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设计议题陷阱——回避民权何保民生?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召开,民生问题成为两会关注的中心与焦点。美国哲学家弗罗姆曾说过,人们往往以为吃饱喝足问题就解决了;而事实正是在这个时候,问题才真正产生出来。当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激励机制造成了中国国民的收入不均,失去监督的官僚主义政策偏向,就是造成民生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眼下的中国民生问题,足以构成当权者的执政危机。今天 ” 两会”代表 、委员和政府官员 以及会外主流传媒、 官方专家学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全是民生 问题,诸如看病难、就业难、上学贵、房价高 等等,似乎当前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远离政治的民生问题。作者发现在政协大会提出的5千多件提案和人大会议提出的 1千多件提案中,绝大多数都是回避敏感政治话题的经济民生。其实代表、委员们都心知肚明,亲爱的党需要他们提什么,不提什么。因此,我说两会代表、委员”两不会”——不会督政,不会改政。

民生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尖锐突出的问题,如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权力腐败极为严重,下层民众的生存权力面临极大剥夺和侵犯,还有城市搬迁与农村征地,医疗制度腐败,教育极不平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是民权问题。即制度框架下的权利不平等。其直接表现在于:大量的私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被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受到政府非法的限制,公民很难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这就必然会导致民生艰难。试想一种制度中的官僚体制仅对上级负责,民生问题岂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没有民权何保民生?在没有选票箱的制度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公共财政阳光”,不过是罩在中共党旗上的光环而已。

其实,权力失去监督,才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不公正利益的根本原因。民权是民生的根本保障,没有民权的民生是不确定的、不真实和随时都会被剥夺的。社会要谋求公民高质量的民生,首先要争取到人人平等的民权。没有民权,就没有真正的民生。谋求民生,最终遇到的深层次问题必将还是民权。民权的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不过是纸上谈兵。为此我们不难发现,两会政治操作有意借民生问题设计陷阱,回避民权,转移主题,歌功颂德。好像中国公民正在等待上帝普渡众生——”胡温新政”的亲民政策,会给老百姓莫大的恩惠。面对这一议题陷阱,我没有发现一个代表、委员的发言做出澄清,论证民生艰难是公民权利被长期剥夺的结果,进而问责中共为何不把权力还归人民。这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

民生问题,说到底是社会公平问题,也即民权问题。所有民生问题,都是权利分配不公问题。例如,”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民生三难,哪一种不是腐败不公造成的?因此,解决民生的根本出路,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就是民权问题。民权应该是民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民生不仅仅应该是物质生活的温饱,还在于人活得有尊严、有自由。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民权的涵义不仅仅只是包括政治上的选举权和参政权,民权的基本涵义还应包括不受公权剥夺、不可让渡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比如生命权、自由权等。民权不仅是民众保护自己,免受强权侵害的重要保障,也是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参与不同层次公共事务的重要保障。我们在主张民权时,不仅重视选举权、参政权,同时也重视公民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权。这样完整地理解民权,才会赢得真正的民生意义。

记得诺贝尔奖得主,印度出身的西方学者阿玛蒂亚·森,曾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哪里有饥荒,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没有饥荒。这话的真理性在于:只要有了适当的自由,哪怕是点滴自由,老百姓就会用自己的血汗去赢得温饱。如果人民没有任何自由,连用自己的血汗去换取温饱的机会都谈不上,哪还有民生?还有一位学者说过: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区别不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而在于落后国家缺乏支撑政治自由和经济节约的制度,因而浪费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也就是说,民主和民权,不一定立即有利于民生,但发展起来一定有助于民生。相反,没有民权和民主,眼前可能会给民众带来一些小惠小利,但从长期来看,不会更有利于民生发展。由此可见,实现民主制度才是中国当前解决民生难的治本之策。

基于上述,我们请中国”两会”代表、委员,不要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尽快跳出借民生问题设计的议题陷阱,真正学会履行督政与改政职责。解决中国民生问题不需要上帝普渡众生,仅需要中共兑现民主承诺。民主现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共领导人不必”摸着石头过河”,只需实行已为社会发展合理性验证了的民主政治,即以制度建设来推进对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此来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规则 。一个政府回避公民的民主权利,何谈”公共财政”会有阳光惠及全体人民?前些年为什么国家”医改”失败?就是因为在没有民主监督下”解决看病难”问题,结果只能让老百姓反受其害。事实充分印证,在没有舆论评判与民众监督权下解决民生难的方案,只能成为社会不公与腐败的牺牲品。

秦 耕:1957: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末日

 

一 在历史的皱纹里

历史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沟壑纵横。也许在它的每一道皱纹里,都埋藏着一部《史记》或《荷马史诗》。而1957年对于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它仍然是一道深深的刀痕,一道触目惊心的裂谷。这场个人权利和知识价值的劫难,于今已经五十年了。表面上,它几乎被中国密密麻麻的历史皱纹隐藏掩埋了,但它仍将会在每个读书人的心底隐隐作疼。

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一个读书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1957年“反右事件”,是只有秦始皇制造的“焚书坑儒”才可以相提并论的历史大事件,但它的规模又非“焚书坑儒”所能比拟——这是460人与55万人并直接株连一亿人的差别。当然,它们在时空上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差异是“活埋”460人与“一个也不杀”。经过“摘帽”与“平反”,最后保留了97名真正的“右派”。因此,截止今日,官方的正式结论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从97人扩大到了55万人。“反右”是正确的,错在不该扩大化。换言之,中国至今仍然戴着帽子的97名右派是货真价实罪有应得的。

多年以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先秦的“子”到后来的“士”和今日的“先生”,其称呼中蕴涵的只是伦理价值,是对阅读过五车书籍者的一种尊称,是对知识的平面状态的描述。用王朔的命名,就是这些“学富五车”者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中国始终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系统和个人化立场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最常见的社会角色,就是“秘书”、“幕僚”、“师爷”一类的附庸。在中国,读书人不是以真理为追求目标和价值导向,其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或者给官“献策”。换言之,中国人读书除过自己“亲自当官”或帮当官的“出主意”,就再也没有另外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了。而且,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读书“本身”是不具备独立价值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反映的都是读书的工具化,书生为什么不能有第101种用途?秀才为什么造反不成就活该遭人讥笑?这充分说明,在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中,读书“本身”始终是无用的。

到了20世纪之初,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交流,经过几十年时间,才为中国培养了首批有别于传统类型的读书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历史却来不及为这首批知识分子提供真正自由的思考空间和学术环境,相反,在1949年,他们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留在大陆的这一部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事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反右事件就将无从发生。当然,他们选择留下来时,既不可能像先知那样预言这一事件,更不可能像超人那样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二、“拒绝思想改造”的权利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1957年公开声明“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在他看来,企图改造他的思想这简直是荒谬之极,他当然认为自己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了。但他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将不会容忍他自己思考。根据解密的苏共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有取得政权后,在中国实行一党独政,取消其他一切党派的计划,只是第二年4月20日斯大林复电反对后,毛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明白了这个事实,就不会对1957年将知识分子的全部思考能力连根铲除感到不可思议了。

其实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右派们的其言其行,他们还没有“猖狂”到向执政党“进攻”的地步,他们仅仅是要求保留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仅仅是不愿意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而他们真正的错误,就在于作出了错误判断,以为自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

在97名右派中,“走得最远”、“走到顶点”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等人,他们的言行已经“远远”突破了被容忍的底线。

章伯钧: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曾有幸结识朱德、周恩来,加入过中共,曾参加北伐、南昌起义,1933年参与在福建成立的反蒋人民政府,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改造为“中国民主同盟”,即今日的民盟,1947年把他早年和邓演达一起创立的“第三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中央执委主席。1957年反右时,章任交通部长、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从以上经历中不难看出,章有很高的从政热情,也有投机色彩,但不能否认他对西方议会政党民主制度的醉心和投入。在1945年民盟成立大会上,章起草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民盟要在国共两党之外,成为独立、中立的集团。所谓独立,就是要有独立的纲领、政策和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就是不倒向国共任何一方,以期达成国家的统一、和平、团结、民主。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国民党曾一起筹组中国联合政府。1947年后,民盟与国民党公开决裂,站在中共一边。1949年后,民盟就选择了与中共合作,张澜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本人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委员,后出任森林工业部长。再加上其他党派,应该说当时建立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多党联合政府,章伯钧也以为中国打倒了国民党政府,终于建立了多党制的议会民主。

但当上了部长之后,章伯钧才发现与他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交通部里还设有中共的党委,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他在工作中不能以行政长官身份发号施令,相反,处处还要听令于他的“下级”——具中共党员身份的下级。部里不是部长负责而是党委负责。1957年,章伯钧受到毛“鸣放”的鼓舞,大胆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要解决“一党代政”的问题。民盟由他和罗隆基发起,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分别研究“党委制”、“有职有权”、“科学体制”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课题。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五人完成了“科学体制”课题,黄药眠、费孝通、吴学超、陶大镛等完成了“党委制”课题。这些行为就在不久之后成了“猖狂进攻”的罪证。

在1957年章伯钧受到最集中批判的,还是他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鸣放会”上,章说:“现在工业上有许多设计院,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却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与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些言论后来受到了毛十分恼火的点名批判。

章的上述言与行,丝毫找不到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他关于在行政机关和学校中设立中共党委的批评,是因为当时党委的组成人员中,大多数文化不高,不懂业务,大多数还是刚放下枪杆子进城来做官的。即便是这样批评中共,他仍不敢动以民盟取中共而代之的念头。当时在党委的领导下的“政体”,与他当初投向中共一边时的设想“是一种误会”,与他醉心的议会民主制更是相去甚远了。

他当然被打为首名右派,而且至今不得平反。

罗隆基:江西福安人,出身清华,留学英美,获博士学位。用他自己后来在被迫所做的思想检讨书中的话说:“回国以后,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对马列主义学说不但不能接受,还要在《新月》等期刊上撰写长文进行系统批判,在30年代剿共时期,他甚至撰文为国民党“出主意”:“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两点: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共产学说在中国根本站不住脚了,共产党不剿自灭。这两点做不到,虽湘鄂赣彻底肃清,然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此可见,罗隆基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既从理论上彻底否定共产学说,也在现实中彻底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因此,国民党政府多次以经济、交通二部的部长之职相邀,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1941年成立民盟,罗积极发起,其思想表现在马歇尔对他的一次谈话中:“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的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才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党派之间,而任何一个党派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民盟成立之后,罗甚至在四川、云南、两广等地试图组建属于民盟自己的武装力量,计划与中共呼应以阻止国民党单方发动内战。

1949年前,中国的政局面临在国共两党之间二者择一的局面,民盟已经公开站在了中共一边,罗本人经过艰难选择,在“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衡中,也选择了站在中共一边。在筹建新政协期间,周恩来曾说我们代表无产阶级,你们代表小资产阶级,罗则当面反驳:“你出身南开,我出身清华,毛主席也在北大呆过,为什么你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干脆咱们各个政党都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算了!”据说周当场脸色大变。但1949年后,罗甚至从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大步后退了,他放弃了彻底独立的立场,进入中央政府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于1956年出任森林工业部长之职。但他所面临的“思想统一”和“一党专政”的局面,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还大步后退了。思想上的后退,发生在他的内心,而局面上的后退,则成为他无法选择但却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果说章伯钧身上还有政治投机的政客色彩,那罗隆基则完全要面对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煎熬了,他必须在自己的炼狱中挣扎。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当然不会自甘寂寞了,某种意义上,他必须进行自我拯救。

他也当然是右派了。

章乃器:浙江青田人,早年就读于商业学校,入银行任职,从实习生干起,靠自学成为大学教授,自办《新评论》半月刊,并不断在《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上发表政论,后参加创立救国会,并积极活动,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银行为了不让他参加救国会活动,曾提出以出国留学相交换,也被他断然拒绝。1938年,他曾受李宗仁相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成立民主建同会。1948年底与中共合作,参与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和民建中央副主委,1953年出任粮食部长。

到了1957年,在鸣放中,章乃器对中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对“以党代政”的现象和对工商业的改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其实所谓“宗派主义”,也就是一党专政排除异己的另一种说法,而批评“教条主义”,也不过是对中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技术性”拒绝。尤其难得的是,在开始反击“右派”之后,他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时,仍坚持希望自己被“说服”而不是“压服”,拒绝作违心的检讨,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直到章伯钧“急转弯”作检讨时,他还公开表示章伯钧的“章”是投降将军章邯的“章”,和自己不是一个“章”。他当然被打成了右派,且不得改正了。

储安平:早年在上海创立并主持《观察》杂志,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阵地。1949年后应中共之邀到北京,并应中共的请求在北京复刊《观察》,更名为《新观察》。1957年后,《新观察》被马列主义完全占领,终于成为重要“喉舌”。1957年,毛发扬“民主”御赐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共同合办一张自己的报纸,这反映了毛当时的自信心态。这张报纸就是《光明日报》。章伯钧任《光明日报》社长,各民主党派指派人员担任社委,而储安平则于1957年4月1日出任该报总编辑。储到职后,取消了中共在该报设立的党委,新闻也不请示中宣部,打算像当年在沪上主持《观察》杂志一样,办一张“新闻自由”的报纸。

储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但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有人问宣传上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中宣部?储干脆回答:“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但储被打成不得平反的右派,则是因为他的长达1200字的“党天下”的书面发言。原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但这篇文章现在已被人们习惯称作〈党天下〉。

储安平写到:“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点都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意思?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些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提出中央政府组成中民主党派的人员少了甚至没有了,已不像联合政府,同时认为,党必须尊重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宽容不同意见与声音。

就是这一篇书面发言,使储安平地位“上升”到和各民主党派党魁相同的位置,被打成高级右派。几十年后来看这篇文章,他并未反对中共的领导,只是希望中共能给社会其他阶层以更多的活动空间,只是表露一个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仅此,也为“天下”所不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这篇社论后在毛选中改名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天下午,储主动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那时至今,《光明日报》就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再也不曾被“反动分子”掌握了。

王造时:复旦历史系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6岁在清华读书时,就因参加“五四运动”两次被捕。曾因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被当局禁止教书。不做教授后,他改做律师,并从事翻译工作。邹韬奋介绍道:“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主张,不屑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这样一个坚持自己的主见,不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教授,现在为自己的主见付出了代价。毛亲自点名:“你们上海就是王造时一类的右派出来捣乱。”

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何时再生?

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因“最讨厌思想改造” 被打成右派,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必须接受马列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国首次产生的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改造”?1949之后,他们与中共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幼稚的一相情愿的期许,他们误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政党,有可能给他们提供自由的空间,他们也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误会。

“反右”其实是在执政党的“思想改造”遭到拒绝之后,改造者对被改造者的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除。中西文化交流刚刚造就出的第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来不及为中国读书人开创一个独立思考的历史先河,提出独立的价值系统,就被连根铲除了,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生态继续保留全面思想专制的特征,也使社会的平稳变革和社会转型丧失了基本推动力量。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这才使历史的自然进程在被硬性割裂20多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机会,在中国再造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时至今日也才区区二十年时间,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为中国造就一支达到第一代那样规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能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力量,是很不现实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社会转型,还必须有赖于一支这样的力量的推动。

推荐阅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者: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印数30000册。

(本文写于2002年,2007年2月校正、定稿)

首发民主中国

王 丹:以文学展现政治

 

六四十八周年即将到来之即,海外一些流亡的六四学生组成编辑委员会,准备出版一本<六四诗集>,作为十八周年的献礼。我个人认为此举相当具有意义,因此欣然参与。

说它有意义,首先是因为,六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多年以来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以政治的面目出现。其实,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会只有一个面向可以呈现。我们看到的示威,静坐,策划,乃至镇压,都只是六四事件的政治一面,但是我们这些经历者,自己的脑海中都还会清晰记得那些非政治的,人性的,甚至是文学性的一面。从文学入手对六四进行回顾与反思,可以使得六四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第二个意义,是希望借此凸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首先是因为二者都面对社会,面对组成社会的个人。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也是在社会这个层面上进行。二者都是一种社会事实,社会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会功能:政治治理社会,文学安慰社会。对於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而言,文学与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动领域。文学是改进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则试图改变政府政策、国家领导人和制度来改进人们的生活、命运和社会正义状况。在推动人类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的事业中,这两方面活动需要也常常相互帮助。政治改进总是为文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文学可以为社会整体创造政治进步的精神动力和帮助进步政治力量动员民众。

文学并不总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独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曾经对於人们摈弃“四人帮”起过难以替代的政治启蒙作用。美国历史上《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誉为导致美国内战从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学领域最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中的道义关怀往往是政治关怀。丘吉尔竟然因其许多政治演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学对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并被政治和文学界所鉴赏。

最后的意义,当然还是希望诗集的出版,可以继续帮助人民抗拒遗忘。今天,极权者最希望的,就是让六四慢慢地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这样,以后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复制另一个六四。我们纪念六四,就是为了让这样的可怕的可能性尽量不会发生。只有让历史悲剧鲜活地存在人民心中,极权者才会有所顾忌,毕竟,他们再强大,还是一个犯罪者。否则,他们就不会禁止六四诗集这样的书在今天的大陆公开出版了。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焦国标:台湾问题的实质不是统独问题

 

不是统独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台湾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边界究竟到哪儿的问题。解严前,台湾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边界到组党、办报这儿就打住了,不能再前进了,再前进脚给你砍喽。解严之后,自由民主权利的边界扩大了,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了。到98年大选时,台湾民主自由权利的边界出现了新问题。台湾人打出了国民党的手心,却遇到了共产党的魔掌。北京开始吓唬台湾人民(具体人是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电视黑着脸发话:谁都不能投民进党的票,谁投用导弹导谁。

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本来是台湾人的自由,是台湾民主的体现,可是北京却隔海给台湾人民划出不能投民进党的禁区。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台湾人没被朱德黑脸吓住,民进党上台了。

此后,北京继续给台湾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划禁区,比如不能公投制宪、不能正名、不能去中国化,等等,许多无聊透顶的清规戒律。进入07年,北京、台北嘴仗升级。阿扁总统日前说台湾没有左右,只有统独。这是表面结论。实质是北京给台湾人的民主自由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不应让统独的话题遮盖了民主自由。

我的看法是,台湾人的民主自由权利是无边界的。制宪呀,正名呀,他们爱制就制,爱正就正,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享有民主的体现。北京一直说相信台湾人民,那就让他们自由公投好了。投票结果,如果一半以上要制、要正,你不要再说二话,别再吓唬人家。我一直说,人家不是你吓大的,是吃娘的奶长大的。长大了也不是专听你吓唬的,是要当家作主的。

某种意义上,台湾人实际比大陆人命途多舛。台湾人好比三代同堂的孙子媳妇,头上有婆婆和婆婆的婆婆两层大山压迫。台北国民党是婆婆,北京共产党是婆婆的婆婆,也就是婆奶奶。光跳出婆婆的手掌还不行,还得跳出婆奶奶的手掌心。也就是说,台湾人要打败两代老女人,才能彻底冲出封锁,获得完全的自由民主。

现在大陆13亿人民,在婆婆手掌心里骨头都快被攥碎了,也还没跳不出来。不过最近我看快跳出来了。阿门!大陆人民一旦跳出共产党这个恶婆婆的手掌,就彻底自由了,不象台湾还有一道婆奶奶。又好比一条鱼,台湾人得过两架网,才能彻底逃生,大陆人则逃过一架网就可宣告彻底获得大自在。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应该齐心协力,逃出北京对两岸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封堵打压。

(2007年3月6日柏林)

--民主论坛

昝爱宗:3月5日出版的《财经》意外夭折背后

 

原定3月5日在全国“两会”开幕期间出版的《财经》杂志,到3月9日中午还没有上市,杭州的报纸零售老板称“我都看到那期杂志了,说是有反动文章,一本也不能放出去,全部封存”。这是本人询问的杭州闹市区第五个报摊主。

据说这期杂志已全部从杭州拉回北京重新印刷,这就意味着3月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意外死亡。而3月9日出版的新《财经》杂志则是另外一期,与3月5日出版的杂志已经不是同一期杂志了。也就是说,自2月19日第四期《财经》杂志出版后,至今新杂志一期还没有看到。《财经》为半月一期,15天出版一次。

我是每天浏览《财经》杂志网站的读者,同时又是《财经》纸刊的订户。我早在3月4日之前已经看到《财经》杂志网站(www.caijing.com.cn)版面未改版之前,已经将3月5日出版的杂志内容部分上网,该期的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物权立法波折启示”,采访法学家江平等人。

这篇在3月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财经》封面文章中,该刊记者针对《物权法》这部法律草案,专访了三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物权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江平,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委员应松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文章以他们的访谈为主,并整理出其他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共同构成了其封面报道“物权法奠基”。而自3月5日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是《物权法(草案)》将提请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并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在会议闭幕前接受全体代表投票表决。按照法律程序,只要过半数代表投赞成票,该法律草案就可获得通过。此前,官方舆论造势,《物权法》一定要获得通过。网络舆论在会前也已普遍认为,该法律草案虽有较大的争议,但获得通过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众多海内外媒体更谓之“呼之欲出”。3月8日晚上8点多突然被更新的《财经》杂志网站显示,把新的封面文章改为“港股风向标。股市高处不胜寒”,原封面文章被删改的痕迹一点也不见了。

为意外夭折的2007年第5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物权法奠基”、“物权立法波折启示”感到痛心,并留下上述文字,见证中国新闻的不自由,以及为目前中国最尖锐杂志的命运表示担忧。

An Open Letter

8 March 2007

An Open Lette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ntral Committee should solemnly declare that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is in gross violation of our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e fallacy that “Anti-Rightist is correct and necessary, the only shortcoming is the unnecessary extension” is a self-deceptive mistake of outrageous absurdity, which should never be given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our republic.
3, Compensate the intellectuals and officials/cadres who,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lost their jobs, were forced to “reform through labor” or sent to “re-educational labor camp”, as a result of which innumerable families broke up coupled with miserable life since. The victims deserve a spiritual as well as material compensation, at least they should have the legal rights to live a worry-free life in their old age.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e, who sincerely believe in and adhere to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advocate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oriented” and the “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ll other upright personages of great discernment, will approve of this lawful, fair and reasonable appeal of ours.

Your timely response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

March 3, 2007

Undersigned :
( 61 Anti-Rightist Movement Victim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departments in China) Ding Ren-zheng (age: 74) Wan Yao-qiu (age: 76) wang shu-yao, (age: 71 ) Wang Gen-jian, (age: 81) Wang Ke-yan,(age; 72)
Zheng Qiao-nian,(age: 72)
Feng zhi-xian,(age: 76)
Shi Ruo-ping, (age: 81)

Ye Xiao-gang, (age: 75)
Shi Tian-he, (age: 83)
Ren Zhong, (age: 73)
liu Bing, (age: 75)
liu Heng,(age: 85)
liu Nai-yuan, (age: 82)
liu Yu-xuan, (age: 81)
liu Xian-sheng, (age: 77)
liu dian-xiang, (age: 73)
Ji Zeng-shan, (age: 69)
Xu Liang-ying, (age: 87)
Wu Yong-liang, (age: 81)
Wu Ming-hai, (age: 72)
Song Lin-song, (age: 70)
Li An, (age: 87)
Li Ling, (age: 82)
Li Cai-yi, (age: 71)
Li Cheng-ou, (age: 79)
Li Chang-yu, (age: 74)
Li Tai-lun, (age: 71)
Du Guang, (age: 79)
Du Gao, (age: 77)
Yang Zhi-ren, (age: 72)
Wang Guo-xun, (age: 72)
Shen Zhi-yong, (age: 73)
Shen Ze-yi, ( age: 74)
Shao Zheng-xiang,(age: 75)
Chen Feng-xiao, (age: 71)
Meng Zhao-rong, (age: 77)
Lin Xi-ling, (age: 72)
Mao Yu-shi, (age: 78)
Zheng Hai-tian, (age: 77)
Nan Hong-lu (Ji You), (age: 76)
Yao Ren-jie, (age: 74)
Jiang Hong, (age: 76)
Ke Lin, (age: 80)
Hu zuo-qun, (age: 73)
Hu Xian-zhong, (age: 75)
Zhao Wen-tao, (age: 79)
Ni Gen-shan, (age: 82)
Xu Mei-fen, (age: 82)
Xiao feng ( Tie Liu) , (age: 74)
Gao Fen, (age: 87)
Cao Xing-ming, (age: 75)
Guang Fu-qiu, (age: 74)
Ti zhong-zheng, (age: 75)
Chang Yu-zhang, (age: 73)
Lu Mu-xun, (age: 78)
Tan Tian-rong, (age: 72)
Zhong Pei-zhang, (age: 84)
Yan Dun-fu, (age: 69)
Dai Huang, (age: 79)
Dai Ming-xin, (age: 71)

Contact Address:邮编100035,北京德内大街花枝胡同5号 任众

Mr. Ren Zhong
100035, De-nei Avenue, Hua-zhi Lane, #5
Beijing, China
Telephone
010-61758057, 13522148009

E-mail[email protected]

Website to sign your support: http//www.qian-ming.net

( As of March 7, 2007, there are 128 signatures supporting the appeal)

[书籍下载]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

 

1787年夏天,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的北美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集会,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起草宪法。他们于9月完成草案,并开始送交各州议会批准。新宪法制定出国家政府如何运作的蓝图,但没有包含有关公民个人权利的条款。这一点很快引发了公共辩论。宪法草案的支持者认为,规定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是多余的。而其他一些人认为,既然早期英国《权利法案》(British Bill of Rights, 1689年)和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都明确规定出受保障的权利,宪法有必要包含阐明个人权利的具体规定。

1787年12月,在辩论的白热化阶段,任驻法国公使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致函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杰斐逊在信中说:”权利法案是人民抵制世上所有政府──无论一般而论,还是具体而言──的权利,当不应被任何公正的政府所拒绝,也不应是基于推断而存在。”

杰斐逊的论点赢得支持,最终形成一个折衷方案:将在根据新宪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立法会议上通过确保个人自由的修正案,以此为前提,各州议会同意批准宪法草案。后来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到1791年,这十条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被立为合众国的最高法律。

美国民主历程最初阶段出现的这种争议,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美国政治和宪法法律此后的发展,即双方强烈的观点通过一种复杂但极其务实的折衷方式得到调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点是,杰斐逊认识到明确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事实上,《权利法案》可被视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精髓的最明确表述:个人先于并高于政府。

正如书名《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所示,这本书致力于解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本观念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发展演变至今的历程。

本书面向各界读者,显然也可以用在中学和大学课堂。

外国读者可能会问:”可是所有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国家有不同的司法传统,我们没有权利法案。”

确实,美国《权利法案》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历史产物。它源于当年美洲殖民地实行的历史悠久的英国司法体制所确立的权利。有些人会说,它带有对美国具体环境的特殊适用性。

但是,其他很多人认为,美国《权利法案》已超越了它发源的历史范畴。个人权利概念可以被视为是建设任何公民社会的一块基石。在很多时代、很多地方,《权利法案》成为给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民指引方向的灯塔。

以1989年后发生的导致结束东欧共产党统治的革命为例。波兰新闻记者和团结工会领导人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在回顾那些事件的时候曾这样问道: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和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哪一个对现代欧洲影响更大?他的回答非常明确:

“美国革命体现了一种不带乌托邦色彩的自由理念。它继承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民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天赋权利的基础上。它有意识地放弃了无冲突的理想国概念,主张建立一个以机会均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生死相许 骄纵的郝思嘉只怕是回不去了

 

  旅途上无意间看到久违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年少的日子首先读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密切尔原著的翻译小说《飘》,后来在不同年纪、各种情况下,看了好几遍费雯·丽(Vivien Leigh)主演的影片。

  都说《乱世佳人》是电影史上一个奇迹,它制作认真,场景豪华恢宏,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据说全世界看过此片的人超过好几亿 。但与其说它的无穷魅力来自华丽恢宏的场面,毋宁说许多人着迷于剧中男女主角郝思嘉和白瑞德之间,原本该是男欢女爱,却遗憾以终的爱情故事。

  费雯·丽饰演的庄园千金郝思嘉,美貌却骄纵,她顽固的爱上了另一位庄园园主的儿子卫希礼。但卫希礼最终选择了与她性格相反的韩媚兰。出于报复,郝思嘉抢先嫁给了韩美兰的弟弟查尔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查尔斯战死战场。成了寡妇的郝思嘉仍迷恋着卫希礼。风度翩翩的商人白瑞德对郝思嘉一见钟情,但未得她青睐,直到郝思嘉两度成为寡妇,白瑞德终于娶了郝思嘉。然而,白瑞德发现郝思嘉婚后始终放不下卫希礼,失望之余决定黯然离去;遗憾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郝思嘉终于发现自己心灵深处,真正爱恋的是白瑞德……

  爱情常是小说和电影中恒久不变的主题,几年前开始风靡一时的韩剧,有许多是建立在精心包装的爱情神话上,一对对穿戴光鮮的现代金童玉女,在气氛优雅的咖啡馆上演着一波三折却又唯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故事。拉拉扯扯,哭哭啼啼间始终搔不到人生的幽微处。再养眼的场景,再俊美的男女主角,日久之后终究叫人厌烦。

  其实,在我所知道的韩剧中,真正动人的要数那一部令李英爱声名大噪的《火花》。几年前无意间在收费电视上看了这部剧集,让我对韩剧刮目相看。这部已经为多数观众淡忘的剧集,说了个属于现代人的爱情故事。李英爱演绎了一个崇尚心灵自由,善良却倔强的女子,情路上她徘徊在激情与道德责任上的两难。电视剧虽然安排了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但其中细腻的人性与人情刻划,情人间离离合合的甜酸苦辣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张爱玲的《半生缘》也说了一个萦牵梦绕、情系半生的爱情故事。相爱的男女主角沈世钧、顾曼桢被出于私心的曼帧姐姐活活拆散了。此后两人一别多年,再度相逢的时候,曼帧那一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却叫许多读者为之黯然神伤。小说由许鞍华搬上银幕时,总觉得吴倩莲与黎明在演绎那恍若隔世的半世情缘时,欠缺了那么一点点无以言喻的味道,倒真的令人微微失落了。

  走笔至此,想起了另一部教人低回的好莱坞影片“The Way We Were”。这部由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影片,拍得真有味道。它开始自一对在大学校园相知相爱的男女,但两人最后却因生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分歧而不断吵吵闹闹,决定分道扬镳后,深情的女子还为情人生下女儿。事隔多年,我还记得男女主角在街头重逢,淡淡哀愁中,史翠珊缓缓为往日情人理了理额前的头发,那无声胜有声的一刻,影片背景轻轻响起了后来打动了几代人的同名主题曲“The Way We Were”: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

  什么叫荡气回肠?莫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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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的费雯·丽

 

  费雯·丽(Vivien Leigh)的父亲欧尼斯哈利是在印度经商的美国人,母亲葛储耶克以则是法国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她的父母于1911年结婚,两年后便在印度的大吉岭生下美丽的费雯·丽哈利。

  费雯·丽才满七岁时便被送回英国的圣心修女院就读。她在那个时候已决定长大后要做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因而对修女院的音乐和戏剧训练都特别认真。

  1938年,费雯·丽去美国看望她的丈夫劳伦斯奥立弗。在那里,费雯·丽幸运地遇见了塞尔玆尼克兄弟,兄弟俩正好在为影片《飘》(港译乱世佳人)布置焚毁的亚特兰大市的拍摄现场。而片中郝思嘉的角色还没有确定演员,费雯·丽被邀请去试镜。当时有好几位大牌演员都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像诺玛西拉、嘉芙莲协宾和鲍莱特乔达德,而且事实上舆论都认为乔达德夫人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尽管如此,四天后费雯·丽被通知她获得了自己梦想的角色。影片《飘》后来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费雯·丽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1940年费雯·丽又拍了一部美国影片《魂断蓝桥》。费雯·丽本人十分喜爱片中的插曲,曾希望在她的葬礼上弹奏这支曲子。

  1951年费雯·丽主演了她第二部获奥斯卡奖的影片《欲望号街车》。在电影中,费雯·丽为了真实,有意使自己显得衰老些。她使用浓妆、假发和强烈的灯光来掩盖她仍然美丽的容貌。结果这部影片造成轰动,使她再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片中的女主人公最后精神崩溃了。也许入戏太深,加上紧张的工作,和她脆弱的神经,不久费雯·丽染上同样的病症,被送入了精神病院治疗。劳伦斯无法忍受自己歇斯底里的妻子,于1960年正式离婚。

  费雯·丽最后一部有名的电影是与华伦比提主演的《斯通夫人的罗马之春》。而她最后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影片《愚人船》,不过她在片中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小角色。1967年7月8日费雯·丽因突发肺结核去世,享年53岁。

胡适与金钱 早年收人颇丰晚年经济拮据

 

  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算是富贵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人颇丰。晚年经济拮据,但也远非“绳床瓦灶,举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特别对教育事业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

 

一生的经济概况

 

  胡适五岁丧父,母亲作为后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适回忆道:“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侯诸兄归令检阅之。”可见胡适幼年生活是清苦的。

 

  胡适于1910年7月由别人资助盘缠,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同年赴美。那时庚款留学生除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那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可见,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260银元,第二个月加至280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四十元。27岁的胡适刚踏上社会参加工作,就拿到约合今一万人民币的薪水,可谓是春风得意。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

  1931年胡适从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他著述更多,版税、稿酬更加丰厚。据估算每月收人1500银元(三十年代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三十至三十五元),相当于今人民币4.5万元,年收人达五十余万元。抗战爆发以后,胡适的经济生活结束了辉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月薪是540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他刚到美国大病了一场,花费了将近四千美元,几乎全部靠借债。这给他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捎带,以节约邮资。

  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1947年10月21日在考试院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一次请前来拜访的学生吃便饭,“圆桌上一小砂锅汤菜,一小碗白饭,二个馒头”而已。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人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连押金都付不起。进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医药费也告急,总是坚持提前出院。晚年他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深切悲凉的内容啊!

 

资助学子,“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

 

  传播人类的精神财富,促进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这是胡适一生的最高律令,是永远能使他激情澎湃的热火。

  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国后官费没有按时汇去,林语堂陷入困境,打电报至国内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其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北京后,林语堂向北大校长蒋梦麟面谢汇款之事,不料蒋竟莫名其妙。原来汇钱去的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这笔钱少算也合今人民币十六万,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经济已相当拮据,但资助学子,资助教育,仍一往情深,乐此不疲。1952年回台湾讲学,他将父亲著作的稿酬又加上2200百元捐作台东籍大专学生的奖学金。学者何炳棣想用华侨的捐款购置胡适家藏的原本《清实录》。他回忆说: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这套书共1220卷,分装120盒,是伪满政府所印,价值应当不菲。

  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的小贩成为朋友,当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时,便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还专门备有一笔款子,贷给赴美留学生作为保证金,使许多学子圆了留学梦。

 

洁身自好,谤亦随之

 

  胡适在经济富裕的年代,生活并不奢华。饮食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装,平时穿的是长衫。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没有什么珍贵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阔气。北京钟鼓寺十四号,共十七间房间。以后搬至米粮库四号,是座大洋楼,有庭院、花圃、广场、土丘,家中雇佣六人。这是他作为文化名人的派头,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胡适一生廉洁奉公,洁身自好。

  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他风尘仆仆,到处奔走,据自己统计,作了四百次讲演。他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以领,站着讲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胡适风云际会,名满天下,树大招风,误会、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杭州开会,胡适因故辞去董事的职务。会议结束后,有人给他寄来一本杂志,内有《胡适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收回庚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晴)天霹历(雳),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归。今后胡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写了一封信,说明基金会“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等等。

我的情人杜拉斯:我怕,我不想独自留下

 

老杜拉斯穿了左三层右三层的毛衣,系着条纹丝巾靠在她的情人深色西服的肩膀上,他们的面前是油漆斑驳的木栅栏,身后不远处是石头的房舍和耸立着十字架的墓地,墓地上隐约有些许鲜花。老杜拉斯的神情古怪:咪缝着眼,依赖地靠着雅恩,很满足,也很有一种经历过世事后孤独地彻悟。雅恩回过头,注视着那些墓地和鲜花。

这是海天出版社的《我,杜拉斯的情人》一书中的一幅插图,图片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我怕 ,我不想独自留下。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这个情人就是雅恩。安德烈亚,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命最后十年惟一的陪伴者和爱人。雅恩。安德烈亚在沉默了16年后,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我,杜拉斯的情人》。

雅恩。安德烈亚是在1980年夏天认识杜拉斯的。当时他27岁,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同学那里读到了杜拉斯的小说,从此被迷住了,杜拉斯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举行电影《印度之歌》的首映式,随后举行了座谈。分手前,雅恩大着胆子走上前,问能不能给她写信。杜拉斯只随口说了句“可以。你寄到我巴黎的家里来吧!”一年后,杜拉斯给他回信了。雅恩还不知足,迫不及待地问:“我能去你家吗?”

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雅恩提着一个小包,来到杜拉斯的住所。

他是一张白纸。从此,杜拉斯将在这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写上最动人的篇章。他成了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助手、读者、司机、护士,成了她的奴隶、佣人、出气筒。他整天替杜拉斯整理稿子、打字、购物、搞卫生、干杂事,还要开车陪杜拉斯兜风,替杜拉斯洗澡擦背,听杜拉斯说话,受她的气,挨她骂,让她罚,被她训,谁能受得了这分折磨?雅恩也是血气方刚的七尺男儿啊!他出逃了,有时彻夜不归,在车站或酒吧里过夜。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乖乖地回来了。

他已经不能没有杜拉斯,杜拉斯欢迎他回来,就像欢迎迷途知返的孩子,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1989年,杜拉斯因酗酒而昏迷,被送进医院。在杜拉斯住院的几个月里,雅恩表现出一个情人的忠诚。他提起了笔,完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书《我的情人杜拉斯》(又译《玛格丽特。杜拉斯》)。杜拉斯也在这期间完成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说《雅恩。安德烈亚》。

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完全适应了杜拉斯,成了她满意的一件作品。他们俩似乎谁也不能离开谁了。1996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杜拉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推醒雅恩,对他说:“杜拉斯,完了。”

3月3日,星期天,上午8点,杜拉斯离开了人间,离开她的情人。

由于雅恩的加入,杜拉斯丰富的一生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完整:爱情与写作。

在这本书里浪漫的情爱欲望之外,似乎还有其它什么更接近人性的东西。也许是两个孤寂到极点的灵魂的相依为命,也许更多。生命如歌,杜拉斯的一生中反复咏叹的便是爱情和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四岁丧父,为了养活她和她的两个兄弟,母亲玛丽于1924年用二十年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结果上了土地部门的当,因为这块地每年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玛丽虽然顽强奋斗,但终告破产,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杜拉斯十八岁时来到巴黎求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移民部担任秘书,并与当时“殖民地情报资料处”的管理员罗贝尔·安泰尔姆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