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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13年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最近在接受中国国内媒体记者采访时公开指责基督徒”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团”，扮演了”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直指”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其实这是很不客观公正的，因为基督徒效法基督，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并顺服掌权者，却被国家宗教局长指责为支持达赖分裂中国，实在是对基督徒信仰的偏见，其轻易发言也是不负责任的。

叶小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文平采访敏感宗教问题时，就”西藏问题是怎么成为问题的？您如何评价’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2007年秋天，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金奖”，西方媒体对此作了广泛报道，您对此有何评论”进行了长篇回答，批评达赖挟洋自重，是分裂祖国。

叶小文这样说：西藏问题，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有人要把它搞成问题。西藏问题本质上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惦记西藏问题，对此，我们要”杜洋人之觊觎，制达赖之外附”。为什么这样说，四条理由：第一，西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在历史上达赖是精神权威，也是世俗统治的权威；第二，达赖外逃，控制着流亡政府和追随其流亡在外的十多万藏族同胞；第三，西方反华势力竭力支持达赖，达赖则挟洋自重；第四，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斗争，实质不是什么信教不信教的问题，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稳定西藏还是搞乱西藏的问题，是维护统一还是分裂祖国，是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还是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问题。”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是达赖分裂集团和美国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论基础。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向国会提交”西藏政策报告”，声称”美国西藏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促使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使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理论来源如出一辙。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戈尔斯坦在《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书中，提出”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就是说，我们不搞西藏独立了，我们是要”保存一个语言、文化、人口结构都具有强烈的藏族特点的藏人的家园”，美国一个前助理国务卿认为，这就”提供了西藏危机的最简明而实用的结论”。

叶小文还说，1998年，他和戈尔斯坦（引者注：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藏研究中心主任）直接交锋过一次：”他教育我说，你们在西藏文明的延续性上存在问题。我说，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性，我们认为，这种延续性要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相适应，要和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达赖统治时期，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是69岁。什么是文明延续？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明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间去，成为供人欣赏的展品和玩物吧？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没有几斤重，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这个闹剧里，他是’唱’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这些人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团。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圣经》是他们的经典。我倒是愿意用《圣经》的话送他们：你要人怎样对待自己，你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人。”

2008年3月13日，正值北京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叶小文发表如此讲话，非常不应该地渲染了西藏问题，尤其是指达赖分裂中国有基督徒支持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确凿证据，而且叶小文还将宗教信仰问题与政权工作混为一谈，将《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亮光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解释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的方针政策”。而读懂《圣经》的基督徒都明白也都相信，这”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确确切切是指出真理，即最高的全能者上帝的话，并不是指是中共”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和”法制建设”。至于叶小文强调的所谓宗教立法，也是非常错误和非常无力的，让中国这个大国政府尴尬的，因为中国有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府不能同时再制定《宗教事务条例》称”化解宗教和社会主义的难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观点为指引，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作指导，需要必要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中共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和法律自相矛盾，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所谓的”法制建设”，认定所谓”法制建设是宗教工作的基石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是没有说服力的，也不会得到世界各大文明国家响应的。为什么中共中央1991年在6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报送《关于宗教立法体系和”八五”期间宗教立法项目的设想》到如今17年来，”制定宗教法”还一直是”设想”，正是宗教事务只能自治、自由，而不能由政府主导、限制与管理，政府主导就是限制宗教自由，而不是保障宗教自由。

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也确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为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可政府官员出身并有”无神论”标签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高官叶小文却对宗教信仰说三道四，不是指责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就是又称”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说什么韩国有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称”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这实在是对基督教的误解和偏见。

透过叶小文近十年的有关公开讲话，可知他到底说了几句真话、实话：他解释中国有多少人信教，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说法，所谓”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我们知道周恩来活着的时代全国有8亿人民，有一亿多信教者就是1/8了，当时的政策是”消灭宗教”，根本就没有宗教自由，这个数字到底是客观还是假说？

到了1999年6月，叶小文认为当时是”中国宗教的黄金时期”，全国信教人口有1亿多人。到了2004年1月，叶小文在《理论动态》杂志发表文章提到这么一个现象：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48亿人信教，12亿人不信教。而中国近13亿人中，信仰宗教人口约1亿多人，近12亿人不信教。再到2008年3月，叶小文公开说中国的信教仍是”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是否有点自欺欺人了？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了，中共党员也都已经超过7000万了，为什么信教的人还处在周恩来时代？既然还处
在周恩来时代，为什么还担心韩国有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就不是传福音了？甚至称”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这种说法又是为了传播什么？有什么目的？叶小文先生可以自圆其说吗？

叶小文还解释说中国有”应该不信教的6600万党员和6700万共青团员”，按照宪法，党员和团员首先是中国公民，应该有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叶局长指他们”应该不信教”呢？再看看各大寺庙，难道见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稀罕吗？江泽民先生在舟山佛国有多次留影，是否还有别的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亲朋轮番去拜菩萨呢？

至于叶小文说中国1亿信徒之外的”其他10多亿人究竟信什么”，他们自然”不都是科学无神论者”，但也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中国十亿人至今没有信教的历史原因”。共产党高官，任何场所的任何发言、讲话，都应该实事求是。我所知道的浙江温州、萧山两个地区就有百万基督徒，与叶小文几度对话的另一美国牧师在杭州崇一堂传教一晚上，就有上万听众，至少一晚上就有900多名听众愿意信靠耶稣，这不都是对中国信教人群每天都在增加的最好说明吗？世界上多一个基督徒，监狱里少一个犯人，这是何等的力量啊。

当然，中国基督教发展并不是非常快，比如与韩国相比，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管理型而非服务型权力政府对宗教社团组织成立的限制，严重阻碍了基督教的发展。虽然叶小文先生早在1998年就说，当时中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社会宗教团体有3000多个，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权。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08年的”两会”上却公开对中国是否有结社自由的体制提出质疑，他说：”协会、民间组织过去都是到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而且，登记还有个条件，就是要有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说必须找个挂靠单位、找个’婆家’才能登记，政社不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这样就导致社会组织很难发育正常。”

这也是说，现行社团管理体制让八成”草根”组织处于非法状态，而一些”合法社会组织”却变得严重官僚化，形同”二政府”，叶小文所言的社会宗教团体有3000多个，恐怕有很多都是政府操办或背后支持的吧。如1989年国务院颁布第一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规定民间组织必须先有一个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找婆婆”，其后果有二：一、”婆婆”不是白当的，当”婆婆”管得太严，民间组织也就缺乏活力，当”媳妇”借”婆婆”的权狐假虎威，非政府组织则带上了官气；二、当你找不到”婆婆”或不愿找”婆婆”时，也就只好非法活动了，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

如果中国宗教社团、教会兴办，就像美国那样自治、自由，那么不出10年，福音中国话就指日可待了，中国就真正进入和谐社会了。真正的传播至善、大爱的宗教信仰，其作用，其力量，远远比原子弹等核武器更有威力，这样的和平威力才是人人需要的，也是每个国度所需要的——更是捍卫真理、保障自由的。

1、奥运会前夕，西藏问题令人揪心，温总理，你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首脑，大国总理，今天（2008年3月18日）是你第六次回答记者问，请问你能否与达赖坐下来谈西藏自治问题？中共执政后就是与西藏地方政府主动坐下来和平谈判，和平解决矛盾的，现在能否第二次正式坐下来谈？

2、反腐败在中国很艰难，但关键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个坚定的反对党，请问中国有没有一个容忍反对党的时间表？

3、你多次说到农村土地由农民承包，永远不变，即土地永远掌握在农民手里，那么请问农民享有土地私有没有可能，你所说的”永远不变”到底是多远？五年之后你任期期满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4、你的热心肠我是知道的，请问你直接帮助重庆农妇讨拖欠的工资，是否有越级干涉地方事务之嫌？如果中央高层主管可以直接插手地方事务，让地方处处被动，那么地方居民到北京上访，为什么中南海附近又有截访之举呢？谁阻止了民众到北京越级上访？是中央默许地方官员非法到北京截访吗？上访权利谁来保障？

5、新闻法能够确保新闻自由，甚至可以反腐败，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至今还没有新闻法，无法可依，就无法保证公民行使新闻自由权，请问你所管辖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何时起草新闻法并征求民众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何时才将新闻自由、民间办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还给民众？

6、请问你如何看司法独立？从法的精神上来说，法院必须以法律为至高评判，可中国为什么强调党领导一切，尤其是党领导司法工作呢？这是明显的党干涉司法，导致司法不独立，请问你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7、请问你作为中国政府的总理，家庭财产和子女情况如实对外公布了吗？

8、请问总理，你如何看待你这次会议获得的几十张反对票？为什么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这个数字？

9、暂住证制度不合理，暂住证实际上是为了有关部门的经济利益，让外来人口非法”赞助”有关部门，请问本届政府是否着手解决公民的迁徙不自由问题，能否在本年内实现中国公民（包括台湾和港台公民在内）凭身份证件在全国大陆的自由迁徙，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身份歧视，废止不合理的暂住证制度？

10、请问你如何看待政府和社会在歧视农民，比如政府公文不把农民称为公民，农民只是职业，并非生在农村都是农民，请问在你本届政府总理任职期间，能否早日废止一切不合理的农村户口制度，把农村户口统一改为居民户口？

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
 

执掌着《纽约时报》与全美公共电台字谜节目的威尔·肖茨，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惟一的“谜语学”学位

一

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子？星期天突然想到。

星期天早晨，有我最喜欢的NPR（全美公共电台）主持人丽安。汉森的节目。吃完早饭，举哑铃的时候，丽安就笑盈盈地请来顶呱呱的PuzzleMaster谜语大王威尔。肖茨，让我猜15分钟字谜。

威尔是当得上一个“顶”字的。据维基百科介绍，他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惟一的“ 谜语学”（enigmatology）学位，前无古人——但愿别后无来者！威尔的故事，得从1974年他进印地安纳大学（简称印大）讲起。在纪录片《字戏》里，威尔回忆了那段峥嵘岁月。印大有一条了不起的规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专业方向不限，只消满足基础课及学分要求。威尔从小爱猜谜，就试着提交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教授们大吃一惊，将他叫到办公室问话。他把“学术意义”振振有辞说了一通，居然批准了！于是，威尔按照自己的规划，念完谜语学课程（历史与文学为主），写出西方谜语史的论文，戴上了学士帽。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因为，接着他考取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三年后获法律博士学位（JD），也未受律师楼的“诱惑”而改变志向。他没去考律师，却进了一家杂志社编写字谜，开始了艰巨而辉煌的谜语编辑与创作生涯。今天，他执掌着《纽约时报》的纵横填空字谜和NPR周日字谜节目这一双谜语娱乐业的高峰；家藏两万种古今谜语文献，包括16世纪珍本；还创办了全美字谜大赛和万国谜语锦标赛，担任世界各地的谜语赛事的主席、评委或特邀顾问。

这一切，都始于那条充满信任又赋予责任的学位课程规定：美国少了一名律师，成全一位天才，为我们——从地铁里的上班族到公园长椅上的休闲客，从歌星球星到白宫主人，所有不时埋头在字谜里的男男女女——带来无穷的挑战和乐趣。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二

不知是家境贫寒还是因病辍学，黛文没能上大学。后来结婚成家，攒了点钱，才下决心，去哈佛的社区成人教育夜校报了名。那是16年前的事。

黛文选了英文专业，她的兴趣爱好。有一门书籍史，是侯敦（珍本善本）图书馆主任司托达先生的课。开始她有些犹豫，怕内容深，考不过。可是司先生把古书行当讲得神了，黛文在今年1月号《哈佛杂志》上说，尽是浪漫传奇式的故事！她一头钻进侯敦图书馆，在司先生的指导下，学会了修复古书。慢慢地，又摸清了古书市场的门道。一不做二不休，她借了8000美元做启动资本，拉上丈夫一块儿四处觅古书。终于，在哈佛附近开了一爿夫妻小店，专营18世纪以前的古书。现在，这家松木地板、飘逸着羊皮纸同浆糊清香的书屋，已经誉满全球：出版古书目录达三十余种，客户包括欧美各大图书馆和收藏家。不过，黛文最自豪的，还是买到一册破旧的英国史，扉页带一个印记“Bibiothecae Harv；Lib；170920；1；8”。原来是哈佛图书馆1764年大火的劫余，当时被人借出而存世的孤本：黛文替哈佛找回来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入藏侯敦。

侯敦图书馆从前我常去，听老馆长邦德先生讲中世纪抄本与早期印刷版本。那是邦先生1986年退休前最后一次开课，我的导师班生先生嘱咐，邦先生的古书学问尤其鉴定抄本残卷和手稿笔迹的本领没人赶得上，一定不可错过。其时司先生是老馆长的助手，尚在中年，留一部黑白相间的美髯。每节课所用古书，由他放在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上推来书房。然后就恭恭敬敬地立于邦先生身后，从不插话。邦先生讲到哪一本，他便从书架上取下，让我们轮流过目。邦先生自己不看，也无讲稿，只是兴致勃勃一路说去，版本源流、历代著录、皮纸笔墨等等；书，都在他脑子里。

邦先生是哈佛的语言史博士，古典语文之外，还研究文艺复兴与18世纪文学。关于邦先生有个出名的故事：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个学者斯玛特（Christopher Smart，1722-1771），才高八斗，译过大卫王《诗篇》和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后来不幸患了宗教癫狂，老在大街上跪着祈祷。结果被送进疯人院，同一只猫儿作伴。关了7年出院，却又因欠债收监，死在牢里。留下一沓凌乱的手稿片断，至1939年，方才整理发表，题为《欢愉在羔羊》（Jubilate Agno），学界轰动一时。可是好些段落十分费解，仿佛密码，无人能解读。邦先生二战期间投笔从戎，曾破译日军密码。复员后到侯敦工作，见了《羔羊》的手稿，便有心破译。一天，他半夜醒来，忽然灵感降临：会不会是原稿曾经折叠，破损了导致片断的顺序错乱？他在脑海里“逆向工程”复原……果然，将片断重新“叠”过，原先密码似的文句就一一对上，意思就通了！而且，字字合着节拍，那么热烈，竟是一首祈祷般的献在上帝面前的长诗 （B片断，695行以下）：因我要细细思量我的猫咪杰弗利因他是永生上帝的仆人在尽职在天天侍奉因他一见上帝的荣耀照亮东方就礼拜用他的方式因他那个样子以优雅的极快把身子围绕七次……

因他懂得上帝乃他的救主因没有什么比他静静卧着更加甜美因没有什么比行动中他的生命更加活泼因他是主的穷人是呀从来仁爱就这么唤他——可怜的杰弗利可怜的杰弗利！耗子咬了你的脖子……

我想，黛文在司先生课上听的“浪漫传奇”，肯定有老馆长寻访古书、破译残卷的故事。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三

读者有心或许会问：那些都是美国的故事，中国呢？偌大的国家，可有一间理想的大学，书上描绘的西南联大不算？

有的。星期天早晨，威尔由丽安搭档，拿字谜把影星汤姆。汉克斯绕得团团转的当儿，我的思绪从印大和哈佛夜校，飞向我的母校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大本部）。

如果放在时下流行的大学排行榜上打分，30年前的昆明师院，绝对只有垫底的份，离媒体宣传的“一流大学”指标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她有三样排行榜容纳不了的宝贵价值：自由、宽容、关爱学生。

因为自由，我们班21个老知青，“政治面貌”清一色的群众，一入学就“造反”。闹到省政府，闹到教育部，直至发文推翻高考录取截留中学英语教师的“土政策”，把我们从两年制“专修班”恢复为四年本科。因为宽容，我们可以要求（没错，是要求，不是请求）学校掉换政治教员，聘任一位没有大学学历但精通国际共运和党史的“社会青年”刘老师，给我们讲授党史。英语口语，则聘请了缅共老战士、归国华侨郑老师，也是无大学学历的“草莽俊杰”。因为班主任木文典老师与系主任刘钦先生的关心爱护，我得以豁免专业课，“吃小灶”参加刘先生和外教给青年教师开的英美文学精读。

回想起来，那时的昆明师院确是理想的学习环境。教师是“老中青三结合”的梯队，没有评估没有“工程”，自然也无人抄袭，无人交版面费，炮制“核心期刊”论文，无人骗取基金塞腰包里当学生的老板。全都一心扑在教学上，认真备课上课，随时可以请教。刘先生本人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尤善作品分析，每一个词每一句话，皆广征博引举例阐释，是新批评派的路子。校园不大，守着几处西南联大的遗迹，烈士墓、纪念碑，让我们一边景仰先贤，一边散步读书。学生不多，互相认识，经常合作，例如与中文系同学一起办报。图书馆藏书不丰，但有联大留下的部分旧藏。除了伙食欠佳，猪肉鸡蛋仍定量供应，不及现在；其他哪一方面，如今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即便租到个诺贝尔奖，能够相比？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20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是在1983年。他出差来北京，我陪他去会李赋宁先生。商洽什么公事忘了，只记得他们谈得投缘的笑容，以及走在未名湖畔，他那高高的颧骨上冬日的一抹余辉。刘先生去世得早，没见着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的蜕变。不然，当歪风压倒理想之日，“主的穷人”“可怜的杰弗利”被一只只硕鼠咬住脖子，真不知他会多么痛心。

一所大学影响一个国家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已有110个年头了。自1998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北大精神与传统以来，又是10年过去了。那次讨论有个重大收获，就是重新接续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因此，有必要继续发掘北大的传统，再现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们对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来，发掘北大的自由传统，就是发掘中国的自由传统；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国人的自由精神；确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确立中国大学的使命。

北大是中国的大学理念和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和养育地。可以说，北京大学及其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北京大学及其早期精神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思想状况。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大功居其伟。北大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精神家园。北大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所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论是哈佛、耶鲁之与美利坚，还是牛津、剑桥之与大不列颠。一所大学能在本国的思想进程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全世界似乎只有北京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像北大那样如此奠定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精神传统。

北大的精神应该是中国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应该是现代中国的传统，北大传统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北大的自由传统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传统不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个北大人身上，在每一个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国人身上。北大传统，不仅是属于北大的，而且是属于中国的，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是属于现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北大的精神传统。

北大的使命是什么

110岁后的今天，北大向何处去？北大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目标？

或曰，北大的目标应该是争创一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我以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争创世界一流，而是应该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地。对于北大来说，守住自己的精神传统比成为所谓的一流大学要重要得多。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塑造并光大一种自由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只能是个副产品，而不是大学意义和使命的全部。大学还是应该以精神为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库，是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优越成长环境的温室。北大尤当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我亦以为不然。如果大学的使命是制造人才，那就把“人”转化为“才”了，活的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才。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官僚接班人的时候，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国家只取个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么剩下的个人本身就成了废料。不论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国家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使命，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变成自主、自尊的独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独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北大不应沦为“南书房行走”的养成所。北大的精神传统应该在朝，北大的学者教授应该在野。而不是相反。

教育需要独立于权力

北大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北大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复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精神。北大应该是最为开放包容的大学，应该是完全独立、自治的大学。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内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征。北大曾经是以自由、开放、宽容而闻名于世的。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统权力机器上的组件，而是做一个社会的精神公器。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高度行政化、官僚化。国家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于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

由于没有取得独立于权力的自治的法律地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与保障。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内准官僚名利场，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于是，大学纷纷向利益叩拜，向权力雌伏；一方面是收费的巨人，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侏儒。这样的大学不过是学位与职称的批发基地。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依然落后，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与教授的制造国。面对这样的氛围，北大又岂能置身其外？蔡元培和胡适先生最不能认可的，就是大学成了行政机器的一部分，学校管理层成了官员队伍的一部分。

北大和所有中国大学的未来都取决于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最好不要“重视”教育，不要主抓重点大学，要让公民自己重视教育，让教育界重视教育，让愿意参与教育的公民重视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所以，学术要自由，大学要独立，国家就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到目前为止，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像北大传统的奠定者们所主张的那样，教育应该与权力相分离，所有大学，不论公立、私立，作为有组织的社团，都独立于权力。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独立的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

结束语

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学的失职。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职。大学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成就的顶峰，北大应该是中国思想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的大学，值得尊敬的大学。大学是知识、智慧与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否则，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园就沦陷了。

未来的北大，应该像其早期那样，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诞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楼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没有精神传统的大学，就不是大学，没有自由精神传统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北京大学所孕育、传播的精神传统虽然迄今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北大一直担任着普世价值与自由思想的输出者，自由传统的确立者。

期待北大永远担当好这个角色！期待更多的大学分担这个角色！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在最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争论中，作为该项目“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葛剑雄无意间成了“争论副中心”——葛剑雄教授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提出的“文化副都”定位，恐怕是这个雄心万丈的项目迄今所拥有的最大“无形资产”了。随着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质疑“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同为政协委员的葛剑雄教授，终于也数次就舆论质疑予以正面回应。

看过葛教授的回应，似乎是舆论误解和夸大了葛教授的角色和作用。按照葛教授的说法，他参与“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并出任“首席专家”，不过受复旦校方委托，而且“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

若换作通俗些的理解，“是否要建，该不该建”之类的“战略”问题，其实已经早有成论，葛教授的任务，不过是在“战术”层面对该项目进行“文化阐释”而已。或者按照葛教授自己的说法，这次所谓“战略规划”，其实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如此说来，葛教授的“战略规划首席专家”，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

葛教授于此情势下的如此解说，当然有可以理解的缘由——在一项存有巨大价值争议的事件中，“战术家”负有的责任，总是比“战略家”来得轻松。“二战”之后，很多希特勒的猛将，就是以服从命令的“职业操守”，来弱化自己在纳粹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以期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此举例，当然并非以为围绕“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可以与纳粹行径类比，只是两个事件中的重要人物，都在要紧的时刻以自我矮化的方式自辩，才有这番议论而已。

不过在笔者看来，葛剑雄教授的此番表态，虽然或许可以为弱化自己的责任做好铺垫，但与这种弱化必然相伴的代价，是身为学者的葛剑雄教授在文化责任上的自我矮化，和对公众对学者形象“误解”的再次确认。

以葛教授的自辩，“中华文化标志城”于他及复旦大学，大约不过接了一单“活儿”而已。而既然“受人之托”，则“忠人之事”的“职业伦理”，便胜过了学者的文化责任。所谓“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堪称对“职业操守”最到位的理解；而“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则是最明确的对文化责任的弃守。在这里，身为著名文化学者和“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的葛教授，几乎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一次广告文案策划。

市场时代，公众对学者已经不抱太高的期待，不但经济学家为企业家谋划的事实已被公众接受，文化事件背后，也大多活跃着各类学者的身影和“智慧”。某些学者愿意以“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文化市场中扮演智囊与高参的角色，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可能的出路之一。葛教授在“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中的角色和作用，不过又多了一个实例而已。

葛剑雄教授此次角色的不光彩之处在于，当他为自己的这一单“业务”提出“文化副都”定位时，却是以其著名文化学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示人，以致使“文化副都”的说辞，具备一种宏大的文化使命色彩。直到承受舆论压力时，葛教授却转身亮出文化枪手的身份，道出所谓“文化副都”，只是借助行政权力强定“标志城”于一尊的文化包装的真相。这种在“有机”与“公共”间骑墙、市场与学术均沾的投机做法，不但对葛教授的声誉带来巨大伤害，也必然让公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成色，产生进一步的怀疑。

回顾事件的起始，葛教授恰恰应该在其认为“用不到”他考虑和论证的“是否要建，该不该建”上，进行论证和表态，因为文化学者的职责，恰是对文化价值的守望。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保持一点儿品位，不要以知识的花枪为虚假广告撰写“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