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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于2月20日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领了两个人权奖，并参加国会图书馆会同国家民主基金会所举办的题为“异议分子与自由”的演讲会。不仅主办这次盛会的图书馆长毕灵根先生和基金会的格旭曼先生对哈维尔推崇备至，八位与会的来自七个国家的异议人士莫不把哈维尔尊为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强调他对那些尚在专制深渊中挣扎的人们，所发挥的鼓舞和指引作用。

历经人世沧桑，从阶下囚变成了一国总统的哈维尔，三年前从担任了十三年的元首位置上退了下来，常年的政治家生涯并没有改变他含蓄内敛的性格。笔者是第一次聆听这位外表腼腆的总统演说，身材矮小的他，开口说话时，态度平和，既不像英雄、先知或智者那样有魅力，连传教士或大学教授的口才也赶不上。若把他跟中国那些口沫横飞、滔滔不绝的“民运精英”相比，他倒更像个街坊邻里来说事儿的长者。他先感谢大家有耐心听他蹩脚的英文，接着就直接说自己对“异议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个词不大喜欢，因为这听上去好像是个职业的称谓似的。其实这个词远远不能概括自身丰富的内涵，它是一个西方媒体所创造出来的词。正如他在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见”的“无权者”，是一群在黑暗的时刻里抱着希望和期待的人——

“他们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只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 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

这些人都有自己本行的职业，他们拒绝听假话、套话，更不愿重复这种虚伪的游戏。哈维尔虽没有说出口，但我相信他更愿意被称为剧作家，而不是一名定义模糊的持不同政见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十年之后，整个捷克社会沉沦到一种消极悲观、道德沦丧的氛围之中，人们得过且过，放弃了精神的价值，只一味追求表面的物欲。哈维尔当时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极有远见地提出“后极权社会”的概念，并且一针见血地将这种社会的特征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一样是颗螺丝钉，可以被他人取代。若是有个性的人突然冒了尖，不用政府费心，不必劳驾警察劳力，普通人就会冲着他去了：

“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 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这种情况，对于在中国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人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可怕的是，五六十年代，甚至直到毛泽东去世的七十年代，中国还未达到“后极权社会”的高度，还停留在“原始极权社会”的阶段，那时候的人们沉迷在造神运动的狂热中，所以上面一声令下，一个最高指示，就能有千万个揣摩朕意的喽罗们冲锋陷阵，死而后已。那时候的打人、杀人、吃人全是没有自己个性、没有自己意志的盲目螺丝钉们，对付那些“背叛”了主席和党的叛徒们的惩罚。

如果将哈维尔的这个“后极权”模式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来看，也可以说许多人都是当前那个腐败、畸形、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这对怪胎体制的制造者、受益者和拥护者。专制体制因而能够延续，甚至被打上“和谐社会”的标签，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进行“意淫”式的自我陶醉。

哈维尔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两个警告，要人们注意异议分子头上的光环并非都是真实的。他指出，异议分子背景复杂，这些人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中间有时混杂着间谍和疯子，跟他们打交道时，应当识辨清楚。另外，很多异议分子和民主力量的挣扎和努力并不见得会成功。我们的世界喜欢快乐的结局（happy end ），像捷克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世事并非总是这样。哈维尔说得很对，西方的社会和媒体那种并非发自“居安思危”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加上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往往很单纯地推崇所谓的烈士和英雄，对于专制国家的异议分子， 特别是那些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的人，非常信任和支持，结果一旦识得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这些人身上带有许多比常人更多的缺点，不免感到失望。

且不说东欧、前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海外异议分子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中，有道德操守，又有能力、并且继续保持纯洁理念的人，简直屈指可数。这一点也不奇怪，很多自封的“精英”，不过是风起云涌的时势所造就的昙花一现的短命“英雄”，浪潮一退，他们平庸的资质和未经陶冶教育过的人品就暴露无遗。在异常并且移位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较强的自我把持力，那么性格中所有的缺点甚至污点都无情地暴露在公众界了。这本来值得原谅和同情，可惜有些人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在观众已经散尽的戏台上流连盘桓，这就十分难堪了。有少数的人还豁出去作孤注一掷的拼搏，所谓的回国闯关者是也。既然他们求仁得仁，“成功地”成为真正的异议分子，在监狱中度上一段时光，增加了自己光环的亮度，也算是公平的交易了。

然而有很大一部分的异议分子，他们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之中的，这些人在进行为自由民主的争抗时，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在车臣、白俄罗斯、在伊朗、土耳其，在新疆、西藏以及中国内地，许多人为了拒绝谎言，寻求真相，保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良知，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哈维尔所说的那些间谍、疯子和机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他们。自由世界应当关注支持这些真正的勇士和斗士。

从孩提时代，人们听惯了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故事里的好人总要遭遇到巫师的魔法或坏人的陷害，而结局多半是好的，坏人完蛋，灾难过去，“如果他们还没死的活，一直还快活地活到今天”，这样的快乐结局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刚好相反，但是一有机会，人们还要做梦，媒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愿干这碎梦的煞风景差事的。虽然人的偷窥癖使读者观众也有嗜血的一面，但是温馨的场景，高贵的人物，勇敢的斗士，惊险的历程、圆满的结局是大多数人所爱好的。除了局部的巴尔干半岛上的杀戮，欧洲半世纪以来虽有民主共产阵营的对峙，却没有经历战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本营1989年开始的解体，也是未动干戈的和平群众运动。连后来各国新政府对前共产政权的清洗、纠错和反思运动都是和平理性，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人们应当记忆犹新，当初俄国革命成功是如何屠杀旧俄的贵族、军官甚至沙皇家族的。二战后，残暴的斯大林主义又横行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受迫害、被杀害、监禁的人有
千千万万。两相对照，就显出民主和极权制度的根本区别。

在这方面，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总统，采取了宽容敌人、赦免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前共产政权官员的柔性政策，对邻国发挥了良性的影响。哈维尔的这种做法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怀柔，在他内心深处， 他是一个仁者和智者。他的做法受到过受害人的指责，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宽容策略加速了社会伤口的愈合，积极地制造了相互理解的祥和之气。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地分家，未动兵戎，连口水战都没有，真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么潇洒地成为两个国家了。它们之间现在是很友好亲密的邻居。

哈维尔在国会图书馆演讲完了，有听众问他，在我们这个乱糟糟充满暴力的世界，捷克怎么能够有天鹅绒革命，又能和平地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哈维尔只轻声地吐出几个字：“我们的人不好斗”。一时间内，听众没反应过来，接着才有稀落的掌声。我也愣住了，接着感到眼眶有些湿润。试想，伊拉克的逊尼族和什叶族也能够和平地分成两个兄弟国家，永远不再有人肉炸弹，人民安居乐业，互通有无。试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临界的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分享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圣地。试想，北韩不去造什么核武器，而把他们的小孩子们养得个个有红红的脸蛋儿。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阔别48年的拉萨故乡，藏民将沿途跪拜迎接他们的神明。如果，台湾人不必担心被武力解放，阿扁也不致狗急跳墙。如果，中国人能自由选举，农民们会兴高采烈地在选票上盖指印画圈圈，这个世界将多么美丽…..

*本文的引言出自哈维尔著《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h/haweier/000/007.htm

──《观察》首发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连锁公司近日宣布，已在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份以来，沃尔玛先后在中国建立了五个类似的党组织。

在此之前，沃尔玛已经顺应中共的要求，建立了工会。在西方市场上，沃尔玛一向我行我素，拒不建立工会，拒不接受美国劳联产联的批评。但在中国，它却不敢违背中共当局的命令，乖乖地建立了工会。

中共以工农运动起家，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里，却将工农运动视为仇寇。八九民运中，判刑最重的往往都是那些工运积极分子，而非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近年来的农民维权活动中，当局甚至悍然命令军警向群起抗议的农民开枪。这说明中共最害怕的还是蕴藏在工农之中的力量。那么，中共为什么对在沃尔玛建立工会如此积极呢？因为在沃尔玛所建立的工会，是在“全国总工会”牢牢控制之下的“黄色工会”，它与雇员的权利无关，仅仅是中共延伸其权力的御用组织。

沃尔玛以为作出此让步便可万事大吉。然而，邪恶势力往往得寸进尺，其野心永远也没有满足的那一天。紧接着，中共当局又下令在沃尔玛中国公司中建立党组织。

沃尔玛再次顺应中共的要求，不战而降。此举颇有象征意义。按照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基本原则，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成立党支部。此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可以例外，但这次沃尔玛的屈服，中共势力再度扩张。表面上党支部不会插手公司的管理，但它会积极活动，搜集各种情报和信息，甚至帮助资方控制雇员的言行和思想动态，将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移植到外资企业之中。对于资方来说，当然乐见其成。因此，沃尔玛此举会引领更多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

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冠冕堂皇的“共产党”会自告奋勇地为资本家“保驾护航”。中共已经完全背离了其建党宗旨和指导思想，完全沦为一个惟权是用、惟利是图的权力和利益共同体。

沃尔玛对中共的要求照单全收，卑微地接受中共“党天下”的事实，固然说明“商人没有祖国”的老道理，这种做法却伤害了西方世界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沃尔玛单向度地强调“入乡随俗”，遵从中共的独裁体制，为什么不要求中共也遵循一些普世价值呢？比如，沃尔玛应当提出，在雇员的生活区内设立教堂，方便那些有宗教信仰的西方雇员和中国雇员实施敬拜活动，这样做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沃尔玛以及其他在华的外企为何不做这样的努力呢？

从帮助中共实施信息控制、迫害网络作家的雅虎到建立黄色工会和中共党组织的沃尔玛，若干跨国公司惟利是图，已经沦为黑暗势力的帮凶与帮忙。让这些幕后的交易暴露到阳光之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观察》首发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跷着二郎腿拜会高老太太，无礼无知无德无耻

八十岁的高耀洁老太太，原定二月四日到北京美国驻华使馆办理赴美的签证，准备三月份往美国领取美国联邦参议员、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颁发的一个人权奖。然而，老太太却被河南当局拦劫了。早在二OO一至二OO三年，河南政府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限制老人家出国访问、领奖。

据胡佳先生获悉，高耀洁医生早在二月一日就被河南政府派人非法拘禁在家中。河南省妇联官员和一位副省长曾经到高耀洁家中，劝阻老太太不要赴美，但被老太太严词拒绝。於是，老太太家门外、楼道和楼下便出现大量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凡前往高耀洁家中探望的朋友和志愿者，均被警方扣留、调查。甚至发现有北京的警察在其中，老太太的子女也受株连、受到跟踪监视。

胡佳指出：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对民间防艾人士人权侵害令人发指，尤其是对一位从事民间防艾工作达十一年的老人家。河南的徐光春之流既无人道，亦无廉耻。中国在即将举办奥运会之际，发生这类恶劣事件，联系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对《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的无理指责，让人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保証都是天方夜谭。

结果，搞到天怒人怨、万众声讨，要劳驾希拉里??克林顿亲自写信给胡锦涛和吴仪，才迫使中国当局解除对老太太的非法软禁。看到“崛起”的胡锦涛们在一个洋婆子面前的胆怯心虚，可知不可救药的可哀中国也还没有走出一百多年来“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怪圈。

老太太终於在二十二日到了北京，到北京机场接老人家的只有胡佳、曾金燕夫妇。据说“在机场还稍有曲折”，难道又有人想劫持她？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不幸的是，颟顸、虚伪又无赖的中国高官还要继续不要脸一番。二十二日下午八点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还要厚颜无耻地代表什么吴仪到酒店房间“拜会了高耀洁教授，并与她会谈了九十分钟”。

看那王陇德们在父母辈的高老太太面前架着二郎腿、皮笑肉不笑的嚣张又得意的丑态，他们可有一点“拜会”的诚意么？王陇德们连做人的一点基本礼貌、起码礼节也不懂，居然还高踞庙堂、靦覥为官。至於王陇德“希望能多从高教授那里获得基层真实的情况”，更是不要脸的屁话。

我真不知中国官员的心为什么这样黑！请问吴仪、王陇德们：年轻力壮、靠吃中国人民的肉喝中国人民的血养得又肥又白的你们，难道除了作威作福之外，便只能永远赖在北京城里吗？“基层真实的情况”还要靠一个八十岁的老妪帮你们去“获得”！真是的，你们给了八十岁的老太太多少劳务费？

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要脸的政府，还有这样不要脸的官员么？！

 

现代市场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交流沟通的需要大大加强，但另一方面，交流沟通的对象、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人们一年里见过的人物事件可能比传统社会一生的总和还多，为了一点信息的传播，人们不得不支付时间、精神、心理以及交通、招待等物质费用方面的高昂成本。尽管有现代技术的介入，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反而更困难了。一个人跟所谓的朋友能在很多场合遇到，他们都会称对方为朋友，但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对方，这种点头之交，白首如新，每个人之于对方仍是孤独的个体。哲学家们因此思考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人人都是主体，但主体间性却非常可疑。

在这些主体间性中，最可疑的不是技术平台，不是人生经验，甚至不再是单位身份，而是体制化带来的名声。它跟名誉不同，名誉带有德性意义，名声只具有市场标识。名誉需要共同体的某种“承认”，名声则只是人们的广告、人们存在的被感知、被宣示。二者虽然可以转化，但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发展，名声本身即为目的。我们今天的交往最习惯接受的就是名声，我们把一个人的名声当作交往的前提，在介绍一个人时也不吝惜地为其名声添油加醋。“这是大记者、大作家、名律师”，“他就是网上追捧如日中天的学者”，“这是教授”，“这是官员”，“这是某某方面的权威”，“这是网络高手”，“这是影视新秀”，等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被介绍者在名声的面具下朗笑着、受用着、虚荣着。一个转型社会最经常的交往就是借助于这种名声实现的。

名声当然是当时人们交往成本较低的切入方式，它使我们很快进入了交谈、合作、做局的圈中。据说古人看人，得跟人交流三天三夜，如此沟通方能确定对方是否名实相副。现代人走马观花，只能假借名声来沟通。名声是一种方便，不幸它成为人人觊觎的“神器”。它带来的问题也是多而严重的。一句话，转型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泛滥，就是因为人们沟通的主体间性建立在名声之上。

转型社会的许多关键词语都跟名声相关，注意力经济、点击率、眼球吸引力、做秀、炒作、签名、声明、圈子、标签、流派、触电、混个脸熟等等。传统的名誉观念，像爱护眼球一样爱护自己的名声荣誉，已经完全颠倒了。既然眼球生病了，可以戴上眼镜，那么名声也就无所谓好坏，无所谓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也无所谓道德高标或声名狼藉。成就名声也就不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而是比赛着走捷径。既然人们的生活可以预支未来，可以按揭、买楼花，那么人们也可以预支自己的名声。于是，人们跟其朋友、圈子一道，互相吹捧，共同提高：这是有良知的社会企业家，这是大师，这是仁人志士，这是英雄圣贤，等等。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名声。人人可以是三分钟的明星名人，尽管只有三分钟，有名就可以了。

“成名要趁早啊”。只要有名，就有一切，就可以跟权、利交换；只要有名，名者，命也，就有无数的附加值，有无数的机会，无限的好命运。在年轻人中，比芙蓉姐姐更聪明、优秀、智慧的女孩子多得多，但芙蓉撞了好运，她自己赚到了名声，也就有了到全国各地抛头露面的机会，以至于她到市场买一猪蹄都会被人写进博客，成为新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易中天、于丹上电视一周，他们的利益获取就比同行轻易得多。古代的成名不出熟人圈子、口耳相传也受道义德性的监督制约，今天的名声比脱缰野马跑得还快，一举成名天下知、横空出世者大有人在，他们在网络上、影视里以光电速度传播，没有缰绳可以制约。

何况人活图名，所以尽管利心易去，名心却难除。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种名声给予当代人的人生或生命存在感，远远重于利，更重于道德，重于群己权界之分。重利是商人之职，是土财主的活法。重道重德是家族观念、血缘同胞感觉，是人格意识。名声完全是个人的、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国人急于预支名声的原因。

在这个时代，名声就像房子一样，可以一下子贷到。传统的做法，或说名誉却需要一点一滴地努力，需要持久地付出，才能获得。当代的名声却让不少人提前享用了。名利我自征享，笑骂由人笑骂，不管死后短长。这就是转型社会官腐民败的秘密之一。人心的浮躁、贪婪、无耻无以复加，官吏和国民在名声的后面无视任何现世的制约，父母妻子亲友都不足以制约他言行的张扬无道，他的处世之道是进攻的、掠夺的，家庭社区都不足以让他展现温暖的笑容，他的笑容是自恋的、得意的。这就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呼转型社会“原子个人化”的秘密之一。那些成功名者，那些作威福作享用者，大多只是孤独的、不可沟通的孤家寡人。我国国民中的一些成功名者以为自己希圣成贤，是个历史中的英雄，其实多无足道于公民本份，更无足道于独立的、与众人沟通的人格。

 穆旦有诗：

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
他选择了这种语言，这种宗教
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
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
他开始和事物做着感情的交易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在征途上他偶尔碰见一个偶像
于是变成它的膜拜者的模样
把这些称为友，把那些称为敌
喜怒哀乐都摆到了应摆的地方
他的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
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
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
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
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
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
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孤家寡人，这就是当代大部分成功名者的归宿之一。因为既然预支了名声，就得为其付出代价；如果不能付出实在的代价，那么报应迅速到来，生命被宣告破产，生命的泡沫在瞬间破灭。务虚名而处实祸。那些大红大紫的人转眼就锒铛入狱，今天还在台上做报告，明天就家破人亡。那些人五人六的人转眼就被公众吐了口水，那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很快被民众抛弃。其原因就是如此。转型社会的规模、进程使得这些实祸偶然性地只是以孤家寡人的形式出现，牢狱之灾、性命之失等情形像赌徒的轮盘一样，不一定必然发生，但这一孤家寡人却足以成为文明的最终判决，烙印其人生后期的身心。报人成舍我曾回忆，大军阀张宗昌作恶多端，晚年回归个人了，但他常闷坐在中山公园里，想找人谈话，搔首无聊，总是讪讪而笑，无人答理。东欧革命后，无数作威作福的社会成功人士想求做看门人而不得。是的，他们都回归“真正的个人”了，他们的人心多少有所复苏了，但他们得承受报应，承受当年张狂的代价。

有人会问，如果我们被人推举成名，我们被当作电影界的旗帜、思想界的光荣、企业家的领头人，我们不曾预支名声，但我们被人抵押给了名声，怎么办？这很简单，我们不能拿名声抵押权力、兑换利益。如果我们心向往之，那么我们得准备以一生的时间去还贷。如果我们德才不济，最好还是回到我们应有的位置上来，平实地生活，让自己、亲友和周围感觉到温暖，可以交流沟通，可以分享人生。否则，名声就像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会反噬人：吃了我的你得吐出来，拿了我的你得还回来。

－－权衡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刊出的《马克思与“秦家店”》一文，把秦始皇的“郡县制”、“秦家店”与波拿巴主义联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一篇颇耐咀嚼引人入胜的好文章。

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肯定“百代多行秦政制”。并说：“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公社，基本还是郡县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喉舌当然亦步亦趋，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大谈郡县制：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

“维护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更是直接把“郡县制”这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挂钩等同了，而且“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马克思之灵倘在天有知，会同意如此“套瓷”吗？

众所周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不但《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誉之为马克思“少数历史著作皇冠上最为璀灿的明珠”，恩格斯对这部作品也是极为推崇，说马克思对那段历史的描述“以致后来所有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但毛泽东不以为然，1970年8月31日，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甚至断言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却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不顾事实妄下断论，令人惊讶。爱起来恨不得插上翅膀，恨起来恨不得生个疔疮。马克思这部“少数历史著作皇冠上最为璀灿的明珠”哪些地方不合毛泽东的意，竟遭如此冷遇呢？

读了《马克思与“秦家店”》，我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遭忌的最大一个原因，在于马克思鄙视波拿巴主义，亦即鄙视与“秦家店”相类似的法式“郡县制”。

关于法式“郡县制”的实质，《马克思与“秦家店”》引用恩格斯的话说：

“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直到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以地方长官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

“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而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中国层出不穷的“破家县令”、“夺命书记”，更是在不断地验证着恩格斯的这个结论。假如恩格斯知道中国“郡县制”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用“郡县制”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这个词儿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巴黎公社为“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向政敌全面夺权。更说明“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是中国“郡县制”的天敌。

广义的郡县制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这种体制固有其行政效率高的一面，但它从一开始也是中国人祸的源头。“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是帝王可以为所欲为得心应手的工具。简言之，郡县制以帝王之心为“心”，与现代法治现代民主制度毫无相通之处。“我们要团结在以XXX为核心的XXX周围”，这等不知宪法为何物，为了政治表态便奋不顾身的违宪话语不时出之于高层官员之口，令人作呕。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自属理所当然。舍此之外，还有无更令毛泽东厌恶忌恨的呢？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拿破仑第三恢复帝制的历史，剖析了波拿巴主义的十大特征，相隔155年，今日读来却犹如新闻。随手从尹文中摘录些许略加评点：

1、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很难说它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的专政，并且官吏、军队、警察是一个阶级的活，那它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正确地说，它是依靠官吏、军队、警察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中陵]腰缠万贯，却以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居，三个代表与三大杠杆堪有一比。

2、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实行专制，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中陵]囚禁自己的领袖，以家法代替国法。台前拥抱，幕后动刀，无所不用其极。难怪有人呼吁先在党内实行民主，称陈良宇为“同志”，党内民主之“良”好开端乎？

3、它也依靠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但却不是那么固定。“时而拉扰这个阶级，时而侮辱另一个阶级”。……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结果发现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从君主专制制度那里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中陵]翻云覆雨，引蛇出洞，借刀杀人。昨天拉拢无产阶级，今天带头先腐起来。

4、国家又回到了古老的状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革命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议会不要妄想有什么立法权、监督行政权、……议会仅有的权力是奉命表决，奉命执行。

[中陵]毛泽东在延安发誓要消灭一党专政，到头来却食言自肥。其继承人更以种种理由拒绝政治改革。

5、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中陵]人身依附，汲引同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窝案层出不穷。这个帮、那个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党的每一“大”，其唯一目的只是为后一“大”设置麻烦。换言之，党的每一“大”，先为前一任动刀，再为后一届埋雷。

6、作为“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的地方的省区自治，波拿巴主义登台后立即取消。

[中陵]痴迷于郡县制、秦政制的盲众代不乏人，舞文不触独裁，奋臂枉谈“统一”。

7、他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官吏、警察、宪兵、军队，他们的生存与荣辱，家业与希望，一切都仰赖于一个集中的机器、一个人。而小拿破仑则靠的是军队的贿买……

[中陵]擢拔将军，提高待遇，换取其保驾护航。然兵不厌“诈”，无底洞的支出终要摊薄到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8、军队、剌刀、马枪，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

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一气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中陵]温总理号召作家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岂料言犹在耳，新年伊始，新闻出版署就一口气封了八本书，起戈培尔于地下，亦当自愧弗如。

9、彻底消灭出版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的报刊。绝大部分报刊勒令停办，剩下的全部官办，或是在警察官吏的绝对控制之下。

[中陵]听不得一点点异样的声音，真真正正的纸老虎！如果“美帝”指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如此畏惧应予理解。

10、把讲坛上、报刊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身材、一律的穿着。

[中陵：所谓“主旋律”、同一首歌。]

如此生动鲜活呼之欲出的波拿巴主义，称之为毛泽东的“秦家店”有何不妥！

拿破仑在雾月政变成功后曾不无得意地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愿做的一切”。口含天宪，先使四院（参政、立法、元老、保民）成为花瓶，后来干脆连立法、元老、保民三院也不要了，取消所有民选官员，中央及各省高级官员统统由他任命。1802年，宣布自己是终身执政。1804年登上皇帝宝座，“自我”加冕。进而继续查封报刊、箝制舆论，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拿破仑如此得心应手，完全得力于法式“郡县制”。

道破波拿巴主义的十大特征，撕开并鄙视其法式“郡县制”实质。这恐怕才是令中国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不欣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主要原因吧。如果毛泽东面对的，是华盛顿开国时的新大陆13个州的自治，而非“秦政制”，他还能翻云覆雨登峰造极“史无前例”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由是观之，毛泽东的“秦政制”可以休矣。

欲建设和谐社会，不妨先从鄙视“秦家店”始。

－－民主论坛

 

就从军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决议案已正式提交美下院付诸表决。对此，日外相麻生太郎2月19日，在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说:“决议案完全没本着客观事实，也未参照日本政府的对应，甚为遗憾。”对于来自自民党议员的“能否认为像决议案中所写的那样，存在日本帝国的军队强迫年轻女性做性奴隶，杀害之或逼其自杀的事实”的问题，麻生强调说，“基本上并非完全承认那种事实的立场”，“作为日本政府，将继续为我们的立场获得理解而努力”。而当这名议员问及对“河野谈话”的认识时，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则说:“作为政府，是继承这个谈话精神的。”这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矛盾。

所谓“河野谈话”，系1993年时任宫泽(喜一)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就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谈话。其主要精神是承认旧日军的直接参与(“募集、移送、管理等”)和强制性(“通过哄骗、强压等总的来说违背本人意愿的手段实施”)，在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铭记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决不重犯同样的错误。此乃迄今为止，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最为“高调”的公式表态。去年10 月，刚刚上台的安倍首相，正是凭着在历史问题上的“两个继承”(即继承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谈话”和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的精神)的表态，打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门。

但是，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似乎又开始呈现某种程度的动摇。据日《每日新闻》报道，2月9日，自民党内名为“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议员会”的鹰派议员团体开会，一致通过对“河野谈话”的内容进行修正的动议，并于本月向安倍首相提出。该议员团体负责人、原文部科学相中山成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使有过慰安妇，从军慰安妇是无法想象的”，指出安倍内阁，到了打出取代“河野谈话”的“新见解”的时候了。

当然，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围绕历史问题，并非没有鸽派政治家及其政治组织，也向来不乏与鹰派对抗的政策主张，但少壮议员集中的中坚层大多成色保守，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其实，上述动议也未尝不是面向今年夏天的参院大选，从政治上提前“站队”的操练。而随着安倍政权支持率持续走低，无论鹰派、鸽派，都有面向“后安倍”，加速水面下“调整”的现实需要和可能。

与此同时，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也会对日本的政治地图发生微妙的影响。关于上述美国会决议案问题，日本从去年开始，就展开了旨在阻其出台的院外游说。新年伊始，安倍又相继派出若干名负有特殊使命的首相辅佐官赴华盛顿，为在历史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而奔走: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份，把握以此番国会决议案和从1月起在全美上映的、根据已故华人女作家张纯如著作改编的电影《南京》为代表的美“反日”舆论时态，为5月的首相初次访美铺路。虽说是“全球同盟”，但时过境迁，随着“史上最亲美政权”小泉的谢幕和美政权的行将易手，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在淡出，这不是安倍所能挽回得了的。何况，美国对安倍的历史观并不放心，其甫一上台，主流舆论的各种牵制、敲打一直不断。

笔者去年曾在他文中指出，日本政府历来有以外交、政治手段处理历史问题的积习。这也是历史问题总如影随形得不到彻底清算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说，谋求外交与政治的解决，离不开权宜的考量。任何权宜之计，纵然美得天衣无缝，也只能满足一时之需，当政治平衡被打破时，还需更大的权宜。而这更大的权宜，则是以颠覆前面的权宜之计为基础、前提的。这种权宜游戏玩多了，会给人以一种机会主义的“两面性”和“不义”的印象，会失信于国际社会，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莫大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包括从军慰安妇在内的历史问题表态上的后退，其实质，正是这样一种危险的机会主义。

首发南方都市报

 

尽管中共控制真正的新闻报道极严，扼杀言论自由也凶，但广州的报刊始终是冲在中国新闻禁忌的最前沿，为生活在窒息的铁屋里的中国人偶尔带来一点光亮和新鲜空气。以前的《南方周末》，现在的《南方都市报》均是理性平和、认真负责、勇敢大胆的媒体，后者更是以曾经报道“孙志刚案件”而永载中国新闻和法治的史载。去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彭水诗案”，为四九年后集权统治下因言论获罪的案件，开创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否定的历史。这虽然是一件小事，而且在我们这个视法律为玩具的所谓成文法国家，根本不可能作为后续相同案件之援例来引用，但有这种翻盘的小概率事件——尽管国家赔偿很少，而权力机关没有公开道歉，但有此一点点的认错，也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胜利——还是替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给予了一些鼓励。

彭水与我故乡接壤，民风淳朴骠悍，但四九年后的奴化和高压，已使那些地方的人民活得特别萎琐，再也无法见到他们身上朗然的生气。而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整人的气焰如此嚣张，敢置法律于不顾，敢视民如草芥，其实只不过是身后有一个庞大的集权统治集团作后盾而已。而他们便藉此狐假虎威，以渔肉百姓为能势，任何一点对他们的不满，都变成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所以才有彭水诗案、安徽五河教师案等因言获罪的案件，层出不穷地发生。当然这后面也是因为中央集权政府频繁地打压异议人士、剥夺言论自由，视法律为玩具、视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为无物的榜样力量在起作用。这种一边频繁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因言获罪，长期置持不同政见者于囹圄之中（政见不是拿来同的，凡是别人有别人的看法，都可以不必同。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而是拿来批评的，批评政府与颠覆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一边又假惺惺地倡导依治国，实足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是非常可耻的、大言欺世的愚民做法。而像彭水诗案的曝光，是极好的批评“小鬼”（县委县政府）玩弄法律、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为无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希望在逐步批评诸多“小鬼”的基础上，给打压言论自由的总后台阎王以理性务实的批评，以便社会在多灾多难中，获得一点前行的动力；以便真正的依法治国，能够名副其实。

昨天《南方都市报》为自己的报纸评出13个奖项53件作品获奖，颁给《彭水诗案》深度报道的获奖理由是：“公民被剥夺言论自由，官员滥用国家暴力。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报道引起公众震动，带来事件转折，是舆论监督彻底胜利的经典案例。再次成为引爆舆论的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正在延续自己的光荣。”感谢《南方都市报》，让中国大地上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假新闻、假传媒，有一种两相对照的羞耻感。以前《南方都市报》曾因有关“孙志刚案件”等将在中国新闻史上名垂青史的稿件，而使得该报相关领导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相应的整肃，这是集权者继续把自己推向民意对立面，走入死胡同的典型做法，想以此创建和谐社会，岂可得哉？我希望这次表扬“彭水诗案”之报道，倡导新闻关注因言获罪的案件，不会带来相关的副作用，而是成为倡导依此而行的榜样。

《南方都市报》不仅以新闻的猛锐理性著称，而且以文化的传承与建设而闻名。我所在的城市虽然看不到《南方都市报》，但拜网络之赐，能读到其电子版，真是令人快慰的事。但这次所评的十三个奖项五十三件作品里，居然没有李怀宇兄搞的一系列文化名人的系列采访，实在是件颇为遗憾的事。虽然这是他们报纸内部评奖，但他们的报纸是拿来读者看的，读者有权发表不同评论的权利。我认为李怀宇兄所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人如金耀基、许倬云、董桥、流沙河、赵俪生等人的采访，是文化传承的极好之事。而真正的文化传承和新闻的猛锐理性，是一车的两轮，缺一不可，任何的忽视，都有倾覆不前之感。所以，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将来《南方都市报》在关注新闻奖项的同时，特别关注到文化传承之持续采访与深度报道，以使更多更好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即将去世的真正文化人，得到应有的关注，以唤醒四九年后破坏文化的罪恶感，以便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得以真正的发扬光大。是所盼焉。

2007年2月12日9：00成都

 

旧文新贴按：人们常说“反腐要从源头抓起”，源头到底在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受挫的起始点在哪？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某种变相的世袭制、“太子党”现象和“权贵资本”？看看这篇六年前写的题为“探索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的文章，也许会对破解这些谜题、寻找其缘由有些助益。四天后撰写的《权力、市场和腐败》，是对上文长篇历史考察的逻辑概括和延伸，也一并发在这里。

要正视社会主义的挫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在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想重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各部门和各级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各部门职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赏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将领给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推翻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贪污腐败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囊；

※……

以权谋私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以权谋私，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提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以报道。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范围的资源，因而人们都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局面，或者利用专政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推翻。在打天下时，也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几点看法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权钱交易，贪污受贿。

第六，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心。

第九，因此，拯救社会主义有没有其它的途径，似乎应当予以考虑。（2000年7月17日）

 

中国已经可以说是西太平洋的地区性大国。世界也在关注着中国的崛起。保持什么样的国家心态，关系着中国大陆的前途和命运。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所过：“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要成就伟大的国家首先就必须有伟大的胸襟，即使小有成绩，也不应该自以为不得了啦，对自己吹嘘，对全世界吹嘘。对成功保持警惕，是推动和保持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国历史学家吉内在《法国历史哲学》里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在1921年12月1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

“……我们并非那种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装做着我们实际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让人们看到好象我们正在做着伟大而异想天开的事情，而实际却并未这样做，我们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全世界的仇视、怨恨和敌意。……与其追求那些我们并未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主张，从而增加了我们敌人的数目，增加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倒不如让我们回到我们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

其次是管好自己的家园，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修正并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在旧有的思想观念中，许多本来是体现大国责任的言行，在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了贬义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中国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影响地区甚至全球事务；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必要打无价值的口水仗，而且这样的口号本身还会给崛起的中国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的反霸本身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会给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疑虑。而且对霸权这个词也应该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种实力的客观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坦然地承认，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是霸权的中国。

当然，和平是中国的旗帜，即使是不得不付诸武力使也是为了捍卫和平。中国不扮演国际社会的大国另类。以大陆目前的情形，一些人过分鼓吹说“不”等对抗性思路，不但达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难获得主流国家的理解，对于改善和塑造国家爱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这算什么样的经济强国？难道要勒起裤带搞对抗？这种基础上的“强国”又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强”？

三是要摆脱历史的包袱。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化了崛起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我们的教育宣传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的美好形象。当然，中国是具有爱好和平的悠久传统，这是应该发扬的，但这只是传统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朝代，都有扩张、侵略的记录。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哪会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就提到中国在元朝和清朝跟缅甸打过两次仗的事。毛泽东对此还说：“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而且毛泽东又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中国要想顺利崛起就必须正视周边国家的感受。美化中国历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国民众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忧虑，难以理解，增加对抗情绪，认为那是杞人忧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小国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对自身的扩张传统缺乏足够反省的国家。此外，对自身和平传统的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忽视了中国需要战争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革命战争”影片也能够检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那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人道主义问题和对和平的理解上，已经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拢。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时，中国教育宣传里将184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几乎简化成了被欺负和凌辱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1840年情结。于是，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国需要崛起的理由。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教条般的语录背后暗含着，国际社会犹如险恶而残忍的丛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此，国家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最大能力竞逐富强。问题是，瑞士、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算是先进还是落后呢？！这样的历史观很容易让外界认为，和平崛起实际上是在韬光养晦中，不动声色地掩藏着有朝一日总会爆发的仇恨。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口号和教条，以大国应有的胸襟务实、理性地向前看。

其实，我们的“近代史”完全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为中国政府举措失当，酿起事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就说：“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不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如八国联军强行向中国索取大量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时出现排外暴乱的惩罚，举国上下对满清政府怨声载道。”只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和在德国只讲盟军轰炸柏林一样，起的是强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检讨和反思的精神，无助于减轻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或者敌对情绪，增强对中国的善意与友好。况且中国不能发展起来，也不全是罪在列强，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为强权国家呢？鸦片战争过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鲁迅还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当然，这不能说都是列强的错。中国的未来不能让历史包袱和仇恨压断了脊梁。当然，这不是说要回避历史耻辱，而只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历史变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包袱。国家的发展不能靠仇恨来激励，否则崛起的诱惑和历史的记忆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复仇和排外心态。正如一位民国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觉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准确信息的群众，对成千上万人包括对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与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百年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是对汉唐气象的记忆和渲染。也正是这样，中国产生面子民族主义的情绪，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强国，可是情绪上依然停留在汉唐雄风的依恋中，容易拔高自己，难以直面中国的真实国际地位，并以平和、务实的心态看待国际事务，常常表达着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意愿，以至举措失当。也正因为有历史的依恋，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最典型，却最不妥当的提法了。因为，如果“中华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全体中国国民，那么直接提中国的复兴或者崛起就可以了，还能够免去种族主义之嫌；如果“中华民族”包含着“海外华侨”，那么复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所在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更不妥当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联想和误会，引起华侨比例相当大的国家不必要的疑惧。

四是摆脱在阴谋论与善意论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心态。无论是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还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强大的说法，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其实，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什么时候都可能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自处和应变的能力。邓小平90年代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简单地将中国的发展寄予运气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战略机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说，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贫乏而又处于恐怖主义、战火和敌意包围之中，和平从来就不是它那个地区的主题，可它却能够在中东犹如鹤立鸡群。同样地，所谓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更是危害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无缘无故地盼望另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强大无比。大概列宁上台的时候，没有哪个强国愿意俄国繁荣，新政权是在敌意和屈辱中成长起来的，甚至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可俄罗斯不也照样发展起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了。对于能否抓住和创造战略机遇，制度优势、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向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面对朝鲜战争，中国可以派出志愿军，陷入三年之久的战争漩涡，此后长期陷入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中国自然也就没有了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机遇了。而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且采取另外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坐山观虎斗，即使和日本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却适而可止。从地缘上看，日本占领东北也是将战火烧到了苏联的家门口，而且还有日俄战争失败之耻呢，但是斯大林没有让苏联红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黑龙江去保国卫家乡。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对苏联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只能从苏联角度出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才真正是大发战争财的国家。

五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仅靠艰苦奋斗也斗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中国无论是资源、人才、技术、市场等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依赖外国的，但是世界也需要中国，也就说是一种相互依赖。我们不能把依赖当成贬义词理解，这会导致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误解，似乎跟制度创新、开发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素质等跟相互依赖是矛盾的。中国需要世界。我们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否则，孤立地看问题，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才觉得安全。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保险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担半点风险就是最大风险。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实现粮食自给，难道新加坡不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追求粮食自给以保国家安全？没有自给的新加坡国家时时就不安全了？万事不求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应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张之洞讲“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的信息，不能以为说好话的就是国际友人，批评的就是仇敌或者是别有用心。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译刊印西方国家的时事，呈报总署和南北洋大臣，触犯时忌的要删除掉。内参成了妨碍清朝统治者准确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参考消息参考的价值不但不大，还会误导人们，使得统治者真以为清帝国国运通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衷心赞赏，清帝国的友人遍天下。

七是应该培育开放主义下的文化自信。如果一个国家新建起来后，能够从世界文明里博采众长，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吸取思想营养，从老子、孔子、孟子那里获得智慧和灵感，从《圣经》、《古兰经》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续继承的却是整个世界史，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悠久。在世界的眼里，中国不应是在现代先进技术拱卫下的一个行将逝去的旧文明的堡垒。任何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试图扮演这种角色都将是中国的悲剧。经济技术发展不应是保守落后的万里长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构。

这种文明重构不是谁提供某种文本或者教义灌输给国民就行了，而是文化开放主义战略下的融合、扬弃和创新。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中国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获取来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取代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维。任何先入为主的教条或者限制都是中国了解世界和发展自己的障碍。如果没有自由，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而加以发扬，诸如秦始皇加马克思就当属此类。

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果上升成了国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断和狭隘的。因为这意味着首先必须判断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过谁来判断，谁有资格判断，在分歧时谁是裁判，是听谁的父母的还是老师的，是听自己的还是长官的？作为研究层面，谁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写出一本书，然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谛所在，三百个教授可以有三百种传统。相互冲突的问题上，怎么办？这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是奉行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还是国家介入充当什么才是传统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义。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义才能做到。我们不能把“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等这些名词变成了紧箍咒。人生下来本不是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苏联就要坚持斯大林主义，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义。如果都坚持文化民族主义，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不妨说：三国在，必有我师焉。以美为师，以英为师，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献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难道就比穿西装爱国？非要认为中国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个人的自由。他有传播的自由，但没有强制的权利。

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的积淀，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世界的影响，我们继承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主张独立自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认或者认同，而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独立不能容忍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当我们使用“国际友人”之类的说法时，已经表示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认同既是中国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国的生存需要。遗憾的是，当爱默生对孟子情有独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所谓中国文化伟大的证据，其实我们顶多只是结论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觉地寻求一致，这是买椟还珠，而看不到爱默生背后的个性、丰富和自由，正是个性、丰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欢、吸纳孟子的智慧，当我们引用爱默生的时候是在否定中国的王默生、李默生，他们喜欢孟德斯鸠的睿智，欣赏亚当？斯密的宏论，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体现的是一种极端僵硬的不宽容，是对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对多样性的排斥。急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对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辞的说法，对比的背后也暗含着中国可以与欧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对世界时，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养成实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赞美其他的国家，认为它的制度比自己国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处甚多，未必就是要去卖国媚外。孙中山在1923年甚至说要“把中国化成美国”；或者放声高唱“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当然也可以像刘师培那样，认为欧美只有伪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国还糟，“一无可采”；也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坚信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中国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中国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思想文化就和衣服一样，自己觉得合身，可以继续穿，发现自己不喜欢，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换。孔子峨冠博带是孔子，穿上西服还是孔子。上帝并没有命定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只能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否则就是亵渎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义者不会将相对论也拒之门外，我不相信，一个服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一旦也同时信奉孟德斯鸠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国公民了。

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固然重要，但自由学习则更为根本。因为开放的心态不仅是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海纳百川，而且还有对内开放的问题，不能说只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学习，只有他们学习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学者可以鼓吹尊孔读经，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畴内的事情，在国家的范畴里，没有什么是“国学”，所有的文化都是“国学”，这种胸襟是吸纳世界文明所不可获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国家对国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国民之间对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说先解决了国内存在的文明冲突问题，自然具有这种宽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难以去进行文明冲突那样的圣战了。

 

春节前，李银河博士宣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显然，李博士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这是严重的事件。不少论者感慨民众的“愚蠢”、“愚昧”，“不宽容”，似乎是那些因李银河言论而引起的道德舆论剥夺了李的言论自由。事情果真如此吗？

在李银河闭嘴事件中，前后出现了四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当然是李银河本人，她公开发表了一些为较为少见的性行为辩护的言论。这些言论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响，表现为媒体上的讨论与网络上的口水战，他们构成了本次事件的第二主角。

这两个主角一直在场面上活动，但其实说不上针锋相对，因为，在报刊与网络论坛相对正规的评论中，支持李的言论似乎还要多于反对李的言论。当然，在网络论坛上确有很多人在进行辱骂式的批评，但归根到底，这些言论没有能力让李博士改变立场。相反，李博士愈战愈勇。

看来，把李博士闭嘴归咎于舆论或民意，其实是在某种习惯性偏见支配下本能的解释。此种习惯性偏见，至少发源于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他最为憎恨的是所谓“多数的暴虐”或者“习俗的专制”，他断言:“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这种观念影响甚广，并被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人物接受、传播。

但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偏见。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天生就是密尔的信徒，尤其是在中国，始终缺乏有现实感、又比较理性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了受过教育的人士，对于习俗，持一种不假思索的批判态度，以先锋者的言论自由否定舆论批评者的言论自由。相对于所谓“多数的暴虐”，那这就是少数的特权。一个人当然可以追求个性之解放，对此，任何人不得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阻止。但反过来，追求解放者也无权禁止他的同胞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这也同样是一种言论的自由权。

其实，从某种中立的立场看，上述两种言论是相反相成。先锋派的努力当然相当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一个社会习俗的演进，如果其尝试被证明可以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就会被人模仿进而成为新习俗；但后者的保守舆论同样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维持一个社会习俗的稳定性，从而让绝大多数可以对他人的活动形成一个相对长远的预期，这是社会开展有效的合作交往的制度前提。一个社会若完全压制了习俗创新者，则难以有效应对新情势。反过来，习俗创新者若无任何约束，则社会也必将陷入解体。一个社会保持创新与保守之平衡的奥秘，就在于舆论施加给创新者的压力的程度是否合理。通常情况下，单纯的舆论压力对于维持此一平衡，可谓恰到好处。一旦权力介入，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回到李银河闭嘴事件，假如仅仅是李银河与其粉丝大战保守的舆论，那就是一个社会进行正常的自我反思、自我更化而已。然而，随着事态变化，另外两个主角浮出水面。第三个主角是李银河“所在单位的领导”。推测起来，该开明的单位领导长期以来，都没有阻止李博士发表言论。但后来，第四个主角登场了，那就是给李银河所在单位的领导施加了压力的人。单位领导因此来劝说李。

这两个主角打破了社会内部创新与保守的平衡，也改变了整个辩论的性质——事实上，让辩论中断了。看起来，给李所在单位领导施加压力的上边的人士，似乎也是受到舆论影响而说话的，但是否顺应了舆论根本就不重要。毕竟，促使单位领导表态的，不是舆论，而是权力。而他一出面，李博士就闭嘴了。

在西方，大多数言论自由案件起因于风化警察和电影审查委员会等等机构执行法律、条例的行为。而在李银河的例子中，“单位领导”就可以轻松地让那么勇敢的一位斗士闭上嘴。这也许并不奇怪，在单位制度下，一个学者要说什么话，首先得通过单位领导的审查，尽管这种审查通常隐而不露。难怪李银河在闭嘴声明中专门表扬了一下领导们。领导是好人，不理性的民众却在打扰她的生活。这就是密尔的逻辑在中国的奇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