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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外邦不是“狄”
就是“夷”，不是“蛮”就是“戎”，总之离中国较近的是被华夏文化教化的“熟番”，离中国较远的是难以教化的“生番”. 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甚至荒唐可笑。因此鸦片战争爆发时，对“英夷”自然所知无多，也就很难提出得当的应对之策。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
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来华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难想见。如当时的名将杨芳，因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和边乱而被封为“果勇侯”，于1841年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胜于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在英舰来时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
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  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终使林则徐等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但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反而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因此他们不得不为这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作出种种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必将遭到了更加严厉谴责。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
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在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
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则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 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进而自己再倚道德/ 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 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其实，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是那许多承认洋人的膝盖和我们的一样可以弯曲、女人的马桶并不能“避邪”，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师夷长技”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我们从小到大学过不少人物，从死了的雷锋、王杰、门合、欧阳海，到活著的张海迪、徐良等。到后来其他人物都被慢慢忘记了，只有这雷锋还是长盛不衰。不仅是每年的三月份大报小报上的题词、纪念之外，普通百姓也习惯了把助人爲乐、拾金不昧等好人品行与雷锋这个名字连起来，所以雷锋的故事便得以流传至今。

雷锋之所以能从如此衆多的英雄人物里脱颖而出成爲头牌，没有一点看家本领
是不行的，而这能让几代人都自叹不如的硬功夫就是”雷锋日记”。喜欢写日记
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极爲隐私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自己跟意识的自我
在进行对话。记日记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看到，日记之所以区别于演讲稿，就
在于它是写给自己看的。

但雷锋日记的独特之处就是几乎篇篇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幷且百分之百达到了
出版社发表的水平，让编辑和校对们都感到无事可做。这些日记不光是写作水
平极高，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自以爲是的所谓知识份子们甘拜下风。更重要
的是，读了之后的感觉基本上跟党小组长找你谈过话的味道差不多。

这些日记的第二个特点是，记的全都是做过的好事，而且对做好事的场景记录
之详细，也让人叹爲观止。如某月某日，在某次列车上帮列车员拖地板(雷锋
日记，1961年4月23日)；某月某日，学到某段毛选时的感动的流下热泪等(雷
锋日记，1960年2月15日)。从来就没看到过这个单身小伙子在街上碰到个
漂亮的大姑娘之后有什麽活思想。而无论在什麽朝代，小伙子碰见大姑娘这种
事在生活中是一定会发生的，否则人类便无法延续了。

现在我们才知道人无完人(过去我们可不这麽认爲，尤其是对英雄人物)，无论
是多麽伟大的人物也有七情六欲，幷且不干点坏事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即
就是雷锋也无法例外。而雷锋之所以是雷锋，其诀窍就在于只把领导上喜欢看
的东西写下来，而领导上不喜欢看的东西，就权当它没发生过。这就相当于现
在三天两头到你家按门铃卖人寿保险的漂亮小姐，你听了她满口天花乱坠之后
还以爲碰上了雷锋保险有限公司呢，就是当场犯了脑血栓也值。但你可得听我
一句，马上把她给轰走，要不你那点下岗工资可就扔水里了。

现在领导上仍然坚持要老百姓学雷锋，幷不是要大家只干好事，不干坏事(因
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要象雷锋一样，把干了的好事通过各种形式(日记、
讲用或思想汇报等)让大家知道，而把干了的坏事都隐藏起来。领导上这麽做
对雷锋本身幷无太大影响，因爲他早已不在人间了(还有一种不准确的说法，
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但对于这些还活著的年轻人来说就没有太多的好处，
因爲这些人就会学了雷锋的样子，把自己说成个对领导忠心耿耿的宝贝蛋(而
实际上在背后编领导瞎话儿的就是他)，这便给领导上掌握群衆的思想动向造
成了很大的麻烦。

另外，这些人即使在做好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千万不能让他们开保险或
审计公司，否则不光中国的老百姓被他们闹的无法午休，就连美国的大公司，
也会被他们的假帐搞垮。前些时候，有人非要说雷锋精神没有传到美国，安然
(ENRON)公司倒店之后，他们就都不敢吱声了。但这些年轻人如果坚持要干
点实业，最多只能批准他们开个农药厂。这样，他们的産品能不能毒死虫子倒
不是大事，要紧的是可以救活一大批下岗工人和高考落榜的学生。

过去讲究学雷锋写革命日记，其实都是想让别人一不小心看了日记之后出个大
名或小名，否则日记革命不革命跟别人有什麽关系？但幷非所有写革命日记的
人最后都能出名而变成人们学习的榜样。所以除了写日记的技巧之外，这日记
的摆放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学校、连队和知青点的使用方法是，出门时，
将没有写完的日记摊开放到最后一页。至于集体宿舍人来人往的情况当然不在
考虑之列，因爲哪个宿舍不人来人往？

日记摆好之后当然不能算万事大吉，因爲这只能告诉人们你有成爲人物的潜
力，而要真正成爲英雄人物，那还需要有些突发事件。所以在这之后要做的事，
就是经常到小河边上(不能是大江大河，否则有生命危险)，铁路交叉口等事故
多发的地方转悠，看看有没有掉到水里的小孩或著卡在铁道上的马车等。只要
能够坚持不懈，最终成爲英雄人物的可能性就很大。

那时候一般人都只写革命日记，但这样做的坏处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记
下来。比如说在知青点的时候，某月某日，天晴，有月亮，到老乡家去偷鶏，
不幸被大黑狗咬了屁股，结果一星期不能出工等。有些人可能是受了父母或是
外国人的不良影响，是真正的记日记爱好者，所以就非常想要把这种事也记下
来，但这种事要是一写进革命日记就必定前功尽弃，这辈子也甭想成爲人物了。

因爲写革命日记有如此限制，所以写日记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记两本
日记。一本是专爲将来一旦成爲英雄人物后拿去发表的，另一本则是要紧锁在
箱子里留给自己的。这就相当于现在中国企业里所流行的两本帐，一本对内，
一本对外。可见这些当年写两本日记的人，就是让他们当上了领导，也改不了
这些老习惯。你也别老去联想那个因爲做两本帐坏了事的安然公司，那高层里
面可没多少中国人，但他们偷学了中国的先进经验是可以肯定的。

写两本日记当然有许多好处，但问题就是太花时间。另外有些人可能由于教育
程度的影响，连一本日记也懒得写。但即便是不写日记的人，也有可能在小河
边或铁道口一举成爲英雄人物。这种事一旦发生，就需要马上提供革命日记给
报社发表，因爲英雄人物要到各地巡回演讲，要是没有革命日记做衬托，那就
显得很没面子。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赶紧补写日记。这补写革命日记恐怕也只是
中国才有的特色，或者说是一大发明，所以其难度相当大，弄得不好就会漏洞
百出，看起来假惺惺的。但好在这种时候都有领导的秘书和报社的大手笔帮忙，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糊弄过去。这一经验可以定爲国家机密，至少也是内
部掌握，千万不能再让外国人学去了。否则他们除了做两本帐之外，还在事发
后补帐，那可就连联邦调查局都拿他们没办法了。

现在仍然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写日记，但都是记一些男男女女、花花草草的事。
从写作技巧和写作目的上看跟雷锋日记就差的很远，当然，在公司经营方面也
没什麽实用性。虽然这些日记总是躲躲藏藏的不想让人看到，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日记的内容一定是真的。

陈光诚没有罪！
有罪的是抓陈光诚的人，侵犯陈光诚人权的人！
对于一个没有罪的人来说，没有人可以审判他，任何对他的审判都是非法的，乱来的。

而那些抓陈光诚的，侵犯陈光诚的人，都将会被审判，被公义的审判，被良知的审判，
被民意的审判。
不要以为老百姓，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被官府人员欺压的人，那些看起来敢怒不
敢言的人，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看得很清楚。
没有罪的人，欲加的罪不是罪，反而是荣誉。
陈光诚在监牢里受苦，从“人间蒸发”长达90多天，甚至以后还有更长的黑夜，但是他
不是为自己受苦，他是为众人受苦，也就是为我们每一个受苦，我们每个人都是陈光
诚。

陈光诚是有罪的，他背负的罪十分沉重。
他为了说出真相，承担这样的罪名和后果。
他为了安慰那些被冤屈者，受难者，自己承担了所有的罪名和后果。
我们看到，陈光诚，一名盲人，山东汉子，他才是真正的山东人，他敢于承担这些罪，
那些比他条件优越的健康人，明眼人，却退缩一边，正义被践踏，良知被忽悠，人权被
侵犯，那些人觉得司空见惯。
其实，他陈光诚只有一个罪，就是说出了真相，看见了那些司空见惯的罪恶，所以真正
有罪的人没有罪了，而没有罪的陈光诚，却有了罪。

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
简单说，就是勇敢说出真相的权利。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做人诚实不诚实的问题。
而陈光诚，正是冒着生命危险，充分履行这一表达权利的正人君子。他给众人的是安慰
，还是希望。

尼默勒先生曾经这样说：
德国最先逮捕共产党员，我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
我因为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抗议。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因为不是工会会员，
所以没有抗议。再后他们逮捕天主教徒，我因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抗议。最后他
们逮捕我，这时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人起来抗议了。
现在，我听见陈光诚没有这样的委婉和复杂，他已经站出来了，说：我就是陈光诚，你
们来吧，抓我这个说真话的人吧！
这就是真诚的，真实的陈光诚！

我们每个人都是陈光诚，让我们这些陈光诚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在照耀：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开篇，非常清楚明白地讲明了这些理由：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
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
护。
这就是文明之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这光。
天赋人权，从来就不是某个集体，某个集团赋予的人权，这些人权是人所共享有的言论
自由的权、信仰自由的权、免于恐惧的权、免于匮乏的权。人所共享，包括陈光诚们所
享有的，也包括侵犯陈光诚的人所享有的。
遗憾的是，反陈光诚的人，却不清楚什么是天赋人权，什么是文明之光。
这些人，却是真正有罪的而不自知的人，是很可怕的人。
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包括：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甚至乡镇长，以及他
们所管辖所充分利用的警察等。这些本应该向众人谢罪、下台的人，却一直掌握着并不
属于他们的权力。不能不说，这些人的下场都不会好。

天赋人权，文明之光，是普通的众人们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愿望。我们众人中的陈
光诚出现了，他虽然是盲人，但却是光明之子，他是一个挪亚一样的人物，他的价值是
给我们众人以安慰，而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正有罪的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陈光诚，这是真实的，陈光诚并没有为自己受苦受罪，我们也要像一
个又一个陈光诚，为众人承担责任，为众人而受苦受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陈光诚，陈光诚正是争权利争文明的每一个人。
我们站出来了，为众人，更为单独而无助、软弱的自己。

   陈思和，当代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著称。上个世纪末，他同王晓明教授一起，发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颠复意识形态学术的口号（檄文），受到人文学术界及文学界的普遍重视与好评。谁都知道，在极权统治政体下，至今能以“合法”身分横行无忌于学术、教育等各领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全是在政治谣威高压下为政治服务的睁起眼晴的打胡乱说。这种唯皇上意志是从，虚假不实违心悖理之论，早在八十年代“文艺复兴”时，就受到置疑与挑战。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所谓“四大天王”的位置受到动搖；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洗去了污垢重新登台；过去“左联”的光彩黯然失色；红色根据地文学也受到冷遇与剔除；新月派等所谓资产阶级文学推上焦点视域；一大批曾经销声匿迹的人重被召魂，如胡风、绿原、鲁黎、沈从文、萧乾、穆旦、张恨水、张爱玲等等。所以，“钦定”威权不在，澄清历史，是每一个具历史责任感的学人必然的诉求。陈、王二位教授“重写”命题的意义正在于现代学术良心两面一体结构：澄清历史正是对未来负责。——这对于本身身处体制内的陈、王二位教授来说，不可不谓很勇气、很慧眼的。

    至于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港台），情况更为复杂，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共识，逐渐为学人群落所接受：那就是当代文学具“显、隐”二重性。所谓显性文学，即公开发表，进入了“印刷传媒”，处在流通地位，可以“正当”地、“合法”地拥有读者的作品。而隐性文学则刚刚相反，未公开发表，未经出版社正式出版，不能进书店上书架，不能跟读者见面的不具“合法”身份的作品。对隐性文学，专家杨健教授按约定俗成称为“地下文学”；而陈思和则不同意，认为本世纪才兴起的 “网络文学”也属隐性文学，但它显非处于“地下”，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所以“网络文学”又是公开发表了的，进入了网络传媒，高速传遍全世界，分分秒秒都可能拥有无数的读者。然而网络中的作者，大都使用假名，这虽然摈弃了現实社会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但同时也消解了現实社会话语的权力与义务。因而其 “正当性”、“合法性”至今都没法认定。从这个角度看，它又的确跟显性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于是陈思和将隐性文学统称为“潜在写作”。他认为凡隐性文学者无不最终走向显性，隐性是过程，而显性才是目的；故从現实历史覌之，只能称为“潜在”。如“抽屜文学”的余杰，“网络文学”的痞子蔡、方舟子，都是由“潜在写作”弹跳躍入显性文学的。因此，陈教授认为影响並主宰21世纪当代文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潜在写作”。因为相对于显性文学必然的扭曲（极权政治高压、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商业功利目的等），潜在写作最能充分体現文学的本质——个人的自由意志的真实显现。

    不过就我对网络的粗浅认知，我以为网络文学绝大部份仍然流于粗糙、浅陋、轻率，很少有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作品。可能大多数网络写手其目的並不想“我诗我文，岂足以博微名薄利哉”（何归语）。他们並非在网上“磨刀炼剑”，以便将来行走江湖扬名立万；他们的“江湖”就在网上，他们是在认认真真地享受写作本身。正如陈晓明所说“文学写作在网络上几乎获得了灵魂转世，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它长期被压制的自由表达的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那真是文学的狂欢节。” （《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因此，可能他们就这样一直“潜在”下去，乐不思蜀，直到拖儿带女满脑柴米油盐后再回尘世老老实实过日子。这样看来，网络文化（包括文学）只是21世纪青年的生活本身，他们宁愿生活在这“帝力”不达或难扰的虚拟世界、自由王国。因此，能网内开花网外香的作品毕竟有限，“潜在性” 的机率很低很低。倒是蓬蓬勃勃的网络文学现象本身给文学史家一种全新的挑战——倘若仅以显性文学诠释历史，这历史必然失真，至少不够全面；须知在网络中极有可能存在着有份量的人和他们有份量的作品，但他们始终拒绝显性化，而其影响又是显然的。譬如刘晓波、任不寐、王怡、曹长青、秋风、东海一枭……时代造就了一大批“异议人士”，他们当中难说不有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史家将如何评价他们的存在？如果他们始终隐性地生存在另一世界，而且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或其它什么国际大奖的话。

    同理，象我们《野草》这样真正的“地下文学”，文学史家又将如何对待？最近我在网上查阅到陈思和教授的《当代文学史（1949~1976）论稿》已经出版，我又从旁的渠道得知其中只字未提《野草》。那么，显然我们有理由认为陈教授这本书还不能称为“信史”。不过，我们倒是确信陈教授之所以有“重写”激情，非商业头脑谋略智慧所致，乃当初赤心热肠学习历史时，被张毕来、冯至之流的《新文学史》等一大堆“伪史”结结实实地欺骗过、愚弄过，至今尚有隐痛。既然一切非信史必然为过眼云烟，而且害人害己，我相信陈教授此书当随岁月增递，资科渐丰而愈趋完美！

    正因为我对《野草》、对我自己超常自信，我才能够坚忍执着以近于痴顽；因自信乃自恋之唯一原因。当然，自恋者往往把自己的美丽估计过高，让世人笑话。如我在七零年下乡期间，在一首《永遇乐.隐意》词中就写道：“黎明风来，推窗成醉，天外晓星亦出。——认碧血，深山久埋，化为美璞！”被时代掩埋，被红潮打入浪底，命运明明让我当普通鹅卵石，我却做着“化为美璞”的梦。我自始至终认为：在独裁和极权统治的话语霸权时代，是没有真正的人的文学的，只有隐性的地下创作（不只文学），才具独立精神、尊严、品格与风采。然而虽是这么认定，毕竟被埋得太久，不仅灰头土脸，一副死相，而且五脏六腑头脑神经皆趋钙化，运转不灵。故神头神脑地总以为当今时代，並非“黎明风来”可以“推窗成醉”也；它正以大家喜闻乐見的形式把大家统统“洗白”！——所幸这种出头无望的想法竟让我多少找到了一些宁静与超脱，日子过得並不很累很累。所以，才有了一篇篇以上这种並非“潜在写作”的“异议”文章。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满天繁星。当人们看到某些星光时，其实那巳是若干万光年前的存在了。（《我的信仰》）

   (摘自《五十年政海风云》，彭氏原家境贫困，自己刻苦读书，后借点儿零钱到哈尔滨当小店员，后为报社投稿，因其文才受几家报社赏识，纷纷聘用。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兼任撰稿人，收入颇丰。又因此卷入政治而未完成学业。)

   却说彭氏等一行从赤塔搭乘火车驶抵莫斯科之日，苏联方面负责招待他们的是“赈灾委员会”的秘书长郎杰尔。彭氏从哈尔滨出发时已是深秋时节，因为沿途耽搁，耗时将及两月，至抵达莫斯科时，已经冰天雪地，气候奇寒。彭氏在哈尔滨早就看惯了中东铁路沿站常堆积有象小山一样的木柴(按：东北人称为棒子，它是被锯成一段一段的，准备冬季作燃料之用)，在莫斯科站，彭也看见站台两旁同样堆积有一堆一堆得木柴棒子。彭氏暗想：苏俄虽在大革命之后不久，经济环境倒是不坏，否则，焉能有这么多木柴棒子存在月台上？等到彭氏下了火车，行至近处一看，却吓了一大跳，原来堆积着的并非木柴，竟是一堆又一堆的死尸。彭不明白这些死尸为什么不运走呢？继而他又想：或因天气太冷(零下四十度)不便掩埋。总之，彭那时对苏俄的一切都是只向好处想，他绝未想到这是因为死人太多，来不及掩埋之故。

   莫斯科方面的招待人员领着彭等走进车站，只见候车室里挤得满满的都是难民，老弱妇孺，各色具备，秩序之糟，情景之惨，皆出彭等意料之外。彭曾亲眼看见许多饿倒在地上吁吁喘气的人，未等到绝气，便由担架人员将之抬出车站，堆在站外像木柴棒子一样的尸首上面(居然有许多担架等在那里抬死尸)！彭等在赤塔时已看到过车站里难民拥塞的情形，但没有莫斯科这样严重。他曾就此现象询问过招待人员，据他们的回答是：“共产党政府为了给无产阶级谋福利，在军事进行时期，一时还顾不到这些事上面，等到情况安定下来会好转的”。

   由于彭等是前来放赈的外宾，苏俄还特别把他们招待在一处曾经做为“德国公使馆”的房子里。这栋房子是帝俄时期的王公府第，内部建筑相当考究，客厅的墙壁都是用绣花缎子钉裱的，名贵的地毯和家具陈设等，一切都原封未动，有些靠椅的靠背之高，比人体要高一倍，摆在那里，特别引人注目，也会使人发生一种庄严伟大的感觉。据说，在欧战发生初期，德国驻俄公使就被打死在这所房子里。彭等入内后，在墙上还隐约可见从前留下的血迹。此外，还有许多彩色玻璃窗，于被打碎之后，糊上了几张报纸，被朔风吹得忽忽乱响，这在气氛方面表现得很不调和。

   彭等在莫斯科住了两天，始由郎杰尔秘书长出面，安排了一次招待彭等的盛大集会，会后并到“国家剧院”参观苏俄的歌剧。一同前往观剧的，不少是当时苏俄的新贵，男人都穿着工人装，显得既破又旧，脚上的皮鞋也是补丁处处。不过这班新贵的夫人们，却都打扮得非常漂亮，珠光宝气中还散发出阵阵法国名贵香水的味儿，这和他们的先生们比起来，先生们都好像是穷叫化了。歌剧上演后，中间照例有15分钟的休息，郎杰尔特别陪着彭氏到休息室去，这时就可看见那些新贵们多溜进休息室来喝酒。酒排间里摆着世界上最名贵的酒和最好的点心，任凭客人自由取用，并不收费。

   你别以为那些新贵们一身工人装，土头土脑的不等大雅之堂，但他们那豪华与奢侈，不禁使彭氏大吃一惊！如非亲眼目睹，彭绝不会相信。原来这班人进入休息室之后，都可以狂饮名酒，最特殊的一个动作，是每人干杯以后，都要高呼“乌拉”(万岁的意思)，接着便把酒杯向地下一丢，“卡喳”一声，立为粉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他想不到竟会充分表现在革命后的苏俄。，，，

新疆的共产主义运动

   (摘自《五十年政海风云》)

   果然，于我(彭氏)回到南京后不久，新疆方面的局面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因为盛氏(盛世才)的弟弟和他的弟媳邱玉芳，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徒，他俩成天包围在盛氏的左右，终于弄到盛氏踏上歧途，将自己陷于政治苦恼的深渊而不可自拔，一度对于和中枢有关系的人员，不惜大开杀戒，在迪化城中，只要听到门外有汽车喇叭声，跑进屋来的人，道一声“督办有请”那你就可能一去就无下落了。共产党徒的信条是：“不是同志，便是敌人”。虽亲如父子也无例外，何况是兄弟手足。盛氏的老弟和弟媳对盛氏正如此。惟盛世才这个人，才雄心壮，权力欲望相当重，为了满足欲望，不惜百般迁就。等到他发觉苏俄并不是真心帮助他时，他也就处处提高警觉，找寻机会，图谋转变。

   ，，，

   盛世才是富有机智的人，在时机未告成熟之前，他除了加强戒备外，还是采取隐忍的态度。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德国的希特勒在东线突然发动对苏联老大哥的进攻。在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下，俄共军队业已溃不成军。这种消息传到新疆后，盛世才在表面上依然沉静观变，但盛的老弟和弟媳却为了配合“同志们的政治觉悟”，和渡过“革命中的低潮”，又在新疆推行了一种“诉苦会”的运动。所谓“诉苦会”会场的布置，像灵堂一样，一走进去便使人有阴风惨惨，冷气迫人之感。墙上贴满标语，都是充满了刺激性和爆炸性的语句。“诉苦会”开始的时侯，组织里培植好的诉苦人员，便轮次爬上了诉苦台，大哭大喊的骂地主，骂反动派，这个说他的田被地主占了，那个又说他的女儿被反动派强奸了。至于有没有这回事，反正没有人去追问，这个人诉完了，那个人再来诉，到后来没有苦的人也上台去诉，以表现他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苦诉完了，接着是台下人的一片同情，一片叹息，和一片哭叫之声，都装成像满腹含冤是的！接着，便有人大叫：

   “向地主和反动派讨还血债”

   “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最后的结论是：被剥削的人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这段时期，在新疆各地被左派杀害的所谓“地主”和“反动派”，已经盈千累万，实在闹的太不成体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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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整整五代，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无不被这支歌包裹：或被感动、或遭折磨。其实大多数人已经不被感动或者折磨，他们早已在无尽的刮噪中麻木了。至于外国人，要么对中国歌曲一无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1943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1945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段，并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仅有意而且强大无比的推动：印歌书、灌唱片、编入教材、宣传鼓动。这一推动，到了党已经有权行使政府的一切职能之后，就更加无孔不入。20年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歌已经不是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问题，实在到了没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伟大领袖从容地挥巨手的画面已堪称现代造神典范；而“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成了官方套话中用得最频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套用一句伟大领袖自己爱说的话：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转化了”。

   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 但那个年代谁敢吭声? ” 党改造了民歌——同时也将纯朴健康的人，变成“战胜敌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真的“爱人民”，真想“为人民谋幸福”，他就该想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整天泡在大标语大口号里“为政治服务”，有什么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还有人在唱《东方红》，只不过将歌词中的句号换成问号，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庄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咋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哎哟哟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辈歌词拓展者的脚步，一批小痞子也“紧跟形势”，顺手填新词儿，只不过唱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罢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补记：

   查找资料翻旧报纸，又发现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石家庄版）

   1

   东方红 太阳升立功英雄模范真光荣勿骄勿躁积极干呼——继续竞赛大生产。

   2

   搞竞赛 大生产英雄要带着群众干工作办法要改善呼——竞赛任务提前完。

   3

   提高觉悟 虚心学习
不讲怪话不调皮
上级号召要做好
呼——

   争取下次立功劳。 [1] 当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开始确立；《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毛泽东个人在党的最高级会议上有了最后的决定权；刘少奇王稼祥等连连发表赞颂文章, 就连王明博古也开始使用“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类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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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杨远宏 主讲人：冉云飞

时间：2006年3月4日

杨远宏：

今天下午，我们请来了博闻强识、怪招迭出的著名作家、学者冉云飞先生给在座的朋友们作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右派研究”。在冉云飞开始这个演讲之前，我荣幸地通报大家，今天来的朋友们当中，有一位最

　　据说政治很脏，一些洁身自好的人因此多沉默地过活，肮脏的政治也因此使社会更加乖戾脏污。在这些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里，最让人痛惜的莫过于老人政治。

　　老人政治是专制生活的一大特色。我们放眼生活，都可以看到老人们的影响。他们是如此恋栈，自诩“发挥余热”，送年轻人一程路，其实是不愿接受一个独立于他之外的人格存在，不愿接受年轻人异于他和他认可的作风举止，他送一程因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变成送到他生命的终点。我曾经听李慎之叹息，他身边的老人，一个个比我这样的年轻人还忙，不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就是那个学报的主编，更可笑的是，这些老人批评起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老人政治，也都是积极分子；我当时心想，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老不正经，老不诚信，老不自尊，怎么能指望这个国家自发演进、渐进改革出一种民主多元的生活方式。

　　权力是个奇怪的东西。老人们积一生的中国经验，当然明白权力的重要，它重要得超过饮食男女，它甚至就是中国人的饮食男女，它可以变化出无数的饮食男女。权力是他们生存的强心针，十全大补。一旦无权，他们一夜之间就要白头，一周之内各种老年病如美尼尔综合症、血脂高血压高、老年痴呆、前列腺炎、帕金森综合症等纷纷出现。

　　而权力之外的生活方式，比如人情冷暖什么的，他们从来不会投入其中，不会体会创造性的收获。他们认为权力才是人情。人走茶凉，一旦权力离开他们，他们就成为无人看顾的一堆破絮。这种老人政治如同传统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充满了紧张、阴毒、扭曲。

　　这种老人，从个人的角度看是可怜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可恨的。自从跟权力合谋开始，老人们就不再是一个有文明理性的君子人格了，他们成为斤斤计较的小人。这种老小孩或我说的类人孩，在政治生活中绝不可小视，因为他们老奸巨滑、不知羞耻。一旦年轻人犯了这种小人，要么离家出走，如那离得远远的六千万海外华人，要么忍气吞声地任由侮辱损害，如这些民工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要么驯服地做个好孩子甚至装孙子，革命据说是罪恶的，反抗几乎是徒劳的。寿则多辱，是中国人的君子语，对老人政治中的老人没有任何意义。

　　有人跟我讲解过老人政治在生活中的表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所有的民间组织如协会、行会，几乎都可视为老人政治的翻版。我笑说，这么说并不全面啊，有些民间组织都是年轻人创业的，朋友则说，说他们搞老人政治还是客气，他们一旦注册了一个组织，无不视为私有，跟老人政治有什么区别，说得再恶毒一些，他们那是黑社会政治了。黑社会还讲个规则，他们有规则吗？我无语。朋友又说，知识分子整天谈改革，他们二十多年来改出了一种可示范的组织方式没有，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是一种靠名利权力结合的专制关系，他们之间都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共识，没有彼此尊重声援的组织默契，见小利而忘义，临大事而牺牲。在国民遭受巨大的罪苦面前，他们没能生成一种坚定、持续、健康的声音。我无语。朋友还说，一个经济研究所，十几年前是三巨头，十几年后是巨头三，年轻人进进出出，从来没有在那儿安身立命。这能用社会环境恶劣来搪塞吗？我无语。

　　十几年前，见邓小平拍着伊朗国首脑的背亲切地问他的年龄，说是“年轻真好”。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年轻有什么好呢？不过想到邓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说过，像他那样的老人，聊聊天还可以，至于工作，自有年轻人去做。邓也总算鹤立鸡群，在那么多的老小孩里还算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