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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团体日前举办声援刘晓波、支持08宪章的集会游行。武宜三摄

 

在《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下狱待审之时，重新阅读《宪章》， 深感此文件的温和与理性。逢此国际人权日61周年之际，看看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不禁令人羞愧愤怒交加。《宪章》里面说得好，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繁荣如果没有普世价值作为基石的话，只能让人类堕入灾难的深渊。中国今天所谓的财大气粗，握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和外汇存底，是建立在不受法制约束的官员滥权、掠夺公器、剥削平民而形成的财富集中的畸形现象上。有识之士如晓波者指出这样的弊端，做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却被冠以“嫌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重大”， 如今面临可能十年以上的刑期。

一个政权以这样顽强横霸的方式来对付自己优秀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出于本能的恐惧，而其后果是加速本身走向灭亡。以往的一年来，《宪章》的303名联署人绝大部分都受到传讯、审问、调查甚至拘禁，然而他们依然坚定不移，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在12月1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分令人刮目相看的支持刘晓波的声明出现——“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这份文件是由中国国内原来的宪章签署人起草，里面提出三点：

1、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2、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3、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于12月10日美东时间下午三点公布的这份声明，上面已经有国内的165名和国外的41名联署者，其中包括刚刚坐了十年大牢的文字狱犯人杨子立，两度入狱、一共坐了九年牢的民主党党员朱虞夫和数度进出黑牢、前后在狱中待过12个春秋，才出狱不久的政治犯刘贤斌。在长长的签名单中，还有许许多多位都饱尝过铁窗风味。现在有些人冒着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内从事“政治活动”的风险，明知在声明上签名，可以把自己再度送进监狱，却毅然提笔。这批知识分子凛然的正气和勇气将使当政者心惊胆跳，更让国际社会惊叹。昨天当笔者告知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Nicholas Kristof此事后，他立刻撰写了一篇报道，贴在他的博客上（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2009/12/09/a-great-chinese-writer-behind-bars-for-one-year/），当时的签名联署还只有70多位，24小时之后已经超过了两百。目前该声明不但有英文、德文版本，也有捷克文的翻译。曾经是当年七七宪章的捷克知识界，对于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所起到的启蒙作用不无骄傲。他们希望捷克革命改制成功的例子也会在中国发生。以勇气克服恐惧，就能战胜恐惧。反过来看，制造恐惧的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最害怕的就是人们的无畏。中国社会里，近年来真有这么一批誓把牢底坐穿的硬汉子，他们为一代患了软骨病的知识分子又拾回了失去的尊严。

今天，敢于直面国家机器的不仅是知识界的群体和异议分子，走上街头去维权上访的，不仅是拆迁户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也是跟他们结盟的工人、农民和城市的居民。 人们逐渐懂得了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为自己的基本权利争抗。晓波多年以前就已经在他的《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文集里提出了官民势力相互消长、对立，普通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大趋势了。在社会现象的认知上，晓波跨越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激越和尖锐，近年来他的社会观察具有一种从容冷静的前瞻性。他对自己扮演的旁观和批评者的角色的危险性，是有所估计的，毕竟四度进出牢狱，他已经练就了高度的敏感性，但是他不退缩、不缄口。

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日这一天是否感到如芒在背？关了刘晓波，全世界大惊小怪，抗议之声从国内到国外，从香港到美国，从澳洲到北欧，不绝于耳。一会儿是上海的冯正虎在东京成田机场滞留三十天，嚷着要回国，日日触他的霉头；一会儿又有女子小乔到瑞典使馆举牌抗议被拒于国门之外。里面偏偏还有个四川的底层访谈的廖亦武，闹着要出国，把个围城搅得惶惶然，里面的人要冲出来，外面的人要拱进去。治民如治川，要疏导才能畅通。刘晓波是个烫手的洋山芋，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十几个刘晓波前仆后继地出现，处理得好，有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有助于“和谐”。

一九六六年三月我们从农村四清回来后，就没有好好上过课。这以前，阶级斗争、声讨帝修反斗争、学毛著、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革命化，等等的宣传教育和批判运动，已经把我们大学生搞得晕晕糊糊，慌慌张张，到了六六年，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不断地发生令我们眼花缭乱、惊慌失措的变化。我们惶惑、迷茫、恐惧，甚至觳觫，但是也有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期待。

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上什么课？再说，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参加农村四清，把我们学生的心放野了，对上课完全没有心思了。在另一方面，当时的老师们被文化教育界的一系列“革命批判”搞得无所措手足，不知该如何给学生讲课。所以，一九六六年春季学期开学的一个半月，课上得极其勉强。仅仅是维持着上课的形式而已。到六月初，干脆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一段日子，系上、班上不断的开会，大会小会，学习毛的一系列指示，反复讨论，联系实际。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当时我对姚文元评论海瑞的大块头文章不理解，而对署名方求（？）的文章从学术理论角度分析《海瑞罢官》，我相当有兴趣，心想写得好。结果方求的文章也遭到批判，说是北京市委组织写的，意在包庇吴晗。我暗暗吃惊，哀叹自己又错了，思想真的有问题，否则怎么对姚文元心有抵触，而对方求却点头称是呢？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有一系列疾言厉色的指示：中宣部是阎罗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死人部，农业大学办在城市不是扯淡么……。这些指示在我们心里造成的，是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慌乱。

我们奉命看《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等十部毒草电影，然后大批其中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我私下觉得这些电影好看，可是党报宣传喉舌判定它们反动，而且其他同学都众口一词地、义愤填膺地批判它们，我感到茫然，只能承认是我自己思想反动，于是赶忙加入批判，而且把调子提得更高。就像《皇帝的新衣》那样。也像另一个笑话：十个老头子相约每人拎一瓶酒，兑在一起，共同畅饮。随即白胡子心想，自己拎一瓶凉水，和他们的九瓶酒兑起来喝，不会被发现，酒味也不会差，多占便宜的事啊！主意打定。谁知黑胡子也如是想，花胡子也想到了，黄胡子、红胡子……谁也不傻，十个精明的老头子不约而同都想如此沾光。到了聚会日子，十瓶凉白开掺在一起，酒盅一一斟起，老头子们仰面一饮而尽。然而，怎么毫无酒味呢？十胡子都愣了，可谁也不敢说破，只好默默地闷头自斟自饮。良久，蓝胡子咂嘴说：“酒是好酒！”绿胡子点头应道：“味道纯正，好极了！”青胡子使劲点头，说今日之酒品质不下茅台。于是其他老头子七嘴八舌随声附和“好酒好酒”，不知不觉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在畅饮美酒，便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气氛越来越热烈。凉白开就这样真的变为美酒。假话就这样改变了事实。

知识分子应该是时代的眼睛，是人民的代言人，是追求真理、钻研科学、献身社会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追求人的价值和自由，追求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因而必须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独立思考精神。而这正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知识分子的原因。尽管渴望当奴才的文人如过江之鲫，而梗直而有思想视为民请命为神圣职责的知识分子仅是凤毛麟角，二者之间尚有诸多不肯奴颜卑膝或不肯为虎作伥的不合作者，后两者被毛泽东视为愚化和奴化中国人民的绊脚石。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已然是社会弱势群体。文革伊始，毛泽东拿他们、尤其是学校的老师开刀，杀一儆百，震慑社会，让所有的人处于恐惧之中，以便按部就班地消灭他的政敌，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戈培尔对元首的名言心领神会，做了如此诠释：”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在这一点上，毛和他们所见略同。

毛发动文革，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他擅长用“割猪肉”的方法整人，不急，一刀一刀的割。这一次他要整垮刘少奇和整个党组织，把江山传给自己的老婆和侄子，更是把“割猪肉”的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做了周密的部署，滴水不漏。他依靠军队，但是更加依靠宣传机器。他大造舆论，让林彪放手搞个人迷信，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大神，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任何话语，都是真理，是中国老百姓最敬畏的圣旨。无人敢怀疑，遑论反对？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一旦成了愚昧无知的狂热信徒，他就可以挟群众之势，呼风唤雨，无往而不胜了。因为他是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红太阳、灯塔、北斗星、大恩人、大救星，等等等等。这些以人民的名义加冕给他的称号和光环，其实是他一手操作的，一旦大功告成，那么不管是谁，只要被放在他的对面，就死定了。

毛的文革宣传机器确实获得匪夷所思的成功，明明那是一头鹿，文革宣传机器说那是一匹马，像我一样的小民，哪里敢去怀疑宣传机器是否搞错，而是本能地怀疑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赶紧强迫自己相信那真的是一头马。须知专政的大棒随时会劈头盖脸地整治人民，地毯式轰炸加密集火炮般的谎言宣传，还能有几人坚持独立思考？有时我心里也嘀咕，每次开会必唱的《国际歌》明明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东方红》却唱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这不矛盾么？可是谁敢对此公开提出质疑？只好承认肯定是自己的立场没有改造好，才会发现这类问题。这种产生于恐惧的心理之上的洗脑效果前所未有，古今罕见。但在共产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若不时时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就必遭灭顶之灾。用当时全国学毛著标兵谈建华传授的经验说，“我发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要解决两个特殊矛盾，一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一个是言行一致的问题。”我那时觉得千真万确，毛泽东思想真是伟大，一针见血，我们知识分子的有色眼镜就是两个特殊矛盾没有解决，因此只见阴暗面，不见大好形势，造成与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现在回过头看，那些凡是被认可思想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太监化了的文化奴隶罢了，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卖力地制造谎言，宣传谎言，给老百姓做坏榜样。

毛的经典语录云：“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就是说，不能相信自己。恰好中国有不准人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格、而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山头、地域等等封建宗法关系的附属物的深厚文化传统，毛深谙其中奥妙，自然充分开发利用了此项资源，是以拼命蛊惑人民，人民只能无条件地顺从。

一九六六年春夏，社会上和校园里，政治不断升温。除了批判，还有学雷锋运动，学大寨运动，学解放军运动，学毛著运动，于是全面造假成风，聪明的人都变成虚伪之徒。当时很多同学都争着打扫教室卫生做好事以表现自己的进步，并向党团组织汇报活学活用毛著的心得，我不识时务，做不来，只能夹紧尾巴，尽量躲着党员和团干部们。由于我幼小时候很少得到家庭的温暖，家境的困顿和社会上的政治歧视，还有遗传的因素吧，我的性格很孤僻，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好幻想；另外我头脑反应迟钝，口齿木讷，因此在班上落落寡合，形单影只，只和张士钢过从甚密，和许宰宇、白世恩、余存勇几个人比较接近。大家基本上是同类。从农村四清回来，我一度埋头写小说，写的是我在金佛寺公社上三截大队第四生产队搞四清所认识的孩子们。写了一万多字，却又放弃了；我无法写出阶级斗争觉悟高又刻苦学习毛著的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

而在这时，在城郊的阿干镇，我的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原来某县有人交代历史问题，顺带揭发出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历次政治运动审查历史时，父亲都没有向组织交代此事。隐瞒如此重大问题非同小可！父亲辩诬说确实没有参加过，可能是有人为壮大声势以集体名义参加，替他报了名。然而没人相信他的话，为此事他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我们子女更因此遭受雪上加霜的株连。

大概也就是在这之前或者之后，我父亲有一回进城办事，来师大看了我。文革我挨整，革命大字报因此揭批：老反革命预感末日来临，秘密来校和小反革命策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其实我们父子感情淡漠，四年大学生活，这是唯一一次来看我，而且纯粹是顺路。

从三月份起，报刊上、电台上、校园里，批判三家村的声浪不断地升级。报刊文章连篇累牍，电台广播震耳欲聋。忽然，彭罗陆杨被打倒了，他们的罪名是反毛思想。忽然，邢台地震。忽然，北京市委全面改组。忽然，不为老百姓所知的江青隆重登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纪要》，该文件很快以中央文件形式传达，紧接着，江青当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阵阵的紧锣密鼓，令我们张皇失措，令我们满腹狐疑，令我们紧张不安，令我们目瞪口呆。又一个新生事物产生了——音乐家们为毛的语录谱写乐曲唱，那忽高忽低忽长忽短的歌词开始我们听着很不顺耳，觉得怪腔怪调，但很快也就唱了起来，也习惯了那乐曲。

到了红五月，狂飙突起。校园里大喇叭随时会突然广播，战斗性极强的革命歌曲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校园上空回荡，然后是铿锵有力的广播稿和转播。五月四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篇又一篇檄文般的文章如重磅炸弹爆炸。“五一六通知”见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话也赫然在内，北京市委垮了，“四家店”彭罗陆杨一夜之间中箭落马，“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他们罢？我们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正在气定神闲地、有条不紊地用“割猪肉”的残忍手段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刀。传闻邓拓自杀。接着，田家英自杀的消息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六月一日报刊电台同时推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杀气腾腾的声调，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可能又有一些人要倒霉了。似乎每个人都在担心会不会自己大祸临头，恐怖的空气顿时笼罩在天空。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的宣言，这个评价乃是毛的声音。聂元梓的大字报于是反复在电台上播送。我们从中得知，五月二十五聂元梓给北大校领导贴大字报，誓言要揭开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随后几天，几乎一天一个党报社论。校园里大喇叭响彻云霄。那充满煽动蛊惑的革命言辞一下子令校园变成炼狱。勉强维持的教学秩序终于不复存在。大字报登场亮相了，兰州高校中的老大兰州大学的积极分子纷纷效仿聂元梓，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揪斗校长江隆基，没过几天，江隆基自杀了。师大的积极分子也跃跃欲试，酝酿批斗校系领导的行动。

某日午休，校园里忽然传出喧嚣声，我一骨碌翻起身下楼，见有不少人朝一个方向跑，我也跟着跑，我们寻声而往。我发现我前面是外语系的晁英，她是我们班许多男生的偶像，虽不是很漂亮，却非常美丽，因为她有优美的身材和非凡的气质，犹如《战争与和平》里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而在外语系，她是公认的“林黛玉妹妹”。现在她跑在我前面，忽然立住脚回头对我嫣然一笑，我受宠若惊，顿时呆若木鸡。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此时此刻校园里的非常气氛。

关于晁英，因为我有好几位同学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上先后与她有过交往，甚至我也与她间接地打过交道，所以我知道她一些情况。尽管她日后的生活平淡无奇，但是我对她的命运感慨万端。思忖再三，决定专章写出。

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包围着他自己，也包围着整个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刘宾雁都被视作政治变化的温度计。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对政治容忍度的试探。一些时候，他胜利了，另一些时候则失败了，稿件压在自己的书桌上。中国的政治气氛逃离了毛时代彻底的严酷，却也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对于新闻业来说，基本的常识远未恢复。报纸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仍处于争论之中，而揭露性的报道经常被认定是破坏安定团结——尽管谁也定义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团结”。

政治运动不再席卷整个社会，却仍不断侵扰文化领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所有执政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刘宾雁后来总结说，“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要强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一九八一批判《苦恋》，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与封闭，不断彼此交替。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两种力量的彼此交战，有时候“改革开放”占了上风，有时候自由又必须臣服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日后困扰中国的悖论已经显现——共产党政权能在推行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情况下，保持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吗？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都经常成为这种较量的首要牺牲品，似乎危害国家未来的不是恶化的现实，而是一些大胆说出了这些现实的人。

刘宾雁当然了解，他暂获的自由，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制衡相关，也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紧密相关。胡耀邦的开明态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护力量，他的成功既幸运又脆弱。这种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位，而刘宾雁与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与王若望被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开除党籍——中央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这两个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自我批评与纠正机制，似乎不再能发挥作用。再加上经济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时的挫折，一种幻灭情绪开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个勃列日涅夫年代正在来临——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陷入漫长的停滞。

但在这短暂的幻灭之后，又是一种急速的亢奋。接替胡耀邦的赵紫阳似乎无意终止改革，更让刘宾雁兴奋的是，社会正在觉醒，人们不再听令于宣传机器，他们有了更自主的意识。与一九五七年的遭遇不同，他没有被疏离、冷落，反而赢得了更广泛的爱戴。《人民日报》一位老工人的行动再好不过地显露出这种情绪，他在路上拉住刚刚公布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说：恭喜您，他们让您成为了完人。对于这种变化，刘宾雁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写道：“一个自发的、未经党的领导倡导的争取和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正在加速”，他相信“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觉醒”。

但在这种信心背后，是另一种预感——重大的事将在中国发生，它将震惊世界。预感既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经验，也源于他在美国之行中的感受。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仍沉浸在对改革开放的赞颂之中，而对中国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矛盾视而不见——或许也经常主动忘记，这个政党与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只是暂时让步与收敛。

五次演讲集中在刘宾雁最关注的领域——官僚的腐败与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很多方面，出生于一九二五年的刘宾雁仍是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你甚至可以说他仍是一个最好的儒家传统的产物。尽管他具有那一代人中少见的宽阔视野和经历，他懂俄语与英语，五十年代到苏联与东欧广泛游历，贪婪阅读各种书籍。他的整个壮年则是在一片打倒儒家、消除传统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他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在本质上仍是再传统不过的了。那是道德的视角与道德的语言。在一个伪道德与坏道德盛行的年代，他的真道德振聋发聩。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边界总是混淆的，他们批评权力、警告权力，却难以在权力之外寻找到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希望为“人民”说话，但“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他们是不同的群体组成，追求不同的利益，他们甚至也不仅仅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他们也经常是这种“侮辱与损害”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五次演讲中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十三日。两天后，胡耀邦去世。刘宾雁之前的预感得到了印证，死亡将紧张、混杂、喧闹的社会情绪凝结在一起，集中爆发出来。而刘宾雁无法预料，自己从此走上流亡之路。

我在网络上找到刘宾雁的主要作品。它们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远逊于他的回忆录。不管是《本报内部消息》还是《第二种忠诚》，它们只能在特定时代阅读。他参与开创的“报告文学”形态，是新闻与文学的融合结果，一些时候它还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色彩。文章试图客观描述真实，但作者又经常介入其中，这介入不仅是对作者观察与内心的描述，还经常“想象”出作者无法亲眼看见与听到的场景与对话，并直接加入评价。在很多方面，文章语言也仍是典型“革命时期”的语言，缺少五四传统的清新与典雅，它力图打破宣传文学的语言死板与思维平面化，但新的个性与思考，却远未成熟，它只能尴尬地停留在路途中间。不过，它们的确具有一种浓重的时代气氛——那是个丧失了思考与情感能力的时代，充满着公然的压迫和愚蠢的年代，任何稍不寻常的探索，都成为惊人之语。

那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年代。刘宾雁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不管其中有多少分歧，却仍有着基本的共识。这个国家困难重重，但人们想象的解决方案却不复杂——腐败的官僚系统是最明确的敌人。对于刘宾雁来说，言论自由是他心中最直接的方案，只要给予媒体足够的监督权，很多问题将得到化解。至于更长远的未来和更深入的思想准备，他们都尚未开始。当他前往香港时，香港的研究者发现，他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是本能性的、实践性的。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对共产党的自我改造彻底失去了希望，但直到一九八九年，他仍对社会主义怀有信心，他相信只是因为错误的执政党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他没有能像东欧知识分子一样，彻底深入解析这种制度深层的矛盾。

这或许太过苛责刘宾雁这一代了，他们从未有时间与机会，更系统化理解这一切。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通过流放、饥饿、死亡、背叛，这些活生生的体验来完成的。即使如此，他在回忆录里，仍表现出比同代人更深入的洞察力。他发现一次次整风运动、意识形态教育，本质从来不是真去让人民相信共产主义，而是要人民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放弃个人内心世界。

以这五次讲演为基础的《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一书在一九九零年出版时，他仍乐观地相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政党与政权已经耗尽了它所有的合法性和活力。但历史充满了意外的苦涩，当刘宾雁二零零五年离去时，全世界都在大谈“中国的奇迹”、“中国的崛起”。他则被遗忘了。十七年以来，中国的媒体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中国青年报》的几位经历过八十年代、风骨残存的编辑为了向他致敬，试图刊登关于他的简短讣告，但在最后一刻还是被审稿人撤下了。他早已苍老，被青年一代遗忘，但他仍是“国家的敌人”，似乎他以任何方式回到中国，都意味着某种新的危险。或许是他代表的气质——对真实的呈现、道德勇气——依旧是这个官僚机构首要的敌人。但仅仅是对真实的呈现早不足够，即使他能够回来，也会看到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中国，二十年前的分析方式仍旧重要，却不足够……

中国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沼，执政者和民众都在装傻，比赛弱智，而尚能清醒敢说话的却是已退出权力场的几位老人。天道何其不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时局时，免不了将权力舞台上的角色分成保守派、改革派。有这两派自然就有介于这中间的一派，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此消彼长，起起落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各有进退，直到一九八九年，改革派全军覆没，从此权力舞台上变得干净利落，至少表面上已没有分歧，没有争论，没有不同的路向选择，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么同舟共济，共存共荣，要么一起沉船，葬身鱼腹。

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

掌权者的面目渐渐模糊，一夜之间，再也没有人是保守派，当然更没有人是改革派，所有人都赞同改革，所有人对改革都充满恐惧，改革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说几句改革的好话，改革不利于自己的利益，编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辞浑水摸鱼，改革的旗号再也不鲜明，如同保守的旗号偃旗息鼓一般，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每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是非标准，天下熙熙，都为利来，天下攘攘，都为利往。权力舞台上演的一出出都是赤裸裸逐利的戏剧，如果不是奔着利而来，讲什么抓不住、摸不着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讲什么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讲什么风骨、尊严、名誉，反而让人家猜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动机、企图，注定要落个不幸的下场，赵紫阳就是一个活的例子。

权力的唯一功能就是捞取世俗人间的利益，这是务实的选择。到此为止，古人讲的礼仪廉耻显得多么可笑，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轻巧地取代，整个统治从此只要围绕着利益最大化的轴心按惯性转动就是了，这是一个不需要英雄，也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主导、以平庸为美、按利禄之徒意志行事的时代。所有残存的理想都被边缘化，权力舞台上的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机械，权力舞台上的任何举措都不会有意外，一切都是已经公布了答案的猜谜游戏，每一次粉墨登场充其量都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没有人坚持什么原则，没有人追求什么目标，吃好、喝好、玩好，美女，金钱，脑满肠肥就是好，连心肝都变得多余，只要拥有那些具备享乐功能的器官就够了。

我曾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本能时代”，本能至上，上行下效，看看一级一级的贪官污吏那些嘴脸就知道了，他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私利，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的需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长期以来都是个贬义词，现在也终于在官民内心深处平了反。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贪官的那种恨正在渐渐消失，日复一日，很多人开始认同贪官的选择，对于那些因各不相同的原因倒霉的贪官，人们的同情、羡慕远多于不齿和痛恨，因为谁都知道与那些更大的贪官、真正的超级巨贪相比，他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后者是不可能倒霉的。连老虎、苍蝇之说都已销声匿迹，时不时地喊几句反腐败的口号，也是权力正常运作的需要，拍苍蝇诚然是免不了的，苍蝇也不必委屈，怪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喝凉水塞了牙缝，怪只怪自己的后台不够大、扮演的角色太次要。不过不要紧，老苍蝇被拍住了，新苍蝇会前赴后继，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安子文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十七、八年不算短暂，那时出生的婴儿都已长大，很快要成为大学生了，一代人的时光等来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本能时代，不禁让人感叹唏嘘天道不公、老天无眼。常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千万别忘了卢梭的那句断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李慎之先生在谢世前不久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潭，只能靠利益的稻草来拯救。

令我们常常难过的是这样的现象，这些年来，发出清醒、正常声音的都是退出了实际权力的老人，而不是在其位、谋其政的那些人。我们知道李锐、朱厚泽、胡绩伟乃至阎明复、田纪云等人都在体制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已看清时代的真问题，他们主张政治改革的声音也不时通过舆论控制的夹缝传出来。其中还有个安子文，早年就是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曾位居要害的中组部部长，八十年代出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亲身参与了改革进程。五年前（二○○一年八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白指出：

“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二十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世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世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性的，这是不行的。“

民众自甘弱智装傻

然而，高居舞台之上，垄断了权力、正享用着权力滋味的人又怎么可能听得进他的逆耳之言，他们的全部心思都已用在了“如何把权力继续垄断下去”上面。今天，这个古老国度的权力运作本质上已陷入一种弱智化的比傻游戏困境中。一方面统治者表现得过人的聪明，不断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语词哄骗民众，那些词常常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他们眼中的民众总是那么弱智，没有分辨美丑善恶好坏香臭的能力，更不用说洞穿统治小把戏的能力，只要保持一定的暴力威胁，营造一种时刻都在的恐惧气氛，民众就是可以随便揉捏的面团，想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

他们的这点伎俩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不需要多少老谋深算，只要脸皮厚一点就够了、按着本能行事就够了。另一方面，民众总是那么恭顺和乖巧，哪怕其中一部分人身上的棱角没有被削平，头上的刺没有被拔掉，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种种戏法，但是他们的声音常常发不出来；偶尔发出来了，很快也会沉没在一片又一片如雷的鼾声中。因为大多数民众或真或假都在装傻，大家玩的就是比傻游戏，以自甘弱智换取苟且的日子。在这个角度看来，统治者和民众结合得真是天衣无缝，如此下去，这块土地将不再有奇迹，不再有想象，不再有未来。我们在回圈的圆圈中原地打转，像弱智一样生，像弱智一样死，誓把装傻游戏进行到底。

如果在制度内部，只有离开了权力舞台的李锐和安子文们在呼吁政治改革，那些站在台上的人中无人挺出，率先打破装傻游戏的表面那死水般的平静，向弱智的本能时代说一声“不”，要想顺利开启制度转型的阀门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停滞、失败将意味着甚么？这个老而不死的民族难道还要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徘徊——十年、几十年、上百年？没有人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也许这就是一个“天问”。

让任志强成为“全民公敌”的可能不是其错误的表达，正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动贫富差距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当他口若悬河地运用穷人和富人这样的词汇时，也就将人分成了两等，而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两者的不同态度：对富人的迎合与对穷人的蔑视。或许任志强先生本人并无意冒犯谁，但是，他本人的身份和当代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却难以为人所忽略，于是，即使他所说的不过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也深深地刺激了民众，并造就了日益丰富的惊人语录

近日，任志强频出雷语，继声称“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后，又质问“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话语一出，引来网友炮声隆隆。

其实，这已经是反复出现的场景了，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任志强说了不少话，吵了很多架，也获得了从“任大嘴”到“全民公敌”等诸多称号。在当前中国特有的土地供应制度下，房地产商的牛皮烘烘很难让人服气，从拿地到拆迁直到最终上市，存在着相当多的灰色地带，这使得房地产商们天然就成为了被公众质疑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笔者也和其他人一样，对于高调的“任大嘴”从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看不顺眼是一回事情，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则是另一回事情。

网络上已经有编辑好的“任志强惊人语录荟萃”，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对企业自主权的坚持，如“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商品房定价无需被监督”、“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等等，这些话听上去很刺耳，可话糙理不糙，难道企业不能自主决定其服务对象吗？难道企业对自己的产品没有定价权吗？难道企业能够亏本提供产品吗？其实并没有什么好雷的，更像是一些关于市场经济的老生常谈，“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也没有什么错，产权交易本就不应该被禁止，还应该给予法律的保护才对。

惊人语录中还有一类，则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和未来走向的一些点评，说白了就是坚持唱多，如“宏观调控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是为了稳涨”、“工资在涨、GDP在涨，房价不涨就不对”、“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等等，俗话说逢人减寿，遇货添钱，指的是已经买到手的东西，而对于尚待购买的东西，人们更期望它跌价，因此，任志强一味唱多，对于那些尚未买房的人士来说，就不够讨喜了。可是，考虑到中国现行土地供应制度和财富分配现状的双重作用，在特定时间段内唱多，似乎也有他的道理。一方面，是政府为获取高价的土地转让收入而限制土地供应量，另一方面，是在权力主导财富分配现状下，少数人拥有了过多的财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20%的富人买走了大部分房产（王石）”，在特定时段内的房价又岂有不涨之理？至于说房地产最终的周期调整难免，那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任志强惊人语录的第三类则主要围绕穷人和富人而展开，如“高档房本来就是穷人买不起的”、“我的房价不会降，让外地甚至境外富人来买房”、“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等等，我注意到，任志强的惊人语录中，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名词出现频率相当之高，当然，这一频率未必是因为任志强先生使用过频，也可能是被集中搜集的结果。但是，如此频繁地使用富人和穷人这样对立的词汇，不能不说是任志强的一个特色，而在我看来，在所有三类语录中，很可能这才是任志强成为“全民公敌”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上述三类语录中，任志强都喜欢使用穷人和富人的对比，即使是为了坚持企业自主权，强调企业应该自行决定其客户对象，他也会采用“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这样的张狂表达。在我看来，这样的表达所能达到的效果，在当代中国敏感的贫富分化现状下，传达出去的不可能是正确的道理，而只能是愤怒的情感。因此，在我看来，任志强惊人语录的出现，与其说是道理太悖谬，不如说是太伤人感情，以致无法为人所接受。10多年前，意大利球星维埃里以创记录的5900万美元由马德里竞技转会到了拉齐奥，当时的教宗保罗二世、曾经的瓦多韦斯神父足球队守门员对此发表评论，认为这样高的价格是对穷人的侮辱。从道理上来说，双方你情我愿的市场化交易，不应该侮辱和伤害到不相干的人，可感情之所以为感情，就在于它并非完全顺从逻辑和理性，而带有强烈的感性因素。

让任志强成为“全民公敌”的可能不是其错误的表达，正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动贫富差距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当他口若悬河地运用穷人和富人这样的词汇时，也就将人分成了两等，而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两者的不同态度：对富人的迎合与对穷人的蔑视。或许任志强先生本人并无意冒犯谁，但是，他本人的身份和当代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却难以为人所忽略，于是，即使他所说的不过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也深深地刺激了民众，并造就了日益丰富的惊人语录。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可以讨论的消极因素。以顾、黄、王为代表的那一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年代。在无外来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几乎穷尽了在各个方向上能够尝试的突破，诚如牟宗三所言，“断潢绝港，只差一篙”（2）。所谓“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时代西欧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学成就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论述为例：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

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

壁立万仞，只争一线。

这可能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文化民族主义最为彻底也最为极端的论述。孔子言：“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强调中原居民与周围民族文化位势的区别，事关“春秋大义”，即使管仲有违臣德，一士再仕二主，也可以迁就。但到王船山这里，以“三维”定“人极”，“夷夏之辨”不仅是不同民族之间文明程度的区别，甚至还是人与无机世界的区别。如此决绝的“夷夏之辨”对于王船山终身不仕老死岩穴，当然有积极的支撑意义，后人应该有悲情的理解。但这样的“春秋大义”，也潜伏下不能正视其它文化的自闭排外心理。在这一方面，顾炎武的文化定位较为平稳。文化强调的重心，不是落在“夷夏之辨”，而是落在避免“亡天下”的社会崩溃。在顾炎武看来，汉族文化的沦丧比汉族政权的沦丧将具有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潜伏的文化优先，被顾炎武推向一个惊人突破：“保天下”第一，“保国”第二，甚至可以置后。文化优先在这里一路超升，直至超脱为臣为士者对王朝正朔的忠诚。顾炎武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是十七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最可宝贵的突破。为维护这一突破的正面价值，现代知识分子大都能警惕并抵制对这一突破的歪曲。那一歪曲集中表现在二十世纪现代汉语里，经常被浓缩为与原意相反的句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此保持警觉当然是必要的。但在警觉之下，再挖一层深入思考者则较为少见。试想：即使恢复炎武原意，按照他“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这一逻辑链，隐含有两种逻辑后果：一，将国家改建随王朝轮回全部放弃，听任“肉食者谋之”；二，国家改建能从保天下的文化认同中自动出现。前一种过于消极，“肉食者谋之”，只会谋出一个王朝轮回，不可能挣脱这一轮回；后一种似乎乐观，国家改建是文化坚持的自然后果？其实也同样具有消极成分，值得质疑。

质疑的理由在于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不是相互决定，二不能相互取代。民族国家的改建当然需要文化资源的支持，但至少不会从文化领域自动出现。相反，由于将政治认同的条件维系于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还可能出现令顾炎武意外的第三种逻辑后果：只要新朝廷“保国”安定以后，回过头来跟着你来“保”这个文化“天下”，你怎么办？新朝改变文化政策，对传统历史文化变镇压为维护，从戮儒毁庙，一变为开科祭孔，此前因文化认同而建立起来的民族气节，很可能转过头去，随着对方认同这一边的文化，这一边也开始认同对方的新朝政统。这样一种始料不及的“历史意外”，还没有等到乾嘉小儒如过江之鲫，即以三大儒当代视之，在黄宗羲晚年的尴尬遭际中已经出现。

三大儒皆强调“夷夏之辨”，但以黄宗羲较为通达。《明史？历志》初稿撰成，黄宗羲曾批评说不该将徐光启依据西洋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的成就删略不提：“顾关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制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无愧。”（7）这样的通达态度在王船山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经过他增补，《明史？历志》增录了徐光启等人融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就。不过，经过黄宗羲亲自审正以及黄氏弟子执笔的这部严肃史书，最后还是落入“中源西流论”的窠臼：“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故备论之。”从情绪意态上说，在黄宗羲这里看不到王船山那样对外来文化的极端排斥，但挖深一层看，他能在正统史书中登录当时所知的西方科学知识，只是“礼失而求于野”，并未摆脱中国文化的自我优越感。

顾、黄、王三大儒中，历史留给黄宗羲个人的生命时间最为长久，但也给他安排了一个比顾炎武、王夫之更为严酷的晚年。他终于活着看到了康乾盛世的开始，看到了这一新王朝在武力层面上“保国”之成功，还看到了这一王朝在精神层面上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文人士绅都放弃武力抵抗，认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历史强迫他看到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第三层：康熙不仅认同了前朝的历史文化，甚至宽容他对这一文化政策转向的最初抵抗，从容等待他从岩穴隐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来“保”其文化“天下”了！这样的长寿，实际上是历史的残酷。历史之折磨，是把志士仁人的慷慨就义拉长为一场漫长的煎熬，犹如希腊雕像拉奥孔式的无声呻吟：父子俱为巨蟒所缠噬，从缠身到噬心，一步步伸向他的咽喉部位；为父者既要保护被噬的亲子，又要勉力抵开昂然逼上眼帘的蛇之首，人与蟒如此近距离对视，却又不能一朝解决，撼人心魄。黄宗羲的拉奥孔痛苦，也许能从他下列行为及其反复辩解中得窥一二：晚年不得不与新朝权贵交接，为儿子谋取文职进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学生万斯同、万贞一等人下山入京参加《明史》修纂，为争得历史文化的编撰权，不惜在政治操守上打一个折扣，等等。从留下的诗文看，顾、黄、王三大儒中，也确实以黄宗羲在坚守政治操守时付出的身心代价最为长久，所谓血火抗争，十死一生。即使如黄宗羲这样令人尊敬的岩穴之士，在康熙转变文化政策，开科祭孔后，他定位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不合作也终于有所松动，甚至不得不软化。七十七岁作《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出现这样的矛盾字句：“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既追述先烈为抗清从容就义，又称被抗击者为“今天子”；七十九岁作《周节妇传》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新统治者旌扬“纲常名教”，抗争者则进一步追加认同，从“今天子”而为“今圣天子”。我们当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苛责黄宗羲，说他此前五十四岁作《明夷待访录》，即埋下变节伏笔：“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8）但是，黄宗羲暮年留下的一些“颂圣之词”，确是不刊事实，从当时的吕留良攻击他为“蛟龙变蝌蚪”，到近代的章太炎苛责之词，以至最近一次的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1986年10月，宁波），都不断有人提及。

我很难同意今人继续沿袭从吕留良、章太炎那里沿袭下来的单一而峻急的道德标准，也不赞成今人以同一理路反过来为黄宗羲的气节做曲意回护。道德苛求或曲意回护，都预设有一个很成问题的前提，将历史道德化，以高调逼人，甚至是以理杀人。这里说的“以理杀人”，当然是从戴震所言的伦理冲突而来，但又不限于此，是应指向一个更深层面：文化价值与历史环境的紧张。后一层面比较隐秘，却更为长久，又时常为人所忽略。而道德苛评之逼窄，要么是牵引人远离这一层面，要么是在这一层面火上浇油。人们通常只注意历史的狂涛巨澜，很难看到惊涛裂岸之后，退潮时分步步收汁烤干，而留在这一空间里的人，几乎是在忍受蟒身蛇舌的冷火舔噬。所谓拉奥孔的痛苦，不仅具有美学价值，其刺探历史幽暗的深度，也超过通常的历史作品，同样摄人心魄。三大儒中，唯黄氏犹如拉奥孔，生活在退潮之后，忍受蛇舌舔噬，其中年壮怀激烈，晚年曲折松动，都有大不得已之痛。读黄氏晚年诗，应能处处声闻拉奥孔无声呻吟之点滴？如果今人还是从变节与否的道德词语去评论此类历史问题，不仅再一次陷于“夷夏大防”的此胶彼漆，自陷古人泥沼；更为可惜的是，也辜负以英雄暮年内心浊泪凝结起来的这一特殊个案，此一个案郁积历史文化冲突之信息含量，非寻常人生能够触及。而这一信息含量能提醒后人提问的地方，恰恰在于：将民族主义定位于历史文化，能否使民族主义坚持长久？这不是黄宗羲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临外族入侵时期的集体困境。从目前可见的历史资料统计，汉民族遭遇过多次异族入侵，每一次入侵都激起激烈的反抗，而越往近代推移，越容易把民族主义的气节只收缩为历史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对异族入主中原的集体抗争，没有一个能坚持到一个世代以上。即以反抗之持续这一特殊角度比较，中国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弱小波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一国三政，汉奸数量之多，大概只有地球上另一个同样以历史文化自负的法兰西可以比拟。如此难堪的当代记录，应该迫人深入一步想，这是一个道德机制问题？还是将民族主义定位于文化认同很难避免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困境大致可以从两头说。

一是历史中人的具体处境。能从效忠于一姓一室的王朝遗民或称政治遗民中超拔出来，进入以历史文化为认同对象的文化遗民状态，这是民族主义的一次飞跃。这一飞跃在顾炎武那里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述，同时也潜伏下危险。成于斯者败于斯，只要新王朝改变文化政策，承认文化遗民念兹在兹的历史文化，遗民很快又会有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或可称超拔，则是向着另一方向运作，逐渐弥合此前因文化定位而产生的政治不合作距离，当后者认同他们的历史文化时，前者则逐渐认同后者的政治合法，再一次成为新王朝的政治顺民。从政治移民到文化遗民，再从文化遗民到政治新民，多半在遗民的第一代后半期发生，至迟也难拖过第二代。一跃而为文化清流，这是螺旋的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圆，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完成一代士人对新王朝的强权认同。文化自矜与政治犬儒之间，可能只隔着一张纸——就看新强权承认不承认他那一点历史文化。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只要有中常智力，多半会很快看破并捅破这张纸，统治者在纸的这一边只要跪下一只腿——认同对方的历史文化，就能赚得对方在这张纸的那一边跪下两只腿，全方位认同新的统治秩序。由此，文化遗民也就在一代人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从文化自矜到承认新朝的转折。至于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平复内心的自责，则因人而异。如黄宗羲为儿子向新朝大学士徐元文谋职，致信后者曰：“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10）甚至如史可法这样的抗清英雄，都留下有这样悲愤的遗言：“我为国而死，我儿当为家而活”。

再大胆猜测一句，现代史中如周作人下水认同北平日人统治，也未必没有这样的心理理由。文化自矜者转折为政治认同，并不少见，从历史到现实，充塞于途。至于是三年食薇，还是当年即止，反而并不重要。

二是历史文化本身的结构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究竟为“经”，还是为“史”，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从可见的文献记录看，世界民族之林，也只有中国文化有完整的历史记载，“二十五史”历历在目，没有一朝一代中断。如果说“六经皆史”，对内定位于王朝正朔，对外定位于“夷夏之辨”，那么这个“二十五史”的承继线索却有一个逻辑上的尴尬：每当异类入侵成功，建立政权并表示承认被入侵者的悠久文化，这个文化大国很快放弃抵抗，回报以政治认同，将新立之“夷”确立为新“王朝正朔”；此后，再从这一新确立的政治认同中，产生新的“夷夏之辨”，对新的外来者展开又一轮难以持久的抵抗，如此周而复始，构成“二十五史”的从不中断。当异族入侵时，历史文化确曾激励了当时人的抵抗，但到后世修史时，其实并不强调对“夷夏之辨”的忠诚，更不鉴别前朝统治的文化出身，而是以是否有效确立政权为准：十分犬儒地承认政治层面的既成事实，奉新“夷”为新正朔。比如，很少有人质疑二十五史中的元史、清史合法性，按照贯注二十五史的“夷夏之辨”，在修此类朝廷历史之前，应该有一个必须叩问其历史文化出身为“夷”为“夏”的前提。如果不经文化鉴别就将这样的夷狄政权列入正史植入庙堂，应该说，每一次盛世修史，都有可能是一次历史文化的背叛，有一种国家组织“文化汉奸工程”的可疑气息。十分反讽的是，认真看待从一而终气节坚贞的王朝，反而是那些被视为夷狄膻腥的外来统治者，如乾隆曾独辟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例“贰臣传”，将背叛明室归顺清廷的一百多名官员打入另册，以示不屑。而汉族修纂前朝史，则并不认真看待“夷夏之辨”，以至一部二十五史，常有“夷狄膻腥”窜味其中，且位居王朝世系之正统。将民族主义锚泊于如此历史文化，其内在结构岂不是暗含有颠覆性矛盾？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历史文化是鼓励人做汉奸的文化，但至少应该承认其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尴尬的矛盾，有如此结构，却要求这部历史文化的承载者时刻保持“民族气节”，实在是强人所难。出现上述从文化自矜到政治犬儒的反复转变，虽不能说是一个分币的两面，但也应该承认自有其尴尬逻辑。尴尬的逻辑也是逻辑，虽不能满足思维的同一律，但在历史过程中却是一个客观存在，能帮助一代又一代人画圆一个接一个的怪圈。

退一步说，从王船山到顾炎武，再到黄宗羲，如果后人只守一个道德标准，那也可以如此责备：正因为黄宗羲对“夷夏之辨”不够坚决，故而到黄宗羲这里果然出现变节行为。但根据文化民族主义的这一要求，黄宗羲又能抓住同样的理由反驳王船山式的坚拒自闭：正是为了贯彻“夷夏之辨”，我不惜自污，以换得历史文化的“话语权”。我们读一六七九年他送学生赴京修《明史》，确实留下了这样的心迹：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凭君寄语书成日，纠谬须防在下风。（12）

他送学生下山，不正是为了抢占阐释历史文化的“上风”，即当今时人所谓“话语霸权”？可见，同样的理由既能支撑王船山，也能维护黄宗羲，都是围绕道德审判打转，不能打开更多的历史信息。与其如此，不如向下刺探历史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文化自矜与政治忠诚是否具有迟早会遭遇的内在矛盾？文化自矜为摆脱陈旧的政治忠诚确实打开了一条更为超越的出路，但是这样的出路是否会导向新的困境，为新的政治认同提供文化上的合理解释？关键的一环在于新王朝文化政策的变动，而出现这一历史条件并不困难，一旦出现，文化民族主义将非常尴尬。这一环实在是事关重大，却经常为文化超越论者有意无意地疏漏；不幸还有历史，而历史却从不顾及人的尴尬，总能很及时地以蟒身蛇舌舔送上这一环。

由此困境可以延伸讨论的，也许还有马克思的“征服者被征服”以及鲁迅的“阿Q精神”。

三大儒当日所为，已经尽可能做到了“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但是王船山、顾炎武没有想到，而黄宗羲却不幸遭遇的是：只要入主中原的新朝在文化政策上逐渐让步，就能在这脆弱的“一线之争”下釜底抽薪。在中国人的统治术中，这种文化让步并不新鲜，汉代儒生早就自我献策为“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似又获得更为深刻的哲学语式：“征服者被征服”。古汉语翻变为新德语，其实说的是同一种历史现象，还是同样的信息含量。征服之后的历史告诉人们，只要让出文化认同这“一线”，征服者并不是被征服，而是继续征服，征服此前在“马上”没有夺得的知识分子效忠，征服此前文化自矜者的政治认同，收复“壁立万仞”后面的更多失土，如此厚报的代价只是“下”一次“马”而已。顾炎武去世后，继承顾炎武“实学”的乾嘉学派在文化认同的理由下，就是这样找到了下台阶，绕过弯子与清廷建立新政治认同，参与“肉食者谋之”，“其君其臣保其国”。乾嘉学派二百年前绕的这一个弯子，对先师顾炎武的篡改，不亚于二百年后将“天下兴亡”改为“国家兴亡”。

所谓“征服者被征服”，有一点像阿Q被小D打败后，在心里说“吾被吾儿打败”。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奠定他反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立场，终身未变，未必没有偏颇，但在踢挖国民性病根时，能挖出“阿Q精神胜利法”，也可谓慧眼如炬。可惜的是，他将“阿Q精神”不是归结于离他笔触最近的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上层士绅，而是归结为距离这一历史文化核心圈最远的一个接受性阶层——乡村破落小农。按文化接受程度的被动与消极程度排列，乡野小农应该是最为遥远，也是最为无辜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在现实中与低层民众哪怕是破落游民接触，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缩头时就缩头，却很难发现有如此逶迤精致的文化活动——被辱之后的自欺心理。换句话说，所谓“阿Q精神胜利法”似应聚光于“赵老太爷”及其文化阶层，而不应归结于吃“赵老太爷”耳光的“阿Q”。不幸鲁迅走笔于此，新文化运动也许能收获《阿Q正传》这一文学成功，却可能因此而伏下历史阐释的一次败笔。这是中国历史上“肉食者”“谋国”失利，向“素食者”士大夫转嫁失败，而士大夫阶层在矛盾中受困且受辱，则继续向更下阶层转嫁这一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最后一张骨牌替代受过，受过最重的一次。只有这最后一张骨牌才能受过，因为他们本身是文化上的盲目兼失语一族，在“国家”或“天下”层面的文化活动中，“无食者”无言。所谓“阿Q精神”的误植与流播，或许是历史上士大夫阶层向外转移其文化内部结构性矛盾最为成功的一次？但如此文化活动，本身是否也构成一次较新版本的阿Q行动？

本文讨论明清天崩地裂之际，士大夫如何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却又在突破中陷入困境：坚持并赢得历史文化之“一线之争”，交换并放弃政治认同之“壁立万仞”，逐渐“失地千里”。其实，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胡适多少已经触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消极方面。胡适有言：“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13）胡氏这一说法，并未攀引多少新潮学术，却比其它说法更能切中三百年来尤其最近一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究竟搁浅在何处。这里只需说明的是：胡适所言的“民族国家”在当时的语境里，显然不是指王朝轮回的又一个汉族朝廷，而是指具有宪政体系确立公民个人权利的现代国家制度，相当于今天大陆语境里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庶几与哈贝马斯所述宪政爱国主义通。（14）

胡适所言民族主义第一步，即“最浅的是排外”，或可称“排外民族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已经暴露无疑。今天重提这一事件，不过是在史实角度警醒后人，中国的二十世纪是在排外民族主义中开始，这一世纪的最后一年恰好又重演了一次弱势而又短暂的义和团情绪冲动，而这一次的“拳民”，显然不是阿Q的后代，而是赵老太爷的新子裔——九十年代的部分大学生与海外留学生。就历史层面而言，与其把讨论重心落在义和团农民阶层，不如落在士绅阶层，即胡适所言的第二步，定位于“拥护本国固有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从农民转向士绅，似乎能处理更多的知识含量，而是因为从士绅“尊夏攘夷”到小农“扶清灭洋”，不仅仅是社会阶层分布上的高下呼应，而且能构成一个逻辑延伸。这一高下呼应与逻辑延伸，刚好能构成一个社会动员的平面，用来遮蔽胡适所言的第三步——民族内部的宪政改革。这一点，恰好在一九九九年的中国也重演了一次，还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头几年继续重演。

中国异见作家、《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辩护律师指，周五接到起诉书，检察院完全采用公安的起诉意见书，法官称10天后随时开庭，最高可判刑15年。（海蓝报道）

刘晓波辩护律师尚宝军向本台表示，周五（11日）早上他与丁钖奎到北京巿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取得刘晓波案件的起诉书，检察院移交法院的起诉书，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一样。

尚宝军又指，他们曾向法官提及，检察院两天时间内移交案件，律师没有机会会见刘晓波，也未能对起诉意见书提出质询，但法官对此没有回应。另外，接见他们的案件法官为贾连春，他曾审讯维权律师高智晟案件，而合议庭则仍未组成。他说：没有谈什么，检察院还有一些证据还来过来。但是他们告诉我10天之后随时都会开庭。我向法官提到，12月8日才通知我们审查起诉，10日便起诉，实在太罕见。

尚宝军透露，周四原定到看守所会见刘晓波，法官正在会见他，并把起诉书亲至送交，所以会面临时取消。其后看守所更表示，由于案件程序变更，要拿到起诉书才可会见刘晓波，所以改至下周才与他见面。

宪章联署人莫少平律师则指，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一般有一个月至个半月审查证据材料，但周四晚上十时，他们巳接到通知，案件移送法院，律师没有辩护机会，实属违法。他说：按照刑护法和最高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依法执业的这个阶段，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徵求辩护律师的意见，但它没有做这程序，这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莫少平又指，起诉书对刘晓波的指控，主要是05年以来海外发表的6篇文章，及起草及组织零八宪章活动。该6篇文章曾发表在《观察》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包括“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窰童奴案的继续追问”。

就起诉书所提及罪行，莫少平表示，起诉书其中有一条，认定“刘晓波污蔑国法，以造谣诽谤等方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重大”，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规定，一般罪行判5年以下，如果罪行重大，判5年以上，最高15年刑期。

刘晓波妻子刘霞表示，案件移交检察院时，她对丈夫或会被判重刑巳有心理准备。她说：就是刘晓波肯定面临重刑，我在案件被移送检察院我就有（心理准备），我就会想跟他说让他自己多保重，我会陪著他的。

曾办理类似案件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表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根本有问题，因为法治国家政权不是具体的东西，不可能被推翻，刘晓波只是发表一些言论，没有危害社会行为。他说： 以言论方式把它表达，这是公民权利，不应该作为一种犯罪，更不是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做的一切从共和国角度考虑，他没有实行，何来危宪社会，这不是刘晓波本人有罪，而是这个罪名有问题。

但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有不同看法，他表示，刘晓波巳扣押超过一年，如检察院认为起诉意见书证据足够，它会尽快移交法院。王友金又估计，法院不会判刘晓波太重刑期，因为他没有参与反革命行为，他只是写文章煽动颠覆国家，应该不会判至最高刑期。

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公布前夕，被北京巿海淀区国保人员带走，今年6月巿公安检察机关才公布正式逮捕，被关押在北京巿第一看守所。

公安机关本周二（8日）结束侦查，把案件移交检察院，但公安机关曾三度延长侦查期。

另外，海内外二百多名零八宪章起草人及签署人，周四发起联署声援刘晓波，愿意与他一起承担宪章的责任，他们包括鲍彤、张祖桦、丁子霖及高瑜等。声明又指，签署宪章是关注国家，及体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如果刘晓波因此被判罪，他们愿意共同承担刑罚。

五十三岁的刘晓波，曾是八九民运中“六四四君子”之一，其后被捕入狱。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与大约三百名知识份子、律师、作家及学者签署《零八宪章》，要求民主宪政，其后一年间，海内外共有一万多人签署宪章。

台湾县市长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虽然只攻下一个宜兰县，但是总体得票率拉高到45%，只比国民党的47%少两个百分点，可谓大胜，而国民党遭遇重大挫折。外界总结原因，无外乎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马英九光环消退，八八水灾的冲击等等，但是我觉得，两岸关系上的气氛改变令台湾民众心生疑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导致这种疑虑的因素中，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中共的对台政策。

马英九政府上台以来，致力于扩大两岸交流，这本来是为了提升台湾的经济成长，但是中共那边却见猎心喜，认为统一的时机到来了，于是对台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也就是说，把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反独”的重心转移到了“促统”上。这一年多来，中共高调鼓吹两岸关系的快速发展，甚至染指台湾内部事务，比如反对高雄电影节播放热比亚纪录片，还限制陆客去高雄以制裁民进党；比如派郑必坚等高官组团来台，以参加研讨会为名重新提出统一问题；比如多次表态，催促马政府开始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等等。这些举动不仅令台湾的绿营人士焦虑感大增，就是浅蓝人士也感到不安。

尽管倾向统一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但是台湾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的民意，其基本面并未因此移动，至少是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改变。主张统一的人在台湾内部的比例还是不到两位数的少数，而大部分民众主张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事实上，马英九2008年能够胜选，就是因为高举了这个旗帜。在现阶段，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不希望看到两岸开始进行政治上统一的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开始推动政治谈判，完全是误判台湾的民意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引起了台湾民众普遍的警惕，甚至反感。尤其是ECFA的问题，事关台湾本土产业，尤其是农业的前途，作为强势的谈判一方，大陆的咄咄逼人也使得台湾南部的民众愤愤不平。马英九政府既然要维护两岸的友好关系，就只能对大陆的强势默不作声，这是此次选举民意反扑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固然有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的政策上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共急于求成，在台湾的民意还没有出现板块移动的情况下，急不可耐地试图推动两岸关系向政治的方向前进，而导致国民党的选票流失。

中共以前曾经因为朱镕基，吴仪等领导人的强硬发言，在台湾民意上产生反弹，实质上反倒帮助了过李登辉和陈水扁的选情。陈水扁执政后期，中共似乎已经吸取教训，尽管陈水扁多次踩到两岸关系的红线，中共都能低调面对，避免激发绿营的反感。结果最近一两年来，中共似乎忘记了这个教训，以上种种表现可以说是重蹈覆辙。如何正确掌握台湾的主流民意，看来中共还是不及格。

北京律师莫少平说，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星期四接到检察院正式通知，已完成对刘晓波案起诉的审查后，他的律师团队已经着手为刘晓波的无罪辩护进行开庭的准备。公安单位在起诉书中，以起草并发起签署《零八宪章》为主要犯罪事实，建议检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刘晓波。这个罪名在中国最严重可被判15年的刑期

莫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接到检方这个正式通知后，庭审通常在一个月左右后开始。不过他说，依据中国法律，检方有权安排在10天之后的任何一天开庭。

*律师：当局所指犯罪事实属言论自由*

莫少平说，刘晓波在起诉书中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两方面。除了较显著的发起《零八宪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部分是他自2005年以来，陆续在网上发布的6篇批判中共政权独裁与合法性的文章。

莫少平说，刘晓波写的文章内容根本是常识和言论自由的范畴，律师肯定要为他作无罪的辩护。

莫少平说：“这里面他强调应该实现他主张，就是不能一党专制。他主张多党制，而且他区分了一个概念，就是政党、政府和国家这不是一个概念。政府是可以更替的，执政党也是可以更替的。但是国家，只要不是被外族侵略的话，它都是延续下来的。”

*检方2天内完成审查起诉亟为罕见*

莫少平说，除了以言论自由来为刘晓波作无罪辩护外，另外还有一点对他有利的地方，是检方在法定程序上所犯的严重瑕疵。

莫少平说：“像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审查起诉这是亟为罕见的，这是第一。第二，检察院这个审查起诉工作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法律规定，检察院在这个审查起诉过程中，必须征求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个程序检察机关没有履行。”

自刘晓波在去年12月8号因起草《零八宪章》被当局拘留之后，北京公安单位经过一整年的时间才将对他的调查终结，并在星期二将起诉书送交检察院。

*刘晓波妻：欲加之罪莫须有*

不过检方在短短的2天之内就完成对起诉书的审查，这让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感到非常愤怒。她对美国之音说，她认为这根本就是欲加之罪。

刘霞说：“我现在的心情当然很愤怒。我认为他们所有指控都是不成立的，都是莫须有，都是欲加之罪。下一步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大家把程序走完就完了，能做什么？改变不了什么。我本人就更做不了什么了。我就准备探监就是了。”

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国际间多次为他遭到中国当局逮捕关押发出呼吁要求将他释放。不过中国官方新华社在刘晓波6月23号被逮捕后报道说，刘晓波近年来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将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