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抓关判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呢，你们后面的势力呢，敢这样说吗？
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有一个稀奇玩意，即还兴让犯人“坐板”。说坐板稀奇，是因为我后来被转押到毕节后，接触到了多个关押在其他县市看守所的犯人，具他们称，他们所经历过的看守所，都没有这样的规矩。
坐板的标准含义是什么？翻开《辞源》、《辞海》，竟然都没有这个词条。只好在一个搜索网站试试。搜出来的，居然是“坐板疮”：“又名风疳，古名痤痱疮。多因暑夏坐于日晒时久之板凳，或久坐湿热之地，使暑热湿毒，滞凝局部肌肤而成者”云云。虽然如此，但我认为，这就是坐板的滥觞，这就是监狱坐板的发明者的初衷。让犯人呆若木鸡地长时间坐着，让你屁股都坐得灌浓生疮，看你还犯罪与否——鲁迅也知道，监狱有给犯人受罪的责任。
坐板是怎样坐，有何要领？坐板的时间，往往是早上九点到十点。并非每一个看守都喜欢坐板，一遇上喜欢坐板的那个看守值班，他就会来到巡视窗口，一个号室一个号室地冲下面的犯人们大呼小叫：坐板了，坐板了！
如我这样的初犯，懵懵懂懂的，不知如何坐板。看守见了，就会不耐烦地对我进行管教：面向墙壁，坐在床上——唉唉，屁股下不许垫东西，更不能看书——把手放在双膝上，直起腰，挺起胸，眼光平视——脑袋瓜也不许闲着，好好的给我反省反省。
看守巡视时，我的板，表面看来还坐得相对的正经八百。看守一走，喝水，走动，听收音机，撒尿，屙屎，确实有些吊儿郎当、没个正经。相对我后来的同室，我的坐板内容丰富多了，尤其是本该反省的大脑，更是天马行空，无所不思、无所不想。背诵古诗词，祈祷神灵保佑我的亲人，用鼻子小声哼哼邓丽君，与室友交头接耳等。
以上，是随机而作的。以下三项，则是每次坐板的必修功课：
首先，进行深呼吸。呼出，就在大脑里说“吐故”；吸进，则说“呐新”，凡数十或上百下。这相当于练功，它具有增加肺活量，促进头部血液循环的功用。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反省和忏悔了：我的好爸爸，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您这把年纪了，我不但不能留在您身边照顾您，反而还要害得您为我担惊受怕……我的杨小敏，我对不起你，去年，我们才买了房子，欠下债务数万元；明年，孩子读大学要用一大笔钱。在这个最不该出事的时候，我却把一大个家，把老的小的都丢给了身子那样单薄，眼睛不好的你……我的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只有几个月，你就要高考了，在这个你最需要我关心、呵护的阶段，我却远远地、长时间地离开了你……
当喉舌报记者之前，我就知道了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强迫我上床，但你不可以强迫我入睡！调到喉舌报后，有感于喉舌报被整沓整沓地丢弃在墙角的事，我发挥了一下，仿制了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强迫我订报，你不可以强迫我阅读！进到牢狱之中，坐板几次后，有感于自己表里不一的反省，我又一次丰富了这一句式的内容：你可以强迫我坐板，你不可以强迫我反省！于是，每次坐板，念这三句话，也成了我的坐板必修功课之一：你可以……你不可以……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植物，有动物；有飞禽，有走兽；有两脚的，有四脚的，还有更多只脚的。如果只有走兽，只有某一种动物，那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的单调无聊，甚至是可怕。人类社会亦如此，假如人人都是一个面孔，一个声音，一个思想，社会就不会进步，人类就不会发展，人类就不会有诗写，有书看……人活着，生不如死啊！
是的，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自己思想观点不一样的人投入监狱，以为这样一来，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们就会如你们的主观愿望那样改变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这不仅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这样的荒唐，许多时候以悖论的方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莫过于我在我的申诉里写的下面这一悖论。
当初，贵州省检察院那位检察官提审我时，说我是一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只是思想有一点问题。”起诉我的检察官庭上、庭下都承认我“的确是个好心人”。一个法警在开庭前说的话，更是让我感慨万端：我以前就知道你的，你现在的事我也知道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其实，你是一个只知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会转弯的正直好人。
你们再到了解我的朋友、同事、邻居，尤其是喜欢我文章的读者，以及我报道、帮助过的贫困生中间去微服私访一下，看看我被投入“人民监狱”之后，人们对公（国）检法，对“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党的评价指数，下降了多少。或者搞一个民意测验，看看有万分之零点几的民众支持你们因为四篇文章判一个人两年刑，看看人们因此对受迫害者有多同情，同时又对以好人为敌的你们又是有多么的不齿。
我在被提审时多次如此向提审者发问：“既然你们都说我是好人，那我问问你们：以好人为敌的人，只能是什么人？只能是坏人，对吧。我敢铁板定钉地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抓关判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呢，你们后面的势力呢，敢这样说吗？”
法院倒行逆施的违法判决，使得共产党陷入了更加尴尬、更加被动、更加不义的境地。公（国）检法实际上是光着屁股打老鼠（本人属鼠）——只要命，不要脸，包括自己的脸、党的脸。显然，真正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颠覆威胁的行为，正是公（国）检法对我、对所有思想犯良心犯的抓关判。
我不知道，公（国）检法们想过没有，好人李元龙在监狱里面对“重新做人”的劳改目标是有多么的哭笑不得，有多么的无所适从。为此，我在无可奈何中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干部管教是好的，
点头直如鸡啄菜。
重新做人也容易，
弃善从恶就行噻。
是啊，要让一个好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除了“弃善从恶”，还有其他路子吗？没有。
不少落入牢中的异义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为了自保，为了亲人的安危或其他难以言说的原因，不得不写了违心的“认识”、“保证”，或在法庭上“认罪”、“认错”之类。其实，谁不知道，这只不过相当于落入绑匪手中的人为了自由，为了保命，不得不给绑匪赎金而已。这并不等于说，一交了赎金，就等于被绑架者的思想观点，价值取向都转了一百八十度，他认可，乃至赞赏绑匪的言行了。
比如我，当初面对种种威胁，欺骗，加上自己的天真、无知，甚至是愚钝、懦弱，我也在法庭上认了点错，此前更是写了“认识”的。但是，我被“管教”好了吗？从内心里改变了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了吗？当然没有。
对于我出狱后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北京的杨宽兴有这样的看法：对当事人来说，两年的牢狱生活是漫长的，但这似乎并未阻断李元龙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拖着一根“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尾巴出狱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毅然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并开始以本名在《议报》、《民主中国》、《人与人权》等境外刊物发表文章，其中，发表在《议报》的《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一如导致其入狱的四篇文章那样，喜笑怒“骂”，显示监狱当局两年来对他所做的改造工作相当不成功。
其实，公（国）检法们并不真正需要改造的成功，他们只需要自己的囚徒口服就行，至于心服与否，他们才懒得去管，也无法管。因为，这对于他们的工资，奖金，升迁，几乎只有好的影响，而不会是其他。
在狱中时，表面我写了“认识”服了法，但背后，我在以种种方式表达我的不服，我的抗争，我对正义的坚守，真理的追求。
开庭前后，我对检察官、法官和国安都说过，我起码有三个充分、有力的证据说明，我那“认识”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达。那时，我还有顾虑，怕他们毁了这些证据。现在不怕了，我今天就在这里将它们公诸于众吧。
证据一：我在“认识”的背面写下了“赎金”二字。
证据二：为了“赎金”二字不至于成为“无本之木”，我在日记里编了个绑架“案例”。
证据三：我在看守所的某个旮旯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就写有上述“你可以……你不可以……”的那三句话。
如果这张纸条因为本文的“泄密”不翼而飞，那我还有证人。我塞这张纸条时，就曾如此对狱友戏言：瞿秋白、叶挺他们当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不是写诗，写文章在监狱墙上，被褥上吗？我也留点墨宝在这里吧——将来“革命”成功了，这里会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那时，老师们带了“祖国的花朵”到这里接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时，讲解员就会拿了我今天留下的这张指条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当年，李爷爷仅仅因为写了四篇表达对民主、对自由的向往的文章发表在海外网站，就被“共产党反动派”豢养的国安特务抓来关在这里。同学们请看这张小小的纸条，别看它小，它可是李爷爷坚持正义，坚守良知的见证。我念念上面的内容给同学们听听：
2008t210?
如果台湾的民调没有太大的偏差，如果不再出现类似3.19的枪击案，如果不发生更严重的针对国民党候选人的暗杀事件，按照我四年前在华盛顿的预测，马英九将在3月22日当选“总统”。问题在于，马英九当选后又如何？
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比较倾向于马英九当选，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对陈水扁的失望。至于真得要说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延在执政理念、治理台湾政策和处理两岸关系方面的优势，也并不那么容易。更何况，谢长延已经明显和陈水扁划清了界限。我想这也是目前两人民调有拉近趋势的原因之一。对于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如果选民稍微追究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国民党目前的执政理念下，是一厢情愿。那么，马英九还有什么招数把陈水扁推进泥沼的台湾带出来？
民进党在2000年大选获胜后，曾经有智囊断言，今后台湾的江山都是绿色的。这话就是冲着一个死结而言的，那死结就是与大陆的政治、经济关系。陈水扁无法解开这个死结，于是他使用了能够让台湾人接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大陆是恶魔——很不幸的是，陈水扁在说大陆的时候，不但指那个六十年前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的政权，而且也推广到大陆文化，甚至13亿中国民众。当然最让人感到难堪和难受的是，陈水扁竟然用一个任何独裁制度都没有想到的方法差一点断送了中华大地上的那点点民主之星火：他借用民主的方式去中国化，借用民主的方式搞台独。
当然我们可以说，陈水扁搞台独是万不得已，是为了保存台湾人民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而且他选择那样的方式在台湾民众看来也是“政治正确”的。可是，他的选择不但不可行，而且最终有可能断送台湾的民主，也将终结台湾民众的自由生活。
那么台湾的政治领导人是不是就没有选择了？显然不是，至少我不会这么悲观。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很明白当下台湾的处境以及出路，必须记住：不能用民主作借口搞台独，然而，要谈两岸关系和统一，却绝对不能离开民主！
这里不必进一步阐述，对台海问题有一定认识的读者都会了解，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面换了一种方式表达的话语意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保持台海现状，然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
大家知道，民主政治产生的大多是“政客”而不是“政治家”，原因很简单，在民主政治下，民众挑选执政者来替他们管理国家，从政者完全是被动的，他们是来政治权力区域“做客”的，选民随时让他们滚蛋，扫地出门。而在某些体制下，就不同了，动不动就出现“政治家”。例如今年就是“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诞生多少周年，连那个名誉扫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赞誉周恩来是政治家，羡慕得不得了，为啥？
因为周恩来不是来政权“做客”的，他们完全把政权当成了自己的“家”，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这种政治家当今还有金正日和卡斯特罗，如果萨达姆不被美国的小政客布什给枪毙了，保不准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完全有条件把伊拉克的政治当自己的“家”，死而后已，玩弄民众于股掌，这种人不是政治方面的专家，谁还是？
突发奇想，开个玩笑，别当真，大家当然都知道我想说的“政客”和“政治家”的真正区别。但有一点却必须记住，那就是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意识到自己是被民众“玩弄于股掌”的“客人”，所以在竞选时都是根据民意的起伏上串下跳，如同跳梁小丑。我想，这种把政治人物当“小丑”的做法正是民主政治的精华，这比用枪杆子和屠杀来玩弄民众、控制民意要强得多。
问题在于，通过这种唯民意是看的选举产生的“政客”上台后是否有魄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家。我想，陈水扁执政八年，本来有机会从政客发展到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抱负，至少把台湾治理得好一些。可惜的是，整整八年，他都好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现在终于到了灰溜溜离开政坛的时候。
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马英九当选后又如何？他现在那点人气，除了他的那张皱纹渐渐多起来的脸蛋，以及给台湾民众许下的经济愿景外，几乎都是陈水扁给他带来的。在这次选举日益接近的时候，马英九将面临一个越来越难以回答的问题：你处理大陆问题的政策措施是否可行？陈水扁做不到的，你又如何能够做到？
当然，目前来看，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就此问题的回答尚能接受，虽然其中有很多模糊的语言以及一厢情愿的规划。我不想过多深入台湾的选举，我这里只想设想一下选举结束后的情景，那就是如果马英九十天后当选台湾“总统”，他如何实行自己的政纲？他又如何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他会不会也像八年前的陈水扁？大家都还记得陈水扁当时的承诺，到现在几乎都被他自己破坏了。
马英九上台后同样面临两个问题：政治和经济，也就是民生和民主。陈水扁的失败也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搞混了。该自由的经济，他却用政治去限制；该有所约束的政治，他却用它来玩弄独立。那么，马英久又能如何？或者说，当选后的他是否可以让自己从一个“政客”变成“政治家”？毕竟他有四年的时间，搞不好，他有八年的时间可以支配！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而在弥漫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大趋势。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一个政治人物，无论你是哪个党哪个派，无论你身在哪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和地区掌权，历史和人民评判你的最终标准将以历史潮流和普世价值为主。
处身孤岛的陈水扁恰恰没有看清这三大趋势，在经济上，就在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却在忙着和大陆划清界限，在去中国化，结果，最后孤立的反而是他自己而不是大陆。在陈水扁眼里，他看到的大陆政治是13亿人要打要杀地反对他，却看不到大陆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愿望同样强烈。结果，他用台独作为武器刺激大陆当局和民众，却收起了他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自由和民主。大家不难看到，陈水扁的大陆政策竟然在同一时间，逆世界三大潮流——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动，可见他到今天成为孤家寡人，也是顺理成章。
那么，马英九又能够如何把握这三大世界潮流而又不沦为“台湾的乱臣逆子”呢？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我的建议是，马英九在当选后必须摆脱选举时的作态，开创新的局面，走出新的路子，否则四年后的选举将会更加艰难，翻身后的国民党随时会被民众再一次抛弃，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也堪虑。马英九是否可以把世界三大潮流融入自己的执政理念之中，带进处理两岸关系的实际操作之中，将直接决定他是否可以带领台湾走出泥沼。
虽然陈水扁执政让台湾的民主有所倒退，但就我自己对海峡两岸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大趋势的理解，我始终拥有这样的信念：台湾的经济前途在大陆，大陆的政治前景看台湾。这个信念，也与世界三大趋势不谋而合。
正是根据这一信念，我建议，当选后的马英九可以跨出简单的一步把自己从一个“政客”变成“政治家”，那简单的一步跨得比较远——马英九访问大陆！
马英久现在访问大陆当然是不可能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竞选上。但当他宣誓成为台湾“总统”后也绝对没有可能访问大陆，我的建议是，在3月22日竞选结束后，在5月20日就任“总统”前，马英九抓住机会向大陆提出自己出访大陆的要求，并在这期间出访中国大陆。
如果在我建议的这个期间马英九访问大陆，并不受台湾目前的宪法和法律限制，而且其意义将会大到我们都无法设想的地步，其中包括突破台湾经济发展的瓶颈，解冻两岸关系，破解国民党无法逾越的死结——而更重要的则是，对中国大陆民众之影响，也将无与伦比！
以前连战和宋楚瑜也都访问过大陆，听说还被定为“和平之旅”。可是在我看来，虽然连战和宋楚瑜都用字斟句酌的话语传递了一些普世价值和世界之大趋势，但他们的旅途都是在一种浓浓的悲情笼罩下完成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连战是在继1949年被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退守台湾，半个世纪后又在一场民主选战中被民进党用选票打败后而出访大陆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楚瑜当然也好不了多少，他是在亲民党缩水缩到快剩下一个名字的时候来到大陆的。他们两人带给大陆统治者和民众的虽然不乏台湾的核心理念和普世价值观，却被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悲情笼罩着。特别是对于很多闭目塞听的大陆民众，他们来访的意义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也许，这正是他们被允许来访的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马英九在3月22日当选台湾“总统”，在5月20日没有就职前，他前来大陆访问，那将是划时代的。马英久可以和北京的相关官员商谈经贸合作，可以到老家去祭祖，更可以向大陆民众挥手致意——他不再是失去了台湾地区政权的国民党代表，而是给台湾带来了民主政治，并经过八年抗争、靠选票重新得到民意、赢得政权的国民党领袖！
当然，专家学者不妨进一步研究，马英久如果能够跨出这一步的话，那将绝不仅仅是我上面所说的积极的象征意义，很多实际的操作可以就此展开，两岸的死结也有可能逐渐解开，更不用说对大陆民众的影响！
最后，以能够代表我这篇文章的两句话结束全文：
不能以民主作为借口来搞台独，但要谈统一则绝对离不开民主；台湾的经济前途在大陆，大陆的政治前景看台湾。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呼和浩特的一位公安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了该市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同时遇害的还有他们的一位女同事。据坊间传言，此次行凶源于买官不成。亦有传言称，事发前关六如职务被撤，心怀不满，故报复行凶。更有传言称，关六如欲行凶的对象并不限于王志平一人，涉及当地多名高层官员。如此等等流传甚多。然后，呼和浩特当局以最高的快速，给了王志平“革命烈士”的称号，当然批评者同样甚众。同样，又有部分评论者又将评论焦点转到了所谓道德问题。的确这是道德问题。我们也很习惯道德批判。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针对那些大权在握者，道德批判太无力了。这起刑事案中，公安局长不懂杀人是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吗？所以不是道德的改良，而是以利益对抗利益，以力量对抗力量，以权力制约权力。 最终要以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这些看上去很不文明的对抗。
谈到法律的作用，早在战国时，中国就有过一个法学学派，主张“法治”。不过，由于拒绝民主的制度安排，那个时候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只是以法律统治人民的一个简单说法罢了。权力运行只要对领导负责，最终对君主负责。因为没有选举，没有分权，当然就腐败，就买卖官职。过了两千多年，到了民国时代，我们终于开始摆脱古代专制主义的人治思维，意识到法律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从此中国开始了一个民主法治的立国历程。民国时代的大学很少有称作“政法大学”的。广东法政学堂、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上海法政大学、国立法政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四川法政学堂、国立四川大学法政学院……今天宪政民主了的台湾也是。如此众多的以“法政”命名的学校和院系充分体现了主流社会对法政的一个高度认可。这是对古代思想的一个拨乱反正。
1949年后，由于受苏联共产主义人治思维影响，新生的政权将“法政”改称为“政法”。由于巨大的法统变更，这一法政文明的政治传统被迫中断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到了80年代后，更为明显的是，用并不具备宪法地位的政法委来破坏司法独立、阻挠司法公正。对此历史早已记录，自由派学界也多有揭露，我不打算多谈。呼和浩特事件就是玩火自焚的一个证据，如关六如要升官，眼睛只能往上看，往党组织看，而不是靠公民的支持。
我们知道，知识结构、话语思维彼此息息相关，最终体现到了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上去。在表达方式上，“法政”将“法律”摆在了“政治”的前面，体现了对法律权威在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权威的尊重，体现了政治文明。“政法”却是以政治、以道德、以领导人的权威代替法律，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以“法政”代替“政法”，就是要让Rule of Law代替Rule by Law，落实依法治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建构，落实保障人权的政治承诺。
回到呼和浩特案件，我无意在细节深处假设过多猜测这起案件的具体原因，相信呼和浩特的政法部门自然会去调查。我也无意多谈这样的事件，因为这样的事件在思想史看来，仅仅是一场闹剧而已。但是至少，政法部门内部的这场血雨腥风告诉我们，政法工作者的生命尊严只有在一个法政文明主导的世界才能到维护，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公民。换而言之，当依法治国和建立法治国家这样的文字已经被写入中国宪法的时候，无论将来我们以何种方式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我们都有必要将传统的政法文明观升级换代到今天的法政文明观，并在这种观念的升级换代之后找到我们阅读和理解世界的新窗口。
谈到这里，有必要回顾刘军宁先生掀起的“文艺复兴”大讨论。迎战“走路上月球”的文化自由，陈永苗先生提出了“法政系”理论。在我看来，他的这些文章足以写入民主中国的中国宪政主义思想史教科书，如《超越改革，开启一个伟大的民权时代》《我为什么反对经济学家？》《少一些“立法者”，多一些“维权者”》《启蒙系与法政系的鹿鼎记》《像大法官那样捍卫五四精神》《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小革命》《法律即将宣告自己开始统治》。我记得很清楚，最早的时候，永苗其实并没有提出“法政系”，而是直接引用朱学勤先生所发明的“政法系”一词。不是说朱学勤不正确，不能说朱学勤不优秀，相对人文系和技术系，政法系是一个升级，正如口算升级到珠算。不过，对中国的宪政转型来说，由于没有经历更为实在的转型，走向“政法系”的升级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珠算必须升级到现代的大型计算机，这才是中国文明的真正转折点。陈永苗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启蒙系与法政系的鹿鼎记》一文中，他很快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学术论文，领会到永苗的深意后，我毫不犹豫地将“政法系”自动替换成了“法政系”。同时，我还和永苗在网上发起了“法政系VS启蒙系：超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中国转型大辩论，并在其他媒体上鼓吹反思传统文明，鼓吹法政文明。当然，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以恶毒的词语来攻击我和永苗。不过，我很相信，中国的宪政主义思想史将永远记下永苗的这段智慧之语：“回归中华民国始基，来看清百年风云背后的格局。民国的法律，名曰法政，有法政学校云云，于是我把中国法律人叫做法政系。法政系是民国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而政法系是极权主义时代的。法政系回归民国，倒回始基，乃是政法系的升级版。”
我们长期在高调道德批判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生活，或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影响，或者生活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子之下。第一个群体是儒家的，或者是鲁迅式五四进路，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不想谈。至于奥地利经济学派，虽然很有道理，但它所畅说的经济自由的根基其实是政治自由。由于对知识结构上的种种缺陷，很多自以为宪政主义的学者很难理解经济自由、文化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复杂关系。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确很重要，但是宪政主义的自由其实只能是政治自由，即法治之下的自由，公民参政的自由，并必须转化为宪政民主制度。没有宪政民主制度，所谓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很有可能是在极权制度下被歪曲的。
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就不知道，否则他从美国回国之后不至于鼓吹易卜生主义，并认为是最好的自由观。这样的自由观，很快就和巴金这个写了《家》、《春》、《秋》的文学青年结成了统一战线，产生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缺乏法政文明核心价值观所导致的必然悲剧。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后来成为驻美大使的自由主义大师，居然没有对中国人系统介绍过《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宪政经典，反而要“走路上月球”：中国没有基督徒主导的宗教迫害，却不管是否伤害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徒，直接从欧洲搬运了“文艺复兴”这个双刃剑为救国救民的动员口号。我曾和很多自由派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生活在胡适的影子下，回答是“胡适的方向代表了中国自由的真正方向”。
难道真是启蒙问题？自由重要谁不知道？为什么不从思想深处反思我们的思维路径呢？相对胡适和刘军宁，吴国光先生这位曾担任赵紫阳政治改革顾问的宪政学者更为清楚：“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念，在本质上却具有‘反政治’的特点，从而导致在理念上扭曲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在实践中则无力找到根据宪政原则改造现实政治的力量和道路。归纳起来，这些’反政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是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沾染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认为宪政政治也好，更加高级的某种什么政治也好，都要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改造上面，而不是从对于人性的现实理解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第二，则是严重的精英主义，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义，从而完全忽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改造或建构宪政政治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精英主义一旦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不免向宪政政治的对立面比如‘贤能政治’甚至‘开明专制’转化，因为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领袖方面，而不是对于政治领袖的制约。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其文化中心主义的思路，强调的是道德、觉悟、知识和素养，忽略了政治的关键因素：利益和力量。总起来，这种‘反政治’特点，恰恰是与以个体利益的普遍化为基本出发点的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思路相抵触的。” （具体请参考“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详见《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或见http://www.cgarden.net/StubArticle.asp?issue=030405&total=83）。
人文自由与“政法”共享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人性期待太多，对法治热切不够。阅读美国独立史上英国皇室的背信弃义和华盛顿等人的建国抗争之后，我认为宪政民主运动就是宪政化了的维权运动。他们从来不鼓吹人文自由，更不进行道德批判，也不指望政治领导人的英明。不要再走路上月球，也不要再进行道德批判了。让每个中国人，无论是法政工作者，还是普通的公民，都来建设体现保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法政文明制度，来落实民有、民治、民享的法政文明价值观。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进程中，首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宪政鼓吹者，必须彻底抛弃“政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旧词汇，让中国的宪政民主思想回到《联邦党人文集》和民国的丰厚历史传统中去，走中国政治民主化最实在的道路，那就是以维权推动法政、以法政保障民主的政治自由之路。我不知道其他办法是否有用，因为往往取决于他人的心思，但维权和法政是最根本的，很多时候似乎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持续从事的。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廖亦武、李剑虹获奖新闻通告
（2007年12月23日）
第五届自由写作奖和第三届林昭纪念奖今揭晓
中国大陆作家廖亦武、李剑虹分别摘冠
独立中文笔会12月22日于中国北京发布新闻通告，经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初选、理事会决选，决定将第五届自由写作奖授予现居成都的作家廖亦武，将第三届林昭纪念奖授予现居上海的自由撰稿人李剑虹。
成员遍及中国境内及海外包括东亚、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的独立中文笔会创办六年多来，以弘扬中文文学和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积极倡导和践行自由写作精神，促进中国社会言论自由和公民文化建设，并在广泛的国际范围与国际笔会及各友好笔会团体等全面合作，声援和营救因言获罪的狱中作家，推动人权状况的改善，赢得了众多独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高度瞩目。自由写作奖和林昭纪念奖的创设与颁布，为实践笔会宗旨树立了鲜明的标志和方向。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处也同时发布五届自由写作奖授奖辞和获奖人廖亦武的获奖感言，第三届林昭纪念奖授奖辞和获奖人李剑虹的获奖感言。
廖亦武简介：
廖亦武，男，1958年农历6月19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盐亭县海门寺。1966年，因文革失学，一度成为流浪儿。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因在墙上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全校批判，并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同年”四五运动”期间，在成都总府街张贴反动诗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1977至1980年，四次参加高考，均因政治、数学等科不及格而落榜。
1982年发表诗歌，并接触到朦胧诗，随后步入文坛，发表《儿子们的年代》《大盆地》《人民》等长诗，几年间获得20多个官方诗歌奖。
1983年开始现代诗歌创作，先后写作了〈死城〉〈黄城〉〈幻城〉〈偶像〉〈杂种〉〈天问〉〈挽歌〉〈大循环〉等一系列反叛性长诗，名噪一时，成为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并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严历批判和围攻，曾一度被制止发表任何言论和作品。与此同时，参与或主编过〈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现代主义同盟〉等地下诗刊，进入公安机关的黑档案。1986年，参加抗议中国作协停办〈中国〉文学杂志。1988年，参加中国新时期十年诗歌讨论会。1989年4月初上北京，出席由北岛主持的〈今天〉首届颁奖仪式。胡耀帮逝世时因”拒绝参加任何群众运动”而离京。
1989年6月3日白天至6月4日凌晨，在涪陵家中创作并朗诵了针对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制作成磁带，交给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之后在风声鹤唳中传播〈大屠杀〉，并筹备出逃。1990年3月，组织、编剧、主演了〈屠杀〉之姐妹篇，诗歌电影〈安魂〉，并于同年3月16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万夏等十余人。1992年5月之前，廖作为反革命首犯，双手背铐着接受了秘密审判，获徒刑四年。1990年至1994年先后在重庆和大竹的收审所、看守所、监狱等地受审、坐牢和服刑，曾因违犯监规，被背铐23天，也曾因不堪肉刑折磨而自杀两次。
1992年冬至1994年1月，在监狱内重操旧业，开始创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写完了卷一〈汉人〉和卷二〈黑道〉的初稿，并师从80高龄的老和尚司马，学会了吹洞箫。
1994年1月31日，因国际关注，提前46天出狱。出狱后，因衣食无着，持箫在成都各酒吧卖艺，与三教九流之底层社会厮混得烂熟，动了写底层的念头。
1997年和1998年，主持出版了地下民刊〈知识分子〉，共两期。
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被几专家、学者评为本年十大好书之一，也被中宣部列为本年十大禁书之首。
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引起强烈反响，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随后被查禁，书商逃逸，印刷厂被封。
2000年春节前后，与《今天》诗歌元老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公司投资拍摄的地下电影《飞呀飞》。
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50多家媒体报道并转载此书，几十名专家和几百名读者聚会北京国林风书店，展开激烈讨论。直至傍晚，移师京郊大觉寺，廖在会上吹箫并朗诵了〈大屠杀〉。同年4月1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发表了廖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关于〈底层〉的对话，引发了该报的人事地震，其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均遭撤职。〈底层〉也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勒令销毁。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
2002年6月，《中国底层访谈录》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获得〈倾向〉文学奖。同年，开始了〈中国冤案录〉的采访与写作，并继连载〈底层〉之后，在〈民主中国〉上续载〈冤案〉。估计这项文字工程将进行两至三年。〈底层〉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
此外，他再次改定已写了十年之久的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分卷一〈汉人〉，卷二〈魔界〉，卷三〈黑道〉和卷四〈证词〉，约80余万字。其它还有1999年发行的地下诗集〈古拉格情歌〉（后更名为〈犯人的祖国〉）；地下随笔集〈说谎的石头〉；80年的诗歌集〈死城〉〈长廊〉也相继编定。
2003年7月，获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这是继1995年之后，他第二次获得此项奖励，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
除了文字写作，廖几年中制造并出版的地下音响CD有–〈汉奴〉，2000；〈叫魂〉2001；〈大屠杀〉，朗诵，2002；〈情兽〉，朗诵，1989年制作，2002年翻录；〈箫吟〉，2003。与此同时，他对民歌民谣的追访、搜求怀有浓厚兴趣。
出狱以来，参与多项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呼吁和签名，多次被地方当局拘留，数度抄家，文稿流失上百万字。出狱后，多次申请护照，均因”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1998年5月，发出〈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反对总统先生忌月访华。其外，也曾多次单独上书当地警察机关，抗议对其生存权的粗暴剥夺。1999年2月26日，国安警察甚至在新婚大喜之际以”非法采访”之名拘捕了他。2002年12月18日清晨，因参与王力雄发起为”活佛爆炸案”要求司法公正的请愿签名，以及其它几项网上的人权签名，公安警察又一次突袭抄家并拘捕了廖。
廖亦武今后要努力完成的文学作品是〈活下去〉第五卷–〈传与记〉。
李剑虹简介：
李剑虹，女，笔名小乔，1968年1月出生于安徽蚌埠。1994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曾任职高校教师、外企行政管理、财经记者、证券分析师、独立撰稿人等，现居上海。1999年开始触网，2002年8月与朋友创办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网站现在中国大陆被屏蔽），先后担任 “启蒙论坛”、”自由中国论坛”站长，矢志为在中国大陆突破言禁争取言论自由不懈努力。作品散见于各网站，详见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会员文集。
李剑虹
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度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2007年10月2日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把2007年度暨第三届林昭纪念郑重奖颁发给本会会员李剑虹，之所以决定颁奖给李剑虹，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生活于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通常有两种处世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忘记自己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努力顺应现实并向权力示好，争取权力认同，参与利益分配，最终以获得世俗利益来满足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另一种是，虽然无论如何也不能驯服自己的思想，无法与极权耦合，但同时也无法克服自己内心对极权的恐惧，于是在不能驯服自己的思想时，只好设法驯服自己的行为，把自己伪装成非知识分子。前者是被社会公认的所谓”成功者”，他们企图改变公众对知识分子的通常定义，宣称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后者则被当作社会的失败者，他们永远在痛苦中经受折磨，还要努力掩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企图让人们觉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不管是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前者，还是不敢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后者，他们都以非知识分子的方式存在，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以这两种方式与知识分子纠缠，是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亵渎，是道德领域的侵权者。
在这两种常见的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一种只有少数人才敢选择、也愿意选择的方式。这就是林昭的方式 — 不与专制权力合作，不向专制权力妥协，以说真话的方式，努力捍卫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也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
李剑虹作为知识分子，就选择了少数人的方式。
李剑虹本是一名平凡的知识女性，仅仅因为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敢于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敢于公开向政治恐怖的受害者伸出援手，敢于反抗对她本人基本人权的践踏，她便从2004 年以来陷入上海的孤岛。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1949 年前曾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但在1949 年后，上海逐渐沦为极权制度的样板城市，从文革时期的政治极左到六四屠杀之后的极端政治封闭，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独占鳌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海官权还对外炫耀上海的开放，官方知识分子也常以海派文化为上海的骄傲，向世界炫耀自己的文明与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李剑虹的存在，使霓虹灯下的浓重阴影得以凸显，也使官方知识分子多年的虚伪炫耀归于破产。仅仅因为说真话，她被当局看作有损上海美好形象和危害上海安静和谐的因素，四年来，她连续遭到官方的一系列抓捕、押送、拘禁、软禁、跟踪、监听，甚至遭到警方人员的殴打和辱骂，甚至被上海警察跟踪到外地抓捕，甚至其年事已高的父母也被迫接受警察的恐吓与骚扰。无奈之下，为了使自己的父母免遭暴力机关的恐吓，她在2005年曾尝试离开上海，来到中国另一个开放城市深圳，但上海的强力机关仍不肯放过她，以至于，她在深圳的两次就业机会均被上海警方破坏。在她找到第一份工作的第三天，深圳警方就受上海警方委托，前来找单位负责人谈话，单位只好放弃与她签定劳动合同。她又选择到深圳远郊的一家港资公司就业，也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深圳警方就开始不断骚扰该公司的负责人，为了不累及就业单位，她只好选择离开。更为恶劣的是，2006年8月，她在青岛旅游期间，上海警方一行三人秘密跟踪而至，在当地警力配合下，以欺骗和绑架的手段，将她抓捕回上海，没收身份证件，长期软禁在家。
持续的政治恐吓和反复无常的非法行为，使李剑虹的家庭生活无法正常，也使她和家人的身心遭受严重侵害。但她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她经历的这一切，使她沦为大上海的精神孤岛，成为一个平庸时代的不平凡文化现象。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作为一个女性，并未选择前述第二种生存方式，更不屑选择前述第一种生存方式。
基于此，独立中文笔会认为，专制重压之下，李剑虹的坚持展现了知识人的光辉，这是林昭精神的光辉。向李剑虹颁发林昭纪念奖，其实是在肯定她作为一个知识人捍卫底线的价值，也是把林昭精神推荐给独裁体制下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