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高考一道荒谬的“民主知识”题

2006年全国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卷有一道关于“民主”知识教育的单项选择题:

32.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在评论2004年美国大选时曾辛辣地指出,布什和克里的竞争,与其说是不同施政纲领的对决,不如说是金钱的对决,谁筹集的竞选资金多,谁就多一分胜算。对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应是:
  A 在美国民主具有超阶级性
  B 在美国政党对政治失去意义
  C 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
  D 在美国只要有钱就能当总统
  标准答案为C。

这道单项选择题出题的根据应该是宣传部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在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网站http://xcb.my.gov.cn)“理论工作”栏目《理论热点面对面》之六《我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2006-04-24)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比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华丽的形式和包装背后,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前提下的有钱人的民主。就选举来说,“一人一票”、“机会均等”等动人辞藻似乎是 说每个人都可以竞选总统,但实际的参选者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根本不可能登上竞选的舞台。比如在美国,即使竞选一个州长,没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元拉选票,也 只能望“位”兴叹。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在评述2004年美国大选时就辛辣地指出,布什和克里的竞争,与其说是不同施政纲领的对决,不如说是钱袋的对决,谁筹 集的竞选资金多,谁就多一分胜算。当“民主”演变成这种金钱的游戏,普通老百姓已经完全出局。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估计是宣传部门统一的宣传稿。但是,文章中这段话并未点明西方是哪些评论家说这样的话。通过网络查询,也查不到西方哪个(当然,更没有哪些)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网络上,思宁能够查到的中文出处,就只有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网站的这篇文章。

西方多数国家的评论家言论自由,各说各话,评论文章也由个人署名,不大可能统一由“一些”人说同样的话,写同样的文章,或者以某个组织及部门的名义写评论文章。

共绵阳市委宣传部网站这篇文章所谓的“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很有可能是作者虚构的。作者对自己的观点缺乏自信,涉嫌利用读者对西方评论家的信任,虚构没 名没姓、无法查证出处的所谓“西方的一些评论家”的话,来虚张声势,支撑自己的论点。这种论证手法,反映了作者学术道德上的欠缺和理论文风上的卑劣。此 外,“没有雄厚的资金,根本不可能登上竞选的舞台”的说法也说明了作者对美国选举制度的无知。因为,竞选总统,“登上竞选的舞台”,并没有“雄厚的资金” 的前提规定,作者最多只能说“没有雄厚的资金,即使登上竞选的舞台,也不可能当选”。

不仅“西方的一些评论家”的这句话涉嫌伪造,出这道选择 题的逻辑思路也是错的。就算真有哪怕一个西方评论家这样分析,也不能用西方这个评论家个人的见解作为所谓的“我们”得出结论的唯一根据。假设中国大陆有一 个评论家批评中国大陆选举不民主,你也不能把这个评论家的这句话作为得出中国大陆选举不民主的结论的唯一根据。事实胜于雄辩,当然胜于个别评论家的评论。 这个逻辑都不懂,还考别人?

可悲的是,高考出题者把这种阿Q式的逻辑错乱的选择题拿来忽悠百万考生。这种愚民式的“民主”知识教育,正是中国大陆中学政治教学的荒谬的集中表现。

林辉:向陈光诚致敬,向黑暗中的光明致敬!

作为一个有着健康双眼的人,我要向不幸失明的陈光诚致敬!
作为一个同龄人,我要向仅仅长我一岁的陈光诚致敬!
作为一个诗人,我要向可能从来不写诗的陈光诚致敬!
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人士,我要向“在刀锋上舞蹈”的陈光诚致敬!

当顾城1979年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时,陈光诚还只有8岁
,两年后,他正式开始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生。而真正的黑暗却并非来自失明,真
正的光明也并非仅仅意味着看见五光十色的世界。陈光诚,在他逐步成长的历程中,以
朴实的心灵、坚强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实现了他内心的光明,并帮助更多的人放下更
多人性的灰暗和遮蔽。陈光诚不幸失明了,但他是幸运的,他的失明至多是一种肉体和
生理的遗憾,而有着健康双眼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却在恐惧中容忍着眼前一切罪恶的发
生,这样的失明是一种悲哀。陈光诚激励的不仅仅是残疾人的信心,更是所有人的信心
,维护的不仅仅是残疾人、村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实际受害者的权利,更是处
于专制阴影下的所有中国民众的尊严和良知。所以,我们这些有着健康双眼的人们,还
需要进一步擦亮自己的眼睛,进一步认清黑暗的本质与重重谎言,进一步树立并坚定自
己灵魂中的光明。

当我们在七岁的童稚之年进入求学受教的校园,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比陈光诚更早进入
了被驯化、洗脑的流水线车间时,陈光诚,继续承受着失明的孤独和失学的痛苦,并以
18岁的“高龄”方入小学,或许,恰恰因此,陈光诚幸运地比我们多拥有了淳朴和善良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正低头寻找权力的屁股、迷茫于物质的得失、沉沦于理想的失
落时,陈光诚开始走上了维权的“不归路”。从自发到自觉,从自我到共我,从“护法
”到“督法”,陈光诚一步步地升华着他那颗金子般的心,直至在持续的暴力与无耻的
强权面前“被迫”涅磐。作为70年代初的一代人,我深为自己的怯懦而羞愧、为时常迷
障于安逸享乐的麻木而深惭。而陈光诚,年复一年地“固执”于公民权利、人性正义的
守护,从不“见好就收”,从未被恐吓、殴打、监禁所吓倒,以一种最平凡的姿态演绎
最为动人的英雄风骨,你失明的双眼恰恰是中国人最健康的眼睛,从中我们看到中国的
脊梁和未来。

当诗人们一行行地练习着诗句,累积的诗稿超过了桌子和身高,陈光诚,却以他不寻常
的行动抒写着真正灿烂的诗篇。在黑暗面前,我们写下的是意境,陈光诚写下的是精神
,我们使用的是词汇,陈光诚贯穿的是品格,我们迷醉于诗性,陈光诚坚守着人性。在
饱受苦难的民众面前,或许诗歌只是诗人们自乐的舞台,再优秀的诗句也无法减轻民众
在制度面前的层层苦楚。当体制内的诗人高唱着春天的颂歌、体制外的诗人要么渴望着
回归要么沉溺于声色,诗歌失去了它的力量和光芒,而陈光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一部沉
甸甸的诗集,字里行间流淌着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陈光诚宁愿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却不愿手持“通行证”,甚至不愿向“通行证”们
妥协半分,在陈光诚的心中,时刻燃烧着真理的诗章,用他“屡不悔改”的抗争勇敢地
写下一个大写的“人”字。

陈光诚,我陌生的朋友,快停下一切,快停下“危险”的一切,在中国大陆,还有什么
比触动地方和当权者的利益更让人处于危险的境地。当然,该停下的不是你,而是那些
披着“人民”外衣的国家机器,是那高高在上绝不容许民众向他非法的“合法性”挑战
的专制制度。70年前,“偌大的华北,竟然放不下一张书桌”;70年后的今天,偌大的
中国,竟然放不过一个善良、温和、守法的盲人公民。那么,就让我们别停下,别停下
对陈光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别停下迈向自由、光明的正确脚步,别停下对践踏人性的
暴行、暴政的揭露与批判!

谨以此文呼吁朋友们为仍处于监禁中的陈光诚付出更多的声援和支持。

2006.6.14于杭州

傅国涌:光荣与屈辱——读林昭批注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964年12月2日上午7:50,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她是“‘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一天离她1960年10月24日被捕已有四个多年头。1965年5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有期徒刑20年,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份《判决后的声明》。此前,她在起诉书上写下大量的批注,嘲弄“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对于强加在她头上的那些罪名一一进行了辩驳。对于这份起诉书和她写下的奇文,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一文献,愿与读者朋友分享。

    起诉书第一段是林昭的简历,她共有7处批注,她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后写了“不知所云”四个字,在“学生成人大学文化”后批注:“就是1957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在“195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后面,她写道:“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在“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后面,她批注:“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起诉书第二段指控林昭的罪名,她有两处批注,在“‘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后面,她写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后面的评注中她还自赞“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个名称“清新可喜不落俗套”。)在“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一句后面,她注“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身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起诉书第三段开始列举林昭的具体“罪行”,她至少有16处批注,针对“早在1957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这一句,林昭批注:“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当起诉书指控她和“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由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 陈在偷渡时被捕,以后张元勋等也相继被捕,她写道:“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

  起诉书指控林昭“隐蔽地继续活动”,她自注:“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与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等组成反革命集团“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林昭有多处批注,她首先大力赞美“五一九”:“‘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对于《星火》,她说:“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评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

  起诉书第四段主要指控林昭被捕后“不思坦白认罪”,1962年3月保外就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被歪曲为“恐吓信”,林昭批注“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她给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书面答辩也成为了“反革命”罪行,她在批注中指出:“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她的监狱医院墙上写下的“自由吟”五章也成了“反革命诗词”,“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注说:“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起诉书接着指控林昭重新收监之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林昭注说“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并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牢狱之花》、《提蓝桥的黎明》、《血花》等“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在起诉书列举了证明上述“事实”的人证、物证后面,林昭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1962年8月29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 林昭很看重她的《各国民权运动史》书稿,在起诉书最后“随案附送大批罪证”后面,她再次批注:“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也只有在提到这本书稿的两处,她的批注露出了一种温情,而不是金刚怒目、针锋相对。

  1968年4月29日,不足36岁的林昭在上海被枪杀。近4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特别是娱乐方式方面。那都是热爱美、热爱生活的林昭所难以想象的,但她想不到的恐怕是近40年了那个任意夺去了她生命的极权体制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这个体制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的逻辑没有变,这个体制与所有独立思想为敌的思维方法没有变,这个体制任意侵犯人权的惯性没有变。也正因为如此,林昭在1964年12月的起诉书上写下的批注,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为一篇惊心动魄的大文章,这是中国式的表述,批注、点评、随想,和前苏联、东欧那些反抗极权社会的仁人志士从容不迫、严谨系统的思考不同,它是东方的,我从中能看到江南读书人在明末清初反抗满清南下时的那种血脉贲张,能看到清末民初光复会志士同样热血澎湃的勇气和骨头,这大概就是支撑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精神底气,林昭生当无比黑暗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的反抗注定了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一点,她在这份起诉书上批注时也许就明白了,她不愿意苟且偷生,她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死去,她直接的反抗,代表的是人间没有断绝的正气,她用血写的文字,每个字都是对极权统治者永远的挑战。今天,林昭还没有过时,因为她期待的时代仍然没有降临,自由之花还没有开放,在她长眠的土地上,苦难没有成为历史,与其说林昭是过去时,不如说她是现在进行时。明天,林昭也不会过时,尽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还有从顾准到李慎之的道路,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现,我们这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史将只剩下屈辱,没有光荣,可以说,林昭用血书写的正是历史光荣的一面。你可以选择与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灵前面,你只能保持敬意。

2006年6月11日 民主中国首发

余杰:永不绝望——《闪光石》自序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

(一)

我曾经写过一本名叫《想飞的翅膀》的随笔集。人类都想拥有一双像鸟儿一样会飞的翅膀,这说明人类有一颗比翅膀更想飞的心。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名叫《肖申克的救赎》,这是一部我观看次数最多的电影。其实,“想飞的心”也可以作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因为它讲述的是关于自由与救赎、希望与绝望、堕落与飞升的故事。我以为,单凭这一部电影,就足以让那些瞧不起好莱坞并攻击好莱坞“庸俗”的法国人闭嘴——自诩高雅的法国电影界,所拍摄的电影当中似乎并没有一部能够具有如此丰富的精神含量。

《肖申克的救赎》的故事很简单:年轻的银行家安迪错误地被当成杀死妻子的凶手,法庭判处其终身监禁。安迪被送到了赫赫有名的肖申克监狱——当他刚刚来到这所可怕的监狱时,衰弱得像一棵快要被风吹倒的树苗,没有人看好这个细皮嫩肉的公子哥,甚至人们打赌他连第一夜也熬不过去。

然而,安迪很快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没有被恐惧所压垮,也没有被邪恶所吞噬。他在监狱的天井中散步的时候,就像自由人在城市的花园里散步。在安迪最好的朋友、老黑人瑞德的眼中,安迪像是穿着一件隐形衣,将自己的灵魂与这个肮脏残酷的现实隔开了——他的身上虽然留着同性恋囚徒殴打的伤痕,他的嘴角却一直保持着神秘的微笑。

他为何而笑?因为他的心中还怀着希望。

许多囚犯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被彻底改造了。用老于世故的瑞德的说法,囚徒们一般都会按部就班地经历这样的“三部曲”:首先是痛恨监狱,然后是习惯监狱,最后是离不开监狱。确实,当垂老的监狱图书馆管理员在出狱之后,却孤独地在门框上上吊而死——他已经不能重新享受自由,自由比囚禁更让他恐惧。他只好以自杀的方式来完成告别,他一生都被监禁。

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仰望满天星辰的愿望,人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灵魂既然已经离开,善与恶的判断也就不复存在——这是大多数囚徒的生活状态,狱卒认为他们有多坏,他们便有多坏。但是,安迪却是肖申克监狱中极其罕见的例外。无论是利用帮助狱吏们填报税单的功劳,为狱友们争取到一次在阳光下喝啤酒的机会;还是以被关两个星期的禁闭为代价,通过广播喇叭向狱友们播送莫扎特美妙的音乐——这些“超常规”的作法,都表明他的自由不会轻易地被他人所剥夺,“有些鸟是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羽毛太丰润,直到它们飞走之后,才知道把它们关起来是一种多么大的罪孽”。

谁也不知道安迪的计划,直到他逃离肖申克监狱的第二天清晨——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挖通了一条地道。当安迪爬过五百码臭气熏天的下水道之后,他终于展开翅膀,飞向了蔚蓝色的太平洋。那段常人看来不可忍受的下水道,是救赎之路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亦是获得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与安迪这一人物对立的是典狱长诺顿。诺顿露面的第一场戏是严肃地教导新来的犯人们不要亵渎上帝,要多读《圣经》,他宣称:“在肖申克监狱,信仰归上帝管,身体归我管。”这个言必称《圣经》的官僚,却是撒旦在肖申克监狱的化身。他肆无忌惮地屠杀和贪污,强迫安迪为他做假账,为了长久地占有安迪,他甚至下令杀害了那个新来的、能证明安迪清白的囚犯。

有一次,在突击检查房间的时候,道貌岸然的诺顿指着厚厚的《圣经》告诉安迪:“救赎之道就在其中。”他把安迪的《圣经》拿在手中,差点就带走了。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安迪的那本《圣经》的中间被掏空了,那把挖地道的小小的铁镐就藏在其中。与这个细节相对应的是:诺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来自《圣经》的话语:“上帝的审判比预料的要快。”正是在这面镜框的背后,藏着诺顿的保险柜。每天下班前,诺顿都会按时移开镜框,打开保险柜,让安迪将这天的新账目放入其中。在安迪逃走之后的那天早晨,当诺顿打开保险柜箱的时候,才发现那本银行账户不见了,里面放的是安迪的皮鞋——诺顿每天让安迪为他擦拭的那双高级皮鞋却被安迪穿走了。保险柜里面还有安迪的那本多年来随身携带的《圣经》,诺顿一翻开这本《圣经》,这才发现安迪逃离的秘密,以及安迪给他的简短留言:“你说得很对,救赎之道就在其中。”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诺顿的全部恶行都被一一揭露,这个曾经在肖申克监狱中为所欲为的帝王,在前来逮捕他的官员即将破门而入之际开枪自杀;而安迪在太平洋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开了一家旅店,亲手维修好了几条小船,与前来汇合的瑞德一起享受迟到的自由。

在这个故事里,究竟谁是基督徒,究竟谁更爱上帝,究竟谁被上帝所爱?从表面上看,监狱长诺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圣经》敬如神明,谁阅读《圣经》谁便能得到他的赏识。他一点也不像是严厉的典狱长,倒像是一名热心的传教士。安迪呢,表面上的举动截然相反,虽然对《圣经》了如指掌,但他居然用《圣经》作为掩护,甚至不惜将《圣经》的中间挖空来放置铁镐。安迪如此轻慢地对待记载上帝话语的《圣经》,用某些信徒的观念来衡量,他根本就算不上是基督徒。但是,事情的本质恰恰相反:诺顿的一生是杀戮和欺骗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方才认识到自己挂在办公室墙上的那句话“上帝的审判比预料的要快”原来真实无比,他从来没有真心热爱过上帝,他也没有为上帝所爱;而安迪真正按照《圣经》的教诲去生活,不懈地去寻找并捍卫上帝赋予人的自由与公义,在一个肮脏而卑鄙的丛林世界中,他坚忍不拔地活出了基督耶稣的模样来,他才真正地爱上帝,也为上帝所爱。所以,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诺顿可耻地下了地狱,安迪则幸福地进了天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把信仰作为幌子、作为装饰、作为炫耀的资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会把《圣经》当作像祖宗牌位那样的偶像来崇拜。《圣经》是活水的江河,故人的希望和救赎的秘密均隐藏于其中。

你有可能堕入黑暗之中,但是只要你心中保存对光明的渴望,你就不会被黑暗所征服;你有可能遭受巨大的苦难,但是只要你信仰上帝赋予了你战胜苦难的能力,你就不会成为苦难的奴隶。这个动人的故事让我很多次泪流满面——我们都应当像安迪那样生活,有一对想飞的翅膀,有一颗热爱自由的心灵。惟其如此,没有人能够囚禁我们;惟其如此,我们总能心想事成。

(二)

当你找到信仰之后,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就能够过上舒舒服服、平安喜乐的日子。恰恰相反,从此以后的日子你可能过得更加艰难——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看来,在诸多“异端”之中,再没有比所谓“成功神学”更违背耶稣的教诲了——耶稣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拥有什么呢?他是一无所有的木匠,他在马槽中出生,在十字架上死去,生前连
一块立锥之地也没有。耶稣的得胜是以受难的方式来实现的,耶稣的荣耀是以被钉上十字架为前提的。那些最美好的见证,通常都是在火的冶炼中产生;那些最美好的愿望,通常都是在绝望的边缘得以坚固。

艺术大师恩斯特•金斯伯格的一生便是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一位犹太眼科医生的儿子,少年时代在德国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生活。那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甚至一度还对元首希特勒的魅力着迷。有一天,犹太人突然被纳粹政权宣布为比尘土还要卑微的贱民,他们甚至根本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用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人的话,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人;所谓的‘犹太人’,实际是一种在极权主义下的境遇。”金斯伯格作为德国人的骄傲,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这个优秀的演员被纳粹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而不得不移民到瑞士,历经千辛万苦方在苏黎世剧院谋到了一个新的职位。

新的人生开始了。这位天才艺术家逃脱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幸运地拥有了长达四十年辉煌的艺术生涯。他亲眼目睹了盛极一时的纳粹帝国的灭亡。他全身心地从事戏剧表演的事业,把小小的舞台变成了一处作光、作盐的地方。他一个人坚韧地活着,也是为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体人类而活着。金斯伯格在《诀别》一文中概括了自己在“第二艺术故乡”度过的岁月:“如果我有幸全力投入某项事业;如果有幸在衰落时期能为保持已往的价值而共同努力;如果有幸在非人时代和精神毁灭时代去作人与精神的见证;如果有幸自由地为完成上述使命而奋斗、乃至臻于完成,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称为幸运的人,就像现时代的少数精英一样。”在他的心中,这种不可消灭的“共同价值”就是:爱比恨更有力量,也更长久;希望比绝望更适合人类,它是上帝播撒在人心中的种籽。

然而,金斯伯格并非“幸运儿”,他还将被放入炉火之中冶炼。与那些瞬间便死于集中营毒气室中的数百万同胞不同的是,他所遭受的苦楚迟迟才来临,而且是那样的漫长无期。晚年的金斯伯格一连遭受了多次意外的打击:先是失去了结婚三十二年的妻子,然后是身体瘫痪、失明和失语。他是那样地热爱舞台,在那里他的生命可以延伸为无数人的生命;但是,残酷的命运偏偏让他告别了舞台,他生命里的最后几年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他那曾经那样灵巧的身体一动也不能动,他连一块肌肉也指挥不了;他那曾经像天使般动听的嗓音也消失了,他的嘴巴在动却发不出声音来;他眼前五彩斑斓的世界也逐渐黯淡、模糊乃至漆黑一片,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像婴儿一样靠别人来喂食,终而至于以鼻饲苟延残喘。

一般来说,这样的病人大多悲观而凄凉,脾气怪异,难以伺候。金斯伯格却始终保有充盈的幸福感和含蓄的快乐。思想和感觉在他僵硬的身体里流动着,他通过字母表口述了许多感人的诗句,如:

在心和视觉崩溃以前,

那就是感激的时间,

那就是感激的时间!

正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莱所说:“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晚年的金斯伯格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没有抱怨,只有感激;没有绝望,只有希望;没有哀伤,只有虔敬。是的,他的祈祷词只有“感激”。他曾经陷入动摇和怀疑的信仰至此终于无比坚定:他深知人可以永生,在精神的维度上是没有终点的,因此肉体的衰朽无法击垮他。这样的考验让他变得更加虔诚,更加坚定。

这就是希望和爱的力量。金斯伯格相信自己被神所爱,神必不抛弃自己。到了肉体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再次申明自己献身于十字架的收获:“我以感激之心承认,信仰已成快乐、幸福、慰藉;信仰是对我和属于我的生命的祝福;承认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日子里会得悉对这种信仰的最后认可和笃信:一场致命的瘫痪症,使我突然面临死亡;如果不是信教,像这样的一场严重疾病,只能以海明威式的行动告终,但是,只要仰望十字架,那么信仰就会使人经得住疾病的折磨。”以“硬汉”形象为标榜的海明威,最后却因为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而开枪自杀,他塑造了《老人与海》中那个决不放弃的老人,他自己却无法成为那个老人;与之相反,瘫痪在床上的金斯伯格,多次使用“感激”和“希望”这样的词语,他把苦难的炉看作是上帝的恩赐,他把疾病的侵袭和折磨悄然转化成“感激的时间”,这种磐石般的信心就是神对他最大的祝福。

我想起了史铁生,想起了他的《我与地坛》,想起了他困顿在轮椅上的身体和飞翔在天空中的灵魂。人与人是如此地不一样,作家与作家也是如此地不一样——那些身体健康的作家,精神却深陷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之中;而身体残缺的史铁生,精神却漫步于流淌着奶与蜜的迦南地。史铁生在《重病之时》中这样说:“重病之时,寒冷的冬天里有过一个奇迹——我在梦中学会了一支歌。梦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齐声地唱: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们友谊,幸福长存。莫名其妙的歌词,闻所未闻的曲调,醒来竟还会唱,现在也还会。那些孩子,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从未见过,他们就站在我儿时的那个院子里,轻轻地唱,轻轻地摇,四周虚暗,瑞雪霏霏。”史铁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梦见的依然是孩子,是歌唱,是美和幸福,“那群如真似幻的孩子,在我昏黑的梦里翩然不去。那清明畅朗的童歌,确如生命之水,在我僵冷的身体里悠然荡漾。”这不是浅薄的乐观,而是对希望的执着;这不是自我的麻醉,而是对苦难的超越。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维度上,史铁生与金斯伯格相遇了,他们会成为朋友的。时间的交错并不能形成某种阻碍,因为“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春时光”。

(三)

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是当今拉美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善于在平淡而富于生气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崇高的神性,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与信仰有关——如《朝圣》、《主神的使女们》、《光明斗士手册》等——这些作品探讨了信仰是如何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的。科埃略的寓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讲述了一个西班牙牧羊少年跨海到埃及寻宝的故事,一路上奇遇迭起,最后这个终于看到了金字塔,并悟出了藏宝之地。这个故事启示人们实现梦想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希望和执着。少年时代的科埃略因为醉心写作而曾经被父母送进疯人院,那段疯人院里的经历令他更加坚强,并由此创作了《韦罗尼卡决定去死》。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自杀未遂的姑娘如何在精神病院挣脱非人待遇,寻求意志、尊严与爱情的历程。这个故事跟《肖申克的救赎》十分相似:最坚强的人是有希望的人。

比起巫师般故作玄虚的马尔克斯及其他一些拉美作家来,保罗•科埃略的作品充沛着一种朴素而高贵之美。在《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一书的序言中,他指出:“我们爱得越多,我们就离心灵经验越近。那些真爱在心中燃
烧的感悟之人,才能战胜一切世俗偏见。他们歌唱,他们欢笑,他们高声祈祷,他们婆娑起舞,他们分享圣保罗所说的‘圣洁的疯狂’。他们是愉快的——因为有爱的人能够征服世界,不怕失去什么。真正的爱是一种全部付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和希望是绝境中的人惟一的拯救之道。科埃略写过一篇题为《三棵雪松》的千字短文。在我看来,其内涵甚至超过了作为鸿篇巨制的《百年孤独》——

有一个著名的古老神话,说的是昔日美丽的黎巴嫩森林长出了三棵雪松。

众所周知,雪松长大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它们度过了整整几个世纪,对生命、死亡、自然和人类进行思考。它们目睹了所罗门派遣的一支以色列远征军来到此处,后又看到了与亚述人交战期间血染的大地。它们认识了耶洗别和先知以利亚,那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它们观察到字母的发明,并被过往的满载花布的商船弄得眼花缭乱。

风和日丽的某一天,它们就前程问题进行了一场对话。

“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想变成世上最为强大的国王的宝座。”第一棵雪松说。

“我愿意永远成为某种永远把恶变为善的某种东西的组成部分。”第二棵雪松说。

“我希望每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都能想到上帝。”第三棵雪松说。

过了段时间,伐木人来了,三棵雪松被砍伐,一艘船把它们运往远方。

每一棵雪松都怀有一个愿望,然而现实却从不询问何为梦想。第一棵雪松被用来修建一个牲口棚,剩余部分则做成草料架。第二棵雪松变成了一张十分简陋的桌子。第三棵雪松因为没有找到买主,便被截断放进一座仓库里。三棵雪松都深感不幸,它们抱怨说:“我们的木质虽好,却没有人把我们用于某种美好的东西上。”

上帝却命令它们少安毋躁、保持希望,并应许说它们的梦想必将实现。

过了一段日子,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有一对贫穷的夫妇在旅途上未能找到栖身之处,妻子却快要临产了。他们决定在路边那个由第一棵雪松修建的牲口棚里过夜。临产的妇人疼痛地不住呻吟,最后她在这里分娩,并将婴孩放在了草料架上。此次此刻,第一棵雪松明白了它的梦想已经实现:这个婴儿便是世上的万王之王。

又过了若干年,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几个男人围坐在由第二棵雪松制成的那张桌子周围。在众人开始就餐之前,其中的一个人就摆放在他面前的面包和葡萄酒说了一些话,然后众人一起含着眼泪分享面包和酒。于是,第二棵雪松明白了,此次此刻,它所支撑的不仅仅是一只酒杯和一块面包,而且还是世人与上帝的联盟。

第二天,有人取出用第三棵雪松切割成的两根木料,将它们钉成十字架的形状,随即将它扔到一个角落里。几个小时之后,士兵们强迫一个名叫西门的乡下人背起这个十字架,而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被野蛮殴打遍体鳞伤的男人。在各各他,兵丁们把这个男子钉在了用第三棵雪松制造的十字架上。第三雪松感到毛骨悚然,对生活留给它的野蛮遗产感到伤心。然而,在三天时间过去之后,第三棵雪松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曾被钉在这里的男人如今已成为照亮那一切的光芒。用它的木料制成的十字架已不再是苦难的象征,却变成了胜利的信号。

所有的梦想总是如此,黎巴嫩的三棵雪松履行了它们所希望的天命,但是方式却与它们所想像的不同。

这是关于三棵雪松的故事,这更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故事。这是我们已经经历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现实。这也是一个关于希望和爱的故事——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失去希望和爱,都不能自暴自弃,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爱子。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人会被遗弃,没有人会是废物。安迪和瑞德战胜了监禁,金斯伯格和史铁生战胜了残疾。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三棵雪松,上帝也仁慈地倾听它们的祷告。爱成就希望,希望则支撑着我们活下去——在这个许多时候并不可爱的世界上。保罗•科埃略很喜欢修士托马斯•默顿的一段话,这段话大概也是其写作的宗旨吧:“精神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爱。行行善事、帮助或保护他人,并不是爱。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只是在把他人当成简单的物品看待,自认为自己是慷慨明智之人。这根本与爱无关。爱是与他人心灵相通,在他人身上发现神的光辉。”人不是集中营中的号码,人不是大屠杀中的尸骨,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的,像天使一般可爱。

科埃略通过三棵雪松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极少察觉到我们身边的不凡之事。奇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上帝在指引我们道路,天使在恳请我们聆听他们。然而,我们只知道靠那些已存在的成规法则才能找到上帝,而根本没有去注意身边的事。我们不知上帝无所不在。”不必再去寻找其他的答案了,这就是最后的答案:顺服、信靠和聆听;不必再去寻找其他的真谛了,这就是生命的真谛:爱、希望和创造。

是的,永不绝望。我把写作当成祈祷与感恩,即便是谴责与批判以及对公义的彰显,亦是祈祷与感恩的一部分。我们都能找到那条活水的江河,那水,我们喝了以后将不再渴。但愿我的文字能够给读者带去希望和信心,并且在这文字的因缘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去爱。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酷暑中挥汗而作

──《观察》首发

綦彦臣:从“政策打假”到“三大解放”

—-悼念制度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先生于2006年4月26日以97岁辞别人世。时隔一个多月,我才听闻此消息,实在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汗颜!

作为“帝师级”的大牌经济学家,在美国的经济学传统中,他或许并不杰出。因为作为“总统经济学”的贡献者之一,他远没声名不著的赫伯特。斯坦影响力更深。后者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实质地影响过美国的经济政策并且著有《总统经济学》一书。但是,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加先生(尽管他没有自己贴上标签),并不因为他受肯尼迪总统之命出任印度大使这样光荣的“体制内经历”,而放弃了对制度的批判。若在中国,这样的人不是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像李锐、林牧等人那样被永久地边缘化。

作为民主党人,他多次批评民主党20年间没有价值创新,施政纲领不过尔尔。他甚至直接抨击民主党总统“做得最好的”克林顿先生说大话即“言之多而行之稀”。这种可称之为政策打假的道德风格,自1973年就确立了。(此前的1972年,64岁的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1973年,他的制度经济学煌煌巨著《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出版。在该书中,他说: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难题如失业与通胀,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共目标”被人冒充了。他,加尔先生的学术道德努力,就是找回真正的公共目标。在外行人看来,加先生的公共目标之道德主张几乎与马克思主义相近,因此,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界还有人认为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左”。并且,他的学术地位也从1970年代的主流“沦落”到世纪末的边缘化,比如被称为“一个看不懂(经济学)数学模型的外行。”可惜,这一切都近乎“胡说八道”,更是一切冒充谦卑的人们的“真实的专横”与妒火中烧引起的无耻。因为:(一)几乎还没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能对公共目标予如此之高的道德化要求,加先生坚称“经济体系的公共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要”;(二)虽然加先生也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分析,而其目的是批判新古典对斯密等人的背叛,或者说马克思经济学也不过一知半解地套化了斯密古典的一些道德诉求;(三)根本问题是,经济组织的目标永远不应该是公共目标,在时下中国语境中说,就是“不能让利益集团进行政策寻租”甚至是“立法腐败”。

如果能理解了《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的这三个层面的道德诉求,毫无疑问,加先生应该是今日中国左派经济学家与自由主义学派共同“学术祖先”。加先生以“克正复礼”般的热情来追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来批判新自由主义。这种批评虽有“过分”之嫌,但是,其分析结果却是令人耳目一新。他态度坚决地批判了那时代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即公有制改造,因为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一样,主要精力是用来关注“权力寄托的所在”的!他坚称:用公有制来消灭私人权力的行为,结果跟反托拉斯法规的执行结果一样,一切适得其反。

作为那个时代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以学术精神而非意识形态情绪严厉批判了中国(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指出:该类经济的本质就是用计划者的目标代替公共目标。这个批判是深刻的!如果依今日中国“立法腐败”之严重、利益集团(如疯狂的房地产体系)狂霸之事实来判断,很明显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除了公共目标的道德性不彰之外,这个社会的“最好的生意”仍然是“批发权力”!

怎样解决 “公共目标”(主要是在美国社会)被僭伪问题呢?加先生提出一整套的改革理(通)论,作为《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一书的核心,该“改革通论”提出了“三个解放”。它们分别是:(一)信念解放,即“必须否定计划系统的目标就是公共目标,计划系统所为与幸福、善意之不可分的观念。”;(二)妇女解放,让她们从单纯的消费管理中解脱出来;(三)政府解放,要求政府作为一个敢给自己动手术的医生存在,把自己放在改革对象的位置上。

这第三项非常之吊诡,中国改革的社会学效果几乎就得出了一个套化“阿罗不可能定理”之词句表达的东西,那叫“改革不可能定理”。遗憾的是,加先生在他的晚年似乎对“我们的处境”并不感兴趣,以至于我们听不道这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哪怕是吉光片羽的)评论。

这是一个新的司芬克斯之谜吗?

显然不是,或者说,纯属我的“牵强附会”。不过,牵强的政治诉求仍然希望中国在不远的将产生“真正的国会”,而不是如西周那样顽固地坚持二律背反的意识形态控制。

加先生作为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学者,他深信国会是一个以真正的以公共目标为信念的大团体,她必须反对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统的连选连任,从而促使他明白无误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共利益,而不至于为那些僭越公共目标的集团效力。“翻译”成“中国话”,是两层意思:(一)反对国家主席(总统)“傍大款”;(二)反对国家主席(总统)以某个党派的利益的代表全民利益。

对于中国的体制,也许这正是加先生的“危险”之所在。不惟如此,加先生还高举“经济学帝国主义”——尽管他并没表明自己喜欢这个术语,把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提高到道德任务层面。此中,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了说明:他的前辈师长凯恩斯先生曾预言“经济早晚会沦为象牙科学那样不足为道的学问”,而作为学生的加先生则反对说“经济学家的重要性远非牙科医生可比”;为了反对老师的这一武断,加先生指出凯恩斯有“三个没看到”:

(一)没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

(二)没有看到权力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三)没有看到传统经济学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虽然这只是个“无意之恶”!)

很显然,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少有情绪化表达,而力以理性思维展示自己的观念。这正是比学问本身更值得尊重的地方!

加尔布雷斯先生,毫无疑问地是自凡勃仑及康芒斯之后的最伟大的制度学家。他的影响也远超出了美国,构成了世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之于那些获得经济学诺奖的经济学家,作为“异端”存在的加先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由于他的道德化追求才使新制度经济学为福利经济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

阿玛提亚。森以福利经济学家身份获诺奖便是一个明证,以致于刘晶在述评中说,森的学术成就“其实已经用科学的足以让所有人接受的方法证明了加尔布雷斯的根据是靠得住的。”

有斯足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重要的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让后人验证他是正确的,是否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安息吧,加先生!

——————

2006年6月7日,初稿于由京返泊途中

2006年6月10日,定稿于小城绵逸书房

特别鸣谢:①朱彤书先生,在本文写作中,参考了他的“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文,在其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介绍》一书,版本:华东师大,1991;②刘晶先生,有关补充来自于他的 “向最后的幸存者说再见”,载于《凤凰周刊》2006年5月25日。

林辉:心中的鲜花——献给“六.四”无名死难者

   在我的心中藏着一朵鲜花

   它有着不败的生命、短暂的生涯

 

   我没有敬献它于你们的坟前

   我仅以我羞愧的心将它深藏

  

   你们是否还恋着这片国土

   是否在天堂把父母悄然牵挂

   当伪善者的瞳仁射出凌晨的子弹

   你们,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和遗言

  

   甚至还未添尝恋爱的甜蜜

   你们的青春追随着真理和明天

   长安街在坦克的履带下沦落

   帝国踏着鲜血唱响了哀曲

  

   一年又一年,我的梦中开放着鲜花

   它空空的形体饱含着泪

   六月的荒野上无数的小花就是它

   它也就是你们,因而与我同在

  

   以一朵鲜花的纯洁爱着人类

   以一朵鲜花的无畏面对强权

   它在我孤独时候赠我安宁的力量

   它让我的心再没有监狱的高墙

  

   2006-06-04

武宜三: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最近,世界政治版图中多了一个新的国家—黑山共和国。

   黑山的历史

   黑山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北部;人口只有六十七万多;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黑山、匈牙利和穆斯林等民族组成;主要宗教是东正教。 公元六、七世纪就越过喀尔巴阡山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自九世纪起开始形成塞尔维亚、杜克里亚(即现在的黑山共和国地区)等国家。十五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塞尔维亚,吞并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罗维那以及黑山部分领土。1878年,柏林会议承认黑山独立,1910年黑山成为君主国并正式获欧洲列强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部斯拉夫一些民族联合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区-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黑山成为其中一部分。1941年被德、意法西斯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山与其它南部斯拉夫民族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4月修改宪法,易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联盟彻底觧体

   随着苏联和华沙公约的解体,由六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也分裂了,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4个共和国相继自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联邦退出;在这个过程引发的暴力中,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亡。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塞尔维亚和黑山三年前在欧盟监督下建立联盟。1992年黑山全民公投表决,95.96%的人赞成继续保留在南联邦之内,4月27日南议会透过《宪法宣言》宣布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成立。然而随着共和国领导人在各种事务中意见分歧的加剧,1996年起黑山境内独立的呼声再度高涨。在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调解下,2003年2月南联盟议会透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章》宣布新的组合易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Serbia and Montenegro),《宪章》规定,三年后黑山有权就是否独立举行公决。

   根据欧盟明确的原则,只有在黑山境内生活两年半以上的公民才有投票资格,在50%以上的选民参与投票,而且要有55%以上的投票选民赞成的情况下,黑山才能自塞黑国家共同体中分裂出去。欧盟与其它周边国家亦明确表示,只要公投在公正、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将尊重黑山公民的选择。

   黑山公决委员会证实,有86.3%适龄选民参加的“5月21日全民独立公决”投票中,约55.4%的投票选民选择与塞尔维亚分手,从此南斯拉夫联盟彻底解体。支持独立的黑山共和国总理久卡诺维奇打开香槟,庆祝“黑山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天”。黑山共和国首都波德戈里察的年轻人更是欢迎这个最新国家的诞生,一些人朝天放枪,挥舞旗帜,载歌载舞。他们说:“我们已经等了15年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国家,一个独立的黑山。我们非常高兴。这真是太好了。”还有人指出,黑山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和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国家。过去十年来,黑山政府一直在为重获独立而努力。

   尊重人民的选择

   黑山共和国取得加入联合国成为第一百九十二个会员国的门票,并也将成为二百七十一个全球所有国家、从属地区及其它政治实体 (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年鉴》)之后的全球第二百七十二个政治实体。欧盟观察人士敦促所有各方接受公决结果,并希望黑山能够和平地向独立过渡。

   南斯拉夫联盟解体成六个国家和苏联解体成十五个国家,都体现了尊重人民自决权的民主原则;黑山共和国的独立经过再一次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对待国家统一和地区独立的正常思路: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切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尊重人民的选择;一切遵循民主、和平、理性的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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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t6

王中陵:《为了忘却的记念》与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了忘却的记念》早成红色经典。究其原因,是几十年如一日一以
贯之,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结果。该文入选高中语文,“教学
目的”说得明白,就是让学生了解五烈士献身革命的崇高形象,学习
鲁迅爱憎分明不屈不挠与黑暗统治斗争的精神。痛恨国民党法西斯,
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龙华惨案有24人同时遇难,其他19位鲜有人提及。学了鲁迅这篇悼
文,一直以为五烈士就是因为参加左联活动而被捕的。这并不奇怪,
连鲁迅也说,“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75年
过去了,人们对这桩血案知道多少?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文中说:“要牢记中国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
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鲁迅不知道,“鲜
血所记录”“卑劣的凶暴”,往往拜“同志”所赐。

我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忘年吟友,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罗章龙的侄子。
数年前,为咨询出版罗章龙遗诗,他提着罗章龙诗稿找过我。诗稿在
我处放了好几个月,得以先睹为快。在罗章龙1931年诗稿中,有一首
正是写龙华血案并为之大呼“千古奇冤”的:

怀孟雄、育南、求实与龙华就义诸友(龙华诸英烈诔词)1931年

  南平北平天下奇,间气同钟江之湄。
  南平挺拔苍龙斗,北平潇洒威风姿。
  若论文章兼器识,孟雄吾党之白眉。
  我曾亡命走沪滨,江湾闸北并驱迟。
  艰难缔造同攻守,风雨鸡鸣共险夷。
  著论却敌恒深夜,析疑辩难互为师。
  沧海楼前客坐满,虬江庐内功无疲。
  大敌当前战火急,忽兴妖妄走龙嫠。
  大错已铸不可逭,佞人决策等儿嬉。
  残酷斗争从后发,遂令大局为隳欹。
  龙华道上血光晕,二十三人同为牺。
  私斗何勇公何怯,枰输一着误全棋。
  招魂远隔吴淞水,茫茫云梦奠君词。
  千古奇冤莫须有,杀君乃属道旁儿。

若论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三人在中共的地位,同案的柔石、白莽
难望其项背。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入党。
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
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
员,省委书记和上海沪西、沪中、沪东区委书记。罗章龙以“马氏五
常,白眉最良”之汉马良喻之。

林育南,湖北黄冈人,自号南平,即“南平北平天下奇”句中之“南
平”。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
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李求实(李伟森),自号北平,即诗中之“北平”。192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1926年任中共青年团广东省
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
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1929年到
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

“龙华道上血光晕,二十三人同为牺(原诗如此,疑笔误)。”却只
有五人被党外的鲁迅公开悼念,叱吒风云名满天下的何孟雄、林育
南、李求实等领袖人物为什么反而数十年间无人念及?

“佞人决策”、“残酷斗争”与“龙华道上血光晕”交待了因果关
系。但“道旁儿”所指何人?

近读《随笔》2006第三期,朱正先生在《重读〈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文中写道:

  “……在那个黑夜里,和柔石他们一同遇难的共有24人。鲁迅的
  这篇纪念了左联五烈士。另外那19人是谁,是些什么人,不但鲁
  迅的文章里没有写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有什么出
  版物提到他们,更说不上有什么纪念活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原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据朱正先生考证,指的是1931
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下,中共在上海租界秘密举行六
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中共党史上的王明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
载:“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
制会议的进行。”从罗章龙的回忆录得知,会场上争论一方是米夫和
向忠发等,一方是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几
天后,在“花园会议”上,双方分歧仍未能消除,随同米夫与会的另
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
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
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
籍!”

于是,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结果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
常委员会”。柔石在上海三马路东方饭店被捕,就是出席“非委”召
开的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因临时有事未能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
持。与会者开完会即被全部逮捕。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
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
“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
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
好。”

所以,朱正先生认为,通常说的“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因为参加左联
的活动以左翼作家身份被杀的。而是因为参加非委的活动,以非委的
身份被捕、被杀的。在非委内部,五人中以李求实(即李伟森)地位
最高。“非委”成立,他是中央常委兼少共书记、文联书记。冯铿
是“非委”候补中央委员兼文联秘书,柔石、殷夫、胡亦频都是“非
委”文联成员。

能间接证明叛徒告密“另一种说法”的,是王明临时中央营救“同
志”的态度。朱文引刘晓《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一文所说: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
  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
  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
  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
  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
  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
  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
  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
  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朱文说:“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牺牲了20多人的大惨案,受到
纪念的只有‘左联五烈士’。另外19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让人知
道。”

罗章龙诗中说“佞人决策等儿嬉”,“儿嬉”即“儿戏”。“佞人”
当指米夫及其扶持
操纵的王明。“杀君乃属道旁儿”,“道不同不相
为谋”。“道旁儿”所指似为党内“道不同”者,即“私斗何勇公何
怯”、擅长暗箭“从后发”倚俄而重者。龙华惨案是“道旁儿”酿造
的。

“龙华道上血光晕”,75年过去,国民党在彼岸彻底放下了枪杆子,
遵法守纪,成为依法竞选的文明在野党,重获新生。此岸,迭经反
右、文革、“6.4”,中国又失掉了多少“很好的青年”?“鲜血所
记录”“卑劣的凶暴”罄竹难书。究其祸根,全在一党独裁。

结党难免营私,党同必然伐异。此不但是国人痼疾,更是半个多世纪
来人祸的源头。政见既不可调和,或明或暗另立山头则属必然。与其
烛光斧影,窝里斗个你死我活、殃及池鱼,何如好分好散,别开
“生”面,同到阳光下作正大光明的竞争。胡耀邦、赵紫阳被佞人
“从后发”力,中箭落马。后来者欲免蹈覆辙,唯有放弃一党独裁,
开放党禁、报禁,三权分立。要根治党同伐异,舍此别无良策。

6月3日,时近子夜,点了一枝烛,又祭上几支香。很快就要到6月4
日凌晨了,铺开一张纸,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这几个字,就再也
写不出什么了,该说的似乎早已说完。屠伯想让人们忘却的,从来就
是事与愿违。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分下屠城令,拿青年学生性命当
“儿戏”。斥胡耀邦自由化,诬赵紫阳分裂党,其伎俩与王明、毛泽
东一般无两。“佞人决策等儿嬉”,“遂令大局为隳欹”。

“革命”,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龙华血案距今已75年,人们尚难忘
却,更何况17年前的血?

2008年奥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牵一发而动全身,“6.4”问题处理
得越主动、越早,留给筹备奥运的时间就越多,越可从容。蝜蝂〔音
“负版”,小虫名,行遇物则取而负之,虽困剧不止。──《东方国
语辞典》〕负重,亦喜亦惧,历史留给胡锦涛先生的时间确实不多
了。

辗转无眠中吟得几句:

  纪念“6.4”十七周年用鲁迅韵

  党同伐异到何时,十七年凝万缕丝。
  三代表忙埋赤血,两杆子乱秀红旗。
  胡来水祸欺盲众,寂寞江郎恋臭诗。
  岱岳果能天下小,不须猫步抖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