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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导演张扬执导、著名演员赵本山主演的贺岁电影《落叶归根》，近日被指“抄袭”湖北作家陈应松的中篇小说、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松鸦为什么鸣叫》。

导演张扬在介绍影片创作缘起时曾称这个故事来自于新闻：2005年元月，南方某报刊登了主题为“打工者客死，同伴背尸还乡”的系列报道，张扬看到后萌生了创作念头，还通过采写该报道的记者见到了新闻的主人公。5月，他开始写作剧本。2006年10月底，影片在云南杀青，今年1月中旬在全国上映，2月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独立影评人最佳电影奖。张扬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落叶归根》灵感就是来自于“背尸还乡”的新闻，至于其他的情节和细节，“就自己瞎编呗”。

陈应松是湖北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他向媒体反映说：《落叶归根》上映后，自己不断接到朋友和读者的电话，提醒他影片与小说之间存在许多相同之处。看过电影之后，他吃惊地发现影片与他写于2002年的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确实很像，“主题、情节、重要细节都差不多”。举例说，电影和小说里都有与尸体“换鞋”、跟尸体说话、唱歌给尸体听的细节，都有主人公在中途吃白食、半途丢失尸体、主人公受伤后想把尸体就地埋掉等情节，所不同的是，小说主人公伤的是膝盖，电影主人公伤的是手。此外，电影《落叶归根》的故事架构也几乎与小说的前半部一模一样。

据悉，陈应松已经聘请了律师，准备起诉，并初步拟定要求赔偿50万元。陈应松说，我主要是想讨个说法，面对傲慢的电影，作家不能忍气吞声。要刹一刹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随意抄袭模仿、乱改他人作品的恶劣风气。他还要向那些误认为是他抄袭张扬电影的观众和读者说明：我的小说早在电影问世前四年就完成了。

资料图片：《苹果》中范冰冰的扮相

继日前吴天明公开炮轰第五代导演该“退休”之后，昨天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现实题材电影、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上，又上演了“炮轰”一幕。“炮轰”主角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炮轰”对象直指《苹果》《三峡好人》等几部热门影片。而刚刚在亚洲电影大奖上斩获最佳导演奖的贾樟柯，被指“没有一颗关怀的心”。

《三峡好人》注定没人看

虽然在国际频频获奖，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票房很不理想。贾樟柯还一度抱怨张艺谋及其《黄金甲》“占道”，导致《三峡好人》受冷遇。而作为贾樟柯的好朋友，张宏森却没有念及一点情面：“我不否认这是一部好片，为什么票房失败？不是因为它和《黄金甲》档期撞在一起了，就算最近单独放《三峡好人》，还是没什么人去看。”张宏森说，“我们年轻导演总是高高在上，始终对表现对象冷眼观看，这令电影慈悲心缺乏。我跟贾樟柯也探讨过，就认为他的电影虽然反映底层人民，却令自己和他们割裂，因此让人感觉非常冰冷。”而这也是第六代导演的一个“通病”：就是爱把影片表述的对象和自己脱离开来，“不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影片中，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过于客观的描述。这种自然主义的描写极其容易变成绝对写实主义，他们忽略了戏剧性，拍出来的作品就显得特别冰冷，太单调，不温暖，色彩也不够饱和，这样很难感染观众的。”张宏森说：“我提醒过贾樟柯，他要攀新高度，就必须关怀他人。”

《苹果》必然拿不了奖

张宏森激动地说：“佟大为、范冰冰演的《苹果》在柏林电影节上空手而归是必然的”。他表示，很不喜欢《苹果》的剧情。它讲述了一对民工夫妻，女的被老板强奸了，男的就利用时机向老板索要2万元；就在双方为钱争执不下的时候，女的怀孕了，男的更因此加码：孩子加强奸，总共12万元。“作为艺术表达，这样的故事可以宽容。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容许这个电影对时代有侮辱性描写，《苹果》中失实的描述，就连德国方面的评审专家也看不下去！”张宏森表示，后来他曾与柏林电影节的评审有过交谈，评审不解地说：“我到过北京，觉得中国人并不是像电影中描写的那样啊！”“《苹果》就是想利用少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拿奖，可他们没想到，连西方人都了解中国并没有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不堪！”可奇怪的是，被删了5次的《苹果》，最终放映时竟以拷贝放映不出来为由，还是放映了原来的未删节版。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没能讨到喝彩声。据透露，目前国家广电总局正考虑如何处理《苹果》。

新华社：李玉导演，梁家辉、范冰冰、佟大为主演的都市题材影片《苹果》于当地时间16日晚上在柏林电影节举行了首映式，但是让人震惊的是，《苹果》并未放映经过电影局审查通过的删减版本，而是放映了112分钟的完整版，其中包括范冰冰和佟大为的全裸镜头以及赌博场景。制片人方励称，这是由于时间紧迫，德语和英语字幕的删节版拷贝未能制作出来导致的。柏林电影节参赛片《苹果》主创已于前天抵达柏林，将于柏林时间昨天（15日）晚上放映首场媒体场，不过放映的将是112分钟的未删剪版。另外，柏林时间今天晚上10点30分的官方放映场的影片单上，打上的影片长度也是112分钟。记者昨天致电影片制片人方励时，他表示，目前正在赶工97分钟版本的字幕，但是能否赶上官方放映场很难说，“即使放映112分钟的版本，但是你去查《电影管理条例》，也没有任何条例表明我违规。”

 

3月24日，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现实题材电影、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上，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某领导称范冰冰主演的《苹果》“对时代有侮辱性描写，想利用少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拿奖”。（《现代快报》3月25日）

张宏森的愤怒源于《苹果》的剧情：一对民工夫妻，女的被老板强奸了，男的就利用时机向老板索要2万元；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女的怀孕了，男的更因此加码：孩子加强奸，总共12万元。

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苹果》剧组把影片拿到柏林电影节去角逐奖项，如果不是因为自作主张放映了“未删节版”，就这种几近俗不可耐、毫无新意的剧情，断不会引起广电总局官员的大发雷霆。

也就是说，最让这位领导耿耿于怀的或许并不是《苹果》剧情如何侮辱了时代，而是剧组竟然把影片拿到国外胆大妄为地擅自放映原版，从而让广电总局六次审查的事功付诸东流。

如此，本来可以宽容视之的《苹果》剧情，成了自感大权旁落、颜面尽失的电影局迁怒的对象，“宽容”变成了“苛刻”，电影招惹了时代。既然《苹果》剧情如此大逆不道，怎么会通过电影局审查进军柏林的？纵然经过六次删改，剧情总不会有太大变化吧。怎么到了放映阶段，马上进入市场了，电影局官员才声称“不应该容许这个电影对时代有侮辱性描写”？抛开电影局官员“炮轰”的自相矛盾不谈，打“时代”和“中国人”的牌显然也不太高明。把一部电影上升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来进行批判，其言下之意无非就是想表明，任何电影都必须是“民族立场”、“爱国主义”的，而且这个“爱国主义”必须是评功摆好的、报喜不报忧的，否则就是“侮辱了时代”。

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则，电影爱不爱国，是不是侮辱了时代，不是看它的剧情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而是要看它是否还原了时代的真实，是否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否让人们的眼睛看到了更多而不是遮蔽了更多。至于说导演们“利用西方人的偏见拿奖”，我想，电影局现在最该忧虑的不是这些，还是先从艺术“爱国主义”中抽身出来吧。

 

日前，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现实题材电影、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上，又上演了“炮轰”一幕。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一位负责人“炮轰”《苹果》、《三峡好人》等影片。他认为《苹果》里民工妻子被老板强奸，民工借此向老板勒索的剧情侮辱了中国人。

《苹果》侮辱了中国人，这是一个明显的价值判断。其内在的逻辑是，负面的东西都是影响形象的东西，都是构成侮辱的东西。诚然，此种逻辑可以理解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对现有生活的保护。但是，其回避负面丑闻的道德洁癖还是让人觉得有回避现实、过于敏感和脆弱之嫌。事实上，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创作，负面的丑闻与剧情总是不可能完全清除的。这就是真实——现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因此，对于所谓的“《苹果》侮辱中国人”可以有两重的解读。一重是从现实真实角度考虑，看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故事是否能在现实中找到它的影子。如果有，就可以说这样的剧情并未侮辱中国人。因为这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电影只不过是反映，艺术的反映，而不是刻意的侮辱。

另一重解读是，从艺术真实角度考虑，看这部电影到底是为了丑化形象还是反映人性。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不同，是艺术家在真切的人生体验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创造力，以虚构的形式揭示出来的实际生活的本质与真谛。艺术真实必须做到事实真实、情感真实、哲理真实。如果做到了这三个方面也就意味着艺术真实的存在。艺术真实未必要与现实严丝合缝的“一致”，只要艺术真实反映出的人性和道理是现实真实所蕴含的，就可以说艺术真实的营造是成功的。

以这两个视角去解读“《苹果》侮辱中国人”的结论，就难免发现其过于牵强之处。首先，在现实社会中，类似《苹果》剧情的故事并不是“绝迹”的。我们可以说这些现实侮辱了中国人，但并不能说反映这些现实的作品是在侮辱现实。因为，反映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其次，在艺术真实的视野中，“《苹果》侮辱中国人”也难以成立。剧情虽然塑造了一个负面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个人物所潜藏的人性及其扭曲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也就是说，电影的目的不是在告诉人们有一个异样的民工，而是告诉人们，在何种情境下，这个民工会变得如此异样？为了这个目的，虚构一个人物和矛盾冲突都是允许的。其目的不是侮辱，而是震撼。

王小波在《花刺子模信使问题》中，曾描述过一个以为将报道坏消息的信使喂虎就可以平安无事的愚昧的国王。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在一个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负面的问题存在，就应该提倡去勇敢地面对它，而不是以道德的洁癖回避它，这些问题才不至于再度恶化，真的导致侮辱的严重化。

 

大学读过几页陈染的《沉默的左乳》，开篇是一个传说：在南国边疆地带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里有这样一个习俗，女人们的右乳不再是什么隐私部位，它像手一样是可以公开被人触碰的，男人们过来往去向女人表示友好的时候，就伸手抚摸一下她的右边乳房。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将隐私肆无忌惮地张扬，我认为是一种无耻。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车经过国家大剧院时忽然有去狠狠摸一把的冲动，我觉着她是一峰无耻的奶子，不是因为她的巨大、白嫩、圆滑、水灵，也不是因为她的暧昧风骚、鲜活坚挺；而是因为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隐私，是包括却不限于38个亿的硬通货。我对她知道的如此之少，她顽固地不吐露内幕，却又在我的面前如此张扬。

所谓隐私，是说对我而言，我迄今不知道是谁支持了这个色情而奢靡的方案，迄今不知道有几成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公务员支持了这个方案，迄今不知道据说亿万人企盼了半个世纪的如此浩大雄伟的大剧院为什么听不到哪怕零星的喝彩，更不知道这奶子的巨额建设成本以及运营维护的巨大赤字所需的资金已经或将要如何授权！

所谓38亿的硬通货又代表了什么呢？是48平方公里的百元大钞，可以一次性资助北京全部15万贫困大学生每人2.5万元，可一次性救助760万失学儿童读完小学，而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30日宣布实施以来，十五年全部捐款不过25亿元，资助260万贫困孩子，援建1.1万所希望小学！网上好像有一篇文章《教育已成为中国人不折不扣的耻辱》（题目大抵如此），那这长安街上的奶子又是谁的耻辱呢，谁的，谁的？！ 一个叫沈浩波的有首小诗叫《一把好乳》，诗里他年轻地感慨道：“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够流氓，但没国家大剧院流氓，她是那么张扬，她是新中国最大的贞洁牌坊！因为这峰地球村最大的乳房，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名字：国家大剧院；因为，虽然这个奶子里的每一尊座榻原始硬件成本便不会低于70万，但孙部长说“文化不能忘记最普通的大众，文化部门将以关心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文化生活状况、加强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为工作重点。”；因为，虽然即便在北京“年人均观看演出也还不到一场”，即便在北京年人均收入也不过2万元还要用来应付疾病、吃穿、教育，我们却仍然可以说“建成国家大剧院可以说是圆了中国民众多年以来的一个梦”，而这所谓的国家大剧院每平米的造价是300平方米的共和国百元大钞。历史会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名字只有两个字：无耻！我们将不是因为贫穷而耻辱，不是因为懒惰而耻辱，不是因为受侵略而耻辱，我们将因无耻而耻辱！

所谓无耻就是，冠冕堂皇之后我会更加冠冕堂皇地表现出高姿态，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一个表示“不求所有”，一个表示“不争所有”！但又异口同声认为国库继续拨款是必须的，因为造价太高，而票价不能太高，因为要为人民服务，让大众都能陶冶情操！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要花你38个亿盖个全球最大的奶子，因为你要在这样的奶子里坐在价值70万的座椅上看戏，但椅子又太贵，能耗也太大，所以你买票的同时还要拿钱补贴亏空，因为否则票太贵你没法坐到这奶子里陶冶情操，当然即便你买了不太贵但也绝对不太便宜的票，并交了两份税金，仍然无法保证能给你提供你想看的，因为这是全球最大的奶子，里边最大的舞台是为歌剧和芭蕾舞设计的。晕了吧，这还没完，又有人说打算在这里搞一次国家大剧院建材展，“从建材商那里得到一些广告费,以及一定的参观费”，友邦惊诧了吧，反正我是惊诧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A理直气壮地为B花B的钱，据说完全按照B的心愿花的，而且还达成了B梦寐以求的大梦，但A继续花B的钱，因为B要享受这个大梦成本很高，而A认为B也有享受这个大梦的心愿，于是A又达成了B的这个心愿，如此不息。但我迄今还没看过一次正儿八经的演出，除了赠票，其实即便是赠票我也很少去，对这个奶子的兴趣也仅仅在于恶狠狠地摸上一把，在我看来，我的这种不陶冶情操的下作思维，极大地羞辱了这个奶子。 诗圣杜甫公元754年在爱国忧民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满腔悲愤地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当时诗人刚好从京城回奉先探亲。在长安街上，冻死街头的老人惨不忍睹；路过骊山时，华清宫里却笙歌汤汤。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温饱了，甚至小康了，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了，社会主义了，可我们真的能像报告和新闻中一样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参军少陵一个交代了吗，俗一点，我们敢发誓吗？！我们敢发誓在国家大剧院的个歌剧声汤汤响起时，我们推崇的人民诗人杜甫不会写下一首《自京赴某某县咏怀几百字》吗？！

杜甫的本家，大唐进士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有一句诗：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更加深刻地描述了2000年前中国社会官民境况，在中学教育中我们说：杜牧大人道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取之尽锱铢了，我们上不起大学的越来越少了，上不起小学的更少了，看不起病的也少了，买得起房子付得起按揭的越来越多了，70万一个座位的百姓戏院也快建完了，对于全部来自于国民的一分一毛的税钱我们没有用之如泥沙了？“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覆道行空，高低冥迷，一肌一容，尽态极妍……”，呜呼，国家大剧院。

扯远了。其实我是个麻木的人之一，早就自愿出离了“匹夫有责”的群众政治，我能怎么样呢。今天为一坨奶子发这许多牢骚，承蒙一出租车师傅所赐。

下午我去西站送人出来，愤怒和无可奈何的二次愤怒通通写在脸上，但我没有丝毫要宣泄的打算，我能怎样宣泄呢，我已经习惯了仅仅是愤怒。出租车司机毕竟见多识广，我刚一上车，他便说了句：这个亚洲最大的东西太混帐，太不人性了。

我错愕良久，虽然在这万众景仰的首善之地不是一天两天了，打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仍然再次对咱北京的出租车师傅的素质肃然起敬。

我的话匣子就像汽油遇到火机瞬间打开了，应该是我们两个人的话匣子，应该是两个人的讨伐。这种讨伐从我嘴里肆无忌惮地喷薄而出已经久违了。但这里略过对这个据这位师傅看来“至今还未通过国家验收，刚建完就花几千万换水龙头”的“亚洲最大”所有软硬件的咒骂。单表国家大剧院。

师傅说：你看这就是国家大剧院，30多个亿，30多个亿啊！我对乘客都说他是咸鸭蛋，因为它太贵了。我们累死累活的，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都扔到这里边去了。

虽然我一时也没搞清楚他一通话的文字逻辑，但我不失时机的问：演出的时候你会去看吗？

师傅似乎感觉这个问话很没常识，他自顾说道：我为什么要去看，我连电视都没时间看，前一段世界杯我都是听的广播，怎么看。再说我拿什么去看，去看的都是写当官的，还不买票，再就是那些有钱的，他们不闲贵。

师傅或许今天心情也不好，不住地埋怨，我抽机会说中央电视台新址100多个亿呢，测试一下他的“业余”观点！这位师傅登时愤怒了，拼命同我讲一些小道消息，仿佛在用它们佐证着他的愤怒是多么的合情合理。这种方式的反对是我最担心的。希望司机师傅发了这番牢骚明天能有一个好心情，更希望他不要拒绝那奶子不太贵的陶冶大众情操的门票。 告别了师傅我却无法平静，其实我有太多次想说想写的冲动都不曾兑现，我是那么渴望能将自己或者一班冲动高高挂起，安心赚钱，因为我有太多的生活压力，有恐惧。

但这次我还是写了，因为师傅说他恨不得能八耻，但他八耻不了，极大地促动了我。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到了需要从最起码的羞耻心和荣耻判断做起的地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些什么，这既是个人的荣耻，也是民族的荣耻。 最后，我们该以国家大剧院为荣，还是以国家大剧院为耻呢，我以国家大剧院为耻！我以用农民的钱给农民修一条质量过硬的马路为荣，以在用纳税人的包括但不限于38个亿的税金建国家大剧院时听一下纳税人的声音为荣！

这羞耻的奶子，兀然傍在首都的心脏，赤裸而踞，不置一词。陈染在《沉默的左乳》里说：沉默的左乳维系着梦想和思考，张扬的右乳解决着作为平常人的平常欲望。我们伟大首都的这峰奶子，倒是右乳抑或左乳呢，我看她是号称是梦想的欲望，她是以左乳的名义行右乳之实，是新中国最大的贞洁牌坊。

然而她是如此美丽，“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覆道行空，高低冥迷，一肌一容，尽态极妍……”

 

 

笔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干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不过，笔者认为岂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邪教大骚乱，整个「共產革命」何尝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邪教大骚乱！

李普先生在该文中说：「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什麼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笔者认为，如果将李先生文章中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改为「共產革命」；将所有的「十年」改为「五、六十年」，李先生的文章不但仍然正确，而且更加準确。

什麼是「邪教」？什麼是「大骚乱」？

窃以为，邪教就是利用迷信的反科学的教义迷惑民眾将其引向灾难的邪恶宗教，其特徵往往是盲目和狂热的；大骚乱就是打破原有和谐秩序的群体性动乱，将社会引入无序状态，同时企图人为地取而代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而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迄今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共產革命」(或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完全符合这个定义的一场邪教大骚乱，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首先，领导这场邪教大骚乱的共產党本身就是一个邪教组织，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铁一般的纪律，后来更加上疯狂的领袖崇拜，所有参加进去的人都变成了一个盲从的信徒，一个「驯服工具」，失去一切自由和人格，包括独立思考的自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像日本「真理教」一样必须将个人的一切，包括灵魂和肉体都奉献出来，无条件地被这个邪教组织支配，他们不但用沙林毒气杀害无辜的同胞，最后还导致信徒本身的集体自杀。共產党不但要党员献出个人，还要献出自己的亲属：邪教党内的老党干，地位高如彭德怀就曾经这样对待过他的同志；而曾志也曾经被她的党这样对待过。「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就曾经将他的同志兄弟黄公略之同父异母大哥黄梅庄私自灌醉然后杀害了，还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放在皮箱里交其随员带回去，「断绝蒋介石的幻想。」然后才将事情经过告诉黄公略本人，原因是黄梅庄奉蒋介石令前来策反黄公略。私自杀死别人的大哥却连问都不用问一声，几十年后还以此为例子，作为自己「党性强」的証据，这就是共產党这个邪教组织不打自招的邪恶本貭(见「彭德怀自述」)。无独有偶，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女共產党员，曾志在福建厦门地下活动时，被自己的党私自将刚出生的孩子卖掉，卖得一百大洋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临分别时两夫妻抱著出世才四十多天的儿子前去中山公园玩了半天，从此生死诀别，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党组织」还一直瞒著她(见「曾志回忆录」)。「党」有权卖掉别人的孩子问都不用问一声，孩子的父母作为这个邪恶组织的成员，不但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声，还将其视作对邪教组织的忠诚，真是可悲可嘆！将其成员当作奴隶，还把他们的亲属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组织才做得出来。

其次，凡邪教组织莫不以教主盲目崇拜和信眾迷信狂热为特徵，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套欺骗信眾的教义，并为教主披上一件神祕的外衣。中国歷来的邪教组织还多了一个特点，就是既要引入外国的宗教来唬弄百姓，又要改头换面为自己立威。太平天国洪秀全去广州学基督教，改头换面创立他的「拜上帝会」，自称是「上帝之子」，传扬他的「原道」教义，外国传教士企图向他讲解基督教，反被他斥为异端。无独有偶，中共先从苏俄输入「马列主义」，毛泽东延安整风斥之为「教条主义」，其后索性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是人民大眾的「救星」，将其至於神圣的地位，强迫全体中国人民每日数次对他顶礼膜拜，三呼万岁，谁要是不小心涂污了他的神画或者打破了他的神像，就得以命抵罪。共產党要求全体人民为他的教义去死，像黄继光那样堵枪眼、像邱少云那样被烈火烧死、像董存瑞那样举炸药包……，甚至要求女教徒自动献身，教主毛泽东一生姦污女教徒无数，主管知青的各级共干蹂躪女知青，这还不是十足的邪教组织吗？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和近一世纪来剧烈动盪的社会相比，其实一向是安居乐业和谐共处的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人们默默耕耘、安贫乐道、息讼平争，大家和睦相处，各阶级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谐社会。所不和谐者衹是少数妄图不劳而食的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但是他们在强大的传统道德和民间法统的群眾压力下，几千年来一直无所作为。即使期间不断改朝换代，但是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一直得到维持。直至近代歷史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个以「痞子运动」为「革命先锋」的异类毛泽东，引入外国的「马列主义」，成立了共產党这个邪教组织，蛊惑人心，进行所谓「共產革命」才将中国数千年和谐共处的社会秩序彻底破坏，引致社会大动盪和大灾难。毛泽东公然称这些痞子流氓的不劳而获、懒惰欺诈甚至嫖娼聚赌为「革命行为」，心理变态地为他们「爬上地主太太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叫好……，不幸的是适逢外敌入侵，内战不止的乱世，给他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至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武装叛乱，杀人放火，赤地千里，他们用武力了夺取政权，破坏了社会脉络，毁灭了伦理道德。「旧社会」砸烂了，然而对自己要建立的「新社会」却毫无準备毫无把握，结果就乱搞一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到处碰壁，搞到国弱民穷，民不聊生，甚至饿殍千里。

共產党武力夺得政权后，跟随苏俄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惨烈的社会主义试验，彻底摧毁了固有的社会秩序，实行「无產阶级专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声言要「消灭阶级差别」，结果却导致全民彻底丧失生產积极性，社会长期处於贫穷状态；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导致国家经济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一潭死水，比例失衡，几至崩溃边缘；用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试图改造人的灵魂，使其「觉悟极大提高」，结果却造成整个社会道德崩溃，贪污腐败横行。总之，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试验，在夺去了八千万无辜同胞的生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以后，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说，不单止「文化大革命」，而且始於上世纪二十年代迄今的整个「共產革命」或称「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都是一场邪教大骚乱。

笔者同意李普先生所说的对於邪教大骚乱，最重要的教训是：「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麼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笔者认为，不但永远不要迷信「某一个人」，更加永远不要迷信「某一个党」，希望全体中国人都从这场邪教大骚乱中，从这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大试验中汲取惨痛的教训，避免全民族的悲剧再次发生。

 

“两会”又胜利的闭幕了，又一个“里程碑”诞生了。

很多人总是沉浸在用最美好的说教推导出最理想未来的美梦中，自己身在梦中还不够，还要劝说网友们共同入梦。

但南柯一梦醒来时，身在何处？军国主义还是制衡民主政治？革命的苦难深渊还是和谐的公民社会？

对两会，我的总体看法是：欢迎温家宝报告，反对物权法通过。

抱有再理想的目的，却用非法、钳制言论自由的手段，而强行通过的物权法，播下是理想的种子，收获的将是魔鬼的未来。

很多评论都指出，反对物权法的群体，基本上都不否认合法的私有化进程，但是却反对近十几年来巧取豪夺的财富分配事实。而这正是利益分享者或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极力混淆的部分。罔顾民意，无视民众言论，利用花瓶民意机构，决意推动物权法通过，只能是点燃革命的导火索。

倒是那些推崇西方自由市场理论，遐想物权法代表中国与西方民主政体接轨的幼稚理想主义者，倒实在是一群“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钞票”的可怜虫；等他们梦醒之后，泪向谁流？

民主政体不排除国有资产，民主政体强调渐进改革，不割裂传统，不制造社会断裂，而这次被某些制衡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理想的人推崇的物权法，恰恰完成了革命能量的积累过程。

从理想的种子，长成魔鬼的未来，列宁干过，孙中山干过，毛泽东干过，小布什正在干，中国人也在边被骗着、边被卖着的埋头苦干！

历史总少不了让人后悔不已的时候。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题为《积极预防、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文章，指党政官员应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群众工作，防止事态扩大。与此同时，由北到南，民众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更有民众运用投票权力，要求罢免不作为或水平低下的基层官员和人民代表。人民网也於日前发表专文指出，官员精力不应放在自己和领导身上，不要满足於开会、发文、批字，要把心思放在百姓身上。

天津市河东区一百九十六名选民最近联署发起罢免该区一名人大代表资格，认为该名身兼地产开发商的代表不但没有代表民众权益，甚至损害民众权益利益，这是迄今内地规模最大的一次由选民直接提请动议。而在海南儋州市军屯村，九成四的村民自发启动罢免程式，罢免上任仅一年的村长，指其挥霍公款，贪污腐败。

与两年前广东太石村发生的选举维权事件不同的是，今年这两宗罢免案除了未被掩盖外，当地政府也未过分阻扰，选民也更清楚意识到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更懂善用选票维权，虽然这两项动议目前尚未有结果，但胡温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理念，已在两案中初现端倪。

昏庸官员日子不好过

这一连串的事件反映出一个强烈的讯息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的智囊、宣传口舌，还是普通老百姓，对官员的要求都提高了，庸官和昏官的日子将很不好过。

胡锦涛日前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时透露，中共十七大将就未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他并强调指出，建构和谐社会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致力促进社会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胡的这段讲话显示出，中共最高层十分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不协调的地方，亦十分关注民众反应强烈的问题。各地庸官、昏官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不问民间疾苦，不关心民生的麻木不仁；强徵暴敛的贪婪作风……早已难容於现代化的社会。既然亿万民众已经对这些庸官、昏官发出罢免的要求，中央必将就此作出回应，庸官、昏官的黄金时代即将完结。

 

拖过美国人权报告出台之后，拖过中共“两会”之后，浙江省宁波中级法院对力虹（真名张建红先生）判处了六年徒刑。

力虹的律师李建强先生一语道破了这种无耻的审判：原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近几年来新华社统一发稿的政治个案只有4件，杜导斌案，高智晟案，萧山教案，陈光诚案，无一例外都是中央钦定！力虹案如果是哪位“首长”划了圈，钦定重判，哪里还需要退回检察院加上那四个字？

《判决书》所称：力虹“大肆诽谤和诋譭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的六十多篇写了些什么？他的那些文章，在《议报》、《博讯》、《大纪元》等网络都能搜索到。只到读一读他那些滚烫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他的每篇文章（特别是诗歌）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朴实的爱。他爱憎分明，信仰坚定，正所谓爱之切责之苛。这些主要表现在他对独裁与专政制度的深恶痛绝，对中国民众、对苦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深的爱，浓厚的情。从秋瑾、陈独秀到瞿秋白、胡风，他写成了《中华儿女简说》系列文章；对于当局迫害法轮功的事件，他更是口诛笔伐，义正词严地进行声讨，特别是高智晟被捕后，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喊出了“还我高律师，还我中国良心”的呼声，他在文章中写道：“天地已震怒，山河皆泣泪！高律师已经被秘密抓走两天了，什么严重的事情都有可能正在、或将会发生，一切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尚存信心的亲爱的同胞们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各种方法，勇敢地向的中共当局发声——还我高律师！还我中国的良心！”这些言词是他召来麻烦的第一个原因。

力虹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希望找到一块知识分子、持不同观点人士自由表述言论的地方，由此，他主办了“爱琴海”网络，在他办的那个网络里，至今还可以看到由“爱琴海”而揭露的“冰点事件”等真相。“爱琴海”网络被当权者强制关闭后，他奋笔疾书，写成了《爱琴海全程回溯》系列篇共十多篇，揭露了“爱琴海”被无情封锁的全过程，这些文章分“山雨欲来”、“祸不单行”、“挺身而出”、“诗人哀歌”等。在“诗人哀歌”里，他无比哀怨地写道：爱琴海，在我的手上滑落／停止了呼吸。一滴血，从古希腊／流到了2006年的春天。谁在哭泣／ 你散落在世界另一角的儿女／ 夜不成寐的人们，每一个／ 向往自由的高贵的灵魂／是谁在哭泣，就在这一天下／午／爱琴海之歌，被割了喉管／在荧屏上／在我无力的手指间／ 你因失血而苍白的大理石雕像般的躯体倒下了／梦想中的蔚蓝顿时血水流淌／肩负弓箭，背插双翼的爱琴海啊／谁在为你哭泣。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他是在满腔愤怒的控诉，可以看出，他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是多么的痛苦与无奈！更可以看出他向往自由的高尚情操。他满腔愤怒的呐喊，他爱憎分明的文字，是他召来麻烦的第二个原因。

宁波中级法院的无耻判决上有这样一句话：“鉴于其在归案后有悔过表示，依法对其可予酌情从轻处罚。”第一，力虹留下这么多的文字，他认为他写错了吗？他“悔过”他不该写吗？第二，如果力虹没有“悔过表示”，是不是就要判其二十年、三十年徒刑？抑或是终身监禁、或者是送到断头台才算适量判罪？是不是将其重判了，还希望力虹的家人“谢主龙恩”？

力虹是一条铮铮铁骨的汉子，他怎么可能低头认罪？他有什么东西值得悔过？

力虹只不过写了几篇批评政府、批评制度腐败的文章，这就煸动颠覆了政府吗？在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一个不能容纳批评声音的政府，何谈和谐社会？何谈以人为本？何谈大国掘起？何谈八耻八荣？如果因为写了六十多篇“有问题”的文章，就判予六年的重罪，全国还有千千万万持不同政见、自由知识分子撰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咒骂政府的文章车载斗量，是不是都要抓起来判罪？

力虹被重判，暴露了当权者的虚伪与胆怯。美国年度人权报告刚刚公布，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报告还墨迹未干，中国的“两会”才结束，胡温“依法治国”的声音还在人民大会堂回荡，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对力虹下手了，这种“依法治国”从哪里体现出来？

力虹被抓后，国内的知识分子与持不同政见人士都怀着一颗善良的愿望，那就是“低调”，尽量少发表言论与声援，希望以此唤起当权者的良知。春节之前，看到有关力虹“可以春节前夕放出来”的消息，我们都感到十分欣慰，现在看来都想错了，党妈妈的凶残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能易。力虹踏入了杜导斌、师涛、郑贻春、张林、杨天水的后尘，做了二十一世纪文字狱的牺牲品。

力虹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马不停蹄地走访有关部门、查看案卷、访谈取证等等，并且，在法庭上，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但是，“铁石心肠”的法官们显然没有采纳他的辩护。从另一个角度说，法官们很可怜，他们只是前台的影子，他们在前台跳舞，而后台的操纵者是心狠手辣的党妈妈，李建强一张嘴如何“辩”得过他们呢？

笔者与力虹先生曾有过一次文字龃龉——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观点不同而已，虽然力虹先生据理力争，要求笔者公开答复，我当时正在犹豫之际，我香港的朋友——一位姚教授苦心劝我：答复只能“越描越黑”、“要以大局为重，你们之间斗了起来，只能让豺狼高兴”、“沉默是金”。因此，笔者听了姚教授的劝告，一直没有做一个字的答复。现在时过境迁，我们之间的文字龃龉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虽然不相识，但是，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有相同的追求。这比什么都重要。

力虹，我为你声援！力虹，请多多保重！你要相信，自由的曙光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照进你那铁窗里来。(2007-3-22)

 

先解释一下，“人日员”是《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简称，用“人日员”这样的简称，连我自己都觉得别扭。不过，用全称又不便于阅读。笔者向来是读者至上，只好让《人民日报》评论员受点委曲。“打狗办”是老百姓对公安局犬类管理科的简称。为什么笔者拿这两家做对比呢？起因是读了《人民日报》一篇文章。

说实话，我极少看那张靠自打耳光维生的报纸。昨天上搜狐网，猛然看到《增强公仆意识，权为民用》标题，以为青天大老爷们又要开恩赐福草民，上当没够的我一时鬼迷心窍，竟鬼使神差地将文章打开。读罢文章，气得我七窍生烟，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人日员”居然还写这种不如放屁有味的文章忽悠人。

天下的文章无非是讲道理，有理不在官位高低，咱们还是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人日员”说，“经过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但是有些干部公仆意识依然淡薄。有的不愿倾听群众的呼声，不去体察群众疾苦，不能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急、所忧、所盼，有的私欲膨胀，滥用职权，当官做老爷。这些行为背离了党的宗旨，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我们党的形象。”

好一个“有的”！“有的”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还是一万个？是一群还是一片？“有的”二字读起来可以顺嘴说出，写起来可以一笔带过，可是此处的含意却非同小可。陈良宇、程维高都是一手遮天的地方大员，田凤山、郑筱萸所控制的机关足以影响到每个国人。更为惊心动魄的是，被曝光的高官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有的”们还在继续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些大大小小“有的”们引得民怨沸腾，已经危及到共产党存亡，却被“人日员”用生花妙笔不动声色地转化成“增强公仆意识”的思想觉悟问题，不知其真正用意何在？

说到“增强公仆意识”，我就搞不明白了，这些大员都是由执政党的有关部门一手提拔。诸位放着无数有极强公仆意识的优秀人才不选，为什么单单提拔那些缺乏或曰没有公仆意识的歪瓜裂枣？

公仆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于为公众服务。“有的”们所盘踞的岗位，动辄关系到数千万百姓，影响到整个国计民生。“公仆意识”是他们从业上岗的起码要求，干不好就趁早下台，天下哪有对高官进行“公仆意识”岗位培训的道理？

“人日员”也许会说了，人都会发生变化。当初提拔时，官员表现很好，后来变了，不进行在岗教育怎么办？

“人日员”怎么“记吃不记打”呀！三十多年了，整党是不是教育？反不正之风是不是教育？“三讲”是不是教育？先进性教育搞了多少年？如此之多的教育活动也许开创了世界之最，但效果如何呢？历年民调官员腐败都是高居榜首，前几天温总理在两会结束时已经作出了明确回答，“腐败越来越严重”了。

经历了一次次干打雷不下雨的反腐败作秀，众多贪官早成了“见人开仓亦不走”的硕鼠，他们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出没高档消费场所毫无顾忌。这帮贪官的共同特点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向来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和他们讲“增强公仆意识”，完全是对牛弹琴。

明知贪官们早已油盐不进，“人日员”却一意孤行，煞有介事的打着“增强公仆意识”幌子高调登场，招摇过市。如此这般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项庄摆剑，意在沛公——表演给老百姓看。

人都有私心，猫都想吃腥。同是亚洲人，为什么香港、新加坡、韩国的官员很少出现腐败？我们的官员为什么提拔上来会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制度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合适的空间：权力过于集中，暗箱操作普遍。如果实行阳光政治，使权力运行过程处于公众监督之下公开透明，问题早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直到现在，选拔官员是机密，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是机密，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开支也是机密。宪法规定人大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政府，可是审计、监察两个重要职能部门都归政府领导，完全是自我监督。众多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公职人员财产阳光法，却被相关人员隆重否决。去年某市宣布公开市长权力，许多媒体纷纷叫好，可是事情过去一年多了，该市还没有出台市民权利。没有市民对市长的制约，权力怎么可能正常运行？

不致力于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还是一以贯之地拿思想教育说事，这与姑息纵容腐败有什么两样？

咱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拿地方“打狗办”与“人日员”做个比较。面对市民不文明养犬现象，“打狗办”做法简单明确，养狗就得花钱办证，就得参加年检打预防针，否则格抓勿论。“打狗办”的官员太明白了，如果进行思想教育，使养狗者达到文明养狗程度，恐怕要等上若干世纪。要管住不文明行为，不拿钱就没收。如此这般，地方主城区无证养犬、养大型烈性犬现象大为减少。

政府管理老百姓，向来是雷厉风行令出法随，有组织，有检查，能罚款，能没收，因而立竿见影，成效卓着。可是，轮到监管官员，便成了几十年不变的春风拂面，细雨宜人，除了苦口婆心，竟是束手无策——这就是官本位与民本位的根本差别。

“人日员”也许会说，谁说我们没有监管，这些年不是查处了众多高官吗？在笔者看来，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公众并不希望看到当局用惩处贪官来证明反腐功绩，而是切盼早日建立防患于未然的科学制度，最好不产生一个贪官。即使出了贪官，也不会惹出大乱子——这才是公众需要的健康和谐社会。

“人日员”在文章结尾时写道，“ 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甘为公仆，善为公仆，我们将不仅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也将迎来人民事业的更好发展。”这个“如果”用的非常巧妙，堪称画龙点睛之笔。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专为人民币服务怎么办？难道还是永远坚持思想教育不动摇吗？

首发议报第2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