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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牛汉（左）到友谊医院看望胡风（中）。

牛汉（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牛汉简介

1923年生。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

86岁的牛汉脸上，刻满岁月的刀痕。与他同时代的人，谁脸上不是如此？

几十年沉沉光阴将他的身高压缩了5公分。即便如此，他站起来还有1米86.牛汉的祖先是铁木真的嫡系，叫忙兀特儿。兀特儿是姓氏，忙是部落名，这支部落早年在今天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元朝亡后，忙兀特儿迁徙山西，改姓史。他的祖先骁勇善战，常能虏获异族美貌女子。讲到这一点，牛汉笑呵呵的。

他的脾气，用祖母的话说，像家乡的滹沱河。滹沱河平时不像河，除去沙土，尽是石块——潘光旦当年质疑“潮流”时用一条河作比喻，河里有落叶、有鱼卵、有石块，河水断流之际，河床中惟一留下的，是它们。家乡的人们不敢走近滹沱河，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发大水了。发大水时，全村人都不敢出气，连狗都不敢叫了。

父亲史步蟾早年怀有革命热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虔诚地种地。他嘱咐儿子：“还是好好念书吧。”牛汉对美的寻求，也是在父亲的启发下开始的。父亲的笙、箫、笛，以及那些古老的元曲谱本，让他敏感于美妙的声音。父亲在油灯下朗读诗歌的样子，他满满两架子的书，让徐志摩、郭沫若、朱自清、周作人、鲁迅，以及《新青年》、《语丝》、《译文》等等，陆续走进他的视野。

抗战流亡，牛汉跟父亲到了甘肃天水。在那里，他学画，他晚年画的诗人穆旦、聂鲁达、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真是有趣。他接触了更多诗歌，两本口袋诗集——田间的《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和胡风的《野花与箭》，是他随身必带的。“我喜欢田间的激情，像一把火。胡风的诗很有湖畔诗的味道，没有口号，写得宁静、凄切，有大革命前后青年的愤懑悲伤，但当时我还不十分理解。”

牛汉的三舅牛佩琮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周刊》主编，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牛汉崇拜三舅。他的逻辑是：三舅那么好，他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他在三人小组里入了党，但负责人回了延安，“没有人管我们了”。

第一次考验很快来到。高中毕业时，校长宣布文理两个班七八十人必须集体参加国民党，否则不发毕业证书。“我不干，宁可不要这个毕业证书。那时候进（共产）党比较困难，我通过特别困难。所以心里是很纯洁、很坚定不移的，怎么能够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对党的誓言呢？那我还是个人吗？”他和同学郗潭封逃跑了。一年后，牛汉考上西北大学外语系，向教育厅要回了高中毕业证书。

心向圣地延安，盼望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日。愿望暂时不能实现，牛汉只好抛头颅洒热血一般地去写诗。天天写，白天写到晚上，晚上写到黎明。1946年7月，他跟党组织接上头，重新宣誓入党。那一段生活，动荡、绚丽、澎湃、神秘。

1948年，牛汉把长诗《采色的生活》（采色即彩色）通过朋友寄给胡风，从此开始通信。胡风的回信有20封，现存16封。

1955年5月初，最高领导人在审阅舒芜交出并整理的胡风信件后，指示有关部门成立“胡风反党集团”专案小组。根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复查报告披露：这场清查斗争共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55年5月1 4日，牛汉第一个被捕。两天后胡风被捕。因为牛汉的性格和曾流露与胡风等人不同的观点，“上面”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让他好好揭发。

被拘留一周后，牛汉收拾好行李，对看守说：“一个星期了，我要依法离开这里，再见！”一番搏斗之后，上级出马，牛汉返回囚室。

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1957年5月牛汉被通知“可以回家了”。派出所每周来人，听取汇报。1958年2月，他被正式开除党籍，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降级使用，仍当编辑。

“这人没法改造了，上面肯定这么看。我就这个脾气。我就当编辑，编好书写好字就行了，比当皇帝都强，呵呵。”牛汉说，亏得人文社领导王任叔（巴人）多有相帮。

1965年冬，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牛汉见到了10年未见的胡风。发言时，他照着稿子念，念着念着激动起来。“我说胡风问题不是反党反革命，是文艺思想问题。‘停止发言，下去！’把我赶下去了。别人讲牛汉你真是头脑简单，那种场合你怎么能替胡风辩护呢？我不是感情冲动，人活着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同看法嘛，正常的嘛。”

他后来的日子，被切割为两年的劳动改造，半年的“四清”工作队，5年半的五七干校……在咸宁干校，他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并养了一只狗叫小白。“我跟它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是胜过了人。”回头一看，寓言一样。

1979年9月，牛汉获平反并恢复党籍。他说，25年里，他始终没认过错，也没出卖过任何人。胡风去世前说，“牛汉是个可依赖的人。”别人则叫他“倔强的诗人”、“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

1980年春，他在北京又见到胡风，“他真正衰老了，很深沉。别人跟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词意准确而有分量。”

现在，牛汉住在让前来拜会的台湾诗人痖弦略微吃惊的简朴公寓里，跟阳台上那些小小的绿色植物“相依为命”。偶尔出门，舍不得打车，坐公交和地铁。他的诗作，跟余光中、洛夫的诗歌一道，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悄悄取代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以及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这个唇齿间已有些漏风的老人慢慢地讲啊讲，讲出“受组织信任者”这样的概念，给出“中国的大人物都比较复杂”这样的判断……

“胡风分子”后来各走各的路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胡风的30万言上书？

牛汉：我没参与。但我一直不同意“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否定人性的。应该像鲁迅他们说的，为人民、为人类和人类的精神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这个提法，42年从《新华日报》第一次看到，我就不同意。50年我做成仿吾的秘书，跟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是创造社的骨干、长征干部啊，当时就不赞成。所以后来政治上，怎么说呢，一直压着他，抬不起头。

胡风53年回了北京，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没有安身立命。我想他有过巨大的苦恼，在我心里他有一种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不管处在什么条件下。他肯定是经过思考，才写30万言书向上反映的。

人物周刊：他们把您归入“七月派”。

牛汉：“七月派”里也很复杂，人好多，我不是最早的。《七月》37年从上海移到武汉，到重庆改成月刊。我和胡风是解放后（1950年）才见面的，我只是他的追随者，觉得《七月》这个刊物办得好，包括后来的《希望》，都不错。几个作者：路翎、曾卓，人都很好；阿垅是特别好，虽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他正直率真、决不背叛，真的是个人！他跟胡风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紧密，也不是绝对地认可胡风所有的观点，他跟胡风辩论我看见过。（上述3人都是“胡风分子”，其中阿垅1 967年因骨髓炎在天津的监狱里去世。）

所谓的“胡风集团”也比较复杂，后来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有的人当官了，就不敢讲真话了，这种人见了面我根本不理他，手都不握——这是我的脾气，毫不含糊。这种人还写什么诗！王元化后来跟我说，人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不可想象，当初是那样诚恳而且有个性的人，唉……有的政治上“进步”了，就“超越”别人了。

人物周刊：给您平反时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牛汉：但是对我们好像还是有点隔离的意思，后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在改。第一批就4个人：我、曾卓、王元化、刘雪苇。后来胡风去世（1985年6月8日）以后，遗体在医院里冷冻了七八个月，为什么？就因为大家不认同上面的批示，对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彻底平反，怎能让逝者归安？就是“胡风集团”也受影响。后来也慢慢改了。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当时真叫痛苦。

假如鲁迅活着

人物周刊：近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左翼文人、包括鲁迅多有微词，好像有意重新评估左翼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历史意义，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牛汉：有道理。这个我和施蛰存深谈过好几次。诗人戴望舒、杜衡、施蛰存都是所谓“第三种人”。他们原来都是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后有了一点冷静。我特别欣赏施蛰存，哪怕不算大彻大悟，也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鲁迅写文章批判他，他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去反驳。他告诉我，理解鲁迅，理解他受身边左翼文人的影响。

毛泽东在《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意在团结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人。为什么是鲁迅呢？他有个性。“人性”、“个性解放”、“人道主义”鲁迅都提过，《讲话》全部否定了。但初期总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只能是鲁迅。

解放后看出来了。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以鲁迅的脾气是不会接受改造的，对不对？鲁迅身边亲近的朋友全被打成异己、“反党分子”、“右派”，一个没剩，是不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旗手、一个神坛上的人物看待，是政治的需要。

人物周刊：王元化先生晚年对“五四”、对鲁迅也有过一些反思。

牛汉：王元化看问题要比我更清楚一点，他思考问题很周到很冷静很细致。80年代初他到我这儿来过，我也去过他家里。我们谈过鲁迅。我们当时准备出个刊物，就是《新启蒙》，王元化领头。光这个名字就肯定不许的：你们要重新启蒙、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周扬的眼泪

人物周刊：说到胡风、王元化，不能不提周扬。贾植芳先生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牛汉：周扬这个人啊，文艺界的人对他不信任。晚年周扬有变化，王元化先生写过文章的，我也当面见过。好像81年吧，政协礼堂，开春节团拜会，我去参加了，周扬坐着，旁边有徐迟、张光年这些人。他握着我的手说：“牛汉啊，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这些‘胡风分子’，对不起你们家里的人。由于我的错，55年让你们遭受了很大的苦难，我向你们全家人道歉……”边说边流泪。唉！我就说：我也老了，快60了，请保重身体呵！

人物周刊：周扬为什么掉眼泪呢？

牛汉：我回去跟严文井说。严文井说，哎呀，他在延安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会表演。当时跟你痛哭流涕，很诚恳，第二天照样毫不含糊批斗你，不要相信他。后来艾青打电话来也说不要相信他。但我作为一个晚辈、《新文学史料》主编，因为工作关系需要走近他。你回顾一下他一生的经历：一个有影响的左翼老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特别是《讲话》确立文艺思想以后，他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建国以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实际上是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大前台。

89年夏天周扬去世，他的儿子叫周艾若，鲁迅文学院教务长，特地来我家，希望我去。我去不是代表个人，是代表《史料》去的。我催请他写回忆文章，他答应下来。一次电话里告诉我他摔了一跤，讲话也变得很慢。他说他记得一些事，但夏衍比他更清楚，以后再说。当时夏衍不在北京，到日本去访问了。后来严文井看到追悼会的报道，就说：“牛汉啊，你怎么去参加周扬的追悼会呢？”

人物周刊：文汇出版社不是出过一本《晚年周扬》吗？

牛汉：好像看过。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倔，但处理问题还注意边界，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影响了工作。我也不知道延安“表演”那段，就看他还挺诚恳的。人都是会变化的，即使周扬那样的人，他也会变化的。当时我就是这个观点。王元化也跟我说过，“周扬是有一点变化哦。”至于别人，艾青啊，严文井啊，跟他有误解，批判太多。

为什么我问题老出在右边

人物周刊：您最初写诗时受过艾青影响？

牛汉：38年就认识他啦。那时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我是学生，他是“蒋先生”。后来在华北大学见到他，当时他是副院长。

我一直喜欢他和田间的诗。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他天天鼓动我，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挺得意，请他看，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他是善意的。艾青去延安后没写出好诗来，我当面跟他说的，他点头承认，光叹气。

我回北京以后，跟他经常来往。印象最深是57年被划进“胡风集团”以后，有一天开批判大会，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我名字，是艾青，离我就一丈多远，很大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我说，“没有完，算告一段落。”想不到他站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对着我，对着文联礼堂坐满的人，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然后像朗诵诗歌一样用拖腔说：“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他简直就像一座青铜雕塑站在那里，那种神态和声音，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毕竟是写过《向太阳》、《火把》、《芦笛》的诗人！

人物周刊：后来他们一家人去了新疆吧？

牛汉：是啊，76年他回来我见到了。有天下班在西单买熟肉，看见一个排在前面的老人，身上是又脏又旧的黄棉军装，戴顶战士冬帽。我看看像他，走近了叫“艾青，艾青”，他认出我，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快20年没见了。他告诉我他右眼快瞎了，回北京是来治眼睛的。我后来在西城找到他家，一家人挤在10平米的一间破平房里。后来他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自嘲：“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问题老出在右边？”也有感伤：“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艾青……唉，也很复杂。

人物周刊：您提到好些人，都用了“复杂”这两个字。

牛汉：对对对，大人物都如此。每个人都不简单，不复杂就没法生活。何其芳、成仿吾、丁玲……都是。人与人之间，针锋相对时都会展现某一面。随着时间流逝，又都在变化。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口述，等于梳理了一遍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么多人的名字。

牛汉：我对许多人的诗有偏爱，像阿垅、曾卓、路翎、戴望舒、冯至……太多了。我觉得文学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名字。

人物周刊：北岛最近出了本新书《青灯》。

牛汉：他老打电话来。我跟他关系不一般。他和我儿子是同学，北京四中，他高一，我儿子初三。76年，他每次来，俺跟俺老伴儿都招待他吃饭。

人物周刊：那时候他在做什么？

牛汉：他修马路，后来不干了，生活困难。我不是执行副总编么，就给他搞了个特约编辑，给他每个月发120块钱，呵呵，又抽烟又喝酒的。出差嘛就带他去，到上海、青岛什么的，好吃好住。他是真正有才，当时《中国》发了好多朦胧派的诗，都是北岛拿来的。跟我谈他的诗，碾稿，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我家，呵呵。

每个人都有写不尽的故事

人物周刊：聂绀弩先生说过一句话：监狱是学习之地，而且里面卫生医疗之类都很方便。他好像出来以后还想回去？

牛汉：他那么说就是了。他是关在山西，无期徒刑，“四人帮”垮台以后出来的。回来以后给他生活费很低，18块钱一个月，还不如在监狱里呆着舒服呢，胡思乱想，看书，写文章，都可以。他回来后谈过这个。晚年的时候外号叫散宜生。

人物周刊：散宜生是西周的一个大臣哎。

牛汉：对对，他就是在铁板一块的体制下，引出一个“散”字来，是个人意识、自由的觉悟，这真是太难得了。所以后来我出了本书叫《散生漫笔》，喜欢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散漫”。聂绀弩跟我特别亲近，什么事都找我谈——他闷，总要找个人解闷吧。我们不是自由主义，只是求得真正的自由……唉，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惨痛的写不尽的故事。

人物周刊：胡风先生说过，心有余力的话，他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和田汉。

牛汉：对，他在给我的信里面提过。他对茅盾有看法，对郭沫若更不要说了。

人物周刊：那田汉呢？

牛汉：就我的印象，他觉得田汉还可以。老前辈，人很好，跟我关系也不错，晚年没什么钱。

人物周刊：重论茅盾是为什么？

牛汉：茅盾就比较复杂了，说了大人物都复杂，不能绝对肯定地谈。他解放后当了第一任文化部长，但他又不是党员，没给他恢复党籍。1954年年底吧，开一个党内的会，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党组织代表去了，冯雪峰也参加了，茅盾列席这个会。我看茅盾那么气愤，举了好多例子，在台上批了一个钟头。后来周扬马上就把他的文化部长撤掉了。

这段茅盾回忆录没写。这说明他内心并不是没有痛苦的，他晓得实际上他没有权，周扬在操纵他，所以很气愤。

就怕搞得不是人了

人物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们这几代人经历了漫长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其中一些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

牛汉：是的。就我接触到的，像丁玲，晚年对历史，对政治，对那些观点、路线，她有她的看法了。巴金是比较善良、单纯的人，最后比较纯净，就算政治需要他当个主席，就当着吧。

人物周刊：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遍，您还会走当年那条路吗？

牛汉：唉，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38年想去延安没去成，我父亲不让去；40年、42年也想去，路费都准备好了，父亲又把我拉住了。我父亲早年也参加地下党活动，对政治有一些清醒的看法，不是绝对服从的。他就怕我搞得不是人了，就害怕这个。唉，中国历史，任何人类历史，都不是单线的，都很复杂，都是慢慢地往前流。所以我有个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你容纳，才能让心胸阔大，不那么狭隘；心胸开阔以后，你自在了。

人物周刊：现在这个时代您跟得上吗？

牛汉：中国是有变化的，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多了。但历史性的变化，不光是楼盖高了，衣服穿好了。

人物周刊：这个时代好像没有诗人了，文学也凉了。

牛汉：是，现在是这样，可怕哎。文学艺术，以前是无产阶级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没有人性哪有诗歌文学？现在这个也不正常。中国这部现代文学史啊，得重新写。对中国作家作真正全面的调查、遴选，重新评判、识别，哪些是真正的作品，哪些不是，这个是需要的。

曾因“胡风事件”广受争议

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舒芜先生前天晚11点10分在北京复兴医院因心脏功能衰竭逝世，享年87岁。女儿方竹告诉记者，父亲病逝前已经昏迷了十天，一度出现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于前晚撒手人间。尽管舒芜曾因在“胡风事件”中被指“主动告密”而备受争议，但在女儿的心中，他却是一个温和的父亲和甚至有点“迂”的读书人。

-病榻前不忘读书

去年底，舒芜就曾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在《文汇报》上撰文称，“今年自秋至冬三个月，接连住了三个医院。起初是作为抢救病人送北大三院的，一进去就住进抢救室，马上发出‘病危通知书’，性命危在旦夕，总算救了过来。脱离险境后又转了两个医院才回家静养。在家里仍然是基本卧床，必须起床穿衣挪步时，仍然少不了人扶将……”

方竹告诉记者，父亲今年春节以来就一直入院，刚开始精神状态还不错，可以看看书，但是6月以来，情况就开始恶化，父亲逝世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十天，弥留之际，外孙女杨章章也陪在身旁，“外公戴着呼吸机，一直在昏迷，没有任何遗言。”

-一生治学毁誉参半

上海《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与舒芜交往甚密，他认为在学术上舒芜至少在三方面成绩卓著。首先，解放后研究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芜参与整理出版；其次，退休后更多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五四”、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最后，作为一个书评家，舒芜先生把一些评论和理论艰涩的文章写得文笔优美，可以作为随笔和散文来读，他与老一辈学人季羡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来开创的文体得到延续，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风，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少见。

但有人也指出舒芜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反戈一击”，永远是其历史的尴尬。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

鲁迅文学馆馆长孙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抛开胡风事件，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舒芜应该是一位现代文学比较优秀的研究者，特别是他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绩显著，但他认为舒芜晚年似乎并没有深刻反省过这件往事，甚至显得有所回避。

-关于舒芜及其忏悔

刘绪源向记者透露，舒芜其实曾经在《回归五四》序言中有过正面的忏悔和直接的表述，“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然而不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在女儿方竹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一个正直、憨厚的“读书人”，对什么事情都很较真，直到病逝前依然关心世界局势，对自己的身体似乎一点不在意，“对于胡风问题我的看法是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但他当时太天真，所以才公开呼吁朋友们改正错误，没想到酿成大祸，我决不承认他想陷害朋友。”

记者获悉，舒芜送别会将于下周一上午十点在北京复兴医院举行，骨灰将在老家安徽桐城安葬。罗皓菱-人物小传：

舒芜，原名方管，生于安徽桐城。建国后，历任广西省文联研究部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著有杂文集《挂剑集》、专著《说梦录》、《周作人概观》等。2001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芜集》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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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与“胡风事件”

舒芜出身于安徽桐城的书香门第，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50年代，当时文坛一次次论战，著名人物纷纷表态，无一幸免。在这个过程中，舒芜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并层层转到最高领导人手中，由此，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也正因此，舒芜被认为是可耻的叛卖者。对舒芜的评价和论争，从“文革”后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

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GCD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这里，党和政府还是把胡风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GCD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8日，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摘自《文坛三公案》）

爸爸和钱钟书是挚友。我写这本书，不可以不提钱叔叔的。然而，爸爸和他往来较多的三四十年代，我还年纪小，上学住校，从没有机会见到钱叔叔，也说不出他们之间交往的细节。只知道爸爸提起他时，跟提起全增嘏叔叔一样，口气带有亲切和尊敬。我知道他们同属“《天下》那班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哥哥祖丞长我五岁，为了帮助我写《我的爸爸邵洵美》，他精心地写满一个笔记本，提供资料给我；又因为我们不在一地，他回答我疑问的信件近百。许多重要的资料我都经过核实，没想到，关于钱叔叔的一段竟然出错！

收集邵洵美的文章五百多篇，唯有他的幽默杂志《论语》第一五二期的编辑随笔里提到钱钟书和他的夫人。他说杨绛的《听话的艺术》“真是一篇不易多觏的优秀散文。杨女士和钱钟书先生，这一对夫妇，有修养，有才情，而最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有浓厚的幽默感。他们会写引经据典的论文，会写俏皮活泼的喜剧，会写曲折缠绵的小说，又写短小精致的散文。而杨女士的笔调风格却比她丈夫，更自然，更天真。正像是戴着一滴水般透明的玻璃翠戒指洗手，你要依旧能不受拘束，不慌张；你要依旧能随随便便地动作。这篇小文章里到处是警句，可是作者像在无意间透露了真理，而读者却在无意间长进了智慧”。

2005年拙作出版的时候，我来北京居住。杨苡指点我找爸爸的旧友。知道杨绛阿姨年岁大了，未敢登门打搅老人家的清静，倒是她收到我的信就亲自来电话。听她那清脆而亲切的低语难以相信她是位高龄的老人。她说现在九十五岁了，血压高，闭门谢客了，耳朵也背了。于是我只有洗耳恭听，听杨阿姨沉浸在回忆中的趣谈。

她先解释我信里的误会。

——《听话的艺术》不是一本书，是一篇文章，收入《杂忆与杂写》，现在人文出的《杨绛文集》第二卷有，你可以去翻翻，不用去买。

——你爸爸的字好。他为我写的字不是摘录我的文章，而是给我写的一封信，称赞我那篇文章。我一直保留，作为墨宝。一是因为，是邵先生的信；二是因为他的书法很美，大大的字，写在方格纸上，我一直珍藏。可惜，来北京时一只箱子丢了，里面有这些东西和我的诗稿，全都丢失了！现在没法找了。

——钟书和洵美是因《天下》结识的。他是全增嘏的好朋友。1935年我和钟书去英国，朋友们在岸边送别，惟独你爸爸和温源宁跟我们一起乘小船，一直送上邮轮。我现在还记得你爸爸坐在小船上的样子：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胜利后，我们在上海，藏书无多，我想看书，你爸爸书多，一壁大书架，到顶，全是书。我们俩常常晚饭后散步到你家，来借书，还书……

——记得项美丽，我见到过两次。一次是1982年左右，一天，她和Boxer来我家。Boxer是牛津大学的professorofhistory，那时项美丽已经老了。Boxer来找钟书，他跟钟书谈话，项美丽跟我谈话。我们很谈得来，她拿出一张名片给我。我递给钟书，钟书一看是EmilyHahn，说：“哼，我认识你！”Boxer在旁说：“She’squitehonorablenow.”后来，我去英国，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她，好像是为专写中国的英国人李约瑟授奖。客人好多，我坐着，她没看见我。那时她上年纪了。她年轻漂亮时我没见过。项美丽，大家喊她Micky，你爸爸翻译成“蜜姬”，呵，呵……

电话那头传来她的笑声。

——第一次到你家，钟书和我是随一位容太太去的。钟书的《围城》里的范小姐有她的影子。她的丈夫是在美国做股票生意的，离了婚，当时每月给她一百美金，她很阔气。她是全增嘏的朋友，很有天才，中英文都很好，留英的。她两个女儿都是怡和洋行老板的秘书。容太太跟你妈妈很熟，在楼下喊“茶……茶……”她正要上楼，你妈妈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妈妈的名字——茶。见你妈妈从楼上下来，很美！……你爸爸妈妈很美，你也一定很美。你声音好听————－祝你新年万事如意！

那是2005年1月。

我曾把自己写的那本书寄给她，又写信请她写些回忆邵洵美的文字。3月，她又来了电话。她说自己老了，不动笔了。她又像上次那样回忆往事。她轻声述说的那些，我深深感觉得到，她和钱叔叔跟我爸爸之间并非泛泛之交。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时代变迁，物换星移，他们和爸爸有几十年没有联系，但是，往年深切的了解和挚情在他们的心里一如既往。

老天爷真是眷顾，我这古稀之年的老妪居然学会了电脑。去年我上网，去看看读者对刚刚出版的《邵洵美作品系列》五卷书的评价。不意，读到陆灏先生看了《我的爸爸邵洵美》产生了疑问，写信去求证于杨绛。杨阿姨否定了我写的那些关于钱叔叔的内容。——这使我惶恐之极！我细细寻思，哥哥说的有错误有夸张，但最为重要的是：钱叔叔和《自由西报》的关系，这是不可以无中生有的！必须找到知情人搞清楚。

知情人应当就是当年《自由西报》的编辑：许国璋、宋衍礼、陈少云和张培基。前三位我见过，但是如今我最熟悉的许国璋已离世，陈少云回他东南亚的故国。至于宋衍礼，他去香港任《虎报》编辑前来向爸爸辞行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那么张培基先生呢？记得我在整理先夫夏照滨的藏书时翻到过张先生著的《英汉翻译教程》。然而，何处去寻张先生呢？……灵机一动，上网！——“张培基现任《英语世界》顾问”。

《英语世界》转达了我的心意。张培基先生欣然打电话给我，他证实了当年和许国璋等三人共编英文的《自由西报》那段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否定了钱钟书曾任该报主编的说法，于是破解了那个压在我心头的疑题。不过，钱钟书先生的确和《自由西报》有一层关系：钱钟书曾为《中国年鉴》（China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张培基先生回忆说：他1945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任《自由西报》（Shanghai Herald）顾问的邵洵美。我爸爸识才惜才，将他和许国璋、陈少云、宋衍礼四位年轻人推荐给《自由西报》的主编桂中枢。编辑主任是李才，广东人，华侨，是位老报人。桂中枢是位名律师，是我爸爸的老友，同时也是英文杂志ChinaCritic（《中国评论周报》）的主编。当时张培基也受邀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特约编辑，为该报写过十多篇散文。他说我爸爸不常来《自由西报》编辑部。（爸爸当时在编辑《见闻》时事周报。）

谈到钱叔叔，他讲起《中国年鉴》：“编辑《中国年鉴1944－1945》，好像是外交部交给《自由西报》的任务。总编辑是外交部派来的，姓张。我和陈少云任副总编，许国璋任编辑。我仅做一些修改和翻译工作。《中国年鉴》的办公地点在《自由西报》办公室的旁边一个厅里。那本年鉴需要一篇论中国诗歌的文章，我去找邵先生。邵先生认为请钱钟书先生写更为得当。我就去辣斐德路钱府约稿（在中学时我就认识钱先生的，他的堂弟钱钟鹏是我的同学），钱先生一口答应。不几日他就寄来一篇长长的英文文章。此文先后发表在《自由西报》和《中国年鉴》。

张培基又谈起1946年他去日本不久，《自由西报》改为《自由论坛报》（Shanghai herald Tribune）。他去日本是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在日本期间，我爸爸和他时常通信，他曾为我爸爸购买《中国历代名画汇集》，一套有十多本，觅得后寄回上海。解放后他回国，曾到上海看望我爸爸。他说，“‘文革’前我再次去看邵先生，那时他住在老家隔壁，家里空空荡荡。见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呼吸困难，阵阵喘咳。有两个出版界的人在座，在跟他联系工作。我没多谈就告辞了，这是最后一面。邵先生离世太早，仅仅六十二岁！是极‘左’，把他糟蹋了！……很高兴现在能联系上你，邵先生的后人。现在获赠《邵洵美作品系列》五卷，打算翻译一篇邵先生的散文，以怀念先生当年对我的扶掖。”

幸而找到了张培基先生，否则拙作《我的爸爸邵洵美》里那段述及钱钟书的情节，误导读者将延续世世代代，永远也说不清了。得悉事情真相，我马上写信给杨绛阿姨致歉。

怀着不安，我等待告罪函发出后的反应，没料到她老人家宽容大度。杨阿姨居然第三次亲自打来电话。她高兴地读到了我摘抄下的那段文字，说：“你爸爸给我的墨宝就是《论语》这一段！他这样称赞我，我当不起。……他写的就是这些，全对！”她连连说：“你真好！我真为你爸爸开心，有你这样的好女儿。……真好，我为你爸爸庆幸。”她这么夸我，令我越发自责。她含笑轻声说来的寥寥数言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像是母亲的关照，母亲的期望。

三年来，我发现这本回忆爸爸的书里错漏累累，我正在为争取出版增订本努力。在此，我郑重地向翻过《我的爸爸邵洵美》的读者说声“对不起！”

《邵洵美作品系列》去岁出版了五卷：《诗歌卷》、《随笔卷》、《小说卷》、《回忆录卷》和《艺文闲话卷》。今年年底前再争取出版三卷，包括：新诗理论、书画评论、编辑随笔、时代讲话、翻译作品、邮票讲话和属于前五卷的补充内容。如此，我就把目前收集到的作品都集合在一起，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翻阅。对于近八十的老人来说，这些工作是繁重的，我得格外仔细才好。

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

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进步，不只看楼有多高，路有多宽，GDP增长有多少，还要看──也许是更要看书店有多少，读者有多少，出版社有多少。

大楼再高、再大也会倒塌，今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七号大楼不是轰然倒塌了吗？而且是整体性地、像听到命令似地仰面而卧，连一块玻璃也没碎，大楼变成了带天窗的联体别墅，真是世界奇蹟。马路再平整、再硬实也会塌陷，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杭州风情大道的地铁工地路面大面积塌陷，塌陷面积宽约二十米，长约一百米，深约十米，掉下去的车辆十辆以上。“风情大道”，路名艳丽，但一瞬之间就成了险情大道，据不完全统计，埋陷数十人，八人死亡，十多人失踪，实在令人痛惜。

去年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多少国家和地区的GDP下降，很多工厂倒闭，很多企业破产，很多大富翁顷刻之间变成穷光蛋。即便不是金融危机，个人财富也会因其他原因而散失殆尽，上海的亿万富姐陈洁涉嫌侵吞国有资产、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都相继问罪，她们手中的金钱也将化为乌有。可见任何人有再多的财富也都有丧失的可能。

唯独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恩及社会，泽及子孙，惠及千秋。所谓“家有诗书不为贫”，“耕读人家传家久”等等诗句和格言说的都是这个道理，都反映了人类对精神财富的高度珍视。袁枚说：“物在天地间，有散也有聚；唯有书藏胸臆间，鬼难风灾吹不去。”我自己也常说：“不散之财腹中书。”

精神财富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书籍。生产知识，社会知识，人类智慧，文化成果，都以书籍为载体来记录、来承传。没有书籍，人类就如生活在荒漠，就和动物无异；有了书籍，社会才繁荣、发展，人类才健全、进步。书籍和人类的存殁、社会的兴亡始终维系.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这句话很简朴，也很有深意。

我每到一地必去书店；如果没去，就像没到过此地；即便去过多次，也有陌生感。只要去了该地书店，哪怕只是偶尔路过此城、此县、此乡，哪怕去的只是蕞尔小店，我也有宾至如归，回到家园之感。我爱书如命，以前和人开玩笑，说：“我家里只有两样东西概不外借，一是老婆，二是书籍。”这说明我爱书如爱妻。当然，如今我已敞开家门，对外开放，书可外借了；书不流通如废纸，为什么不借给别人发挥作用呢？有时候我给人送礼，实在想不出送什么，就送书，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秀才之礼书为重。”

书籍有生命、有灵性、还有神

书籍不是没生气的一页页白纸黑字；书籍是有呼吸的，是有体温的，是有血液的，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书籍还有神，书神的名字叫长恩。鲁迅一九○一年，庚子年，就写过《祭书神文》。当年鲁迅二十岁左右。那天是阴历除夕，据说除夕祭祀书神，能够保佑书籍鼠不敢齧，蠹虫不生。鲁迅在祭文中写道：“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絪縕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除夕之夜，钱奴们忙着祭祀财神，而鲁迅这一般书癡则独守破旧残书，虔诚祭祀书神。钱奴们追逐金钱物质，书癡们固守精神财富，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后鲁迅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成为“民族魂”，不能不说和他年轻时的高洁脱俗、饱读诗书有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读书传统的国度。对书籍酷爱到崇拜的程度。祭祀书神便是突出的一例。中国人还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纸，不能随便处之，不能乱扔，不能撕毁，要敬惜爱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书籍的崇拜。

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即刻说出有关饮食的十句成语、格言，比如“民以食为天”，我想也许比较困难；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尽快说出十句有关体育的成语、格言，比如“生命在於运动”，也可能需要好好想一想。但是我请诸位立马说出十句有关读书的成语、格言，我想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比如最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优则仕”“口不绝吟於六艺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腹有诗书才自华”“不动笔墨不看书”“力读仍愁不尽书”“俯而读，仰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看已经不止十句了。更有那些有关读书人的故事，如“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都是喧腾人口，家喻户晓的。

有两句读书的名句，我很喜欢，常常引用，一是：“士大夫一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话出自黄山谷，原话是“士大夫三日不读书”，我改成一日；我认为要是三日不读书，早就面目恐怖，语言发臭了，岂止可憎？岂止无味？

扯远了！我不喜欢一本正经，东拉西扯较自然、放松、随意，像聊天。但也不是瞎聊，都是及义之言，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多么的爱书，聊的是我这个书生对书是如何的癡迷，因此让我来香港书展谈禁书，不敢说非我莫属，但也还比较合适，因为爱书，就会反对禁书。况且香港出了我一本《沙叶新禁品选》，内中所收十之七八都是我被禁的作品，我有被禁的切身感受，由我说禁书至少也不会隔靴搔痒.但我会排除个人恩怨，不意气用事；因为禁书是一个古老的、普遍的话题，古今中外都有，书的被禁更不是一个人的遭遇，所以我要冷静地、理性地来介绍和分析禁书这个丑恶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现象。

禁书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部禁书史是用屍骨堆积起来的，是沾满鲜血的。我今天不讲整个的禁书史，我没这样丰厚的学养，我只讲中外禁书的对比，讲古今禁书的异同。

中外禁书的对比

（一）、中国的禁书历史长，西方禁书历史相对较短。

中国禁书如果不算更早的第一次禁书，即商鞅的“燔诗书”，那么公元前二一三年的秦始皇的焚书算是被史家公认的、由政府出面的、规模巨大的、影响深远的首次禁书。它一直影响到毛泽东.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伟大领袖，从公元前二一三年至少延绵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二千多年，几乎是从头到尾整个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不可不谓深且广矣！

公元前二一三年，是秦始皇登基的第九年，他在咸阳宫招待七十名博士，其中有不少是从其他六国归顺秦国的。在筵席上，一个叫周青臣的，官居仆射，是个武官，向秦始皇敬酒祝寿，歌功颂德，并大力讚颂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而另外一名从齐国归顺的博士淳於越，则持不同意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竭力主张分封制，於是引起争议.此时宰相李斯发话了，他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而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的意思是说，如今之所以引起这样的争论，是书生们师古不师今，以古讽今，以致思想混乱，扰乱民心，诽谤朝廷。

这本来是有关政治体制的一次讨论，是郡县制适合秦国呢，还是分封制合适？可李斯把他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就如当代中国是宪政好，还是独裁好；是一党专政好，还是三权分立好，也应该允许讨论。可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不允许讨论，就如现在也不允许讨论一样。否则就超过“底线”，判你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於是李斯提出要统一思想，师今而不师古，这也如近六十年的当代中国相继提出的“舆论一律”、“和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在以谁谁谁为核心的周围”一样，如出一辙，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行为，统一所有。为了消灭不统一的思想议论，李斯提出焚书，秦始皇说“可”。於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浩劫就开始了！

李斯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不是秦代的史书都烧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更过分、更残忍的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连相互议论也要禁止，否则暴屍街头，灭你全族！第二年就坑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

汉代要好一些，这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没大规模的禁书，而且到了第二代汉惠帝，就废除了由秦代延续下来的不准私人藏书的禁令，由是汉代文化空前繁荣，国力也因之强盛。这以后一直到唐代，虽然每朝都有禁书令，但所禁者大多为谶纬、兵法、天历、《老》《庄》、佛道之类，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大多无涉，与舆论一律、钳制异见也少有关系.

宋代最着名的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了，这当然是一场政治派别的角逐。结果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相继罢黜，两人的文集也两次遭禁毁。此案延续将近半个世纪，祸及“元佑党人”三百零九人。它以清查文化为名，行打压不同政见为实，为中国历史上禁毁当代名人名着之滥觞，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因人废书”便是由此而来。

禁止禁书，在中国还遥遥无期

元明之际，开始禁毁戏曲、小说，虽然也有禁书，其规模和惨烈程度比起清代则是小巫见大巫，不予赘述。民国也不说了，放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对比时再说，因为拿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比，更有可比性。这里就简单说说清代的禁书。

清代的文字狱，那才叫惨烈，那才叫恐怖。十年前我曾经写过《“表态”文化》一文，是因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引起了我有关清代文字狱的话题.我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他制造的着名的文字狱有两起。而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他制造的文字狱大案就有五次。如吕留良案、汪景棋案、查嗣庭案、陆生楠案、谢济世案。案犯所着书一律被罚没，被禁毁，不得再版，不得翻印，亦不得私藏。案犯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还祸及家族。查嗣庭在判刑前就已瘐死狱中，仍然被鞭屍枭首，死也不放过.”对雍正这个历史上最严酷地迫害知识分子的魔王，哪怕他有天大的文治武功，我也恭敬不起来。当然我十年前说这段话，是因为听说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对雍正甚是恭敬，认为他是值得效法的开创了盛世的好皇帝，还有一位也是他恭敬的好皇帝，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后来居上，自《四库全书》开馆，十五年内文字狱四十八次，平均一年达三次之多！为纂修《四库全书》，全国广泛徵集书籍，名为编修整理，实为查阅禁书，至少是“边徵边禁”或“寓禁於徵”，据统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全部或部分遭到禁毁的历代典籍共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书版八万余块.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外国禁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禁书（商鞅燔《诗》《书》）是出现在商鞅变法的公元前三六一年，那据我有限的阅读知识，西方的第一次禁书要比中国早五十年，即公元前四四一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着作以渎神之罪遭到当局焚毁，并将作者逐出雅典。

其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都相继有过禁书，但以中世纪为盛。最着名的大禁书，就是十四世纪中叶意大利薄伽丘创作的《十日谈》。一个世纪之后，一四九七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极端仇视艺术和美，绝对奉行苦行和禁欲的修道院院长萨伏那罗拉，将此书的原稿和部分付印稿付之一炬。再一世纪，一五五九年罗马教廷首次发佈《教廷禁书目录》，逐年增补修订，但《十日谈》始终名列其中。以后连巴尔扎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司汤达、左拉、萨特等着作也网罗入禁。这以后西方最轰动的大禁书应该算是上一世纪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

那西方世界何时中止禁书了呢？一九六六年六月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中止了《教廷禁书目录》的出版发行，西方世界的禁书基本上已经偃旗息鼓了。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九八一年，智利的皮诺切特的军政府竟然下令将世界名作《堂吉诃德》列入禁书。因为皮诺切特认为塞万提斯的这本骑士小说对自由的呼唤是对他威权统治的威胁.当然此书随着军政府的倒台和皮诺切特的流亡，也就解禁了。从此以后，在一些民主制度业已形成并成熟的西方国家，很少听说再有禁书之类的恶事和蠢事发生了。

那中国呢？何时结束禁书呢？遗憾的是至今，一直到我演讲的现在，二○○九年的七月，也没停止过禁书。以后何时可以停止呢？难说！

西方世界虽然比中国禁书早了五十年，但至少在上一世纪后半叶已基本结束，这还只是拿中国一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做对比，如果和西方某些单独的国家做对比，有些西方国家更早就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实践中结束了禁书。禁止禁书，在中国这个最爱书、最有读书传统的国度，还遥遥无期。还不知道要继续多久，真令人无奈，令人叹息。

禁书内容、手段、决定过程迥异

（二）、中国禁书越来越注重政治，外国禁书越来越不注重政治。

禁书所禁的内容大致三种，一色情、二宗教，三政治。中国禁书从开始就与政治极有关涉，如商鞅的燔书，秦始皇的焚书，莫不如是。以后所禁之书，宗教和色情也逐渐成为禁因之一，但统治者最注重的仍然是政治。到了清代为了政权的巩固而消灭异端，政治越来越是禁书的肇因。及至当代，政治类的异见之书更是禁书中的重中之重，你可以携带淫秽书籍从香港入关，但“反动”书籍查禁极严。如若不信，你携带一本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试试！

外国禁书，当然也会以政治原因查禁。如罗马教廷对《共产党宣言》，前苏联对《日瓦戈医生》的禁止，都纯属政治原因。但如今凡是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因政治因素查禁图书虽然不敢说完全绝迹，但真的是极少极少了。

（三）、中国禁书手段极为残忍，外国禁书手段相对温和。

中国禁书动辄使用暴力，监禁、流放、火烧、坑埋、杀头、腰斩以致灭族……史不绝书。而西方，最着名的因禁书而施以火刑的是布鲁诺，他因推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在自己的《论无限、宇宙及世界》着作中，提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恆的，而被教会视为异端，囚禁八年，最后被活活烧死。西方对禁书的涉案者更多的是採取谴责、罚没、禁售、销毁等等比较温和的手段，很少使用暴力。其他的手段还有罚款，如一七四九年，英国作家因《放荡女人回忆录》一书判罚每年一百英镑.一九二二年一家美国书商进口《十日谈》，被地方法官罚款一千美元。这种处罚和中国古代动辄有杀身之祸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四）、中国禁书官府说了算，外国禁书律师上法庭。

中国禁书，古代中国是皇帝、大臣说了算，被禁者任官府宰割，无法自保。外国呢？虽然大多数被禁者忍气吞声，无理可说.但自从上一世纪开始，如被禁书，也可以上法庭说理了。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指控，由於律师塞拉的据理力争，法庭终於判决免於处罚.再如西方的三大禁书之一，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经律师作无罪辩护，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胜诉，此书得以正式发行。

二十世纪最轰动的禁书诉讼案，当属《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一九六○年伦敦企鹅出版社为纪念作者劳伦斯去世三十周年，全文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检查机关认为该书淫秽，毒害读者心灵，遂向法庭提出控告。出版社聘请律师出庭，并邀请三十五名专家、教授、学者、神父等名人作证.法院也挑选了九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经六天的庭辩，出版社获胜，该书得以出版，世界文坛为之欢呼。

中国自有禁书以来，从古到今，何时有过被禁者与查禁者对簿公堂之事？本世纪倒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几年前北京一位律师因携带一本香港出版的着作而被海关罚没，律师不服，将警方告上法庭。大水沖倒龙王庙，很有意思，这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异同”中再说.

摘要：18世纪末，新成立的美国形成了三权分立式的独特的总统制宪政体制，彰显出美国宪政发展的博弈色彩。美国宪政发展史上，一开始就充满了博弈的色彩，制宪会议上的各派争夺不可开交，在充分妥协之后才制定出美国宪法，可宪法的文本较之各方代表的最初方案已面目全非。此后，美国宪政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博弈的历史：参议院、众议院的设置是大州与小州博弈的结果，宪法和第一修正案是工场主和种植园主的博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则是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博弈，“罗斯福新政”可以理解为中产阶级和垄断集团、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这一过程启示我们，建立平等的博弈平台，在立法中加入博弈，令社会各阶层充分行使其权利，在博弈的过程中学会运用权利，学会在博弈的过程中达成妥协、实现共赢，努力避免零和和负和博弈，争取实现正和博弈，才能少走弯路，取得宪政的成功。

关键词：博弈宪政联邦最高法院美国宪政发展史

美国独立战争是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第二场近代资本主义革命，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它还是一场宪政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角度讲，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日就是胜利之时。然而，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宪政革命的结束。美国独立后，各方为确立一个全新的宪政体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直至1787年宪法的制定才告结束。以后，各种宪政改革从未停止，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后世之人所学习、研究的重点。在美国宪法制订一百多年后，一种名叫博弈论的法学方法论日益普及开来，成为重要的法学研究方法。但是，以博弈论的视角观察美国宪政发展史，就是一部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历史。

一、博弈论及其在法学领域的应用

博弈论最初只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由美国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在1944年发表的合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首先提出，主要探讨的是经济学领域中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均衡的现象。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在1950年和1951年连续发表了《N人博弈的均衡点》和《非合作博弈》，将研究重点转向非合作博弈现象，提出了非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均衡概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博弈理论。此后，博弈论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成为当下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博弈论是在棋弈、桥牌游戏规律的启发下运用数学方法构造的一种行为科学理论，它研究的重点是各个理性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后果问题，即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博弈参与人如何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作出相应的对策选择问题，所以博弈论又叫对策论。[1]

从不同的角度对博弈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参与者的行为特征为标准进行区分，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的原动力在于博弈主体单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目标，而实现合作博弈的前提是博弈主体在首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到对方的利益，也就是追求“双赢”乃至“多赢”。

2.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以博弈的后果为标准进行区分，可分为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正和博弈的结果可以用“互惠互利”、“皆大欢喜”来形容。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负和博弈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害无益，是应当尽力避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是有非均衡性和非稳定性，往往导致“以牙还牙”、循环往复。所以，从长远利益看，对双方也都是不利的。就博弈参与各方的整体利益来说，正和博弈的结果是最为理想和持久的。

弗里德曼说，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他会面临许多问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法律问题。如果再加入一个居民，那么就可能会产生冲突了。暴力是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果使用暴力，我们小小世界将溯回为一人世界。另外一种更好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发现了的解决方法是：使用一套明示或默示的法律规则。也就是说，当各方愿望发生冲突时采取合理、和平的方式来决定各方必须做什么以及如果他拒绝这样做应承担什么样的后果。[2]

从理论上说，博弈论可以用于任何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为，当所涉及的人数很多时，博弈均衡就趋近于一般均衡了，博弈论是比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更普适的方法。[3]博弈论的优势使得它在法律上的分析具有更多优势，法律博弈论正在成为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分析范式。[4]主要原因有：首先，交易成本是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其次，法律博弈突破了市场本位，将“制度能使参与人的行为在追求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保持内在一致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评判标准；最后，博弈论在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包含进了整体主义的因素，做到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不同方法论的辨证统一。

在各种方法论中，博弈论无疑是分析美国宪政发展史的首选方法论。同时，一部美国宪政发展史也是一部美国社会各阶层\各部分博弈的历史。

二、1787年制宪会议——美国的博弈

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列强掀起殖民的高潮。纷纷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掠夺财富。最早进行殖民活动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荷兰、英国等国随着势力的增强，也加入瓜分世界的行列。随着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的增多，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和新兴大国英国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

英荷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宗主国，英国国内的清教徒为了躲避斯图亚特王朝的迫害，纷纷迁居北美大陆。英国对于其殖民地均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印度被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马来亚被分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北美大陆也不例外，被分为13个殖民地。并且，这13个殖民地一向主要与英国直线联系。[5]但主要由清教徒组成的13个殖民地的居民没有因为宗主国的“分治”而“老死不相往来”。与此相反，北美13个殖民地经贸往来不断，在此基础上加强了政治\文化交往，一些清教徒甚至不顾英国政府的禁令，翻越阿巴拉亚契山，寻找新的天地。一个崭新的移民民族——美利坚民族诞生于北美大陆。

1756至1763年，英国卷入了旷日持久的七年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费开支繁重。为转嫁财政危机，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向北美殖民地增加税负，并允许英国商人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则受到限制。因此，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与英国彻底决裂。

1776年，在费城召开的第一次大陆会议发布了被马克思称为“第一部《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启蒙思想变成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殖民地建立独立政府的合法基础得以确立。

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取得独立的各州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强势的政府位于它们之上，仅成立邦联会议作为十三个州共商邦联大事的议事机构。很快，严酷的现实给了邦联主义致命一击，软弱、涣散的邦联对内不能安民，对外不能抵御强敌。在独立战争中，民众一旦追求建立政府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就抓住了他们的激情，像野火一样燃烧蔓延，变得无可抗拒。[6]战争结束后，民众的激情丝毫没有减退的痕迹，继续在北美大陆燃烧蔓延，变得更加无可抗拒。这样，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包括当年紧紧抓住共和主义不放的人们，如今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吗？[7]

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建立强大的联邦中央政府，代替软弱无能的邦联，联邦主义者占据了有利地位，建立强大的联邦中央政府成为新生的美国的唯一选择。1787年，13个州请回了华盛顿司令，他的任务已不再是带兵打仗、上阵杀敌，而是顶替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主持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制宪会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制宪会议也是如此，经历了艰苦而又漫长的谈判。围绕着新宪法，联邦主义者、反联邦主义者、大州、小州、州权派、工场主、种植园主等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博弈。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美国宪政的坎坷之路。

1787年5月14日是星期一，联邦制宪会议预定开始的日期，目的是修改联邦的政府体制。那天只有少数人到会。直到5月25日，出席会议的人才足以代表七个邦。[8]

5月25日和5月28日两天的会议为此次会议确立了开会原则，也就是会议博弈的规则。开会原则充分照顾了各方的利益，同时也体现出制宪——宪政第一步的庄严和神秘。

……代表起立发言，需先向主席致意；代表发言时，其他人不得中途走动，不得交头接耳，不得读书、读小册子、读印刷或手写的文件；若两名代表同时起立，由主席决定先听取谁的发言。未经特别许可，一名代表不得就同一议题发言两次以上；若一名代表决定就同一议题作第二次发言，需等在座静听的其他代表把他们对这个议题的意见全部说完之后，才能开始第二次发言。……[9]

此次会议的主要博弈参与者是大州和小州，博弈的内容集中在联邦议会制度上面。主要原因有：1.议会的重要地位。在美国各州，议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殖民地时期，议会就有很大的权力，独立战争时，各州议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制宪会议的与会代表代表自己所在的州议会；2.美国的宗主国英国长期奉行“议会至上”的原则，美国也受到了英国的影响。因此，议会制度一直是讨论的重点。比如，在伦道夫的弗吉尼亚方案中，15条的内容有8条直接规定议会内容或与议会有关。

弗吉尼亚代表首先发布了著名的弗吉尼亚方案，其内容为“全国议会的席位，应按各邦的财产贡献，或按各邦自由居民的人数，在各邦之间实行比例分配，各邦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两种办法中选取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法。这一方案明显代表着大州的利益，一些小州的利益则没有得到体现，遭到小州的反对；一些中等州既担心大州的威胁，又想从该方案中获益，态度摸棱两可。

人口有26.7万，但经济实力不强的马萨诸塞州代表鲁弗斯。金说，把财政贡献作为分配原则，行不通；且不论其他相关因素，从今以后，国会的岁入就要由一个总体政府来征收，从各邦收到的钱无法预料；而且，各邦财政负担的比例，每年也会不同。

弗吉尼亚州代表麦迪逊先生承认，应该弄清各邦的财产，找出一个更好的规则。人口21.1万的纽约粥代表汉密尔顿上校提议，把决议的措辞改为：“全国会议的席位，应该按照自由居民的人数，在各邦之间实行比例分配。”

人口最少的德拉瓦州（人口4.1万）代表乔治。里德提议，要求推迟讨论关于代议制的句子。他提醒委员会：德拉瓦代表团的使命，受到邦议会授权书的限制，不得同意改变每邦一票的平等表决原则。倘若一定要把这种改变固定下来，那么，德拉瓦代表团的使命，就变成从制宪会议撤回。[10]

面对大州的咄咄逼人，各小州也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维护自己的利益。人口只有十多万的新泽西州站在小州的立场上提出了“新泽西方案”。根据新泽西方案，联邦议会实行一院制，而且各州代表数相等，每州各有一表决权。此外，“新泽西方案”不同意赋予联邦议会否决各州议会立法的权力。

6月19日，制宪会议对上述两个方案进行表决：7个州赞成“弗吉尼亚方案”，3个州的代表赞成“新泽西方案”，1个州发生分裂。表决结果对州权派是一个打击，但各方争夺依然十分激烈。德拉瓦州代表甚至以退出制宪会议为代价抵制“弗吉尼亚方案”，无疑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此前的种种努力可能因此而付之东流。基于这种情况，各方调整了策略，开始新一轮的讨价还价。

为打破僵局，制宪会议推选出一个由各州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7月4日进行协商。在康涅狄格代表的努力下，与会代表经过几天的讨论达成共识，形成了康涅狄格方案，也就是宪法关于议会的规定：

第一项本宪法所授予立法权，均属于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国会。

第二项众议院以各州人民每两年所选举之议员组成，各州选举人应具该州议会人数最多之一院选举人所需具之资格。……

第三项合众国参议院由各州议会选举，每州选举参议员二人，任期六年，参议员有一票表决权。……[11]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最终方案兼顾了大州和小州的利益，打破了僵局，确立了美国议会制度。虽然该方案较各州代表的最初方案，已面目全非，但作为妥协的结果，除宾夕法尼亚声明保留外，各方都表示接受。以后的会议进程中，各方对宪法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在博弈的基础上互相妥协，达成了共识，各方利益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共赢的结果令制宪会议成为一场正和博弈，避免了战争和冲突，达到了召集者的目的，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宪法草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制宪博弈的结束。根据宪法草案的规定，宪法将由各州制宪会议（不是议会）批准，并得到13个州中的九个州的批准就能生效。然而，批准阶段各方的博弈，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制宪会议中的博弈。这一阶段，博弈的参与者为联邦派和反联邦派，联邦派以汉密尔顿为代表；反联邦派以杰弗逊为代表，该派还包括州权派和民主派，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激烈的争夺。在这场论战中，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三人共用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在《独立日报》、《纽约邮报》等多家报纸发表文章，宣传联邦主义思想，向人民解释宪法，为宪法的最终生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充满戏剧性的是，制宪会议中的反对派——小州由于在参议院获得了与大州同等的代表权，对宪法草案很是支持，没费多大周折就批准了宪法。而在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和纽约这四个大州，宪法的批准变得尤为艰难。此时，普布利乌斯先生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宣传了宪法，为宪法的最终通过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反联邦派也出现了分化，民主派在得到联邦派作出的增加权利法案的承诺后，转而支持宪法草案，宪法草案才以微弱优势得以获得批准。

在马萨诸塞，只是在联邦派许诺在宪法中增加权利法案后，宪法才以微弱多数获得批准。在弗吉尼亚，以买迪逊为首的联邦派和以帕特里克。亨利为首的反对派进行了艰苦的论战，并由华盛顿出面向伦道夫保证宪法将补充权利法案精辟，才于1788年6月26日批准宪法。在纽约，只是在纽约市表示“如不批准宪法就退出纽约州”的威胁下，在尽快于宪法增加权利法案的谅解下，代表会议才以3票的微弱优势批准了宪法。[12]

1791年12月15日，被史家称为《权利法案》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获得批准。自此，美国宪政史上规模最大的博弈便宣告结束。但宪政实践不断发展，博弈也在继续。

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和马丁诉莱斯案——司法审查的博弈

美国的联邦政体是按照“三权分立”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联邦权力分为三个部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行政权由总统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属于联邦法院。在这一体系中，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以及政府的执法行为影响甚至侵犯个人权利，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这种保障主要是通过法院运用各种司法审查权实现的。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虽不能直接命令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但能阻止政府和议会以违法乃至违宪的方式损害个人权利，彻底的“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正是由于司法权的重要作用，所以有人将其比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美国早期宪政实践中，司法权在面对“至上的议会”的时候，显得非常虚弱并受到质疑。

司法审查分为纵向审查和横向审查两种。纵向审查是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或中央法院对地方法院的裁定和判决的正确性进行审查，其目的是保持一国司法决定的相对统一。横向审查是指某一级法院对同级其他国家机关行为的审查，防止违法作出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司法审查的横向审查制度，这同时也是一场司法权和立法权的艰难博弈。

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匆匆增添了一批法官。这些新任法官的派令虽已由亚当斯总统签名，国务卿马歇尔也盖了大印，并开始寄发出去。但当时正是新旧总统交接的前夕，马歇尔本人，因第二天一面要卸去国务卿的职位，一面又要接任首席大法官的职位，而且将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总统杰弗逊的宣誓就职典礼，忙得不可开交，以致在匆忙中把十七名治安法官的派令遗留下来，没有发出去。这批派令落到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手中，新任总统杰弗逊便吩咐麦迪逊把这十七名治安法官的派令扣留下来，准备作废。这十七张派令中，有一张是马伯里的。马伯里对此很不满，便根据1789年司法条例第十三条“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与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得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令状”的规定，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命令麦迪逊把派令发给他，以便走马上任。[13]

……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具有很高的地位。在本案以前，这种地位仅体现在礼仪上，如案例中提到的主持总统的就职典礼。本案后，其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本案中，马歇尔明确宣布；议会的立法行为必须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审查。为此，他解释到：“何谓法律，其解释权应属于司法机关。……法律与联邦宪法抵触者无效，这是无可置疑的，绝无两可的余地。宪法的效力优于任何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14].笔者认为，原因有三：1.美国的成文宪法代表了人民的原始权利，是人民为其未来政府创立的在他们看来最有利于自身幸福的原则，是美国宪政体系的基础原则；2.立法权必须受到宪法的制约，国会必须在立法活动中严格遵循宪法原则；3.宪法的解释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

本案虽是一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博弈，但同时也是司法和政治的博弈。在1800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双双落败的联邦党人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在亚当斯总统离任前，由其任命了大量的“午夜法官”，引起了共和党和新任总统杰弗逊的不满。正因为如此，马伯里将大法官马歇尔置于共和党的枪口之下。面对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马歇尔采取了“迂回”策略，将矛头指向原告椐以起诉的司法条例第十三条，认为该条变相地扩大了联邦最高法院的管辖权，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这一招使得共和党人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不得不承认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美国影响多年的“议会至上”的理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这场围绕着司法审查权的博弈以司法权的胜利而告终，马歇尔完成了世界宪政史上“最伟大的篡权”。

事后，人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根据传统理论，一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在各国家机关中，议会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议会的决定应该得到无条件的服从。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个由专业法官组成的专业机构，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却能审查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的决定，看似不合理，实质上反映了宪政体制的精巧设计，同时也是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博弈背后的两个博弈的结果。

1.始源性权利和现实性权利。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寻求国家的保护，将自己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变为国家权力，国家通过行使国家权力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宪法就是公民让渡权利的“清单”，载明国家和公民的权利界限，公民的其他权利都是由宪法权利衍生出的。同时，宪法是在制宪会议上，由全体公民（或其代表）经过充分的讨论而最终形成的，其制定和修改程序以及民意基础远高于其他法律，而议会的决定虽然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无论如何也不具有只有宪法才拥有的效力和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始源性权利构成建立国家、确立宪政体系的基础。因此，现实性权利的效力低于始源性权利，只有符合始源性权利要求的现实性权利才有法律基础。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涉及宪法、法律的审查权由法院行使。从而，法院对于“现实性权利是否符合始源性权利”的问题享有解释权和决定权。

2.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博弈。现代宪政体制是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少数服从多数，议会作为议事机构也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虽是现代民主的表现，具有极强的合理性。但是，多数并不等同于公正合理以及完美无缺。在人类历史上，也出现了多数派利用这一原则对少数派实行“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和纳粹迫害犹太人法令的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宪政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既要防止少数人的专制，又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防止少数人的专制通过设立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议会得以实现，而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司法机关的理性审查，防止议会通过立法侵犯公民权利。因此，赋予司法机关独立的司法审查权，令司法审查权成为制衡多数派的有效手段，才能保护少数派的利益，增加少数派的砝码，维护博弈天平的平衡。

1803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宪政体制中的横向司法审查体制；1816年的马丁诉莱斯案则确立了纵向司法审查体制。

美国独立后，弗吉尼亚的一项法律宣布驱逐独立战争时期曾效忠于英国的人，并没收他们的土地。美国公民马丁从一位英国贵族那里继承了一大片地产，但弗吉尼亚州政府依据这项法律，宣布这片地产归弗州所有，并于1789年将该地产的所有权从州转移给一个名叫亨特的人，随后又转移到亨特的租户。马丁根据美国与英国在1783年签定的《和平条约》和1794年的《杰伊条约》，拒绝放弃其土地的所有权。亨特的租户依据弗州的法律起诉至州法院，要求驱逐马丁并确认没收其财产。该项诉愿在弗吉尼亚的最高上诉法院获得胜诉，马丁根据国会的1789年《司法条例》的授权，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命令有利于马丁，但弗吉尼亚皱最高法院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无权审理州最高法院管辖的案件，故拒绝承认联邦最高法院的命令。[19]

通过这一案件，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享有对联邦法律的最终解释权的原则，因而成为美国宪政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之一。

宪法及国会通过的《司法法案》创立的联邦与各州的双重法院系统，不仅要求按照案件的法律起因合理地分配司法管辖权，而且对联邦与州法院同时具有管辖权的案件，要求具有统一司法解释的法律机制。由于宪法的规定是“最高条款”，各州法官受到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拘束，因而赋予各州法院解释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权力。虽然《司法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法院对联邦宪法和法律的解释相矛盾时最高法院具有最终判决权，但当时却引起很大争议，并在本案中被弗吉尼亚最高上诉法院宣布与联邦宪法相抵触，因而无效。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这场博弈可以看作制宪博弈中联邦派和州权派的博弈在司法领域的延续。在制宪会议上，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和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围绕着“联邦法律是由州法院、还是成立联邦法院进行解释和实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由宪法设立联邦最高法院，授权国会通过立法建立下级联邦法院，并规定其管辖范围。

本次博弈的核心问题是在整个联邦体制中对宪法范围内所有问题必须形成统一的决定，这一问题也关系着联邦制的最终完善以及联邦法律在联邦范围内的权威。因而，主审本案的斯道瑞大法官认为“判决所涉及的问题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对它们的正确解答，决定着维持与保护宪法本身最为坚实的原则……”[16]对于这一问题，斯道瑞大法官坚定的认为“合众国的法院无疑能够修正各州执法与立法行为，并当它们违反宪法的时候，宣布它们缺乏法律效力……”[17]

斯道瑞大法官的判决确立了纵向司法审查机制，但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直至南北战争前，至少有7个州的最高法院否认联邦法院有审查州法院判决的效力。因此，博弈仍将继续……

四、南北战争——美国宪政史上的零和博弈

独立战争时，美国的两大阶层——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为了共同抗击英国而联合起来，在独立后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建立了联邦制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北方工业区为了发展工业需要自由劳动力和工业品市场，南方种植愿主则千方百计的维护奴隶制，两方的代表共和党与民主党为此展开殊死的较量。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是显而易见的：共和党要求废除人类蒙昧时代的残余——奴隶制，而这一制度是种植园阶层存在的基础。尽管林肯总统努力避免联邦分裂和战争，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来了。最终，实力强大的北方获得了胜利：战争催生了宪法第13、14、15条以及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共和党在此次博弈中大获全胜。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负和博弈。在战争期间，北军阵亡十四万零四百一十四人，南军阵亡七万四千五百二十四人[18]，还有平民伤亡和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但是，自由不是廉价的，美国人对战争进行了反思。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发表著名的演说，宣布南北双方阵亡将士都是“烈士”，他们的死，证明了联邦不能分裂。“我们……把这个战场上的一块土地，奉献给那些为了这个国家的长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19]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同时也反映出，林肯总统希望得到正和博弈的结果。但由于南北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无法实现正和博弈。所以，在宪政发展过程中，正和博弈虽然是我们追求的结果，而零和博弈在一些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宪政实践中，不可一味追求正和博弈，延误时机。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宪政运行体制完全确立起来，以后的宪政改革也是在此框架内进行。虽有人努力打破这一传统，但最终不得不无功而返。[20]令后人不得不叹服美国宪政体制设计的精巧。同时，联邦法院和联邦法律的权威也得到加强，凡各州官员如无视联邦法院的决定，联邦法院就可以以蔑视法庭罪对其制裁，并可要求执法机构强制实施联邦法律。

五、结语

从博弈论的视角回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将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无休止的庞大复杂的博弈局。[21]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的宪政，本身就是一种博弈，从制定宪法中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在宪政的实践中，存在着公民与国家、国家内部不同权力的博弈。只有充分的博弈以及在博弈基础之上的共识才能推动宪政的发展，单方面的宪政最终只能蜕变为专制和暴政。宪政需要博弈，但宪政博弈的最终目的是使博弈各方达成共识，推动宪政的发展，而不是博弈各方在无休止的论战中消耗力量，甚至是互相毁灭。对于矛盾、分歧的态度以及如何正确把握斗争与妥协的关系，是进行博弈的前提，决定着博弈的最终形态。

学习英国革命后读者往往得到这样一种思想教育：只有死不妥协、斗争到底才是真正的英雄，否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懦夫、叛徒。[21]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矛盾无非是两种态度：逆来顺受和大打出手。这两者都是最为极端的手段：逆来顺受盲目服从，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大打出手则和敌人“同归于尽”，消除矛盾的同时，自己和整体都受到惨重损失。虽然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可取的，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却鼓励着这两种态度：鼓励忍让，鼓励逆来顺受，以便下辈子享受；对于前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农民起义领袖大加赞扬。这种思想背后的逻辑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矛盾、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无休止的斗争也会使事物走向灭亡。妥协也是必须的，但不能毫无原则。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倡导“一团和气”，追求“上下一心”，党争成为他们努力消除的对象。然而，作为博弈的一种形式，党争需要统治者将其引向正和博弈的道路上，而不是反对和抹杀。无休止的党争最后葬送了一个个创造过盛世的王朝，零和博弈的另一种形式——农民战争也使得中国陷入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在内斗中丧失了民族的精气。因此，如何在斗争和妥协之间搞好平衡成为很难把握的问题，博弈论则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许多年来，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美国制宪会议被我们蔑视为先天不足的进步阶级——资产阶级出卖革命，而美国宪政发展史被我们妖魔化为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的历史，实则不然。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正是由于美国选择了合作的正和博弈显证之路，才使得美国遭受避免了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巨大破坏力。因此，美国宪政之路较欧洲大陆国家，是一条成本较低而且便捷的宪政之路。社会是由有着不同利益和不同行为方式的各阶层组成，虽然我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已消灭阶级，但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各阶层仍客观存在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可以分为利益不同的十个阶层。在体制不完善、矛盾突出、人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当下，如何协调好不同阶层的矛盾，成为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国的社会制度、基本国情虽于我国差距较大，美国宪政发展模式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但建立使各阶层充分博弈的平台，使各方都能够在宪政的框架之下平等的博弈，并将博弈向正和博弈的方向上引导这些美国宪政史上的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吸收，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宪政、正视宪政中的博弈，在博弈中维护利益，在博弈中学会妥协，在斗争中寻求合作，避免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的巨大破坏力，努力追求正和博弈，通过博弈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

[2]（美）弗里德曼著，杨欣欣译：《经济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页。

[3]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

[4]魏建：《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联邦制宪会议的解密和成书》，第1页。

[6] （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146页。

[7]同上

[8] （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9]资料来源：（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0]资料来源：（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11]转引自（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3页。

[12]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451页。

[13]胡建淼主编：《外国宪法案例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4]转引自朱瑞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史程》，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4年版，第31页。

[15]胡建淼主编：《外国宪法案例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16]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17]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18] （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4页。

[19]同上

[20]详见《1937年美国联邦法院掉包案》，载胡建淼主编：《外国宪法案例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21]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

[22]同上

作者单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

马英九比不上陈水扁的地方

陈水扁因为贪腐被抓起来后不久我曾经访问台湾，并在开会的间隙对台湾民间社会做了一些调查。虽然对于蓝绿在评价马英九和陈水扁时壁垒分明很不满意，但也了解到一些以前忽视的情况。例如几个草根台湾人就直言相告，陈水扁更关心底层，马英九太贵族。

当时台湾也发生了风灾，有房子被摧毁，马英九答应了补助款，却要层层开会，任凭灾民哭天喊地。有一位出租车司机伤感地说，陈水扁当政的时候就不这样，遇到灾害，他先把钱拿出来救济，然后再开会讨论，很多时候，他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

不排除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是绿营的，带着情绪化。但后来就开始关心台湾的一些报道，发现陈水扁确实很会“做戏”，经常卷起裤脚出现在灾区第一线。我想，不管在任何社会，不管在任何政治制度下，这种“做戏”也是值得肯定的，他让突然陷入灾难的民众看到谁和他们站在一起。

这次台湾发生台风、水灾和泥石流，损失惨重，也是马英九上台后面临的最大考验。可是，无论从各方面看，他的表现都是如此差劲，甚至可以说：不及格！

且不说这次灾难是台风引起，而台风是可以预报并应该做一些准备的，就算这次台风超过了想象，作为最高领导人，也应该在第一时间让灾民感觉到你的存在，你所领导的政府的关心和行动。

没想到，和骤然而至的暴风骤雨相比，优雅的小马哥却姗姗来迟。从电视上，大家看到的是来迟的马英九和哭天喊地的台湾灾民，倒是有一个镜头，小马哥在一位老百姓家里看到了蒋经国穿布鞋的照片，喃喃自语道“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布鞋”，于是乎知恩图报的小马哥的眼圈又红了——

真让我感觉到一阵恶心！台湾底层民众死了这么多，也没有见你马英九流泪；还有，多少台湾民众埋在地下生死不明的，不知道你马英九注意到没有，但你显然注意到照片上穿布鞋的蒋经国了，你就那么日思夜想那个据说对你有恩的蒋经国？

一位台湾名嘴把水灾中的马英九和震灾中的温家宝总理相比，认为马英九比不上温家宝，我也有这个感觉。地震不像台风，是突发灾难，可是已经高龄的温宝宝总理，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赶到地震灾区第一线。赶到后是否能够及时调动和指挥第一线先不用说，救灾当然也不是靠一个领导人之力的，但就拿温宝宝的那个劲头，在世界各国，确实都算优秀的了。

其实，不用拿小马哥和温宝宝相比，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两者无可比拟，我们应该就地取材，把小马哥和阿扁相比。阿扁在任八年，台湾也有很多灾难，我看，至少在灾难发生的地方，阿扁就比小马哥做得好。

比灾难同样可怕的是错误

在一个言论自由开放的国家或者地区，民众可以自由的评价和批评领导人。作为批评者，我们在评价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不能囿于固有的成见，先入为主，更不能受意识形态束缚，否则就会以偏概全，或者视而不见。我们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对事不对人，力求客观公正。

过去有了互联网的十年中，台湾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大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在尽情表演的同时，我们能够畅所欲言，任意批评。这种对中国的领导人能够随意批评的事实确实是中国几千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值得我们重视，并做一些研究分析。

大家知道，我对2000年台湾大选时陈水扁上台是举双手赞成的，也对当时的陈水扁评价颇高，至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阿扁的当选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大家也要看到，在陈水扁连任后，在他的贪腐并没有揭露出来的时候，我就凭借到台湾时对他的了解和自己的知识，开始在博客中激烈的批评他（《台湾海峡为什么越来越宽》、《陈水扁，你是不是疯了》、《梅花愈冷愈开花》等）。

作为一个大陆的“外人”，我都能够感觉到陈水扁在沉沦，而台湾人自己就更是看得一目了然了。那么，如果这时的陈水扁真有一点民主的风范，或者真正理解了民主政治的真谛，他一定会痛定思痛，有所收敛甚至改弦易辙的。可是他一路滑下去，最终进入了牢房。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课：民主自由的社会不光是允许民众可以自由地批评统治者，同时有民主素质的统治者还要做到知错认错，认错就改。当然，成熟的民主则更加进一步，不是有素养的统治者，而是更加成熟的机制：即便你不认错，那个强调制衡的机制也能够限制你继续错下去。

与土包子阿扁相比，小马哥属于深得西方民主真谛的。可惜的是，他大概正好吸取了小布什的经验。而小布什作为一名贵族，虽然能够掌握历史的大方向，常常仰望星空，但始终没有草根总统的那种品质——对脚下的路，以及路上的石头比天空上的星星更加清楚。马英九作为一位对国民党威权领导人蒋经国顶礼膜拜的前朝贵族，属于仰望星空派，执政后，他反而应该多学一点克林顿和奥巴马这种草根总统，而不是那位小布什。

小马哥执政后批评之声不断，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他仰望了星空，而忽视了脚下的路和路上的小石头。当然，批评是民主政体之下的常态，不应该上纲上线，可问题在于，当这些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小马哥应该怎么办？

阿扁的错误虽然和小马哥的正好相反——对脚下和自己家里那块地都比较关心，但却从来不抬头仰望星空，对国际形势和历史趋势视若无睹——然而，他们受到的批评却是一样的猛烈，那么，他们两人是如何面对批评的？

大家不妨去检视一下陈水扁执政的八年，你会发现一个大大的问题，他能够民主到允许批评的存在，但对于绝大多数批评，特别是涉及到要害的，他却没有民主到直面批评，更不用说道歉了。面对批评，阿扁的经典语录是：阿扁错了吗？难道，阿扁错了吗？！

小马哥成为台湾“总统”的时间还不长，如果他想自己在“总统”宝座上长一点，但又不至于长到象亚洲很多总统那样走出总统府就搬进监狱，弄得身败名裂的话，他应该吸取阿扁的教训，不但允许评判存在，更重要的是直面自己和政府的错误。面对批评，他不应该象阿扁那样脸红脖子粗地质疑批评者，而是应该在心里质问自己：小马哥错了吗？难道，小马哥真的错了吗……

值得欣慰的是，小马哥和阿扁都犯错了，但处理的方式不同，在我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我看到小马哥已经两次向台湾民众和灾民道歉了。

人为的错误，如同自然界的灾难，无时无处不在，不可能完全避免，但能够让老百姓在灾难和错误中仍然看到希望的，莫过于他们持有批评的自由，以及执政者敢于接受批评并知错就改的勇气！

杨恒均2009-8-16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施芝鸿（当年“皇甫平”文章作者之一）万字长文：《憧憬与奋斗：关於新中国的国家形象》，由此掀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有关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论述”的热潮，声称新中国国家形象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但这一“皇帝的新衣”激起了亿万人的反驳与义愤，连凤凰卫视也颇有微词，其评论员何亮亮在七月三十日晚的《时事开讲》专栏中，借评说前苏联倒於勃列日？夫制造的专制谎言国家形象，对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指桑骂槐，明确说，现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实在堪忧！

以“共生论”抑制“共产专制”

不过，对於北京为了增加“软实力”而粉饰新中国国家形象最有学术力度的驳诘，当推今年八十岁的于真先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专着《共生论》。

于真青年时就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一度参加中共解放军，一九五七年在武钢被冤为右派时，开始思考专政主义的根源，一九七九年平反后进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二○○六年，离休多年的他豁然大悟，动笔撰写《共生论》（全书计划写九章七十万字）；至二○○九年七月已在五柳村等网站发表六章，约五十万字。最让网民叫好的是二○○八年十二月网上发表的《共生论》第四章：《阻碍人类共生的各种主义与教义》，尤其是第五节《专政主义》（三万多字），因劝告中共借“开国六十大庆”彻底放弃“党主制”而实行“党主立宪”，而在近日成为抵制粉饰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学术专论。

大陆近十年出现了一个以“共生论”抑制“共产专制”的共生主义新思潮，与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走向共生》、吴飞驰《企业的共生理论》、苏国勳《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等专着相比，于真的《共生论》不仅体系宏大，更有三个鲜明特色：一是视觉高远，站在“共生史地平线”提炼了“共生史观”；二是大智大悲，以“非共生悲剧”论证共生论──进行了“人类百年来非共生历史与现实的描述”；三是胆识超群，直面当代危害共生的首恶“专政主义”，进行零距离刮骨疗毒──如此“正反合”多角度多元化地探讨《共生论》，令人曲径通幽，愤懑痛抒。

“党主制”的“专政主义”

于真《共生论》直言不讳地判定，新中国六十年的政体和国家形象皆属“党主制”的“专政主义”。

在论述了极权化是专政主义的发展逻辑，“民主集中制”是通向极权的桥樑后，于真着重辨析了“利益代表论”是专政主义的荒谬，“党主政治”是专政主义的新变形。

于真说，“利益代表论”的理论诡辩依靠荒谬的“唯一论”，它是列宁发明的一种“阶级论的利益观”，宣扬一个阶级可以代表许多阶级，无产阶级可以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少数人组织的“先锋队”（共产党）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而党的领袖可以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主义、一个阶级、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以一代多、以少代全的非共生逻辑上。

对於“利益代表论”的荒谬与残暴，于真引述了一个新史料证据──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即“十月革命”后两个月，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组织当时“众望所归无人反对”的“立宪会议”选举，不料在七百零七个席位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只得到一七五个席位，只佔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对於这一民主选举结果，列宁不仅坚决拒绝接受，而且以赤卫队武力镇压他党当选的代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

重新披露这一史实后，让人们发现了“六四”暴政的源头，更让人们看到“三个代表”的荒谬──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代表其他党和全体人民。于真直言：“六四对学生的专政行为，对法轮功广大练功人员的不公正待遇，都属於违宪、非法。”

于真由此建议中共在建国“六十大庆”之机，正视历史和现实，接受人们关於变“党主政治”为“党主立宪”的呼籲──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刘大生受君主立宪启发而提出“党主立宪”建议，并在上海《社会科学》一九八九年第七期着文：《试论“党主立宪制”──关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结论是：“党主立宪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的妥协和合作的最合适的法律形式。”《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二○○八年第一期又对此进行了讨论。

“党主立宪”与“党主制”不同，其共生进步在於，中共与群众是合作和妥协的平等双方；而党主制，就是党要群众怎样便怎样，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党“口含天宪”，是掌权的一方，群众是被统治、管理的一方。

“党主制”的五项选择

于真指出，如此“党主制”实为专无产阶级之政的政党，完全违背了初衷。必然遭受广大党员的反对，若不及时改正，将失去选择的时间和机会！看起来，今日中共“选择的时间游刃有余”，实际上却随时可能重演苏联轰然解体之悲剧。因此，在“六十大庆”到来之际，诚实地总结六十年来主政经验，对未来作出理性明智的选择，十分迫切。

因此，于真大胆指出“党主制”考虑的五项选择──

第一种选择：“改”字当头.以民主宪政为目标，走人类政治文明共同的发展道路，让党走下神坛，从国的上面走到人民这个平面上来，领袖与公民在宪法面前平等！

第二种选择：“和”字当头.和为贵，只是这种治表不治本的“和谐”，往往一个感冒就会引来“病危”，难以太平盛世梦万年。

第三种选择：“拖”字当头.“拖”是不作为，反正一届五年，顶多十年。只要党国不倒在我手，就无怨无悔。但如果这种态度比慈禧还不作为，最后会连立宪也没机会。

第四种选择：“保”字当头.有提政治体制改革者，以保守态度待之。保“党主制”，保它的一规一矩，一字一句，一草一木。只是，真能保得住？

第五种选择：“抗”字当头.继续挥动三十年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棒，封杀其言论，诬陷其人身，让文革死灰复燃，为专政体制保驾护航。但如此必堕党於不义，最后让党国“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专政难以共生，共生才能长存！请党主三思这五种选择！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於深圳早叫庐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的这句词，套用一句文革用语，如今成了“时代最强音”，我看到网上至少有两篇文章用它做标题.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最近极轰动的《腐败文化》自是一篇，是拿它做副标题，列数国内腐败奇观之“无底线”、“超想像”，读来惊心动魄，是难得的好文。还有一篇，出自“乌有之乡”网站，作者张宏良，标题上多加了“再次”二字，有副题“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於是“最危险”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了，但也相当“严峻”，抨击矛头指向“国际垄断资本”。

每年发生一场“南京大屠杀”

此文主旨是，中国再次“被瓜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国际奶牛』”，“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作者列举的数字也很惊人，比如，中国以仅佔全球百分之四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百分之十五，四年内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一点五万亿美元，但付出的代价是：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二十个城市中，中国佔了十六个，全国六百六十八座城市的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有毒食品已经百分之百的覆盖了全部行业，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一人，二○○三年死亡达十三点六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假如算上私企外企隐瞒的数字，每年死亡人数相当於一场南京大屠杀……。

此文认为中国被西方“殖民化”，罪在“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又面临“民族救亡任务”，而且“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文章的副题已坦诚其观点是个“毛派”，文内所罗列的可怕事实，的确令人绝望，但是在我看来，作者召唤毛泽东的幽灵来解救，恐怕是更令人绝望的。诚然，不同观点对一模一样的事实，可以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不过我们最终会发现，分歧还是基於事实的不同，其中也包括被隐瞒或忽略的另外一些历史、事实。

毛泽东是没让中国成为“国际奶牛”，但他残酷地从中国人嘴里抠出粮食来，拿去跟苏联交换“国防工业”和核技术，等於用耕地极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国农业，同时来供养整个苏联人口，其代价便是人所共知的“大饥荒”，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採杨继绳数字），到了“人相食”的空前惨境；有人喜欢比拟，比如前文的“相当於南京大屠杀”，这里也好有一比：老毛在中国制造的大饥荒，相当於美国扔在长崎的那枚核弹，在中国扔了四百五十枚。

毛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最恶劣的是，毛泽东明知故犯。根据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假如一九五八、五九两年不出口七百万吨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而“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并且多次大讲“死人”──五七年他在苏联说：“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五八年底他更有一次讲得最露骨：“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毛派”的学者们，不会不知道这些史实，他们就是故意回避，而中国人倘若到如今还得指望这个混世魔王的话，那就是这个民族没救了。所以，回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上来，我们便很难确定，究竟哪个时段才算“最危险的”，是大跃进的五八至六零年呢，还是中国发生“经济奇蹟”的近十年？究竟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更出卖中国利益呢，还是毛泽东拿几千万条性命去买苏联的核技术更缺德？毛泽东搞文革把中国整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则为了纠正文革而搞改革外加开放把中国弄成了“殖民地”，孰者更不可忍？

再仔细想想，这么比来比去其实很弱智（也叫“脑残”），因为“最危险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常态，“救亡”乃是永远的任务，“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妨一直唱下去──这便意味着中国人只能到境外去找罪魁祸首，以及倒霉的根源，从传统上的日本人、苏联人到欧美人，“全球化”后新添了“跨国公司”，还有“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可能“裸官”家属就包含在这一项里），自然也包括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达赖喇嘛老爷爷的流亡藏人，最近还添上了热比娅老奶奶的流亡维族人……。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8月15日，由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主办，在台大社会科学院召开了“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以及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

会上，“殷门弟子”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灏先生做了题为“从公共知识分子谈起：殷海光的理想主义道路”的主题发言，指出殷海光先生之所以为 后人景仰，不仅在于他对自由主义坚持不懈的阐扬，也在于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命道路。借助殷海光先生的范式，张灏先生总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特质， 即：超越专业限制，走入公共空间，反抗政治威权的压制，面对权威，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张灏先生批评说，现在的学术界职业精神发展过度，导致学术挂帅，这 是公共知识分子难产的主要原因。而殷海光先生不断地对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焦灼的思考”堪称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张先生最后的总结说，殷海光现象，一 言以蔽之，就是理想主义。

张先生一番话，既是对他的先师的精神的概括，也不无对当下知识分子现状的感叹和期待。令作为晚辈知识分子的我在台下不能不为之动容。 而更令我触动的，则是另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即席发言的一席话。他开宗明义地感慨说：现在在大陆，很多知识分子读殷海光先生的书，但是在台湾，读 殷先生的书的人反倒少了。出现这种现象，他的结论是，大陆现在还是左派威权统治，而一生反对威权统治的殷海光先生的思想，自然就有市场，而在台湾，民主发展走入歧途，所以读者就少了。

林先生没有深入阐明他对“台湾民主的歧途”的认识，不过联系刚才张灏先生的发言，我倒认为台湾现在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精神的普遍失落也不能不说 是殷海光先生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殷海光先生的意义，在于他不仅独善其身，就是坚持自己内心的真理，不被环境所改变，更重要的是，他是知识分子 面对残酷现实，并不回避，而是剑及履及，言传身教地延续自由主义的火种，甚至挺身而出，挑战威权政治的楷模。知识分子往往敏于言而讷于行，腹诽的功力远远 超过出声的勇气，每思及此，我就会想起当年雷震先生被捕，殷海光等先生立即公开发表抗议，并且表示雷震先生无辜，应当负起“自由中国”的言论责任的是他们 这些作者。这样的勇气，才是殷海光先生的自由主义能够得到后人景仰的主要原因。殷海光先生展现的人性的光辉，照亮了他的自由主义。而这种光辉，正如张灏先 生所言，就是理想主义的光辉。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自称秉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殷海光先生那样打破专业的限制，不被学术规范束 缚，而勇敢站出来，擎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呢？

新疆七-五暴力事件，截至目前为止，按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近两千人，这是整个中国的一桩大惨案大悲剧。出现这样大的惨案，社会各方应该寻求真相、追究责任、探讨起因、商量对策，有效地避免此种悲剧再度发生。但要避免此种悲剧再度发生，要特别探讨政府政策是否得当，防范是否到位，处置是否合理，解决是否得体，隐患是否能够就此消除，逐步实现新疆包括维汉两族在内的民族和解。不过，令人遗憾乃至悲愤的是，基于如上对政府的追问和考察，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政府在这桩惨案中的防范处置不仅是不合格的，而且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仇恨教育

教育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很多人对事情的基本判断，大多来自于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所得。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编纂，至今充满着阶级仇恨。这种仇恨教育既来自于政权得鼎的合法化解释，也来自于我们久有的专制传统。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权力获得理论，可以解释现今这个延续了六十年的政府的权力来源。即政权是靠武力起家、暴力获得的，那么对美化暴力，挑起仇恨，制造敌人，就是他们统治逻辑的必然延伸。在当今世界，通过暴力获得政权，必然有一种政权合法性焦虑。因为通过民主自由的制度，运用选票来实现政党（府）轮替，已然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人所共知的政权合法性，可以被认可的真正来源，即便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也不例外。在获得政权之前、抵抗和批评国民党的准独裁统治时，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且了大量的民主自由言论，半个多世纪以后被笑蜀编成《历史的先声》而遭禁，由此也可以验证出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一直都是心存焦虑的。

正是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引导民众减少对他们暴力获取政权的批评，他们把兄弟阋墙的国共内战，美化成为“解放战争”。四九得鼎后，更是利用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及官方传媒强大的宣传功能，大规模地“叶公好农”——美化历代农民起义，把所有农民起义的烧杀抢掠都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当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来歌颂。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政治、语文等教科书中对暴力革命和农民起义的美化，真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历代农民起义的变态美容术，依旧是官方史学研究中的头号显学。九十年代初期《水浒传》热播及反复重播，其中的歌曲的“风风火火闯九州”更是深入人心，到九十年代末，《太平天国》拍成后，官方感到群体事件日密，因此匆匆加速放完《太平天国》了事。因为民众看了《太平天国》，面对当下的困境，会受到直接的暴力教育和情境暗示，起而行之的决心就更大，至此官方“叶公好农”的暴力宣传有所减弱。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十年接受包括仇恨教育在内的奶教育的人，哪能轻易将狼奶吐掉，何况我们现今的仇恨教育依旧借尸还魂地存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早年阶级成分的划分、血统论的提倡到如今对农民依旧公开的歧视，再到民族政策上的人为制造矛盾与仇恨，生活中无不活跃着仇恨教育的影子。一个人从小受仇恨教育的灌溉，要想剔尽仇恨教育所带给自己和对他人乃至对社会的伤害，以为像喝了碗孟婆汤就可忘掉一切，从善如流，那是太过天真的幻想。汉族之间仇恨的常态表现为官民冲突、商民冲突等各种阶层性冲突，而少数民族的冲突也大抵如此，但其表现形态则因民族之别，而带上族别仇恨的影子，容易导致更大规模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具体到维汉仇恨与冲突，虽然官方宣传上强调民族团结，但在实际当中，却无不透露多方面的不平等，而这不平等就是对人最直接的仇恨教育。汉人觉得在计划生育上、少数民族读书加分上吃亏，维人觉得取缔维语教学、限制宗教自由等方面深受压制，而且大规模的汉人涌入，使得维人作为原住民痛感资源丧失，而他们没能在丰富的资源中得到应有的好处，甚至许多工种维人不能得到与汉人同等的机会。这一切使得那些关于民族团结的干瘪宣传和空洞说教，变成心照不宣的欺骗，而那些暗藏仇恨种子的干柴烈火，燃点极低，待机而发，七。五新疆事件的暴发，可谓良有以也。

二：互斗制衡

在一个肉弱强食的丛林社会，尽情地利用一切信息不对称，干许多恶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这也就是中国历来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比较发达的深层因由。有许多中国人至今仍对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抱有无限的热爱之情，认为这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正好反过来证明中国的确还深处于一个前现代社会，大家对丛林社会通行的阴谋原则（当然现在有的变成了潜规则）还相当热衷，并深以为是，在在令人悲哀。许多应该公开的信息，都被官方强行遮掩和封锁，露出一点真相的，官方便动用其宣传手段来混淆是非，用阴谋手段来搅混水，以便使真相和问题的实质不了了之。所以我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阴谋泛滥非国民之福〉来谈论阴谋文化，对于我们生存质量的伤害。

专制者的牧民术之一，就是让你升斗小民互斗，拉一个打一个，但是绝不是让任何一方坐大到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四九年后的官方在让民众族群互斗制衡上更是远超历代统治者。阶级成分的划分、血统论的制造，都是为了人为地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让民众互相戒备而仇视。用准军事化的单位管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监视、使你动弹不得的户口制度，用城乡二元分治的办法，将城市居民和农民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使对农民的歧视公开化、制度化。不特如此，地、富、反、坏、右等分野，破除亲人的保护和安慰，把至亲也分成三六九等，靠近组织多告密才是惟一出路。在这样的分治术之下，不惟普通人人心惶惶，就是亲人之间又何曾敢说真心话？这样的互斗制衡术，可以说贯穿在四九年后官方统治术的各个层面，而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又何曾不如此利用呢？

四九年前，汉族在新疆总人口中只占5%，而今已高达42%，这样的数据变化是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的羁縻同化政策。羁縻在古代信息不对称，没有当今全球化民主影响的情形下，有一定的效果。但羁縻政策天然的不信任感，使得原住民对统治者以及与统治者同一族的人有天然的戒备倾向。八任新疆第一把手即党委书记，除了赛福鼎都是汉人，这是明眼人一看明白的不任信态度，而这种做法遍布新疆各级政府，真正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汉人。汉族移民有多种，其中兵团移民尤其令原住民感到不舒服，这是压制和不信任的公开表现。至于说同化，只举一件即可窥看一斑。比如2002年5月20日新疆《喀什日报》上说新疆当局於5月14日一次烧毁了维语书籍730种，其中包括《匈奴简史》128本，维吾尔族《手工艺手冊》3200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像这样打着反恐名义毁掉民族文化之实的做法，十足以增加仇恨。

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难免不把与统治者同一族群的普通民众也当成撒气的对象，这也是七。五新疆事件最令人痛心的地方。从官方公布的族别人数来看，大部分为汉族民众，其死状之惨，的确令人发指。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韶关事件到新疆事件有十天之久，维汉矛盾也非一日，加之官方的监控系统非常严密，不可能不知道新疆将发生的惨剧。事实上，有许多民众也在质疑官方对汉民保护不力，甚至是有意出事，好借机转移视线。在开始游行到出现惨剧的五个小时里官方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保护措施，来阻止维汉冲突惨剧的发生，这是非常不好解释的行为。但鉴于官方长于谋略，“不差人”也是他们历来的驭民策略（想一想毛泽东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教导），深谙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为己所用，并着力遮盖真相，所以互斗制衡的驭民术，才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他们这样的“反常”行为。基于如上判断，我要说的是，维汉普通民众，都是真正的受害者，而那些维汉中的政府高官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三：民主自治

抽象地看，民族自治是解决民族矛盾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但任何办法要达致实际效果，必须要有与其配套的制度大环境，否则便会流于空洞无用。在中央极权和专制制度下，民族自治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官方才会把达赖喇嘛从来都只主张真正的民族自治的意见，也视作分裂国家，因为他们无意真正实现达赖喇嘛所提出的民族自治。如果按此实现的话，那么必须进行相应的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官方并无此意，故只有污其为分裂了事。

众所周知，四九年后的民族政策沿袭苏联民族政策的做法，人为分成五十六个民族。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当然可以让被分治的人或者族群不能容易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官方以提高议价能力。但是药三分毒，何况苏联这种人为错谬甚多的民族政策。这种人为划分民族、增加族群认同，但又或明或暗地打压的做法，这是四处不讨好的笨办法。不少汉族人觉得官方姑息少数民族，因此汉族沙文主义的叫嚣言论并不少见；反之，许多少数民族觉得你对我们的帮助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趁机掠走本该属于我们的资源。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抱怨官方政策之不公，弄得官方左右为难。但官方由于政策的僵化、专制的傲慢、思维的呆板，已很难接受改革的新思维，所以他们可以短时期内“维稳”，但长期来讲，各族群的利益冲突是个绝对不容回避的现实，弄不好就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世界上的国家大多面临族群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处理族群利益纷争和文化、宗教上的分歧，有许多好的办法可资借鉴。美国只有亚裔、非裔等之别，但都属美国人，在宪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方面，所有美国人无论是何族裔，均一视同仁，这是消弥双方因不平等的权利而产生鸿沟的最佳办法。中国只有取消苏联政策的老套路，走全民在权利上一视同仁的民主自治之法——在我看来，多方比较，民主自由才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最优选择——才能最终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族群裂痕，因为新疆事件与其说是民族冲突，毋宁说更是一桩事涉维汉双方普通民众的人权灾难。

2009年7月21日至22日凌晨一时于成都

（此文已刊《开放》第八期刊出时有删节，此处为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