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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0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7年第30号 中国：重要异议作家陈树庆未经审判仍被羁押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继续羁押重要异议作家陈树庆，他自2006年9月14日以来未经审判仍被羁押，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国际笔会认为，羁押陈树庆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根据笔会信息，陈树庆是异议作家和被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于2006年9月14日以“煽动颠覆”的指控被捕。此案因缺乏证据已被两次退回警方。他是在收到警方传唤后自己去浙江省杭州市大关苑派出所的，而警方拘捕他后突袭他家，搜走了他的电脑和一些文字资料。指控的理由不明，尽管已知他发表批评文章在一些海外中文网站，如《博讯》、《民主论坛》、《大纪元》、《议报》、《观察》和《新世纪》。 陈树庆现年42岁，1999年曾因参与建立被禁的中国民主党而被拘押四个月。他在获释后学做律师，于2005年通过考试，但被浙江省司法厅指控他在互联网所发表的文章“违反中国宪法”而拒发律师执照。他就此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初审和上诉均遭法院裁决败诉，此后一直遭警方骚扰。 请发出呼吁书： ——抗议羁押陈树庆，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敦促当局在他被羁押期间，尊重其基本权利，充分保障他们与家人和律师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医疗保健。 中国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转 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不好用，因此可要求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使节转寄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将呼吁书副本递交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使节。 **如果在2007年7月9日后发出，请与本办公室联系。**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电话：+44（0）20 7405 0338 传真：+44（0）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聚焦非洲的新闻简报

本期电子简报包括了介绍非洲大陆活跃的十五个笔会中心的情况。为了配合国际笔会在二零零七年聚焦非洲的活动，国际笔会的国际项目主任富兰克&#8226；吉尔瑞（Frank Geary）和国际项目执行官凯伦&#8226；艾富德（Karen Efford）在这些非洲笔会的支持下，进一步了解了非洲各笔会的工作情况和重点部分，以及国际笔会可以在项目中提供支持的方式。国际笔会项目办公室和这些笔会乐意向其他笔会中心提供这些情况，并且描述出在非洲笔会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由加纳笔会组织的非洲笔会会议制定了聚焦非洲的项目框架。非洲笔会一致同意国际笔会在该地区的最重要聚焦点，乃是对各个笔会长期的支持，而项目的核心内容是笔会中心怎样学习管理和组织笔会式社区。因此，以此为目标的工作将和这些笔会一起陆续开展。

国际笔会现在已经针对非洲的这些笔会中心逐个制定了工作计划。在未来的六个月和将来，项目办公室将在下述的一些方面，根据各笔会的需求进行工作：章程和管理、会员制度、项目、计划和申请经费。国际笔会项目办公室还为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笔会开发了一系列工具，例如交流工具等。在聚焦地区的笔会就学习笔会建构、档案管理和社区建设方面，还将邀请部分非洲笔会申请由瑞典国际发展署（SIDA）提供的项目基金。

这些笔会还可以申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发明基金，用以支持笔会启动新的、发明性的项目。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国际笔会项目办公室还将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笔会进行类似的支持工作。

（非洲各笔会介绍从略）

国际笔会通报

国际笔会的交流经理艾密丽&#8226；布隆费尔德（Emily Bromfield）将于今年六月四日开始工作。她的工作包括加强国际笔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并提升国际笔会工作的高度和亮度；监督国际笔会出版的刊物，其新主编米歇尔&#8226；艾尔博特（Mitchell Albert）将于本月开始其工作；促使国际笔会的网站拥有更加丰富和有效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使得所有笔会中心都可以和其他笔会分享其工作和成就。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她将保证这一交流性工作充分反映和支持国际笔会的工作。

布隆费尔德常乐于成为国际笔会的一个部分，并期待着在国际笔会大会上见到笔会的代表。她的邮址是：[email protected].交流经理和主编这两个职位由西格利&#8226；劳辛（Sigrid Rausing）信托基金资助。

国际笔会同时于六月十八日星期一发布招聘“文学活动主任”和“文学活动管理人员”

两个职位。欢迎所有具有相关技能的笔会会员进行申请。有关职位的具体内容，请参见www.internationalpen.org.uk.职位申请者须于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十七点之前将个人简历和自我介绍发送至[email protected] 或寄给执行主任卡罗琳&#8226；麦考米克，地址：

Caroline McCormick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PEN，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展台：

塞内加尔笔会为今年的国际笔会年会提供了展示区域。各个笔会中心均可以将相关的材料进行展示。如果您希望展示的话，请在注册的时候就向会议组织者提出要求。

国际笔会年会上的自由文学节

国际笔会首次将在达匆尔的年会上，除了文学议程之外，由塞内加尔笔会组织一次文学节。由瑞典国际发展署（SIDA）资助，非洲笔会组织的这次文学节将为非洲文学向参加会议的全世界作家进行展示的一次独特的机会。

文学节将于七月七日星期六举办，内容包括朗诵和一场关于非洲文学的作家讨论会。尤其是朗诵会，将充分展示当代非洲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其他新闻请参看各相关笔会中心和工作委员会的网站。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和语言权利委员会阿海摘译）

 

前段在外面吃饭，席间一个小孩忽然问我：“为什么不要姓姚？”我一时回答不出，便询问她疑惑的由来，她指着电视，说“它说的！”我于是也看看了电视，发现它说的是“不要信谣”。

这个小朋友如果到幼儿园宣扬：“电视上说不可以姓姚。”她就是在制造、传播谣言；再加上引起另一姚姓小朋友的不安，回家跟爸爸说要改姓张，就能算做后果严重了。不过，这种事情发生，我想警察们也会放她一马的，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及时解救窑奴之类的。

所谓的谣言，就是信息在传播中走形。这有接受障碍的因素，比如一位误听误传的文盲小朋友；更多的是因为信息不畅。谣言总是在新闻吝啬的地方高发，这属于传播里的信息报复，所以在谣言里，暴君总是数十倍的残暴。由于在暴君的新闻官发言里，他总是以仁慈的姿态出现，所以谣言就中和了一下他的形象，让受众有个更接近真相的答案。

不过，信奉这种说法的人已经相当古典主义了，现代的暴君，为了报复谣言诋毁他的形象，他就会变得愈加残暴，比谣言里还残暴数十倍——信谣传谣的人以为自己完成了“信息报复”，待到见识真相那一天，才发现，自己的想象力还是不够。残暴与邪恶，属于无限范畴，在暴之后，永远有更暴，在恶之后，还有更大的恶。

蓝庆华、李润山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在新技术时代与“谣言”做斗争的典型，手机短信、举报信这种东西当然不可能与事实百分之百相符——法官都不易做到的事，却是对公民话语的刚性标准，真是荒谬得很，也正是如此，每一个批评者都可以轻易地被扣上“造谣”的帽子。蓝庆华、李润山的现代文字狱才能那么容易搞成，这两个侮辱现代文明的人，到现在仍然在行使权力——这种超现实结局可能是很多“谣言制造者”想象不出来的。

在信息传播无法切断的情形下，靠审核手机短信与网络聊天工具的做法，只是扬汤止沸，很多情人在广庭大众之下都能用自己的密码交流别人看不懂的信息——有些可能还很色情。既然沟通无法阻断，唯一可以使谣言消失的方法就是在第一时间把真相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关心的公众。

据《京华时报》6月16日报道，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全市范围内连续一周内发生三起一般事故或一起较大事故时，发布黄色预警；全市范围内连续一周内发生两起较大事故时，发布橙色预警；全市范围内连续一周内发生一起重大事故时，发布红色预警。四级预警信息将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络、短信息、各类公共显示屏等方式发布，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恶性突发事故的发生。”

这些各种颜色的灯在需要时若能客观及时地亮起，并最终取信于公众的话，我觉得此《规定》的另一条就不必写了“在建设工程施工发生紧急事故时，临阵脱逃，或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大家都知还情了，就没有谣言存在的空间。这就好比在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每拿一面金牌，信息瞬间就覆盖所有媒体，这时有人造谣，说“中国男足拿了奥运金牌”，大家就不会信，不会传，也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啤酒脱销。

要减少谣言，捂人的耳朵与嘴巴，甚至利用恐惧心理，都事倍而功半，只有让事情透明地展示给每一个人，才是釜底抽薪的王道。

 

十八年前，”八九民运”被扼杀在”六四镇压”的血泊之中。这一事变，中国民众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忘记，所谓”淡忘”，只是表面现象。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八九民运”之最可怕或最可恨之处，莫过于它的”自组织”的能力。当大学生们仿效波兰”团结工会”而组织”团结学生会”，独立于官方学生会和共青团组织之外，就不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成为不听话乱动的所谓”动乱”，必要时当以武力镇压来对付。

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党，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它在走上”农村包围城市”之路的同时，付出了失去真正的理论信仰和进步的政治追求的代价。在理论上，它自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但是，它连它自己很得意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之结晶新民主主义，也可以随便地放弃，就更不要说来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学说和北方吹来的列宁主义之风了。它对这些理论，实际上只是作为政治工具，一旦看不出有眼前的现实政治功效，就可以随手将它们丢到一边。而在政治上，它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时大谈民主政治，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夺取了政权，它立刻就把在自己党内已经在形成的专制政治模式推向全社会，以全新包装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取代联合政府和政党政治，以自己的附属组织取代其它社会团体，严厉限制公民的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等所有的社会政治权利，进而，则顶礼膜拜”一个领袖”.

禁止自发组织，禁止自发串联，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体现着它的政治原则，从当年鼓励”鸣放”时就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之际而一度放松控制，也很快就以”一元化领导”予以约束或镇压，没有任何新的社会组织能够真正成长壮大起来。

对于”八九民运”，中国共产党指责其为”动乱”，它辩解说，它是迫不得已才采取极端的手段。然而，人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却是：只要中国共产党冥顽不化地维持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中出现的自组织过程，其初期往往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高压而具有相当明显的偏执或偏激的特点，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熏陶。

经过”六四镇压”的惨痛经历，民众终于知道，中国共产党真的敢于驱使它控制下的那支”人民军队”向民众开枪。此前，这支军队为镇压”叛乱”，或卷入”全面内战”而”文攻武卫”，也曾开过枪，但这一次，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为维持中国共产党专制下的”稳定”而由党中央高层下令开枪，而且一度在首都北京街头形成残酷的”红色恐怖”.士兵们对民众的任何反抗迹象都视为”暴徒”或”暴乱”而任意开枪射击，这种赤裸裸的法西斯暴行，使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得到了教训。

其一，它更清楚地看到了维持社会”一盘散沙”状态的好处，将异端、将公民权利扼杀于萌芽状态，更具原则意义。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它们在政治上的偏激和不成熟，都可以予以利用，成为将其置于死地的借口。

其二，它更清楚地看到了切断知识界与自发群众运动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其三，它把”偷袭”之类的技巧发扬光大。在先前”备战备荒”而”深挖洞”的年代，曾经宣传”现代战争往往开始于突然袭击，往往利用节假日”.对首都民众发动军事袭击，则先是化装渗透，然后在星期六（6月3日）晚间从几个方向强行突进。不过，这种暴行自有其政治顾虑，各路大军都配有不同番号的部队，动用军队之多与动用番号之多，遂蔚为奇观。更为可笑的是，这种 “偷袭”之风甚至蔓延到财经领域，针对股市状态提高印花税也要在夜半更深之际出招。

如此接受教训，的确是透着聪明，却谈不上是政治智慧。缺乏理论、信仰和对进步的不懈追求，一味地为维持权力地位而玩弄小聪明，大体上，终究还是”技止此耳”，在社会变革的大趋势面前，未免相形见绌。

 

导语：邬树林点袁鹰的人与书的名，对于贺敬之也是知恩图报之举。文化官场上都知道，邬树林之所以有今天之“大位”与贺敬之的推荐是分不开的，正如当年王忍之推荐贺敬之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以行为之过滥为“妖”，如东汉称奇装异服为“服妖”，又如一根藤上结了不同果实的现象为“草妖”，等等。依此类推，写滥诗且在大迫害时代而歌功颂德即为“诗妖”。著名诗人H（贺敬之——本刊编辑注）是典型的诗妖。

H以唱颂歌为主且趟着六四的血泊，爬上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之高位。时下有关歌颂他的文献称：“在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期间，坚定不移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外间读此大惑：既然H在六四后上台，还谈什么同“自由化”作斗争嘛？这正是大陆政治的微妙之处，也就是说在六四之后的整肃中，此公清洗有力，故被日后吹捧。不惟吹捧，还有实惠，在其故乡由国家、省与市三级共同投资300万元，建起了“H文学纪念馆。”

针对袁鹰的<按得票多少为序>下药儿

此公能量非凡，首掀查禁袁鹰《风云侧记》的风波，为北京文化界知情人士所不齿。袁鹰的《风云侧记》一书在本质上讲，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实录，甚至有为尊者讳的“技巧”，就是引发风波的<按得票多少为序>一文（下称“<按>文”）也没提及H.

事情原委则是：1985年中国作协第四届代表大会选主席，要搞点“民主”花絮，即改已往按姓氏笔划排序公布结果的方法，为按得票多少排序公布；这一变动对一贯左倾的H大为不利，因为H得票为倒第一；得票为倒第一尚不算大事，关键是事前党组织已经圈定他当作协主席，两厢比较，实在是让H丢尽了脸面。所以，H坚持公布选举结果时，要按姓氏笔画排序。

袁鹰在《风云侧记》一书的<按>文中并没涉及H的名字，更未透露党组织事前圈定H的任何细节。但是，他引用了胡耀邦的话：作协人事安排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党组织安排是无效的，由作家们自己投票决定。

这个说法也不是袁鹰一人的孤证，在一本叫《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的书中也记载了这个事件。然而，不管袁鹰多么谨慎、怎样曲笔，还是开罪了当年的重要领导H.H利用资辈向新闻出版署透话：袁鹰的书该整一整，他说的<按得票多少为序>是污蔑我的，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抬头的征兆。

H在六四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自然有大量人脉，邬树林也就成了“枪杆子”，即H装药、邬树林放枪。

王忍之力荐胡耀邦的对头

六四事件以后，文化部长开缺，左派领袖王忍之风头大健，他要推荐H出任文化部长一职。时当65岁高龄的H正在北戴河写作，坚辞出任文化部长之职。经王忍之再三催请，他才无奈地出任。所以，文化部长之职前就加了“代”字，而本职则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一句话，以“党重政轻”之样式向文化界作交待。

王忍之何以非选H不可？因为1985年胡耀邦否定了党组织的安排即H出任作协主席的计划，直接尊重了作家们的民主选择。到1989年六四后，胡耀邦早已倒了台，人也死了，但在王忍之看来，胡耀邦是H仇人无疑。因为那次胡耀邦既否定“指令”又否定“指导”的做法，实在是让H栽了个一辈子的大跟头。当时王忍之写给中央的推荐报告要点有二：其一，六四事件与反官倒几乎无关，大多是刘宾雁那类“人还在、死不心”的老右派煽动起来了，所以，有右派背景的人不能用，而H在“反右”中没问题，只在“文革”中受了轻微冲击；其二，H是延安干部，不仅有原则性，而且对党的感情深厚，他一直在说“我是党用小米饭养活并成长的老党员”。王忍之在给H做思想工作时，动之以情而不是晓之以理，称曰：“我相信你这样一位延安来的老同志一定服从组织决定。”明知是套儿，H也得钻了。谁让他一直唱颂歌了呢？到任（代部长）之后，他又话中有话地说：“让我们学习吧。”

在外界看来，H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远远超过了4年前想要的作协主席之权重，也算报了当年帮耀邦“刷”他的一箭之仇，所以，吹捧他的人说他“坚定不移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由著名诗人而党棍

公平而论，H以退休之身重返权力场，起初有些不情愿，人格尚未最后败坏。他当时写给中央的婉拒信件中亦称“文艺战线情况复杂，任务艰巨，我身有宿疾、年增力减”，云云。权力场毕竟是个染黑人心的地方，何况六四以后要进行清洗呢？至于在任期间他以什么手腕、整过多少人尚无法得知，因其未死，被害人尚不敢发声，只好留待“盖棺”之后再争论了。

H为给袁鹰点颜色看看，不得不在对邬树林传话时夹带私货，称“王兆国副委员长对《我反对》一书也大为反感”。当H的话传到邬树林耳朵时，不知何人又夹带上了盛华仁。这个近乎“罗生门”的传话过程，充分暴露了高层官场上不讲规则的恶习日见炽烈，权力高层只好来个“谣言止于智者”，不再追究。

政治晚辈、当今政治红人王兆国等于替老前辈H背了黑锅，尽管两个人一个工程师出身、一个诗人出身。有接近王兆国的人极力为王洗白，称言：“兆国同志现在负责十七大人事审核，怎么会有工夫看《我反对》与《风云侧记》那类的闲书。这不是无中生有吗？！”

H是不怕这些，83岁高龄了，按民间说是84（虚岁），是“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岁数了。干脆再缺德一回算了！

结语：公权私化已成痼疾

邬树林点袁鹰的人与书的名，对于H也是知恩图报之举。文化官场上都知道，邬树林之所以有今天之“大位”与H的推荐是分不开的，正如当年王忍之推荐H一样。

心平气和而论，大陆文坛、官场有些风波实在与政治本身关系并不太大，“得罪了人”当是主要因素。这不，袁鹰慎之又慎，还是“踩了老鼠尾巴”。

 

 

最近舆论痛诟山西临汾窑厂奴工事件，众多论者从人性、山西地方特色等各个角度做出了深刻的评论。但笔者却想指出，奴工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山西，从2006年11月至今年4月，《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张君、刘立民对河北临西的同类现象作了一系列报导，如“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来自大巴山的血泪控诉”，“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那些工人的遭遇与山西临汾奴工遭遇堪称伯仲之间，少女性奴的境遇更是悲惨。只是阴差阳错，河北的奴工现象被淹没在海量的资讯之中，而山西临汾的奴工事件一则因为有大量外地媒体与互联网介入，二则有奴工原籍河南省政府出面吁请中央政府干预，才终于掀开这黑暗、令中国人蒙羞的罪恶一页。

将两组报导比较起来看，这些役使奴工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这类血汗工厂以掠夺超高额利润为目标。河北临西汪江砖厂的老板与包工头奴役的是一群聋哑或智障残疾人，而山西黑砖窑奴役的是8－13岁的孩子，都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群。而掠夺这些人群的劳动，可以比一般血汗工厂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二，奴役者多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汪江砖厂的老板是连任几届汪江村党支书的叶长贵，其砖厂占地100多亩，就建在运河大堤旁，长年取大堤之土造砖。山西临汾的那些窑主在当地也属于有钱有势之人。

第三，山西临汾与河北临西的地方政府均成为这些奴隶工厂的保护人。叶长贵的行为首先是违反了《残疾人保障法》与劳动法，迫使少女当性奴更是违反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取运河河堤之土造砖也违反当地河堤保护的法规，但他的砖厂就这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多年。据披露，在临西县此类粘土砖厂有上百家，雇佣残疾人做苦力是普遍现象。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这些“砖厂老板大多有钱有势，政府有些官员和他们穿着连裆裤，老百姓不敢得罪他们”。而山西临汾更绝，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当地警方更是多方偏袒这些窑主。据曾3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运城和晋城一带，这类窑厂至少有1000家以上，很多窑厂主都从人贩子和黑仲介手中买来窑工，以榨取超额利润。付振中指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第四，山西、河北都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媒体，不可能对当地存在数年之久的奴工现象毫无所闻。但最后揭露这些现象的却不是本地媒体，河北临西的奴工现象由《民主与法制》杂志揭露，而山西省的却只能由河南省的记者出马。

这些事件披露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媒体报导时照例在批评地方政府的同时，赞扬中央政府。但这些分析无法解释英明的中央辖下何以出了这么多恶劣不堪的地方政府，而且这些地方政府与恶势力勾结牟利的方式亦如出一辙。

对这类现象不应止于批评层面，必须思考为什么所有能对地方恶势力形成制约的力量均成为缺席者。地方媒体的沉默主要是出于制度性约束，没有媒体的负责人敢去揭当地政府的短，更何况山西还有高勤荣因揭露政府喷灌工程造假而身陷囹圄的事例在前。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政府不作为或为虎作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无权利的民众能够大义凛然地充当先烂的出头椽子。唯一真正可以制约这些地方恶势力的是政府，但政府官员们却与这些恶势力沆瀣一气，形成利益共盟，从而使得政府管制缺位。

应该说，中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工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却屡屡出现，只能说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法律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精英群体，只能成为政府用来管束无权者的工具。

最后，请论者不要再为中央政府开脱了。因为在政府正当管制能力严重下降的同时，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政治高压、特务控制、警察统治等成为近年中央政府三管齐下的“重要”制度建设，其目的只是用来对付民众日益觉醒的权利要求。而扼制民众的权利要求，其实就是对权势者掠夺民众的纵容。

 

中国道家的最大智慧是两条：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因势利导。现在当局与民间的对峙，一方面反映出人民有道的智慧，叫做“道可道”，另一方面反映出胡锦涛非道的愚蠢，叫做“非可道”。难道不是吗？胡锦涛既非“无为而治”，也非“有为而治”，而是“乱为而治”。自古乱治者，皆乱动也。这几年看下来，胡锦涛的乱动，以左倾为主，以右倾为用，即左玩权，右玩钱，左右瞎晃悠，导致政局莫衷一是，乱局已然铸成。无道之蠢也。

再来看老百姓的有道之智，即因势利导，化乱局为变局。转化的工夫就是民间维权。胡锦涛不是左右晃荡耍滑头吗？民间维权就是左右开弓，左边打你这个假大空，右边打你这个空大假。维权使一党专制下的先进性理论得到创新发展，变成贪官污吏下的不断维权。毛主席说将革命进行到底，老百姓说将维权进行到底。一句话，维出一个新中国。

为什么说维权能维出一个新中国呢？因为它导致了三个变化。第一是民风开始强悍起来了。老百姓越维权胆子越大。过去老百姓怕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怕老百姓，如此历史性巨变，维权之功，不可没也。实在说来，民风强悍与维权原本就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广东广西民风强悍，单凭这一条，两广百姓不知道少受多少气，少吃多少亏。比较而言，河南河北民风羸弱，百姓比较听话，结果如何？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肆无忌惮。维权与不维权，天壤之别也。老百姓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第二是维权逐渐由点成片，呈现出积累效应，运动向全国化发展。当然，胡锦涛希望民间维权永远是孤立事件，自生自灭，顶多给点钱就可打发了。但是，民间维权实在是天下最美妙的永动机，通讯革命使维权具有当地发生，各地呼应的趋势。真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尽管维权的导火索千奇百怪，但结果只有一个，即群体事件。当今群体事件，连接成片，其扩大化、全国化的趋势甚为明显。

第三是知识分子与维权运动相结合。在胡锦涛之前，读书人与普通百姓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然而胡锦涛左撇子治国，不但把劳动人民逼上井冈山，反了起来，也把读书人逼上梁山，闹了起来。眼看方腊与宋江联手，胡锦涛有点坐不住了：知识分子与维权运动相结合，那还得了吗？殊不知这是胡锦涛自作自受。你不是不让知识分子说话吗？不是假大空治国吗？中宣部治脑吗？那么很好。他们就直接与工农对话，有话只向民间说，让工农群众接受人权的再教育。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在此一拍即合。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其实两个巴掌也拍不响啊，非要有胡锦涛的第三个巴掌不可，即“胡无道”促成知识与维权相结合。

当然，从量变到质变，总要有一个过程。当前的维权运动仍然是量变，仍然在积累，但久而久之，必有质变，即结束一党专制。因之，维权运动前途无限，一党专制气息奄奄。胡锦涛坚持一党专制，未来到处是坎陷，十七大是一坎，奥运会是一坎。你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跑得了十五，还有下一个初一呢。总之，人民维权是汪洋大海，一党专制是一叶扁舟，终将被埋葬。

 

这本《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即将付梓，破空嘱我作序。作为写小说散文的人，写这种序并非最佳人选。破空错爱，只有勉力为之。

这本集子，文章都很短，题目倒不是很小，写起来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此间的学问，讲究小题目大文章，比如某位名不见经传的南宋诗人某一时期的作品在意境营造方面之创见，就能敷衍出一部洋洋数万言的博士论文。这倒不失为一种扎实的文化积累，只是对于今日之中国过于高远了。陈破空是一位热烈向往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最迫切的关怀，就是驱破后极权时代之迷雾，让真理的阳光照亮那些被谎言所奴役的心灵，从而使思想获得真正的解放。于是就有了这100篇关于中国的常识。

常识并不等于简单，常识并不一定好写，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一曰暴力，一曰谎言。在那种封闭的社会里，几乎一切政治经济常识都被颠倒了。把这种被颠倒的常识写进教科书，并一千次一万次霸占报纸头版和新闻联播。几十年如此这般整下来，人就废掉了，张口就是人家批量灌输的谎言。我很不愿意跟爱国愤青们辩论，太累。无论谈什么话题，他们一套套的都是那些被颠倒的常识。逻辑混乱还有救，常识打了个颠倒，话也就谈不下去了。比如一位愤青阐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是领导了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抗日战争，一是搞了土改实现了中国农民的千年梦想，一是抗美援朝挫败了美帝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听到此，你就明白遇上了一位被常识性谎言武装到脚趾头尖的对手。一般情况下只有回避，你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在一次辩论中驳倒若干”常识”.

常识之所以为常识，就是具有无可辩驳的公理性。共产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相当有效的欺骗性，正是因为知识帮凶们在常识上做了手脚。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破空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他愿意耐心地、从头说起式地谈常识，把被极权统治宣传机器洗过的大脑再洗回来。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一个人从精神奴役中解救出来，同样功德无量。

写到此，恐怕要被人攻击为真理独占的傲慢了。客气一点，也会说你至少有那么一点真理独占之嫌疑。我们这些被驱逐的流亡者，有本事独占什么呢？无非是想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里，说几句真话罢了。要说”真理独占”，那是共产党的看家本事。成百万千万的人，不过一言相左，便充军流放，甚至杀头示众。我们如何能够呢？这些年共产意识形态崩溃，说不过你了，就玩这一套，说你抢占道德高地，说你真理独占，说没有真理只有利益。

退回若干年，最早的说法是”真理都是相对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真理，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真理。”这套游戏，调换一些词句，至今仍然时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一类词汇自然是不好再说了，但”真理”这类词汇也不好再说了。现如今，还有人敢讲”常识”、”真理”吗？看一看周围那些讪笑的脸子吧，你吃错了什么药！破空的勇气就在于，在常识和真理被践踏被嘲弄的时代，他敢于迎面抗击。

略感不足的是，这些文章毕竟太短了。再长一些，道理可能讲得更充分。本来，破空的许多长文章也十分精彩。美国革命打响第一枪之后，一位来自英国的新移民在一本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自由是这片大陆的最好选择。任何自由以外的东西都不足称道。任何其他的协定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战斗，战争便留给了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我们现在迟疑，如果我们拒绝走向不远的未来，我们便会失去将这片大陆建成地球上最辉煌之地的机会……”

六年之後，革命成功，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这个人叫托马斯。潘恩。他的那本小册子叫《Commen Sense》，中国人翻译为《常识》。潘恩下面这段话说的是美国革命，但如果用来说他的《常识》也很贴切：

“太阳从来没有照耀过一个更足以称道的事业。这不是牵涉到一城、一州、一省或一个王国；而是牵涉到一个大陆——至少占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方的八分之一。这不是一日、一年或一个时代的事情；实际上子子孙孙都牵入这场斗争，并且甚至永久地或多或少受目前行动的影响。现在是北美大陆的团结一致、信义和荣誉的播种时期。今天的一点小小痕迹，将如用针尖在一棵小楝树的嫩皮上刻出的一个名字一样——这个痕迹将随着树木成长，在后代子孙看到的时候已经变成几个十分醒目的大字。”

潘恩后来被追认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理论家，那本小册子也被称誉为”美国革命的圣经”.时至今日，潘恩那些关于自由的常识仍然充满感人的活力，被后人所铭记。他用针尖刻在小树上的名字，如今确实长成了醒目的大字。但是，陈破空们的这类小册子多半会被遗忘。因为——与潘恩的时代有所不同——我们的此类写作大抵是作了无用功。

一幅白布被染黑了，拿到河边去洗，七七四十九天，最多洗成块灰布，有多大的创造性呢？历史记载黄道婆发明织布机织出了品质优秀的布匹，历史会记载陈破空们把玷污了的布再洗干净吗？无用功，缺乏创见。这真是十分地无奈。我们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写作者，常常陷入这种尴尬处境。好在我们所在意的，不过是中国人的自由幸福，而并非论功行赏、青史留名。佛经中有个鹦鹉灭火的神话，讲山中大火，一群鹦鹉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问鹦鹉为何做此无用功，答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确实如此。驱使我们坚持这种常识性写作的，正是这种对祖国的虽九死而不悔的情感。

2007年春于美国华盛顿

（郑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流亡异议人士。代表作：《枫》、《老井》、《远村》、《神树》、《红色纪念碑》、《中国之毁灭》等。）

 

（一）可怕的“民愤”

读到近日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老百姓义愤填膺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实在是怦然心动，伎痒难忍，憋不住喉咙，要蹦出几句话。

这是一个如此骇然听闻的新闻，近在中国，远在山西：山西的黑窑主和河南的人贩子，加上当地官员的配合，拐骗、绑架、贩卖小至８岁、大至１３岁的童工和智障残疾人，把他们关押在形同人间魔窟的砖窑里，在打手和狼狗的逼迫下，强迫他们每天做十好几个小时的劳动，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然后把奄奄一息的人活埋或火化，截至１６日，河南山西警方已经解救出５５８名被拐骗的民工，据估计，这样的奴工应当不少于１０００人。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竟然发生在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经济腾飞高楼林立举国欢呼盛世来临、而且明年要主办奥运会的国土上。由于夏衍写的《包身工》作为语文课文，在中国高中课本中保留了几十年，所以许多人自然要拿山西的窑奴和７０年前上海租界时代的包身工作比较，结果发现包身工的遭遇远比山西的窑奴好得多，不是好一点点！革命革命，革了７０年，历史岂不是倒退了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网民的一片愤怒和声讨是可想而知的。中国人总算找到了一个发泄激愤的窗口，在网上可以“自由”评论，七嘴八舌，骂得好不快意，只要言辞不越过某种预设的楚河汉界，“斑竹”就不会删掉。

但是，我读了许多网民的评论却又感到非常可怕。网民的众多评论，可以浓缩出一个字：杀。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杀人文化积淀，还有无比丰富的汉语词汇，所以，一个“杀”字还不足以表达愤恨，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们祖先创造的另一个词汇和无与伦比的杀人手段：凌迟。

不只如此，在主张“凌迟”的人中，还有一个人想让自己和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来观看这“凌迟”的盛典：“凌迟――中央电视台直播”。这就更加可怕了！当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废除了死刑的时候，当我在美国２００４年用毒针处死一个犯人却不让任何媒体出现一个镜头的时候，当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追悼校园枪击案死者也给自杀身亡的凶手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有一个人建议中央电视台直播“凌迟”的盛典，这简直是和现代文明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请问把“凌迟”文明嫁接在电视文明上，这种伟大的想像力反映出的却是一种反文明闹剧悲剧！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这种报复文化，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鲁迅是大声疾呼的倡导者，毛泽东则是脚踏实地的实践者，戏剧《白毛女》是推波助澜淋漓尽致的图解者。但是报复文化已经成了二十一世纪的史前文明。

何谓“凌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先分割犯人的尸体，然后割断咽喉。

假若我们果真在电视上直播这样的血淋淋的酷刑过程，不受到全世界谴责，奥运会不受到全世界抵制那才是怪事了！请问，提出这样建议的网民，你想过这样的后果吗？你是无知，还是居心叵测？

由此可见，我们要反省的不只是山西省出现了“黑砖窑”问题，还要反省我们的国民怎么除了想到“杀”，想到枪毙，想到“凌迟”就不能想到这种思维正是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滞后结出的一枚苦果。这是中国的耻辱！这个耻辱里，有我，也有你，而不是只属于山西省洪洞县那里的窑主、打手和官员。如果我们全体国民和执政党不能把这当作国家的耻辱、中国人的耻辱、共产党的耻辱来看，进行全民的反省，那么，我们将永远只能停留在二十一世纪文明的前夜，喊“杀”，喊“凌迟”，喊报复，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位海外记者电话采访我，我问：假若外国人问你，你们中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黑砖窑事件？你能够脸不红吗？你不感到耻辱吗？

在毛泽东词典里，可以找到无数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话。请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二、三册，关于土改、镇反运动，他下达了几十上百个“杀人”的指标和指示。“民愤”成了毛泽东杀人的唯一口实。土改的时候，只要有三五个贫农说“杀”，就可以对他们认为“民愤”极大的地主杀无赦。毛泽东死了三十一年，但是他的精神遗产、文化遗产代有传人，薪火不绝。现在网上一片杀人、枪毙、凌迟之声，正是毛泽东播下的种子绵延不绝的证明。

但是，毛泽东领导土改、镇反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共终于走出了《白毛女》的阴影，在执政理念上不断在“与时俱进”。据中国青年报6月16日报道：据新华社长沙6月15日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今日在此间表示，人民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一定要在定罪量刑上把握好宽严相济这个度。要做到宽严并用，宽严有据，宽严适度，既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外开恩；也不能因为有社会舆论压力就人为拔高，不是越重越好，更不是不分情节轻重一律顶格重判。

肖扬在当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会议上说，人民法院要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全面提高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认真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方针，做到定罪准确、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的“铁案”。越是重大的案件，越是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是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越是需要慎重，越是要特别注意办案细节，努力使案件的审理工作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作者：田雨）

读了肖扬的话，叫人感到几分安慰。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未来还不失望的原因。山西黑砖窑事件显然是一个刑事大案，而不仅仅是山西省委书记批示的所谓“保护农民工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由此我觉得上述网民的建议中，也有一个可以采纳的合理化的内核，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自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由中央电视台直播之后，好像全国再没有搞过这种审判直播。这次山西“黑砖窑”事件既然中央表现了让媒体广泛报道披露的大度宽容，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等也高度关注了山西黑砖窑非法用工案并作批示，劳动保障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已对此事进行调查，既然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但是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的妻子说丈夫上了包工头的当，全家不知窑工生活情况。那么，要把此案办成肖扬所说的“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的‘铁案’”，现在就应该让司法介入调查取证，应该举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届时让中央电
视台直播审判的全过程，把此案办成一个货真价实“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的‘铁案’”，成为以法治国的样板案。我不怀疑此案会从快从重处理，会给一大批涉案人员实行党纪国法的惩治，但是怀疑处理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既然肖扬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一定要在定罪量刑上把握好宽严相济这个度”，那么，就以山西黑砖窑案例作示范吧。

电视直播，无远弗届，天南海北，穷乡僻壤，足以使法制教育普及化，也足以表明中共领导和政府彻底清除这些野蛮、丑恶、黑暗的社会毒瘤的决心。

这种公审，如果做到“砍头不要紧，只要审判真。杀了黑窑主，太太不叫冤”，我想，这应当是肖扬院长追求的法院审判的最高理想境界了吧？这自然也是我们老百姓希望达到的境界。

我们不但要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维护窑奴的人权，而且要在法律的制高点上维护窑主、打手、人贩子、违法官员的人权。至于是否要“杀人”，反倒不是首要的目的。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就在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同一天，１４日，《参考消息》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文章是《对１６６•５万纳粹强制劳工完成官方赔偿――德国为日本做出历史榜样》。这件事一方面表明了德国人对纳粹罪恶深刻的反省态度，对自己国家清醒而严肃的历史责任，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人民哪能不赢得世人的尊敬呢？但另一方面，中国媒体拿日本开涮已经成了一种膏肓顽症。我只期望有朝一日，中国的报纸能够坦然地把这个“日本”置换为“中国”，那就是中国真正“崛起”为大国的时候了。

（二）一点期望

为什么中国的网民评论黑砖窑事件，许多人都在“杀”上发泄愤怒呢？照情理推想，这些网民，在国民中应当属于文化素质较高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精神境界怎么这么落后呢？后来我再想了一下，恐怕不能这样看。“网易”，评论多达几万条，但是真正具有精神闪光的新思维实在是凤毛麟角。

查“网易” 2007-06-15 15:41:19的评论共38961条，显示14077条，这就是说，许多可能很有思想深度、入木三分、言中肯綮却犯了忌讳的评论，被“斑竹”删除了，筛掉了，而喊“杀头”、“凌迟”是不犯忌讳的。经过这样的筛选，那些对黑砖窑事件深层的思考都过滤了，例如：为什么这样黑暗的虐待童工、智障人群的砖窑能够长期地普遍地存在？它和中国的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今天世界上还有多少类似的情况？反之，却又引导人们在血腥报复方面去充分发挥想像力和思维力。

曾经3次深入黑砖窑，并将黑砖窑罪恶大白天下，被称为山西砖窑事件揭黑第一人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他说，如果把那1000多家窑场里的窑主和打手算起来，自己可能至少也惹了几万人了，这几天已经接到过不少他们的恐吓电话，说是事情过去后找我算总帐。

幸好是至今为止，似乎还只有窑主和打手对他进行了恐吓，官方倒是表现了空前少有的迅速认可，而且胡温都在过问此事。这也是令人欣慰的事，那么，发生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这个事件，能不能举一反三，以之为鉴，引出某种制度变革呢？比如，放宽新闻管制、出版管制、言论禁锢……

（三）原始积累

在中国，凡是涉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处境艰难一类的话题，人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历史根据：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中国以二十年走了人家二百年的路，问题多多，有何奇怪？这话也言之有理。但是，山西黑砖窑事件叫人不能不反思：难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中国非要步其后尘吗？天天叫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都是虚拟世界？

人们都常常引用马克思关于资本如何疯狂地追逐利润话。他说，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污。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其实，马克思作的是假设推理，并非是依据事实议论，而且这个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法律法治监督的，而资本主义的法治又伴随着民主。虽然早期资本主义的法治和民主比后来、比现在要欠缺要粗疏得多，但是绝对不能无法无天，绝对不能官商勾结，例如老子是党支部书记，儿子就可以开工厂，肆意盘剥，残酷压迫，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把自己的小天地变成人间地狱。

（四）长歌当哭

用鲁迅的话来说，对黑砖窑事件，人们都“出离愤怒”了。一位深圳网友在“网易”发表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真有长歌当哭的悲愤。录之于下：

（山东大学附中６／１７－２２）

──《观察》首发

 

黑窑童奴事件出现后，我写了《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情绪比较激动，骂了街，后来看到熊培云先生的文章《黑窑与装甲车考验国人的想象力》，才发现在现实面前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想象力的大抵不止我一人，也就释然了。

可是不管你是不是写小说、弄文字的，一个人是不能失去想象力的，这也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想象力，没有一点幻想和憧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那就是行尸走肉，是生不如死，是和动物没有区别的。

面对暗黑的黑窑童奴和光天下日下的黑社会装甲车，我痛苦和绝望，然而，也正在这痛苦和绝望中，我也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真地看到了，但愿这不是我死灰复燃的想象力弄出的幻象？！

事件在互联网上披露后，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看得人心如刀绞。然而，就是从这些文章和其后的跟帖中我看到了希望。在这些文章和跟帖中，新闻人和网民都在积极找原因找根源，——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像美国的枪击案以及前几年的马加嚼杀人案，很少有文章去追究那些黑窑窑主的个人责任和内心世界，有人质问，但没有人去质问这些黑窑窑主为什么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不是黑窑窑主的生长环境造成的，更不是他们心理有毛病，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制度问题。就算不是这几个黑窑窑主作恶，在这种社会氛围和体制、制度下，还会有人去作恶（鄢烈山在《我怎么就不“震惊”》里列举的丑恶现象大家真不知道吗？）。于是大家都很理智的把目光集中在非个人层面：例如地方政府失职，警匪勾结，舆论监督不力，以及缺乏民主制度等等。读者也显出了大智慧，我没有看到几个网民把仇恨发泄在黑窑窑主的身上，叫杀叫打的，他们在激动得要失去理智的同时，却理智地质疑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我一度并不同意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好像警察不受贿了，地方政府多跑跑，或者马上搞个民主制度，这一切就都解决了。按照我的最初看法，这和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标准有关。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够有多坏？再坏也坏不过北朝鲜吧。可是失去了信仰和道德底线的人性和人心能够在邪恶之路上走多远，那才是你我的想象力望尘莫及的——我最初的愤怒和绝望主要针对当今大陆人心和人性的沉沦。

不过当我看到那么多人写文抨击黑暗并探寻光明，而且更让我感动的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跟帖都义愤填膺，在字里行间充满人性的光辉，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悲观和绝望。毕竟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毕竟我们大多数人还怀揣一颗善良的心，虽然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把它掩藏起来，免得受伤。我想，只要人心还没有死，只要良心还隐藏在深处，总是有希望的，没有必要绝望。这件事出现后，我们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展示了几乎沉睡的良心和良知，我由此看到了希望。

第二件让我在透不过气来的黑窑里看到光明的事件是有关方面对此事的回应和处理。中央是很重视的，地方政府更是竭尽全力。先是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一位省长公开检讨，随后看到这位于幼军省长向农民工道歉。这种事毕竟是很少看到的。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了点温情和希望。大家大概也记得，前些年的孙志刚案，还有非典，还有一次次煤矿灾难，有谁出来道歉过？

我们都清楚，这种丑恶的事情不是靠上面开会，发通知，然后抓人，然后道歉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必须还有更深的思考和更大的行动。然而，这一次这么快就看到一位省长出来检讨和道歉，我还是没有能够忍住激动，请允许一位一直仰视中国官员的小民发挥一下他的想象力吧：……今后中国会有所改变的，这次事件太邪恶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重视了，他们大概也终于被“震惊”了，他们也不想中国小民一次次“出离愤怒”，他们毕竟是爱我们的，他们这次要彻底——注意是彻底，改变这一切……（啊，我想象力真地恢复了，而且在继续……）

第三件让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又恢复得一塌糊涂的是这次事件中媒体的表现。当朋友告诉我很多以前只能在论坛出现而且很快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文章都上到国内新闻网站，其中还包括我自己的文章的时候，我充满绝望的心脏可谓死灰复燃。随后一想，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随后大量的调查和评论文章出现，接着是过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跟帖。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下来了。让我们不但对事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也几乎是全民介入地分析事件，积极找理由，找根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还是愤怒或者“出离了愤怒”，虽然还是震惊或者“不震惊”，但我们却找到了地方说出我们的心声，提出我们的看法，表达我们的感情，而且恢复了一些想象力的我甚至想，网民的心声显然已经直达北京了，至少山西的于幼军省长是看到了。他在昨天表示“媒体在黑窑事件中发挥积极监督作用”并“欢迎媒体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于幼军省长特别提到了网络媒体，脸上有竟然有感激之情。

我也是一名网民，而且也写文章，还可以算是半个媒体人，听到省长的话，我受宠若惊呀。想一想，我们在虚拟的空间里折腾来折腾去，以前不是被删除写了半天的文章，就是被封了IP，现在省长来感谢我们了。

不，省长大人，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感谢你让我们对你进行监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发表意见！

中国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每一次媒体都想出力，每一次网民都想提供自己的意见，每一次我们这些小民都想让上面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可是，没有几次是像这次事件后一样畅通的——非典算一次，孙志刚算一次，不过都那么短暂，短暂得让人泄气和心痛。

就在这两个月，中国各地出现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厦门某项目，北京学生折腾老师，突袭半夜增加印花税，还有更严重的，可是事件一旦出现，总有人马上会汇报到上面，然后就是某部门的一纸通令，甚至一个电话，于是，所有相关文章就从虚拟的网络蒸发了，——

他们怎么不想一想，删除的是文章，你能删除那些邪恶事件，你能删除老百姓心中的痛楚和质疑？他们是否知道这些的文章，甚至一个歪歪斜斜的跟贴正是网民和老百姓的心声，不但凝聚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寄托了老百姓表达意见、积极参入治理国家的愿望？

黑窑童奴和河北黑帮装甲车事件让我在绝望之余看到了希望。中华民族苦难了几千年，一旦在最危险的关头，总会现出新的希望和曙光。超过我们想象力的悲惨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也许是我们完全失去了憧憬未来和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这一切不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吧？！

（杨恒均于2007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