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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本届“两会”的人大代表彭富春和政协委员巩俐再次对“电影分级制”提出建议。其实早在2003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政协委员、著名编剧王兴东就有过提案。时间过去4年，该提案却迟迟没有下文。据该报道称，某电影界知名人士向该报透露，电影分级制的进程被一个电话叫停。打这个电话的是一个“老同志”，他在电话中质问:“你们想搞电影分级制？想放这种电影啊？”

一个“老同志”和一个电话，便使电影分级至今仍是泡影。这个现象很不正常，但也很有“中国特色”。可以说，电影分级作为制度业已为世界各文明国家所采纳，近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电影分级，而我们俗称的“三级片”，就是港片中只准18岁以上年龄人观看的第Ⅲ级。然而，我们呢，已经主动摆出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却在这个急需融入的问题上借口不已。这不得不让人生疑:融入国际文明社会，是可以落实到实际的真动作，还是徒然摆给人看的一个姿态？否则为什么轮到落实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抽象肯定，又具体否定。

一个人拍电影，拍什么或怎么拍，是他自己的权利，无所谓分级与否。可是，一部电影面对的观众却是不同的，至少有年龄层次上的区分。电影分级，不仅保护了儿童，也在保护创作自由。作为个人，他或她对不喜欢某些成人内容的片子可以选择不看，但社会包括社会权力却不能以各种道德理由或意识形态理由进行压制。然而，真正做到这个意义上的创作自由，正需要电影分级提供保障。在影片分级制度下，我只要我的片子不让儿童看就可以了，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注明片级。我们今天不是分级制而是审查制。审查者如果想封杀一部片子却可以用“儿童不宜”为理由，而它实在也是一个理由。因此，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创作自由成为空话，还为创作不自由提供了堂皇的借口。

一句话，电影分级可以让男女老少的观众各得其宜，没有电影分级而又说禁就禁，无异于把儿童当成人又把成人当儿童。这样一个有成例可以援引的制度在中国却这样难产，而其背后又是“老同志”的一个电话。这确实让人感到中国特色不愧是中国特色！这个特色说到底就是权力特色。这样一个在权力之外的“特权”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极为不利，这已有教训。且不说这位老同志是否有他的偏见，即使他的意见是对的，也只是意见而已，可以拿来和不同的意见讨论，哪怕最后采纳了它。但它却不能代替权力或直接成为权力的裁决。社会权力姓公不姓私，它是对全社会负责的。不能让一个人的一通电话改变权力的性质，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公权岂不就是对老同志负责，甚至是对某一个人负责？当然，在电影分级上，权力本身就不想开这个口。也是那篇报道:一位官员在今年的一次电影会议上说:上边有指示，不许再提电影分级的事。张口就是“上边”、就是“不许”，这是典型的权力意志。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温家宝在两会的表演，再一次体现了他的风格，把真诚与虚伪，良知与自欺混在一起，令人既生几分怜悯，又有几分厌恶，十分不是滋味。

我一直试图理解，温家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治理这个国家，看过他这一次表演，我开始想明白了，这是一种末世良臣的心态。末世良臣的心态，可以用一句孔老夫子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相信，在温家宝的心中，他已经不止一万次重复过孔夫子的这句话，但是，他绝没有勇气把这句话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欺欺人的需要。不过，在这个电视直播的时代，所有政客的内心都写在脸上，难以成为秘密。对于这一点，江泽民似乎更明白，所以他干脆不花心思去掩饰自己的得意与寡廉鲜耻。

温家宝不清楚的是，在崇尚民权的时代，末世良臣的心态不仅是一种自欺，也是一种不合时代精神的自恋和自怜。在王权至上的时代，一个末世良臣，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明知大厦将倾，也要忍辱负重，做一些有利民生的事，这是因为他确实别无选择。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温家宝真是别无选择吗？

今日共产党的高层，虎狼成群，温家宝想做善事，必遭处处制肘，需要时时小心，这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但以温家宝在共产党和政府之高位，他能够推动的大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他为什么没有全力去做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温家宝和赵紫阳最本质的区别。赵紫阳在少年时代就投身共产党，自然作了牺牲的准备，而绝想不到会有”君临天下”的机会。而温家宝就不同了，当他加入共产党时，共产党已经当权，温家宝虽然自信入党是为了信仰，但权力的诱惑早已深藏于心。为了欺骗自己，温家宝和胡锦涛一样，总是用对共产党事业的忠诚来为趋附权势的私心开脱。

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他们明明是因为害怕邪恶的势力，不敢做许多他们本该做又能做的事，却要把这些事情说的比登天还难，动不动就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自欺欺人的滥调，大陆的百姓早已经听得没了脾气。不过这一次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却吃了外国记者的一个软钉子。

法新社记者问温家宝，说他的文章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一百年，是不是说中国人一百年也不能有民主。这个问题很妙，刺到了温家宝的痛处。温家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年论，实在是画蛇添足之败笔。本来温家宝文章的立意，是在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无意对抗世界的普世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用不著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百年论。但温家宝天天看到中共的腐败，天天看到巨大的社会不公，身为中共常委和国务院总理，不仅无能为力，还要经常违心地保护各种邪恶的势力。温家宝已经不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任何改观的希望。于是乎一不留神，搞出来一个初级阶段百年论，被洋人挑了毛病。

温家宝和中共的末世良臣们，实在没有必要总是拿自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来自欺欺人。中共当权者现在的所作所为，早已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将来有一天，社会主义的思潮再次在中国兴起，也不会有人把胡锦涛温家宝视为社会主义者。如果胡温想拯救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最好是鼓起勇气，多做一些他们早就知道该做而不敢做的事。

 

中共“两会”期间，商务部长薄熙来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被安排出席一个记者会，就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与货币政策，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本来是商业话题，听上去却有“讲政治”的味道。这两名“太子党”，尤其薄熙来，越扯越远，越扯越兴奋，最后，连他自己，恐怕都不知所云。

被安排的“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如何评价美国议员对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加征27.5%关税的提案，薄熙来以抨击的口吻说：那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是贸易霸权主义。然而，众所周知，美方可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原因，乃是中方违反国际通则，操纵人民币汇率，人为导致美中贸易巨大逆差，危及美国国内的产业和就业。

对此，薄熙来不仅只字不提，反而把美方在反复交涉无效后、可能被迫采取的因应措施，指责为“贸易霸权主义”。实际上，在中美贸易中，不守规则、投机取巧、大肆耍赖、进而制造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中共一方，搞的才是“贸易霸权主义”。难怪，海外华人专家把薄熙来的这种是非颠倒的表述，定义为新兴的“大国沙文主义”。

有台湾记者问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以及国际上对此的负面评价，薄熙来主动提到国际上有关中共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议论，然后，将历史上西方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与当前中共在非洲的行为相对照，“义正词严”地说：（西方）殖民主义采取愚民政策，比如让人抽鸦片。而中国做的事，是让人看病，让人念书，让人变得更聪明。

薄熙来的讲法，且不说是否符合史实，比如，“让人抽鸦片”，在历史上，究竟是西方政府行为，还是西方奸商的个体行为？是通商中的主体行为，还是附带的糟粕？单说薄熙来的比较，就有两大问题。

其一，以历史上的西方，来对比现实中的中国。这就好比，只要西方历史上发生过杀戮，当今中国，不管中共杀多少人，都合理。不提今日西方的全面进步，只说当今中国的“落后合理”，这是十足的歪理。其二，以西方历史上的负面点，来对比当今中国的正面点。不拿优点比优点，也不拿缺点比缺点，而是拿自己的些微优点，来对比别人的些微缺点，而且是对比别人祖宗的些微缺点，何其牵强附会！

殖民主义固然不好。但薄熙来胡乱评说殖民地，倒不知他如何评说香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颗璀璨的“东方之珠”，正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才获得了经济高度繁荣、社会高度自由、政府高度廉洁的惊人成就。而在中共管辖的区域内，迄今，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与香港媲美。

说起来，谨奉“马列主义”为圭臬而敌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政权，至少，从意识形态上如此。对中国民众而言，中共统治，与“殖民主义”又有何异？如果说它是“殖民主义”，那是最坏的“殖民主义”。

真正有意义的，应该是对比当今中国与当今西方。其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比如，薄熙来列举中方在非洲办了19所学校、38所医院、100多个医疗点、多个体育场馆，等等。殊不知，与当今西方在非洲的善举相比，中方的那么一点“好人好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

单说美国。每当非洲面临饥荒，都是美国首先向非洲提供粮食和应急食品，价值动辄达到10亿美元。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又提高到先前的3倍。援助4 亿美元，用于非洲女童教育；援助12亿美元，用于防治非洲疟疾；援助150亿美元，在5年内实施，用于抗击非洲艾滋病；并与欧盟一道， 减免 14个最贫穷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免除另外18个非洲国家的债务。

除了政府行为，西方民间对非洲的援助，也堪称巨大无比。比如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自己生活俭朴，也不打算把遗产留给孩子，而决定将其全部财富的 95%，分期分批捐献给非洲，用以救济那里的穷人。美国第二富豪巴菲特，也捐出自己全部财富的80%，加入到比尔？盖茨的慈善计划中，用以帮助非洲穷人。

薄熙来以非洲目前石油出口中，欧洲占36%、美国占33%、中国占8.7%为依据，辩解中共并未在非洲“掠夺资源”。然而，国际社会的批评，并非指中国在非洲出口石油中，占据多少份额，而是针对中共在当地的掠夺性开发，以低工资、长工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剥削当地工人，激起当地工人的不断抗议。外界还批评中共，在“不干涉内政”的幌子下，庇护非洲的独裁和贪腐政权，抵消了国际社会在非洲以经贸换进步、以援助促人权的共同努力。

薄熙来以共产党员的横蛮嘴脸，在记者会上信口开河，大放厥词，充分表现其“愤青”部长的性格，也充分暴露其红卫兵的本色。只要联想到“文革”时期，薄熙来原本就是迷信暴力、热衷武斗的“联动 ” 组织头目，再观今日其言其行，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是我尊敬的老先生，几年前在北京工作时为了编写《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在卢跃刚先生的推荐下前往戴老家里采访。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戴老住在新华社大院内一幢普通的居民楼，家居比较简朴，他们夫妇俩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多他的珍贵资料，后来他的事迹被我们写入了《第四种权力》一书。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当我和一位作者、时为北大学生的高巍刚进戴老家门后，就有一个女邻居敲门进来，很巧，正好打断了我们刚开始的采访，那闪烁的眼神朝我们张望，原来她来借类似钳子之类的东西，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窃听风暴”一样的镜头，好在等她走后我们的采访得以继续。

今天看到戴老状告新闻出版总署的消息，首先想到戴老简朴的家，老人一生不容易，九死一生，住的房子也很旧了，而且老人最需要的是再版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本广受欢迎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弥补生活开支。可是，没想到出不能再版，又是新闻出版总署捣鬼，戴老说：”他们不让我出书，不但剥夺了我的言论权，还剥夺了我的生存权，我现在只能靠稿费改善生活，你看这房子都20年了，到处破烂，我要挣钱装修！”看来对新闻出版总署有意见的大有人在，不知戴老是否知道，我和北大几位朋友策划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也同样被”上级”封杀。该书自1999年11月在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以后，不但不能再版，书店剩余的书还要回收销毁。恐怕这个”上级”不是中宣部，便是新闻出版总署。

戴老的遭遇，以及他的维权，也同样是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维权。不但戴老需要状告新闻出版总署——其署长龙新民就是第一责任人，还有章诒和、余杰、廖亦武、余世存、吴思等作者，都应该状告这个打击出版自由的新闻出版总署。而且我本人在这里指出的是，我于2006年10月份也赶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因为新闻出版总署粗暴地在我还是中国海洋报社记者的情况下注销了我的新闻记者证，编造了一个滑稽的理由”工作变动”.我和我的律师、浙江大学研究员庄道鹤先生递交了起诉状后，该法院立案庭的法官表示”受理”，但他很明白地告诉我能否立案，他们自己定不下来，需要请示所谓的”上级”.法院应该是独立审判，怎么还要请示所谓的”上级”，这是推脱责任，还是撒谎？后来，法院来了一个电话，说不能立案。我们要求他提交书面不予立案的证明，然后我们好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继续上诉。可是，他说只能是”电话通知”，没有书面说明。那么，我的官司只能顺水流了，不了了之。这就是北京二中院法院法院的水平。

现在，又轮到戴煌老人状告新闻出版总署了，还是到有管辖权的北京二中院，不知道法院能够依法立案。如果不予立案，能否书面说明理由，然后戴老就可以到北京高级法院上诉了。

行政诉讼，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希望法院能够尊重戴老这一权利，顺利立案，还他一个公道，同时也是还法律一个公道。

依法治国，不能光说给别人看的，还应该实行出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不仅仅是写在宪法上的，也需要实实在在地实行出来。希望在法院有识之士的保护下，作家出版社能够顺利再版戴老的旧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尽快撤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图管字（2006）第403号］，纠正所谓的”不宜安排出版”，改正为”合宜安排出版”，尽快还戴老的言论权，出版权，以及生存权。也希望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能够知错就改，向受委屈的戴老诚实道歉，别再与出版自由为敌了。

 

2006年的岁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很早就听说基督教在信阳开始兴盛起来，在我的故乡罗山县城，兴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我便很想去看看。

早上，薄雾还没有散尽。我开了一辆老款的绿色富康车，带着我的高中同学潘克文先生前往罗山县城北部的教堂。

潘克文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毕业于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现在当地银行机构工作。近年来，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圣经以及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读物。

通往教堂的路非常狭窄，还不够并排行使两辆富康车。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听见了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在乡村的旷野里格外清晰。在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罗山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停止，只是大家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子。我们找到教堂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让我震惊不已。教堂的一层大厅黑压压地几乎全部满座，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其中又以老年女性信徒居多。像我和克文这样的年轻男子，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大致数了一下，当天来做礼拜的信徒大约有300人之多。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约70岁左右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楼上还有一层，人多的礼拜天，楼上也会坐满了人，大约能容纳得下500多人。

教堂距离我的母校罗山高中不远。1987年到1990年，我曾经在那里求学。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我接受的完全是无神论教育，美其名曰“科学唯物主义”。这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书本讲述的无神论之外，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几乎一无所知。官方的教科书把这些宗教信仰当作封建糟粕来冷嘲热讽、大加鞭笞。

在无神论之外，有神论的幼芽还是顽强地滋生出来。大概是中共执掌政权并不久远，截至1989年，不过区区40年的时间。唯物主义作为官方钦定教义，也不过40年。就中国大陆而言，无神论此前并不是主流。

尽管孔子曾讲过“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类似“唯物主义”的话，但是道教、佛教的存在，使得儒教对有神论有相当的宽容。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更是将儒教这一人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寻求“天道”和“人伦”的合二为一，使得儒教不再是地地道道的人学，而是与神祗有着密切的关联。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句名谚。“天理良心”更是民间寻求公道的是非依据。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对西方文明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引进和鼓吹激进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将唯物主义立为“国教”，从此中国人，只见物，不见人，更忘却了神明的存在。中国人做事既不再凭“良心”，也不再仰望“天理”，而是依据狂妄的理性杜撰出来的“历史规律”。中共执政以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视生灵如刍狗，更是和唯物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早听说基督教这一概念，竟然是我在罗山高中读书时听到的一句戏言。我有个叫包文军的同桌是罗山县涩港镇人，他说街坊当中有几个老太太信基督教，他们觉得很好玩，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歪门邪道，还给基督教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鸡子一逗就叫”的“鸡逗叫”。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对这样的编排乐不可支，打笑取乐一番。

那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一座规模巨大的教堂就在我们的母校附近矗立起来。虽然谈不上信众云集，但是门庭若市还是可以称得上的。

周围的几位老姊妹对我们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不时地回头来看我们，其中有一位还借给我们一本赞美诗和一本圣经，还不时回过头来指点我们所唱诗歌的位置。她们大概在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怎么会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一位吴姓大姐劝告我们说，你们信主吧，肯定会给你幸福平安。我点点头说，“从您的脸上我就能够感觉到您非常平安喜乐。”话音落下之后，我注意到她的眼角里泛起了泪花。我知道这是一种认同的幸福。

宗教信仰在中国还是一条很窄很窄的道路，走的人并不多。圣经里说，福音将从最柔弱的地方兴起。中国广袤的乡村存在着中国最弱势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共建政以来，农民遭受了30年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盘剥，即使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9亿农民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他们缴粮纳税，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共和国”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的边缘化生存，使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和可怜。他们像一堆卑微的沙子一样被专政机器扬起来又抛下去，操弄于股掌之间。

我的故乡信阳更是一个苦难的渊薮。1959年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更是表明，当时近百万信阳农民的生命如何在专政机器的淫威下被碾成齑粉。信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柔弱的悲情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年轻人往往可以出门打工挣钱糊口，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强者”，老幼妇孺是这群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了。所以，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撒播种子。

我请教过我旁边的张老先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福音。他回答说，大概在五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他经常想念他老伴。“老伴在天国，我能够通过上帝带话给她”。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呢？他说绝对不可能。我问他对毛泽东怎么看，他说他想当上帝，怎么可能呢？他太狂妄了。

我对克文说，你看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还需要启蒙吗？他们不需要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仰仗信仰就可以有着清晰的判断。一盎司的信仰顶得上一磅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知道人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是匍匐下来的一群，他们是最柔弱的羔羊；他们是福音在中国的开端，他们也是中国最刚强的一群，他们是福音的载体，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识见自己的罪性，他们会让所有的伪神逐步退却。

我们没有赶上讲道的时间，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牧师开始主持颁发圣餐，然后是礼拜结束。仪式井然有序、庄严神圣，在颁发圣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信徒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一位吕姓长老。她告诉我，罗山教堂以前在县城中心，城市发展之后，市中心的地块商业价值很高。他们通过县政府将原来的教产置换到郊区，兴建了这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教堂。

吕姓长老还告诉我，县宗教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不干涉，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班；在经济上政府也没有拨款，教会自牧自养，完全依靠信徒们的奉献。对于异端的搅扰，她说，“东方闪电派”、“三班仆人派”、“称米派”曾经对教会有过侵扰，但是教会最后都得以胜过。

吕姓长老的话让我有一些欣慰，她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还是在逐步拓展。虽然不时有抓捕家庭教会信徒、驱散家庭聚会的报道诉诸外电，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教会和政府之间谋求和平相处的可能。罗山教会就是一例。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CBD寓所
首发民主中国

 

从事中国历史的通俗化写作，难免出现错误，这首先因为中国史籍卷帙浩繁，同一史题有两种以上经典存在的情况颇多，如唐史有新旧两书、五代史亦有新旧两史。其次，是对专业文献历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比如我在最近反应较好的《历史上的三种人》一书中称（五代）冯道读四书五经，即为”常识的谬误”，因为”四书”概念晚于冯道一百多年，至南宋朱熹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而合《论语》、《孟子》才有”四书”之称。这两种情况是”技术性问题”，尚与价值表达无关。

第三呢，就是为迎合时代需要，篡改历史文献，进行价值化伪造。

《于丹<论语>心得》（简称《于丹论语》）的价值表现，就属于第三种。她努力颠倒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完全歪曲了论语原意。也就是说，《于丹论语》所要说明的就是用一个”新解释”，歌颂中国现在的国家主义强势，继续维持”大政府，小社会”的古典政治态势。所以，《于丹论语》不但在中央电视上走红，连一向以出古典经典为已任的中华书局也跟着大捞一把。

《于丹论语》以”政治上正确”出发，走进图书商业市场，的确是一个成功的策划案，但是，基于”政治上正确”的商业成功并不能掩盖学术上的拙劣手法。

究《于丹论语》之政治技法，只有”一招绝”，此绝招分两处表达：其一，《于丹论语》在第一章”天地人之道”中，引《论语。颜渊》之”子贡问政”的故事，即”足兵、足食、足信”三阶选择之论。

《论语》本意是：在万不得一之时，去掉粮食，也不要对让国家失信于百姓，因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百姓的信任。

《于丹论语》玩了一手借尸还魂计，改为：”无论什么时候，老百姓都要对老国家有信仰。”其二，《于丹论语》有了第一章的借尸还魂之计，还怕读者不认可，又在第六章”理想之道”中讲述孔夫子与冉求对话的故事时，再次牵强附会为”人民对国家要有信念”.中国现实政治中确实需要国家主义观念，《大国崛起》的理念中的相当部分即是如此表达。但是，没有民主制度为依托，没有民主政治观念为文化底蕴，国家主义往往在理论价值上迅速滑向新黑格尔主义，进而是褊狭的民族主义导致的法西斯主义，至少是文化法西斯行为。

如果说《大国崛起》意在委婉地将新黑格尔主义引向新康德主义，让民主成为一种道德律令的话，那么，《于丹论语》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法西斯”的变相宣言。

中国历代借《论语》诠释进行政治意见表达的著作，总计不下于200种，其中以清朝乾嘉学术之后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为主流，衍生出58种之多。大清整个论语诠释体系，形成一派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做派，最后维新运动就栽在了《论语》解释上。康有为托孔子之名行改制之实，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论语》中的政治伦理恰恰是反现代的，比如《论语。泰伯》篇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要老百姓按指令做，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康有为托孔子言改制，本意是将孔子民主化，但孔子本质上是反对普遍民主而寄希望于精英良心的。对于此点，康有为干脆大笔一挥，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全变：”老百姓知识水平高了，国家政治采取公开投票方式，给他们政治自由；老百姓知识水平不够，就训练他们，使其达到参政的水平。”这种胡说八道不用说在顽固派那里看来可笑无比，就是让社会上的一般知识分子来论都无法接受。也就是说，不是什么顽固派的镇压破坏了维新运动，而是维新选择的文化合法性靠不住，才使其成为政治泡沫。

从政治理论批判与文化反思方面讲，《于丹论语》仍是”新皮囊装旧酒”，是接续大清《论语》诠释的主观臆断（至少是康有为”胡说”）的一个现代小高潮。于丹借政治支持走红固然是精明的个人选择，在商业上也无可厚非。但是，《于丹论语》的走红，恰恰说明：1、中国目前的主流政治精英整体上缺乏文化反思能力，根本没有历史批判理性的观念，只是权宜的意识形态退守，即从共产主义往民族主义方面龟缩。这可能导致”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即民主口号化。2、中国儒家文化的反人性与反民主性，尚未被民间多数知识精英所认可，反倒拿来用以”反共”，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知性悖论。也因为”《论语》政治”无法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的可能性，最后，反民主的最坚决力量也就不是现在的主流政治精英，反而将是现在权宜地利用”民主”壳资源的体制外”文化复古主义”力量。

2007年3月20日写于绵逸书房，3月21日发于洪哲胜《民主论坛》

 

喻权域是我导师的朋友，90年代上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时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他住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按照中国传统伦理，父亲的朋友谓之父执，老师的朋友可谓师执，那时我是以一个后学晚辈的身分往访他的。

喻权域真够大义灭亲的。十年之后，我写的《讨伐中宣部》和《致美国兵》，惹怒了这位同行前辈，撰文《焦国标想当美国兽兵就让他当去吧！》。此文是这样开头的：“十天前，朋友把焦国标写的几篇诗文送给我看。我读后感到恶心，老想呕吐，几天的休息也没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他骂我

◆“不顾基本事实，不讲一点道理，只会按‘美国之音’的反华调门说话，而且比‘美国之音’更凶、更横。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式的人物，居然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聘任为副教授，这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他还有如下的谩骂：

◆“焦国标说谎造谣的胆量不亚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

◆《致美国兵》“反映了焦国标这条走狗的嘴脸。走狗总是比主人更凶残”。

◆“如果戈培尔在泉下读到焦国标的诗句，会自愧不如焦国标的脸皮厚。”

◆“焦国标的无知也是惊人的。”

◆“焦国标连这些简单的常识都没有，竟然当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还被香港的《亚洲周刊》吹捧入云，实在是丢中国人的脸。”

◆“焦国标写诗作文讨好美国，死气白赖地想当美国兵……”

◆“建议北京大学的邵华泽院长忍痛割爱，把他聘任的焦国标副教授送给美国。”

◆“焦国标必须放弃中国国籍。不能让焦国标继续丢中国人的脸。”

说实话，看到这些责骂，我特别有成就感。为什么？说明我的文字把蟑螂、老鼠、黄鼠狼之类最阴暗、最下贱的东西弄疼了，弄脑了。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今后我决不骂那些曾上门拜访过我的后辈，无论他做事、做文在我看来多么离谱。我从喻先生这里得到一个教训：人什么德都可以缺，惟长者之德不可缺。

喻先生在责骂我的同时，为什么顺路筑邵华泽一耙钉呢？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二人有隙。据这位朋友说，邵华泽曾将喻权域赶出人民日报社。为什么赶走他？说是由于他左得邪门儿。

实际上我去北大新闻学院工作与邵华泽先生没有任何关系。邵虽挂名院长，实际上不过问任何院务。每年新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来两趟，别的时候不到学院。邵是89“6.4”之后执掌《人民日报》的，我认为这种人都有“6.4”原罪。所以在北大新闻学院五个年头，我没与“邵院长”正经说过一句话。

我在北大新闻学院时，“邵院长”每月从新闻学院领2，000元干薪。

这也是我看不起他，不搭理他的一个原因。都退了休了，还这么贪心。据说范敬宜先生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也是每月领2，000元的薪金。不过范先生比邵先生要不识相得多，他每周居然煞有介事地在清华新闻学院升堂工作两天。大约是05年，国务院新闻办赵启正先生退休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院长，我曾写文章表示反对，文章题目叫《我反对赵启正出长人大新闻学院》。中国三大新闻学院，全是老新闻官僚挂院长，这种局面令我想起中国新闻人的初夜权。

回头继续说喻权域。03年10月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先生去世的时候，喻权域曾写过一篇文章《穆青同志的名言：共产党员要姓“共”》。他说他“在新华社35年，直接、间接受到穆青同志很多教导，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穆青先生是我们的乡贤，我曾多次到过穆家。同为新闻界中人，话题有时自然而然集中到一些新闻前辈身上。我记得我曾经询问过两个“新华人”，一个人是戴煌先生，一个是喻权域先生。穆青不是一个爱论人的人，他对戴、喻二人都没有多谈，但从他的口吻中我感到了某种不同：对戴是相当的肯定，对喻是咂嘴不好说，似乎比较复杂。

穆青在八宝山火化那天，我碰到喻权域。喻既然在新华社工作35年，来送穆青的人应有不少是他的同事。可是我看到喻在那个圈子里灰溜溜的，侧身在人群里挤来钻去，没什么人搭理他。我当时对此感到很奇怪。现在我不奇怪了：寡合的人不一定坏，但是喻的左肯定是大家都不待见他的原因。90年代他在中国人权协会做秘书长，那是他灵魂彻底抵押给魔鬼的时期。

我很早就知道喻权域曾被打成右派，是从我导师那里知道的。被老虎吃掉的人化而为鬼，引导老虎再吃更多的人，这种鬼叫伥鬼。当年的喻权域是因言论而受迫害多年的右派，可是今天他却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议对所谓汉奸言论治罪，真是不折不扣的伥鬼。不过吃言论汉奸的老虎在哪里？光一个没牙老口儿的伥鬼是吃不了人的。

（2007年3月9日纽约旅次）

民主论坛

 

学渊自评：最近国际舆论颇注意温家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的说法，和温家宝的署名文章中重新强调邓小平“不扛旗”“不当头”的低调路线，海内外普遍的感觉是中共路线有重新“右摆”的倾向。我想，温家宝只是一个事务官僚而已，他在中共的政治路线上是无足轻重的，署名温家宝的文只是中共新一轮路线斗争的一些新结论，这一轮斗争的批判对象是胡锦涛在国内企图回到平均主义和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全面对立的状态，在国际上则是以“和平崛起”为口号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新左倾机会主义。事实上，胡锦涛主导的“反日”“禁书”“打卫星”等连续动作，已经在国内外、党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数月前，有郑必坚者自称有“和平崛起”口号的发明专利权。郑必坚者，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执笔人，中宣部里巧言令色，祸党祸国奸佞之徒也。数日前，又有“胡锦涛团派亲信刘某某女士空降上海”的消息，刘某是不是“胡的亲信”犹是问题，她是否已经主持上海工作还有待确证。

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否已遭拙败？还可从中共是否继续宣传“和平崛起”，郑必坚是否再敢吹牛皮来得以求证。而最近又有亲信媒体称，温家宝在访日期间，将以购买“高铁”向日方赠送大礼的消息，这就是“新义和团运动”换“新庚子赔款”，专制必然卖国的必然性。

朱学渊：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了吗？

中宣部发动禁书运动，遭到章诒和、袁鹰等党外内作家的强烈反抗，引起了国内外左中右各流派知识分子的一致谴责，“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阻碰壁，胡锦涛本人颜面扫地，而此时此刻又是“十七大”当即的微妙时刻，“胡锦涛同志还能不能领导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就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的问题”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胡锦涛说意识形态管理要学习北韩、学古巴后，若干军队高级将领先而大惊，继之大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其实，党内大惊大怒者，何止千千万万。经过这几年倒行逆施，胡锦涛已经将党引进一条进退维谷的绝路。事实证明，每当共产党发生错误，就必然进行“路线斗争”，在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龙头虎首后；小小政治辅导员自然没有“毫不斗己、专门斗人”的本钱，理性的路线斗争对共产党还有点积极的意义。

在发动禁书运动的轻举妄之前，胡锦涛有清算陈良宇的重大举措，有提拔团派亲信的踌躇满志；而且扬言要继续清算他人，要继续提拔亲信。

而当禁书被挫败后，“清算提拔”也辄然中止。为什么中止？这就是有党内斗争。因为再继续放任胡锦涛的胡作非为下去，共产党很可能会被他的弄死。中共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大的就有两次，周恩来王明是一次，毛泽东四人帮是第二次……。看官或许说，你这言之凿凿有什么根据呢？

日前，香港《多维月刊》发表了一篇“北京”民间维胡派“谈胡锦涛”的专稿，作者说他在北京与“几位学者和商人相遇，他们对海内外对胡锦涛的一些评价甚为不满，认为这些评价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都没有准确理解胡锦涛的困难处境，没能把握住胡锦涛的脉，他们戏称自己为”中国民间维胡派“”。

胡锦涛兴学邓小平“左灯右拐”，行的却是“右灯左拐”，事事都在卖假药。说穿了这些无名无姓的“民间维胡派”，连“官方维胡帮”也算不上，而只是些“亲信保胡党”而已。《多维月刊》的专稿说“他们对海内外对胡锦涛的一些评价甚为不满”，还说“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他们打压胡锦涛关於党内民主的信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促成知识界、媒体界反党反胡，他们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党态度“”。

这些“锦涛即党”的“胡党”的所谓“反党”又是些什么呢？一说是有关方面封杀了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的演讲活动，二说是《人民日报》迟用了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篇破文章。我们姑且不说这是坚决贯彻“学北韩、学古巴”的结果，中共宣传部门奉命封杀千千万万篇文章，万万千千张嘴巴，为什么独独周瑞金、俞可平的文章不可封杀呢？“胡党”则在专稿中说“周瑞金与中央领导从来有接触”，而且“俞可平和周瑞金发出的信息，是政治改革的信息，……是胡锦涛”边缘突破“的一种表现”。

因此，大家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原来周瑞金、俞可平的演说和文章，都是胡锦涛亮出的“右灯”；而事后发生的禁书运动，才是总书记“左拐”的真动作了。而对于主持禁书工作的中宣部下属的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胡党”则毫不假以颜色，斥之曰：“邬书林愚蠢！小官僚误国！”犹嫌不足，再踏上一只脚：“封八本书，这会是胡锦涛让干的吗？胡锦涛还不恨死邬书林这小杂种无事惹事！”

“胡党”把话再说到这般田地，就实在太过分了。即便周瑜可以打黄盖，即便黄盖也愿意挨打挨骂，但周瑜也不该如此弄假成真、气急败坏。再说，邬书林同志能够顾全大局，自己背个“误国小官僚”恶名下油锅，倒也罢了；他的邬爹爹邬妈妈身为“京官父母”，非但没有捞着个“光宗耀祖”名分；还得为党的事业，背个生“小杂种”的烂污名声了。

为什么“胡党”这般急不择言呢？实在是因为胡锦涛的处境太窘迫了，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十七大”又太紧迫了。而“胡党”的这番不择言，又更使党内高层看清了胡锦涛不仅路线错了，而且性格反复无常、不可与事。

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也实在太难令人置信了。而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党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宣传部门的抵制，大概倒是事实。今天的共产党虽说还是“毛泽东的党”，“邓小平的党”，但决不会是“胡党”以为的“锦涛即党”了。最近市面又有“独家文章”出笼，说曾庆红为了“党本位”“国本位”，要出任国家主席，我想“胡党”再这样“恶搞”下去，连曾庆红同志也不敢与胡总书记共进退了。

二○○七年三月七日

《动向》三月号

关于原《爱琴海》网站总编张建虹先生被判重刑的声明 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任伟仁、徐光等

2007 年3月19 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在拖延了两个多个月后，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张建虹（笔名力虹）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进行了宣判： 被告人张建红以撰写大量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方式，向公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一迟到的判决不仅使被害人张建红（张建红不是被告人而是被害人）感到惊愕，使在场的被害人之妻董敏女士和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感到惊愕，也使参与此案侦查、起诉的警官、检察官感到惊愕。这一案件的审判，为中国共产党干预司法审判、破坏司法独立提供了铁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对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媒体口口声声、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的司法是独立，但张建红案件证明这完全是谎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它的特务机构 —— 政法委员会—— 无时无刻、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干涉着司法审判，破坏着司法独立。张建红妻子董敏证实，宁波市公安局承办张案的警官们向她保证：张建红的刑期最高不会超过五年，一般是两到三年，不判实刑的可能性非常大；宁波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也只是一般地指控张建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没有提到”罪行重大”这四个词；宁波市中级法院原先也并非认为张建红”罪行重大”，不过是一般的”煽动”案而已。其实，在高智晟律师被判”判三缓五”后，无论是张建红本人，还是辩护律师和浙江的维权人士，甚至是宁波公、检、法机关的张案承办人，都认为张案的处理不会甚过高案，也可以说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媒体也有这样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建红先生作出了某种官方所说的”悔过表示”，张建红的岳母甚至在宣判这天为张建红先生做好了丰盛的晚餐，准备为他压惊。这个案子的结果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如李建强律师所指是” 钦定重判”，是上面划了圈的。李律师指出的理由是3 月6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人权报告，关于中国部分提到了力虹的案子。第二天，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提出了美国人权报告。 13天后，力虹重判6 年—— 这是中共当局对美国人权报告的报复。  我们认为，中共法院对高智晟律师判三缓五并诬陷其有”检举他人的重大立功表现”，和对张建红判六年重刑，这是中共当局分裂民间力量的一个重大阴谋，以加深人们对高律师的误解，所以特此提醒人们不要上当。除此之外，中共还有一个毒计：破坏人权律师的声誉。我们知道，中共当局不许莫少平律师为高智晟辩护，自己指定了两名辩护人，并暗示这两名指定的辩护人会比莫少平律师更胜任，结果也确实取得了判三缓五的”好业绩”。对于张建红的辩护人，由于不是当局指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有”好业绩”，以此来贬损他，作为当局指定的律师的反衬。作为人权律师，李建强先生已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打击他、贬损他已是意料中事。 但是，中共这一毒招并不仅仅是针对李建强一个人的，而是针对中国全体人权律师的：想一想，中国有哪一个人权律师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成功过？而当局指定的律师，竟然成功了！这无异告诉国人：中国不需要人权律师，只需要御用律师。没有人权律师，中国就永远处于专制的黑暗之中，共产党就可以永远独裁下去！  张建红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字狱的被害人，文字狱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刑种。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上除中国、朝鲜、古巴等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这一刑种。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因说出了真理，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思想家和诗人张建红也因说出了真理，被中共法院判处六年徒刑。虽然时代不同，处罚的程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独裁者妄想封杀真理。  我们坚信，张建红先生是无罪的，正如他在上诉状中所写的：我相信，历史不久就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连署人：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任伟仁、徐光、林辉、昝爱宗、温克坚、戚惠民、来金彪、高海兵、王富华、王荣清、王荣耀、杨建明、萧利彬、胡晓玲、张祯宗、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章诒达、席传喜、邹巍、刘进成、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徐江姣、郭四妹、池美英、朱瑛娣、董谨、刘福利、沈利虎、沈正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胡俊雄、田永德、郭少坤、邓太清、杨在新、张鉴康、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南光亮、南光存、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马小兵、池美珍、程云惠、董敏、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 陈晓昶 、毛国良、毛奇峰、吴高兴、程凡、周骏义、张中政、崔公展、沈建明、王杭立、刘世遵、姜力均、武中立、李锡安、王凤山、丁贵荣、方月松、张金林、朱昂、蒋彦明、蔡楚。

　

记者孑木被禁止采访后续报道：家人受到压力

【2007年3月21日狱委讯】 博讯记者孑木（孙林）日前被南京市外事办主任拜访谈话，将孑木的博讯记者证带走，说是要核实，同时明令孑木一系列维权采访是“非法”的，禁止孑木以后进行采访活动。 博讯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是根据奥运期间对海外媒体开放的新规定而进行的，而且孑木的采访都是涉及民生的基本话题，不涉政治。 为此，博讯给外事办蒋主任发传真，要求出示禁止采访的相关法规、条例，但到发稿时止，博讯编辑部仍未收到答复。在博讯给蒋主任的传真中，博讯编辑部申明博讯没有政治背景，是商业性的新闻服务。 然而，在20日，孑木的姐姐和姐夫到孑木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力图说服孑木退出博讯记者，否则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中止，而孑木本身的人身自由也面临威胁。据了解，孑木的姐姐、姐夫都在政府任重要职务，可以肯定，这种给家人的压力来自更高层。 孑木对此非常愤怒。孑木表示，他与家人基本没有来往，只有纪念过世老人的场所才见面，平时电话都没有。他不明白，为什么有关当局为了保护滥用暴力的城管，不惜使用这种手段，以威胁家人来给他施加压力。 孑木称，他姐姐最后含泪离开。孑木目前感到非常痛苦。他表示，虽然和姐姐几乎不来往，但对此仍然很担心。当博讯编辑部问是否有人找他97岁高龄的父亲时，他表示：目前还没有，但是如果有人敢找他父亲，并因此造成他父亲不快和身体健康受影响的话，他将被“逼上梁山”。 博讯编辑部呼吁：我们诚心希望和南京有关部门沟通、协商，找到解决办法，请停止以任何形式骚扰孑木的家人，这种株连的做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倒退，也是卑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