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怡: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舞台剧《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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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虚》 海报

上回学人聚会,分享基督教之于现代社会的议题。流沙河先生论民间信仰,一语即出,众人叫绝。好像在说自己,又像说这时代。他说,吾人的世俗宗教,一言以蔽之,就是36(计)加72(变),等于108(将)。

意思就是自我救赎,先是智谋加权变,最后忍无可忍,就拜关公、宰鸡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青年马克思,对父亲为了生意而改宗加入路德教会,生出无限的憎恶与绝望。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针对犹太人的信仰,写下了最尖酸刻薄的句子:“我们不要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要在现实中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自从耶稣之后,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这么强烈地责备过他们的同胞。不过耶稣的选择,是流自己的血,为他们去死。马克思的选择,是流他们的血,让别人去死。

如果化繁为简,基督之后的西方史,基本上就是这两条道路的竞赛。美国内战时期,同室操戈,黑白对立。有一位华莱士将军(Lew Wallace),经历战火,后来归信了基督,他写下长篇小说《宾虚:基督的故事》。叙述的主线,是耶稣时代的一位犹太王子宾虚。宾虚有点像基督山伯爵。他的童年玩伴、罗马军官米撒拉出卖了他。宾虚在罗马舰船上作奴隶,意外搭救了海军将领阿里士。阿里士收养他为继承人,宾虚得到罗马贵族的姓氏与财产,回到故乡,向米撒拉复仇。

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个36加72等于108的故事,或一部命运无常的希腊式史诗。但小说有根暗线,就是耶稣的第一条路,隐隐约约地与宾虚的第二条路平行。在被罗马士兵鞭打时,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不顾危险,将水袋递给了他。回耶路撒冷后,宾虚听说有位先知在传讲悔改与赦免的信息。最后,宾虚在一场马车赛中得报大仇。米撒拉临死前说,宾虚的母亲和妹妹没有死,她们患了麻风,被遗弃在山谷里。

内战前后,美国有三部最畅销的通俗小说,一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二是《宾虚:基督的故事》,一出版就超过前者,直到1936年《飘》出版后,才将它挤下榜首。三是贝拉米的《从2000回望1887》。前两部浸透了基督教信仰,后一部则带着左翼的乌托邦色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0年翻译了最后一部,译名《百年一觉》。随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都读到这部乌托邦小说。谭嗣同感慨道,“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我顺着就想,如果当初李提摩太翻译的是《宾虚》,光景又将如何呢。到1901年,林纾翻译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却取了一个接近第二条道路的名字,叫《黑奴吁天录》。到2009年,《宾虚》在美国已四度搬上银幕,我又意外看到这部法国的大型舞台剧版本。全剧在法兰西斯国家体育场演出,凯撒举行竞技表演时,演出现场成了罗马竞技场,8万巴黎观众挥舞着红黄两色的布,也成为舞台剧的群众演员。在我的观影体验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的户外舞台剧。可惜到此为止,《宾虚》仍然没有中译本。

1925年,《宾虚》第一次搬上银幕。威廉•怀勒当时是导演的助手。1959年他重拍《宾虚》,囊括11项奥斯卡奖,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998年被《泰坦尼克号》打破。2008年4月5日,宾虚的扮演者、好莱坞的伟大演员查尔登•赫斯顿去世,他也是另一部圣经史诗电影《十诫》中摩西的扮演者。《时代》周刊哀悼说,“上帝死了”。他们用这样的表达,来赞美赫斯顿的表演是道成肉身的延续,也预测一个圣经史诗电影时代的结束。

巴黎骚乱之后的法国,一个白发苍苍的导演,想起孩提时代看过的1925年版,立志排演了这部法国史上最宏大的基督教题材的舞台剧。

某种意义上,这个版本超越了1959年的电影。6辆马车在舞台上竞技的场面,令人瞠目。基督在空阔场地的一角,对门徒讲迷羊和浪子的比喻。这画面美得惊人。这比喻,更被狄更斯称为人类文学比喻的最高峰。而一切都为着最后那惊世骇俗的一幕。宾虚在麻风病人中找到母亲和妹妹,他们看见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往各各他。宾虚发现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死囚,就是当年那个伸手将水递给他的年轻人。耶稣被举起来的那一刻,所有麻风病人奇迹般的洁净、康复了。宾虚的传奇一生,也经历了从复仇到救赎、从雅典到耶路撒冷的路。

想起另一个故事。二战时,美军轰炸日本,德沙哲中士被高射炮打下来,在战俘集中营的单人牢房,受到各种折磨。就如当年的犹太王子宾虚,或南部联邦的华莱士将军,复仇成为他活下去的勇气。直到一天,有本圣经在俘虏之间流传。德沙哲读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父啊,赦兔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战后,德沙哲先回老家,又回日本,成了一名宣教士。有一天,一个叫渊田美津雄的日本退伍军人,在街头得到一份传单,上面讲了德沙哲的故事。渊田是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指挥官之一;也就是那位在电影中带头大喊“虎!虎!虎!”的人。他竟然也成了一位宣教士。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渊田回到珍珠港,参加了遇袭廿五周年纪念日。他将一本圣经送给幸存者的代表,在扉页上亲手写下了这句经文,“父啊,赦兔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这也是宾虚的故事。罗马人与犹太人,黑人和白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者加上士农工商官、汉满蒙回藏。我在7月5日之后看到这出戏。我若不期盼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们中间,我看了也是白看。

2009-7-27

施化:革政,既不革命也不改良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在北京大张旗鼓地筹备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沉甸甸地压在许多中国人心头的疑问。很显然,在新疆75事件血迹未干的时候,吉林通钢三万工人聚众抗议,殴毙高层管理人员。紧接着,已有五年历史的北京公益性法律援助组织“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被关进牢狱。五年来,“公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向全国人大递交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促使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关注河南艾滋村孤儿院被政府强行关闭事件;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主编程益中辩护;进行中国信访制度研究;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援助毒奶粉受害人;调查拉萨314事件的起因等。

把刚刚发生在新疆、吉林和北京的这三件大事排列在一起,人们大致可以对中国的未来走向看出一点端倪,即:民族问题面临的将是大开杀戒和你死我活;所有制问题面临的将是大规模骚动和流血;和平理性地维护法制面临的将是牢狱侍候。六十年了,花费了多少周折,一个国家就进步到这个样子,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中国公民,看到这些,都很难为祖国六十周年大庆露出笑容。

照这个趋势,有人气馁地预言:“晚了,一切都晚了。即使现在共产党悔悟,要进行有限政治改革,那老百姓也不相信,因为现在老百姓对共产党已经绝望了。”“ 也许这将是共产党的宿命?!” “中共的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加紧步伐大肆贪污鲸吞国家财富,并迅速转移国外作退路。”中国的未来走向,或如《红楼梦》中的一句谶语:“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崩溃?动乱?内战?分裂?谁都不知道。

近三十年来,中国有几次极好的机会,走出旧的政治体制,完成现代化转型,但是都错过了。某些中国领导人以为,只要单边发展经济,尽量不出乱子,政治问题可以留到后代去解决。确实,中国经济已经势头不错地发展了几十年,可是现在发展到了尽头。随着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长期延续,依赖出口而缺乏内需的中国经济不可能一枝独秀。内需从哪里来?很简单,就是大幅度调整国内的利益关系结构,使得出让利益过久的弱势群体,通过制度长久地保证自己能够获得补偿和合理分配,并通过制度保证不受新的掠夺。这不是指大派红包,而是指改变制度。

可是北京最高当局拒绝改变。因此有人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因为革命是最干脆彻底的。我的主张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而是革政。所谓革政,含义就是,动员每一个利益阶层,通过持续长久的压力,迫使政权做一次彻底的政体改变。但不诸诉暴力,不以付出人命为代价。只革政体,不革人命。

有人说这是不现实的,强权可以压制你的要求。我以为,之所以要求被压制,是因为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最大多数的共鸣。强权可以压制某些民意要求,但是不可能压制全体民意。再专断的强权,也不能脱离民意生存。当一个利益要求,不仅仅是某个群体的单独要求,而是各个群体的共同要求,这个要求就不可能被压制住,最终会变为现实。比如,“权力共享”这个要求,符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即便是坚持“权力独享”的特权阶层,到了一定条件下,也认为共享比丢掉权力好一些,也能接受。

可是“权力共享”的要求现在还没有被人们接受。受压迫最深重的阶层,只要求推翻重来,权力易位。骑在弱势群体头上的阶层,只要求维护现状,强化权力。而广大中间阶层则是等待观望,“如果有人改成了,也好。改不成,我还能凑合着等待。”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良好的未来是不会出现的。能出现的只有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来一次总爆发。爆发以后很可能是失序,而不是崭新的秩序。可是许多人认为,这就是革命,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革命。

提出革政而不是革命,大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不草菅任何人的性命,哪怕是有血债的凶手的性命。有人幻想出现一次有序的革命,一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只能依靠不讲理性的多数暴政,才能强行完成政权转换。不凶狠的人免谈革命。不少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以为,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只要照他那样来一次就是最理想的。也有人以为,前苏联和东欧的颜色革命,也是一种革命,为什么不能革命?

深知历史的人知道,如果孙中山不搞专断,他的革命是没有结果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2页:“首先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 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97页:“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据外国记者观察,当时的广州大元帅府,是中国最无自由气息的政权。孙可以和日本人、俄国人搞合作,谈交易,就是不能和同一阵营的盟友妥协。民国初年,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指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在北美暗杀了名记者黄远庸。而这个黑锅一直被袁世凯背着。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博士著书,细数孙为了权力不恤民命的残酷,说其父因主张中国实行美国的联邦制,反对孙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不见容于孙,以致兵戎相见。

苏东波的颜色革命,不是一次原本意义上的革命,用中文词典里的“革命”,是无法解释的。即便是最激烈的罗马尼亚的政权变动,也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军事政变。军队将领们没有密谋在先,并事前部署好军队。只是在齐奥塞斯库调动军队的时候,军队倒戈了,采取了实质上的中立。罗马尼亚革命后上台的领袖不是军头。现在已经建立的民主制,不是军事独裁或军阀割据。这种“革命”,只不过是自由的理性民主选择。如果真的要来一次革命,这样的“颜色革命”是可以接受的。

说到改良,有人举例说康有为的“改良”,清朝末年的“改良”,都是失败的例子,此路不通。不过只要深读历史就知道,康有为的“改良”,只要求“杀几个一品大员”;清末的“改良”,也只是推托拖延。没有民众的要求和压力,靠几个精英的幕后运作,是出现不了改良的。如果把改良看作是体制内部的自我完善,我对改良也不看好。因为没有民间压力,统治层内不同的利益冲突会立刻埋葬改良。

广泛的动员和参与,是革政的前提条件。发表和传播的宽松自由,全民的大讨论,各个层次的制宪会议,大赦政治犯和军队中立化,都可以形成动员和参与。这时候,各种改革方案都会显现,人们可以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一旦找到了,共同的要求将逼迫最高当局不得不有所动作。所以说,只要有了这个条件,革政的成功只在弹指之间。

昝爱宗:敦促温家宝关注安徽访民李蕊蕊被强奸案

致高高在上的温家的家宝先生:

家宝先生贵为中国这个大国总理,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应当不是聋子,不是哑巴,可我觉得家宝经常眼不见,心不烦,比如安徽阜阳市下辖的界首市女访民李蕊蕊8月4日在京被强奸的不幸遭遇,8月6日南方周末A3版刊登记者调查《北京:“灰色宾馆”强暴事件》(记者朝格图、杨继斌),网络也转载得遍地都是,或者说铺天盖地,可时至今日(8月9日)未见温家宝公开说一句话。你若是哑巴,我可以理解;你若是聋子,我亦理解;你若是装聋子,装哑巴,我就无法理解了,你当初不是下令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吗,你不是帮助过重庆农妇讨过拖欠的工钱吗,你不是在火车站帮助过白血病孩童捐钱吗,我想你不能碰到的事情才管,而报纸上曝光的事情不管。我知道有些政治家,或者官僚政客,喜欢对人民装腔作势,喜欢对负面事件装聋作哑,可公开吟诗《仰望星空》的温家宝先生,你是总理,你不能总也不理访民的事情,访民真苦,访民真难,访民真危险。你若批示北京政府严查安徽女访民遭遇截访、被非法关押并遭遇强奸案,我想这个案子会尽快侦破,也会给一些截访人敲响警钟,避免今后类似的不幸事件再度发生。

我建议温家宝亲自到国家信访局接防处或天安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南门处每月抽出一天时间现场办公,甚至有时间再到约有两千米路程的北京聚源宾馆走访一下,看看这所黑监狱里还有没有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南方周末》有报道:位于北京南二环陶然桥西南角、毗邻北京南站,与河南南阳市下辖的桐柏县驻京机构有着特殊的“业务关系”,温家宝若亲自去,多年的头疼问题自然能够彻底解决,这样的亲民行为,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拥戴。

温家宝之亲民,请不要做表面文章,应当有什么事情就说什么话,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若有什么难处说起来也可以理解,比如当年的赵紫阳总书记、前总理,公开说自己没有实权,实权在中共特殊党员邓小平那里。现在温家宝也可以说,自己没有实权,心有余力不足,民众也可以理解。我看今年第八期香港《开放》杂志言称温家宝要求退二线,我理解温家宝,或许你是国务院建立以来权力最小的一位总理,但对于安徽界首访民李蕊蕊遭遇的非法行径,温家宝完全有能力、有权力解决,若《开放》报道属实,那么请你在站好最后一班岗之前,关注李蕊蕊案件,让该案彻底查清,水落石出。

温家宝先生又是细心之人,我看新闻报道称你访问日本时情不自禁给你高龄的母亲打电话,其情真挚,其乐融融,非常感人。家宝先生是孝子,也是我们民间人士尊重的道德楷模。我还听说家宝先生其他孝顺母亲的事情,说家宝若不外出的话,总是抽出时间从中南海赶到天安门东交民巷一带母亲住处(此轶闻是笔者听说的,没有实地证实)陪母亲吃顿饭,吃碗面条,这样的美德应当广泛宣传,让天下人都知道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尽享天伦之乐,为人之本性,谁也不能减去。

现在,我建议,甚至用“敦促”这个热词,请温家宝先生在尊老的同时,关心李蕊蕊这位年方二十的弱女子,还她一个公道。

政府,乃主持公道的地方,如不能主持公道,古人有句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请温家宝先生原谅,如此拖沓文字,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相邻界首市)李兴镇人:昝爱宗,2009年8月9日

杨恒均:赖昌星,祖国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注意,我这篇文章可是你“百年难得一见的……”

 

台风了,水灾了,地震了,酷热了,拥挤了,车祸了,经济危机了,艾滋病了,大案要案了……中国的媒体经过多年沉睡后,总算开始懂得把这些灾难和咱领导人相提并论,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报道了。

 

但看了几次电视就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灾难和危机报道,都有类似的句子:这是五十年以来最大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据说,三百年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

 

听多了,就习惯了,但稍微一思考,就觉出了不对劲。且不说百年前是否养了这么大一帮制定标准、没事到处记录这记录那的闲人,也不提整天耸人听闻的媒体记者,单单说当时的技术条件,就不可能准确作出记录。而且,很多媒体在报道所谓百年难得一见的时候,很少有引述科学来源的。

 

其实早在多年前我在海南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明明一场屡见不鲜的台风,可是由于人口密集了,建筑更豆腐渣了,人更麻痹大意了,结果造成的损失相对大了,于是,有关部门就硬说这次台风规模、造成的损害等等百年没有过。

 

记得当时有一场台风扫过几个县城,后来官方媒体说损失了几十个亿,实在让人跌破了眼镜,就算把那几个相当于一个大镇子的县城全部推到,损失也不会有几十个亿啊。

 

后来才闹明白,要想经济大发展,GDP不停翻番,靠风调雨顺不如靠台风等灾难。那些“好雨知时节”的灾难,往往能够把还没有取得的成绩“弥补”回来。上报的时候就可以拍着胸脯说道:我们经济大发展了,只是被台风吹走了几十个亿嘛……

 

其实只要想一下,什么都是百年不遇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不会重复了,例如,现在我这篇文章,你能说在此时此刻还有第二个叫我这个名字的人无聊到写这玩意?所以,恭喜你,在你看到各地街道由于大雨碰上了五十年来不遇的积水后,你终于看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文章……

 

日本首相搞错了,长崎核爆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无核化”……

 

今天是日本长崎市被美国丢下的原子弹荡平64周年,当地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长崎市市长都亲临参加并致辞。日本首相的讲话强调了要推行“无核化”,作为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内容。

 

从看到的讲话内容中,我感觉到一些无奈,隐约觉得日本首相改变了纪念长崎大屠杀的主题。在我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指导下,纪念长崎死难的无辜日本人是应该的,而且在北朝鲜发展核子武器的时候,也是借此提醒世人核子武器的凶残,推行无核化的大好时机。

 

可是,我还是想强调一件事,长崎那些无辜的死难者虽然是被美国丢下的原子弹杀死的,但真正把他们推向死亡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果日本首相在纪念死难者的时候,大肆强调原子弹杀人,却忘记了为什么会有原子弹杀人的话,至少不能引起我这个中国人的共鸣,更不用说同情了。

 

我去过日本,也看到过来自各地的游客对原子弹死难者献花,但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是我对死难者不尊,而是我一直对世人(其中包括部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反思局限在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上非常生气。

 

多年前在美国华盛顿参观当时投下那两颗原子弹的飞机的时候,有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现场抗议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当时,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想和他们辩论一番。你可以抗议现在美国的霸权主义,但美国当时丢下原子弹,却绝对是没有选择的正义之举!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日本的民族性来看,如果不丢下那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不会马上投降,而日本人不投降,他们屠杀和强奸的无辜中国人就会直线上升,美国士兵的伤亡也会成几何上升。为了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邪恶的侵略战争,当时投下原子弹是必须和必要的,也是正义的。

 

你可以反对核子武器,也可以推行无核化,还可以拿美国丢下的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力来说服世人推行你的“无核化”主张,但你不能劫持了历史事件来为你今天的主张服务!

 

长崎核爆周年的教训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样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但为祸世界,最终也会祸及它自己,包括成为邪恶的独裁法西斯政权帮凶的普通的“无辜”的民众……

 

当然,人家是日本首相,人家纪念被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人家的主题自然围绕被杀的日本人,而不是日本人杀死的亚洲人和中国人。我想,我们也应该搞自己的高规格纪念,确定正确的主题,例如今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就把规格搞高一点,对得起无辜死难的同胞……这很困难吗?

 

赖昌星,祖国妈妈喊你回家坐牢了……

 

逃亡加拿大十年的赖昌星想家了,这是人之常情,值得同情和理解。但赖昌星在承认自己参与走私和瞒报的税款高达500亿元之后,轻飘飘地说,偷税漏税,可以罚款,也可以坐点牢。

 

这句话差一点把我雷昏过去,赖昌星确实是大将之才啊,“也可以坐点牢”——这可是只有在香港的黑社会电影里才能听到的台词。当一个黑帮老大被抓后,他或者他派进去顶替他的黑社会分子只用去象征性地“坐点牢”。按照赖昌星走私和偷税的数目,他坐多久的牢得法律说了算,但肯定不应该是“坐点牢”的。

 

而且,依我看,赖昌星的主要罪行应该并不是偷税漏税。他最大的罪应该是买通官员,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不但损害了中国民众和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

 

此话说来就长,只举个例子,中国政府掌控了大陆内地民众前往香港定居的单程证。这些证件是发放给夫妻团聚和亲戚投靠的,也有少部分属于优秀人才移民,剩下一部分就和国家安全有关了。当时香港处于回归前夕,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加强香港的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也符合国家利益,并不违反国际惯例。

 

但为了照顾正常的夫妻团聚和亲戚投靠,特殊单程证名额不可能太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买通了某些官员的赖昌星竟然在97到来之前的几年里,为自己做生意的亲戚朋友甚至马仔跟班,得到了几十个上百个本来应该用于特殊用途的单程证……

 

水太深,就不说了。但以我的判断,赖昌星回来肯定要把牢底坐穿。可是,我却想说句公道话,或者说,我要为赖昌星辩护一回。我认为,祖国母亲应该照顾赖昌星这孩子的“赤子之心”,请他回来,不是坐牢,而是请他回来吃饭,然后请他为祖国母亲真正做点贡献。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赖昌星能够为祖国母亲所做的贡献,是你我都无能为力的。首先我要为赖昌星做无罪辩护。赖昌星偷税漏税的犯罪,主要是官商勾结造成的,如果说他当时官商勾结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官商勾结已经与时俱进,例如,黄光裕等犯罪分子已经把官商勾结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新高度。

 

我想,赖昌星是个粗人,但不是傻瓜,当他在海外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的时候,当他看到加拿大那些携款而至购买豪华别墅的贪官污吏和奸商的时候,他心里一定特不平衡,所以,他冲口而出要回来“坐点牢”,因为和那些直接从国库贪污腐败的官商相比,偷税漏税,完全可以归类于勤劳和聪明致富一类了。所以,要求法官赦免他的经济犯罪,应该不是很难。

 

而他在政治上犯的罪就更是无心之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商人,他只管赚钱。他不但没有说错,而且,这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人民的座右铭,阿星错了吗?

 

至于后来他所谓官商勾结,特别是和一些执法人员的勾结,就更是冤枉他了。据我的消息显示,赖昌星同志当初被迫逃到国外后,一开始还挺委屈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还在等祖国母亲请他回去,向他赔礼道歉呢。为啥?因为他一个大老粗,一直以为自己在为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谋福利呢。否则,那么多执法人员跟在他屁股后面干啥?发给他那么多用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单程证干啥?所以,我说,赖昌星真的不应该为自己所犯的政治错误坐牢。最多一个“过失犯错”。

 

我想来想去,他唯一需要负上刑事责任的是他建了一座红色楼房,里面搞来了全国各地如花似玉的美少女,他就用那些美少女招待我们的公仆,然后还拍下一些录像带。我看,可以稍微判他一个拉皮条和传播淫秽色情录象的小罪,意思意思就算了。

 

对于赖昌星这种人,让他坐牢是浪费人才,因为我想他回来其实可以做很多事的。例如,让他好好讲一下他是如何偷税漏税的,也许现在每天全国都有成千上万的赖昌星在继续偷税漏税;他还可以讲一下他当时是如何爱国的,他是如何为国家安全作出贡献的(赖昌星语);各大学高校为老板开设的EMBA还可以请他讲一下他的格言——怕什么法规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讲一下,这格言是如何练成的?以及他是如何舍得花钱投领导干部所好的。

 

还有,他是如何用一栋表面不起眼的红楼,用里面的如花似玉的美女征服了我们共和国的公仆的,我想,赖昌星如果能够回来现身说法的话,那对祖国——也是赖昌星深情怀念的祖国母亲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

 

所以,昌星啊,祖国妈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杨恒均 2009-8-9

刘文忠:大自然的宠儿和弃儿

早就听说澳大利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著名的旅游城市和景点遍布全国,特别是那里的生态保护得相当好,这让一直喜欢自然风光的我倾慕已久。2003年我有幸走访了澳大利亚,亲眼见到了这片上帝眷顾的土地,感慨不已。

大自然的宠儿

悉尼,人称”南半球的纽约”.悉尼湾傲视着湛蓝深邃的南太平洋,被称为南半球的闪烁之星。”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美名,很大程度上得自悉尼的”蓝”——海洋、海港和海滩及天空交织成的蓝色世界。这里有金光闪耀、白帆逐浪的海港,细腻迷人的海滩和阳光充沛的气候,街道处处芳香、佳木秀丽、海鸥盘旋。悉尼大桥是连接南北两岸的重要桥梁、悉尼歌剧院的背景,也是摄取港口全景的绝佳地点。这座世界最大的单孔拱桥、最长的长翼桥于1932年通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这样一座钢铁大桥,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导游说,要欣赏这座蓝色都市,最好的方法是站到悉尼大桥的最高点。当你攀爬200个阶梯到达这个绰号为”大衣架”拱顶,在距离水面147米的高处遥望悉尼歌剧院,你会感到心旷神怡,远处是阳光灿烂的曼利沙滩,脚下是悉尼港里繁忙穿行的船隻.乘豪华游艇,畅游悉尼港,也是一次艺术享受。帆影鸥波、涟漪万顷,造型新颖、风格迥异的港口大桥,歌剧院和摩天大楼与各种彩色风帆,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美丽画卷。

悉尼市周围有很多海滩,帮迪海滩最受游客欢迎。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典型的澳大利亚沙滩的一切——古铜色皮肤的澳大利亚救生员从海里把惨白的落水者救上岸,”无上装”的美人们肆无忌惮地在烈日下烘烤着自己的背,男人们穿着汗衫饮着啤酒,孩子们舔着正以最快速度溶化的冰激淋……而那些讨人喜欢的红嘴鸥,此刻正飞舞在你的周围。

去堪培拉的路上,车行驶在澳洲公路,真正感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生态环境之美。望不到边的绿茵茵草场,看到隔离栏时才知这是私人牧场。成群牛羊悠闲地徜徉着,怡然自得地散放在各处吃着青草。导游介绍:澳洲没有很冷的天气,牛羊完全野放在自然环境中、夜里不用赶牛羊进棚。牧场主一星期驱车来几次,检查一下是否有生病的牲畜;这块草场草吃光了,就把牛羊赶到另一块草场去。据说,在澳洲腹地的牧场主,甚至驾驶直升飞机去照看牛羊。

堪培拉坐落在贝利吉芬湖畔,由美国名建筑师葛里芬所设计的花园都市,据说其城市设计是世界公认的成功经典,从空中鸟瞰可看到各种几何图形。堪培拉人向来以生活在”丛林之都”而自豪。宁静而富有姿色的堪培拉到处是树林、花草、公园和花园,几乎没有高楼,街道宽敞、树林浓郁。堪培拉有许多政府部门机关,因为一到周末公务人员大都开车和乘飞机离开首都,回悉尼或墨尔本的家,所以街上特别清静。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居议会大厦两侧,公众和旅游者可以在旁听席就坐,倾听辩论,只是没有发言权。在这里开会、讨论、通过法案和决议,都非常透明。休假日首都的车辆、行人更少,特别宁静。

我们从布里斯班向南驱车到黄金海岸,黄金海岸位于布里斯班东南方。沿途的风景就是房子,澳大利亚的许多城市看上去都很新,也许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洁的缘故,很多建筑新得有点像彩色积木搭建的临时建筑。这里绵延三万二千米的海岸地带,海水清澈、碧波荡漾,连绵无际的沙滩闪着黄金色的光芒,是冲浪者的天堂,冲浪人迎头抗击大海波涛的勇姿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中国游客忙着看风景、抢着拍照留影,或者忙着逛城市、去商场购买纪念品带回国送人。其实黄金海岸的美和好是用来享受的,看到许多老外躺在温暖细腻的沙滩上身心放松,晒着太阳美美地呼吸,听海涛声——那种悠闲和愉悦让人羡慕不已。

特别是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是市民休闲的天堂。这里汇集了世界各地六万多种植物五十多种鸟类,还有大量的黑天鹅。从墨尔本西南方的海岸边出发,有一条沿海而行的壮观大道,沿途可以经过奇形怪状的岩石和美丽的沙滩,其中最著名的景观莫过于坎贝尔港附近的大洋之路”十二使徒”岩像。它们伫立在绵延几十公里的海岸边,虽然没有长城壮观,倒也别有一番感受。

在昆士兰的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也是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自豪的天然景观。它位于澳东北岸,延绵2000公里,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大堡礁景色迷人,险峻莫测、水流异常复杂,生存着400余种不同类型的珊瑚礁,鱼类1500种,热带软件动物达4000余种,聚集的鸟类242种。水域共约有大小岛屿600多个,造型千姿百态,堡礁大部分没入水中,低潮时略露礁顶。从上空俯瞰,礁岛宛如一颗颗碧绿的翡翠、熠熠生辉,而若隐若现的礁顶如艳丽花朵,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怒放。在大堡礁群中,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有红色、粉红色、绿色、紫色、黄色;其形态有鹿角形、灵芝形、荷花形、海草形、构成一幅千姿百态的海底奇观。优美的凯恩斯是前往大堡礁的必经之门,凯恩斯背倚壮丽高山,茂密雨林遍及四周,并伸延至海边一带。怡人的海滨大道以各式各样的咖啡屋、餐厅与酒店著称。由凯恩斯出发,沿途可欣赏壮丽的热带景观与瀑布,在横越雨林村庄”库兰达”的空中缆车中能让游客体验独特的雨林生态,参天巨树形成的绿色天幕,可远眺从珊瑚海到绿岛的海天一色美景。1975年澳政府颁布了大堡礁海洋公园法,提出建立、控制、保护和发展海洋公园,其中涵盖了大堡礁99%的区域范围,1981年整个区域划定在世界遗产名录中。

“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

除了杂物,什么都不带走”

澳大利亚的富饶与生态环境保护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听当地导游说:澳大利亚政治家和议员,在决定国家经济投资建设与发展规划中,非常有原则,对一切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事项,都会坚决投反对票,否则他们当不了官,人民会立即哄他下台。澳大利亚总理曾对人民说:我们尽管出口各种资源(牛羊、矿藏、树木)少赚钱,也不容许在国内发展污染环境的加工工业,我们不欢迎一切对澳洲环境有影响的投资项目,哪怕给我们带来巨大收益和解决失业率也不欢迎,政府要给澳大利亚人民一个乾净、没有污染的国土。在澳大利亚我就听到一件事: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公司谈妥在澳大利亚投资80亿美元的天然气开发项目,这个计划受到澳大利亚环保人士的反对,而澳大利亚西部环境保护局考察后发觉,在项目涉及的地区中,有两个海岸是大量平背龟栖息的地区,开发商在这两个海岸或者海岸附近建造工厂,肯定会对平背龟产生危害,威胁到平背龟的生存、繁衍,故决定停止这项已经通过的计划。我们听了很感触:这事在中国不要说平背龟,就是国宝大熊猫繁殖地,地方政府一定会先考虑要80亿美金投资,然后想法搬迁大熊猫。而在著名旅游城市凯恩斯,我们还听到一件事:当年发展商申请在风景区建造7.5公里长的空中索道,市政府要求其不得毁坏热带雨林,发展商不得不花大钱用直升飞机运送建筑材料,修建索道支架。

在澳大利亚,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只要违反了环保法律法规,都要受到严肃查处。对法人可以判处高达100万澳元的罚金,对自然人可判处25万元罚金。我们在著名的大堡礁绿岛公园,看到明文规定,游客不许带走任何自然物体(包括贝壳),违者处以高额罚款。在著名的企鹅岛,政府规定在观看企鹅归巢时,不许大声喧哗和使用闪光灯照相,数以千计的游客在持续两、三小时的观看中,无人违反规定。在许多公众场合尤其是旅游胜地,导游都要向我们介绍澳政府的环保规定,提醒游客严格执行,做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杂物,什么都不带走”.澳大利亚政府还把湿地建设与水源净化结合起来,与候鸟繁栖地的培育结合起来,与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真是妙不可言。首都堪培拉只有二十万人口,却有70-80家企业从事垃圾收集、分类和填埋工作,每年创造1000多万美元的产值。但政府仍然感到不足,进一步议定,在2010年不再填埋垃圾,实现全部垃圾的回收和利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水资源稀缺,人们珍惜水,政府更是不惜工本。今年总理霍华德在全国宣布一个庞大的国家水资源安全项目,计划投入650亿人民币改善与节约用水。一个小昆士兰水务局,发动一场耗资200万澳元的节水宣传攻势,使每个居民自觉将日用水量减少到140升以下;该州还耗资1000万澳元公投表决:居民是否愿意饮用再生水。在南澳州,政府鼓励利用拦蓄雨水和循环废水进行农业灌溉,政府还与矿业巨头一道投资5亿澳元建造海水淡化厂。

澳大利亚真是一个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国家,政府和国民的环保意识都很强,生态环境建设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健全的机构体系为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设立政府环保部门的国家之一,每年的环境保护投资都超过85亿美元,约占GDP的1.6%。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联邦层次,环境保护立法已有50多个,有综合立法,如”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也有专项立法,如”大堡礁海洋公园法”;还有20多个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广大居民也具有很强的生态环境意识,居民自觉参与植树、清理垃圾、拯救动物等活动。居民房屋前后的花园和草坪,都按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和要求,由居民负责栽植和管理。全民的广泛参与,真正实现了国民环境行为与政府环境导向的统一。

在澳洲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乘汽车在高速公路横跨大半个国土,十天中几乎看不到一处像中国那样到处可见的冒浓烟尘雾的工业加工区,深深感叹这个国家的环境之美。

大自然的弃儿

而就在今年九月,我去宁夏平原的感觉就完全两样。

黄河流经宁夏平原,原本是造就了一个塞外江南,可是,从银川北到乌海市的黄河流经的狭长地带,沿岸遍布”黑污染”工厂,化工厂的工业废料区形成一个黑色的高度污染段。车子大白天在公路上都要开着灯,因为太阳和蓝天全被遮住了。一条国道把草原拦腰截为两半,有毒的黑烟厚厚的如乌云一般。就因为污染严重,连闻名的阿尔卑斯羊都濒临灭绝。在兰州、白银、石嘴山、包头等地流着臭味的工业污水从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流进黄河。我们沿着109国道到白银市郊,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黄河的水烧死了我们的良田,流进的水全是碱性的,树死了,庄稼也种不出。”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也成了黑河、废河。刺鼻的河水散发出浓烈的恶臭,人几乎睁不开眼睛。黄河正面临着治理工业污染举步维艰。高污染高耗水的造纸、化工、食品酿造、冶炼、采油和印染等污水排放量占全流域工业总产值的排放量的80%以上。癌症村、肝炎村越来越多,当地人说污染使人少活十年。生活在黄河开放区受污染的难民,习惯把优质地下水称为矿泉水,可谁知工矿企业正在与老百姓抢夺唯一乾净的地下水源。而西部能源开采浪费同样令人惊痛,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省区的能源开采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陕西省的开采率平均不到30%.石油开采中的浪费现象一样惊人,新疆一般油田的采收率仅为40%,陕西省一些油田连20%都不到。真令人心痛之极。

黄河如此,长江又如何呢?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仁成指出:长江流域的污水处理率只有10%左右,长江一分钟要吸纳三万吨污水。去年排入长江的污水164亿吨。被浙江人视为母亲河的钱塘江,近年来,因污染严重水质急剧恶化,直接威胁着两岸人民的健康。黄河断流,淮河臭气熏天,全国大约有五分之一河水不能饮用。许多河成为臭气熏人的死河,而可怜的老百姓上告却无门。我们不禁要痛心地责问:究竟是谁污染了黄河、长江?黄河还能”活”几年?谁来为这畸形繁荣买单?希望长江千万不能步黄河的后尘啊!

水污染严重,空气也好不到哪里。我们的沿海省份从广东省到辽宁省,从北京到广州市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着严重的空气污染,哪怕就是晴天,整个城市都被尘雾笼罩着,而在郊区的经济开发区则更是到处冒着浓烟。专家指出,中国沿海省市的大气污染已经加重西北的乾旱。联想到我们国内一些领导干部为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好大喜功,滥伐、滥垦、滥造、强征农民土地,把中国沿海几个省市几乎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工厂。他们那种短视、狂妄、混乱的头脑等于在自毁家园、造孽子孙后代啊!

目前中国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直接向环境要经济发展,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第二途径可以追溯到那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研究表明,中国每创造一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消耗得越多,污染得也就越严重。第三种污染纯粹来自各种原因导致的低水平决策。

老天爷的报应终于来临了,1998年的长江大水给中国的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因为盲目的大开发,西南大片土地经受着一把把锋利剃刀的刮割,连须带根地剃得乾乾净净。其实,我们的热带雨林、湿地、草原胡杨林等都是大自然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具有生物多样性,也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但我们无知地把这些称为”荒地”,美其名曰”开荒”.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几十万建设兵团大军各有一个主攻目标:在西双版纳是砍了热带雨林种橡胶;在新疆是推倒胡杨种棉花;在内蒙古是开垦草原种庄稼,在东北平原是围垦湿地种粮食。从表面上看近期是对人类有利了,改天换地其丰功伟绩可以加载史册。而实际上却是把蓝天白云、风调雨顺的天,改成了灰蒙蒙的天、沙尘暴的天、蝗虫弥漫的天、非旱即涝的天。地也改了,改成了沙地、盐碱地、泥石流的地,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地居民不仅砍树,连树根都挖出来烧,造成许多人为的泥石流,长江上下游严重水土流失。结果老天发怒,长江发大水哭泣,黄河在流血,人民死伤无数,财产损失巨大。记得当时朱鎔基总理对林业部说:给你们100亿,自然林不能再砍了。如果这话早说二十年那该多好!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一遇、百年一遭的大水灾,现在三年两遇?专家们一针见血说:”长江的水灾是由于人的火上浇油,变本加厉,实为人祸。”水利专家们说:”长江三峡工程千万要以黄河黑山峡水库为镜鉴,不能使长江十年内变成黄河。五十年前黄河规划主导思想以”堵”为主,造成的错误,虽历经改造、治理,至今还遗留渭河洪灾难以得到补救。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看到中央电视台连续报导的三件严重江湖污染环境事件:第一件是国家环保总局严厉批评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严重污染情况,已查获松花江沿江十家企业有八家污水排放超出国家规定的十倍以上,并且采取各种欺骗隐瞒的手法对付上级领导,阻挡执法部门执法等等,国家下令松花江进入十年休养期。第二件是陕西的渭河,去年排入这条陕西母亲河的生活污水14万吨、工业污水13万吨,渭河水严重污染环境,属国家规定五类水质还超标五倍,黑色江水臭不可闻。第三件,因大量工业污染水排入太湖,使湖水因粘稠的蓝藻大量生长而成了臭湖,无锡也因为自来水受污染而成了臭水城。无锡的自来水发臭已持续好几天了。无锡政府从常州、苏州等周边城市大量调运纯净水,但无锡市各大超市纯净水仍供不应求,街头18升桶装纯净水每桶从平日的8元上涨到50元,不法商人借机发了一次”生态灾难财”.许多居民因为臭味难忍,纷纷到远离臭水区的亲戚家中洗澡、吃饭。

常说:”古看黄河、今看长江”.严重的是这些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事都是在我们的当代决策者和干部带领下发生造成的,而这些干部至今环保意识单薄,一叶障目。很多干部都希望自己在位有权时,做出一次”伟大”的形象工程来流芳百世,根本不考虑是否违背科学,有利于环保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但更为严重的是深受其害的老百姓还认识不到这点,还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发展城市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这股恶风就更邪乎了,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等地方,建宾馆成风、修缆车成风、造大佛成风、塑帝王像成风、搞百鸟园成风、建野生动物园成风,这些人打着发展旅游的幌子,实质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彻底断送旅游,把一些天然景点,搞成不伦不类的杂牌和拼盘。我上月在胶东半岛长岛沿海城市看到美丽的黄金沙海滩的海滨大道种的不是绿色树木,而是五颜六色的人造塑料椰树,不伦不类令人好笑。我问地陪,她说:”原来的沿海公路两旁槐树成荫,五月花开时,一片槐花香。前几年我们的书记领导考察新加坡、马来西亚、深圳、珠海回来后,说要搞旅游城,要搞形象政绩工程留给子孙后代。学习南方海滩,把上百年的槐树砍的精光,花钱从海南买来大批的椰子树种上,结果气温不对,第一年就全死掉了。没办法,只有种上这种不伦不类的假椰子树。”类似这种荒唐事不断在沿海开发区发生。山上乱开采后留下光秃秃的石头,地方官员叫人用绿色的油漆刷一遍,说这也是绿化工程。

记得著名环保人士杰斯洛在一次国际演说中怒吼过,”二十年之内,地球上的物种将有三分之一消失。毁灭森林就是毁灭全人类,如果你认为地球的命运与你不相干,那是你的目光太短浅。你呼吸的空气难道不是你的一部分?请停止呼吸一分钟再回答我。河流难道不是你的一部分?试试一天不喝水再回答我。森林同样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森林遭破坏等于我们遭侵害。”当时台下有位环保志愿者妇女激动站起来说:”大地就像子宫,我们这群孩子住在里面,如果破坏了孕育我们的子宫,下一代将会胎死腹中。”全场为她的比喻鼓掌。

贫富分化的村长和农民

这次去澳大利亚与我同房间的是上海某郊区的村长。十天的相处使我对这位村长不敢小视,听他自己介绍年收入50万元。详细了解,原来他在村办企业与公司都挂职有股份,暗中以亲戚名义还控制一个企业。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这些农村干部带来机遇,大城市脚下的土地是黄金,手中的权力是摇钱的机器,乡镇管辖的资源是他权钱交易的平台。还种什么田?他自豪地说,当村长八年,先后公费旅游了二十几个国家。为了安定团结村委,他制定了一条规矩:为了快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干部做带头人,轮流排队出国考察学习取经。反正村办企业有钱,管财的是他妹夫,村干部一半是他的族亲,与其每年上缴还不如下面花掉,只要把账面做平、干部和谐就行。最使大家吃惊的是他疯狂的购物力,仿佛在澳大利亚他的任务和爱好就是购物。平时到一个地方,他要么抽空抽烟,要么见缝插针跑名牌店。这位村长身上带着长长的一张清单,什么名牌、男装女包、尺码大小。甚至还有各名牌产品的上海价格对照表。我笑他不像村长,倒像一个采购员或到国外疯狂购物的老板娘。每天游览结束到旅馆,村长都打听有什么地方可以活动一下,一问才知道,他想赌博与找女人,他还说泰国与澳门好玩。每天发来信息都是:托他买衣服的,叮嘱他回家要送什么礼的,上级乡干部和有关部门来找他的,而他摇控指挥,小村长真是大忙人、大活宝。听他自己说:来澳大利亚上级领导还不知道。我开玩笑问他:以党性的立场说,究竟毛泽东好还是邓小平好?村长笑着说:毛泽东始终让我们饿着肚子闹革命,大跃进差点饿死我们,农民只是嘴上喊万岁;邓小平让农民吃饱肚子,想其它欲望,出国旅游享受,农民从心里拥护他。

由于我是经商的,手下一直有不少来自外地的民工。从他们那里我知道,像这种情况在其它许多省份也是司空见惯的。而且越是穷的地方,这种现象越是严重。许多村干部都是一家人,就像上面那个村长一样,他们把持着当地的主要资源和权力,农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真可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至于跑官、买官的事,在农民工眼里更是正常。这也是大量农民离开养育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环境污染已经在许多地方严重到粮食减产、农田荒废、树木消失、河水深度污染、矿产挖尽的境地。从前讲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已经是遥远的传说了。极度严重的污染使得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大自然的弃儿,来到歧视他们、压榨他们、侮辱他们的城市。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在城市多年的”漂流”生活已使他们对老家的土地没有丝毫的眷恋之情。我手下有一个农民工曾经就告诉我:”我们老家的土地说穿了还不是政府的?每年田里的那点收入还不够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人呢,却要交一大笔钱。不出来就只能饿死啊!说句实在话,如果可以,我宁愿不要土地,当农民工也比当农民强。”当时我就问他:”政府不是已经减免农业税了吗?”他苦着脸说:”这个是免了,但是还是有其它的苛捐杂税啊!所以,我和老婆都出来打工,孩子扔给老人看守,家里那点地就让老的去种吧。我们省吃俭用每年寄钱回去养他们,也算是孝顺父母了。”他们痛苦地说:情愿在城市里受欺压、受歧视、受剥削,也比呆在农村好。有的农民工甚至很绝望地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城里),一辈子不想当农民。”想到当年邓小平搞的”家庭承包制”确实使大量农民的生活好起来了,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成果又被农村的贪官污吏和城市的改革给侵吞了。难怪每年春节一结束,全国2.5亿的农民工就像蝗虫一样马上赶回到城市,这也算是当今世界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

中国人应该知道: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居住环境,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话题。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做法,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往往是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往往以局部发展去损害全局利益。我们要学习澳大利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都不能以眼前发展去损害长远利益,我们决不应该走”先开发、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澳大利亚,这是一片充满奇趣的大地,融会大自然胜景和现代化都市生活,聚合多元文化,和谐之中又有强烈的对比,趣味层出不穷。没去澳大利亚前,我对这片陌生的大陆有很多憧憬:希望在最湛蓝的大海中畅游,希望在最辽阔的草原牧场上骑马奔驰,希望在最青翠的森林中和袋鼠相逢,希望在红色热土与友好的土著人交谈,希望在大堡礁与海洋生物世界做一次亲密的接触……十多天里我完成了澳大利亚的穿越,而且还实现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憧憬,真正度过了一次绿色的”生态之旅”.许多团员毫不夸张地称赞:澳洲的空气比中国新鲜,澳洲的太阳、蓝天、白云都比中国清晰;澳洲的月亮都比中国明亮。

我想起了一个基督徒说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澳大利亚人真是大自然的宠儿,真诚希望中国人永远不要成为大自然的弃儿。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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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遥想季鸾当年

西安南郊,张季鸾先生墓前开满了白花

1941年9月,张季鸾撒手而去,告别了他主持笔政达15年的《大公报》,告别了30年的言论生涯,书生意气,两袖清风,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在遗嘱中仍孜孜以民族之独立自由为念。在他谢世之后,国共两党、政要名流、社会各界无不同声悲悼,盛况空前,几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时可以相比(王芝琛《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载《老照片》第三十五辑)。蒋介石在唁电中称他为“一代论宗”,他笔下的文字也并不像他自己说的,“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中所说,“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遥想季鸾当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国,始终以办报为唯一职业,擎起一支秃笔,以他独有的才华、人格和执着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大大拓展了议论国事的公共空间,为凝聚社会人心、重塑社会良知提供了一个言论的平台,树立起了一种新的批评模式,使权势集团在理性、正义的言论面前懂得有所忌惮,使普通百姓在了解社会、辨别是非时有所依据。从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报》这份民间报纸办成举国舆论的重心,对于形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言论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公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每日必读的报纸,不是因为它向权力献媚,而恰恰是它坚持了独立的言论品格,它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对言论自由始终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处处体现出来的健全的爱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毫无疑问,在张季鸾执笔的年代,他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议论国事、文章报国的榜样。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则开创了另外一种杂文的传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毋庸讳言,就当时的影响而言,张季鸾言论的影响远在鲁迅的杂文之上(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价值另当别论)。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鲁迅对张季鸾他们的贡献当然是不屑的,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政权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

学者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中指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总之,鲁迅式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言论界,当然这是持“鲁迅中心论”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鲁迅和张季鸾相继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季鸾被世人遗忘了,鲁迅则成了现代“圣人”,张季鸾被遗忘的过程也正是言论界在中国消失的过程。杂文倒是断断续续有过几度的繁荣,甚至有人为杂文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杂文凸显、言论淡出(乃至绝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何谓言论?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正是因为没有正常的言论空间,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人们才会以杂文的曲笔形式来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不由自主地选择鲁迅的传统而不是张季鸾的传统。

近年来,杂文越来越明显有向言论转化的趋势,“时评”的形式也正越来越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尽管很多“时评”写得象杂文一样,但新闻界毕竟已重新认识到了时评的重要性。在《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一些报纸上,“社评”这个久违的名词也出现了。多一点直接的言论,少一点曲折的杂文,回到我们曾经的传统,回到张季鸾,这是一个健康言论界得以产生的前提。但我们确实无法知道,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沧桑之后,张季鸾还能回到我们中间吗?《季鸾文存》还能激动这个古老的民族吗?

卢雪松:给社区服务者的一封信

前一阵,我所居住的富豪社区的社区主任、副主任来家找我,我恰好不在家。与去年是同样的两个人,大概差不多时隔一年吧。他们说找我有事,却不肯说什么事。家人让他们择日再来。我想了想,索性写了一封信,找到社区办公地,送到他们手里。我的信表明了我的态度。

最近我听说,长春市的什么“法制办”透过社区,抓一些有特殊身份或经历的人士去强制投入什么丧失人身自由的“法制学习班”。社区的人,不本该是些服务者吗?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怎么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知道曾找过我的那两个,是否也曾对谁做过类似的事。想起前些天的那封信,把它转送给那些为虎作伥的迷失者。请他们三思。

社区服务者:

你好。

听我先生说,你与某男士来我家找我,我不在家。即使在家,通常我也会非常忙,忙于写作和研究。为了节省你我的时间,我想就你来找我的可能的意图给一个书面的回答。

不知你对我了解多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卢雪松,原吉林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2005年,因与单位的人事冲突被栽上莫须有的冤狱,调至学院图书馆,成了一名普通的资料管理员。当初,因我不服单位对我的停课处分,我曾用书面形式与院领导沟通,后来其中的一封信被传到互联网,成了2005年7、8月份互联网上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都写文章参与了讨论,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网络上,有的发表在海内外有影响的纸媒上。

“卢雪松停课事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大陆人文思想环境的一次典型的表征,这事件里面包含许多有代表性的元素:学生告密、限制言论自由、限制教师的学术自由、公民与政党的控制型关系,以及公民信仰权利的被压抑状态,更主要的,就是权力对思想监控箝制的潜规则,这些社会元素在当下的中国大陆是如此普遍、见怪不怪。我,作为一名被单位以报复的方式公开贴上“前”“法……功”“罪名”的人,用自己的理性、善意、勇气,挑战了上面说的那些被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了的社会元素的“正确”性。

当然,我的挑战势单力薄,在整个事件中,也只是一个引线,我之后的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集体发声,才是一股真正强有力的力量。这是一个机会,是思想与权力的一次较量,最终因为思想的公开、理性和权力的潜缩而收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结局。这次事件后,我虽被栽上冤狱,被调了工作,但基本上生活还能正常进行。而艺术学院原来的两名院领导(正副书记)却都迅即悄然离开职位。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内容,你只需上互联网搜索“卢雪松”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个大概,我想那些学者的文章一定会对你有所助益。

但从大局来看,卢雪松事件并不能算是胜利。因为虽然事件使得思想的思考与表达得到了一次深化与释放,可连我在内的中国公民的生存现状,依然紧紧缠绕着上面说的那些荒谬的社会元素。我依然被视为社会的危险分子,虽然我从没做过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之外的事。

我家的电话,包括固话与移动电话,都处于被监听之中。话筒中空空的声音,就是要提醒你,让你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必须猜想:我被很多人看着,国宝?6·1·0?单位?社区?片警?还有没有安全局?我不懂他们的规则,我不知道。恐惧吗?没错,时不时的总有人给我制造些紧张气氛。因此而退缩吗?好像很难。

我感谢上天给我比较自由的表达的机会。记得著名法学家、维权律师张星水先生曾说我是“只向真理低头的人”,我何敢领受?我,小小的一个生命,只想借命运赐予的这点机会,表达身在中国的普通公民的一些心声。提醒你一下,在一定程度上,你我并不对立,我想要表达的,也一定有你内心的渴望。

我估计你们找我,可能有要我的某个表态的任务吧。表态,表态,让我心烦又哑然,谁配强制要求别人的表态?谁配?我不配,你不配,你们的上司同样不配。套用张星水先生的话,我只向真理表态,向别人表态的行为让我觉得耻辱。我不会给你们任何表态,不论你们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

我想,我们之间真正正常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开放的、彼此尊重的,除此以外的任何关系,我都不想与你们达成。这样,很多事情可免。因我时间很紧,如果真有想与我私下沟通的,请预先与我电话预约时间。记得去年6月你们曾经来过?当时我就写过文章,并贴在博客上。这是个原本就应当令权力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公开接受监督的世界。今天我之所以书面答复你们,也是想正式表达一个公开的态度。

祝思想进步!

英雄的诞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自由或死亡》的文字版和电影版都给我以震撼与激荡。它们使我感到:一个男子汉,天生就跟英雄与伟业相联系着,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宣言,亦是英雄实现的一种图式。

现在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靡软温颓的生活气象令人不可忍受,于是便渴望呼吸到一点英雄的气息,于是便三复四温《自由或死亡》。

《自由或死亡》,卡赞扎基著,王振基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卡赞扎基是新希腊文学的缔造者之一,生于1883年,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他曾被选为希腊社会党高级议会主席,并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由于不能容忍英国凌驾于希腊之上,使希腊无法摆脱屈辱地位,便断然辞去公职。从此离开祖国,定居法国,继续为自由、和平事业而奋斗。所以,《自由或死亡》既是他的代表作,又是他的信念之作。文学与信仰的高度统一,使他赢得了被压迫社会的广泛尊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曾于1957年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郭沫若和茅盾等的接见。感于中国人对他的崇高礼遇,它写了歌颂中国的文章,并把包括《自由或死亡》在内的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的版权赠送给了中国作家协会。

重读《自由或死亡》,感到它与中国的英雄主义诗篇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非概念化。

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不是神灵与圣子,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私自利者。好人、勇敢的人会变成懦夫;而懦夫、坏人也会有善良和勇敢的行为。善与恶互相渗透着,英雄与懦夫互相转化着,一切都缘于生活本身的变化与诱惑。在他的小说里,英雄会随时跌倒,随时又会重新站起来;没有大功告成的终极胜利,有的却是自我不断的迷失而又得救的过程。因而,英雄的产生不是教条的产物,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生活之赐、人性之赐,是美好的人性受到时事挤压之后的裂变与突变。所以,《自由或死亡》既是一部英雄史诗,又是一部平常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正如1956年法国《知识生活》所说:“小说气势磅礴而又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理所当然地置身于世界文学巨著之林。”

《自由或死亡》中的几个英雄人物均是男性,他们英雄气概的迷失与复得,亦集中体现在他们与女性的关系上。

在土耳其未进犯之前,努里·贝是个好汉,其标志在于,他拥有了克里特最美丽最风情的女人爱米奈。爱米奈有雪白的胸脯、优美的腹线,身上常常散发出蚀人心魄的麝香。这一切,让克里特的权贵人物米哈伊队长心中不快,他想铲除掉努里·贝。因为努里·贝是个异教徒,米哈伊便有了行动的口实,他要努里·贝离开克里特。当要求被拒绝之后,米哈伊在爱米奈面前捏碎了一只酒杯,显示自己的男人气概。敏感的爱米奈懂得男人的心,便提醒她的丈夫努里·贝:“砸碎一个曼陀林,你能行,努里,真的,你能行。”

然而,宽容的努里·贝并没有以牙还牙地去砸那个曼陀林,而是主动表示与米哈伊和解。因此,好汉努里·贝在女人心中的地位陡然下降了,从英雄变成了懦夫。米哈伊从此获得了心理平衡。后来,努里·贝终于遭到暗算,伤了阴囊,失去了男性雄风;在绝望中,他用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心脏,悲壮地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米哈伊终于以能够拥有爱米奈而称雄了,却痛苦地发现,他的伙伴波里辛吉斯队长捷足先登,成了爱米奈的情人。他开始鄙视爱米奈并与伙伴展开了无情的明争暗斗。正当此时,土耳其人进犯了,在民族危难关头,两人只好一致对外,但内心深处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在一次战斗中,米哈伊得到爱米奈被土耳其人劫持的报告。出于一种本能的爱,米哈伊放下正在战斗的波里辛吉斯支队,悄悄地离开主战场去救爱米奈。米哈伊中了土耳其人的离间计,爱米奈得救了,但波里辛吉斯的队伍却受了重创,两人的分歧愈来愈深了。

这时,米哈伊陷入两难境界:他既想拥有美丽的女人,又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充当拯救者的角色;他想主动放弃爱米奈,又经不住她美色的诱惑。在时局逼迫面前,他感到爱米奈是个障碍——她的存在,涣散了他的战斗意志,分散了他与波里辛吉斯的战斗合力;美色像一条温柔的绳索,羁束着他建立功业的英雄壮举。于是,男性内心的软弱,使他做出了一个最有悖于人性的选择,把美丽的女人杀了——

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间中央,慢慢拔出匕首,屏住气,踮着脚尖,迈着轻步走到床前,伸出左手,揭开毯子。这时,女人的胸脯露了出来,发出白光。米哈伊的眼睛顿时显得明亮,但思想仍然阴郁。熟睡的女人轻轻叹了口气,动了动。她准是做了一场美梦,因为她在微笑,嘴唇在动,像是悄悄地说几句秘密的话。米哈伊低下头去,在长明灯的微光照耀下,刀刃反射出一道寒光,然后猛地一下,利刃插进白色的乳房,一插到底。爱米奈叫了一声,眼睛睁开了一刹便又合上了。她看见并认出了米哈伊,既惊又喜,既是疼痛又是责怪,都在这一短促的最后一瞥中闪现出来。“哎呀!”这男子全身被痛苦所撼动,发出一声吼叫。他迅速地拔出武器,一时妄想对方不致丧命,但为时已晚,爱米奈的眼睛已暗淡无光。(《自由或死亡》,第399页)

这是一段凄美得令人心碎的文字,读到此,我流泪了——为美丽的无辜者而哭。

爱米奈消失了,两个男人又重新结成英雄的联盟,毫无牵挂地,亦是决绝地走上反抗侵略的征途。最终,他们高喊着“自由或死亡”的口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雄便如此而诞生了。

那么,是谁给了英雄自由?不是英雄自己,而是英雄的祭品——无辜的女人。

这不禁使我想起水泊梁山的诸位好汉与英雄,比如宋江、武松、石秀、杨雄等,他们劈荆斩棘的英雄之剑上,哪一个不沾染着女人的鲜血!这些英雄的本质,都是怯懦的、好色的,有着双重的人格;他们有享乐的欲念,经不住世俗的诱惑,对女色的觊觎与占有是一种代表。这构成他们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障碍,所以他们惶恐而自卑;但他们个个都好面子,便把一切归罪于女人,从鄙薄到斩除,以消灭女性来医治他们六根不净的致命伤。这路英雄的心理,已被刻画得极其深刻和细致了,那就是“新感觉派”的作家,比如施蛰存。他的《将军底头》和《石秀》可以算是经典文本。

由此看来,无论中国还是希腊,世界上的英雄差不多都走着相同的轨迹——是女人的血,或者说,是人性的淬火,才使他们的懦夫之剑有了英雄的钢性,他们都有着并不光彩的“出身”。

由此也不难看出,男人的天性是享乐的,容易迷醉于世俗的快乐。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能否拥有和享受女人为荣誉的标记;在战争年代,是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树起反抗之旗,但贪恋享乐的劣性使他们不得不以牺牲女人当作成就英雄的前提。换言之,和平时期,男人是以拥有女人的利益为荣;战争年代,男人是以牺牲女人的利益称雄。无论如何,英雄的在线,总是以对女人的占有为点击。

于是,一想到英雄的桂冠上常常沾染着无辜女人之血,我们敬慕的眼神便有些黯淡了。那么,从感情上,我们便真的痛恨战争与不义了。

正由于《自由与死亡》揭示了英雄产生的真实面目,它人道主义的伟大光辉便穿越了时空,沐浴着我们凡屑的心灵,更加渴慕真正的英雄。

告别阿克肖诺夫、科拉科夫斯基和麦考特

    麦考特

    科拉科夫斯基

    阿克肖诺夫

7月,俄罗斯小说家阿克肖诺夫、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和美国传记作家麦考特先后去世,我们向他们说再见的同时,也告别了一个荒唐的时代,一个无理性的时代,一个饥饿的时代。

他们各自的人生,皆丰富多彩,又充满曲折。他们都曾为生存或梦想逃离家乡,却从不曾在他国蹉跎余年,而是把个人所受的磨砺咀嚼再三,以小说、论著或回忆录的形式付诸文字,为文学、思想和人生经验的宝库添一份珍藏,亦使各自的名字流芳。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1932-2009)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ВасилийАксёнов)中风卧床一年半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6岁。

俄总理普京发表声明,称阿克肖诺夫的去世是“俄国文学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早年父母被政治流放,16岁才第一次与母亲见面,48岁被苏联驱逐出境取消国籍,在美国教书创作20多年,今天又回到俄罗斯。”

这段自述基本上概括了他曲折的一生。1932年8月20日,阿克肖诺夫生于喀山,妈妈是著名的女作家和记者叶甫盖尼娅·金兹堡,30年代后期与布尔什维克丈夫一起被送入古拉格。小瓦西里在孤儿院长大,16岁获准前往远东联邦区的马加丹劳改营,与妈妈团聚,并从营中知识分子们秘密但自由的交谈中汲取知识与人生养分,由此奠定其文学人生和政治品格。

1956年,阿克肖诺夫毕业于列宁格勒医学院,从医四年后转入全职写作,同年在《青春》杂志发表小说《同事》(Коллеги),一举成名,渐成苏联青年新锐作家群的中坚。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是被作为机器人培养起来的,却开始听爵士乐了。”他后来回忆说。

1961年,阿克肖诺夫出版了《带星星的火车票》(Звёздныйбилет),描写一心求真向善的叛逆少年吉姆卡。此书两年后即以著名的“黄皮书”身份,开始在中国地下流传。

“我从来不知道《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中国有这样曲折的故事。”阿克肖诺夫在北京说,“这让我太惊讶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了。”

他在苏联一度广受读者欢迎。在1970年代中期被官方归入异类之前,阿克肖诺夫的书已在苏联卖出了大约500万册。1979年,在自办文学期刊《大都会》的努力失败后,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第二年被开除出苏联,直至1990年才重获苏联公民身份。1994年,阿克肖诺夫出版了《莫斯科传奇》三部曲,讲述一个苏联家庭三代人自1917年至1953年的经历,被认为是关于苏联时代的史诗性大作,2004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 olakowski,一译柯拉柯夫斯基)7月17日在英国牛津去世,享年81岁。

波兰议会当天为科拉科夫斯基默哀一分钟。他是当代波兰最重要的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亚当·米奇尼克曾盛赞科拉科夫斯基是“当代波兰文化最卓越的创造者之一”。

科拉科夫斯基以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Currents of M arxism)广受世界称誉,被许多学者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他的一些哲学小品集曾在中国内地出版。

1927年10月23日,科拉科夫斯基生于波兰中部的拉多姆,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他少年时代即辍学,以自学通过了波兰地下教育系统的考试。1953年,他以一篇斯宾诺莎论文获授华沙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而后留校担任助教,六年后升任哲学史教授和系主任,直至1968年3月遭到清洗。

科拉科夫斯基早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早在1947年便加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而后逐渐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产生反感和怀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阐释,并在波兰的《新文化》等杂志上刊文,阐述上述观点。

被开除出党并被剥夺教席后,科拉科夫斯基获准出国,辗转加拿大和美国任教,1970年成为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高级研究员。1986年,他获选为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之杰斐逊讲座的主讲人,此乃美国政府给予人文学者的最高荣誉。2003年,国会图书馆又授予他约翰·克鲁格奖。此外,他还是波兰共和国最高荣誉———白鹰勋章的获得者。

1978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在英国出版,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诺顿公司又于2008年发行了此书厚近1300页的新版平装单行本,1992年,台湾远流公司出版过马元德的中译本,系迄今此书唯一的中译。三联书店对此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已逾十年,仍未完成。

科拉科夫斯基一生出书逾30种,其中译著述还有《柏格森》(中国社科,1991)、《宗教:如果没有上帝……》(三联,1997)、《形而上学的恐怖》(三联,1999)、《与魔鬼的谈话》(华夏,2007)和《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三联,2007)。

弗兰克·麦考特(1930-2009)

弗兰克·麦考特(FrankMcCourt)因癌症不治,7月19日在曼哈顿去世,享年78岁。

他是出色的中学语文老师,但66岁后才亲自动笔,写出《安琪拉的灰烬》,讲述对爱尔兰赤贫童年的回忆。该书以无名作者的处女作亮相,竟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冠军,并在榜长逾两年,销出数百万册。中国内地出版过此书多个译本。麦考特亦因此书获颁1996年的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和1997年的普利策奖。

1930年8月19日,麦考特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是家中七子女的老大。他的酒鬼爸爸和绝望的妈妈原本是渴求脱离孤岛苦海的爱尔兰移民,在纽约相识成婚,赶上大萧条,小女儿病死,不得不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返回爱尔兰老家,栖息于寒冷潮湿的利默里克贫民窟,后来生下的三个儿子中,又有两个先后死于贫病。大战爆发后,丈夫去了英国打工,杳无音信。母亲安琪拉独自拉扯三个孩子,没钱,没食物,没柴火,只好去救济站讨要,甚至站在教士门口乞食剩饭。

弗兰克13岁辍学,当上了跑腿的电报童,内心的愿望却日益坚定———去美国。他终于在19岁成行,边打工边重拾学业,28岁那年谋得第一份中学教职。

书中没有革命故事的狂野浪漫,没有揭竿而起的寻仇少年,甚至鲜见对赤贫生活的抱怨。相反,麦考特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复述自己的童年。在本书的后段,他写到自己的两种饥渴,对食物,以及对性。他曾舔食沾有薯条油渍的报纸,弄得满脸墨迹,日后又在床头拿着“新教徒的报纸”,一遍遍地舔上面的泳装女郎和内衣广告。他爱过的两个女孩,都在须臾间死去。一个是在传染病院隔墙诵诗的白喉少女,他从未见过她的容貌;另一个是肺结核重患,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她死前,应邀与她大享云雨之欢。

这些偶尔现出的亮色,涂抹在死灰般的生活之上,和早晨的父爱(没有酒精作祟)、友谊,以及莎士比亚的诗文一起,支撑着他那颗幼小的心。他明白平凡即力量,生活需要忍耐。他的人生从未蹉跎,梦想和热情至今犹在。他用一生去感悟,时刻不让幽默缺席。

1999年和2005年,麦考特先生先后出版了两部续作:《然也》(‘Tis)和《教书匠》(Teacher M an),分别讲述自己在美国的奋斗经历和教学生涯,皆成畅销书。

你想要什么

作为十九世纪唯美主义先锋作家,王尔德在戏剧、小说、诗歌创作中佳作迭出。而他创作的童话作品,更是为他赢得了全世界孩子们的心。

王尔德一共写过九篇童话故事,在中国各种版本的译文中,流传最广的是《快乐王子》。据说,在文体上他觉得《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是他最好的故事,而他最喜欢自己的童话作品却是《少年国王》。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被人们认为“美高于一切”的“颓废唯美主义作家”,这个因为“有伤风化”被判入狱做过苦役的天才,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和众多评说者们之间的误会,到底有多深。

《少年国王》中的王子可以说是美的疯狂追逐者,为了一件登基要穿的袍子,他花费了不少心思。在他心里,美饰、宝石、一切值钱贵重的东西,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攫取。然而,那些寻找宝物、为他纺织金丝袍子的奴隶们的痛苦贫困,最终使他大为羞愧,以至于他毅然重新穿起牧羊人的粗羊皮外套。这等乞丐般的打扮,惹怒了“体面的”大臣,一致要求要把他杀死。因为对穷人的同情对统治者来说是件“丢脸”的事情。看来,在一些人眼里,放弃所谓的美也是一种不可赦免的罪过,远甚于为了追逐它而践踏人的尊严。这一点与希特勒会因为一首美妙的曲子“湿润了双眼”,但却从不会放过一个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何其相似!而在故事中,王尔德告诉我们,让粗鄙的“快乐”穿上由他人“愁苦”做成的衣裳就是极大的耻辱。

无独有偶,《快乐王子》中的王子也是城市里最美丽的塑像,“他满身贴着薄薄的纯金叶子,一对蓝宝石做成他的眼睛,一只大的红宝石嵌在他的剑柄上,灿烂地发着红光。”我们知道,美丽的快乐王子有眼里装满泪水的时刻,那就是当他望见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时,他那颗铅做的心也被打动了———怎么会呢?人们在谈论王尔德时,经常引用他的话是“享乐是人生唯一的目标”,“生活在模仿艺术,而非艺术在反映生活”等等。人们对于他的同性恋倾向津津乐道,对于他的奇装异服、他的自由作风和政治作风,都投以异样的眼光,他被视为敢于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失德者”。他的“颓废唯美”、“艺术至上”的标签,也将许多不用脑袋思索的庸众们引入到简单的判断中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一个“伤风败俗”的败类。

然而,任何一个读过《少年国王》和《快乐王子》的孩子都不会这么看。少年国王在登上祭坛后所显现的神迹,令所有人震惊,他那苍白如天使般的面容使大主教浑身发抖。而快乐王子在小燕子的帮助下,也把身上所有美丽的宝石都赠送给了穷苦的人。上帝说,这座城市里有两件最珍贵的东西,一件就是快乐王子破裂的铅心,另一件就是死去的燕子的尸体。批评家英格列比公正地指出,王尔德的童话是“对于现行社会制度的严正的控诉”,“他那对于美的爱和对于人类的爱是并行不悖的。”这段话,应该是解除人们对于王尔德“美高于一切”偏见和误解的钥匙吧。

值得我深思的是,即便在刻下的文学创作中,将“艺术”、“观念”、“形式”高高置于人性之上依然是某些作家们的论调。对此,王尔德这个长期遭受误解的天才,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你要什么?是空洞的美还是真正的人性之美?是技术化炫目的标准还是对于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的想象力?

2003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我独自漫步在巴黎街头,忽然抬头看到路边一座房子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镌刻着文字的铜牌,昏暗中我认出这就是巴黎美术大街13号阿尔萨斯旅馆,1900年11月30日,王尔德46岁时的病逝之地。幽幽的街灯下,我辛酸地伫立良久,心中一直回想着这位诗人著名的一句话:“我们都生活在泥淖的深沟,但是其中的一些人在仰望着天空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