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建:请别用权力之手挡住我的眼

 

据媒体报道,广电总局最近下了一个文,规定全国各地电视台选秀类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半月。显然,这个规定是针对这两年来吸引很多电视观众的“超女”“好男”等。这个规定对它们来说,不啻一柄达摩克利斯悬剑,什么时候从头上掉下来也未可知,广电总局既然可以下令缩时,为什么不可以叫停?反正它有的是权力。

一个出自民间的节目,在编创人员的努力下,迅速成型,还在生长,不但赢取了一个广大的观众面,由此亦获得良好的市场效应。本来这是一件多头得益的事,皆大欢喜(就是皆大不欢喜也没关系,它会自然关门)。这样一个很正常的电视播出状态,其间还包含着电视市场的自然选择,不明白为什么要劳动勤劬的官员们,硬要把自己的权力之手插进来?我很想听听官员们的解释,为什么是两个半月而不是三个半月或一个半月?这里有什么客观依据?

一个社会当然需要权力,否则将沦入无政府。但如果从这个极端走向相反,权力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这个社会又将陷为专制。如果这两个极端都不要,那么,我们的选择就是它的中间态。可以把这个中间态描述为“小政府,大社会”。“小”“大”乃相对而言,它的基本意思是:权力是小的,权利是大的。因此,政府权力应当小于社会权利。在权力和权利之间,当然还有一个边界。该边界的存在,既已排除了无政府的可能,那么,需要警惕的就是行政权力越界。

就这个规定而言,正是权力向权利的越界。任何事都是互相的,当我们作为非权力方首先承认权力的必要时,权力本身也应当自律,守住边界,不要出位。出位意味着滥用,而每一次滥用,都将导致权利的损失。眼前这个“两个半月”的规定,就像商贸部可以规定厂家生产裤脚的长度和裤腰的低度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越界。它用它的权力至少妨害了这样两种权利:一个是各地电视台的权利,一个是我们自己即观众的权利。

本来,各地电视台播出什么节目、播出多少时间以及在什么时间播出等,应该是各地电视台自己的事。自己经营,自己负责,毕竟又没花广电总局一分钱。广电总局即使有权力,也该明白,国家体制正在向市场转型,而向市场转型的内在含义,就是把政府单一的计划权力转型为社会各单元的自主的权利。一个有着良好生长态势的节目,在电视市场中脱颖而出,这本来和权力不相干。可是权力突然出面,要把它统一和计划在“两个半月”内,这分明是旧体制的权力惯性。其结果,它在压住节目时间的同时,也就压住了它的发展空间,最终导致电视台利益受损。

另外受损的就是我们。现在电视不是免费的,无论有线还是数字,我们都在付费。在付费的同时,我们和我们的眼球就有了选择的权利。看什么和不看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不需要有一只手特别是行政权力的手在我们的卧室里操纵我们的遥控器。假如一个节目能够连续播放而又有广告支持,这本身就说明观众的选择。现在这个选择被权力限制,它要求我们想看的节目缩时,以便让给那些它想叫我们看的节目,这是不是对我们手中的遥控器的侵犯?

作为一个观众,最后我只想讲一个小故事。古希腊时,亚历山大大帝路过正在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走到这个哲学家的面前,亚历山大问自己可以为他做什么。第欧根尼说:别挡我的太阳。是的,接过这句话,我也想说:请你别挡我的眼!

高 放:轰动海外的《刘主席语录》

 

在内地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听我的知心好友、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说: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直到2000年4月至8月我访美期间,才有机会三次拜访定居在纽约市的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1919年,司马璐生于江苏泰州,幼年时失去父母,后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只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他刻苦自学,发奋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名马义。1937年6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1949年底,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

司马璐把他编纂的全套书赠送给我。但他又十分惋惜地说,唯独有一本国际影响很大的书,现在手边一无所有,无影无踪,那就是《刘主席语录》。我对这本闻所未闻的小红书特感兴趣,于是就细问究竟。他说,“文革”初期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他完全没有料到,《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约印5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

当时,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刘主席语录》的出版满足了海外众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们从这两本语录的对照中来分析、思考、判断中国内地两条路线的斗争。例如香港《明报》1967年8月16日发表的司马长风的文章这样说:“一个朋友送来一本本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好玩,就把‘毛语录’从书架上取下来,把两本语录比较了一番。”“越看越觉得,(刘)这个人有些可取之处。拿这本《刘主席语录》来说,其中有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刘的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

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不仅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的晚上11点半钟,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烧毁了。

经多方搜寻,2003年春天我如愿以偿购到了这本小书。全书如《毛主席语录》一样分为33个部分的内容,包括党的建设、个人崇拜、党员修养、知识分子、全民国家、自由化经济、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等。

刘晓波:重归紫阳路,刻不容缓

 

● 没有宗凤鸣老人不顾政治风险的勇气和执着,软禁中的赵紫阳晚年也许是历史空白,许多珍贵的史料和思想将消失在黑洞中。

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竭力封锁赵紫阳的亡灵,但国人决不会忘记这位中共总书记中的异类||良知与睿智兼备的政治家,不会忘记与赵紫阳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六四悲剧,更不会忘记那些死於大屠杀的冤魂。

真的要感谢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宗凤鸣老先生,没有他不顾政治风险的勇气和执着,软禁中的赵紫阳晚年也许是历史空白,许多珍贵的史料和思想也将消失在黑洞中。就在赵紫阳仙逝二周年之际,宗老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冲破中共当局的百般刁难而得以面世,为我们留下了赵紫阳执政时期的重大时刻,留下了他在软禁中的喜怒哀乐和音容笑貌,留下了他的思想轨迹和人格光辉.

已完全认同自由民主的政治家

赵紫阳,这位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义舍利的中共前总理和前总书记,尽管身处软禁至死的逆境之中,但他仍然毫无悔意、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特别是他对自己的历史和中国当代史有着清醒透视,凸现了他的真诚、豁达、乐观、情义和睿智;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和对众多中共高层人物的评价,对老人政治的巨大危害的陈述,对一些传言的澄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对邓小平跛足改革的弃绝和对中国转型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他的局限和思想转变;他对后邓时代中国转型的方向和步骤的建言,对独裁式的市场化私有化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警觉和厌恶,对江朱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所谓「胡温新政」的冷静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已经完全站在自由民主立场的政治家。

对中国式民主化之路,赵紫阳基於国情民意和从政经验的考虑,坚决主张渐进改革。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他更倾向稳定前提下的「先人权后民主」,即,先走「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自由比民主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就是说,在中国搞政治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一步一步地渐进.

在国际关系中,赵紫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煽动,而致力於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主流文明,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达成两岸统一;在国内改革上,经济上致力於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政治上,他不赞成一步到位的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搞好两个方面改革:一是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二是加强法治建设,实行司法独立。与此同时,致力於执政党内的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公开化,致力於公民权利意识和自治民间社会的培育;文化上,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致力於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和普及源於西方的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在此基础上,再开启西方式议会民主之路。

在中共的历任党魁中,只有两位在晚年完全放弃党天下而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总书记,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赵紫阳。而我以为,赵紫阳先生的转变更为可贵.因为,陈独秀的转变是在中共没有掌权前完成的,所以他还没有经历过手中掌握至高统治权的考验;而赵紫阳的转变是在中共掌权之后完成的,他经历了手握至高统治权的考验。特别是在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抉择中,只要他放弃道义立场而屈从於老人政治的淫威,他就可以保住总书记的高位以及相关的巨大既得利益。但紫阳先生宁愿放弃党魁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

难能可贵的是,大凡独裁制度下的党魁都是冷血动物,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和牺牲一切,不仅无视对国家和民众的政治责任,而且不顾对家庭、亲人、朋友的人伦。然而,作为中共党魁的赵紫阳先生,不仅是一位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命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顾及家庭责任和朋友情义的君子。在他决定放弃总书记位置的抉择中,他知道这种放弃将为他的家庭带来的风险和麻烦。所以,他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听取亲人们的意见。而他的家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一致支持他的选择。在他自己也失去人身自由的处境中,他多次为身陷囹圄的鲍彤先生抱不平,显示出这位领导和长者的无价情义.

在我看来,在直接关系到权力之争、社会公益和个人及家庭得失的重大政治抉择中,赵紫阳先生既能够做到三者兼顾又坚持政治操守,这在中共掌权史上是唯一的。

有关赵放弃政治责任的争论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不肯向邓小平低头做出负面评价.他们认为,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责任,他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种评价的主观假设是:如果赵向邓妥协、保住总书记的官位,即使他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血案;即使无法避免血案,但起码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不至於停滞十八年。

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是为个人形象而放弃政治责任,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因为,是否同意军事戒严,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这样的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问题上还要韬晦,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与独裁制度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政客一样||为了保住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放弃原则、不择手段。

如此,赵紫阳也就变成老人政治的可怜附庸,变成在党政军大会上宣佈戒严令的李鹏,变成针对平民进行大屠杀的前台刽子手之一。而一个唯老人意志是从且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机会主义政客,六四后怎么可能具有改变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的勇气?

如此,在机会主义政客多如牛毛的中共官场上,不过是再多一根牛毛而已。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在那份长长的中国政治人物的谱系中,我们就会缺少了一位罕见的具有高贵政治人格的政治家,而增添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平庸政客。

中共错过三次机会避免流血

从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的角度讲,八九期间的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和平息学潮,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据《谈话》中赵紫阳的  述,八九期间,中共决策层起码错过了三次和平平息学潮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学潮已经开始缓和,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複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必须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採取强制手段。如果按照赵紫阳去朝鲜前确定的三点应对方针,学潮就会在短时间内平息。而李鹏等人乘赵紫阳访朝而背后捣鬼,故意夸大学潮并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导致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四二六社论」的出台,刺激学生发动「四二七大游行」。

第二次机会,赵紫阳访朝归来,先后发表「五四讲话」和「亚银会议讲话」,提出官民双方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些学校已经複课.但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何东昌等人故意散佈「赵紫阳的讲话与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加上学生方面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採取激进的集体绝食,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

第三次机会,学生绝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有鉴於此,戈尔巴乔夫走后,赵紫阳在五月十六日的常委会上提出,官方在「四二六社论」的立场上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学潮即可平息。他还承诺退一步的责任由他来承担。然而,李鹏等人坚持「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坚决反对向学生让步,致使最后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再次丧失。

如果抓住三次机会的任何一次,都不至於导致军管及大屠杀。没有军管及大屠杀,也就没有十八年来政治改革的停滞和深层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而每一次错过都与李鹏的故意夸大学潮、谎报军情和激化事态高度有关.可以说,李鹏在八九时期的「关键」作用在於:他既是把邓小平一步步引向军管决策的第一推手,也是激化矛盾、执行军管、下令屠杀的前台刽子手。而赵紫阳之所以败下阵来,关键在於邓小平的顽固的独裁意识和保权心态.

如果按照赵紫阳的和平对话和民主法治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於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

首先,改革的巨大感召力和民众的普遍受益,使政府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很强的控制力,特别是体制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不但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而且有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其次,八九运动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等口号与官方的改革诉求基本相同,学潮本身也是遵守「理性、和平、有序」的原则,即使群体大绝食以后,北京城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再次,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佈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可控制的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条件。

的确,赵紫阳是现实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但从中国社会转型和长程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的现实失败却是永远的胜利,他以放弃权力和人身自由的代价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不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国自由事业的纪念碑上,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而邓小平、李鹏等人的现实胜利却是永远的失败,他们保住了手中的权力及其既得利益,却让政权失去了道义合法性,他们本人也失去了政治信誉和道义权威。君不见,邓小平和李鹏的名字,已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主要刽子手而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启动政改应採紫阳双足模式

六四后十八年的历史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出:中共现政权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的亡灵,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傑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小平跛足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紫阳双足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於现在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看,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採取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策略,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仍然奉行「党主一切」,把政治改革的内容圈定为「党内民主」。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八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所以,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然而,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於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 …… 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和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 …… 所有这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一党独裁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乾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一九九九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於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正如赵紫阳所言,经改政停的邓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唯有启动渐进的政治改革才能超越邓模式。

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刘晓波: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

余 杰:从赵紫阳谈话看胡锦涛

 

● 赵紫阳指出胡锦涛是中共狼奶喂大的,是党的正统意识形态驯服工具,进入政治局常委乃邓力群推举.

由赵紫阳的老友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几经周折终於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前,多名当事人受到北京高层的恐吓,有关部门甚至承诺拿出重金购买书稿。可见,被幽禁至死的赵紫阳晚年的一些思想成果,在其逝世两年之后,依然让某些黑暗势力感到惶恐不安。早已不是中共的「同志」的赵紫阳先生,倘若在九泉之下知晓这些细节,大概会因之而笑声琅琅吧。

在中共史上与陈独秀并立

宗凤鸣在赵紫阳晚年以气功师的身份出入赵家,与赵紫阳有过上百次谈话。赵紫阳本人未动笔写回忆录,因此这本时间横亘十余年的谈话录,堪称赵紫阳晚年思想的结晶。在中共党史上,赵紫阳可以同陈独秀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因为坚持真理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总书记,两人的被罢黜均印证了中共「流氓当道、贤良出局」的潜规则;而两人在淒风苦雨的晚年生涯中,均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国家、民族和中共自身的命运作了深刻而冷峻的思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战硝烟里的四川江津,陈独秀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延安毛泽东的肃反中,彻底看穿了共产党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实施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独裁统治的事实,从而重新回归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卫兵环伺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从天安门屠杀的鲜血和苏联东欧的崩溃中,悟出了「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的真理,并以长达十六年的被囚禁和被侮辱的沉重代价,来捍卫此一真理。这两位总书记失去了权力,并长期受到官方控制的传媒的封杀和侮蔑,但他们赢得了历史和人心||历史和人心,不是权力与金钱所能收买或改变的。

赵紫阳是中共建政之后历届总书记中学识最为渊博、与知识份子关系也最为融洽的一位。在其晚年谈话中,赵紫阳涉及到的学者和着作有:《顾准文集》、何清涟《现代化陷阱》、马立诚和凌志军合着之《交锋》、王力雄《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化大革命》、孙立平《断裂》、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许家屯回忆录》、章韶华《人类的第二次宣言》、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以及《战略与管理》杂志等等。

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脉动,赵紫阳一直密切关注并洞悉於心。他赞同自由主义和普世人权价值,而对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新左派」思潮则有尖锐的批评.对於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的思想先驱顾准,赵有极高的评介,认为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对於论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交锋》一书,赵在赞同之余也提出不同看法:「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问题.」

智商、人格、能力远超胡锦涛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拥有强烈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的领导人,其手不释卷的习惯并非失去权力之后才形成的。据与赵交谈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师弗里德曼和曾在赵身边工作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回忆,赵既虚心向他们讨教经济学问题,他本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着清晰的思路。赵紫阳虽然只具有中学学历,但其智商、人格力量、知识水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却远远在曾就读於清华大学的胡锦涛之上。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学历和文凭往往不是判断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尺规。

据一位曾与胡锦涛共事的官员透露,与赵紫阳家中琳琅满目、时时充实的藏书相比,胡锦涛家中除了马列和毛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藏书。胡锦涛每天惟一阅读的公开出版物便是《人民日报》,明明知道这份报纸上全是假话、套话、空话,他仍然装模作样地耗费许多时间,在这份报纸上作勾划和批註.难怪在访问俄罗斯时,有俄国记者询问:主席阁下喜欢哪部俄罗斯的经典名着?胡锦涛茫然不知所措,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此答案在俄国传为笑谈。

这也表明胡锦涛确实是一个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作为一个毛时代的工科大学生及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在那样的氛围之下,还形成了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蔑视心态,以及对党的教条的顶礼膜拜。毛主席不是说过,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过时的学科吗?毛主席不是说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吗?

指出胡接班受宋平邓力群影响

胡锦涛虽然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但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文盲」。赵紫阳对胡锦涛有着别具只眼的认识,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谈话中,他指出:「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学生,做青年团的工作,是在我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是在宋平领导下,受宋平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总之,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而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邓力群提出来的,自然也受邓力群一些观点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赵紫阳却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胡是由「左王」邓力群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如果不是在「左」的方面与之臭味相投,邓力群又怎么会青睐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的胡锦涛呢?

胡锦涛的思维方式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对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原教旨思想抱残守缺。在胡锦涛时代刚刚拉开序幕、海外媒体和国内大部分知识份子及民众对「胡温新政」抱有无限期望的时候,久经宦海的赵紫阳却看出了胡的真面目,「胡温新政」根本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从胡锦涛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这表明自己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从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寿辰纪念文章作了大讚扬也可说明。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力量来改变。否则,这个体制、这个利益集团会把他搞下去。这些利益集团已形成的体制,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的,是绝对不允许触动的,权力是独揽的,否则就要失去政权。」虽然以赵的宅心仁厚,并不同意朱厚泽所说的「胡比江更坏更左」的看法,但赵、胡二人价值观上截然的分野,已经在这一席话中表露无遗.

赵紫阳亲美胡承继毛时代美国观

赵、胡之间认识水平和价值立场的分野,还体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上。

赵紫阳是一个「亲美派」,他指出:「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对於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赵紫阳有着高屋建瓴的认识:「美国也是从谋取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对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

反美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外关系的主轴和对内宣传教育的主线,反美在西方世界也被主流知识界视为「政治正确」。作为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却如此讚扬美国说:「如果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那么,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要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基於以上的原因,赵紫阳告诫中国的当政者说:「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或者说至少前三十年,主导世界的仍然会是美国,其他无论欧盟和日本都起不到这个作用。至於俄罗斯、中国更不用说了。这是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而要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自身实现民主化、政府保障人权,又是必要条件,仅仅在贸易问题上作一些让步无济於事,因为「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

与其说赵紫阳是「亲美」,不如说他是亲近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是要将美国探索与实践出来的、成功的治国理念移植到中国来,以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与赵紫阳富於远见卓识的「美国观」截然相反的,是胡锦涛在毛时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美国观」。胡锦涛仍然将美国看作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敌对势力的首领,一听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字眼便如坐针毡、视若仇寇。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胡也表现得比江更加笨拙和僵化。二零零六年春,胡锦涛首次以党国元首的身份访美,强迫美方拿出最高规格来接待,而为美方所拒绝.虽然胡在美国抛出一百多亿美元的钜额订单,却没有得到美国朝野和公共舆论的任何好评.此次访问成为中国领导人访美历史中最失败的一次。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呈现畸形繁荣,胡锦涛再度萌生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狂想。在断绝体制内外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之后,胡锦涛企图以「大国崛起」的宣传来凝聚民心。同时,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专门与「邪恶国家」如古巴、北韩、伊朗等狼狈为奸,频频向近代以来伤害中国尤深的俄罗斯暗送秋波。胡锦涛政权试图拉拢俄国和欧盟对抗美国的外交策略,无异於缘木求鱼:且不说欧盟与美国的矛盾是自由世界内部的矛盾,即便是俄国也早已抛弃了共产制度,不会再做中国的「老大哥」。中共当局近期积极开展对非洲外交,表面上似乎实现了毛时代未能实现的、让第三世界「万国来朝」的梦想,其实这一切不过是用金钱暂时收买而来的「友谊」而已。这种自不量力的民族主义煽动及对外扩张,既无法与美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抗衡,又白白耗费宝贵的民脂民膏,重蹈当年苏联与美国军备竞赛而最终民生凋敝、走向灭亡的覆辙.

晚年的赵紫阳,其自由仅仅局限於富强胡同的小院子里,却一直心怀天下。他未能实践其政治体制改革的雄心壮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亦是中国及中共的悲剧。比赵紫阳年轻二十岁胡锦涛,如履薄冰地度过了十五年的「储君」生涯,终於得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掌权之后,胡锦涛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而动,让中共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改革的最后机会,中共再也无法像国民党那样虽然失去政权,却仍然是台湾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共的未来是幽暗的而非光明的,中共的寿命是短暂的而非恆久的,中共在人类历史上已然是一个千夫所指、声名狼藉的政党.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也许不自觉地充当了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的、为终结旧制度出了一把力的「功臣」。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首发开放杂志

秦 耕:只有“民主牌”才能对付“台独牌”

 

3月4日晚陈水扁高调抛出“四要一没有”,与其上任之初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四不一没有”前后形成鲜明对比,各方反应强烈,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闻热点。陈水扁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国家,追求独立是台湾人民的理想,也是长期的目标,追求台湾独立不是危险的退步;台湾也是我们最美丽的名字,更是我们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最好的名字;台湾需要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不必怕修宪门坎太高过不了,只要大家同心合力,有一天绝对会成功。”这也是陈水扁首次正式对外宣称“台湾要独立”, 有国际亲共媒体3月5日报道说:陈水扁昨晚公然倡“台独”,在台湾当局推出中华邮政“正名”台湾邮政,中正纪念堂准备拆围墙改名台湾民主纪念公园后,一连串的“正名”运动,企图以“极独”言论挑引台湾内部政治社会动荡,掩盖陈水扁任内的贪腐弊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考马克说,“布什总统已经说过很多次,他反对两岸片面改变现状,而陈水扁能否遵守承诺,则是对他政治家风范及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因此任何引发外界怀疑陈水扁过去承诺的言论,都是没有帮助的。”也有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陈水扁此时高调鼓吹分裂主张,一再碰触两岸红线,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在2008年台湾大选之际,挑起族群冲突,为民进党赚更多选票,且图谋转移公众焦点,摆脱自己弊案缠身的困境。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理解陈水扁的上述言论是“台湾在台独道路上的正式起步”。如共产党的国台办发出警讯称,“台独”又迈出危险一步。因为陈选择在大陆共产党召开“两会”期间发出该言论,是故意说给共产党听,果然另据中共媒体报道,解放军人大代表团少将林溪石在听到陈水扁“四要一没有”的表述后立即表示,“台湾”独立“不可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台独“分子要一意孤行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他强调,“如果”台独“分子要玩火,肯定是自焚”。

一方要独立,一方不答应,闹到最后两岸只能兵戎相见生灵涂炭吗?难道海峡之间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吗?我的观察,其实未必,因为在海峡两岸,可走的道路并非台湾独立一条。陈水扁这次虽然以在位“总统”身份第一次正式宣称“台湾要独立”,但此前他同样以在位“总统”身份多次说过,台湾并非只有独立一条路,“台独”并非台湾的唯一选项,只要大陆实现民主化,台湾不排除与民主的大陆实现统一的可能。其实从台湾一侧来看问题,事情很简单,两岸的焦点是民主与专制的分歧,而不是独立与统一的争议。如果大陆一方对实现民主化拿出诚意,则海峡两岸统一就没有障碍;反之,如果大陆一方对民主化毫无诚意,则统一就成为问题。说到底,两岸之间的海峡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制度上的,地理上的海峡从来不是障碍,制度上的“海峡”才是分裂的根源。

但遗憾的是,在大陆一方,从掌权的中共集团到民间社会,普遍拒绝承认、或者故意回避这一制度分歧的症结所在,只抓住台湾一方“台独”的表面文章不放,似乎只要不断针对“台独”动向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制定一部《反国家分裂法》、或者恶狠狠的向自己的同胞宣称“死路一条”,就万事大吉了,海峡两岸就不会分裂了。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台独”是台湾社会部分民众觉得与大陆在民主的前提下实现统一变得渺茫后才开始出现的,换言之,如果台湾社会对与大陆在民主的方式下实现统一能够进行预期,则“台独”在台湾根本就不可能获得生存空间,更不可能在“总统”直接选举中让主张“台独”的政党连续赢得执政的机会。大陆一方只有勇敢承认这一点,不回避问题的实质,两岸的问题才有良性互动的可能。

实话说,我过去对“台独”并无多少担心,一是认为大陆实现民主化只是时间问题,只要民主化有实现的可能,台湾就断无出现独立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认为,在台湾真正主张独立的还是少数,“台独”成不了气候,大多数人还对与大陆民主统一抱有期待。但现在我的担心开始增加了,因为大陆的中共集团故意无视台湾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意愿,每当表示出“不与专制政权统一”的态度时,大陆一方就暴跳如雷,百般恐吓,这只能让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同胞之情日益淡漠,内心的隔阂越发加深,把更多的台湾民众推到主张独立的阵营去。陈水扁此次“台湾要独立”的公开宣示,固然有其“总统”任期即将届满、2008年大选即将开始前的疯狂与轻率,但也必须承认,大陆几年来的连续“反独”动作,也的确帮了他不少的忙。

如果大陆执政的中共集团真的不愿意看到台湾走向独立、两岸同胞同室操戈,就应该尽快打出自己手里的“民主牌”,以“民主牌”应对台湾民进党的“独立牌”,也只有打出“民主牌”,才能压住民进党的“独立牌”。文攻武吓也好,反分裂立法表演也好,都是虚的,它弥合不了两岸之间制度分歧的“海峡”,当然也无助于两岸的统一,只有在民主与自由的前提下,两岸才能最终实现统一。在我看来,那些睁眼说瞎话、不承认两岸制度分歧、一味叫嚣武力统一的人,才真正是死路一条。

2007-3-8 《反分裂法》出台两周年
--博闻社

胡绩伟: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学习札记

 

一周前,我从网上所读到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还不是全文,只是谢冀亮先生的介绍和摘要。不久前,再版的温煇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已经刊登全文,我还没有见到。

普列汉诺夫遗嘱中的预言,已经被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所证实。当年,中国共产党正是苏共一手培植起来的,这几十年,中共正是沿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来的,它的结局必然也会是同苏联一样,同途同归。

我读了普列汉诺夫遗嘱的介绍和摘要后,感慨万千,思绪如潮。因为这个遗嘱太令人震惊了。我这篇文稿,仅仅是对这个介绍和摘要加以再摘要,再进行一点编辑工作,稍稍加一点我的注释和几句联想,把千言万语浓缩一番,略微加以吐露。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写的。在苏联解体以后,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才得以发表。到了二○○七年一月,经《博讯》网站播发,我才看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八十一年后俄国读者才读到此文,八十九年以后才传到我们这些中国读者手里,这说明好人、好着作被埋没了八十多年,还是终於大白天下。苏联七十年的专制统治终於垮台。普列汉诺夫真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者,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伟大预言,终於得到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帝国必将同盛极一时的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样,得到必然的终结。老底总要揭穿,无非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他又指出:「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自由,马上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他还预言:「在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任何专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来。」相反,「完成了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普列汉诺夫对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直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不认为:「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全部哲学」。遗嘱批评列宁「死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高尔基说过,对於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列宁的政治信条是:「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列宁是一个出色的舆论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列宁是二十世纪的罗伯斯比尔。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野马飞跑一样」。

我记得列宁说过:「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遗嘱说:「布尔什维克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利用不受限制的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还说「布尔什维克这一恐怖的意识是以野蛮的、飢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

遗嘱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

遗嘱认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

这不能不使我想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十年内乱前后的「无情斗争」和「残酷打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系列暴行。

列宁的根本错误,就是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要使封建落后的俄国跳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从第一步就违背了马克思理论。

遗嘱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沙皇,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仅仅过了八个月,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强加於俄国。普列汉诺夫认为,临时政府在这八个月中已经给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如引进陪审团的审讯制度,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答应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给劳工组织以罢工的权利等等。搞垮临时政府就等於取消了这些已经争取到的自由权利。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列宁的根本错误,就是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要使封建落后的俄国跳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遗嘱说:「推翻专制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质上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它们结合为一,进行革命斗争时指望着这两件事将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发生,就会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间都推迟。」他还说:「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到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遗嘱引了恩格斯一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由於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还阐明,「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果过早的否定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於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是这样的封建主。」这是普列汉诺夫一九一八年四月的预言。果然,以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近百年的所谓社会主义,都一再说明普列汉诺夫预言的准确性。

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对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论断,以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叙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状况,他的科学的结论是:「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踌躇的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回答:为什么不在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他还引用前辈赫尔芩的论断:「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遗嘱认为,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但是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他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大错误。」

这些,不能不令我想起:几十年来,毛泽东和他的几代「领导核心」,一直偏执地沿着列宁的错误道路走下去,也是「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知识分子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

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因为「随着高效能的複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为另一个样子。」而「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至於「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

这是普列汉诺夫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八)的预言,早在一八八八年,在《共产党宣言》由德文版译成英文版时,恩格斯在序言中已经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这也不能不使我想起几十年来,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是打压残害知识分子的。直到现在,还把大批先进的知识精英打成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更深一层来思考这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究竟造下了多少罪恶!他们那样憎恨「自由主义」和狠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在批评列宁时,也说过:「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关於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着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注释。例如对於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於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於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於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产阶级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权力,不可以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谈,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了;而且远非是大部分。」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两人的根本分歧:普列汉诺夫认为应该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认为应该跳过这个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从俄国革命的历史来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在俄国革命初期就开始了。当时俄共就公开出现两派:一派叫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一派叫孟什维克(少数派),列宁是布派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孟派的理论家。俄国在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八个月后,就由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所推翻。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俄国的。他翻译了德文的《共产党宣言》,在俄国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协同列宁创办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他的思想是从一九○三年就开始孟什维克化。他坚决反对推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克伦斯基政府。因此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成了英雄,普列汉诺夫被斥责为反对派。从一九○三年俄国正式成立社会民主工党时,党的领导集团中就出现严重的政见分歧。两派争论很激烈,反反覆覆,各有胜负。一九○五年布派领导武装起义,终於失败。一九○六年,孟什维克佔多数。一九一二年布又佔多数,这时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早在一九一七年,孟什维克派联合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进行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同年列宁发表《四月提纲》,反对二月革命。同年十月,布派发动武装革命成功,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工农兵联合苏维埃政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据温煇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中说,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普列汉诺夫苦口婆心地提醒布尔什维克:「俄国现在正在经历资本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是根本不恰当的」,还劝说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去完成「俄国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任务」,但是列宁完全不理这些劝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掌握政权的程度,「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他主张以各阶级联合取代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掌握的政权。他说:「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但是列宁坚持一己之见。以后普列汉诺夫流亡国外,仍然注意研究和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到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普列汉诺夫回到俄国,四月七日到二十一日,普列汉诺夫在病中口述这一《政治遗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由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

据我初步分析概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根本分歧,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布派主张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暴力革命;孟派主张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和平过度。

二、布派主张共产党一党专政,搞阶级斗争,建立统一集中的专制制度,进行恐怖统治;孟派主张搞议会斗争,建立各党派联合的自由民主制度,保证基本人权。

三、布派主张公有制,计划经济;孟派主张各种所有制合作,主张市场经济。

四、布派主张平均主义的等级供给制;孟派主张充分体现平等博爱的社会福利制。

五、孟派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很长的阶段,要几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布派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间很短很短,实际上是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经过几十年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再看看这五条概括,就更加清楚地看出:沿着列宁的道路走下去,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偏离正确的方向,结果越走越远,在错误的沼泽里越陷越深。

根据九十年前普列汉诺夫的阐明,我们所坚持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太荒唐了吗?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的最后一部份,也很简单明瞭地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关於社会主义的理想。遗嘱说了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注:指十月革命后)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富裕起来,使俄国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深入思考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几个根本分歧,就更加明确:毛泽东说的和所推行的社会主义,走的的确是列宁的路线。回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虽然一再向世界宣称: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还批评过,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合而为一的「毕其功於一役」的错误思想。但是,这几十年的实际,他所进行的还是执着地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坚持走下去。他急於消灭资本主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视为罪大恶极。他的继承人也是这样,执着地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他们所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是多么的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

毛泽东的人品性格很多都像列宁,但有一点根本不同:列宁「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毛却是一个谋权又贪财的人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人品性格有很深刻的了解。《遗嘱》指出:「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容忍批评。」又说,「列宁是一个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着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但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於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於他对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於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还说:「普遍认为,政治是肮髒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的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大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剧。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我以为,经历过毛泽东统治时期这代的同志,只要看看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就可以明白的比较透彻,毛泽东的人品多么像列宁!但是有一点,我要特别指出:毛泽东绝不像列宁那样「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以前的,就不说了,只提一点:解放初期,毛泽东进入北京就住进皇帝的御花园——中南海,而且是一个好色之徒。在三年困难时期,毛在全国很多地方大修豪华行宫。在十年浩劫时期,批判领取稿费,停发稿费,可是毛泽东偏偏领取而且存入银行的稿费就有好几千万(又一说上亿)。仅仅这三点,就可以肯定毛不仅是一个贪谋权力的人,还是一个贪谋钱财的人。我以为毛在人品上这些污点,就在「文革」时期,也是影响很坏的。他死整走资派的政策时,红卫兵普遍进行「抄家」,还「扫地出门」,掠夺了大批财物。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等「中央首长」,也捞了一大把。那时,社会普遍贫穷,人民更是一贫如洗,造反派造出来的新官们无钱可贪,只有多吃多佔。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实行「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后,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亲属都成为富翁,贪污腐化之风吹遍全国,以致成为当前国家的一大灾难。这不仅仅是毛泽东所传下来的一党专政、集中统一体制的毒瘤,我看,也是受到毛泽东贪图个人私利的带头作用。这也是毛泽东的又一个政治遗毒。他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制度」、「体制」,当然遗祸严重,而这种个人品质道德的遗毒也是不可轻视的。至於毛泽东所创建的什么「社会主义」,不只是那些权贵政治者谋取权力的制度,也是他们霸佔财富、谋取财富的制度。

仅仅突出这几点,略微提一下,也就更加看出:至今仍然把这位「伟大领袖」的鬼魂奉若神明,是多么愚昧的了!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綦彦臣:用人民显学打造法天下时代

 

在政治维权泡沫化后,许多人还在愤懑地低骂;我本人由于对政治维权的温和批评,也陷入了“被纠缠”状态。然而,值此“疑无路”之际,无意间“又一村”呈现眼前。

一个知名度并不高的民间知识分子,高举舆论监督的旗帜,办了一个网站。该君名叫李新德,该网名叫中国舆情动态网(http://www.dongtai.org)。就目前来看,这个网的主要监督对象是司法不公问题。此举非常了得!中国传统是为外儒内法之治(制),此治(制)至今已经两千多年,就连五代十国那么混乱的时代都厉行刻法,有律:贩一斤私盐以上者,斩。

法,不为公器,乃统治集团的最大秘密武器。在法堂上,要喊“威——武——!”以慑小民,以致于今天还有妇女吓唬小孩子说“不听话,把你交给警察”;于民情处,倘有一官稍比前任有些公平,人民不惜送以“青天再世,爱民如子”的万民伞,以致今天一个本该尽职的执(司)法人员尽了职,媒体要暴土扬场地宣传上一番。凡此等等,不胜枚举。而舆论呢,从古到今仍是臣妾之位。在经学神学(或曰神学经学)的时代里,有些正直的官员还能借天灾乃至异象,吓唬一下皇帝;今天,无神论风行,借天唬人的那套不起作用了,“我死了,哪怕洪水滔滔”成了几乎一切执(司)法人士的正常心态。稍改的版本则是:“我办了,你愿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退了,你愿找谁就找谁去!”

舆论,几乎如大面积遭受雹灾之状,活着的,说话也不过是些许装饰。死了的,好吧,就等于表演了纵欲在虚无之上了。

没有真正的舆论来监督法律之实施,法律就会成为百角恶兽,触人,人死。李新德们突然从无名处跳到人皆奔散的通衢,试图拦住怪兽,勇气实可嘉!

这帮人,快了!快进监狱了,或者快得普利策奖了。但是,无论进监狱还是得普奖(其他如新闻勇气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开启了人民显学时代。

经济学吗,永远称不上人民显学,因为它需要相当的会计学训练量,否则连说清本身都成问题。法学呢,固然不能被实际法律运用的技巧全部代替,正如再牛的律师也不一定是个合格的法学家一样。然而,人民总有说理的权力,说那最朴素、最简的“理”。这“理”或言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戏曲话语,或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今普法口号,反正是没有那么多的计算过程。

在体制内,经济学的显学地位逐渐让位给了法学;在民间或曰体制外,法学因人民的权力要求,它就迎面而来了——只要你说理,你总会有法律收益,或找回你那“事不在大小,说在理儿上”的尊严感,或找回你自己甚至都不想要的经济权益——你辛苦干了,他不能随便轰你走!

法学,对于“象点儿样”的知识分子如我之流,也许是一项仅次于哲学的智力体操;而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街坊邻居、三姑六姨即那常被我们称为“草根”的人群,这是一个民主的信号。抽象而言:法律民主的意义远胜于经济民主,或曰经济民主的逻辑结果当是法律民主。前瞻而言:一旦法律民主成形,那么,一个万世未见的景象——人民的法天下时代,必然到来。

让我们为李新德们鼓掌吧!他们必将验证一位民间着名政论家的预言——中国未来自由的希望在民间。

2007年3月2日深夜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92期

孙文广: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向官方质询:监狱中、劳教所中关了多少政治犯、信仰犯?有多少人因”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了刑?如讲不清,我将对最高法院、检察院的报告投反对票。我要问:中共从国库中报销了多少党务经费?如说不清,我要对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要问:去年封、扣了多少禁书?讲不清,我会建议出版署长辞职。我。要求修改宪法,质询常委会对民间的修宪建议有何安排,没有满意回答,我将对其工作报告投反对票。

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利用多种方式,在会上发表政见,认真负责地投票,在当前要充分使用反对票和弃权票。
我将在以下方面表达我的意向:

(一)关于政党和政党法
我要向财政部提质询:中国共产党经费是否从国库中提取?过去一年提了多少办公费、建设费、人头费、公车费、吃喝费、出国费?如讲不清,我要对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
建议制定政党法。该法应首先保证公民结社自由,政党的建立应要行注册报备制度,政党之间应是平等、独立的关系,禁止政党间的渗透、控制,禁止同时参加两个政党。禁止政党垄断行政、司法权力,禁止政党在军队、司法机关、学校等单位建立基层组织。政党经费应自筹。政府可以根据直接竞选的得票结果,给政党一定的选举补贴。禁止执政党从国库中开支党务费用。
建议修改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应包括党务工作者。

(二)要求平反冤案,释放政治犯
我将向官方质询:监狱中、劳教所中关了多少政治犯、信仰犯?有多少人因”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了刑?如讲不清,我将对最高法院、检察院的报告投反对票。要求释放关在监狱、劳教所中的政治犯、信仰犯、言论犯、思想犯;要求平反重大的冤案、特别是平反近二十年来的重大冤案,要求赔偿受害人。建议修改刑法,除去”煽动颠覆政权罪”和”颠覆政权罪”,因为这两条”罪名”把众多的扞卫人权的公民投进了监狱,实施中侵犯了公民言论、结社、信仰的权利,实践上剥夺了公民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利;修改游行示威法,该法应首先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禁止政府、执政党对游行示威的非法干预和限制。

(三)关于禁书和封锁媒体
我要问:过去一年共查扣了多少禁书?国内禁了多少?海外禁止进口有多少?境外有多少图书、报刊属于违禁品,禁止大学、图书馆购买、出借?以审查为名,海关扣押了多少邮寄的图书杂志?要公布禁、扣的书名,公布数字。
中国政府封锁了多少境外的网站、电台?为了封杀这些传媒,蒙蔽中国人的耳目,设置了多少干扰台,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中国政府为了检查国内网站,封锁境外网站,养了多少网警?研制了多少软件?购置了多少硬件?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如果以上两件事说不清,道不明,我将对政府的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
催促当局尽快制定新闻出版法。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政府即颁布《出版法》,为什么九十三年之后,我国政府还不讨论、制定出版法?!
建议制定信息传播法。首先应保护公民接收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权利。禁止任何政党、政府机关垄断信息传播的。禁止封杀网络,封杀广播,封杀书籍,封杀报刊,禁止封锁国内外媒体。
必须废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1993年国务院129号令)及罚款制度,按该《规定》,擅自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个人,将被罚款 500——5000元。

(四)修改宪法和法律
我将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宪法应该是神圣的,但中国宪法有过很多荒唐内容,全国人大有权对其修改。我1977年在监狱中写了给人大的信,提出对宪法的修改建议,从那以后多次上书提出修宪的建议(注 1),有些内容至今没有修改。全国人大代表,理应担负修改宪法的神圣使命。近几年我在境外发表了不少修宪建议。一部分收入《百年祸国》(香港版)。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力争修宪建议付诸实施。
建议修宪,废除《计划生育法》。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计划生育, 1993年制定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法》,这种强制推行一胎化的法律,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如广泛地践踏人权,造成人口男女比例失调,人口提前老化。我从 1983年起在这些方面,写过很多文章并多次上书(注2)。
建议删去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建议设置宪法法院或宪法审查委员会,专门受理违宪案件的审理。

(五)关于选举
要求人大代表(将来应叫议员)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个政党指派。全国人大应该制定各级人大代表何时直接竞选的进程表。
要求乡、县、省长和国家元首直接竞选产生,现在我国的各级首长都不能直接选举,像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极少。建议制定直接竞选各级首长的日程表。台湾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实行乡、镇、县长的直接竞选,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半个世纪前可以对这些官员直选,而号称”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做不到?为什么落后台湾五十多年?
建议修改选举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选举法必须防止政党、团体、个人操纵选举,强奸民意,必须防止黑箱作业。提名制度要有利于参选者的自我介绍,宣布政见,平等竞争。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只要选民有要求就应该实行候选人的海选。
改革候选人提名制度,凡达到一定数量的联署提名者,并交出一定保证金都可以做为候选人(保证金是为控制候选人过多),当选者或选票达到一定比例的候选人(如得票超过5%),将退还保证金。参加竞选者可以散发传单,或到指定地点张贴悬挂海报、条幅,或用其他不影响居民生活、工作的方式,宣布自己的政见。

(六)要做负责任的代表
我在会上绝不做哑巴代表,充分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豁免权(注3)争取小会和大会发言,如果没有机会,就写书面发言。把民意写成”议案”,在代表中传阅,争取联名。充分利用投票机会,使用反对票、弃权票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充分利用媒体表达民意,介绍会议情况,不但接受国内媒体,也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方案,给他们发送报道或稿件。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人大代表更应该允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

在人代会上选举公职人员时,我将提出实行自荐、竞争、差额选举的原则,如选举国家主席时,至少应该提名两个候选人。如果不实行差额选举,我将对唯一的候选人投弃权票,以表达对选举方式的抗议。

注1:见孙文广《狱中上书》
注2:文章已收入《呼唤自由》2006年香港版
注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2007年3月4日(全国人大召开前夕)( 0531-88365021)

首发议报第292期

樊百华:股市黑洞中煎熬的散户(《1989后的中国》之二二)

 

1996年,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合并新设;1998年,君安证券内部整顿,与国泰证券合并;2002年,中经开因严重违规被撤销,150亿资产灰飞烟灭;同年,鞍山证券被关闭,企业债余额21亿;大连证券被勒令破产,负债33亿,净资产为负2.6亿。而今年,南方证券更爆出了120亿巨额亏损的传言。(引自《金融业过于依靠政府输血,财政买单能维持多久》, 2003127《经济观察报》)

绝大多数老百姓所占有的极少部分储蓄意味着老百姓省吃俭用不敢消费,意味着老百姓瞻念明天不寒而栗,光儿孙上学就是一笔催命钱了。政府将利率几乎降到零(实际利率已是负数,也就是老百姓存款是倒赔利息的)逼他们消费、投资他们也不敢。不错,乡下人要建房,城里人尤其是城里弄不到像样福利房、房改房的穷人要买房,这就是将整个人生放到砧板上了。这是中国穷人最要命的消费。投资呢,政府不给民间办银行,于是地下不规范的借贷市场便有了太多带血的故事。有的说起来还是公家造孽,例如全国农村普遍出现的信用社高利贷集资,出现信用社还不出本钱的惨剧。例如不仅是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的挤兑事件就是这样的闹剧。

不肯当“守财奴”的有几个闲钱的城镇居民大多被吸引到股市当股东去了。但是,好好的股份制经济立即走样成了拖散户下水,走样成了另一种同样无效益可言的集泡沫、“洗钱”、“圈钱”于一身的伪投资市场。“公家”的股市烂乎乎,硬是诱发出一些人铤而走险的欲望——你能乱来我就不能乱来么?只要在运作上依葫芦画瓢,什么地下地上,不都是证券交易所吗!中计委当初不就搞了个特殊证券机构,例如四川一女性大户被这家机构活活折腾掉上百万,最终成了必须靠给人打工谋生的牺牲品。2001年8月1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披露说,全国现已查出众多地下非法证券交易黑窝,仅江苏省一个小小盐城市就多达16家。

近5年来,有关专家对中国证券市场诸如不合格企业乱上市、证券公司内部秩序混乱、上市公司不实行分红、法人股和从业人员腐败等现象,痛心疾首。这既为金融秩序计,也为维护股民的投资权益计。

1998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一时的“琼民源神话”来了一个清算:因犯有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原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玉和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会计班文绍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此次法庭调查认为,琼民源1996年年报中所称5.71亿元利润中,有5.66亿元是虚构的,并且虚增了6.57亿元资本公积金!

而成都红光实业股份公司做得更绝,1996年,将该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虚报为盈利5400万元,以此骗取上市资格;上市后继续编造虚假利润,上市才半年,所募集的4.11亿元资金已亏去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与中介机构几乎同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文件、报告,与企业配合默契,“过五关斩六将”,一道道呈报上去,甚至糊弄到了证监会那里。

有关专家对1997年723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做过一个分析,发现至少有100家企业有“注水”的痕迹。而最近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上市公司老总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本公司股份比例之低出人意料。(取自1999年1月22日《南方周末》刘洲伟 文)

数年前,在上海股市上“出尽风头”的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在一份诉状上。这次不是证券市场的买卖交易,而是上海的一位股民要在法庭上向红光讨说法,赔偿因红光的账目报表造假给其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这位姜姓股民在诉状上一下子列出了24名被告,除了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何行毅、原副总经理焉占翠等19名原董事外,还包括红光上市的主承销商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上市发行人财务顾问中兴发企业托管有限公司、上市的会计师事务所成都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上市的资产评估机构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上市推荐人国泰证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

姜姓股民在其递交的诉状上称,原告因听信24名被告的虚假陈述,作出了对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错误判断,购买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800股,实付金额为15744.66元。不料,由于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股票发行及上市期间,存在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隐瞒重大事项;未履行重大事件的披露义务;挪用募集资金买卖股票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造成股价下跌,致使原告不得不于1997年12月22日~1998年10月16日分6次将红光股票尽数卖出,实收金额12608.16元,损失人民币共计3136.5元。姜姓股民称,他特别气愤的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还在1997年6月3日的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公开承诺:“本公司董事会及各位董事确信本公告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或者误导,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取自1999年1月6日《新闻汇报》吴缵超 文)

红光股票后来消失了。报道称姜姓股民的这种个案在中国证券市场尚属首诉案例。我佩服姜姓股民的素质,因而为此首诉欣慰,同时也为这竟是首诉而悲哀——我想起了张树藩先生说的“中国老百姓真好”的话……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翟熙贵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1998年,审计署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组织对国泰、南方、华夏、申银、万国等88家证券公司及所属79家分公司和1218家证券交易营业部的1997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基本摸清了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损益的总体情况,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管理情况和资产的风险状况。审计发现,当前证券公司经营过程中主要存在账外经营、隐瞒利润、会计报表不真实、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融资、以及利用他人名义自营股票业务、非法设立经营机构等问题。

除组织开展证券公司审计外,审计署还组织对中保集团所属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1997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查出保险公司随意调减费率、违规返还手续费和佣金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文已提到了“君安”。我有位朋友原在这家公司工作,原来听说这家证券商是中国老大,“君”乃 “军”的谐音。著名作家林贤治主编的《大时代文摘》1999年曾在224期头版头条详细转载君安一案。《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文章披露,长期以来,号称由军队国有公司持股的君安证券,早在1996年就已经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安排,成为一家由公司高层经理人员持股80%的私人股份公司。君安在成立之初,共有5家股东,均系背景强大的国有公司,总投资1.08亿人民币。后曾有几家因闻知公司“经营不善”而退股。1996年11月,君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行增资扩股,将资本金扩大至7亿,并由深圳新长英投资发展公司和深圳泰东实业公司两家新股东控股。老总张国庆等人长期对外称君安有特殊背景。新露面的大股东新长英及泰东也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抹上“军”字色彩。君安1997年净利润为7亿人民币,张、杨等人究竟得到了多少?还有个更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新长英和泰东的6亿多元资本金从何而来?张、杨等最终以拿到君安八成权益的资金又是如何安排的?……君安“铁幕案”至今都未“水落石出”,君安早被重组了,重组后的名称更好听:国泰君安。谁都知道中国企业的重组多是什么货色。

我很早就从报刊上关注种种“股市黑洞”、“股市黑幕”,印象中光是何晓晴女士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系列研究性揭露文章,就能编成一本书了。我手头先前就积攒了许多黑色故事,限于篇幅,不再征引。有一则实在惊心动魄,请读者务必找到一阅,那就是载于《法律与生活》杂志,1999年第2期上的《我发现了股市黑洞》,作者张波。

2001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明显表示出整改决心的一年,标志性事件是500万元年薪请来了港地高手史美伦女士。整顿证券投资市场原先并不朱总理的“一三五”任期目标之内,大概因为吴敬琏等智囊的苦口婆心,更因为金融危机的阴影一直在他的脑门上徘徊不去。于是,关于上市公司违规上市、业绩差、退市、重组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怎么办——过于温情了,空壳公司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大雪崩;过于认真了,已有的公司至少一半该请出去,已经岌岌可危了,看惯跳楼的股民当然会拼命的。真是轻不得、重不得,柔不得、刚不得。2001年7月间年薪500万元的高手开会了,要求各地券商积极开展对股民的投资素质教育,实实在在的风险承受力就是此项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就是在打招呼——股市有风险,有难自己当。

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真正的法治就一定没有规范的投资市场。乱局之下就是请来100个500万年薪的高手,也不能解决哪怕一个老问题——整顿金融投资市场,必然牵动权力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公车改革、一个燃油税改革都寸步难行,而况证券金融乎?

2004年中国“连赌场都不如”,只能说是“流氓市场”、“无赖市场”、“蒙面匪盗市场”(这些都是专家使用过的用语)的股市,短短二季度的三个月,遭遇五年来的狂泻缩水。7月间的证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4月7日暴跌之前,沪深两市股票市价总值为52080亿元,流通市值为16253亿元,但到6月底,两市的市价总值缩减到40408.09亿元,流通市值缩减到12604.36亿元。 也就是说,从4月7日到6月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两市的股票市价总值缩水了11672亿元,流通市值缩水了3649亿元。股市名人张卫星提出疑问:随着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结束,有一个数据值得好好思索一下,深圳综合指数的月度收盘价,第一次击穿了5•19行情时1999年5月的收盘价。也就是说,从5•19到现在的5年多时间里,我们反而倒退了一点点。如果算上印花税和佣金,投资者不要说赚钱,简直是亏大了。

2005年年底,股市开始回暖,也许是朱镕基“新政”接温家宝“新政”(中国的“新政”天天来,十年不换旧阶台)终于来福音了,有御用学者说了:中国股市经过调整规范将走向长期飙升,未来两年可望突破指数5000点。我在日常交往中也能感到散户们又被煽动得动心了,有的如传媒报道的那样把准备买房、给孩子上大学的的钱也投进去了。怎样呢?非常诡异!从报纸上看到多种“股市十八怪”的版本,有的据说日前被央视经济频道引用了,兹择其一:“1.老总出差不回来;(指上市公司、券商老总卷款潜逃和回避股民、记者质问)2.举手不成拿脚踹;3.融资圈钱一样坏;4. 要想赚钱别进来;5. 重组假戏一台;6.一年优二年坏,三年不知在不在;7. 违规总比监管快;8. 黑嘴骗钱像比赛;9. 亏损公司涨得快;10 新股好坏都能卖;11.公司上市就学坏;12.业绩就怕阳光晒;13.小道消息传得快;14.营业部里论成败;15.融资到手耍大牌;16.千呼万唤不出来;17.三天两头闹股灾;18.一亏就是好几代”。我看到有的个股当天上涨几十元然后又悬崖般坠落,心里只有恐惧。

2006年6月11日《广州日报》报道:“就在不少股民和机构投资者都等待着股市越过1700点时,大盘却在磨了10多个交易日以后,在周三突然下挫。当日,大盘一日暴跌89点,截至周五,大盘在一周之内暴跌了113点,市值蒸发1113.84亿元。”又两个多月过去了,未涨。

“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表现平淡,在1340家上市公司中,有255家亏损,所占比例接近20%,而去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亏损面为15.85%,亏损面有所扩大。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明显改善,而股价短时间里却大幅上涨,实在叫人担心。同时,故意操纵关联交易、利润包装、信息披露不真实等问题仍然存在。”我曾经对每天看电子显示屏颜色不以为然。可是,既入江湖身不由己,长线扯淡短线不看又看什么呢?

就是说,自有共产党股市以来,散户们至少有12000多亿被鲸吞了。呜呼,我的散户老百姓啊!跳楼的已经跳楼,喝农药的已经喝农药,割腕的已经割腕,死了的带走满腔苦痛,活着的依然目光凝滞,他们有太多的渴望,想知道发生的一切是因为什么?!

YS论坛

何清涟:在援助他国与本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之间

 

写这篇评论,缘于近日一次电台的听众电话叩应节目。

3月3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嘉宾时,一位元听众在电话里谈到他读到一些国内书籍没记载的历史:毛泽东为了满足其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欲望,花费大量金钱造原子弹,援助越南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导致国内3800多万人饿死。这位听众表达了他的惊讶:过去从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毛主席怎么能不管本国人民死活,一意孤行?

于是我问这位听众,他知不知道以下事实:中国目前有一亿多人每天依赖不足一美元的钱生活,而中国却支持柬埔寨政府花49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政府办公大楼;中国大多数中等城市(包括一部分省会城市)都没有现代化体育场馆,而中国从1980年到现在,援助修建的体育场馆遍及数十个国家。据中国政府骄傲地宣布,这些体育设施全部是可以举办大型国际比赛的高水准、符合奥林匹克高标准要求的场馆;中国本国尚有5000多万失学儿童得不到帮助,但却为埃及援建了一个最现代的远端教育项目。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与毛泽东所作所为在本质上相同,我问这位听众对此有什么想法?

这位听众嗫嚅了一阵,最后回答说,他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在援外,但只要不饿死本国人民,这种援助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真心这样认为,还是出于惧怕而这样说。但我想在援助他国与本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之间,一个国家的当家人――政府,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政府必须为供养它的纳税人负责,只有在有余力时再帮助其他国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

中国现在国内要紧的事件还真不止几件。往大里说,中国的环境生态已经接近于崩溃――前年一个长江万里行专家小组考察过长江之后,预言长江水系在10年内将崩溃,而沙漠化、各类环境污染更是频发不绝。环境生态关乎每一个中国人,除了那些可以全家移民外国的上层精英之外,生态灾难无人能幸免。如何挽救生态,应当是国之紧要大事吧?那掠夺生态而积聚的国家财富总应该往这上面贴了吧?

往中里说,教育投资总应该是国之大事,虽然不是与每一个人相关,但至少与每一个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有关吧?但这些年来,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始终未超过GDP总量的4%,而据政府10多年前的承诺,早就应该达到这一比例了。但中国这些年来教育费用直线上涨,政府投入不见增加,而国民负担却年年加重,大学年均学费早就超过人均GDP的100%了(美国则只有10%左右)。据说,国内一些省份还将中小学教育“改革”成民办,当地居民交不起昂贵学费的,子女也就只好失学。

再往小里说,中国是个体育金牌大国,但却是个体育弱国,人均体育设施率非常低。如果政府有钱援建非洲几十个国家现代化高标准体育场馆,何不将这笔钱花在咱们中国人自己身上?如果将标准降低一点,中国至少可以在几十个中等城市里建有群众性体育场馆了吧?

当然还可以再列出一大串嗷嗷待哺的公共设施,比如正在苟延残喘的公共防疫系统,比如中国那一亿多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到本国人民、本民族的生存大事,在我等民众眼中,永远比援助外国重要。

再退一步说,如果这种援助能够为中国,而不仅仅是为中国政府的面子与国际地位带来好处,或者至少能让受援国民众承情,那中国人民也算是有点想头了。问题是,这种有政治交换条件的援助,受援国从来就不领情。比如中国曾倾力支援越南,仅仅在1975年,中国就曾把国家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向越南一国提供的援助共计达200亿美元之巨,但与越南最后还是兵戎相见。而今天援助非洲,非洲人民并不领情,不仅受到非洲人权组织的责难,非洲各国的精英层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争取它国君主尊为老大与本国人民的拥戴之间,孰轻孰重,只要统治者还有点政治良知,不难做出判断。一个视人民如草芥、一味依赖政治暴力与高压来维持“稳定”的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国家“崛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