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

（[法]阿隆：《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4月，18元。）

 

距离苏联已经解体十几年，回首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诸多学者、民众似乎仍然不能摆脱激情的支配。看看《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当有助于正确地认识那场导致全球变化的改革。本书是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辑的，当然不乏为戈氏辩解的成分，但各篇章的论述大体上还是比较客观，从中不难比较准确地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又何以走向其所不能想象的结局，而俄罗斯人的失望究竟有没有道理。

改革拐弯的必然性

早在苏联式政经体制现实地建立之前，192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出版了一本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在这本后来引起广泛争论的著作中，米塞斯说，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他不光是说它是不现实的、不可行的，而是说从概念和逻辑上说，计划经济就不成立。因为，全国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取消了私有财产，取消了价格与利润，因而计划当局就根本无从知道社会需求什么，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所谓的计划经济，最终必然会走向“有计划的混乱”，经济体系无法正常维系。到后来，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进一步指出，计划当局陷入一种无法克服的“无知”状态：制定计划所需要的知识分散在无数人那里，这样的局部知识绝无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计划当局收集、集中使用，因而政府根本无从制定计划。假如有计划，那不过是任意编排的一堆数字而已。

当然，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多个国家建立起来，而且也运转了若干年。但这并不能证伪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利用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信号，都保留了私人市场部门，比如自留地和黑市，这为计划当局提供了制定计划所必须的价格信息。当然，由于这些部门本身受到政府的压制，因而计划当局获得的信息仍然是扭曲的。总之，计划经济终究无法避免经济混乱。“短缺经济”、苏联那样的经济结构扭曲等等，都是“有计划的混乱”的具体表现。至于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走向崩溃，也是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

所以，在实行苏联式体制的国家，至少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会使改革变得不可避免。所有建立计划体制的国家，在经历了几年、最多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都被迫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每一届苏联领导人都在进行改革，只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声势比较浩大而已。

毫无疑问，任何改革者都希望把改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并且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很自然地，戈氏的改革方案从经济改革开始。这种选择，既有实用的考虑，也有理论的支持。现实地看，苏联旧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党政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者当然同样不愿放弃这种控制权，所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相对安全的策略。另一方面，苏联的意识形态主张经济是基础，改革者通常就相信，经济问题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了经济问题，“上层建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现实的逻辑通常会打乱改革者的日程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必然要扩展其控制的范围，变成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比如为了维持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转，就必须限制个人支配财产的范围，禁止人们自由迁徙，控制国际贸易，以至于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家庭的消费活动，甚至婚姻和生育。

如此，生活在苏联体制下的民众，固然对经济上的困苦非常不满，但他们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自由的匮乏。上下两个阶层的人们对此感受最强烈。一方面是国有部门之外的底层民众，他们被剥夺了利用自己微薄的技能维持生活的机会。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知识分子则因为丧失了讨论的自由、思考、阅读的自由而不满。因此，一旦改革者为了经济改革而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民众立刻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自由的诉求。改革者一门心思进行的经济改革，立刻就会变成更广泛的摆脱思想、政治控制的社会运动。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改革者调整自己的方案，改革的议程很快就会走向对旧体制之核心进行改革，即政治改革、执政党体制改革，以重建社会治理体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俄罗斯转型故事并不独特

不幸的是，这样的改革通常很难成功。这不完全是因为民众的要求不正确，也不完全因为改革者缺乏诚意。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民众、知识分子，还是改革领袖及其智囊、支持者，其实都缺乏进行改革的必要知识和技艺准备。

民众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痛恨旧制度，对于新制度则只有憧憬的激情，而无细致、严谨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更娴熟于破坏，这只需要诉诸激情即可；而缺乏建设新的制度的知识和技艺，这是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的。苏联体制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国家权力之外不存在任何层面社会的自我治理，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的人们甚至连家庭的治理技艺都会丧失。因此人们无从掌握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艺，甚至连他们争取新制度的行为也保留着旧制度的鲜明特征。

结果，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苏联的旧体制瓦解了，但是人们在改革过程中所向往的新制度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失望，这正是大多数俄罗斯人过去十几年来的主要心态。当年对改革越热心的人，失望却强烈。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仍然是留恋过去，美化旧体制。

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能否启动全面的改革、转型，要看是否能够碰到一位具有远大理想的改革者，他恰好又占据着有利位置。这当然是运气问题，并无任何必然性。俄罗斯人是幸运的，他们接连碰上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都具有改革的勇气，都具有义无反顾地告别旧制度的决心。

但是，一个社会终究不能靠运气建立起优良的政制。由运气带来的改革者所启动的全面变革究竟呈现出什么形态，最终通往自由宪政，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否在短暂的时间内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把新规则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迅速地按照新规则建立起可以运转的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新制度才能够扎下根来，获得生命力。而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在启动全面改革之前，至少部分民众有机会学习、练习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艺。这进一步又意味着，在改革启动之前，权力本身不是那么绝对，社会还有一些自治的空间，新规则、新制度在旧制度下有机会生长发育，哪怕不那么完整。

很显然，这样的条件十分苛刻的，甚至自相矛盾：假如不是权力过于绝对，民众及知识分子的改革诉求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人们具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几乎必然意味着人们缺乏训练改革后之新体制所需要的治理技艺机会。

不难理解，俄罗斯何以至今仍然未能顺利完成当初人们所期望的改革计划，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宪政体制。其实，转型过程如此拖延，乃是历史的常态。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如此。

宪政制度是一套十分精巧的机制，生成与维系条件十分苛刻，尤其是需要社会自身成长、知道如何自我治理，知道如何在自由与权威、在原则与权益之间折衷。达到这样的条件，当然十分困难。但俄罗斯人无论如何应当感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至少启动了转型的过程。至于最终俄罗斯能够得到什么，则要看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努力。所有怪罪戈尔巴乔夫者，如果不是硬心肠的守旧者，就是在推卸自己的公民责任。

 

我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系统，曾经发来过很多有名的大右派，比如丁玲、吴祖光都来过。据妈妈讲，当时我们家住在铁道兵农垦局所在地虎林的时候，周围就有好多右派，妈妈还问他们中的一个版画家，要了一幅版画，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文革时才被抄家抄走。可惜那时候我还小，分不清楚这些左和右的事儿，等到懂点事了，家已经搬到了一个不大的畜牧场，不知道为什么，场里，一个像样的大右派也没有。场里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转业来的军官们，虽然多少跟反右有那么点关系，但至少名义上都不是右派，他们是在部队1958年补充进行的反右斗争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或者干脆不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戴着小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就被发配到北大荒来，据说当时的政策是，自愿去开荒的，就不戴帽子，不识相的，就戴上帽子，开除军籍。

我一生中最熟悉的右派，只有一位，算起来，他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在心里，从来没有把他看成老师，而且他只是“中右”，属于那种只在档案中记上一笔，限制使用，但不给实际处分的那种，这种人，当时据说比正式的右派多几倍。跟这个右派发生关系，是1965年的事，那年的暑假里，我莫明其妙地被通知，你跳级了，从三年级的上半学期，直接升到四年级，读那个年级的下半学期。

换了班级，课程的压力当然有，但并不大，因为当时我已经会看书了，班主任老师从一个喜欢我的女老师换成一个冷冰冰的男老师，却令我很是不快，以至于原来那点跳级的自豪，也被冲到爪哇国去了。希望老师喜欢自己，大概是大多数小学生，尤其是那些还比较上进的小学生共同的愿望，我也不例外。开始，我以为新班级的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般（因为跳级的缘故），于是我就拼命赶了一下，成绩很快上去了，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老师看见我，依然冷冷的，连一丁点笑模样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我遭到冷遇，是因为他对学校允许我这种成分不好的人跳级，感到不满。别的班级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可他却教算术。教的怎么样？平心而论，很认真，也很卖力，碰上讲了几遍学生还不懂得的时候，他的汗都下来了。班主任老师成年累月戴着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大暑天也不肯摘下来，所以汗相当多。后来，文革期间，每天早请示，有促狭的学生非说他不摘帽子对毛主席不恭敬，他不得不摘下帽子，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个瘌痢头，那些非要让他摘帽子的学生，看来早就知道。

我这位右派老师，教课很认真，但教的确实不怎么样，无论是他的嘴里，还是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是干巴巴的，连一点水份都没有，一学期下来，除了少数几个比较聪明的学生之外，我相信班上的大多数人，根本什么都没听明白。我一生都对数学、甚至数字不感兴趣，估计跟小时候这种枯燥的算术课经历不无关系。时间长了，发现他不仅不喜欢我，连班上另外一个学习尖子，他也不喜欢，当然，我们这两位佼佼者，家庭成分都不好。老师喜欢女生，尤其喜欢某几个根正苗红，而且模样周正的女孩。那时候，农场学校跟农村公社的学校差不多，很不规范，学生年龄差距很大，虽然才小学四年级，有的学生已经相当大了，不少男生女生都发育得相当成熟，比我们这些小毛孩，高出一大截，后来回想起来，人家的性特征都出来了。某些发育成熟的男生，于是传老师跟女生这样那样，有鼻子有眼，但我的感觉，这种事是没有的，老师仅仅是像许许多多男老师一样，多少有点寡人之疾，但绝对没有往深入发展，奇怪的是，他的寡人之疾，居然不自觉自觉地跟党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

当时，我最喜欢上的课是图画课，一来涂鸦是儿童的天性，二来图画老师是女的，而且很漂亮，三来，我在课上总是得到表扬。当时，我喜欢不按规矩地乱画，此前在农垦总局小学的时候，总是挨批评，但这位女老师，却总是表扬我，每次作业，我都是全班最高分。上图画课，当时，算我的节日，总是暗地里盼着它到来，如果赶上那天图画课被劳动课冲了（这种情况当时很多），我会因此而闷闷不乐许多天。记得图画老师长得很白，漂亮，却透着高傲，虽然我知道她喜欢我，但是却不敢亲近她，虽然她就住在我们家的房子后面。每次上课，尤其是她走到身后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一种沁人的香气，但绝不敢抬头看哪怕一眼。每次回家，走到她家门口，总不自觉地要望一眼，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因为老师下班比我们晚多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一点，文革来了。批“三家村”，少先队干部的臂章取消，课也不上了。男孩子都挺高兴，包括我在内，成天疯玩，弹弓子打坏了几副，班上另一位学习尖子，练成了神弹手，他爸爸是医生，可以弄到听诊器的胶管做弹弓，特准，让我们很羡慕。不过，大一点的学生好像没我们这么悠闲，他们在忙着斗老师，那些成分不好的老师。那时候全国都一样，都在破四旧，斗老师，斗成分不好的人，只是边疆地区，革命东风一向吹到这里，就成了强弩之末，大家狠劲不足，跟城里的老红卫兵没法子比。不过，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红卫兵们，一些仅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戴帽的红卫兵，却有一个大人当事实上的首领，这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他成分好，据说是标准的贫农出身，他的中右问题，估计是领导疏于看档案（在我们那里，这种事常有），居然没有人知道。

跟许多地方一样，运动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总是趋向把运动往成分不好，有“前科”的人那里引，免得火烧到自己，于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就开始领着学生批斗自己的同事，到批的差不多的时候，学校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自动放弃领导权，于是我们老师大权在握，成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登上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在他还在攀登的时候，我们的图画老师倒了霉。本来，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成分最差，据说是地主兼资本家，但是那个男老师，是教体育的，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跟学校一班儿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就是当时造反红卫兵的骨干们，都是哥儿们，因此，他居然没事儿。我们那位图画老师就惨了，由于她平时就很高傲，不大理人，长的又漂亮（那时的斗人的人，都喜欢折腾漂亮的女被斗者，大概是LBIDO作怪），斗争一起来，马上就成为主要目标，大家一拥而上，斗个没完。可怜她当时已经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天天拖着大肚子，被折腾来折腾去，有一次，几个年纪大的学生居然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串破鞋，再加一个大铁桶，赶着她游街，一边走，一边往铁桶里加石头，铁桶上的铁丝，深深地勒入她白皙的脖子里。我们班主任，明明看见了，却管也不管。当天夜里，图画老师就抹脖子自杀了，当我们赶到时，她还没死，嘴里发出来一声低微的呻吟，一张脸惨白惨白的，至今，只要提起这件事，这张惨白的脸，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们班主任也赶到了，他没有张罗救人，却在现场开起了批判会，在口号声响起的时候，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图画老师死了之后，我的晦气也到了。班主任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学生，总是找茬训人，开批斗会，成分好的同学没事就找茬跟我们打架，如果我们挨打，他不管，如果我们反击，他就说是阶级报复，一次，我实在被惹急了，脱口而出，顶了他几句，这下坏了，从此班级有事没事开我的批判会，斗得我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有时连吃饭都张不开嘴。当时，我最怕的是忆苦思甜，因为到这个时候，接下来就是我这个狗崽子的批判会，一听到“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忆苦歌，心里就一哆嗦，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最喜欢开忆苦会。那个年月，孩子的命运，跟父母密切相关，到了我的父母双双被抓进牛棚时，我成了农场最黑的黑五类，一天，我去牛棚给父母送东西，看押的人抓住我，拉到一个空屋子里，非要我谈谈对父母罪行的认识，这大概是他们的一种游戏，每当进行这种游戏时，在每个被关押者家属那里，大概都能听到咒骂自己父母和家人的声音，他们乐此不疲。但是，那天我却什么都没说，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等着他们揍我，大概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钉子，他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没动手，放我走了。第二天，邻居家孩子告诉我，学校出了告示，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告示上署着班主任的大名。

以后的日子，出现了戏剧性，我在家里，饥寒交迫地过了一年，但是在这一年中，我的班主任的档案被人翻出来了，革命小将们发现，原来这么革命的一个人，居然是右派分子。于是，红得发紫的班主任，被揪了出来，学校被交到了几个刚从部队复员的小兵手里。而这些小兵中，有一个很快成了家，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大概是看我可怜，于是让我再去上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再也没有跟我这个昔日的班主任有过交集，虽然陆续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是心里一直怀着怨恨，总是希望他不好，但是，他其实一直挺好，被揪出来，也挨过斗，很快就解放了，文革结束，抓三种人的时候，稍微有点麻烦，也很快就过去，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然后一直在学校当个副手，直到退休。

倒是我，一路坎坷，先是因为写了反文革的信被全师批判，然后考大学政审不合格，次年才勉强上了一个很差的农业学院。这么多年过去了，伤痕早就结了疤，我也知道，当年导致我命运悲剧的并不是我的班主任，他只是适逢其时，顺手推了一下而已，他不推，也自会有人推。平心而论，他也不是个坏老师，至少他教课还是认真的，没占过女学生的便宜，除了少数几个学习特好的学生之外，其他同学，一直跟他关系很好，据我所知，这些人，直到娶妻（嫁人）生子，还跟他有来往。他做事也很认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经常要派学生去种地，多数的时候，都是他带队，而且他亲自动手干，干得比谁都多，下种的时候，用手抓粪，往穴里搁。他对成分好的学生，真的是爱，爱到毫无原则，但是对成分不好的学生，也真的厌恶，厌恶到了没理性的程度。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贫农积极分子，不像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右派。

说实在的，我对于他为什么会被划成中右（据说那是在他山东老家的时候遭的事），我一无所知，但是从后面的事情推上去，估计十有八九，是焦大之过，即便是被无辜地塞了一嘴马粪，焦大依然不可能恨主子，不恨主子，只好迁怒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如我们那位图画老师，甚至恨乌及屋，累及我这个毛孩子。在他的逻辑里，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有反右斗争，怎么会连累到他这个根正苗红的人？反右，对波及的人，不仅有肉体戕害，灵魂的折磨，还有心灵的毒害，绝对不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因此有了自我的觉悟，有了人性的复苏，有些人，反而陷得更深，只要有机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用拼命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同伴的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想要借此回归革命队伍，他们的人性，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苏醒，反而更加扭曲，更加沉沦，惟其如此，反右的悲剧，才更悲，更痛。我想，只有认识到这一层，反右运动的危害，才算露出了冰山一角。

 

 

6月是一个让人难过又难堪和无奈的月份，今年的6月尤其如此。山西黑窑里的奴隶制和唐山受装甲车保护的黑社会让我们在刺眼的夏日里感受到阴冷的黑暗。好在6月总会过去的，7月1日一定会准时到来，不是吗？7月1日是喜庆的，不但是建党节，也是香港回归纪念日，姑且让我们把6月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吧。

今年正好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各方面都紧密锣鼓，欢欣鼓舞，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到香港与港民同乐。想一想，到时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电视、报纸和互联网都会给你带来铺天盖地的喜庆气氛，在有高度组织和纪律性的大陆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全民一定会再一次沐浴在洗刷百年耻辱的兴奋和自豪之中。

虽然我的自豪感已所剩无几了，但也许媒体的盛宴可以把我带进香港普天同庆的和谐社会里去，暂时把我从黑窑童奴和黑社会装甲车的愤怒和羞辱的氛围里解脱出来。

可是，不管你身处何处，不管你是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着手，变革我们的体制，改变我们自己，通过媒体像传染病一样塞给我们的那种喜庆气息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过不了一段时间，又会有超过我们想象力的邪恶和丑陋的事件在中国大陆上演，又会把我们一次次从媒体营造的梦幻般的气氛里带回到军阀割据的黑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的现实之中。

 

香港收回十周年是值得庆贺的，香港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昨天在北京举行的香港回归十周年成绩展上，香港特首曾荫权作了主发言。这位港英当局培养起来的特首嘴巴一张，吐出的竟然是他几十年从来没有说过的、但我们大陆民众却非常熟悉的话语：香港十年的发展要感谢北京党中央的领导……估计这话有真心的成分在里面。查阅了这位英国人培养的高官，过去几十年发言上百次，从来没有听到他开口感谢港英当局或者伦敦政府。

北京政府果断收回香港，洗刷百年耻辱，要肯定！邓小平高瞻远瞩，实行“一国两制”，更要肯定！北京政府能够保持回归后的香港制度不变和高度自治，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了香港人的信心，也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因为北京政府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一忍再忍，最终没有做什么，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些心酸。我想，曾荫权的话是不是隐含着这样的内容：香港开放十年的成绩要归功于北京党中央，主要是因为你们保持香港的制度不变，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才取得了这些成绩……

毫无疑问，香港的制度是优越的，是值得不变和保持五十年的。那么，北京承诺要保持的香港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香港当时实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成熟的典型的民主制度都相去甚远，以前港督是英国派来的，现在的特首也是北京首肯的，香港人民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可是，香港的制度却显然有极大的优越性，该怎么认识呢？

我从理论上无法说清楚，还是谈自己的切身感受吧。离开香港已经十年，但即便1997年8月离开香港后，我在西方多个国家住居长达十年，这十年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香港。香港虽然没有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然而，不但经济上实行的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他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几乎都和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类似，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法治与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的自由。

英国当局最大的贡献是在香港建立的法治，以及当他们给香港派去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总督的同时，也送给了香港人一份更加有权有势的礼物：媒体和言论自由。

北京承诺要保持香港的制度时，肯定不是指由英国或者北京派一个“港督”或者“特首”的制度吧？在经济上，应该主要是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在政治上，就是法治和自由。

言论和结社、游行自由是港人的尚方宝剑，新闻和媒体自由则是香港的无冕之王。有了这两条，任何人或者政府也别想把香港改变得怎么样，更不用说要把香港向后拉了。无论是从天而降的港督还是小圈子选举的特首，他们的权力都受到了限制，他们不但不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还不得不在六百万港民的目光下小心翼翼、兢兢业业。

董建华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不管你是谁青睐的，不管你的后台是谁，香港人民不买你的帐，而且他们又有权力表达出来、发泄出来的话，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忍受和鞠躬尽瘁，如果还是时运不佳，你最后就不得不黯然下台。还有那个伏明霞的老公，当时香港第三号权贵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竟然因为买了一部稍稍占了点便宜的四驱车而被迫辞职，让人惊叹和羡慕不已。

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大陆的城市和领导人。无论是上海市长陈良宇，还是北京市长陈希同，抑或是药物监督局的局长郑筱萸，在他们耀武扬威当权的时候，如果媒体不是高度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下，如果知情的老百姓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意见，他们的问题还小的时候，也许早就被揭发出来了，这样不但防微杜渐，也防患于未然了。

就拿陈良宇的案子来说，早在东窗事发之前，有关部门和媒体不知道收到多少封检举揭发信，有些还是实名的。可是结果呢，揭发信被内部处理或者甚至转到了他本人手里，揭发的言论被压制下去（如果揭发人不是被镇压下去的话）。最后，不但人民的财产和身体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在民众中的威信和信誉进一步受损。他们自己也死的死，残的残。

上海和香港，近在咫尺，属于同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却天壤之别，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假如，上海能够引进香港的制度和模式，会怎么样呢？是否可行？

我认同历史学家冯崇义博士的看法，也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一种民主是真正的民主，绝对没有什么卡斯特洛牌的，也不会有中国制造的“那个好东西”，那么何不像引进西方发明的汽车、电冰箱、轮船、飞机、大炮和卫星一样，直接引入呢？

但我同时承认中国目前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当然我指的特殊情况和北京有些人说的是两码事。我说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有些利益集团不肯放弃嘴里的肥肉，另外就是经过多年的学校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教育和影响，连大多国民也产生了幻觉。例如提到美国的民主，就想起了伊拉克战争和霸权主义；说到日本的制度就联想到军国主义；就连台湾地区实行最能代表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国会辩论也被中央电视台形象成几个摔水杯子、打群架的画面。——中央电视台极少转播台湾地区的国会代表质疑政府高官的激动人心的画面，但没有一次放过人家吵骂和打架的镜头。

所以我知难而退。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放到香港身上。如果是十年前，我也不会贸然提出要把香港模式移植到内地，不实际也不可行，再说，那可是英帝国主义和整个西方的一块反华基地，制度再好，能引进吗？

现在不同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十年之久，久得已经认祖归宗了。香港的制度不但是北京政府承诺保持下来的，而且十年的改革，也注入了北京的心思。如果我现在说，让我们把香港的制度推广到大陆，至少先引进到上海和北京这些大城市，我想不会有人指责我在搞西方的一套，也不会骂我是汉奸，——要记住呀，香港不单是中国人的，也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把上海和香港摆在一起比较他们实行一个社会制度的条件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多大的区别。而且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户口制度，先从上海实行起来从操作层面上也是可行的。最主要的一点，香港实行的自由制度是有上限的，不会挑战一国，也不会挑战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这一点让北京放心。

那么为什么不让上海人民在中央指定的圈子里选举自己的“市长”？允许民众在上海这个圈子里真正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特别是那些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对那个控制他们缴纳的税钱、甚至掌握他们生死大权的市长进行监督，同时建议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一个不受上海政府和市委领导的独立反腐机构——廉政公署……这一切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北京党中央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声誉和前途以及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一大帮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地方腐败官员。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使用屠杀民众的方法维持一小撮贪官污吏的制度持续不久，而使用屠杀几个贪官污吏来平息广大民愤的办法也不可取。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如果做到了，我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边派遣反腐队伍到上海清理门户，一边亲自到香港庆祝香港回归。上海如果有香港的法制和言论、媒体自由，我想，绝对不会再出现陈良宇这样的市长！（请注意，香港在更穷和更混乱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像陈希同和陈良宇这样的市长）也不会出现至今还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分子！更不会让民众感觉到上海被XX家族控制等等。

说到腐败分子，又忍不住想到黑窑童奴和唐山的装甲车，如果内地也以城市为单位实行香港的制度，至少引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模式，那些匪夷所思的恶性事件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至少被早些发现？贪官污吏是否一直要等到中纪委突然给他们戴上手铐之前的前一天，还人摸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大讲“三个代表”？

在思考这个问题都时候，我正在读吴国光先生关于“县政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有关论述，深受启发，相对于一直对政治改革痴心不改的吴国光先生的有深度的思考，我的建议对于北京党中央来说，是一个更容易接受和实行的。我认为要把香港的制度搬到内地的话，是不存在任何困难的，只有简单的“想”还是“不想”的问题。

先以大城市或者县市为单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手，照搬香港的经验，成立一个个特别行政区。这些行政区都受中央领导和控制。北京政府大可不用担心。而且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事实也应该让北京认识到，它既然能够控制被英国人教育了一百多年的香港，自然也应该有信心可以控制被自已经教育和控制了五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例如上海、北京。香港人民不一定得天独厚，大陆民众也不应该是刁民。

前往香港与民同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也明白，他们去庆贺一个城市十年取得的成绩，而这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们保持这个城市原来的制度，没有过多干预。在我看来，香港回归后的最大成绩是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香港的中国人既然可以生活在健全的法制和充分的言论自由之下而仍然享受和谐社会和繁荣发展，我们大陆民众也一定可以；同样，十年的香港也为北京政府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制和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带来乱子，而且还会十倍和百倍地减少贪污腐败，提高效率，增强人民参入政治的信心，这应该可以增强了北京政府大踏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不会天下大乱，只会减少贪污腐败和邪恶事件，形成更加和谐的社会。

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香港与民同乐的时候，不要那么来去匆匆，最好把自己的那些智囊也带去，把他们留在香港一段时间，让他们真正感受一下香港的法制和自由，让他们真正了解香港人民的欢乐和忧愁……

至于大陆的小民如我，就不敢奢望太多，只求你们考虑到我们也是和香港同胞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我们都生活在这同一块土地上，血脉相连，请你们也承诺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制度，允许我们在你们的领导下，分享香港市民享受的言论和媒体自由，这样不但可以减少那些把民众都折磨得麻木了的贪污腐败，也可以增加社会的和谐性，更长远地讲，可以让北京政府统治更稳定、更长久。

而这一切的实现根本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和困难，只存在于一念之间：“想”还是“不想”？

 

杨恒均于2007-6-28

 

再过几天就是7月1日，也是香港主权移交满十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时刻，许多人只愿意选择撇过头去注意香港热闹风光的一面，却刻意回避香港在自由、民主与人权等方面大幅的倒退。而今年同样也是台湾解除戒严满20周年，与香港同为华人社会，台湾历史发展的结果却如此的迥然不同，探其原因，更证明“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

1985年6月中国人大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五年后正式通过《基本法》，并于1997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以法律的形式，明订“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等理念，同时保证“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然而，十年过去了，《基本法》所保证的一切，结果只是一纸空话。

以“港人治港”为例，前特首董建华于施政报告中指出，胡锦涛在他述职的时候，曾当面指示相关“政改”问题须先征询“中央”意见。

为了批判民主派人士不爱国，中国更在2004年发起“爱国爱港”论战，表示“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在“高度自治”方面，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曾要求公务员支持董建华连任，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也表示文官保持政治中立，“那是英国人的做法”。至于“经济自由”部分，不但香港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忧虑“香港中国化”将造成国际投资疑虑，立法议员涂谨申更质疑“廉政公署”担心开罪中央，完全不敢调查陆资机构。

“司法独立与人权保障”方面，1999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第一次释法，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且屡次拒发或没收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回乡证，并以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为由，拒绝教宗访港，阻挠中、港信徒交流。在“新闻言论自由”方面，荣获人权新闻奖的影片《天山狼嗥》因涉及新疆独立议题在香港遭到禁演，而香港有线电视播出吕副总统的专访，立即遭到香港中联办警告不得散布或鼓吹“两国论”及“台独”言论。依据今年年初香港记者协会所做的民调也显示，有58.5%的受访者表示，新闻界的自我审查较移交时严重，特别是在淡化中国政府的负面消息等等。

由这些事实证明，香港在主权移交后，非但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反而越来越中国化、内地化。特别是当2002年，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曾表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香港各界团体纷纷串联，组成“民间人权阵线”要求港府广泛听取民意，终于促成2003年7月1日50万港人走上街头的大游行。十年来香港象是被关在鸟笼中的小鸟，只是这个鸟笼愈来愈小。

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因此先要有主权才可能有民主。香港今天只能在大一点或小一点的鸟笼之间做选择，始终无法摆脱被关在鸟笼中的宿命，没办法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而这正是值得2，300万台湾人民必须要感到庆幸与警惕的地方。

然而，台湾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民主的潮流是无可抵挡的，党国体制与威权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未来必然将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在中国迈向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的过程中，2，300万的台湾人民与700万的港人，都能做为最好的借镜与参考，期盼未来民主与自由能成为两岸三地，甚至整个华人社会共同的语言，并重现香港做为东方明珠昔日的光彩与荣耀。

（2007-06-28）

 

山西黑奴事件经过媒体揭露，民意借助网络沸腾，各种问责声浪指向迟钝的当地政府，麻木的政治制度。在一个信息社会，这种人间惨剧得以大面积的持续存在，当地政府难辞其咎，专制制度也难辞其咎。为了杜绝悲剧重演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不停的不断的追问，质问，因为我们知道官僚的道歉是不够的，制度的敷衍是可怕的，制度以及主导制度运作的精神体系的变革才是保障人们免于奴役的根本。

在我看来，主导这个政治机器实际运作的邓小平主义是导致这个悲剧的精神源头。所谓邓小平主义，简单的讲就是经济发展主义和维系政治垄断，这个简单的政治公式是中共体制运作几十年的的实际指南针。邓小平主义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经济自由，另外一方面持续剥夺着人们的政治权利，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权力的运作模式，利益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无法形成，不受约束的权力日益恶性演变，地方政权黑帮化，碎片化发展趋势明显。

胡温当局也许试图客服邓小平主义的某些缺陷，因此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动听的字眼。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和应有的政治权力，迄今为止，胡温还在这个制度泥塘里苦苦寻找着北，他们对这个制度的影响跟死去的邓小平还远无法相提并论。中国政治观察家应该会同意，那些改头换面的文字游戏改变不了邓小平主义实质性支配着中共体制的现实。

在邓主义指引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成为各个地方权力结构的制度化狂热。为了要经济发展，环境，人权统统可以让路，效率和公正可以统统不顾。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政治前途，必须发展经济，因此什么黑砖窑，什么矿难，什么环境污染，在官员嘴里都成为了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黑奴工事件中，为什么当地那么多的官僚机构，那么多的官僚层级都可以体现惊人的迟钝和麻木。如果说这种制度性的因素是这场灾难一般性的凶手的话，那么权力的异化则成为直接的凶手。

邓小平主义的本来主旨是通过经济发展换取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垄断地位，但是在意识形态破产和现实利益的夹击下，地方各级官员对维护一个抽象的共产党统治已经没有兴趣，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可以表现为政治升迁——但是这个往往是高度不确定的冒险， 也可以表现为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攫取——这个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信手拈来。在山西黑奴工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长串的利益链条，看到黑工的血汗如何演变为权力的盛宴。 邓小平主义的重心已经从通过发展经济来维系政治统治移到通过政治权力来掠夺经济发展的利益。

当然邓主义的恶果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邓主义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没有政治权利就意味着没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因此他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也就处在一种奴役状态，成为权力的囚犯。山西黑奴事件中，那些伤心的父母，那些善良的人们，为什么要长久的四处哀求，为什么要乞求相关当局去解救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亲人？ 原因就是所谓的主人变成了奴隶，而所谓的公仆则成为了主人。让我们悲哀的是，迄今为止，这个悲剧所展示的方式依然印证着这种逻辑：高层领导批示，地方当局动员，一场指向公共权力的问责风暴在权力之手的腾挪之下变成了送温情的烂俗表演。

表演可以继续，欺骗可以继续。但是正如林肯讲的，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这么一个震撼人类良知的极端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奴役状态不能再继续！ 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专制制度的恣意和温情， 我们必须拿回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只有一个获权（empowered）公民，只有一个获权的公民社会，才能让我们获得保护自由的武器。

如果当局有足够的开明，它可以摒弃邓小平主义，引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潮流，成为一个保障自由的制度的一部分。当然当局也可以抱残守缺，继续坚持邓小平主义的跛脚政策，继续站在不断获得力量的民间的对立面。但是一个需要重复的警告是：邓小平主义的剩余价值已经耗尽, 邓小平主义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药方,而恰恰是问题本身。

2007-6-26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