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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博客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的“滑铁卢之役”。强势的霸权、高超的手腕在这一近乎无形的网络空间面前完全失去了效力，如今的李景治是否有能力解聘张鸣大可怀疑，在这场学术与权力的博弈中，李景治先生若能保住他的院长职务就算运气了，迄今为止，由于张鸣的坚持，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部陆续有萧延中、储殷、eager等公开站出来声援张鸣，而网络民意显示90%以上的网民力挺张鸣，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人民大学还是高教管理部门，恐怕都该考虑一下让李景治下课的问题了。

而“重庆钉子户”的博客开通仅仅一天，访问量就达到12万以上，据调查，同样有接近90%的网络民意支持。

这两个90%说明，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权利与权力，已呈严重断裂与对立，于是，当焦点性维权案件发生时，借助网络传播，排山倒海的舆论声势迅速形成，将权力者逼向没有退路的境地。鉴于权力对中国社会的绝对掌控，可以肯定，没有这90%以上的网络民意支持，今天的张鸣可能已被人民大学解聘，鹤兴路17号的二层小楼也已经荡然无存。

通过一边倒的喝彩与嘘笑，网络民意逼迫权力一点点地让步，这种前所未有的民间舆论力量，是在BBS时代得以形成的，但相对而言，BBS易于监控和管理，一般来说，，任何一个话题，如果不能成功进入国内最大的几家BBS，则不能形成舆论关注热点，因此，网络监控者只要成功约束主要网站的BBS，也就可以阻止热点话题的蔓延（当然，比管理纸质媒体的难度已经大了许多）。

但个人博客的特点是分散而难以防范。对于上千万的个人博客，任何监控者都无法实施有效控制，任何博客中的任何一篇网文，都具有一夜传遍大江南北的可能，等监控者反应过来，热点话题已经形成，于是，对于BBS和纸质媒体的跟进也就失去了封堵的必要。

博客颠覆了原有的空间概念，在这里，边缘和中心可以瞬间转化，一个多年默默无闻的博客，转眼就可能成为万众注目的焦点。博客对于博主来说，既是倾诉心灵的日记，也可以成为洛阳纸贵的一份报纸。也就是说，在这个已经到来的博客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出版人、节目主持人。

每个人都是一张报纸——对于习惯封闭运作的权力来说，这是最令它感到无所适从的。“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话题，可以直接与最优秀的学者进行对话交流，由于博客的出现，人和人之间的交际方式悄然发生变化，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再也不是泾渭分明。对依靠信息封堵来隔离民间声音的权力体系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所有的群体性抗争都是从语言交流开始的，语言沟通是克服权力恐惧的有效溶剂。近期发生的重庆彭水诗案、四川大竹少女“奸杀案”等，其最初的信息传播，都是借助于网络形成。一旦这种90%的压倒性舆论优势形成，如同我们在重庆万州、四川汉源、大竹、湖南永州等地的暴动中所看到的，民众的聚集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武警的调集显然没有这么快速，于是，对政府来说，在社会稳定问题上，仅靠事后压制是无益的，必须注重事先防范，也就是说，必须针对热点网络话题，制定一种有效的灭火机制，以避免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发生，比如在“重庆钉子户”问题上，应及时介入，要求各方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我留意到，部分关注“重庆钉子户”命运的网友，曾经在网上讨论集体赶赴鹤兴路17号，与房主一起阻止拆迁，这样的聚集一旦形成并具备足够多的人数，就很容易形成群体性反抗事件。同样，为了避免对李景治霸权的反感和反抗在人民大学蔓延，权力部门应及时介入处置（得罪90%以上的张鸣支持者，还是得罪至今无一人公开声援的李景治，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从另外一层意义上理解“紧急事态处置”，变堵为疏，变事后惩罚为事先预防，通过类似司法中的判例实践，为一个民主社会奠定基础。网络时代尤其是博客时代的民间声音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汇集，这就使得以镇压行动制造民众心理恐惧的作用大大降低，一个人孤身面对权力会感到恐惧，但十万个网民同时出现在一个博客时，便会无所畏惧。对未来的某些热点话题来说，吸引上百万的网民同时出现并非不可能的。

对于专制政权来讲，真正的威慑力体现在杀人的权力上，但我们已经远离了权力可以随便杀人的年代，而在掌握权力者大面积腐败的社会背景下，反抗者的此起彼伏是难以避免的，当网络为反抗者的群体性行动创造了基本的沟通条件，从网络走向街头可能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不断降低的权力威慑力和越来越容易形成的民意聚集，将迫使权力放低尊贵的头颅，习惯于与民间妥协。

于是，渐进民主还是激进民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伪问题。民主进程的节奏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身处今天的中国，无论是谁，如果他看不到压制政策的渐趋失效，看不到民意聚集的渐趋便利，便是没有足够政治敏感的。那种每每出现的90%以上的民意支持，概而言之，便是支持民主、支持自由、支持人权的呼声，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民主需要呐喊，更需要一点点的实践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民间而言，就是通过民意的表达，向权力施加压力，对权力而言，就是顺应民意，通过一次次及时而积极的介入，维护民主与法治的尊严。政府的每一次积极介入，都是将反抗者从街头赶向议会的过程（哪怕这个“议会”暂时是无形的）。权力必须懂得，随着社会网络化的发展，这个90%以上民意背后的绝对人口数字在增加，而他们形成舆论呼声的效率也越来越高。政府若不能正确对待并及时回应民意，那么，权利与权力的对立中，民众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走向街头——实际案例已经多到让我数不过来。

笔者认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的这些案例确实是敬畏民权的象征，而重庆“孤岛”现象，却是严重侵犯民权的典型。“孤岛”成为中国民权四面绝壁、孤立无援和充满危机的象征

首先，德国威廉皇帝输了官司，国家的法律在皇权之上，并还给磨房主一个公道。那座磨房也如愿以偿地保留了下来。重庆的这座“孤岛”则输了官司，夫妇二人的“宝岛”和居所被法院判定限期拆迁。那位磨房主不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因为那房子就是他自己的，他应该说了算，别人再有权势，再有什么公共的也罢，还是商业的也罢，甭管什么理由，都不能通过任何手段去强制他搬迁。他的胜利，就体现了民权的胜利。成为法治史上的佳话。当然，在后世的相关法律中，关于公共利益方面的土地征用等此类情况又有了不同的考量，此乃题外话。至于美国日本英国的那些孤岛，也与重庆孤岛完全不同。就以美国的斯普瑞格思家的小楼为例，开发商并不敢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对他断水、断电和断交通来威逼他搬走，而是留够了通行的道路，他的小楼供电供水和交通均无停顿和阻碍，最后这座小楼保住了，虽然社会舆论会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他的动机也并不高尚和伟大，然而那是他的小楼。其法律地位与开发商是平等的，政府和法律都没有介入去判定个谁胜谁负。同样都是“钉子户”，同样都成为“孤岛”，过程和结局却十分不同，在斯普瑞格思案中，还体现了另外一种更高尚的精神，那就是对基本人道的敬畏。而在重庆“孤岛”案中，人道荡然无存。开发商的行为暗含着逼死人命的逻辑。只要看看已经挖到小楼墙根的深坑，人们就不难明白其中的用意。而在西方相关案例中，开发商绝对不敢公然彰显如此用意。

其次，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考查此案，笔者认为开发商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应该对其提起刑事诉讼。

刑法第四章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即开发商以“四面绝壁”的方式事实上剥夺了他人人身自由。下面内容部分摘自网络：

“暴力拆迁或野蛮拆迁不仅违反了《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等国家民事法律，而且违反了《刑法》；而强制拆迁不可能是文明的，势必导致野蛮手段，野蛮拆迁也往往诉诸暴力，因此强制拆迁势必带来暴力拆迁，也是违反《刑法》的。《刑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十分明确：

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中关于“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实施强制拆迁”的规定，不仅恰恰符合《刑法》关于强买强卖、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故意毁坏和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罚规定，也与《宪法》第 13 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第3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相抵触。“

重庆“孤岛”事件中的这种故意陷他人于危险境地，迫使他人就范的行为，不仅违法，也严重违背人之常情，是无人道的恶劣表现。

再次，当地政府见公民陷于危险境地而不施救援，对正在危害公民权益的行为不及时阻止，听之任之，当有行政不做为之责，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亦应负相应责任。强势一方使用非法手段，迫使弱势一方就范，此时公共权力的缺位，是对恶行的助长，是社会道德败坏之源。这一现象对当地政府的存在，构成沉重的质问。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严重违背。政府在这种时候理应站在弱势的一边，维护他合法合理的权利，使公民获得社会公正，这是政府的天职。

一、86年，否定的否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第二条，第三款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一言以蔽之曰：“共产。”这是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否则建立这个党干什么？

中共革命的先贤们，那时心中悬想的目标，就是“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原载《共产党》第五号《告劳动》，署名ＴＳ。以上均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出版）夺取政权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条件。

这是中共组建共产党，并且依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目的，也为中共夺权提供了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合法性合理性。

从1921年到1949年夺取成功，前后将近30年，从井冈山到瑞金，到长征，到延安，到北京，国共双方以及无辜的老百姓为此死了几千万人。

1949年之后，毛泽东为了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然后再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收为“国有”，杀了大概几十万地主，搞了无数次的运动。现在，在2007年，距离中共一大86年的时候，却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财产私有的合法地位。这个“否定的否定”实在太大了。这在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否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否定了土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合法性合理性。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为之奋斗取得的胜利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毁于这个《物权法》。这个《物权法》还没有确立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冬天到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有了《物权法》，总不能说以前土改是正确的，现在保护私有财产也是正确的，以前“社改”是正确的，现在保护民营企业也是正确的──虽然，《物权法》是在躲避开历史争论的前提下制定的，但是中国人，特别是年龄较大的中国人，不能不发出对土改、对“社改”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质问。

二、我理解的回到“原点”

鲍彤先生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

对此“回到原点”说，刘自立先生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在不去除党是一切政治经济行为之主宰者的极权制度中，根本就没有回到‘原点’的任何可能性。”我想这是过分拘泥的理解。如果仅仅从肯定私有财产合法性这一点来看，从当初倾尽全党全国之力搞“社会主义改造”到如今在法律上肯定私产的合法地位，那是180度的大转变，也可以说回到了“原点”。正象哲人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刻舟不能求剑，现在真想回到“原点”是不可能的。（《再说物权──共产党没有回到“原点”》）

三、保护不义之财也是产权改革的成本

李天骐说：“中国官僚与资本互为勾结，窃取的庞大的人民的财富，在这部《物权法》中公然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司法正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都是欺人之谈。”（《评中共的〈物权法〉》）

这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应该说是很大量存在的情况，但是既然我们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不能等到万事俱备，东风劲吹，那就只能做这种“跛脚”的产权改革，这就算是一笔“成本”吧。我们记得，从“私有”到“公有”给社会制造了多么巨大的痛苦，给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带来多么巨大的破坏，那么，从“公有”回到“私有”也难免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保护不义之财也是产权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之下，这个成本还是小得多。作为中国人，只好认了这个宿命，谁叫你是中国人呢？

请问：在当前的环境条件下，我们怎么界定查清许多不义之财？俄罗斯的尤科斯案件，也是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这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转型中的必然性。

四、为“历史上第一个最牛的钉子户”鼓掌

曹维录先生根据这几天网上沸沸扬扬流传的重庆一个“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作为例子，说：“《物权法》作为体现私有制的重要法律，只在施行了宪政、民主、法制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中国现在还不是法制国家，宪政民主还远没有实现，《物权法》虽好，不解普通民众燃眉之急。”（《物权法》不能保护公民财产的一个实例）

其实，这位钉子户之所以敢冒共产党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地做钉子户，就是因为现在有了“物权”观念和法律观念，而且媒体也敢于支持，今天的《齐鲁晚报》上就有详细的报道，大幅的现场照片和户主杨武的照片，其辐射效应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在一年之前，中国能够出现这种新闻人物吗？我想即使这位钉子户牛不到底，他也算得上失败的英雄。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做第一个“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都是英雄，都会有后继者。因此，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鲁迅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对于重庆的这位“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我们应该为他鼓掌。这正好证明《物权法》是个好东西。

开个小玩笑：假若毛泽东回到人间，为了这个《物权法》，恐怕他把胡锦涛碎尸万段也难解难消心头之痛之恨！

（2007-03-24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