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获得第十一届人权新闻奖 中国信息中心 |
|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人权新闻奖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颁发，有中外记者上百人与会。在杂志类奖项中，刘晓波先生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的《汕尾血案始末与背景》获得优异奖。这是刘晓波第二次获得此奖，也是继张裕、赵达功等人获得此奖之后，笔会成员再度获奖。同时，刘晓波也是本年度颁发的所有奖项中惟一的大陆作者。
由于中共当局不发给刘晓波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刘晓波虽然受到邀请，但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独立笔会副会长余杰代刘晓波领奖，并在发言中指出刘晓波被非法剥夺出国权利及赴港澳旅行的权利的处境，希望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给予更多的关注。 |
齐 戈：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
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就来到了中国，其为何物？知其名而不见其实。49年到今天，据说这个名词成为现实，观其名而知其实，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恍兮忽兮，莫名其妙。直到今日，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虽是一个最为流行名词，但还是一个最不为人们所明白的东西。把这个名词带给中国人的是共产党，让人们搞不明白这个东西的也是共产党。对于这个东西，就连共产党自己就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更何况普通大众。邓小平就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委婉的说法，不清楚才是大实话！苏联没有搞清楚，我们自然也搞不清楚；连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老祖宗尚且如此，我们这帮徒子徒孙又能明白到哪里去？这些社会主义的推销员都不知道推销的东西为何物，却偏偏要把这个不清楚的东西强加于国人，这叫哪门子事？这如同洪秀全的的上帝会一样，他天父天兄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事，在中国居然有本事实现了又实现，坚持了又坚持，争论了又争论！快60年了，这场闹剧总该收场了吧？其实不然。
最近在网上看到管见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姓社姓资”是个什么问题。说的是，“姓社姓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的原则问题，它也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事情的由来是，“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与政府导向之矛盾愈益复杂，各种大大小小的特殊利益集团看准机会，大肆攫取社会财富，同时，他们混淆视听，将种种负面后果的责任都推到‘市场化’头上，引导弱势群体及社会舆论，矛头指向‘市场化’，而他们浑水摸鱼的机会则延续下去。反市场化，利器从来都是现成的──质问‘姓社姓资’。 有人已经在公开表示，凭什么不许就姓社姓资争论，‘我很不赞成这个话’，更有人为制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反对私有化而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国际歌》中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管见先生在一番论证后，就指出“姓社姓资”是个伪命题，他的本意当然是批驳那些假社会主义之名，行反改革之实的种种人等。不过，我到要问管见先生，所谓“姓社姓资”值得你去和他们理论吗？人家连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这普天下哪里有什么“姓社”的东西?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在中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不过是十字坡孙二娘的幌子，装神弄鬼的一张面具，我们岂能煞有介事与之争论？
若是一定要争论，那不妨先说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中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个东西！最多是个招牌，是个幌子，是个说法！这个结论不是凭空想象，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我们认识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暴力，是恐怖！夺取政权时期的战争且不论它，土改的屠杀可是上百万的冤魂。好，你说是耕者有其田，让天下的穷人有口饭吃，但紧接其后的合作化运动，又把农民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土地归了你各级政权，把持在自称是人民公仆――实为南霸天、黄世仁的手里；农民还是光棍一条，苦人儿一个，成为有史以来，这个社会最贫困、最悲惨的群体！真是巧取豪夺有术，就是不讲天理良心。所谓三农问题，追根溯源，难道根子不在这里？
说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于是公有制就带上了善的面具；以国家的名义、实则是权利者对全社会进行抢劫。以暴力剥夺了农村的财富不算，还以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由头剥夺工商业的财产！斩尽杀绝，毫不手软。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抢劫、是强盗！剥夺民间的所有财富才是他们的本意，才是公有制的实质！民间社会被你们剥夺得一干二净，民间力量的成长发展自然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民间的权利，民间的声音。一个没有民间力量的社会，是监狱还是军营？不会是让十亿人都成为皇亲国戚、权贵势力吧？
你们用谎言编造了一个地上的天堂，又用谎言来支撑这个“天堂”。所谓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就象巫师的咒语，驱使亿万人走向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荒唐！紧接其后的三年大饥荒，付出了几千万生命的代价。山林伐尽，赤野千里，饿殍遍地！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是谎言、饥饿，是几千万生命的灭绝！谁见过几万乃至十万斤亩产的丰收？谁见过饿死了几千万人还敢掩盖的朝代？这普天之下敢撒如此弥天大谎的，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找出第二家来？一个靠谎言支撑的社会，一个以谎言维系天下的政权，只能是强盗的乐园，骗子的天堂，百姓的地狱！
从49年起，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在中国除了暴力、恐怖、抢劫、欺骗，还在人与人之间挑起仇恨，在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同乡之间乃至父母兄弟之间。揭发、告密、反目，美其名曰化清界限；对任何表示不同的见解的人进行野蛮的迫害，监狱、皮鞭、镣铐；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耻的恶行，竟敢登堂入室，成为这个主义控制社会，迫害公民的利器！以思想改造之名，行思想控制之实，从院系调整到57年的反右，直到荒唐透顶的文革！你们迫害了多少知识分子？逼死了多少思想者？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中国成为无声的中国；文明礼仪之邦，成为邪恶无耻之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从美丽的谎言开始，最终走向至恶！
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毛泽东不知道，邓小平不知道，江泽民不知道，胡锦涛也不知道；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子虚乌有之物，却偏要人人都坚持、去实现；好一个痴人说梦，一说就是几十年！说穿了，社会主义就是独裁政治的幌子，是寡头政治下的黑帮资本主义。在国家的名义下，社会主义成为你几个寡头把持政权，垄断社会的理由！正义何在？天理何在？而如此荒唐的东西，还能写进你们那本叫做宪法的愚蠢的书里！中国这架被劫持的航班，已经被它折腾了60年，被它蹂躏了60年，究竟要多久才能放过我们呢？无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对于一个劫持者来说，哪有什么道理可讲。人权、民主、自由，是被劫持者能说的吗？活着就是你的幸运，这就是劫机者施舍给我们的生存权，也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最好的注脚。既然如此，除了沉默、忍受，我们似乎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至于还煞有介事地和他们争论“姓社还是姓资”，不过是对牛弹琴、多此一举罢了。
林保华：北京“两会”之外的灾难与抗争
每年3月，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会在北京开会，通过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家方针大计，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如何健全社会架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自称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更表现救民于倒悬之中的慈悲心肠。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年来开大会，人民大会堂里发言、鼓掌，会外则是上访、鼓譟，只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因为无法“里应外合”，原因是坐在大会堂里的人，是国家豢养的特权阶层，大会堂外面是无权无势的社会边缘人。截然相反的利益关系，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
如果仅仅是切断政府、官员、委员、代表与上访民众的关系倒也罢了，问题是能够到北京上访的，也只是社会边缘人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边缘人留在自己困顿生活或走投无路的地方；如果一年一度应该接见民众的委员、代表都不屑与民众接触，连装模作样都不为之，那么平时他们又怎么可能去关心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民众？因此也难保一些“定时炸弹”不在这个黄金时间爆炸。
最轰动的是江泽民时代2001年“两会”期间的“两炸”，3月6日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因为制造爆竹发生严重的爆炸案，四间教室倒塌，造成60余人死亡的惨剧，死者大多数是小学生。接下来，3月16日凌晨，在中国棉纺工业中心之一的石家庄市发生一小时内的四次连环爆炸，从而导致炸死一、两百人和几十人受伤的惨剧。
◆2002年两会期间，东北的大庆与辽阳分别有数万工人上街抗议下岗并被政府与管理阶层掠夺对他们的补偿费用。辽阳示威群众更把矛头指向正在北京开会的前市委书记的人大主任龚尚武。正是这些贪官污吏，使情况已经够糟的下岗工人处境更加悲惨。
◆2003年两会期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数百名纺织厂下岗工人上街请愿，要求政府增加每月的生活保障金，一度堵住佳木斯到北京的铁路。此外，一名来自黑龙江国企下岗工人方庆辉携带炸弹，闯进路透社北京办事处，要求透过电视就中国的腐败问题接受採访。
◆2004年两会开会会议期间沙尘暴袭击北京酿成三死七伤惨剧。同时，贵州省毕节市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2名矿工死亡，两人失踪。新疆哈密烨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井採公司二井则发生重大透水事故，共有九名矿工遇难。
◆2005年会议期间，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一个煤矿爆炸，井下16人遇难，另有11人下落不明。大会一结束，重庆市奉节县境内的苏龙寺煤矿发生爆炸，18人遇难，一人失踪。
◆2006年两会前夕，北京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停车场发生纵火事故。会议期间云南宣威市中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七人死亡，三人受伤。另外，湖南省涟邵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一矿井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六人下落不明。3月6日，五名年龄介乎五、60岁的男女，跨过人民大会堂外的绳索，奔向大会堂前门，但在距离大门25米的地方，被守卫捉住，公安没收他们的传单并带走他们。
今年两会期间的3月9日，湖南省永州珠山镇因官商勾结大涨公车票价引发民怨，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骚乱多日，群众一度多达20，000人，用砖头与石块砸派出所门窗，警方也动员1，700名警力镇压，一名学生被警察打死，数十人受伤。当地已实行军事管制。
永州是古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比较蛮荒的永州当刺史（州长），写了著名的《捕蛇者说》，结论引用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也”，来形容只为逃避贪官污吏的横徵暴敛而三代冒着生命危险在那里捕捉毒蛇的捕蛇者说的故事。然而到现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永州也不能逃避贪官污吏的横徵暴敛，终于导致“官逼民反”。如果共产党是负责任的政党，应该把那些委员、代表送到永州，读“捕蛇者说”，开现场会议。然而两会对此似乎毫无反应。这种麻木不仁的表现，还期望这个党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社会能够和谐？这种骚乱与暴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余世存：传统学术的现代魅力——《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代序
一。
对历史人物和经典作品加以阐释，是西方知识中的一种专门的学问。在现代，更有学科或学派将其发扬光大。上帝死了、作者也死了之后，从哲学之语言学转向，到分析批评，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到斯特劳斯一派解经，都说明文本存在及对文本理解的重要。文本乃人们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是人们的共识基础，是我们文明普遍可传达的载体。阐释则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
此种阐释，于传统中国更不陌生。可以说，此种阐释是传统中国人立功立言立德的载体。它是传统中国学术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子曰诗云，到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到乱曰，到评点，笺注，疏议，集解，到自成一家之诗话、词话、笔记……，中国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经验。可以说，阐释经典，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象征。
二。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应激的转型历史里，也开始以新的眼光求学问道。人们以西方知识谱系或科学的标准来“整理国故”，言说之间有了焦灼的底蕴，学问、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被真理一类的历史意味置换。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支配了数代中国人。道坎陷为理，智坎陷为识。人们希望找到真理，希望表达真理，甚至希望只要真理地表达。此种心态既导致传统学术衰败，又导致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屡建屡败。在政统之外，道统、学统始终无能言说自身的正当有效。
此种中国知识的低能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重不安。从上一世纪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在30年代的学术共同体自觉，到闻一多的诗歌自觉，到70年代钱钟书的学术自觉，到90年代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皆为前辈学人知识自尊的努力。而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林昭、殷海光、顾准、李慎之等人在神州陆沉之际的个人担当，几乎就是传统中国圣贤的当代人格象征，他们是在天地大道消隐之际不忍心的仁者，是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之时飘零的“花果”，是黑暗混沌的浊世间不灭的“薪火”。兴废继绝，到了只是少数人参与的地步，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可见一斑。
时间演进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四五一代中有了更多的知识人尝试学统一类的言说，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国学术规范，等等成为一时的知识热点，自性与他性、世界知识与本土知识，等等成为知识界广泛讨论的话题，邓正来、汪丁丁、杨念群、朱学勤、汪晖、甘阳、王焱等人都有独立的发言：“汉语神学”（刘小枫）、“汉语思想”（余世存）、“汉语人”（夏可君）等等也一时为人称道；秦晖、喻希来、王康、徐友渔、崔卫平等人，或自铸伟辞，或借来他人的火种，以尽心力。到新的世纪，读经之说现身，无论是中国基督徒们对圣经的诵读，还是蒋庆等人对儒家典籍的倡读，成为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99年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中国知识领域又一大事。
三。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跟中国的历史转型一样，仍属于苦难的历程。“道术为天下裂。”当代的中国知识始终没能摆脱四分五裂的乱象。共同体也好、学术规范也好、思想学术共识也好，都不存在，都系虚拟想象而非现实。无论处于启蒙的革命中、还是处于治理的革命中，现代中国学术始终呈现出工具一面，远未能张显其价值。在给中国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方面，中国知识人几乎交了白卷。中国知识、学术，表态者多、宣言者多、策议者多，而自成鲜活的产品者少。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传统中国学术、西方知识尚未能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化。官学、国学、西学、私学等等学术碎片又彼此割裂。同时，学问本身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无数中国知识人投身到学问的流水线上生产、作业。从代圣立言，到言必称希腊，到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都难以有效地参与重建中国人最低限底的伦理共识。相反，当代的汉语知识参与主导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断裂。即使主流社会有着学以致用的自觉，但学术的工具性使得治学或成为敲门砖，或成为学术贵族们的“玩意儿”。用诗人们的话，我们时代浮现的都是浪花泡沫，什么都已经说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四。
我们自知绵薄，但跟上述先辈和学界同人一样，抱有重光中国学术的用心。我们相信，中国学术一旦诚心于物，必能感人心，尽天命。
事实上，传统学术的魅力已初步显现。私塾之出现早已为新闻报道；读经则不仅是宣扬者姿态，更是部分青年生活的内容，是他们人生意义的生成途径。再举近例，注疏者之一编撰的《非常道》成为去年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众多的读后感言，此一知识产品使历史显露复杂面相，传统学术运用起来如此有趣。不特此也，出版家严搏非确认：“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却意外地构成范例，它差不多意味着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的形成。”
于此可见，传统学术方法正有许多需要中国知识人刷新运用之处。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工作仍在尝试阶段。仍以上述阐释之学为例。当代学人从西学中获得教益，他们的阐释工作更多在于表达个性，他们的学术似乎更多地在生产读书笔记。而唐逸断言，“输入的概念，必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才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仅仅“改变”生活方式，也不能“激活”外来的概念，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可以完全洋化，但思维依旧。是故，当下阐释、译介西学，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法治、理性、市场、民主等等，始终是词典或经典上的概念，或与少数人的学术活动有某种不完整的关系，却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活的观念。
但我们发现，那种面对经典的态度，正是断裂之社会重建伦理共识的关键，正是阐释大有可为之处。
我们同样发现，面对经典，关键不在于言说自己，关键仍在于寻找普遍的可传达的言说，言说指向共识。此亦西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三复斯意的态度。我们发现，这种态度跟传统中国学术之注经方法相似。
为此，我们不揣浅陋，将我们对动物庄园的注疏工作敬献给汉语世界。
五。
众所周知，注经一事向来是挑战着注经者本人。注经者自谓解人，对经典品头论足，将自己与经典同列，此工作并非博闻强记一类可以取巧，它更是对注经者才学识的检验，它更多暴露者，乃注经者之心性。
经典自身会对谬托知己者实施报复。
是故中国明智君子，不到沧桑迟暮，不敢轻易在经典一侧立言；也因是故，无数注经解经疏集笺证点评，堪与经典比肩者，寥寥可数。韩非解老、郭象说庄、朱子语类、圣叹注骚，等等现象，并不多见。红学（注红楼梦者）、鲁学（吃鲁迅者）、胡学（拜胡适者）之盛，与传统学术相距已远，其纷呈犬儒之学、独尊己见罢黜他言者，有伊语伊于胡底之势。
注经者惟一功效，或在将经化为“日常用法”，使经在民生日用里“安身立命”。
六。
《动物庄园》，又译《动物农庄》，《一脸猪相》等，系英国大家奥威尔反乌托邦名品。其书虽有艾略特等人极力阻挠，而一经问世即风靡欧美世界，渗入苏俄。至于汉译多种，深得中国有识者喜爱。
论者咸谓《动物庄园》系反苏反共反革命之力作，读者却各有会心所得。即或此意亦作者作书动力，而时移世异，此书仍得鉴别、趣味大不同之今人喜欢，可见经典之历久弥新。今日看来，此书虽然影射明确，而关怀却已迈越苏俄革命，直指启蒙运动甚或人类的命运。其变形扭曲处，自与好莱坞卡通之浅薄单纯有异。
论者多谓苏俄革命自马克思那里借来火种，对通达明察者而言，苏俄革命仍是自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之大才明哲，不免栽陷马克思，而二人后来终有所悟，“这个狼种是我们自己的”。对任一有责任感之文明个体而言，“认识你自己”才是正当方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神圣化进行尖锐批评，他针对当时一些具有理论幼稚病的俄国人痛陈，把历史公式化的作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初选《动物庄园》而非其他久远之经典进行注解，乃在于我们的注解并非完全募仿传统那样简单机械。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努力让其他语种里的性格、人物、形象到汉语世界安家。在今天人们已经将全球当作旅游资源，将其他文明传统当作消费对象时，其他文明的经典亦应活在当下活在吾人心中才是。
注疏者之一多年前曾作此说：“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优秀的志愿者曾金燕对母亲们和妻子们告诫的：“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此语足令有耻之“汉语人”勇猛精进，以贡献于汉语思想，服务于汉语世界。
七。
中国传统，向有读懂读通一书之说，即使读破万卷，亦以不作腐儒腐语为诫。现代学术分类，多有令学子学者往而不返。皓首穷经，才学折命，而难有通达之见通达之人。知识的污染毒害了不少人。在这方面，我们的注经传统或可作为一解毒剂。一花一世界，它在一书中见出大千宇宙。它在要求我们展现才学外，亦检验着我们的生命质量。
《动物庄园》，虽然小说，却含至道。我们注疏之际，发现它仍挑战着我们的趣味、同情心、认知，挑战着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在关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承诺、社会革命、阶级解放等方面，此书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未得统一的标准的答案。关于爱与仇、清算与正义、名与实、阴谋与救赎等等，仍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做出选择。以是故，在关于小说技法方面，我们注解得极少，而重在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的把握，以让读者见识历史、人物的喧哗，有所明心见性于自身。
《动物庄园》中之动物命运，能得读者之大同情，在于它撩拨了我们人类，它拷问我们的慈悲。在性格、命运、灵心面前，一切观念、意识形态的污染，一切所谓高贵的、博雅的教育，都显得多余。我们注疏之际，发现任何观念的碎片、体制的名利、成功的境界、知识或思想的荣誉，都无能面对人生命运本身。我们的注疏有如语言的百衲衣，远比不上经典本身的护生质地。西人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如果把《动物庄园》看作诗，把我们的注疏、我们关于人类革命年代的观念看作历史的话，此语成立。
注疏工作看似枯躁，却是一个丰富的对话过程。它的魅力难为外人道，关键在于，它让人体会：人类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
八。
聂绀弩有诗：“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钱钟书因此为聂诵王船山诗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傅国涌：一个法国外交官书信中的动荡中国
从1909年到1945年，一位叫做儒勒·乐和甘的法国人从24岁踏上中国的土地起，直到1945年在哈尔滨去世，在漫长的36年间，他曾先后在成都、汉口、天津、北京、重庆、海口、广州、汕头、上海、香港、哈尔滨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个普通的驻华领事的身份，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法语和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的动荡岁月（法国博里斯·马尔坦著 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岳麓书社2005年5月）。
他对这片苦难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挣扎、努力、奋斗的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1915年12月，他在参观了圆明园废墟之后写道：“圆明园作为远东独一无二的丰碑只余下破碎的喷泉、摇晃的墙壁、倒塌的楼梯、塞满瓦砾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开的墙洞，牌坊通向新的废墟。”他为这个壮丽的园林的毁灭而感叹，他为英国军人在1860年的“愚蠢的破坏欲”而吃惊。儒勒·乐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1909年到1926年写给远在法国的母亲的，那正是20世纪中国最动荡不安、最有戏剧性的年代，他的信因为他母亲的去世而中断，以后只有一些断断续续写给法国公使的报告和写给妻子的家书。这些被束之高阁、尘封了60多年的书信、发黄的老照片，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被后人发现。
1911年，年轻的儒勒·乐和甘在四川亲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他在9月7日拍下了被四川总督、“屠夫”赵尔丰杀害的平民横尸街头的珍贵照片，他发现北京报纸上清王朝的官方评论与他的所闻所见并不一致。这年10月16日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
“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残暴的清廷已到了强弩之末，当保路运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武昌枪声又响了。儒勒·乐和甘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这场革命，看到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第二年8月，他从成都沿江东下时，手持的护照赫然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外务司”发给他的。
1913年，他在汉口见证了孙中山、黄兴等民国缔造者再度成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8月19日的家书中不无凄然地告诉远在巴黎的母亲：“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只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下，这么昂贵的方式不可能长久使用。”9月3日，针对他母亲关于什么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问，他这样回答：“你问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义。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让议员们去叫嚷，尽管有时他们叫得有道理。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自由，甚至他敌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动荡。”
1914年3月10日，他还是在汉口写信，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民国在他眼里——“我们这里现今比12月2日之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3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这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西方普通外交官当时的评价，后世想为袁评功摆好、为袁翻案、同情之理解袁之作为的治史者读到这些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紧接着，袁世凯以一手操纵、量身定做的“新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可以无限制，实际上做到了终身总统，还可以推荐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与皇帝已只隔一层薄薄窗户纸。在法国这个大革命的发源地成长起来儒勒·乐和甘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把戏隐含的危机。他在1915年2月4日写的信中说：
“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然而，袁世凯仍不满足，他要进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终身总统制变成帝制，把民国变成他的家天下。当时正值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迷信的袁氏忙于分封公侯嫔妃，压根就没有想到皇帝梦只是一朵毫不鲜艳的昙花。当年12月25日，曾做过云南都督的蔡锷等在遥远的云南宣布独立，打出了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旗帜，要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三天后，儒勒·乐和甘写信给母亲：“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结束得很糟。我不仅是说因数月来最恐怖的战争而流血的欧洲，还有这里的老中国，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橘子皮上。这次，这块橘子皮叫云南革命，……云南方面宣布云南独立，大家认为另一些省也会效仿。”
“橘子皮”，多么形象的比喻，连一个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袁之老谋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为可以把民国的车倒退回去，不亦悲乎？局势就像他所预料，他在1916年1月19日的信中说：“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 果然没有多久，袁就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由副总统而总统。
当年6月25日，黎接见外交使团的仪式在中南海的总统府举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那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寥寥数语便将袁氏崩后，袁家子孙妻妾争财产的丑态勾勒出来了。儒勒·乐和甘断言：“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他的预料不是没有根据的，1917年6月6日，他在北京写信给母亲，“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为达成妥协，在天津北京之间官方半官方的使团间穿梭。”6月13日，“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只要与前任临时总理一同签署就能做到）。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愈演愈烈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丑剧再次登场，又迅速烟消云散，只是给世界看了笑话。7月11日，儒勒·乐和甘在信中说：“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也是从他的信中我们才知道，7月18日中午是德国人帮助将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这一切似乎都验证了儒勒·乐和甘在1913年8月说的——“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1921年3月，儒勒·乐和甘在重庆目睹了农民奋起反对军阀统治、遭到血腥镇压的一幕，农民们横尸江边，带头青年的头颅被割下游街示众，“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大致上就证实了他的预言。
1925年，连接着上海 “五卅运动”浪潮的延续半年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是造成中国工人民众死60人、陆军学生死23人、法国人死4人的“沙基惨案”，儒勒·乐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国领事，是重要的见证人，在被罢工工人包围的几个月里，租界几乎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他在8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命必需品由香港提供。”直到12月1日，沙面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重整山河的机会，儒勒·乐和甘看到了，他同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
1945年2月13日，不到60岁的儒勒·乐和甘在冰雪覆盖、天寒地冻的哈尔滨法国领事馆孤独地谢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法国领事馆的官方说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当时哈尔滨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多年后，与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莱叶耶神父肯定地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这为他的死添了几分神秘，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答案。有意思的是，儒勒·乐和甘在中国的旅程就是从穿越东北开始的，三十六年前，24岁的他第一次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写信给心爱的妈妈：“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
阿 海：废墟和精神家园
第一次去哥本哈根，在列车上遇到一个丹麦人，四十多岁的年纪，头发有点蓬乱，瘦瘦的身上包着全副的牛仔衣裤；和他聊天中，问到哥本哈根哪里最值得一去，他毫不犹豫地说：克里斯蒂安（Christiania）。非常诧异，因为哥本哈根的鱼美人雕像、第佛里游乐场、名人蜡像博物馆和色情博物馆（Museum Erotica），闻名天下，却从没听说过克里斯蒂安，听上去，象是一个公园。我决心去寻访，因为那个丹麦人说，那里是文化的乐园。
去克里斯蒂安并不复杂，就在哥本哈根市区。公园外有写着克里斯蒂安字样的彩色木头牌楼，也有一条宽阔的引道。只是这木头牌楼上的字，写得象幼儿园的标识，字母东倒西歪，五颜六色；引道两旁，站了几个人，手里拿着黑色的，象牛皮一样的东西，向行人兜售。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那是大麻；倒是很长见识。
进去园中看，是树林、草地和一些房子，倒也干净。草地高起的地方，有人在朗诵诗歌，听者寥寥，而且看得出，朗诵的人和听的人，都是社会中显得怪异的人，不特穿着怪异，神情也怪异。房子散落在偌大的园子里，并不高，最高的也就三层楼。进去看，发现房子里比较乱，墙上到处都是涂鸦艺术。房子里面的人也怪异，穿着厚重的靴子，也有光着脑袋，却留一大把胡子的，走来走去的，也有在那里喝着啤酒聊天的。看不到任何景致，因此仅仅浮光掠影一番，就打道回府，心里甚至有点后悔。
回来再打听，才知道这个克里斯蒂安，最早是个军营。六十年代末期学生造反运动和嬉皮士运动时，正好空着；于是那些坚定不移的嬉皮士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或者叫社会异己（misfit），无政府主义者陆续迁入那里，并定居下来，形成了一个异类社会（alternative society）。这些人，来自整个欧洲，很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彼此以嬉皮精神为纲，惺惺相惜。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便是嬉皮士的残渣余孽。
三十年来，丹麦政府对于那里的事情，基本上是实行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马马虎虎主义：吸大麻可以允许，其他毒品严格禁止；个人行为随便你翻江倒海，侵犯别人行为绝不允许；克里斯蒂安的村民们也基本上是适可而止：对社会规则和礼貌嗤之以鼻，但是爱好艺术和人文，也重视环保，整个公园里面，拒绝机动车，只用自行车。甚至于自行车，也是自己制造，很有特色。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的圆明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初次汹涌，最敏感的人群，就开始走进圆明园。那个时候，圆明园仍是一片完整的废墟，有行人用脚踩出来的路，有一片片的树林，有到处隆起的土坡，有种着庄稼的田，也有开着莲花的水塘，还有那几根作为废墟标志的石柱。夕阳下的圆明园，在废墟中有落日的辉煌。很多次在那里聚会，有画家在废墟上挂出一些画，更多的是诗歌朗诵会。那时候，大多数人的作品还得不到发表，因为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也因为是社会异己。但是在圆明园聚会，陈列自己的作品，精神和废墟却显得格外的协调。
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叫黑大春的诗人，一身黑衣，头上绑着红布条，站在荒芜草地的石头上，朗诵他那些饱含冲动的抒情诗歌。他是所谓圆明园诗歌的祖宗，颇有追随者。后来，有许多画家迁入了圆明园附近，并且在那里形成了一个画家村，不知现在尚存否。据闻，在圆明园村的农民眼中，这些人几乎是外星人：头发老长，穷得穿连猪都不愿穿的破牛仔裤，经常自来水泡面条吃，却有好几个是名人，漂亮的女大学生崇拜得要命，交房租用的还是美金。
克里斯蒂安和圆明园，都是一类人的精神家园。大隐隐于市，是中庸的说法，而况现代社会，是否需要隐，也是个问题。这一类人，应该叫精神动物：既在艺术和思想中极大地追求精神的满足，又活得象动物，对最低生存需求的满足和对社会秩序的不满。无节制的酗酒和性欲的放纵也常常表征着这类人的动物性。
废墟或者改造后的军营，残缺的美和独特的氛围，是精神动物的最佳动物园：那里精神的食量超过物质的食量，那里缺少对生活的节制，那里无拘无束，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政府。政府或者别人，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只要这种动物不伤害别人，就让你去关注精神，让你去困惑，让你去痛苦，让你去不负责任，让你去自私。说不定，这个动物园里，什么时候就会产生人文大师。关于人文精神的说法成千上万，讨论圣人行为的最多；而对待废墟或者异类社会，我认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种是：宽容精神动物。
秦 耕：给宁波中院力虹一案审判者的忠告
尊敬的法官先生：
你们与我素不相识，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今后也不打算知道。思索几天，还是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因为你们对作家力虹煽动颠覆一案做出的判决，使我想到了很多。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心里的话说给你们。这既是基于我自己的良心，也是基于我对作为审判者的你们的良心判断。
首先要表明的是，我个人充分理解你们在承办案件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心理煎熬。如果有一天，因为与力虹相同的原因，我也被置于被告人席位，我一定要在开庭时说这样一番话：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出庭指控我的国家公诉人，我对你们个人只有同情，没有仇恨，我愿意借此机会公开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请他们原谅你们吧，千万不要责怪和怨恨你们，你们之所以指控和审判我，不是你们和我之间有什么私人仇恨，乃是基于你们的身份而不得不这样做。即便你们宁愿丧失养家糊口的薪水而辞去职务、也会有另外的人来代替你们指控和审判我。我还希望书记员把我的这番话写入庭审笔录，留做日后赦免你们无罪的文字证据：无论你们如何指控我、审判我，请日后都不要以此来追究你们个人的法律责任，请不要惩罚你们；如果我是受害人，我已经以受害者的名义预先原谅了你们，如果我是应该指控你们作恶的证人，我将以证人的身份拒绝指控你们有罪。
这是因为，作为案件的审判者，身披黑袍手握法槌，你们的身份是法官，但作为一个有认知能力和思考能力的普通人，你们又是力虹的同情者。集审判者与同情者于一身的角色，不免使你们在审判过程中陷入焦虑、烦恼、犹豫等心理折磨中，甚至可能导致失眠和神经衰弱。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你们生活在21世纪而非欧洲的中世纪、或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如果你们在那个时代有幸成为法官，端坐审判席上，内心一定充满神圣和庄严，当你判决罪犯入狱6年时，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作，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也是轻松的，回家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女，内心非常喜悦。你们不幸在21世纪成为法官，却被迫承办中世纪才有的以言治罪案件，陷无辜者以“文字狱”，加罪名以无罪者。时间与空间分裂了，思想与情感分裂了，法官身份与个人身份也分裂了。工作不能使人快乐，审判既不庄严也不神圣。今天你们是作家力虹的审判者，他年谁又是你们的审判者？我对你们精神上的这种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你们个人的尴尬处境十分理解。
但你们也必须清楚自己的责任，不能把他人的善良当作无知，当作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当作可以对他人肆意重判的根据。力虹究竟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我相信你们心里是清楚的，正如我相信重庆法院审判许万平先生有罪的法官、安徽法院审判张林先生有罪的法官、南京法院审判杨天水先生有罪的法官一定在内心清楚他们无罪一样，甚至我相信上述法院的审判者对被审判者内心还充满了尊敬。你们对力虹量刑6年，完全是因为法律吗？完全是因为你们的法官职责吗？你们内心果真认为他该如此重判吗？如果你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坦然的、没有丝毫可以犹豫的，那假设在他日当你们成为被审判者时，我希望你们能够被赦免、也能被力虹的亲人和众人原谅；但如果你们不能作肯定的回答，那你们为什么要对他苛以6年重刑？你们没有考虑自身承担的历史责任吗？不要告诉我你们的法官身份是经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的，你们其实和我一样清楚，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的那些代表是如何产生的，你们又是如何得到任命的。正因为如此，你们敢说加判力虹6年重刑后，自己内心的确是塌实的？我如果是法官，只要一想到任命我的那些人民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我又是如何得到任命的，心里就会发虚，就不敢轻易陷他人以冤狱。
我清楚你们作为审判者，仅仅是庞大权力机器的工具。如果你们迫于来自上边的压力、甚至是直接根据上边的明确指示给力虹定罪量刑的，那你们应该细心一些，把这些来自上边的指示——领导的书面批示、传达来的书面要求、审委会讨论记录等，与合议庭的评议意见一起完整保存在不对外公开的内部卷宗里，如果是领导的口头要求、电话通知等，你们也应该做成书面记录，附保密卷予以保存，为历史留一份真实的档案。我希望有一天当这些档案解密时，人们有机会看到你们在合议庭的评议意见中或在审委会上的汇报发言中，反对为力虹量刑6年，或表示过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随着力虹煽动颠覆案一审的宣判，你们个人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甚至谴责的焦点，但我一点不恨你们，更不想谴责你们！写这封信，只是善意的提醒，希望你们能够有所思考。
谢谢你们！
2007-3-25
－－民主中国
杨宽兴：寒冬季节的兄弟－－给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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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漫过你消瘦的肩膀 十三年， 但对生活来说，仍有笑声就够了 在这香山的小道上 由于你的缘故 这是你对季节的注释： 繁华近在咫尺 （2007-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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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坛 |
刘 水：12岁女孩考验国家诚信
[图片说明]节目现场郭文雅一家（图片来源：央视网站。下同）──图片从略──编按，下同]
3月15日晚，看央视九频道崔永元主持的《小崔会客》节目。主题是“讨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邀请嘉宾是一家三口，他们来自安徽定远农村。父母在北京开个小食档卖包子，女儿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小学六年级。特邀嘉宾是一位正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人大代表。
女孩叫郭文雅，12岁。聪明、漂亮、灵性。穿着陈旧。曾参加今年央视春晚打工子弟学生诗歌朗诵节目《心里话》。
节目开头，小崔问小丫头：喜欢北京吗，愿意在北京继续上学吗？小丫头笑着点头。她随父母在北京生活了八年，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崔又问：假如让你回老家上学，你愿意吗？小丫头回答：老师讲方言，她恐怕听不懂。摇头。
当着摄像机，她三次流泪。说到北京的同学欺负她，不跟她玩，她留下了泪；说到父母辛苦谋生，将无法负担她上中学的费用，她泪流满面；小崔和专家竟然给小丫头游说：你要理解北京无法满足几十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在北京上学，你回家乡农村上初中吧。小丫头懂事地点点头，突然用双手擦拭泪水。
节目做到这样残忍、失去人性的地步，太让人惊愕。北京，你太霸道。其实霸道、无耻的岂止北京首都！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城市对农村的压榨，要让懵懂无知的下一代来承受，这不单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在每个人心中，潜在的等级意识仍在作祟。中共对曾帮助打江山的农民兄弟欠账，太多太久。凭什么一个在农村出生的孩子不能跟北京小孩享受同等的公共教育资源？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难道就是将农村孩子永远禁锢在农村受教育吗？
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直接牵系到他们的子女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关注两亿务工人员就是关心他们的子女，关心国家的未来。
北京口口声声自称校舍、教师资源不足，无法解决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要求，这绝对是借口。既然务工人员也是城市的建设者、纳税人，他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所在城市当然要保障。即使条件暂时不具备，但要让社会民间看到北京政府尊重人权的诚意。人们看到的却是北京只管收税，推托政府义务的丑陋嘴脸。此前有媒体报道：北京某区政府先断电断水、停止供暖，强制辖区农民工子弟学校停课；继而，用砖头堵塞校门，学生家长推倒砖墙，送子女上学；最后，政府拆毁学校。据说，这些农民工子弟被分流到了公立学校。这些学生在公立学校，仍需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学杂费，有的不得不退学回家。
义务教育实质上就是免费教育，但是在中国语境中，非要用“免费义务教育”才能说明不同于实行了几十年的“收费义务教育”。今年全国农村全部实施义务教育，即免去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杂费，对以上困难学生和部分住校学生另外给予生活补贴。城市义务教育仍未兑现。义务教育经费，中央与省级大约六、四分摊，然后市、县级级分摊。今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为2，235亿元。中国GDP连年8%以上增长率，但教育支出占GDP不到3%.国际平均教育支出占G DP为4%，非洲一些国家都达到国际平均水准。改革20多年，社会财富没有流向关乎国家、民族素质的教育，儿童失学率甚至超过1970年代，这是中共执政50多年来对人民和国家最大的一笔欠债。政府不是没有资金支持义务教育，而是治国不善，大量国有资产和纳税人资金流向贪官腰包和单位福利。仅举两例：国家有关部门公开承认，现在未被抓获的外逃贪官达到4，000人，裹走金钱达到500亿美元；每年公款吃喝、旅游、公车消费黑洞，总计达到3，000亿人民币。单这两项流失的资金为7，000亿人民币，远超过今年农村义务教育预算。义务教育喊了多少年，资金缺位，每年公款挥霍掉的纳税人金钱，支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绰绰有余。用什么考验“执政为民”、“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这才是硬指标。
[图片说明]央视春晚现场的郭文雅（左二）
这里需要厘清几个关键观念。
1、城市化不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过程。现在单是进城务工农民已达到两亿人。政府推进城市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往城市转移，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政府应该相应设计可操作的配套制度，以切实保障进城农民的各种利益。事实却相反。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没有赋予农民国民待遇，他们处处受到歧视。在子女就学、福利、住房等公共福利领域，依然低人一等。平等的阳光照耀不到进城农民大军的身上，他们的身分依然那样的灰暗。
1980年代以来，农民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时期。不同于以往因战争、瘟疫、灾荒，和政府强制移民形成的人口迁移。现代人员流动，首先是长期苛酷的城乡二元国策，造成贫富巨大悬殊的结果。其次，是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进入城市，他们的技能、人缘、见识都低人一等，只能靠体力和勤劳才能维持生存。相对于原来城乡二元结构制造的绝对身分歧视，他们在城市沦为面对面受歧视的境地，也波及他们的子女。由于政府救助和国民待遇缺席，他们遭遇的精神和生存危机将是双重的、剧烈的。
谁都不能否认，进城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旦他们离开，整座城市将陷入瘫痪：
A、长期居住而非季节性的；B、他们的工作渗透到各个层面；C、他们同样作为纳税人，为城市贡献着财政收入。
2、农村义务教育设计的短板。享受义务教育并不意味着要将农村子女禁锢在农村受教育，务工人员子女同样具备享受更好教育的权利。城市学校的设施和师资优于农村，文明程度较高，这都是事实。基于上一的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就应该由所在城市解决。问题在于：在农村，也就是他们的户籍所在地，他们能够享受免费九年制教育，那么，随父母进入城市，免费还能够享受到吗？如果仍然免费，那么，这些费用如何从农村转向城市？
如果不能，他们的家庭却不能享受城市人的低保、福利房等等公共福利，他们仍然面临辍学的危险。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进城子女不再享受免费教育，因此务工人员负担不起子女学费，将子女留在农村。但是，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因为辍学、身心健康，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又如何解决？
据我有限度调查，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农村学生，公立学校千方百计乱收费，多收费。借读费倒是不敢公开索要，其他名目的乱收费，比如课桌费，还是乱收。
义务教育法脱离中国当下现实，没有操作性，藐视两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实在谈不上是一部良法。
3、废除身分等级，给予农民国民待遇。说到底，农民问题本质上是身分隔离。只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摧毁身分隔离并非难事。比方一个农民在北京连续居住了三年，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哪怕没有工作，只要他本人愿意申请，就给他北京身分证。
同等享受低保、医保、住房、失业等公共福利，注销农村土地。
至于将来去别的城市，与当地待遇相同。身分证号码是唯一的，但在全国户籍网上，地址变化都有纪录。从技术上讲，这样操作没有丝毫问题。身分证简化到只证明基本个人资讯的功能，其他附带的城市人就业、入学、住房等等福利功能全部取消。现在农村也开始实行低保、医保、养老政策。他们即使将来回到出生地，也不存在生存、养老问题。
“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隐含歧视性的称谓。根据职业划分身分是国际惯例，更科学更人性，也利于整个国家的人口管理。与两亿流动农民潮流汇集在一起的还有数千万大学生和异地就业者，他们的权益同样不能忽视。
国家属于全体中国人，中共作为“执政党”，应该将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清晰地区别开，摧残国家最基本的农民阶层和基础教育，就是毁灭国家的未来。将国家未来捆绑在党派短期利益的战车上，在专制的末路上狂奔，是拿整个国家和国民赌博，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执政理念，其结局将是非常危险的。
昨晚的节目，很让人震撼。中央电视台、这个政府在集体侮辱农村孩子，在摧毁她的人格尊严。与其这样公开受侮辱，不如不上电视。但错不在她，不在她的父母。因为她和她的父母别无选择。即使他们拒绝上台，也不能逃脱千千万万的农民子女遭受歧视和侮辱的命运。这将造成她永久的心灵伤害。央视摆明了一付伪善面孔，不惜迎合政府不作为立场，却宁肯伤害一个弱者，一个小孩，太无耻，太失却人性！
200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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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人———王小波十年
据说王小波有自己的生计，1992年就做了自由撰稿人。于是这有两点好处，一是他不用吃体制饭，虽然一直凑合着过日子，但写字不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二是他理工科出身，熟悉会计学和计算机使得他锻炼了思维，不同于一般书堆里爬出来的作家，文章显得更理性，也自然更有趣一些。
于是，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叼着烟，乱着头发，在你面前侃侃而谈，带着王小波特有的神情和语气。
有趣在王小波的写作里，是一件顶重要的事。这一点在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在他为数不少的杂文里也可以看到。王小波对于有趣的定义，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可见王小波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讲的道理不很大，但足够他被称做异端；也可见王小波是一个重独行的人，他走的路不很长，但到今天，却少有人能够重行。王小波说过，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这种美好之中，也就糅合着冷静严谨的思索和奔涌而出的热情。如果需要打个比方，那我们可以说：这世界上有趣的思想就正如王小波蓬乱的头发，永远交错杂乱，但是自由生长。
而在王小波看来，最不幸的，就是被扼杀掉这种有趣了。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没有办法讲道理了，在他看来比尸横遍野更糟；又或者，别人的思维被强加在你头上，人丧失了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和掌握话语的权力，这也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然而王小波恰恰目睹和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在他父亲的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上，在“文革”跃进的口号中，在上山下乡的山路上。
于是，王小波仿佛很痛苦地看到，乱糟糟的头发被一根根地拔去，又被别人植上了假头发。这头发不是他的，终究水土不服，估计后来都掉光了。于是，王小波自喻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之一；于是，王小波写出了他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说过：“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转眼到了如今，不知道王小波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多少。倘若看到很多人还在争取这样的空间或者不自知有这样的空间存在，我想他会不耐烦———我们进步也太缓慢了一些；倘若他看到今天的狼牙山十博士，可能就会有些无奈了———这样的人怎么还没有灭绝；倘若看到我们还把他挂在嘴边，我想他也是会不乐意的———说自己的话才更有趣一些。但是我想，记挂他，总比记挂别人要好一些。
以1997年4月11日为起点，许多人经历过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厮磨过了他们的白银时代，追忆过了他们的青铜时代。
往事匆匆十年，仿佛又回到原点，大家仍然还记得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大家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