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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书值得一版再版，因为一转眼孩子们又戴上了红领巾。有些书的再版速度如果低于教科书，社会的根基就开始摇晃。哈耶克的珍贵，不是他提供了一些被割裂在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中的智慧。而是说，他在一个二元论或多元化的哲学传统中，描绘出了一个整全的宇宙与社会的图画。在一种理性崇拜和国家崇拜的时代精神中，他的一切洞见，都建立在一个亘古而常青的反思上，就是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

在哈耶克之前，欧洲大概有两种整全的世界观，一种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的和机械论的世界观为典范。一个最形象的对宇宙社会的譬喻，就是一台精密无比的钟表。笛卡尔说，连上帝的一切作为也必须符合人所认识的理性。听起来有些过河拆桥的意思。于是，自从有天地以来，一切的自由与秩序，都是人的理性设计与行动的产物。用斯宾诺莎的话说，“所谓自由人，就是完全遵循理性来生活的人”。依此类推，一个自由的国家，就是一种完全遵循理性去筹划的统治。

另一种世界观以加尔文的预定论为典范，相信宇宙与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种超越的、高于人的智慧的设计和护理。上帝预知并预定一切，然后透过人的理性、意志与情感，使一波三折的历史得以展开。

在哈耶克的时代，加尔文主义在西方几乎被抛弃，笛卡尔主义不可一世地笼罩着世界。从绝对的科学主义到绝对的法律实证主义，从绝对的个人主义到绝对的国家主义。从绝对的民主到绝对的极权。从砸烂旧世界的暴力革命，到筹划一切的计划经济。这些观念与实践，使20世纪成为一条激进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并不相信一个至高全能的上帝，但他终其一生都反对一个至高的国家，一个全能的政府，和一个理性主义的人。哈耶克认为，“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人类大多数值得我们珍惜的秩序，都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一种“非意图的结果”。

举例说，我们知道汽车、电灯是谁发明的，但一些更重要的事物，如市场秩序、有限责任、保险制度、互联网和道德秩序，甚至国家的起源，民主的渊源，都不是人“发明”的。因为“发明”是一种理性的和预先的设计。这一切当然是人努力的结果，却不是人刻意筹划的成就。因此哈耶克坚决反对希腊和东方哲学中的二元论传统，即认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灵魂是两个分裂的世界。按哈耶克的立场，如果我们找不出一个“互联网之父”或有限公司的发明人，我们就可以说这两样东西既是“人为”的，也是“自然”的。一旦否定了人的理性可以设计和预定一切，整个宇宙就成为了同一个世界。

如果把哈耶克的“非意图结果”，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就能看见哈耶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直在阐述和捍卫的那个世界，以及他到底在反对什么。正是这一“自发演进秩序”，把哈耶克关于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及心理学的种种思考，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也使这本文集是一本具有整全性视野的文集，而不是一个零散的选本。哈耶克的单本文集，大概有冯克利先生译的这本，及邓正来先生译的一本。对一般读者而言，冯本的篇章与篇幅也许是更为精当的。

在哈耶克看来，由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非意图结果”的无知，因此经济学的意思不是为每个人安排幸福的生活，而是在一个非均衡的、边际的、动态的甚至心理的市场秩序中，去确保个人自由选择的边界。法律的意思也不是去设计一种完美的国家秩序，而是去发现、尊重和保守自由生长的规则。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定性的，是对人性骄傲的抵抗。正如自由主义也是否定性的，自由的全部含义就是反对强奸，而不是定义一种自由生活的真实内涵。所以自由主义不是欧陆式的对世界的全面激情，而是英国式的受法治约束的，“一种更为明确的政治学说”。同样，政治学的意思是“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为最高权力加冕，把任何个人、政党和国家送上一个至高全能的宝座。

在世界对他几乎充耳不闻的几十年中，哈耶克仍顽固地解构着那些受到理性主义支配的、充满“理性的僭妄”的历史神话，直到晚年声名远播。如“计划经济”的神话，“早期资本主义罪恶”的神话，“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的神话，“民主至上”的神话，“生育控制”的神话，及“社会正义”的神话等。

面对无知，人类可抓住的坐标大概有三个，一是因无知而谦卑，回到一个演进式的而非建构式的人的本分上。二是因无知而尊重传统，因为所谓传统，就是一切非意图结果的总和。三是因无知而信靠，即相信造物主的善和主权，对人类一切非意图结果的涵盖。哈耶克选择了前两个，尽管他说我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保守主义者，但他正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典范，我们可以质疑传统中的某一部分，但“我们决不能在同一时刻质疑和颠覆所有的传统”。

尤其是道德秩序的传统。哈耶克说，人们用“社会的”这一模糊不清的价值观，日益取代了“道德的”的价值观。这导致了最近一百年来人类在政治观念上极大的堕落。然而，不但建构的理性靠不住，演绎的智慧同样靠不住。当哈耶克年老的时候，有一位不知趣的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年狠下心来抛弃妻子，转而与初恋情人结婚。以致你最好的朋友都因此与你绝交。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承认说，“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一定要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人不能靠着理性生活，也无法按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哈耶克推崇的英国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其实最了不起的，不是他们发现了自由的规则，而是他们竟然顺服于那些规则。哈耶克的立场只能解释前一个问题，不能解释后一个问题。就像他解释世界的时候令我们高山仰止，解释自己婚姻的时候却和我们一样忧伤。

哈耶克的“非意图的结果”，其实与加尔文的预定论只有一墙之隔。缺乏的只是克尔凯郭尔说的“信心的一跃”。但他的观念却是笛卡尔世界的最锋利的敌人，甚至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敌人。我想这是最好的理由，为什么这本书应该一版再版。

首发南方人物周刊

 

46、为什么要彻底否定共产党？

镇压、迫害、清洗、杀戮，是共产党国家的最大特征。凡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都引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或因屠杀，或因内斗，或因饥荒。仅举几例：朝共（劳动党），令数百万人饿死；柬共（红色高棉），屠杀该国四分之一人口（170万）；苏共，屠杀和迫害致死人口达3000万；中共，屠杀、迫害、和饥荒，致死人口达7000万。

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规模之大，为祸之深，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作恶之巨，更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当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停止大规模清洗和迫害的时候（1956年，苏联和东欧），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一波接一波地，将迫害与屠杀推向登峰造极（“反右”和“文革”）；当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顺应潮流、告别专制、和平转型之际（1989年），中共依然用屠杀手段，镇压民众，扑灭民主之火（六四屠城）。

非但如此，中共毫不喘息，又继续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人士，欺压弱势群体，不断制造惊天血案。中共之路，从来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既然中共以恶的本质呈现于世，既然中共决意将独裁进行到底，民众就祇能对之彻底否定。彻底的埋葬也指日可待。

47、是毛泽东的罪？还是共产党的罪？

提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有人就说：“算了，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了，要说犯罪，都是毛泽东的罪。”不错，那的确是毛泽东的罪。然而，那些巨大的罪恶工程，以毛泽东一人之力，又岂能完成？祇有开动了共产党这部巨大的犯罪机器，毛的罪恶才告竣工。

有人又说：“共产党已经改了，不要老是纠缠历史旧账了。”且不说共产党至今还在抓捕异己、迫害良知、镇压民众，毫无改正迹象；就说，对那些历史罪恶，共产党又何曾表达半点歉意和悔意？即便轻描淡写地提到“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也绝口不承认毛泽东一生的罪恶。

非但如此，中共继续奉毛泽东为祖师爷，奉毛的思想为信条，奉毛的制度为圭臬。共产党与毛泽东，两位一体，何曾须臾分离？尽管中共已经演进到“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但它本身，从未把这个党与毛泽东分开。天真的人们何必自作多情？

事情很明了，祇要毛泽东的头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祇有毛泽东的尸体还霸占着天安门广场，便是确切地告诉世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总代表，共产党是毛泽东的放大体。毛泽东的罪，就是共产党的罪。

48、能不能原谅共产党？

有人提出：既然你们主张民主，就应该原谅。尤其要原谅共产党。有人甚至以其“原谅共产党”的切身经验，来劝告对共产党持批评的人。有人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九死一生。“文革”一结束，迫害一停止（仅为减轻，精神迫害依然），他们连想都不想，就原谅中共了。有的人，其家属被迫害致死，自己也曾饱受牵连，暂时“没事”了，也就轻易加入了原谅中共的行列。

这类现象，往轻的说，是麻木和糊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绑架者爱上了绑匪；往重的说，是势利和背叛：认贼作父，同流合污。对杀人犯的原谅，就是对被害人的无情，这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中国，年年拉响警钟，纪念“南京大屠杀”，目的是为了提醒世人：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尽管日本政府多次为侵略战争道歉、忏悔，但每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都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众同声谴责。这里，又引申出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原谅，都祇能建立在犯罪方认罪、忏悔、道歉、和赔偿的基础之上。

说到中共，毛泽东时代，固然罪恶累累；然而，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不仅没有认罪、忏悔、道歉、赔偿，反而又凭添了“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迫害维权人士等斑斑血债。既然我们不能原谅日本军国主义异族对我族的杀戮，年年纪念“南京大屠杀”（虽然，日本人已经认罪和道歉。）；我们如何又能原谅共产党我族败类对我族同胞的杀戮，而不年年纪念“大饥荒”、“文革”、“六四”大屠杀等？（况且，共产党至今拒绝认罪和忏悔。）

宽宏大量如耶稣基督，也是在罪人醒悟、忏悔、祷告和弃恶扬善之后，才会给予原宥，给予拯救。中共作恶多端，至今毫无悔意，不时变本加厉。此时此刻原谅共产党，无异于做千古罪人。

49、中国历史阶段应该如何划分？

中共当政之后，以马克思的历史观， 即所谓“五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把秦朝以前划为奴隶社会；把秦朝以后，划为封建社会；把中共自己的当政，划为“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向“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这种划分的粗暴与扭曲，是如此的明显。且不说中共本身远离“社会主义”，更近“奴隶主义”。就说针对古代历史，“五阶段论”也是肤浅和荒谬之至。例如，远在秦朝之前的周朝，虽然也是专制王朝，却是远比秦朝开明的温和专制王朝；紧接在秦朝前面的春秋战国，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鼎盛时代，“仁政”、“非攻”、“以人为本”等诸子学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其说周朝和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不如说残暴的秦朝才是奴隶社会。

实际上，除了远古质朴无争、天下为公的尧舜部落时代，以及近代稍具共和与民主雏形的中华民国之短暂穿插，应该说，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属于封建专制社会。区别祇是：开明的专制与黑暗的专制；温和的专制与极端的专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世人见证了两个最黑暗、最残暴的极端专制政权：其一，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建立的暴秦；其二，毛泽东和中共依靠谎言和暴力建立的共产暴政。相比之下，共产党的黑暗与残暴，又远远超过秦廷。

毛泽东有言为证： “秦始皇算什么？他祇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果然，毛泽东与共产党当政，制造出7000万冤魂，比历史上任何暴君和暴政制造的死亡总和还要多。秦始皇与毛泽东，一个身在2000年前，一个身在2000年后，两具幽灵，交相对照，折算时间系数，中共政权的倒退、反动、与野蛮，行迹昭然。

50、中共与晚清王朝何其相似

毫无疑问，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后期，当今中国，可称之为“后共”时期。对比晚清与后共，这两个相距百年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本质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电视剧《走向共和》，正因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惊人相似，被指“影射”，而遭到当局封杀。

经济上，19世纪，闭关自守达200多年的满清王朝，受到当时来自境外海上贸易（全球通商）的冲击；而上世纪末，闭关锁国达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面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挑战。政治上，清廷面对国内外立宪或共和变革的压力；中共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

晚清与后共，两者的口号、事件、与人物，甚至可以完全划上等号： 晚清主导的“洋务运动”，等于后共实施的“改革开放”；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于后共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晚清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等于后共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军事现代化”；晚清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于后共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晚清首创“十里洋场”上海，后共炮制“经济特区”深圳；晚清声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共吹嘘“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外交上，晚清有“外须和戎”，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共有“韬光养晦”，故签《中俄边界条约》、搁置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等主权争端。

失败的“八九民运”，等于流产的“戊戌变法”；主导“六四”镇压的太上皇邓小平，就是扼杀“戊戌变法”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被软禁的赵紫阳，恰如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忧心忡忡的后共高龄总理朱镕基，就是苦思极虑的晚清老宰相李鸿章；今日劣迹斑斑的中共“太子党”，正是当年骄奢淫逸的晚清“八旗子弟”；至于官场腐败，百年后与百年前，不仅酷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关键的一点：满清是历史上公认的外来政权；严格地说，中共也是外来政权，一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的怪胎。毛泽东与中共，批孔孟而崇马列，就是最好的见证。

惊人的相似，不仅见于体制内，也见于体制外。清廷腐败，但晚清多数留学生，仍对其效忠。大名鼎鼎的严复，是当时留洋海外、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回国后，不仅没有为中国的彻底改造鼓与呼，反而与杨度等守旧势力同流合污，组成所谓“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谓之符合“中国国情”。中共祸国之时，也曾有负笈海外的“导弹之父”归国拥护，甚至伪证“亩产上万斤”为“科学”。时至今日，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学人，依然保持对共产党的迷信。有人变身“海归”后，甚至倾其所学，“贡献”于封锁互联网，与独裁者合谋，剥夺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助纣为虐。

首发北京之春

 

读李零的这本书，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本书的书名，《丧家狗》感觉挺好的，挺对我的心思。

以前我有一个想象，我心目中的儒家圣贤，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他们都在干什么？我想象出一个形象：他们做了一个笼头，要给牲口套上，最好还挂上铁嚼子，要把牲口管住。但他们的笼头不是用绳子或皮条做的，更不是铁的，而是用橡皮筋做的，对统治者有约束又不那么硬，很体谅很照顾，这就是儒家的礼义制度。他们套的也不是马，而是虎豹，是猛兽。孔子和孟子想方设法给猛兽套上笼头，却总也不能成功。到了董仲舒就更明显，他说自己能解释天意，想用天意来约束皇帝，把约束硬化，挂上铁嚼子，结果被弟子告发，差点丢了性命。

儒家圣贤到处巡游，努力游说，努力驯服野兽，这个故事，与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很匹配：《驯火记》，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也行。这是从积极方面来谈。从消极方面来谈，他们又不太成功，在汉朝之前真是屡战屡败。屡战屡败的形象，就是“丧家狗”的形象——找不到采纳他们主张的人家，走投无路，理想和个人前程都找不到归宿。

这也是有道理的。儒家要驯服统治者，要驯服暴力集团的首领，但那时恰好是暴力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暴力竞争会选择不仁不义，被仁义道德捆住手脚的人很容易被淘汰，《孙子兵法》在讨论将领品德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意思。在这种形势下，儒家的努力一定会失败。丧家狗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李零描绘的孔子形象，和我的这种想象非常接近，只不过一个说正面，一个说反面。一个说屡战屡败，一个说屡败屡战，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第二点，这本书读了多一半，现在已经有两个说法改变了我的老看法。

第一个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我以前的理解来自朱熹的解释，直就是公平正直，不偏不倚，给一个恰如其分的回报。李零把“直”解释为值，你对我造成的怨是多少，我还多少，两个是相称的。这个解释，我看了前后的考证，我更偏向李零的解释，一报还一报。顺着这个理解，究竟什么算值，怎么才算恰如其分，也可以引出朱熹的意思，但更有根据，更深入，挖出了“对等性”这条衡量正当性的标准。对等性，在法律上体现出来，这个罪判三年、那个罪判五年，就体现了当时人认为的直，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规定，这是从值得的值引申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仁义”的“仁”。我满脑子关于仁的想法，都是宋儒那一路的，都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仁者爱人”，就是没有人欲之私，纯然天理。这条思路似乎在文革中得到发扬，不断强调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随时准备为人民和历史规律献身。我觉得这就是仁。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仁。那时候我还有点不理解，孔子说仁来得很容易，“我欲仁，斯仁至矣”，热爱人民似乎是很容易的事。真是这样吗？我努力实践的时候，发现并不是那样的，对人民的实际感觉很复杂，想热爱并不是真的就能爱起来，你去爱的时候，不断被人民泼冷水，有时候还能激出反感。我欲仁，斯仁不至。努力再三，反而体验到自身的虚伪矫情。那时候对自己的感觉就很绝望，觉得自己简直无可救药，内心那么阴暗，没有对人民的满腔热爱，这一生就注定远离光明和广大深切的幸福。

我看了李零的解释，“仁”就是人首先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比起宋儒至公无私的解释来，这个解释就更容易操作了，只要我们想做到，确实就能做到。如果把儒家的这些东西看作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基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那么，李零解释的这个仁，就是更可靠的，更能容我们安身立命的。我对这一点收获感觉很好，对我现在和将来的道德实践都有帮助。

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必定要大量依赖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各种体系和概念，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有流传至今仍然有活力的概念。我们做传统的创新工作，进行传统的再创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需要一些基础的、最重要的构件，房柱、房梁，砖头瓦块等等。总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得结结实实，干净利索。这些工作非常重要，李零做得很好。

第三点。我把我正在读的李零这本书的几段，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做了对比，看看两个本子究竟有什么差别。

我以前看过一遍半《论语》。第一遍是在读大三的时候，当时抄了一遍，很认真，自己觉得懂了，现在想起来也没有读懂多少。还有半遍，有的时候遇到什么东西，翻翻查查，用的版本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解释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性，天理私欲的，总在宣扬他那一套。我看了经常不服气，老想跟他争吵，反而忽略了《论语》本身。这回我看李零的解释，就没有这种感觉，李零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做过度阐释，还提供了很多背景知识，古文字的知识对他的解释也大有帮助。我跟李零就不打架。

我念几段李零跟朱熹解释不一样的地方。

14.7，“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诲”，从字面上看就是劝导、教诲，但是你能教诲你的上级领导吗？这个“诲”我就不懂，朱熹也没有解释。李零说，在古文字里诲字和“谋”字写法相同，参谋的谋。替人着想，替人出主意。这个解释就顺了。

14.6，“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和仁是什么关系？小人和仁又是什么关系？李零说，君子是有两种，一个是身份的君子，一个是道德上的君子，小人也有身份上的小人，道德上的小人。朱熹就没做这种身份与道德的区分，他说有的时候君子会疏忽，于是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李零的解释是，有君子身份的人，未必就是道德上的君子，而道德小人和身份小人基本是重合的概念。这个解释就比朱熹有说服力。

14.5，“羿善射，奡荡舟”，“奡荡舟”我就不懂，朱熹说这是“陆地行舟”，我想象不出“陆地行舟”是什么意思。李零解释了一句，是拉着泥橇或雪橇那样的东西，我大概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要不然我以为是字错了，或者后人的记录有误。

类似的情况，我在两三页之内连续发现了三四处，每一处都比朱熹的高明。我以后再查什么东西，就要用李零的本子，感觉比用朱熹的本子踏实，抵触小得多，收益也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

 

自从胡锦涛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各方面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群众对党中央的意见也是越来越大。过去，马上会有人说是敌对势力捣的鬼，比如说自由亚洲电台，但是，实事求是，痛定思痛，检查内因，与胡锦涛不老实有关系。共产党不是有内部生活会的制度吗？我们不妨虚拟一次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一议锦涛同志的不老实，挖一挖思想根源。什么叫不老实呢？这就是小聪明，玩花活，耍滑头，说瞎话。当然，同志们并不认为胡锦涛老奸巨猾，阴谋诡计，问题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做人做事不老实，的确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

曾庆红说，锦涛同志贯彻中央的“先进性”决策，表现得不老实。说得天花乱坠，外界评论说是胡女散花，比那天女散花还厉害。但是，中国面临这么多棘手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错失了良机。各级干部都跟着天女散花去了，还有谁真抓实干呢？连政治局也感受到压力，实际工作受到影响，我自己也不例外，也要检讨。总之，中央部署的先进性教育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问题算哪门子的“先进”？这就是玩花活。希望锦涛同志检讨不老实的问题。

吴邦国说，锦涛同志在处理陈良宇案时，私心太重，也是不老实的一种表现。如果真要抓腐败问题，就老老实实反腐败，追到哪里算哪里，让群众知道是怎么回事，陈良宇的案子一点透明度都没有，连我们都蒙在鼓里，上海的党员干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怎么能行？我不知道你是真反腐败，还是泄私愤、图报复。如果是为了十七大，把反腐败作为完成人事布局的手段，这就是耍滑头，不正派，我认为不可取。希望锦涛同志检讨不老实的问题。

温家宝说，锦涛同志比较爱说空话，不知道算不算是不老实。以前我觉得是宣传上的需要，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最近空话变成了瞎话，太多太过，影响了中央决策过的部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很负面的影响。过去锦涛同志只是在理论领域说空话，给马列主义染头发，多点装饰，没什么副作用。谁知道现在发展到编造数字说瞎话，此风不可长啊。报上说什么上访民众大幅减少，什么群体事件大幅减少，什么污染排放指标大幅改善，这种瞎话要不得啊。有些负责干部坐在办公室里编排数字，让锦涛同志满意，自己可以升官，这是对老百姓的犯罪。我们没有独立的媒体监督，养成干部睁眼说瞎话的恶习，群众信以为真，我们也被蒙在鼓里，妨碍了及时治理，后果就很严重。希望锦涛同志检讨不老实的问题。

最后，本着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大家提议锦涛同志停止染头发，认为他鹤发童颜也很好，既自然又实事求是，不必一定黑发才童颜嘛。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减少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不老实的印象。当然，这一条仅仅是建议，供锦涛同志参考。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向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 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这，正是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

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世界性关注，与独裁制度相结合，也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本书把作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用生动的例子，从各个层次论述了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演变成独裁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

书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

作者介绍──

刘晓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中国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出狱后，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曾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

1996年10月8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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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这是一个伊朗导演的名字，我想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名字就是一种电影的名字。在《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一书中，收藏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黑泽明觉得阿巴斯的电影很了不起，无法言表，他的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表达成为关于某种电影的神圣气质的格言，“雷伊(Satyajit　Ray)离开我们之后，我曾非常伤心，但看过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后，我感谢上帝送给我们一个优秀的接班人”。黑泽明也往生而去，这句给予阿巴斯殊荣的话，却会永远留在一种影像的信念中。

阿巴斯的电影很少使用“特写”，但是对于这位电影导演以及他的作品真的非要特写不可。所以读此书的最好办法是试着以这本书中洛朗·罗特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驯服观看的人”这篇文章为核心，对照阿巴斯自己的言论，做一种带有跳跃性的互读。

关于阿巴斯的电影，戈达尔好像也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终于阿巴斯”。对于我而言，格里菲斯给电影一个可以讲述故事的起点，那么，按戈达尔关于阿巴斯的判断，电影讲述故事在阿巴斯这里就告以终结了。阿巴斯的电影的这种终结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电影的记录和虚构的两种思路到了阿巴斯处没有对立和矛盾，一起和谐共生起来。

洛朗·罗特在文章中说，“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或之后，似乎基亚罗斯塔米都不存在选择记录片还是故事片这样的概念，电影中迫切需要代言一个问题，因而，想像的权力最为重要：记录片或故事片则无所谓。”他还用希区柯克自己解释电影的“戏剧之谜”的概念“麦格芬”来讲阿巴斯的“虚构”是“麦格芬的艺术”的变形。这些话都很有道理，其他方面例如长镜头之类讲得也很深刻。洛朗·罗特在很短篇幅的文章中要搞清楚阿巴斯，并且是要把阿巴斯的电影放置在一种西方电影史的脉络和西方电影修辞史的脉络中去讲。

这么讲，好处是对有了这个基础的人能比较“明白”阿巴斯，这么讲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对没有这个基础的人来说，这篇文章就其实很深奥了，但是这么讲最不好的地方是，阿巴斯也许本来就因为不在此语境而超拔出去了，现在要安放回来理解，这样虽然理解了，但是会有点点“隔”。

当阿巴斯被问及伊朗是否有类似美国的“公路片”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的惟一一部这类型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飞轮喋血》”。《飞轮喋血》又翻译为《疯狂的决斗》，此片在中国大陆公映过，可以称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导演生涯的真正起点，在这部低成本的电视电影中，斯皮尔伯格用标准的“反记录”的语言，全片依赖近乎标准的好莱坞说故事的语言说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反故事”，在这个电影中，纠结人物冲突的“麦格芬”彻底无法具体物化，冲突双方全然可以用“神经病”和“无厘头”来概括。

阿巴斯提到这个片子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也没有进一步评价。这部片子和阿巴斯的电影有一些可作对比的地方，阿巴斯的电影的“麦格芬”，看起来是一个“作业本”或者“一组葬礼照片”，但其实更像一个神圣化的东西，比如“诺言”和“爱”，就是人性直达神性一样的东西。阿巴斯的电影就是依此展开人物的故事，而且绝对在一个“虚构”的结构中展开，但是他在展示这些人的行动的时候，人物行为在日常中应该拥有的节奏、呼吸和完整又极为尊重地保留下来。阿巴斯说他的电影出发于一个视觉的图像，这个视觉图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可以通达高妙之处的“开口”，或者说是情感释放的“种子”，还说他的电影不能在没有看到外景之前写剧本，这也说明他需要把这个“种子”寻找到真正生机勃勃的土壤，然后，这颗“种子”却是要发展为“虚构”之树的。其实，戈达尔也天才般地表达过，虚构从凝视就开始了。

黑泽明和阿巴斯见面谈话的时候，那篇对话的记录中信息最多的是如何和“演员”工作。黑泽明是看大量电影，又严格按照自己的设计图纸拍摄电影的人，阿巴斯是看了很少电影，又能够在最初惶恐于电影讲述的语言规则后，寻找了一种近乎自由书写方式的导演。这两个人在一起关心的最多的问题是“演员”，道理其实应该很简单，因为其他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还有一个环节你是不可以绕过的，那就是“人”，“演员”是活生生的人，“演员”也必须演出活生生的人。所以，电影到最后就是“凝视”人世间。

□延伸阅读

《随风而行：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诗集》，(伊朗)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著，李宏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26.00元。

 

 

我读书向无计划。当然兴趣有高有低，有雅有俗。但对于读书，我天性里多少还懂得要讲一点品位。好书如同好茶，不只是解渴，还要来细品其中的意韵，让思想有一点余香，让情绪有一点缱绻。我以为读书也似做人，断不可太功利。缺什么补什么，固是一种读法，但凭着兴味来读书，似乎于我更相契。所以我读的书，很杂，很乱，然而于我的人生却大有裨益。一个人的阅历总有限，借别人的眼同笔，或许我们就进入了另一种人生的洞穴，得窥了不同的生命的风景。通常，世界名著之所以为世界名著，除了写得好，更重要的就是提供了这样的风景。

但是实话说，并不是世界名著就那么好读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喧嚣与骚动》还有《罪与罚》，我就没有读得完。读书也如交朋友，有些人甚好，但就是不与你投契，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只有敬而远之。但是有些书，你一读便放不下手，且还不愿意读得那么快，要好好享受，慢慢过瘾。读完了，叹一回气，说：唉，怎么就完了！这样的书，我去年读过的就有好几本：《你好，忧愁》、《逃跑》、《绝望》、《夏夜十点半》，还有《老残游记》。喜欢的书，亦可一读再读。今年过年时节，闲暇颇多，于是翻出《红楼梦》，再来读一遍，只觉得曹雪芹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人物，样样写得细致，活活如在眼前，细细的精彩无处不在，佩服他一枝笔写得开，浓词艳赋亦是把人往情绪里带去。想起市场上那些畅销书，哪一本当得它。心里就说，有些经典一经成了绝对标准，你看了它，看什么于是皆看不顺眼了。如今许多的书其实很垃圾，却也卖得有模样，写的人很蠢，读的人更蠢，反不如把真正好的书再来读一遍，温故而知新，练一双瞧不起人的眼睛来，也是一门骄傲。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把人的骄傲读出来，才不至上烂书的当，且有鄙薄烂人的本钱了。

中国的当代作家，有几位的书，我见着总是要买来读。比方韩少功、史铁生、阿城还有王朔。除王朔外，其余几位的书并不怎么流行，但显见得，他们的书比流行的书要好得多。因这几位有智慧、有才情，有趣味，且字里行间又秉有人格魅力。还有一条：真正的好东西，差不多流行不起来。总的来说，当代中国作家依然是乏善可陈。有虚名的多，有水准的少。早一晌我读完美国作家杜鲁门的长篇《冷血》，虽然也算是畅销书，但那种水准，及杜鲁门所具备的那种学养、思想、视野同境界，包括驾驭语言同题材的能力，目前国内恐怕尚无一位作家可以望其项背。何况他还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呢。但中国的作家少有悲哀，多有得意。这是令人感喟的。

读书的方式，古人说是“三上”。我以为最愉快的方式是在旅途上。去年我到丽江去，同行有五六个人，邀约了逛古城，我说你们去吧，我一个人乱走。其实是一个人跑到山顶上一家客栈里，那客栈可以鸟瞰全城，也有茶喝，就叫来一杯茶，从袋子里摸出一本书，把半部书一气读完它。又还坐着，叫了饭菜，边吃边回味书里的种种妙处好处，这快活别人不知道，唯我自己知道，是所谓的“偷着乐”。另一回是在大理，住在一个带后院的客栈里，客栈有书吧，后院里有花草，太阳也是响亮得很，就抽一把竹靠椅，躺下来，把一本书举得高高的来读。读得倦了，又把书盖在眼睛上，懒懒困上一觉，有蝴蝶在脑壳边上飞来飞去，那情形极是有诗意。人生得着这样的闲暇，有阳光山水同一册好书相伴，真是幸甚至哉。

我一双腿算得勤快，喜欢各处走动。看看不同的世界同人生，听到不同的口音，望到不同的面孔，这是干甚么？这就是沈从文公说的，读社会这本大书。其实最难读的书，亦是最有益的书，便是社会这本大书。

(何立伟，作家，现居长沙。)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八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中国当局因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一小条纪念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广告便解雇三名编辑的作法。

《成都晚报》在六月四日版的报纸上刊登的一条小广告”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见照片右下角分类广告文字部分)。

据悉，由于中国媒体对六四事件十八年的彻底封杀，使得不少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东西，而本次同意发表广告的年轻编辑其实并不理解广告的含义。

广告刚刚刊登出来时，一些海外媒体还猜测是否北京在六四平反问题上或许有所松动。特别是六四当日北京当局还首度允许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到儿子遇难处祭奠。

不过，报纸编辑遭到解雇的作法至少显示，六四仍然是北京方面一个不可触动的禁忌话题。

这一小则分类广告六月四日出现在《成都晚报》第十四版右下角。

消息传出时，《成都晚报》员工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查询时表示，可以回答记者任何查询，但不会就分类广告此事作评论。

这位职员表示： “任何人、任何部门都不会就此事作评论。”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它造成了怎样的祸害？这对中国的文明进程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只有经过认真反思，才能认识过去，看清中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正以苏联为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满怀信心地奔向明天。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至高无上的领袖斯大林滥杀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者的罪行，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极大的震荡，波兰和匈利牙出现了动乱，并开展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大讨论。毛泽东感到要吸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情况，先后在内部发表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感到要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对解放后一些年中，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一提不同意见，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的压抑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来临，唤起了对共产党提意见和参政的热情。特别是听过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录音（与后来经过修改后，公开发表的文有很大不同），感到欢欣鼓舞。著名翻译家傅雷给他儿子傅聪的信中就说：“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贯通了的人。”当时，傅聪正在波兰学习，对波兰政局剧变感到战斗。傅雷劝慰他的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着极大信任对党提意见的。他们都没有想起脖子伸长了，是要掉脑袋的（傅雷夫妇后来双双自杀）。

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为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举行了许多座谈会。

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登载学校系统座谈会报道，作了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说明他当时是想听取意见，通过整风来改进党风的。但是看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报道，谈到民主党派如何长期共存、有职有权，如何改变以党代政等批评，感觉就不同了。在看到批判“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批判”，“好大喜功、急攻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偏差等时，就感到不能忍受了。毛泽东想起当年他只有8元钱工薪，当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不就被北京大学教授看在眼里的情景。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要“硬着头皮听”，作好反右派的思想准备。那些身为民主党派领导的大知识分子并不知情，还是怀着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高质变的“右派言论”。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特别是6月1日在民主人士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子报》总编辑储安平后来被称为“党天下”的发言，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士’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人们奇怪，原是响应号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出尔反尔，忽然竟变成是“引蛇出洞”的阴谋呢？毛泽东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整风受到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义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最近这段时期以来，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对他们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历史浩劫，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浩劫造成的祸害：

一、使当时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55万（官方公布数，实际远不止此数），原来是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到大学生，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顷刻之间论为社会贱民，受尽摧残。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社，是一个对建设新中国满怀激情的青年集体，所办的青年报不但为青年喜爱，也为中老年欢迎，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反右运动中竟有1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两位副总编辑和象刘宾雁这样的骨干。作为副总编辑之一的我，是一个15岁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并没有任何反党言行，却因1956年团中央高层领导会议上发表过青年团改革的言论，到1958年反右运动已结束时，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法学权威江平等等，说明许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精英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落后贫困的中国，经过长期战乱，百业待兴，正需要原本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大献身手，为国效力，他们却被劳改、流放长达二十多年，许多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其摧残岂是数十万社会精英，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有人说，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500个科学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就会倒退半个世纪。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中国一下子失去的知识精英，何止成千上万！

二、破坏了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中结成的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爱国同盟）使一些民主党派名存实亡，中国完全走向一党专政。

三、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三者，民信为先，民无信不立，民众不信任，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反右使解放后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诚信，人们分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是阳谋还是阴谋。

四、使人民内部分裂成为所谓左派与右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为地制造人与人相斗的所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人人彼此戒备，不说真话。为了一已，不惜背信弃义，诬陷、告密，互相残害，使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的传统美德，丧失殆尽，形成亲不爱、子不孝、人相恶，与社会和诣完全背相背的恶劣社会风气。

五、使知识分子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民族智慧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扼杀了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使半个世纪来中国出不了大师级人才，攀登不了世界科学和艺术的高峰。

六、反右运动扫荡了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使领袖的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全国公社化、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蛟神”的文化大革命，无不一声令下，立即横行全国。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陷于一场又一场的大灾难，大悲剧的噩梦之中。

人们只要清醒地面对这些惨痛的祸害，能够相信反右派运动是取得伟大胜利，“反右斗争是必要，缺点是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之谈吗？

《这是为什么？》这是反右运动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发出的问题。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反思中渐渐醒悟过来，这是为什么。原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浩劫，表明中国有延续两千二百万年的根深蒂因的专制主义传统。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反掉专制主义。五四运动掀起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思潮，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救亡压过了启蒙。直到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只是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而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阴影下解放。毛泽东曾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在批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中，又肯定秦始皇的专制制度，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他还表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说的马克思，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屠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的斯大林。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本来就按苏联一党专政的模式建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政被揭发后，毛泽东为斯大林辩护说，这是因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而不是由于苏联的专政制度。波兰、匈牙利发生动乱后，毛泽东又说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1957年5月发动整风，毛泽东心中的尺度，原来是不触动专政制度的改进党的作风。因此当他看到一些能动专政制度的批判，超过他的限度，就立即警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本来是开门欢迎批评，立即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样也就可理解，他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因为毛泽东专制主义的思想本来是一贯的。

还应该看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是一贯的。《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1925年发表的时候，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中就包括“反动派知识阶级”，他们是银行、工商高等员司、政府的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说“这一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反革命派。”这类“极端反革命派”，显然包括拿二三百元月薪，而不把只拿8元月薪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放在眼里的那些大学教授们。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把大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作特务、反革命进行清查。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连续不断地发动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先是电影《武训传》，把文艺界、史学类、报刊编辑、记者，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列入批判对象。堆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逝多年，也遭到批判，并殃及他的子弟。接着发动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定性属于资产阶级的原罪。为了“脱胎换骨”效忠共产党，他们不得不作辱没自己人的检讨，努力着成自己的奴性，而不得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接着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把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与朋友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作为反革命的罪证，使2100名文艺界骨干都被当作“胡风分子”进行迫害，大批被逮捕入狱。胡风本人被蒙冤达33年，直到他死后三年才彻底平反。接着就是祸及我国知识分子近三分之一的反右运动。接着就遭“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蛟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上这一切表明，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大劫，不是偶然的，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中华要振兴，要走21世纪全球化的竞争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首先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

二、要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必须使知识分子有做人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三、要使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自己的思想，必须有知识与赖以生存的环境，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因此必须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铲除专制主义的顽根。
2007年4月9日

钟沛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因年事已高不能亲往美国参加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运动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特为会议提交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