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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导演将推两部新作，“中国话剧百年”之际炮轰戏剧现状

　　■[话剧百年]系列对话

^{短短一个月，先锋导演孟京辉先后宣布要推出两部作品———大剧场都市爱情剧《艳遇》和小剧场先锋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当有人认为孟京辉已经从先锋走入时尚，开始向商业妥协的时候，他在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际，同时推出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却不是为了致敬。原来，他对中国戏剧现状大为不满，认为国内戏剧界缺乏影响世界的大师和流派，整个就是“井底之蛙”。}

^{孟京辉自称是“戏剧界井底之蛙里蹦得比较高的一只”。他认为中国话剧百年来还没有能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作品。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我的作品就是用荒诞对话现实

　　新京报：同时推出一部大剧场和一部小剧场作品，有什么用意？

　　孟京辉：我这个年龄段的导演，一年出四部作品很正常。这两部戏是同时想到的，架构都搭好了，因此排练起来很轻松，顺其自然推出来。我将作话剧看作一种好玩的游戏，并不是刻意的安排。

　　新京报：印象中，你的每部作品都充满了愤怒和对社会的批判，比如《琥珀》里居然也有“大众审美就是狗屎”的台词，那么这次推出的两部作品也会延续这种风格？

　　孟京辉：其实每个受关注的导演，都有他自己的文化符号，表现在我的作品里，就是用荒诞、幽默、讽刺等手法尝试多种与现实对话的可能，以此让人反思和联想。这次的两部作品也延续了这一特点。

　　我是井底里蹦得高的青蛙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里，我们似乎更多看到你对西方戏剧观的阐释，你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戏曲就没有可借鉴之处吗？

　　孟京辉：在我看来，中国戏曲没有可借鉴的，或者说在目前状况下不好借鉴。我们可以借鉴传统，吸收外来，可以自创，拷贝或者模仿，但最不该借鉴的就是中国戏曲，因为这些程式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之所以老说借鉴传统，还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站在人类的角度去宏观看待这个问题。我曾和一个戏剧专业人士辩论过一个问题，即中国戏剧实践到今天到底借鉴了多少好的东西？结果令那个人无言以对。我个人观点认为即使没有借鉴出好东西，我们当务之急是多介绍现代西方的好东西，让他们的观念和我们的观念产生化学反应。

　　新京报：话剧是舶来品这是事实，可是如果你将百年话剧定论为没有传统可循，是否也有些偏颇，比如焦菊隐学派等都是中国话剧宝贵的财富。

　　孟京辉：焦菊隐大师确实令人尊敬。但我说的成就是对世界文化有影响，包括《茶馆》，也只是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进行了演出，难道说这就对德国、美国戏剧有了影响，对世界文化有了贡献？打个比方，广州江门一带独创一种表演，他说自己是个门派，有谁承认，又有谁相信？现在中国的戏剧界，不站在国际的视野看问题，就如同井底之蛙。并且这些井底之蛙还号称自己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这是很可怕的。

　　新京报：中国戏剧人都是井底之蛙，也包括你自己？

　　孟京辉：当然，包括我也是。只不过我是井底里蹦得比较高的一只罢了。我们如今对戏剧的认知太贫乏了。纵观中国戏剧历史，从爱美剧开始，到抗战戏剧、样板戏再到探索戏剧、实验戏剧，每走一步都是在完善自己的表演、导演、制作体制，但这些方面难道对世界文化都留下什么贡献了？

　　自然，美国、德国也有人演《雷雨》，但这也仅仅局限在大学里，美国塔夫斯大学还演过我的《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这又怎么了？这100年，中国还在梳理自己的戏剧，但100年还没梳理清楚，是否该扪心自问一下。

　　梅兰芳学派是民族主义误区

　　新京报：你总说我们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作品和人，因为我们没有出现一个莎士比亚。

　　孟京辉：并非出现莎士比亚才能证明什么，但至少大家别成青蛙。我也不否定曹禺、老舍这些大师的成就。但在历史长河里，他们只是我们戏剧文学的一部分。我也不是虚无主义，盲目的崇拜西方，但我认为真正的艺术需要在整个世界文化中产生影响。但如今很多人妄自菲薄，盲目自大。

　　包括我们常说的梅兰芳表演学派，这都是中国民族主义戏剧评论家的语境，这是多少年的误区，我作为有责任感的戏剧工作者，很多时候应该站出来说话，但我没有，因为我自认为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

　　新京报：那你这些年都在做什么，你想做到什么？

　　孟京辉：我孤独。我觉得100年该梳理了，但应该是严肃认真的梳理，而不是歌功颂德。我常扪心自问，孟京辉你这二十多年，到底搞出什么名堂了？谁给你条件，你给谁条件了，你到底影响了多少人？

　　但这又怎么了，我算老几？这么想，你就会觉得作为艺术工作者，就得踏踏实实做事，说什么都没用。

 

印度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悲惨……

外地朋友聚会，房价成了提升地区自信心的最主要指标，哪个地方房价高，哪个地方的人身板儿都高了一截，特别是来自中西部地区或者浙江江苏农村的朋友聚到一起，一个说：“我们那儿房价也上5000了。”那个就会接上：“这算什么，咱那儿都上6000了。”言下之意，别以为就上海北京牛逼，看谁还敢小瞧咱，那口气跟赫鲁晓夫和尼克松著名的厨房辩论一样。

不过前一段时间，一个印度孟买的朋友把北京上海的威风都给灭了。聊到房价问题，她说孟买像样点的高档公寓楼平均得4000美金一平方米，说得举座皆惊，要知道人均GDP印度可远远没有赶上中国啊。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印度，发现此言非虚，孟买的房价水平足以灭了上海北京经济崛起的优越感。

能在孟买买一套体面公寓的，在印度社会中绝对属于上层社会，这样的公寓通常有不错的社区环境，穿着制服的保安，小区里甚至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要买这样一套公寓即使对于政府公务员或者教师一类的中产阶级来说，也是极为吃力的。而且印度不像中国一样有房价双轨制，干部可以买到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子，很多印度的军人、公务员、大学教授虽然可以享受不错的住房，不过一旦离职就要搬出去。

在中国，房价的上升已经给大量尚未买房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惟恐以后无立锥之地，哪怕背上巨额贷款也要买房，没有房子的人和咬紧牙关买了房子但转而成为“房奴”的人，与地产开发商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对立情绪。那么，在印度这种矛盾岂不是要更加尖锐？

在孟买贫富差距是如此明显，由于法律对迁徙权和乞讨权的保护，孟买涌入了大量寻求生计的人，让很多中国人到印度会感到得意的是，孟买和上海相比从外观看一点都不像国际化大都市的样子，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乞讨者随处可见，高楼大厦边上就挨着贫民窟。不知道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看着高楼大厦会是什么心情，他们大概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公寓。

和那些公寓相比，贫民窟简直是地狱，成片低矮的小房子和20年前上海的棚户区差不多，拥挤不堪，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子，可以住上一家5口人，甚至更多，环境也极不敢恭维，杂乱无章，没有绿化，没有运动场所，孩子们只能在街道上打板球。但奇怪的是，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似乎很有些悠然自得，大概也和印度人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作为外国人，如果你路过表示一点点好奇，他们就会主动邀请你进他们的“寒舍”坐坐，这些住在贫民窟中的人丝毫没有扭捏、不好意思的表示，还会给你端上特别甜腻的印度茶，大方给你展示他们在哪里睡觉，哪里洗衣裳，哪里做饭，还会给你打开家里的电视机，指给你看他养了一缸金鱼……

尽管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通常教育程度不高，还会主动用口音很重的英语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你聊天，“你是日本人么？”“噢，中国，太好了，我喜欢中国。”无论大人孩子眼中都分明有一种自豪感，既有为自己的房子的自豪，也在邻里面前为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而自豪。在这里我听到一个词让我诧异不已，这些住在贫民窟的人被称作“贫民窟主”(slum－owner)，这个词简直充满了幽默感，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owner)。

他们怎么能叫业主(owner)呢？这些房子按照我们的标准都是不折不扣的违章建筑，十几年前一些无家可归者和外来移民选择在无人关注的铁道边、垃圾场边落脚。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你愿意在哪里登记，就可以在哪里投票；同时宪法还规定“印度公民有选择在哪里居住的权利”，这条规定看上去有点滑稽，我问印度朋友：难道想在哪里住都可以？那跑到新德里在总理府门前搭个帐篷，跟总理作邻居行不行？或者把帐篷扎在人家私人花园里行不行？他们告诉我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操作上比较难，因为主人会把你赶走，这是人家的地盘。不过如果你成功地在一块地上住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别人没有赶你，以后就再也不能赶你了，这倒挺符合卢梭的契约理论，默认也可以视为一种契约。后来我发现果然不假，印度很多富人的宅第和花园都会竖一块牌子：“私人财产，禁搭帐篷”。

今天住在孟买贫民窟的几百万人就是这样获得产权的，他们的理由是当年这块地儿没人要，我们才住在这里，今天土地升值了就想把我们赶走，没门儿。今天大片的贫民窟占据了孟买市区的黄金地段，孟买的地价比上海和北京要高出很多，前面提到4000美金／平方的房价中，往往超过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价，所以假如能把那些贫民窟的居民迁走，安置在远郊哪怕面积大上十倍的房子里，对政府以及开发商都是非常划算的买卖，而且很容易找到类似危房改造的理由。

但在印度强制拆迁是行不通的。特别是这样集中的大片贫民窟，个个都是钉子户，牵一发而动全身，随时可以引发示威乃至骚乱；而且政治家得罪了这些“贫民窟主”就会丧失选票，所以不让这些“贫民窟主”得到心满意足的补偿，让他们搬家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印度拆迁成本巨大，这也是孟买房价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但尽管房价如此之高，房地产却并不是畸形的暴利产业，底层的群众成了土地升值的最大受益者。笔者吃惊地从一个搞IT的商人口中得知，2006年某媒体排出印度的500个最有钱的人中，只有6个是地产开发商。

这样一来，高昂的公寓价格对“贫民窟主”来说倒是件好事，他们非但不嫉妒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这些有钱人就该让他们多花点儿钱。”而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贫民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些“贫民窟主”在经济条件改善了以后，也会修整自己的房子，不少贫民窟房子也装上了在印度算是奢侈品的空调，甚至不少公务员、教师为了省钱，也租贫民窟的房子来住。在贫民窟区域，政府也建了实用的医院、学校之类的公共设施。

贫民窟在印度也不意味着居住者都是赤贫的人，他们在此安居乐业，往往在附近上班或者做生意，甚至建起小作坊，当起个体户，一些区域还发展出了特色产业，建立了合作社，有的地方以生产首饰闻名，有的地方以生产陶器闻名……。这些住在贫民窟的人成了地道的有产者，个别人甚至已经买得起公寓，不过仍愿意住在贫民窟里，因为这里有他的“厂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也对自己的房子有一种自豪感，在中国贷款买大公寓的人被戏称为“奴”，而在孟买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主”。因为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家园，即使简陋，也意味着他在孟买这个印度最富裕、最国际化的都市的某个甚至黄金地段有一块谁都拿不走的产业。

很多“贫民窟主”是这样的背景，他们来自农村，为了谋生来到孟买，当得到一间贫民窟的房子，就意味着他在这里彻底站稳了脚跟，他们并不急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居住条件，而是源源不断地把钱寄回农村老家，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一间让乡亲们都羡慕的大房子，他们的孩子能在孟买接受教育，上英文学校，也许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当他们老了以后，他们会把贫民窟的房子留给孩子，或者租给别人，自己回农村老家的大房子里享天年。

很多中国人来到孟买会非常得意：“你看印度最大的城市都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这种得意显示出我们的浅薄，在很多人眼里，整齐划一的街道、摩天大楼、让贫穷者远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农村人涌入城市来分享城市的福利，是比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哪怕相对公正的发展机会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表面上看印度高楼大厦边上就是贫民窟，其实印度的贫富差距并不大。笔者在印度一份主流报纸上看到一个专栏作家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模式为什么不是印度的选择”，也许能够代表印度知识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她讲她刚到中国时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比印度高很多，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没有小房子，后来从北京市区出来只是几十公里就看到大片的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状况和印度农村差不多，她就得出这样的发展路径不可靠的结论。

还有一个让笔者自己也感到吃惊的信息值得分享，我刚到印度时，一方面对贫民窟很感兴趣，一方面又担心安全问题，总得叫上当地人陪同才敢去转转。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顽强的偏见，外来人口和穷人是犯罪的根源。而很多印度朋友都告诉我，印度的贫民窟比新德里的大街还要安全，一个孟买的社会工作者告诉我，女孩子深夜走在贫民窟的巷道里，用不着为安全担心，这里也没有小偷强盗，谁假如遇到危险，只要喊一嗓子，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帮忙。他补充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爱这个地方。”

 

谢谢刚才林岗教授的介绍，也谢谢欧阳光教授和其他老师对我的邀请。我今天不是做学术报告，是想和各位像朋友谈心一样，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

我这次来广东三天是想去“朝圣”，主要朝两个人：一个是明天去韶关南华寺去朝禅宗六祖慧能，对禅宗的认识主要是自己读书，自己体会，另外也经常跟高行健交谈，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受他一些非常好的思想的影响。慧能是一个我们并没有充分发现的天才，西方有一个基督，我们东方也有一个“基督”，这个“基督”就是慧能。但慧能跟基督教体系甚至其他宗教体系很不一样，基督教体系主要讲救世，但慧能主要讲自救，讲明心见性。这种自救的系统给我们内心以很大的力量，这一点很了不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六祖禅宗表现在坛经里，摒弃了实证逻辑这套概念体系，它提供了西文思想界所没有的另外一种可能，因此，实际上慧能是一个思想家，但他是不立文字的思想家。

我们现在谈禅宗，可以从学理上的两方面来概括，一个是讲到它的心性本体论，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用“心性本体论”可能不太合适，最好说它是“空无本体论”。从方法论上说，它是“顿悟”的方法论，还有“不二法门”，还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些都是它的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这就提供了另一种思想的可能，这种可能是西文的思想界所没有的，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思想资源。那么，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了。

禅宗对我们中国的思想解放起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最近我到法国马赛普罗旺斯大学开了一个高行健的国际讨论会，开会之前演出了他的《八月雪》，台湾的国立戏校和马赛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联合演出的，演出非常成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歌剧在西方最大规模的演出，台上台下两百多人。法国有关方面对此评价非常高。《八月雪》形象地把慧能的思想表达出来，原来我以前没有看到《八月雪》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宗教戏，实际上这个戏跟宗教没有多大关系，它写的是一个自由的真理。慧能原来作为佛教一个宗派的领袖，但没有任何偶像崇拜，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当时的皇帝要为他修庙树碑立传，要请他去当什么“大师”，他一概拒绝，哪怕断了头颅也不去。最后，更是彻底地把达摩传下来的衣钵打碎了。他知道这种接班的衣钵一定会带来以后正宗、邪宗的争端，会带来很多灾难，所以他全部不要。最后，就得“大自在”。所以，这个戏可以说是高行健自己的一个写照，是他得“大自在”的一个戏。

所以，慧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想通过这次“朝圣”能够亲自感受一下。以后还想去广东其他地方看看。

这次“朝圣”本来还想朝另一个人，但了解了一下，可能这次做不到，但也可以做到一半，他在我的心目中也是“圣人”——他就是本校的陈寅恪先生。我在美国十五六年，仔细观察，觉得这是美国是一个技术的中心，但绝对不是人文的中心。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文传统最雄厚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我们中国雄厚的人文传统里最近的三百年，又有哪些是最精彩的？这个问题应该会引起很多争论，但我认为应该是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最精彩的人文传统。

我跟朋友谈起新文化的时候，我说，每次纪念五四谈新文化就讲北大，其实新文化讲北大还得讲清华才是完整的。清华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甚至包括吴宓、赵元任等人。但很重要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有普世的视野，又有雄厚的中国人文底蕴，真正把中国人文的香火给继承下来了。很了不起啊！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无论是对史料的掌握，还是史识、史德，都是第一流的。很了不得！有些东西真是记我们振聋发聩。我最近在香港还谈到，陈寅恪有一篇《述王道之功业》，这一篇文章要是叫治理香港的人看一看就很清楚怎么治理香港。它讲的就是东晋的王导，相当于宰相的角色，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对南方的贵族文化不是压服，而是非常低调，非常尊重他们原来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原来的文化，跟他们交朋友，实际上就是一个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办法。陈寅恪先生在其中的阐释是非常有启发的。

我最近在城市大学做了几次讲座，第一次讲“中国的贵族文学”，从屈原讲到六朝，再到《红楼梦》，我说，很奇怪，贵族文学几乎消灭了，因为五四运动陈独秀他们提出要打倒贵族文学以后，有一个概念的错位，他们没有分清贵族文学与贵族制度的界限，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文学是不能没有贵族精神的，周作人对这一点比较早就作了反省。但是，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太媚俗了，但很奇怪的，在贵族文学差不多被消灭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像《柳如是》这样的作品——它算是半文学半历史的作品，而且它的精神跟《红楼梦》的精神非常相像，这种精神具有尼采所定义的那种贵族精神——尼采定义“贵族精神”为自尊的精神，贵族喜欢决斗，决斗就是说有一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尊严。但它是蔑视大众，绝对的蔑视，认为人分“上等人”、“下等人”，贵族是“上等人”，他当然要向“下等人”宣战，绝对不留情。

曹雪芹、陈寅恪具有贵族的尊严的精神，但他们是高精神，另一方面是低姿态，他们绝不会瞧不起下等人的，你看曹雪芹形容晴雯“身居下贱，心比天高”，贾宝玉是贵族子弟，但他也“神瑛侍者”，“侍者” 就是服务员、奴仆，他是低姿态的。陈寅恪对柳如是也是低姿态的，他并不蔑视当过妓女的女性。在曹雪芹看来，当时的许多贵族王公都不如一个丫环晴雯。陈寅恪提醒我们的另外一点的是，他要知识分子警惕，他认为多少所谓一代名流的精神人格不如一个妓女。

但是，陈寅恪先生的人格至今仍没有被充分地展示，所以这一次我在讲正题之前先讲一讲我来这里的目的。但这些和我接下来要讲的题目又有关系。

高行健和禅宗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禅宗就没有办法了解他。高行健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现代意识加上慧能的禅的姿态、禅的眼睛。这二者加起来，就是高行健了。

我们的时代从卡夫卡算起，大约有一百年了，但卡夫卡的时代没有过去，从他对世界性现实人被异化的认识来说，卡夫卡的时代没有过去。卡夫卡的意识就是现代意识，卡夫卡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已经被消灭了。也就是说在“二战”奥斯维辛出现之前，他就意识到人的生存状态很荒谬。比如《审判》，你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错，却总是处在一种被审判的状态，为天地人所不容。经过“文革”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读懂卡夫卡，很容易读懂卡夫卡所揭示的这种处境。这种处境是一种普世性的处境。比如《城堡》，你说“城堡”是有还是没有，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你说它不存在，它却整天纠缠着你；你说它存在，你又摸不着，你又进不去，出不来。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状态。所以，人变成了甲虫，“我”已经不是人了，“我”的处境是莫名其妙的。这不能用悲剧来概括，而是一种荒诞。所以，卡夫卡是扭转整个世界文学乾坤的巨人，自但丁、歌德这样一个抒情、浪漫的甚至是写实的大传统、大基调，到卡夫卡这里整个扭转过来了，变成荒诞的、幽默的大基调。所以，他在文学的世界里起了一个历史杠杆的作用。很了不得！

正是有了卡夫卡，也才有后来的尤里西斯、贝克特这些荒诞派文学的产生，和其他现代主义文学一起构成20世纪文学的主流。

卡夫卡通过“变形”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肯定、呼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卡夫卡的意识是在最高的层面上发现人被消灭的意识。这种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市场覆盖一切，我们发现人的价值、尊严丢失了。所以，卡夫卡的意识没有过时。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高行健论》，是我送给国际讨论会的一个礼物。谈高行健一个要把卡夫卡和禅讲清楚。

高行健是从卡夫卡这里出发的。也就是说，高行健他整个思想文学理念不是像莎士比亚这种人文激情，也不是歌德这种浪漫激情。所以，在高行健笔下，没有大写的人，没有英雄，他的笔下都是脆弱的人，他强调人性的脆弱。他写了很多脆弱的人，包括他写他自己的时候都是非常脆弱的、荒诞的。他的这种出发点非常重要。但是，他跟卡夫卡有点不一样，卡夫卡当时是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世界，高行健也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世界，但他还多了一条，就是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自己，就是 “观自在”——从外进入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仅看到这个世界的荒诞，而且看到自身的浑沌、荒诞。这点是高行健很重要的创造，表现在他的小说、戏剧创作中，他很多作品的主题都跟这个有关系。他不断地向自己的内心挺进，不断揭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美国的大戏剧家奥尼尔说过她的戏剧有几个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高行健开辟了第五个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条是他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步。他的很多戏不是政治戏，而是哲学戏，像《逃亡》，不是跟一个政治事件有什么联系，而是在一个政治背景下来讲一个道理：人可以从政治阴影当中逃亡，但是，很难从自我的地狱当中逃亡。实际上，天堂、地狱都在“我”心中。那么，他能够从卡夫卡的观世界进步到观自在，得益于禅宗。由此，高行健创造了一种“省观美学”。它不回避现实，但在面对人间苦难的时候，不是写悲情，而是冷观。他的作品的诗意不是来自浪漫的激情，而是来自冷静的观照。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这一点也就同我们大陆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了。

比如，同样写文化大革命，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跟以前的“伤痕文学”加以比较，在美学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是冷观的，就是摆脱持不同政见者的框架，不是非黑即白、哪个善哪个恶、哪个真哪个假这样的政治判断，而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生命价值判断。《一个人的圣经》跟《灵山》不一样，《灵山》写一种文化的、精神上的逍遥神游，而《一个人的圣经》揭示现世的根本，写文化大革命，接触到一个时代的黑暗，一个非常肮脏的现实，但他写得非常有诗意。所以，1999年初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为他写了一个跋，我说这本书很有诗意。这种诗意来自哪里？这种诗意不是来自控诉、谴责，不是来自浪漫的激情，不是不同政见的见解，而是来自冷静的观照，也就是作者主体已经从现实当中抽身出来了，然后跟现实拉开很长的距离，然后进行观照。这样就化腐朽为神奇，诗意就从黑暗当中产生出来。这部小说他写一个男人跟六个中国女子和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用世俗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一定会说，通过与六个中国女子的关系写这个时代的黑暗和荒诞，一定会以为与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一定是很光明很自由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和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同样令他感到陷入生存和精神上的困境。其中一个是德国籍犹太女子，有历史责任感，她负载着她民族的苦难，她推动着主人公讲故事，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性发动”的一本书。她陷入了困境，在威尼斯——西方最文明的城市的一间画室里，面对教堂，被强奸了。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的外国女子很自由，跟很多肤色的男人都做过爱，可她最后也陷入困境。这样一个自由之身的女子也有很多问题，她很喜欢一个男子，但不知道要不要跟他结婚，结婚之后不知道要不要生孩子……所有的自由最后变成一种限定，她同样陷入一种困境。

这种普世性写作带有普世性问题，高行健就是这样用一种比较高的眼睛冷观。有一次我跟他交谈说，冷观跟大观有关系，普世的眼睛就是大观的眼睛。《红楼梦》里有大观园，从大观园里抽象出“大观”的视角，“大观”的眼睛，就是一种宇宙的极境的眼睛，这就超越了民族情结、中国背景的框架，它就带有更普世性的视野。它的主体是抽离出来的，它写的不是悲情，这与我们过去看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格医生》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写的都是悲剧。用悲剧论来解释高行健的作品就比较难，但用存在论来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悲剧论的本质是 “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存在的本质是“无”，即使“有”也是“有”的荒诞。一百年前王国维用悲剧论解释《红楼梦》解释得非常精彩，应该说一百年来没有人能够超得过他，可是我们今天再谈《红楼梦》，只是用悲剧论就不够了，还得用存在论才能够解释得清楚，《红楼梦》是我们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最近在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红楼梦》是“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就是给王国维作一个补充，因为他那篇文章是1804年写的，正好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红楼梦》的考证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美学上怎么往前推，没有太大的突破。这次我给他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说，《红楼梦》不仅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荒诞剧。“好了歌”就是一首荒诞歌：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很荒诞的，所以，整个人生世界是“更向荒唐演大荒”，你方唱罢我登场。最聪明、善良的贾宝玉却被看成是傻子、呆子，林黛玉可以说是带领贾宝玉参观人间地狱的女神，可被人看成 “怪人”；贾琏、贾环这些泥浊世界里的人却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人存在的整个世界是荒诞的。

高行健的观自在进入了主体内部，他把主体看成了三个坐标，也就是主体的三重性。近二十年前我提出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包括“主体论”，讲性格的正反、运动的二律背反，是讲“二”；“主体论”讲主客观的对立，也是讲“二”，但高行健是讲“三”，讲主体的三重性。他发现，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有“你”、“我”、“他”。他的作品已经翻译成34种文字，方块字通过他的努力走进了世界各个角落。弗洛伊德讲“本我”、“自我”、“超我”，好象也有三重，但是完全静态的分析，但高行健把三重主体又加上人生的环节，整个是一个活的东西，活的生命，这使得他创造出全新文体。《灵山》以人物的心理节奏来代替故事情节，有人称来代替人物，是一种很大的变化。开始的时候，他的书卖不出去，在联经出版了以后，三年才卖了两百多本，因为他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但完全读进去了就会非常有意思。我过去能读进去，是因为我喜欢散文，我首先把一段一段当作很美的散文，就读进去了。读《灵山》要有一种浸淫状态，如果浮躁是读不好的。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三个人自身内部在对话，实际上就他自己一个人，是一种假对话。在对话当中，我们发现当中有一个“他”很厉害，“他”在看着“你”、“我”，这是我所说的“省观的美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必须要从主体内部分离出一个“他”——第三者的中性的眼睛来观照自己。他的很多小说、戏剧都有这一条。所以，很奇怪，他的水墨画只有黑白两色，去年在法国当代的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两百多家画廊参展他放在第一家，整个展馆就写着高行健一个人的名字。他当时已经病得非常厉害，差点不行了，后来又好转了，血压高到两百多，所以从去年到今年不能写作，但他会画画，去年展览的时候他画了25幅，一两天被各国的画商抢走了。本来他是一个作家，但他的画为什么也那么抢手，因为他不是用肉体的眼睛看世界，而是心灵的眼睛、中性的眼睛来看世界，他画的是心相，不是实相，他画的是色，而不是空，这样子反而禅的味道就出来了。这和他的戏剧一样，给西方送来了一股新风，这是禅帮了忙。这是一种很高的审美状态，这与西方的审美状态不一样。

过去我谈主体性是不够的，必须谈主体间性——主体之间的关系。后来我发现，哈贝玛斯讲了很多主体间性，后来高行健《灵山》产生以后对我有很多启发：中国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就是我们应该进入内部主体间性研究。这一条高行健在创作上提供了他的范例，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他在戏剧上创造的三重关系，跟他对主体的认识有关。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台湾有一个演讲，他说“是禅宗拯救了我”，这应该没有夸大，禅宗让他获得身心的大解放，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自己——也就是说，天堂地狱都在“我”心中，“我”的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我从这里面也得到一种认识，有时候我们到山林里找寺庙找菩萨，其实禅宗给我们的启发是不用寻找，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心胸中的庙门打开，把菩萨请出来，自由就在里面。从主体身心的大解放角度来看，高行健是从禅宗里得救了。他的《灵山》最后找到灵山没有？你可以说他找到了，但是也可以说他没有找到。最后是没有找到一个实际的灵山，但他在《灵山》的最后悟到一个东西——一个青蛙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告诉他，这是禅悟在告诉他，其实灵山是什么？灵山就在自己的身上。《一个人的圣经》中，一个人找来找去，极端孤独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最难保持的就是自己生命内部世界永远不灭的那一点幽光，那就是我们的灵山。一切取决于自己，心灵状态取决一切。在创作上，他创造了另一种美学，他的一本书就叫《另一种美学》，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中文版是我给他做的序，现在香港出版。他的“另一种美学”是什么？就是禅宗告诉他的，就是一种冷观世界、静观世界、省观世界这样一种美学；是从现实里抽离出来，在更高的一个灵魂的层面上去观世界、观自我这样一种美学。“省观美学”从概念到内容都跟西方美学有区别。这是他的创作诗意的来源，而不是寻找悲情、激情。确实，在这一点上，是禅宗拯救了他。

高行健从卡夫卡出发，走到现在这一步，可以说把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带到一个比较深的层面。我对他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国籍不感兴趣，这一点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他的创造。重要的不是你的护照，而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我和李泽厚两个是拒绝拿美国国籍的，我们一定拿中国护照，每次到欧洲去都非常麻烦。这是各人选择的自由。但我们的血缘、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当然是中国人，即使我们拿了美国国籍，像我的朋友李欧梵一样，相信他也拿了美国国籍，但不影响他是一个中国的作家、学者。高行健十八个剧本，只有四个是用法文写的，十四个都是用汉语写的。比如用法文写的最后这个《叩问死亡》，我给他作的跋，他也用汉语重新写了，那么他的两部长篇长篇、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用汉语写的，所以当时他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我说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是汉语写作的胜利。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过去在写悲剧取得很高成就，但在现代意识上真正把它化入自己的作品的，而且比西方的现代意识往深里更走了一步的，高行健就很突出。我相信我们不可能回避，回避不了，现在是不敢面对他，特别是们搞研究的，更是不可回避的。前几天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总干事朴在宇先生跟我说，他说他们韩国的外语大学开高行健的研究课，他们想搞一个很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但财团说只有高行健去，他们才能拿出钱来，叫我帮忙。他们当时的题目是《从鲁迅到高行健》，那么当时有的朋友就说这个有点联不上，但是我说其中有一点可以联得上的，就是在我们的现代作家里，真正有现代意识的很少，但鲁迅先生的《野草》绝对有现代意识，它不同于京派，也不同于海派，京派是没有什么现代意识的，甚至是反现代的，像沈从文先生是反现代的；海派对声光化电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在现代面前有不空，鲁迅先生是有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但我们的文学这种意识非常薄弱，到了高行健这里才整个壮大起来，成了大气候，让整个世界的眼睛刮目相看。从他写《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敢于面对他，这种面对没有任何的政治意识。

我这次在巴黎高行健家里住了十天，聊天，他说：“我就是一个高举逃亡旗帜的人，拒绝政治投入。”他离政治非常远，而且拼命地整天想从政治里抽离出来的人。我说他是最有文学状态的人，什么叫“文学状态”？我们有很多人不清楚，西方有学者非常清楚，“文学状态”就是非功名的状态、非功利、非政治、非市场的状态。所以，我们当然要去研究他，当然也可以批评他，也可批判他，但是要面对他。所以，我们从慧能、卡夫卡，甚至还有鲁迅、高行健，把这些人联起来思考，当然可以思考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不是瞧不起西方学者、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尊重，我就很读西方的经典，但是他们有一条，他们研究禅宗就是考证，日本对禅宗非常有研究，但他们考证的这是不是敦煌本？这是不是慧能的话？他们没有进入禅宗的精神内核。禅宗对生命的本真在一个社会里受到威胁如何自救，对这种非常高级的精神内核，他们缺少研究。胡适也是这个问题，他从年轻时代开始考证禅宗，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晚年的时候跟唐德刚的谈话真让我受不了，他一概否定中国的佛教、中国的禅宗，他认为它对中国的危害太大了。他说，对禅宗的研究几乎是掏粪的工作，是扒粪的工作，要当作垃圾剔除出去。我受不了。胡适我是很尊重他的，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水经注》的研究、对现代文化的研究，包括他不称霸的作风，都让我非常敬重。但我认为他最大的失误是对禅宗的看法，我相信他是错的。

好了，正好，现在是四点半，欧阳光教授让我讲到四点半，是吧？还可以再讨论一下。

 

近年来国内又出版了很多从各个侧面歌颂毛泽东丰功伟绩的书籍和文章，其中孔东梅编写的《改变世界的日子–和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

孔东梅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她的外婆是贺子珍。我们都知道贺子珍是毛泽东1927年在井冈山做了山大王之后抛弃了杨开慧所结的新欢。当时杨开慧还在长沙，辛辛苦苦地抚养著和毛泽东生下的三个儿子。

贺子珍跟了毛泽东近十年，在长征前后受尽了苦，包括流产和被迫抛弃亲生儿子。毛泽东一到延安，眼睛就盯在了那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身上，于是贺子珍又重蹈杨开慧的覆辙，被毛泽东抛弃，江青当上了毛泽东的最后一任正式妻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毛泽东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始乱终弃，但孔东梅在《改变世界的日子》这本书中倒也不计较，反而在介绍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顺便把自己外婆被江青所代替的过程给轻轻松松地介绍了。她说斯诺1936年初次到延安，是“我的外婆贺子珍”为他和毛的谈话准备的甜点，而1939年斯诺再次来延安，是“外公新婚的夫人江青亲自下厨为斯诺烹调可口饭菜”。对自己外婆被抛弃都如此不在乎，人们当然也就不能指望这个外孙女对她外公有任何批评性的见解了。

这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发掘出了被很多人忽视的毛泽东晚年的丰功伟绩，即改变中国的外交路线，使中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这就是所谓的“改变世界”。而这个“改变”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在60年代末向美国表示姿态，中美建立了外交联系。这本来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陷入困境，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又面临要被苏联武力教训时迫不得已的求生之道，但在这个外孙女眼里却成了“改变世界”的壮举。当时中国的外交转变除了打开中美关系外，还花了很大气力和第三世界国家拉关系，让他们在联合国为中共的席位努力。毛泽东自己也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

但这本书通篇都围绕中美关系，用了大量生动的细节，例如美国人如何喜欢中国糖果，北京市民又是如何紧急动员起来扫雪，把从长安街到长城一路上的雪一夜之间扫得干干净净，好让来访的尼克松总统登上长城等等，可以说是凡是和美国人有关，就绘声绘色，不厌其烦。相反，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则是一笔带过。

全书170页，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不到10页，其中大部分又是用来介绍伊朗公主的访华，尽是花絮，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和历史内容。毛泽东1974年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提出了所谓“三个世界”的说法，如果要歌颂毛泽东，这本来应该是好好做文章的地方。但在这本书中人们看到的却是照抄的新华社电讯和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毫无细节和趣味可言。两相对照，在作者的眼里，不但只有美国可以和毛泽东“改变世界”，而且只有美国人和西方化了的伊朗公主才值得她花费笔墨。那些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尽管他们也帮过中国的忙，但谈不上“改变世界”，更不值得花费她的心思去研究和介绍。这种态度，会不会是一种家族遗传呢？

 

2007年上半年，胡锦涛先生的日子不好过，原因就是十七大。说来令人不可思议，胡锦涛当老太子十几年，不是长期经营吗？如今登基五载，任期已过一半，按惯例应该大权在握，现在正是酬躇满志的时候，为什么反倒是三皇五帝愁呢？我认为胡锦涛的问题不在十七大，而是十七大以前的一系列错误，导致了十七大的空前困难。

首先，胡锦涛政治向左转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左撇子治国顶多制造悬念，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而且什么事情都搞不定。然而，这个“悬念”的成本巨大，一来“悬”掉了共产党的政治重心，二来乱了改革开放的方寸，十七大如何不困难呢？胡锦涛过了一把左瘾是不错，但用共产党的话说，这是脱离群众，用群众的话说，这是“丹顶鹤”现象，也就是全国上下通体白毛，只有头顶有一点红，叫做“胡先进”。胡锦涛向左转留下的真空被温家宝填充了。最近，胡锦涛努力摆脱政治左撇子的印象，比如批准高耀洁到美国来领奖，收回“禁书令”等，但我认为做的太晚太少。十七大临时抱佛脚，效果有限。

其次，胡锦涛一上台只想抓实权，不想办实事，全部心思都放在对付江泽民上，是第二个致命错误。难道不是吗？胡锦涛新官上任，连三把火都没有，贪污腐败你不去治理，经济问题你不去解决，只有一把虚火中烧，鼓动中宣部打击知识分子，不让老百姓说话。我认为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你办实事才可能有实权。胡锦涛光办虚事，所以只得到虚权，十七大如何不困难呢？胡锦涛办虚事留下的真空被吴仪填充了。最近，胡锦涛努力摆脱假大空的形象，西北考察强调办实事，但我认为做的太晚太少。十七大临时抱佛脚，效果有限。

第三，作为政治领袖，尤其是第一把手，要占据中位，最忌讳搞小圈子，最忌讳水至清则无鱼。然而，胡锦涛偏偏喜欢黑箱作业，以“假先进”之名，行“政治洁癖”之实，这是第三个致命伤。我们看这个人十几年卧薪尝胆，很能忍辱负重，这几年运筹帷幄，花拳绣腿也不少，但搞来搞去不能五湖四海，到如今不过是“一胡一海”，也就是胡锦涛斗上海帮，就这种小格局，十七大如何不困难呢？胡团帮留下的真空被曾庆红填充了。最近，胡锦涛努力营造“大家气派”以及“团拜气象”，我认为做的太晚太少。十七大临时抱佛脚，效果有限。

总之，胡锦涛的一系列的政治错误，或者说一系列的政治愚蠢，导致中共高层的权力真空，为“四大金刚”斗法十七大埋下了伏笔。如今是，胡锦涛左偏，温家宝右摆，吴仪前冲，曾庆红后靠，留下中心虚空，作为拳击场，甚为有趣。在我看来，四大金刚斗法十七大是一件好事，正好相互制衡，希望斗出一个“中心开花”，正像毛主席剽窃古人的那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四部分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两岸较力的性质

一 和平唯一选择 民主最佳前提

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中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结果成全了李登辉以高票当选；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全民大选，大陆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对台白皮书，提出“三个如果”作为动武的条件，其中尤以第三个“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关于统一的谈判……”来提升大陆在失去耐心时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朱熔基在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时的答记者问，对台湾摆出一种罕见的强硬而情绪化的姿态。朱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智囊、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以比政府总理更强硬的态度恐吓道：“台湾民众，可以说得重一点，应该说是面临灾难性后果，这一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他甚至发狠地说：一旦台独势力上台，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这一系列蛮横的威吓所导致的，就是大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0%的高票当选。大陆当局之所以屡屡想影响台湾的大选而又屡屡失败，就在于他们的武力恫吓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有违于民意。

但我以为，大陆当局的表态中也为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不承诺放弃武力或不允许无限期拖延，并不等于一定要动武，更多只是想让台湾尽早地坐在谈判桌前。大选后，大陆当局的态度并不象舆论所预期的那样强硬，反而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适得其反的尴尬使其只能选择“听其言，观其行”的低调。

（一）学会妥协

象1996年的试射导弹引起世界大哗一样，2000年的白皮书、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如果”和朱熔基的答记者问，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数日来，英国的《泰晤士报》，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德国的《德意志时报》与《世界日报》，法国的《世界报》与《费加罗报》，日本的主要报纸，纷纷以社论或专文评论的严肃方式，谴责大陆白皮书以武力相威胁的强硬立场。美国的反应尤为激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等主流报纸一致反对武力，呼吁和平。美国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把大陆作为主要的遏止对象的呼声骤然响亮，一向对大陆奉行接触政策的克林顿总统也第一次表示：在两岸的关系问题上，任何解决方式都要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最近，美国政府又计划提升对台军售的水平。许多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呼吁不给中国PNTR，阻止中国加入WTO，把贸易重新作为敦促大陆改善人权和免于台湾受武力威胁的外交牌来打。三月十一日，三十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联名提出第二七二号共同决议案（包括十四位共和党，十六位民主党，显示了两党的共同态度），促请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大选与民选总统，免受中共干扰；期待与下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合作；坚持台湾最终地位的确定必须具有台湾人民明确的共识，且必须以和平方式实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宣布：一旦台湾受到大陆的武力攻击，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国防部长科恩明确表态：既不支持“台独”，也反对动武。这也是美国的一贯立场。陈水扁当选后，克林顿总统立刻表示祝贺，对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善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尽管国际舆论的反应非常强烈，尽管朱熔基答记者问时的态度极其情绪化和强硬，但我认为这不过是大陆想在陈水扁突然坚挺和大选的最后时刻影响选情，打压阿扁的策略而已。实际上，海峡两岸的当事者还是相对平静的。选战正酣的台湾和人大会议期间的大陆都在软化强烈敌对的立场，选举后大陆并没有激烈的反弹，这也许是切身利益使然。在台湾，1996年的大选，应对大陆的导弹演习的，是候选人们争相强硬的攀比；而这次大选，面对大陆的强硬，虽然有要求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安全加强法》和增加对台军售的呼声，但三位热门的总统候选人都争相向中共发出了善意的信息，没有人再提“台独”、“公投”，甚至连李登辉的“两国论”也变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种软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刚刚当选的、一向以“台独”着称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他在竞选期间就发出两岸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的呼吁，并把他儿子放入竞选广告，为了让选民相信选阿扁是安全的；见过邓小平的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公开支持陈水扁，既提高了阿扁对其它候选人的竞争力，又减弱了他无法被中共所接受的传统的激进形象。三月十八日晚，当选的陈水扁仍然保持着对大陆的“善意的对话、积极的沟通、永远的和平”的态度。并且表示在正式就职之前来大陆进行善意沟通的诚意。台湾的两次大选面对大陆的两种威慑，候选人的态度一硬一软，这种鲜明对比恰恰是台湾民意变化所致。

在大陆，尽管军方的态度一直强硬（朱的表态也有屈从于党内强硬派压力的成分），但大陆当局的基本态度是在软硬兼施之间维持平衡。白皮书强硬之后，是江泽民的怀柔“没有烽火连三月的感觉”，并表示希望访问台湾来软化白皮书的强硬立场；朱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对台政策的部分中，也没有“三个如果”的字样；政协闭幕式上，李瑞环的反响强烈的讲话淡化了台湾问题，突出了改革的紧迫感、政治民主化和民意向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大陆的最高决策层对台方针没有太大变化。台湾大选前，北京对台湾的态度极为强硬和煽情，也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的，想打压竞选风头正劲的陈水扁。所谓，没有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没有大陆的白皮书：“三个如果”是邓小平的思想，也是“江八点”的核心原则，大陆对台湾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第三个“如果”也没有什么新东西。

两相比较，台湾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大陆当局所有公开的甚至半公开的对台政策，可以在股市里收看朱熔基答记者问的实况转播；而大陆民众却很难知道台湾当局和人民对大陆的态度，听不到三月十八日陈水扁的当选感言，只能看到经过严格筛选的消息。而在这些经过官方精心剪裁的消息中，似乎没有和平意愿和妥协态度，只有“台独”“两国论”等危险征兆。这种两岸民众在信息获得上的不对等，凸显的正是大陆的封闭性和台湾的开放性，也凸显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陆当局的道义劣势与不自信和台湾当局的道义优势及其自信。与此相对应，台湾候选人的态度更具建设性，而大陆决策者的态度就显得狭隘和霸道。大陆的白皮书公开发表之前，台湾的三位候选人已经力图淡化“台独”的色彩；白皮书发表之后，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竞选纲领中的大陆政策；对朱熔基发出的威胁仍然态度平和，没有以强硬对强硬。在此种差别的背后，两种制度的优劣便一目了然。台湾绝大多数人不认同“一国两制”式的统一，而要求民主式的统一，其理由正当而充足。

所以，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学会妥协——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不均衡和还有恩怨的情况下——就是以超越各自的狭隘立场的高瞻远瞩寻求善意，寻求一种既有道义合法性又有现实合理性的和平方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美苏对抗的严酷的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都能相互握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解决古巴的导弹危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受到苏联的核威胁的时刻，美国总统能够踏上被它封锁和孤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使两个制度、文化完全不同的敌对国家握手言和。那么，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全球一体化的前提就是一种人类视野的宽容、相互尊重和利益共享，更何况同根同种的台湾和大陆，有什么恩怨无法在谈判桌前化解，非要兵戎相见、鱼死网破不可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再呼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用对话代替对抗，两岸关系的民族特殊性和历史渊源，更应该提倡以建设性的对话代替破坏性的对抗。正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所说：在两岸关系上“变威胁为对话”。朱熔基虽然把克林顿的“海峡两岸”改为“太平洋两岸”，但是他没有改变“用对话代替威胁”。

在自由主义已经制度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后冷战世界中，大陆当局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能总是奉行极端的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美国在世界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道义劣势使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提出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相统一，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不尊重人权的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大陆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尊重台湾民意，难道只因为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

朱熔基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四月十二日，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解说，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愿这是一种基于道义和利益均衡的妥协态度，而不是哄小孩的话语阴谋和犬儒主义。陈水扁也说，他如果当选，和大陆的领导人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包括把“一个中国作为议题”也可以谈。但愿陈的态度是他就职后处理两岸关系的真实的政策底线，而不是谋求执政的竞选策略。最近，陈水扁也保证，他的就职纲领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来定位两岸关系，决不会引起新的紧张。既然两岸都表示了可以谈“一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区别只在于“前提”和“议题”，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以武力相威胁呢？既然白皮书说“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为什么还要摆出逼人就范的姿态、招致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感呢？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和妥协，在“和平统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语呢？其实，加上这一定语，对中共和大陆人民谈不上什么妥协，而是大陆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台湾提出“民主的和平统一”，等于为大陆提供了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绝好契机和堵住强硬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借口，为了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台湾、而是大陆本身。

（二）道义的力量

尽管在短期内，两岸关系不明朗，存在着容易引起紧张局势的种种不确定性，但是从长远的目光看，两岸关系的未来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统一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这种唯一性首先是由民意、其次是由现实决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朱熔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记者会上，朱熔基看重的也是在台湾大选投票前对民意的影响，寄希望于民意向背在最后投票时刻的关键作用。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台湾的民意、大陆的民意、全世界华人的民意，他一方面用怀柔的口气，声称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能够做出符合大陆期望的明智选择；另一方面又用威胁的口吻让台湾人民“要警惕啊”，不要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台独”分子的政治祭品，“否则将后悔莫及”。陈水扁当选后，大陆政府要求台湾新政府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再一次诉诸于渴望安全的台湾民意。由此可见，无论是怀柔还是恫吓，无论是大陆当局想用威胁来影响台湾选情，还是用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与陈水扁的新政府打交道的前提，都要诉诸于台湾的民意，至少要在表面上打“民意”牌。

大陆政府可以通过舆论控制和党的喉舌误导民众，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作为对台湾动武的道义根据；但是，大陆政府对自身道义合法性的危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它没有足够的信心在战火燃起之后还能把握住民意的向背。道义上的劣势使中共不仅害怕国际社会的干预，更害怕国内不满的全面爆发。在十六大的筹备期，甚至中共党内都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十六大能开成，十七大还能吗？只要稍有理智，明知道玩火者必自焚，谁还会偏要玩火呢？现在，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恫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帮助大陆最不能接受的人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两次威胁之结果的适得其反，应该使大陆当局认真反省自己的强权政治，从现在开始学习怎样与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和民众打交道了。

其实，大陆根本不必太看重谁当选，在没有看到新总统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的情况下，不必急于显示自己的强硬，否则的话就会反应过敏，做出错误而危险的决策。台湾现在已经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民意乃是执政者权力的唯一来源，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选举之后，没有一个候选人和当选者敢于逆民意而动，民意的向背将最后决定候选人和执政者的命运。大陆的执政者的升降虽然不取决于民意，但是两岸的民意、国际舆论、两种制度之间的优劣对比和现实的实力对比所形成的综合压力，也会起到类似于民意向背的道义作用，特别是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克林顿总统顶着美国国内巨大的反华压力，全力游说国会给予大陆PNTR，支持大陆加入WTO，重伸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态度也会对因大陆的强硬和陈水扁的当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同样，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论是哪个党的候选人上台都必须接受民意的监督，奉行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宪政原则。台湾的民意（87%）是两岸的和平与大陆的民主，台湾新总统搞“台独”有违于民意，大陆执政者想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以武力和强权征服台湾也有违于民意，越以武力强加，所招致的反感和离心力就越大。如果大陆政府敢于开放言论自由和公正的民意调查，我想，大陆的民意也肯定是和平与民主。两岸的民众都清楚，一旦开战，最无辜最倒霉不是政府，而是平民百姓。回顾历史，国共的对抗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有灾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战争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军备竞赛所消耗的大量经费，为了加强各自的国际地位而空耗钱财去收买那些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而美国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都一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和斡旋，其主旨始终是促成国共合作、避免战争，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一意孤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错误地拖入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大陆中国就不会与世界主流文明隔绝那么久，台湾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美国的这种热心既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也是基于日益被全人类所认同的普适性价值——人的自由、尊严、权利与世界和平。现在，“人权高于主权”所表述的人类正义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准则之一，在相对正义的国家主权之上，还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绝对正义的人权，为了人类的基本权利，各国在必要时应该出让一部分主权，这是每一主权国家应尽的道义责任，也是新世纪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的道义基础。自由、和平和发展才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前途所在，而决不仅仅是大陆当局反复强调的“和平与发展”。 正是依靠种道义优势，西方开放的自由社会才战胜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封闭的极权社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才赢得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三次区域性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的胜利（出兵海湾，遏止了独裁者加战争狂的萨达姆的企图独霸海湾的野心；军事干预波黑和科索沃，阻止了种族战争和种族灭绝）；也正是这种道义要求，才使东欧、亚洲、非洲、拉美的独裁者在下台之后，必须接受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和平就得不到保证，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发展是以人的生存状态的综合质量为标准的，而决不仅仅是多吃几片面包、多储存几颗核弹头）。换言之，两岸的民意、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与和平的所有人的民意，就是道义之所在。武力强权也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决不会当道于永远。

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节节胜利、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受惠于物质或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得益于人类对道义的追求和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对自由与和平的持久而坚定的道义立场，人类也许早已毁灭于自己的科技进步了。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与其说是科技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创新可以包容并激励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绝不能涵盖制度创新，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而制度竞争的说到底则是道义的竞争，谁拥有道义的优势，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制度相对于其它制度的优势，就在于这种制度的道义立场——实现并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为人的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励。

因此，如果囿于狭隘的主权、内政的原则而罔顾国际正义、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人的自由；如果仅仅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应用于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一味敌对、进而作为武力解决两岸关系的理由，那么再强大的武力也会因缺少最起码的道义合法性而成为孤家寡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失败是注定的。不错，台湾人是中国人，但是台湾人首先是大写的“人”——一个个具有天赋的自由和尊严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超越地域、国界、种族、文化、阶层……的界限的。每一个人都有免于他人（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强制的权利，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台湾人作为人类的个体，其自由、尊严和权利不仅受到台湾宪法的保护，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在没有征得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同意（就等于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就强制性地以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不仅有违民意和侵犯人权，而且有违人类正义、联合国宪章和历史潮流。今天的国际社会决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坐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拥有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民，也决不会屈从于武力强权的威胁，因为反抗强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义之所在。

现在，一个与中共没有历史积怨的新政党上台，为一种没有敌意的两岸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如果两个执政党都能以民意和道义为重，民进党的上台未尝不是两岸人民的福音。一方面，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执政，使其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台湾社会最大的在野党和政府的批评者、监督者，变成了被批评、被监督的执政者。在野时的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使之可以采取相对激进的高调立场，而执政后的被批评者和被监督者的新角色，就要求它必须保持相对保守的低调立场。这大概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常规。何况，陈水扁尽管以接近40%的得票率当选，但他所统领的仍然是个弱势政府，60%的拒扁的民众和国会中的劣势，使陈水扁的新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制于多方面的、特别是国会和民意的制衡，陈水扁必须保持低调，弱化他本人的“台独”色彩；超党派的国家意识和全民利益对执政党和新总统的要求，也将抑制民进党本身的“台独”诉求，迫使陈水扁与民进党拉开距离，推动他全力寻求缓和两岸紧张关系与维护海峡安全的可行性的大陆政策。同时，和平统一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要求。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为了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和国际舆论的道义声援，执政了的陈水扁及民进党也要弱化甚至放弃激进的“台独”纲领。

事实上，陈水扁本人在竞选中和当选后，都以高姿态反复强调与大陆的善意对话和建设性沟通，一再重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高于党派的利益，他宣布就任后辞去中常委的职务，不再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在请李远哲出面组阁失败后，陈水扁力邀国民党籍的唐飞组阁，赢得众多赞扬，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新角色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陈的当选也带来了这样的可能：由于“台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进党争取执政的策略，陈的当选为民进党带来的执政地位，使其政治视野更为开阔，不再囿于岛屿意识，从而为修改以台湾独立为政治诉求的党纲提供可能。最近，台湾岛内不断有要求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的呼声，民进党中常委陈昭南已经向民进党中执会提出「台独党纲修正案」，意欲将党纲中「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宪」等字眼删除，改为由公投来决定是否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果“台独党纲修正案”获得通过，那就为台湾新政府与大陆打交道拓展让两岸都有回旋余地的积极空间。

另外，民进党是建立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多党制式的政党，完全不同于建立在苏联式独裁政党模式基础上的国民党和中共，所以，陈的当选使大陆政权必须面对一个完全民选的新政府和一个新的执政党，不得不接受与最不喜欢的对手打交道的现实，听一听来自代表台湾“草根”民众利益的政党的声音。对民进党而言，过去它直接面对的是执政的国民党，它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诉求只能通过国民党才能变成政府决策。现在，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接受直接面对中共政权的挑战，面对面地了解这个以前只闻其声的威权政党。换言之，新的台湾政府和现任大陆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都失去了老对手，而新的对手可以突破老对手的僵化格局，开辟新格局，从而创造这样一种可能：使大陆政权换一种有别于强权和武力威胁的全新的思路，使民进党也换一种不同于“台独”的新策略，在这个新世纪里，把两岸关系带入新天地——用对话代替威胁和对抗。

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全民大选，完成了权力和平转移的现实，对大陆的道义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首先，台湾的一人一票的公正大选，对大陆民众具有示范式的道义激励作用，连出租车司机都认为大陆当局应该学习台湾。现在，民间出现了强烈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学习、进行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的呼声。其次，对大陆知识界，台湾经验已经不是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了，而是民主政治奇迹下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这一事实有力地批驳了“中国人不适于搞民主”的国情特殊论，批驳了以社会稳定为借口拒绝政治改革的“先面包、后自由”的犬儒理论，为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与政治保守主义进行论战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证经验。再次，对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民进党由被打压的弱小的不合法的民间政治力量，到合法的最大在野党，再到今天的执政党的奋斗历程，为日渐沉寂的民间反对派运动提供巨大的鼓舞和最具亲和力的榜样，既增强了他们面对强权的道义信心，又有了可资借鉴的进行内部整合的操作性资源。

最后，对于至今仍然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强权的大陆执政者来说，陈水扁的当选既是一剂道义良药、又是一种道义压力，使大陆政府从强权的自恋中、从传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崇拜中清醒过来，面对民主台湾的真正民意和全世界的要求和平与支持民主制度的道义立场，面对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功地完成了权力和平交替的现实，面对来自大陆民间的质问：国民党能，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当大陆政权意识到武力威胁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真正的武力征服又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之时，当中共从这种武力威胁的失败中，感到自由民主在道义上的力量和优势与一党独裁在道义上的虚弱和劣势之时，就会寻求和平的方式，坐下来进行真正对等的对话和谈判。陈当选后，大陆方面的低调、平静的反应与此前的声嘶力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凸显了党内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和主张对台动武的死硬派的极其尴尬的被动处境；也为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健康力量提供一张推进“民主的和平统一”的道义王牌。可以说，台湾的成功是中国实现全民族的由民主理想的最大道义资源。维护台海和平，民主制度和自由灵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都长久，因为靠专制强权和野蛮暴力统治世界的时代早已过去。

我相信道义的力量，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中，拥有道义的人，即便手无寸铁，最终也不会败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脚下。不是一海之隔天时地利，而是人人心向自由民主的道义凝聚力，才是台湾人民免受战争之灾的最坚固的安全保障。否则的话，人类正义与野兽的丛林法则的区别何在？二十一世纪与茹毛饮血的时代又有什么区别？

（三）无法回避的现实

从现实的实力对比的角度看，尽管大陆地广人多、武力比台湾强大且拥有核武器，尽管大陆正在急迫地从俄罗斯进口先进武器，尽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执政权力集中大陆的所有资源，进行军备升级和战争动员，但是，大陆要想以武力征服台湾就必须具有相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还要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才能维持第一次登陆成功后的后续占领。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大陆对台湾没有多少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也没有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战的胜率极低，哪怕大陆有60%登陆成功的把握也不敢贸然行事。同时，大陆想用武力征服台湾，必须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国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陆武力攻台，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绝无可能用武力征服台湾。

退一步讲，假设在没有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对台湾具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即便大陆能够以强大武力粉碎岛内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从地理上征服了台湾，也绝对征服不了二千三百万已经自由了的灵魂，各种形式的反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占领者身心俱惫。如果慑于占领的代价太大，而只进行密集的导弹奇袭并配以电子战，瓦解台湾的机场和战情指挥中心，进而逼迫台湾坐到谈判桌前。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以及民众的道义凝聚力之下，这样的目的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或者说，以台湾现有的实力和民心，除非与海岛一起毁灭，否则决不会停止抵抗。更何况，大陆一旦动武，世界的支持和同情肯定在台湾一边。由于道义和现实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进行武力干涉，大陆也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严厉的国际制裁和道义谴责，这是国际社会在两岸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能够向大陆做出让步的最后底线。联合国也极有可能置大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于不顾，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的流亡政府也会以此为契机，宣布独立。而一旦独立就再无重新统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义也罢，现实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统一就有希望，中国人也会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而凭武力进行征服，台湾只能别无选择地独立，大陆中国不但在道义成为孤家寡人，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外资依赖日深的国内经济也将陷于困境。战争不仅吓走了外资、外商和招致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高昂的战争经费必将耗尽改革二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也许，战争之初，长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众会陷于或真心或假意的爱国主义迷狂（象北约误炸使馆事件时的狂热），但是，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失去说服力的今天，民众的最初大宣泄过后，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伤亡、萧条和国际孤立等一切灾难，就会把民众的积怨和愤怒转向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的腐败权力，那时的大陆真的就是内忧外患了。

现在的大陆，尽管还有着表面上的稳定，然而，实际上，由于执政者一直拒绝政治改革，体制的陈旧、僵化和腐败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仇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高危机程度，旧冤未平，新冤累累；仅举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几项就足以见证。

1、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反体制力量： “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后，民间的反体制力量已经公开化（以各种形式反抗着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六四难属群体等），并且得到民众的各种方式的支持和同情，虽然屡被政府以强权打压，却仍然持续不断，成为压不灭的火种，打不垮的脊梁。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体制外而且在体制内也有不可小视的潜力，有些老共产党员已经走上反体制的前台（如李慎之、李锐、鲍彤、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吴江、王元化、王若水、许良英、朱厚泽、被软禁的赵紫阳等），他们的资历、学识、智慧和良知在知识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就连执政者也不敢小视这种道义力量……从民主墙到“清污”“反自由化”再到“六四”，以及“六四”之后对民运的镇压，直到今年四月，中共发动的对李慎之、刘军宁、樊钢的打压，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群体的力量。虽然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压制（监狱、黑名单、窃听、跟踪、开除公职、点名或不点名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等等），但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知识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民营企业家中已经扎根，形成了相当可观自由主义群体。民主观念在城市的关心时事的居民中也已经广为普及。这些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群体，已经与一党垄断国家权力的体制形成了行动上和观念上的难以调和的对立。在强权高压下沉默的大多数决不会永远沉默。

2、民众中的不满：被打压的法轮功、中功以及各种民间的自发的准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几千万或上亿的信徒前赴后继的抗争，在抗争中觉醒到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可贵，以及强迫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反人性；几千万失业者（据估计国有企业共有一亿四千万职工，最终失业者将占35%）、被剥夺得最严重的亿万农民的集体上访和请愿，在争取基本人权的行动中，意识到了垄断权力之下的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农村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多达二亿左右。）；流动在各大城市底层的饱受屈辱的上亿民工的团伙性破坏性的行为，用“夜晚政治”变相地反抗着政府在城乡之间人为制造的歧视性政策……现在，这种种不满已经演变成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冲突甚至暴力对抗（最近，东北的杨家庄子矿区因关闭矿场发放资遣金引发不满而造成二万多人的大规模暴动，最后动员了大批军警才镇压下来；广东省四会市前发生警民冲突，二千人围市府；镇江各个地点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抗议政府擅自停还地方债券的本金，京沪线已被切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性冲突每天都在发生。

3、民族矛盾：西藏、新疆与现政权的冲突由来以久，中共的双管齐下的怀柔和镇压也难以摆平，少数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独立的民族诉求与现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号宗教领袖、白教噶玛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第一富婆」热比娅，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八年，更凸现了民族冲突的尖锐。而这些民族问题与台湾问题有共同之处，即不接受没有民意授权的强制性的统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全社会对渗透到执政党每个细胞的无可救药的政治腐败的不满，越来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显示，目前中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就要突破社会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动则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集团性腐败案，成为老百姓和官员们都公开谈论的话题，最高决策层也把腐败作为重大议题，提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会必讲，但是政府的反腐败却毫无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个人开刀，作作秀而已（胡长清案）。体制的弊端只能使反腐败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陈希同案），而普遍的腐败却越反越烈……最保守的估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权力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给极少数权贵带来的利益至少有三十万亿人民币之巨。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使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所剩无几，政府权威的维持越来越依靠强制力和利益收买（政府性贿赂不仅是对国内，更是对国外，大陆的巨大市场成为中共面对国际谴责时最有力的王牌，对港台及其它海外华人亦如此）。这种腐败不仅蚕食着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且把战争年代靠革命信念凝聚的中共，变成了只靠利益交换维系的犬儒党。积压已久的危机将因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萧条和政治恐慌而全面爆发。

5、经济危机。邓小平式的单项经济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释放完了，负面效应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极为明显，“八九运动”的发生就是针对改革的负面效应的。“六四”之前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收拾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还历史的欠账；1992年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也只不过是为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烂摊子。两次经济改革的成就感和对民众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绝望，晚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丝光亮，邓小平的改革仅仅是来自边缘的微光。“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亲手扼死了大陆仅有希望之火，他想用“南巡”再一次点燃。但是，单项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重燃希望之火了。现在，大陆经济的高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制度性的死结（权力的市场化）紧紧扼住经济的咽喉，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危机四伏。1998年和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上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做出来的数字。四月十一日新华社播发一篇反形式主义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各级官僚为了政绩而虚报产值的现象）。国内外诚实的经济学家估计增长率最多达到5%.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改革毫无起色，股份制改造（债转股）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是走形式，包装空壳企业上市（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3%，是名副其实的空壳经济），套取社会闲散资金，加强国家的垄断，以行政权力为支撑的黑箱操作和信贷倾斜，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流失和极不公平的竞争。

结果，国有企业的改造变成了用全民的公共资产去填一党私产（国有企业）的无底洞。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和垄断金融的贷款，而国家财政靠的是税收，1999年，非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额已经占国家全部税收的76%.银行贷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万亿的储蓄，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朱熔基连续降低信贷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损失，恰好是通过信贷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国有企业获得的大量低息贷款。企业的兼并和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社会转嫁危机；剥离不良资产的灾难承担者是大量的失业职工。于是，在朱熔基保证“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绩要求的行政压迫下，在朱熔基一贯奉行的集权式改革的操作下，国有企业得到了虚假的扭亏增盈，而作为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支柱的非国有经济却出现大面积滑坡，亏损、倒闭、破产的不再只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宠儿——民营和私营的企业也处在亏损、破产的困境之中。

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国有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最保守的估计为60%），主要靠民间的储蓄来维持。国有企业欠金融机构的债，金融机构欠老百姓债，两种债务的不对称趋势愈演愈烈，金融系统的对内支付能力随时可能瓦解。另一方面，刚刚萌生的民间金融行业也在朱熔基的全面围剿下一蹶不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被全面封杀。大陆之所以能逃过亚洲的金融危机，决不是因为大陆的金融制度有多么健全，而是因为它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封闭，加入WTO之后才是对大陆金融业的真正考验。事实上，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所有隐患在大陆全部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它的维持全靠政府强制性地对全社会公共资产的剥夺。可以说，大陆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权贵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市场化达到资本权贵化。

6、执政党的危机。去年，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陕西发表讲话，提出目前大陆所存在的五大危机的根子全在党内。春节前，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关于从严治党的讲话，经过删节后于2000年4月2日公开发表。全篇只有一个主题：中共党内所存在的危机，已经威胁到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再不从严整治，用不了多久就将亡党。江泽民指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信仰真空、道德堕落、意志薄弱、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组织涣散、政令不畅、唯利是从、勾心斗角、任人唯亲唯钱、跑官卖官买官……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出现多起副职雇佣杀手谋杀正职的恶性事件。可以说，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公开发表的党魁对党内问题的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江泽民仍然坚持一党独裁的立场，认为只有中共才能治理大陆，从严治党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党的自我腐烂，但是他所指责的党的现状却是真实的（相信讲话的完整原文更为激烈）。一向只自夸而不检讨、只炫耀成绩而不承认失败的中共，一向自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在严格控制舆论导向的大陆，公开发表党魁如此讲话实属罕见，充分证明了中共自身危机的深重。何况，现在中共的强人时代已经过去，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核心权威，高层的权力斗争将更为激烈和公开，带有更明显的没有主义而只有利益交换的犬儒色彩。围绕着十六大的权力角逐愈演愈烈，反对江泽民连任的党内争斗已经半公开化（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李瑞环的讲话提出的“新三讲”，非常明显是针对江泽民的“老三讲”而发的），正如李瑞环指出的，大陆的最根本危机恰恰在执政党内。这样的末世执政党，一旦对台战争受挫，党内危机也会象社会危机一样全面爆发。党内危机爆发的危险还在于，目前，由于中共当局全力打压一切组织化、学术化、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民间整合力量，致使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几乎等于零，大陆社会的整合资源只有丧失了道义合法性的、依靠硬性强制权力和软性利益收买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危机一旦爆发，必然导致群龙无首的社会雪崩式的瓦解。

7、全社会的道德崩溃。更可怕的是，在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时，大陆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和全无底线，唯眼前利益是从。由长期的政治的道德无耻，已经差不多毁灭了大陆人仅存的人性。从政治运动中的大小阴谋到经商大潮中的各个层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弃义和唯利是从的犬儒化，已经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的常态。即便是爱国主义这种最原始的群体感情也日益犬儒化了。去年的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的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举拳头、喊口号、投掷砖块和装满尿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签证。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象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着人的火车站，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另外，据美国方面透露，大陆的省部级干部几乎每一家都有子女在美国或西方。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在回答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时说：我们手中有一张中共最害怕的王牌，那就是让大陆的高干子女在美国的巨额财产曝光，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豪宅、游艇、名车……（大意如此）。由此可见，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现在的大陆人除了权力和钞票，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真正打动他们。就凭这样犬儒化的爱国主义，怎么可能靠战争来化解危机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在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除了中共之外，民间社会还没有一种兼具道义的感召力、合法性和广泛的动员能力的有组织的健康政治力量，可以成为凝聚民意和稳定社会的核心。这样一个处在道德品质完全腐烂之中的社会，既无力经受对外战争的严酷考验，也无法提供新体制创建所需要的人性基础，所以，危机一旦爆发，就可能玉石俱焚、片瓦无存。那可真就是上帝假自相残杀的战争之手来毁灭我们这个民族了。

（四）明智的选择

从台湾的角度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在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使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岛屿成为举世瞩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会而得到世人的惊叹和尊敬，台湾经验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为大陆中国提供了怎样走向现代化的示范，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不适于民主制度的“国情特殊论”和“文化决定论”。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又结束了一党独大的不健康局面，开始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中国人终于可以期盼自己的第一个多党政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民主政治健全的常规也将随之建立。在有着几千年帝制传统的中国，在一党统治半个多世纪的党国体制的台湾，在大陆的十三亿人仍然屈从于威权体制的悲剧下，台湾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珍惜；但是，就现实而论，“台独”决不是台湾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选择。如果民进党的执政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过去的“国共之争”转化为未来的”统独之争“，那无疑是陈水扁的最大失败。既然大陆政权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台湾政府就可以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来交换大陆放弃”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而接受”民主统一的原则“。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就是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只有大陆庄严地承诺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台湾才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统一。民主统一是台湾的最后底线。如果一个只有二千三百万人口的岛屿，能够利用统一的契机促成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社会的民主转型，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

从大陆的角度讲，历尽内忧外患（主要是内忧）的大陆中国人，好不容易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的最优选择，不是追求以武力为手段，在短期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台湾，而是以台湾经验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典范，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本身的经济及政治改革。既然对台湾的任何让步都是“让步给中国人”，既然台湾的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统一，那么，放弃“一国两制”的邓小平模式，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模式，恰恰证明了中共的第三代不同于第二代的高瞻远瞩之处。大陆当局应该认清：“一国两制”适用于香港、澳门，只是因为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没有太多可以还价的余地；但是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台湾这个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就有些文不对题、强人所难了。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是已然的客观事实。台湾几乎是在与大陆完全隔绝的环境下，自主地生存、发展了五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如今又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时期。台湾人太知道生活在没有自由的专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着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所争取到的自由和富足，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统治！邓小平本以为是宽大为怀的“一国两制”，香港人和澳门人的接受已经实属无奈（因为这种统一并没有征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间的决定），更何况已经自主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人了。

实际上，“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面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事实，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等于他已经承认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大陆的统治模式无法强加于港、澳，只能在实质上放弃制度性的政治强求，以换取在面子上的民族统一。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让步和妥协，本身就是制度失败的结果。那么，面对东欧聚变、冷战结束的社会主义全面失败的国际大趋势，面对自主地完成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的台湾，江泽民核心为什么就不能尊重现实、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放弃“一国两制”呢？如果大陆政府不想让台湾无限期地拖延和平统一的谈判，那么大陆政府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大陆当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的对等谈判，把“两制”删除，只留下“一国”， “一个中国”是大陆的唯一前提。换言之，台湾的陈水扁政府放弃“台独”，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的江泽民核心放弃“一国两制”，接受台湾的“民主统一的原则”， 以和平统一的诚意来感召对方，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就来吸引对方。如果这样，我相信用不了五十年，统一大业就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这样，大陆的现行执政者就既在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之中赢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统一大业，江、朱等人就是超越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名副其实的第三代，成为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功德无量且名垂青史的伟人。何乐而不为呢！

道义的责任和现实的要求都指向一个目标——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对此，两岸都应该怀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与善意。有坚定的信心才会有从容的耐心和善意。无论现在的中共第三代能否完成民主统一的事业，历史的潮流所预示的中华民族的最佳未来只能是：今日的台湾就是明日的大陆。
 (2000年4月于北京家中)

 

最近我在接受采访时说：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是多元的，包括三股主要的力量。其一是体制外的狭义“民运”力量，其二是体制内外的“维权”力量，其三是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

狭义“民运”力量有明确和公开的政治诉求：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极权专政体制。“维权”力量以人权、群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为直接诉求。共产党号称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不允许有任何人来与之分享“维权”的责任与荣誉。“维权”力量挺身而出，就会与执政者发生正面对抗。如果“维权”取得一个个的具体成果，实际上就是在逐步瓦解共产党的一元化统治方式。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只有一些隐晦的政治表达，有些人甚至是在“韬光养晦”，但他们以各种方式默默地为民主化作出贡献，并为民主化的突破积蓄各种资源。因此，这三股力量都是广义的“民运”力量。从斗争的坚决性、明朗性来说，自然是应当按照上述的第一、第二、第三来排列；但从参与人数、影响范围、最终能够发挥作用大小来说，排列顺序会有所不同。

多元的力量自然要有多元的“行规”与“职业道德”。狭义“民运”力量以微弱的实力与庞大的统治机器抗衡，牺牲是在所难免的。狭义“民运”的参加者大多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徒的献身精神。当然，这个人群中也会有投机者和背叛者。这些人理应受到同类的唾弃。“维权”力量以维护权益为直接目标，进行理性的损益评估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维权”活动要以“维权者”牺牲为前提，既是违反逻辑的，也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如果“维权”活动导致了牺牲，那么从效果上说是失败的。而“维权”力量对于民主化的贡献，更多的要看过程与效果。当然，在“维权”力量中也不乏勇于奉献的个人。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心自有其特别的苦衷。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人士应当多一些谅解，同时也要强调政治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

何家栋在《通往公民社会》译序《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中写道：“米奇尼克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当心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实际上，我们争取和得到的仍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在所有不完美之中，民主或许是不那么邪恶的东西。”“灰色的民主”，是由具有各种动机、各种面目的人们共同塑造的，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讲妥协、讲宽容、讲理解，并不是不讲高风亮节。每个“行业”，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排头兵和标竿人物。狭义“民运”力量，有坚贞不屈、坚持不懈的前辈——魏京生、徐文立、胡平：“维权”力量，有值得骄傲的几位女性——丁子霖、艾晓明、汪永晨；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典型人物有两位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有活跃在思想舆论界的许良英、李慎之、李锐、何家栋，等等。榜样就是凝聚力，就是“软力量”。推动民主化的多元力量，理应珍惜广义“民运”中每一个分支中的每一个榜样。

群体是相对固定的，个体则可以在群体之间游动。譬如说，方觉从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走向了体制外的“民运”，艾晓明从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走向了“维权”，一些法轮功人士则从“维权”走向“民运”。个人的身份改变后，就意味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职业道德”和标杆对象。一个人没有权力和理由要求原先所在的群体也跟着自己作出调整。有人说：“在对法轮功的维权和高智晟先生公开表示强烈保留之后，丁先生道义上的清誉，已所余有限。”这个话有双重的错误。首先，法轮功团体现在已经演化出两个组成部分：从事“民运”的部分和从事“维权”的部分，丁子霖先生一如既往地支持法轮功的“维权”活动，对其“民运”活动则保持距离。其次，丁先生与狭义“民运”保持距离，并不影响她作为“维权”力量标竿人物“道义上的清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丁先生选择了自己的路，并在自己的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就是比那些在每条路上都不按规矩办事的人更值得人们尊重和学习。

何家栋先生所说的“金色的妥协”，不仅是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妥协，更是或首先是民主化多元力量之间的妥协。民主化多元力量如果热衷于互相碰撞，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对于执政集团的压力就会减小，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政治妥协的时间就会推迟。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推动民主化的人们如果自己屡犯错误，民主化的前景就会可望而不可及。

首发民主中国

 

前不久，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十分重要的命题。然而纵观全文疑点颇多，与公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相差甚远，值得商榷。

雒先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归纳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三个方面“十一个坚持”。他认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对于团结、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如此重要的命题，由如此重要的人物署名发表，想必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笔者不揣冒昧，循着雒树刚副部长的文章表述方式展开思路，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期望得到指教。

一、经济体制方面：

雒先生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那么请问雒先生，公有制主体的比例应占多少？百分之七十还是百分之五十一？如果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所占比例超过了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等于侵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是不是等于复辟了资本主义，用不用发动政治运动，夺回被私有经济占领的阵地？

在我看来，公有制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问题。只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姓公姓私无关紧要。如今众多民营企业红红火火，不仅创造了大量税收，还增加了无数就业机会，鼓励他们发展有什么不好。反观许多国有企业，大都靠垄断经营发不义之财。相当一部分要靠财政补贴过日子，还有不少破产倒闭出现数额惊人的坏账，制造了大量失业者。如此现实举不胜举，雒先生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用意究竟何在？

说到按劳分配更是令人痛心。各地官方打着优化环境的名义吸引投资，劳动者的权益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中国大陆向来以“血汗工厂”闻名于世，数千亿元欠薪、数千万无人理睬的职业病患者更是令世人震惊。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劳动者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可是有中国特色的工会与资方合穿一条裤子，一盘散沙的劳动者在资方面前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只要工人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工资谈判、罢工不能提上议事日程——按劳分配就是空话。

二、政治体制方面：

雒先生说：“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专政与法律是什么关系？人民民主专政还要不要走司法程序？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阶级斗争或政治运动？依法治国方针还算不算数？

“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不是意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持现状一成不变？以选举制度为例，中国大陆城市居民至今没有选举居委会主任的权利，至今只能选举区县级人大代表。而且中共党组织推荐人选占代表总数的99%以上，基本上没有竞争选举。这样的状态将持续到哪年哪月？有没有改革时间表？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协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之前、之初到现在发生了极大变化。民主党派不少领导人建国之初担任了各级政府高级领导职务，到了文革大都被赶下台。改革开放后有所好转，但所占比例极低。几十年来，政协委员的提案与人大代表建议大同小异。执政党建国以来犯下许多重大错误，政协组织基本上没有起到诤友作用，只是一以贯之地充当啦啦队。花费巨资养活如此庞大的机构，难道没有必要改进吗？

三、意识形态方面：

雒先生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为什么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主义、思想、理论只是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既然是主观认识就难免出现偏差。某个人的理论再高超，也不过是可供社会借鉴的方法之一。世界在不断发展，理论也在不断进步，怎么能把某些人的思想当成圣旨，只能按固有的模式指导实践呢？

马克思主义从立论上就有问题。他认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不平等，要用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实现财产共同占有，平均分配。事实上，每个人的财产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承认不平等，保护个人财产，鼓励每个人追求和创造财富，才会有社会进步。有了财富才有幸福生活基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根本没有幸福可言。一般来说，人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如果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个人劳动果实被他人无偿拿走平均分配，谁还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社会财富从何而来？

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个人没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官僚机构和长官意志又会挥霍和浪费大量财富，加上平均主义大锅饭，因而搞计划经济的国家在与市场经济国家竞争中每况愈下，难以为继。马克思所设计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权力经济，如何生产由官员决定，如何分配也由官员决定。老百姓得失、利害、荣辱乃至生死都系于当权者一身，当权者可以尽享特权好处，老百姓的所谓平等只是共同受穷。

其实马克思着作也有不少合理成分，但各国“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都按自己的利益选用马克思主义语句——他们从来都是实用主义者——与马克思的理想境界相差十万八千里。

马克思已作古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由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半导体时代到电子信息时代的巨变。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人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引领并创造高度物质、精神文明的国度，恰恰是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学术流派，而不是思想教条的国度。那些坚持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大都腐败不堪，民生凋敝，纷纷被本国人民抛弃。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仍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指导思想”，令人感到雒先生仿佛在上演“刻舟求剑”的滑稽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何在？

首先应当明确，对于任何国家的人民来说，社会制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父母包办婚姻，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能从一而终。

当今天下有几十种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中国大陆，不同的共产党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差异有如天壤， 具体实践中更是充满变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执政者经常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苏联和东欧的实践都以失败告终。如果不是邓小平突破计划经济束缚发展市场经济，今天中国多半会像朝鲜和古巴一样，一穷二白民不聊生。

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全国人民都能早日过上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制度能给国人带来幸福就实施，否则就改革或改进，实在行不通就更换其它制度，这是连小孩子都能理解的常识，为什么堂堂的中宣部副部长偏偏执迷不悟呢？

当今世界选择宪政民主的国度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雒先生面对康庄大道视若无睹，硬要十几亿人冒着巨大风险，“摸着石头过河”，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大有撞上南墙不回头之势。如此行为恐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利令智昏”。雒先生“智昏”有利可图，可是当官的“混水摸鱼”，遭殃的多半是老百姓。这样的“交学费”闹剧已经上演了许多年，难道以后还要继续吗？

如何理解核心价值体系？

雒先生强调指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党就要瓦解、国家就要分裂、民族就要解体。”

核心价值体系是为了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所确立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差异很大，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价值体系。雒先生的核心价值体系，尽管说的冠冕堂皇，但麒麟皮下早已露出了马脚：无非是他和同伙的核心利益——此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只是懒得戳穿西洋镜而已。

那么全体中国人有没有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呢？当然有，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商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被全国人民普遍认可的法定目标。宪法的核心是公民权利，这是公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包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抛开宪法，另起炉灶搞任何“核心价值体系”都应以违宪论处。

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大法。世界上的思想、主义、理论、制度数不胜数，衡量是否正确，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能不能保证公民权利得到落实。能如数兑现的就是好思想、好主义、好制度、好领导，否则就是坏思想、坏主义、坏制度、坏领导。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全人类绝大多数人所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宪法维护的是每个国人（包括权力集团每个人）的根本权利，对于至今未能充分享受和行使这些权利的十三亿中国大陆人民来说，没有什么目标比落实公民权利更有价值。

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官民关系。这个关系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人类价值观念千差万别，但核心价值体系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官本位体系，二是民本位体系。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决定了政权的不同性质：满足皇权、官僚集团等特权阶层利益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官本位的专制制度；满足公民利益，保证公民权利，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核心价值体系自然是民本位的民主制度。

无论多么卑鄙龌龊的统治者都不会公然宣称自己与人民为敌，他们最擅长伪装自己，迎合迷惑公众，以维护自己统治。帝王君主们把天下占为已有，却道貌岸然地声称自己是父母官爱民如子。东欧专制政权，整天鼓吹全民所有，可是国家财富都由特权阶层垄断支配，他们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民众稍有不满就有大祸临头。这些官本位政权最终被推翻，完全是咎由自取。

当今世界文明国度无不选择了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已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必须充分享有公民基本权利：1、言论自由； 2、新闻出版自由； 3、选举权和被选举权；4、 结社集会自由； 5、示威游行自由等等。这些基本政治权利不落实，老百姓只是草民，与缓刑犯没有本质差别。

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出现一次次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说到底，就是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不到落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得到宪法护佑，怎么会有反右、文革制造的千万起冤假错案？近年来群体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上访大潮此伏彼起，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都是公民权利不到位惹的祸。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当政者办了无数难以办到的事情，唯有一件事始终没办——那就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今雒树刚副部长发表了洋洋数千言文章，论证所谓“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只字不提公民权利。压根不讲公民权利的人，却时时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挂在嘴上。我不知道究竟是雒副部长脸皮太厚？还是他以为国人智商太低？只想代表人民，却不打算给人民权利的高官，用长篇大论奢谈什么“共同思想基础”，只能让世人笑掉大牙。

确立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有效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几十年来，雒先生所主张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保持正常运行，当局什么时候也没有宣布动摇和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而是不断强化这方面的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媒体更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然而与之相伴的现实大家有目共睹：中国大陆腐败排名全球第一、衡量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全球名列前茅、教育、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正远远落后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全球屈指可数……事实证明，雒先生鼓吹的“核心价值体系”才是导致上述祸患的总病根。

笔者指出问题根源，并不是企图否定和反对现行社会制度。我向来主张面对现实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改良社会制度，使之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制度要为人服务，而不是让国人成为制度的奴隶。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从现实出发，以落实宪法公民权利为目标，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非要搂着柳树要枣，只怕矛盾日积月累，会引发重大灾难，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至于雒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荣辱观”之类的说教，显然离题太远。没有哪个老百姓会热爱不给自己权利的政权；没有政治权利的国民连安全都没有保障，谈不上公民尊严，根本没有资格讲什么民族精神、荣辱观。

要围绕落实公民权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公民成为国家主人，公民要想成为国家主人，必须拥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根子就是公民权利不到位，因而不能制约长官权力。如果落实了公民权利，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许多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人的公民，起码要拥有三项权利：——公开批评政府和官员的权利；——选举和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利；——结社集会反对政府政策的权利。

启动政改要着力落实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进行全民公民权利教育。把公民权利教育纳入所有学生教育大纲，并通过媒体向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公民有哪些权利，如何正确行使公民权利，如何履行公民义务，怎样才能成为合格公民。

二是围绕落实公民权利加快立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束之高阁，不能成为中看不中吃的墙上之饼，需要有更多具体法律进行规范。但是必须明确，在法律出台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贯彻宪法原则。

三是早日成立宪法法院。新中国之所以屡屡发生灾难深重的动乱，就是由于公民权利得不到及时保护，当权者的违宪行为迟迟不能得到追究。建立宪法法院，才能对权力有效制衡。

四是放开媒体限制。只要不违反宪法，都可以自由发言。制约权力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媒体公开批评。媒体不再成为长官喉舌，而是民众代言工具，就能极大地扼制腐败行为和不公正现象。

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头等大事就是落实宪法公民权利！这是大事中的大事，核心中的核心。是（包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目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通读雒副部长大作，发现他创造的“11个坚持”与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权臣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为了保住既得利益的所谓满清忠臣们竭力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反对任何变革，最终断送了大清王朝。今天，民主法治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雒副部长摆出一副最最革命的面孔，只字不提改革现行体制中，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坚持这样的顽固立场，结果只能是误党误国，给天下招来灾难。

身为中宣部副部长的雒先生创造了“十一个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我想，这未必是雒先生的真正愿望。虽然雒先生已经身居高位，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但平心而论，雒先生的父母、亲属、子女以及后代们难道不需要公民权利吗？

没有公民权利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会被栽赃陷害送掉性命；前几年郭光允先生揭露了大贪官程维高，结果被抓入狱。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公道公德。大家只能在互相欺骗中成为权力的奴仆，否则随时会有大祸临头。处于谁说真话谁倒霉的环境中，畏畏缩缩像象瘟鸡一样活着，即使得到荣华富贵，人生又有什么意义？由此可见，公民权利对于每一个国人，就象阳光空气一样重要。没有公民权利，不可能有健全的人格，也就不可能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雒树刚先生很有创意地提出，落实“核心价值体系”，要自觉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他说的那一套无非是坚持官本位。不过表述方式还有点意思，笔者愿借此结束本文：

宪法的公民权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人民群众能否当家作主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

首发议报第294期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 H.G.Wells

七○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着书――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11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愈会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霜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这你明白吗？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胶台灯。存在主义仿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锻造冶炼自己之外，也没有别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这些，否则人不能做什么。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萨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不就是萨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思想的纪律，绝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萨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朗诵又难记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萨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

不是教育，就是灾难

从罗家伦到七○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结构里，大学生逐渐从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转化为井然有序的螺丝钉――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家国重任的屋顶依靠的不是几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摊给了无数的小钉细目，小钉细目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样的结构里，教育的目的――从小学到大学，便很清晰：君权时代你必须培养贵族和菁英来领导国家，民主社会的有效运转，却得依靠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用教育来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献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国王Pericles的「阵亡将士国殇演讲」里所揭示的：

[和斯巴达比起来]我们的宪法不是从别人那儿抄来的，反倒我们是别人模仿的典范。我们的制度尊崇多数决，而非少数，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民主。在我们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贫穷都不能凌驾于能力的表现，有能力必被拔擢。我们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领域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我们极端宽容，却不流于混乱……我们培养品味但不失之奢华，我们学习知识但不流于无力……我们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又极具判断仲裁之能力。其他国家把公民的意见当作欲去之为快的「麻烦」，我们却认为公民参与是智慧决策的必要前提。

观念之前进，态度之自信，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比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统演讲还要气魄从容。

也是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H.G.Wells在《历史大纲》（一九二○）里写了这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眼前的歧异纷争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决定在我们――「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发现，三十年后，竟然又绕回到我青年时期读到的萨特。然而这并不奇怪。萨特打过仗，当过德军的俘虏，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积极地从事地下抗敌工作。他太清楚战争与和平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台海两岸的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萨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罗家伦时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间，第二个关键而巨大的时代变异，是全球化。科技的发达不仅只改变了空间距离，更颠覆了六十年前的国家主权观念：

一个希腊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国或欧盟任何一国，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业置产，可以投票选举，甚至可以自己参选。跟他谈传统的「爱国」，从哪里谈起？他要效忠哪一国？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九国和第十国的护照，最后他在第十国埋葬――请问，他要「爱」哪一个国家才叫「爱国」？

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在政权倒塌之后，被国际法庭通缉，审判，他在位时的所有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显然也不再那么绝对。

石油的价钱和货币的浮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国策；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可以迅速扩及全球；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挑战国土疆界；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环境协定可以挑战国家主权，迫使个别政府妥协；一个国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响几万里外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生计；一个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胁到万里外另一个海域；百万的商人在外国注册，向外国缴税；千万的移民在流动迁徙，更换国籍；成亿的人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饥荒和疾病、战争和屠杀，以及饿死的孩子的无辜的眼睛，在罗家伦的时代，只有发生在自己的村子时才会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来到眼前，无处闪避；北极的冰山溶解，全人类惶恐战栗。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纪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时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们今天仍旧跟公民只谈如何爱自己的国，就犹如在一株大树的顶端全力筑巢，浑然不知大树的中节冒烟起火，大树的底端树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钢锯锯着。

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学生，面对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么「基本配备」？

显然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了，针对这种焦虑，各形各色的因应全球化「指南」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题目叫「迈向卓越」或「菁英必读」的书籍和杂志永远被摆在书店进门最显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个或一群穿西装的男人，两手交叉在胸前，带着极度自信的微笑，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ＣＥＯ。百分之四十的书籍或杂志会把「竞争」或「实力」写在封面，警告你早做准备，全力冲刺。整个卖书区，弥漫着一种全球化「来袭」，害怕掉了队的恐惧，或者说，恐吓。

我讶异的是，为什么全球化的挑战是以这种面貌出现呢？这里有两个明显问题：第一，何以你只看见强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经济和资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的暗面――譬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譬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譬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和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剥削等等――却不见踪影。为何「指南」书籍和杂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强者」队伍，却不教你如何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觉者的行列，检验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批判全球化的恶质发展？

问题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议题，哪里只在竞争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条逐渐下沉的船上，去抢电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没有意义，那么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里，缺乏宏观与深沉思维的竞争又有什么意义？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国企业增进经济利润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种种文化价值冲突、贫富不均和环境掠夺的问题。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议题是人类社会如何透过合作来保障地球环境的永续可能，透过协商来解决超越国界的贫穷、疾病、战争、人权等等问题，怎么到了我们的书店里，全球化的教战「指南」却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游戏规则里竞争得利，挣钱抢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来的责任，难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罗家伦时代，大学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识和行动参与来对他的「国家有难」负起责任，我们今天对大学生的期许，显然就不能局限于「国家」而必须以「全球村」为单位来思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今天问题的解决也不再是单一国家的解决。以单一国家为范围的公民意识势必要转型成另一种东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识」。

全球公民意识

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很多先进国已经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个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网页，探讨的议题包括：

儿童权益
国际财政
沙漠化
自然灾害
教育
和平促进
环境
脱离贫穷
食物安全
国际难民
性别平权
稻米与农业政策
农村发展
都市化问题
全球健康
志工
爱滋病
水资源
人权
政府管治

点进「沙漠化」一栏，首先学的是关于「沙漠化」的常识：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不可耕的沙漠地。
每年有六百万公顷可耕地因为沙漠化和土质恶化而成为不可耕的荒地。
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受到沙漠化影响。两亿五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害于沙漠化。其中大部份是贫穷地区的人民。
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约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续恶化中。
27％的中国国土已经沙漠化，并且每年有两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沙漠。约四亿人口居住在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带给中国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十五亿美元。
沙漠化带给全球每年的经济损失大约四百二十亿美元。（联合国资料）

如果学生挑选内蒙古作为研究课题，教学手册建议老师将学生分组，以六个不同角色和立场来进行研究和辩论：蒙古牧民、中国官员、国际环保组织、志工、旅游业者、观光客。牧民对沙漠的历史情感、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他的经济需求，与政府官员从国家治理出发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国际环保组织所注重的环境层面，很可能和当地推动沙漠观光旅游的业者利益有直接冲突。观光客在享受越野车横扫沙漠的同时，又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常识和价值观，才不会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无知「共犯」？要解决内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扩大问题，这六个认知不同、立场矛盾的团体需要如何处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认识问题之后，是行动。网页接着告诉学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经有了什么具体作为，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又做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加拿大一个典型的教学网，议题之一是爱滋病的问题。第一步，是知识的建立。

知识，可以是数字和地名的背诵，也可以是复杂思辨的挑战。关于爱滋病的解说，内容竟是这样的：

自从一种抗爱滋的新药（ＡＲＶ）问世之后，北美洲的爱滋病患者就得到某个程度的重生――他们虽得病，还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药价昂贵，一个人一年至少一万美元，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国家所负担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ＡＲＶ的成分而发展出制药方法，在一九九七年开始生产，药价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将这低价的药外销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使穷人也能得到治疗。但是这个做法却违背了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原则。原生产药厂也强调，如果研发新药的智慧财产不被维护，将来就不会有人愿意投资于新药的研发，对医药学的发展将是严重的打击。

学生们必须研究和辩论的是：穷人的治疗权和研发的智慧财产权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则，但是两者相时，怎么办？WTO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专家们对WTO这样的组织又有些什么样的批评？

对于贫穷问题，学生所学的基本常识是，全球有七亿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两百万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饥饿而死亡。但同时，全球其实有足够的粮食生产，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三千五百卡的热量分配。所以人间有饥馑，并不因为粮食不足，而因为粮食的运输和分配有致命的问题。

国际乐施会的公民教育网页非常注重个人行为对于全球环境影响，学生认识到的数字是这样的：

假定你一天喝两杯咖啡，那么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仑的咖啡粉，它来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这些咖啡豆产自哥伦比亚，就意味着你一个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树。要栽培这十二株咖啡树，农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两杯咖啡等于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残渣流入并且污染哥伦比亚的河川。

原来全球化一点儿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个人在每日生活里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有关。学生认识到，自己买来穿在脚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国的厂商剥削贫国横夺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个进口米特别便宜，可能是以本国农民的生计为代价；美化自己房间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厅里点选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种减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点是，它不止于知识层面而强调参与和行动。譬如咖啡的生产和供销过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问题，因此乐施会固然对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要求：

协助咖啡农生产多元化，减低对咖啡的依赖性
发达国家减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增加农民的选择；资助农村发展，给予农民在资金与技术的支援，逐步发展其他生产

同时对咖啡贸易商施加压力，要求欧美贸易商：

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高于成本，并可支付基本生活开支）向农民订购咖啡豆
应与农民订下长期合约，以免农民受短期价格不稳而无法维持农田的生产水准
协助农民改善农产品质素，加强咖啡生产的可持续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采取行动：

购买公平贸易货品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贸易货品，以供选择
参与消费者运动，向企业提出全球公民的关注点和要求
大学生的基本配备

这些先进国家在进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传统的本土「爱国教育」，从前所标榜的道德标准――不外乎忠诚礼义勇敢负责等等，也早已转换为对于地球和全球社区的关怀和行动。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课程都不是为大学生设计的；教学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于大学而始于小学。

国际乐施会对「全球公民意识」下这样的定义：

全球公民意识不仅只是自觉我们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强调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深切认识到人类需要去理解并且积极以行动去解决全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体会到地球的不可替代并且以行动去保障它永续的未来。
全球公民意识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信仰――坚信行动可以带来实质改变。

我们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关照面超过他的本土而且自觉是全球一员
他尊重多元的价值
他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连与运作有所了解
他对不公不义的事会感到愤怒
他会参与，不论是当地的或国际的事务
他愿意以实际行动来为地球的永续努力，他对人类社区的未来有责任感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鸿堡分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念一段誓词，「在选择工作或服务机构时，我务必考虑该项工作及所服务机构是否承担对社会及环境的责任。」学生组织Student Pugwash USA拟出另一个版本的大学生誓词：

我承诺将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应用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念。我拒绝将我的所学用在对人类
或其环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业追求务必以道德为优先考量。此后个人生涯将压力备至，然而我签此誓言以表达我的认知：每一个个人承担起他的责任是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做这样宣誓的大学生显然已经认识到，努力打拚变成一个公司总经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标，如何让地球永续，让世界公平，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志业。

如果台湾的大学生也有这样的认识，他可以怎样地自我要求呢？

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远不过时。马丁·路德·金加以诠释：「教育的目的无他，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如何判断虚实，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台湾在民主开放之后，对社会最大的挑战毋宁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与白之间，出现众多层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为全民课题，更凸显一个事实：没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沉沦。

知识的建立。当我看见澳洲的小学生在学习内蒙古的沙漠化问题，德国的初中生在探讨南亚海啸所引发的贫富不均问题，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辩论欧盟和美国农业补助政策对加勒比海贫国的伤害，英国的社区学校在讨论全球暖化的因应对策，反比台湾的状况，不免惊骇。三十五年的国际孤立，台湾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区之外，集体自觉边缘，全球意识难以建立。政府决策者以锁国心态治国，媒体业者以一种病态的内视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国际孤儿处境有关。在火热的、短线的政治权力斗殴里，真正重大、攸关未来的议题很容易被认为空泛、遥远、不切实际。

可是，我不认为列强在中亚储油资源丰富地区的纵横捭阖与台湾无关；我不认为伊朗的核武发展与台湾的安全无关；我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人权的态度与台湾的未来无关；我不认为北极的冰山暖化与台湾的生存无关；我不认为全球水资源的匮乏与台湾无关；我不认为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台湾的处境无关；我不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地位……。

我不认为台湾可以在孤立的心态中继续存活。

萧伯纳曾经极其讽刺地说，大学生在毕业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学校教过他的东西，才能真正面对社会。我也想说，在一个心态封闭的社会里，台湾的大学生必须自力救济，怀疑所有领导人和教育部长的论述和话语，建立自己的知识库，越过无能而混乱的政府，越过低智的媒体，自立与全球的知识网接轨，才能真正地面对二十一世纪。

行动的能力。在整个华人世界里，素质最高、行动力最强的公民群体其实就在台湾。街头的动员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议、压力团体的运作、国会程序的翻案、媒体的调查揭弊、司法途径的争取、社运团体的串连等等，台湾人远远走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先锋。只不过关怀的范围大多局限于岛内议题，很少对于全球的探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可以以极大的格局带头关心全球议题，开创社会风气。

品格的培养。不知道是什么促使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

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会一个人深刻的思考，并且善于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这里，那么教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善思辨但是毫无品格的那个人……我们必须深深记住：头脑聪明是不够的，头脑聪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说希特勒吗？他是在说毛泽东吗？今天的台湾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有痛楚的体会：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得到一流的专业训练，却不知同情心、正义感、廉耻为何物，如果他善于思辨却无法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分际，如果「道德」在他的价值观里没有一个指导的地位，我们只不过在培养将来很有能力危害社会的人罢了。

思辨能力、知识、行动力等等，都是闯荡开拓的动力，但是没有一条船可以没有锚。品格，就是锚。没有锚的船将随风势飘荡不知所终，没有品格的人才也会使社会暗夜盲行，迈向触礁沉沦。

核心价值的永恒

四○年代的大学生教七○年代的大学生：思想的锻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社会的承担。七○年代的大学生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思辨的能力，知识的建立，行动的参与，品格的培养。有哪一件，不是罗家伦和萨特所说的呢？

也就是说，六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变化何其之大，而核心价值的变化又何其之小。罗家伦和萨特所处的都是尸横遍野的血腥时代，他们思虑的是，要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进，经济翻转，但是当年最关键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仍旧是最关键的问题，只是范围提升至全球，而且更为迫切。

今天掌权的都是七○年代的大学生。掌权者愈是在乎权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狭。如果说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优势的话，我想他们趁着年轻的理想特质，趁着全球化的新知汹涌，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开阔的全球视野来挑战七○年代的大学生，也挑战自己的成长。

(本文为龙应台2006年12月16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

── 原载 天下杂志

1988年我移民澳洲，在这之前我对语言只有「认知」，谈不上什么「「感情」。

离乡背景后我深深感觉，所谓的「乡愁」，最容易被触动的有两个地方，对我而言，一是食物、一是语言。

生活在他乡，我的脚步常不自觉地往这两种灵魂深层的惯性领域移动。

像不情愿断奶、到那儿都要紧紧抱住的teddy bear一样，到了遥远的地方就更加依赖那熟悉的气味。

在澳大利亚，对於家乡口味的眷恋情怀并不那么难以解决.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对中文开始有了一种魂牵梦系的感觉，那心情很幼稚也很可笑。

移民是出於我的自由选择，因为我爱这儿的环境、气候、社会的淳朴和多种文化融合的丰富多采。

但在我被迫必须使用英语当成我主要的生活语言时，我却又在内心深处产生难以言说的抗拒。

用英语我无法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回音，许多细緻的感受我无法用英语表达，中文是我内心最深处的语言，属於灵魂和诗的领域；而英语，只不过是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用英语书写或说话使我能在现实生活里将自己在公众面前呈现.让我在澳洲社会成为一个容易被辨识的符号。为了沟通和行动我不得不使用英语，不得不服膺权威。我的历史被另一种语言切割，自我的存在渐渐地不复深刻完整。

「变」，可以是吸引人的一种新鲜，但太多不得不的「改变」有时却令人恐惧，那最深的恐惧来自於每天逐渐变化了的自己。漂浮、陌生，一种无法再还原的自己。

不久前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马桥辞典〉， 这本书是探讨一个中国村寨的乡村俚语（很多据说是四川的土话）这样冷僻、如此遥远、陌生的体裁，刚开始吸引我读下去的原因是由我之前对韩少功这位译者所选择翻译的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以及对他译文的偏爱。带着一种奇怪的「信仰」让我不由自主地掀开扉页读下去。

作者尝试为一个村寨编辑出版一本词典。 他阐述；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 说明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他的结语解释了我对「语言」的诸多纠缠概念。

作者於1988年移居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他说他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他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当地的卖主打听。

鱼贩指着鱼说：「这是鱼」。

作者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鱼贩瞪大眼睛说，「海鱼么.」

作者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

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作者韩少功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然而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关於鱼的词彙量应该说是最大的。

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

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

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於是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被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

当我们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们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大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作者说他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的语言贫乏。

然而后来他觉得自己错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是我们所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们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啾呕哑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们外地人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作者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多年来他一直学习普通话。他明白这是必要的。

是他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他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他进入现代的必需。

他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他突然震惊：「他」已经普通话（英语）化了。

这同时意味着，作者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英语）化了，我们的思维概念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乾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台湾话、越语、粤语、闽南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透过更深一层的省思，作者韩少功感慨良深地问我们：「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

一只已经离开了土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

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难度。

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在纽约、伦敦、墨尔本、雪梨、台北或上海北京，人们听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或周杰伦的DVD，讨论断臂山或奥斯卡金像奖、午餐吃麦当劳，和男女朋友的第一次约会地点选在星巴克咖啡馆（starback）、晚上吃道地的家乡菜、在东京擦巴黎香水、在香港街头穿今年新流行50年代复古风时装参加PARTY，知识从某领域的电视名嘴或媒体宠儿中间颁布并流行起来，电子游戏机成了小朋友们的最佳玩伴。

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50年代的人了解30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了解201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或澳大利亚文化一样困难.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汗，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

作者说：「三结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词彙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於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

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正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

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

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解。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

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纂改事件呢？

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

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

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

韩少功说：「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覆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於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韩先生个人的一部词典，对於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但由於读了这本书使我反对澳大利亚近期入藉必须通过英文及接受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这项措施有了更充份的理由。

由共同语言所建立起来社会共同价值的共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语言暴力。它严重地压迫社会成员保留个人「异质性」的权利。同时它也为统治者及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提供了不必要的服务。

被统一起来的「价值观」事实上势将阻隔多元文化多姿多采的交流融合、也将剷平各种语言所筑构的文化相互冲撞而出创造的可能性。

我想起鲍伯。狄伦Bob Dylan有一首歌，歌中有几句话：「当我们的生命再度交错，我将在四下无人的瞬间，送你一个先知的眼神，一个英雄的手势，纪念我们谦逊的热情，我们骄傲的寂寞……。」

请听听我，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个在异国他乡逐渐苍老疲惫的声音。

尽管明天是一条遥远的路，尽管我们将累积一层又一层的风霜，尽管我们灵魂的质地将变得扭曲，我们的声音会逐渐沙哑，我们的手势会逐渐无力…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交错，是寂寞使我们相濡以沫共同取暖。。

生命为何落落寡欢？也许正是因为缺少一个让微弱的声音得以呐喊并且被鼓励和重视的社会。

请继续提供让独立自由的言论众声喧哗的舞台。

因为一个懂得尊重并关怀多元文化的政府我只会更「爱」它。更想成为它中间的一份子，绝不可能弃绝它更不可能往外「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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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马桥辞典 作者：韩少功 时报文化出版社 〈台北〉

2 李欧塔 Jean-Fran？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