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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愁的预感》 作者：吉本芭娜娜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12.00元}

　　吉本小说的传播：语言浅显化

　　在日本，吉本芭娜娜是与村上春树齐名的作家，她的作品《厨房》90年代就引进到了中国，还被香港改编成电影《我爱厨房》。吉本是姓，芭娜娜则是英文的“banana”（香蕉），取自于作家最喜爱的香蕉花。

　　正如她名字的构成，吉本芭娜娜的写作也是日本与西方的结合体。与前辈作家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不同，她试图超越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殊的或者局限性的东西，寻找并挖掘人性中相通的成分。一般说来，文学是显示和张扬个性的，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在缩小，人与人的精神世界也逐渐趋同化，形成了更加普遍的共性的因素，年轻人尤为如此。吉本芭娜娜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以作家的敏锐展示了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变化，使她不仅获得日本读者的追捧，也赢得西方人的青睐。

　　我个人以为，她的书获得西方的认同，与其文字的口语化和叙事的平实有很大的关联。中国作家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在英国走俏可能也如出一辙。虹影的小说剔除了汉语中许多模棱两可的修饰，以单纯甚至标准化的现代汉语讲述故事。这种近似讨巧的叙述方式也许对本民族语言的个性会造成弱化和消解，但从全球化文学流通的立场来考察，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

　　吉本小说的特点：“情绪”先行

　　吉本芭娜娜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俗性”和“商业性”。她一直希望最普通的人也能够阅读和理解她的书，这恰与村上春树“尽可能让作者与读者处于并列位置”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认为：小说是“一对一”的艺术，读者与作品应该是“一对一”的关系，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类似于生产者与顾客的关系。当然，吉本芭娜娜并不是被动地追随读者的癖好和趣味，而总能深刻地洞察和掌握读者的心绪，甚至是深入他们潜在的生命空白点和寂寞的心灵角落。

　　一般来说，小说的写作或“主题”先行或“故事”先行，而吉本芭娜娜的小说是“情绪”先行。她说：“首先有情绪，再将与之吻合的情节从外部引入情绪的容器当中而成为小说，所以情绪高于一切。”对“情绪”的崇拜与迷恋，使她的小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调调”，这种“调调”弥漫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像药一样让人上瘾，也像药一样为人疗伤。这让我想起国内新近的几位作家，比如安妮宝贝、张悦然。

　　正如吉本芭娜娜所说：“生命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写作和阅读又何尝不是一种“疗伤”的过程呢？它安慰心灵，平复伤痛。

　　吉本小说的母题：死亡与新生

　　《哀愁的预感》是吉本芭娜娜24岁时写的小说，也是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虽没有浸入那种所谓的“调调”中不能自拔，但还是被她暧昧的文字和迷离的情绪所触动———尽管她反复声明讨厌“暧昧”这个词。我对读者的忠告是，读这部小说你一定不要被她推崇的情绪所迷惑，因为在情绪的流动之下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谜一样的事实真相。

　　小说中的弥生是个有超能感应力的女孩，她借助梦和幻觉感觉自己的亲生父母早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而远离自己独居的阿姨与自己的关系也非同寻常。

　　带着这些疑问，弥生瞒着现在的父母开始了对自己家族创伤性过去的探寻。谜底和往事开始显露，一个家庭破碎的悲伤历史逐渐被揭开。亲生父母果然死于一场意外，姐姐为了逃避伤痛以阿姨的名义隐居乡下。最后，弥生终于找回了姐姐，也找回了记忆深处被遮蔽的创伤，被遗忘的血缘和亲情得以真实地复原。

　　小说其实主要写了两种对应的人物关系：弥生与阿姨雪野；弥生与弟弟哲生。两种关系表面看似乎都隐喻着伦理上的错乱：雪野其实是姐姐，却由于一场家族灾难变换了角色，成了阿姨；哲生是弟弟，但她却与他发展着暧昧而尴尬的恋情，因为她坚信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弥生找寻姐姐的过程也是她寻找自我和证明自己恋人的过程。姐姐仿佛是自己的过去，是根，是来处，而弟弟则代表着现实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当姐妹俩重回造成创伤性记忆的故地，凭吊父母亡灵的那一刻，两人终于取得了身心交融的身份重合与认定。

　　弥生与弟弟哲生的爱是小说中最为敏感和暧昧的部分。两人由心灵与身体的触碰，发展到拥抱、接吻，这些过程和描写无不伴随着淡淡的禁忌、默契与依依不舍。他们仿佛受了神的旨意或暗示，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本来并不存在的禁区，体味着男女之爱的颤栗与呼吸。

　　小说起始于死亡和心的残缺，归结于新生和爱的完满。这便是吉本芭娜娜在《哀愁的预感》以及所有她的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一个母题。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当世界的所有人突然间感染了同一种孤独的病的时候，吉本芭娜娜这样的作家就显得重要和不可或缺，哪怕是有人不喜欢她的“调调”，但总有人喜欢，这就足够了。

 

　　简·卡莱尔的宿命

　　《书城》，2007年第5期

　　《还有简·卡莱尔》（黄梅）一文的启发来自钱钟书先生，除了萨维奇之外，钱先生的笔记里还提到了简·卡莱尔：“维多利亚哲人”托马斯·卡莱尔的夫人。简嫁给了穷小子卡莱尔———“我怎能和惟一理解我的魂灵分手呢？”其书信艺术与思想均佳，她完全可以跟萨维奇相提并论。

　　遴选诗歌批评家

　　《诗歌月刊·下半月》

　　按“中间代”诗人的口味，本期推选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每一个奖、每一种评选活动，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评选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推动人们对诗歌及批评的尊重，或者说，“把读者升华为批评家”，与此同时，“把批评家还原为一个普通读者”。

　　不确定的渔隐街

　　《山花》，2007年第5期

　　《父亲还在渔隐街》（范小青）是很耐读的小说，简单情节寓意深长：为了供女儿娟子上学，剃头匠刘开生进城挣钱，一走就是十年，汇款单和手机号成为父亲存在的符号。母亲病逝后，娟子进城寻找父亲，她发现很多人都在寻找父亲。生活虽然细碎，但作者能以简见繁，功底不凡。

　　夏季小说专刊

　　《纽约客》6月11日

　　曾以《耶稣之子》享誉文坛的丹尼斯·约翰逊即将推出九年来的新作《三支烟》，本期刊登了其中的节选。1966年的夏天，越南战争正处于白热化，水手比尔·休斯顿在夏威夷休假，试着弄明白在家庭和战争中他的位置，而他的弟弟正退学出来决心参军，努力想看清楚自己的欲望，这是一篇对越战时期美国青年状态的有力描写。新人David HoonKim的处女作《情人的哀伤》则表现一位从小被人从日本收养、如今生活在巴黎的丹麦年轻人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以及他与一名日本女留学生的情感纠葛，杂志评价这篇新人之作惊人的成熟，对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和感情交流的困难，对欧洲人口构成日益复杂化之下国籍身份的本质，有着独到的表现。

　　历史学家和迪斯尼

　　《伦敦书评》6月7日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五个德国》用个人记忆来呈现、剖析德国历史的变迁，但是杂志的书评人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认为这位历史学家丝毫未能利用个体经历折射出时代，反倒满足于沾沾自喜地炫耀自我的成功，仿佛学术、政治和媒体的小圈子之外的世界几乎不存在一般，由此也没能带来真正有深度的历史反思。迪斯尼也是一位被反复研究的对象，最近又有几本新传记问世。在迪斯尼传记的写作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作者究竟打算把迪斯尼娱乐的成功归功于沃尔特本人，还是聚焦在其他的因素上，当代的传记作者会更加平衡，但还是很难推荐出一本真正权威的论著，NealGabler的《沃尔特·迪斯尼：传记》易读而翔实，但总是用陈词滥调的心理学元素解释迪斯尼。

 

●人物谱：海岩、侯耀华、易中天

海岩最近很上火，也不知被哪位惦记上了，网络隔三差五就跳出“海岩雇用枪手写作”一类的帖子，而且越来越活灵活现。向来“一笑了之”的海岩笑不出来了，扛着1000万字的手稿召开发布会，还找来证人为自己申冤。

海岩自称职业商人，业余作家，却比作家都有钱，比有钱人都有文化，对酒店老板说自己写小说，对作家说自己打理几家酒店，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啊？海岩之所以被怀疑，从技术角度讲，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太高产了，每天要工作八小时，要人前人后，鞍前马后，产量却大得让职业作家都自卑。再一个原因是他已经没生活了，他是个富翁，但他的书中却有大千世界，这是用想象力可以解决的吗？

这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关系危机。商人造假，作家抄袭，这都是严重的职业道德事件，而作家、艺人面对危机比较低端的处理方法，让人为海岩捏一把汗。就拿最近的王朔唾骂侯耀华事件，面对王朔的挑战骂阵，侯耀华一言不发，这必给公众造成两个印象，谢东是真的私生子，侯耀华是假爷们。被人堵着门骂都不敢还嘴，危机公关意识与手法都不堪一提。另一事件为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状告媒体，因为某作家指称是他告发了贾樟柯。王斌比侯耀华危机公关意识有进步，但手法不公开不透明，没有开发布会，没有严正声明，公众仍然不明白你玩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在还原真相还是遮蔽事实。

面对网络质疑与公众疑问，海岩应对危机的策略要胜出一筹。首先不是打击对手，而是澄清事实，这一步走对了，扛出据说有两米高手稿，对对手的打击是有力量的，这就逼迫揭发者要么现身对质，要么销声匿迹。

但海岩仍然有纰漏，他找来为自己作证的人选完全错了，三位图书编辑一个影视制作人，都有求于他，都是有利益关系的商业伙伴，身份上的敏感，难免使人对证人证词的可信度表示怀疑。

反倒是一向言辞尖刻的王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海岩自古以来每日两千字那是出名的”，具有较高的公众说服力，而且并非海岩请的，所以媒体客观上帮了海岩。尽管努力力挽狂澜，但几轮网络批评下来，对海岩的品牌造成的伤害已经显而易见。

六一儿童节前后，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易中天在六一晚上夜闯少林寺，拜会释永信。并把释永信比喻为佛教界的易中天。细细想想，两人还真有些共同点，用佛教用词叫做心猿意马，可打油一首形容之：老师不讲课，和尚不打坐，佛祖心中留，名利穿肠过。

另外有个建议挺好玩的，儿童教育专家孙云晓说，六一儿童节按成年人的思维模式，制造隆重的欢乐气氛，需要批判。他建议将儿童节办成儿童狂欢节。如果真有人听他的，可算为小孩子做下了善事一件。

^{本期总榜榜首《女心理师》（下）重庆出版社}

　　「榜评」

一个漂亮的擦边球

　　本周“百家讲坛”和股票、基金类图书仍是市场主流。事实上几个月以来，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细看分类，非小说榜单上有6本书都与“百家讲坛”有关，《孟宪实讲唐史》借签售之势，曾一度冲到过榜首，但看来不及《品三国》和“于丹心得”系列来得有后劲。上周经管类图书中只有两本是非投资类的，本周稍好些。

　　要临时抱佛脚啃“必读全书”的多半是入市未久的新股民、新基民，目前大盘跌宕起伏，在此局面下，难说这些读者是否还有学习热情。

　　而《女心理师》继续爆冷，停留在榜首。上周我们分析过，大众对心理类图书有隐蔽的阅读需求，但要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还是蛮难的。毕淑敏本身是得到市场一再认可的畅销作家；军人、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的经历、身份为读者所了解；之前也曾写过通俗心理读物《心灵七游戏》———这些因素累加起来才有这本心理题材小说的受欢迎。其实都市人是近两三年才对所谓“亚健康”、“忧郁症”等心理问题、疾病有所了解，有时候虽然隐约感觉到自己也正处于某个边缘，需要调整，但无知、怠惰、自我蒙蔽等仍占主导，对书名、写法上过于专业、严肃的读物多少有抗拒之心，未必愿意主动亲近，《女心理师》算得上是打了个漂亮的擦边球。

　　但人在倦怠、困乏之余自然而然会想放下面具，寻求放松与慰藉，本周榜单上有好几本“可爱”的新书便是证明。高木直子《一个人住第五年》在分类榜单上停留很久了，茫茫大都市里“渺小”的女生，率真、坚韧，偶尔软弱，始终怀抱梦想，打动了无数读者。

　　但这种私人生活体验多少有难以为继之感，《150life2》就显得比较一般。不过，最近出版的《一个人的第一次》选的角度很能触动人：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送男生巧克力，第一次熬夜，第一次投稿，第一次打工，琐碎而幽默。看着她犯傻，读者也开始一边爆笑，一边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相形之下同时出版的《一个人泡澡》就显得太地域化。日本人的泡澡习惯与文化，与我们读者多少有些隔阂。高木直子前几本书用的都是台湾大田出版的译本，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只有《一个人泡澡》改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归入“百世文库·绘本馆”，装帧也稍有变化。围绕“超人气绘本天后”看来有一场争夺战呢。

　　本期榜评人：kity

　　榜单整理：linzi

^{《情挑MSN》}

^{《台北小吃札记》}

^{《那些不值钱的经验》}

^{《对理性的侵犯》}

^{《里根日记》}

^{《沙漏Ⅱ》}

^{《我们濒危的价值观》}

^{《小时候》}

^{《人类的猿性》}

　　华语图书综合榜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本期上榜的《台北小吃札记》相信会是很多馋猫的最爱了。本书是由台湾《商业周刊》小吃专栏结集而成的，号称十年来，最让人流口水的一本书。旅游作家舒国治将带着读者一起游台北、吃小吃。如，书中介绍了选买小吃的技术———“杂凑”。

　　譬似买“秦家饼店”的干烙葱油饼，再去“鼎泰丰”外带它的“小菜”（即豆干丝、海带丝、粉丝、豆芽菜四味拌成），如此返家，一层层撕下油饼，就着这极富醋香滋味的小菜而吃，这便最好。又如康乐意的包子，清晨进店，菜包上桌，取小碟，倒白醋，再搁一小匙辣椒酱，算是配色，也增些许辣气，不加酱油，就这么蘸包子吃。

　　菜包之菜，青绿至极，一口咬下，见绿丝如韧。这里就不说这么多了，大家有机会还是应该去台北亲口品尝美味哦。

　　品尝美食最好能有音乐相伴。《古典音乐简单到不行》是世界级交响乐作曲家吉松隆写给普通读者的。本书以漫画的方式，幽默搞笑的文字，从“乐谱”、“和声”、“管弦乐”这三样基本要素入手，将他数十年来归纳出来的“绝对必要”的音乐知识及心得，以最简单的图解绘本方式传授给读者。他将教会读者如何听懂音乐、享受音乐、创作音乐。从音乐的结构开始，藉由各种有趣的登场人物，吉松隆一步步地以最简单的方式，带领读者进入音乐的殿堂，并纠正一般人对音乐的错误观念，让古典乐变得快速易懂，一点也不可怕。在作者看来，这可是一本连猫也看得懂的古典音乐完全图解圣经哦。（秋）

　　英语图书排行榜

　　根据亚马逊网络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胡赛尼。胡赛尼。他是这几周来小说排行榜上最耀眼的名字。新书《灿烂千阳》继登上巴诺书店排行榜宝座后，又攻占了《纽约时报》小说排行榜第一名，亚马逊网络书店几个月排行第一的《哈利·波特》危机四伏。这样还不算，让胡赛尼闻名世界的处女作，很久很久以前的畅销书《追风筝的人》也再次上了排行榜，这名阿富汗作家实在不简单。

　　而奥普拉俱乐部也给榜单施加了不小的影响，不仅上个月的推荐书《路》还稳而坚定地窝在名单中，本月新书《中性》也爬了上来，这本讲述美国希腊移民的小说能让你从一个反叛、尴尬的两性人青春期少年中看到自己，这本书曾让作者弗里·尤金尼德斯捧回一尊普利策奖。

　　非小说榜这几周是白宫味十足。在各大排行榜上，竞选败给小布什，后来在环保上找到新生的阿尔·戈尔，以及被老布什接了任，已经去世的高大总统里根的两本书分别在排行榜一二位上你抢我争的。

　　前者《对理智的侵犯》其实是一本“对布什的侵犯”书，书中戈尔也终于回归到老本行———政治，本书发行商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说，书中分析了美国当前“恐惧、隐秘、任人唯亲和盲目信任的政治”，把目标瞄向总统布什领导的政府。

　　而《里根日记》则私人化了很多。这本书是写了《大幻觉》（TheGreat Deluge）的历史学家布瑞克利改编的一直放在里根办公室里的日记，里面的内容几乎就是一本政治编年史。

 

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政府的价格管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政府管制具有自我繁衍的特征。因为，政府的价格管制绝无可能奏效，但政府又绝无可能承认管制失灵。为了达到自己对民众承诺的目标，政府必然沿着产业链扩大价格管制的范围。

最典型的例子在药品行业。政府最早对部分药品进行最终零售价格管制，但很显然，企业可以想出无数种办法躲避这种管制。管制失灵之后政府采取了两条措施：第一，不断扩大药品价格管制的范围。第二，不断延伸价格管制的范围，管制药品出厂价，接下来恐怕要管制企业的进货价了。

管制失灵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房地产领域。民众买不起房，政府便开始采取管制措施，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限制产品的结构。但是，一年多过去了，政府的承诺并未兑现。新的管制措施如期而至。5月25日，南京市物价局一场动员大会通过了南京市房价调控细则。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推行政府指导价，指导价的基准价格为成本与利润率、税金之和，利润率则由政府确定，经济适用住房净利润率被界定为3%，普通商品住宅的净利润率为8%。

为什么定在这个水平，其根据何在，无人知道。或许决策者以为，这个利润率水平已经是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惩罚，因为，据说，房地产业内公认的开发商平均净利润都在20%以上。但是，这只是在目前市场繁荣时期的情形，假定某一年，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突然终结，企业的利润率只有4%，那个时候，政府是否也要保证开发商获得8%的利润？当然，那个时候，政府完全可以放弃现在的政策，反正政策是自己说了算，就像中世纪的某种理论，政府永远没错。

但是，政府真的能够把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控制在这个水平吗？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民众不会相信，因为民众依据经验相信，政府不会“真心”管制房地产开发商。舆论不会相信，因为，评论家们知道，开发商只要略做手脚，就可以通过虚报成本的办法，让8%的名义利润率，产生20%的实际利润率。那么，政府官员自己会相信吗？作为具有常识的个人，他大概不会相信。再说，越具体的管制，越能给官员自己带来管制的权力及寻租的机会，何乐而不为。无人相信其效果的管制政策，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台了。

由于法制这种公共品的供应严重匮乏，所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担心的管制政策扭曲价格信号的作用，在中国倒是通常发挥不出来。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管制政策可以永久化，因为，民众没有机会认识到这种管制的恶果。

事实上，政府不断出台管制政策本身，就不断给民众两个暗示。

第一个暗示：房屋价格之所以高企，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过于贪婪。而愤怒的民众不大可能仔细地思考，房地产开发商如此畸高的利润率是如何得来的。电器制造商同样很贪婪，但他们却得不到如此高的利润。房地产开发商的高利润，实际上是政府授予开发商垄断地位的结果。但现在，政府反过来对开发商的利润率进行管制，此举聪明地掩盖了政府通过一整套体制维持开发商利润的事实。

第二个暗示：看到政府忙着出台管制政策，民众很可能会想，是不是政府的管制很有效？民众的这种心理当然有利于官员谋求管制租金最大化。

可以说，管制不仅会形成一种官员依靠管制实现租金最大化的体制，也会培育出盲目地相信管制的民众。一旦价格超出自己的承受力，民众的本能反应就是呼吁政府进行价格管制。这一次面对猪肉价格波动，民众正是这样反应的。政府之所以在管制明显失灵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扩大管制的深度和广度，一部分原因正是，已经具有程度不等的“管制迷信”或者“管制依赖症”的民众，支持、默许政府的管制政策。他们更愿意相信具体的政府，对于抽象的市场，则总是有一些不信任。

如何打破这种管制的自我繁衍和高度传染特性？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和他的上司李景治的冲突发生以来，学界议论很多。虽然我不是大学中人，但对于此事的是非，还是一眼就能看清楚。我当然支持张鸣，但现在我要说的不是此事的是非，而想由此事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缺陷。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时间并不长，怎么算也不过百年左右，但中国早年引进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比较高明，就是从一开始就把它设计成一种有竞争性的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一般说来，中国的老大学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种形式并存。虽然这三种形式的大学极难获得事实上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它们的法定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当时的《大学组织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这三种形式的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它们都产生了一流的大学，国立不必说了，教会大学中的燕京、协和，私立的南开大学等等，当时都是名校。有了这样的大学制度，才能产生相应的教授流动机制。中国老大学是在教授的自由流动中保持活力的。

张鸣事件的起源大体可以说是评职称，这在中西大学中，都是引发冲突的核心元素，因为这是校园利益的重心。在任何单位，人事冲突都难免发生，但在具有自由流动机制的地方，冲突一般会减少到较低程度。１９３８年钱锺书从英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书，因为说话比较随便，得罪了一些人，钱锺书的选择是一走了之，到了湘西国立兰田师院，用流动化解冲突。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书，听说顾颉刚要来，因为两人有过节，鲁迅主动选择离开，到厦门教书去了。凡冲突都有积累过程，在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当冲突即将发生时，因流动带来的转换会使冲突平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选择冲突，凡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对教授特别是名教授，事实上具备了自由流动的条件。但中国的教授，一般不会选择从名校流动到非名校，所以教授的流动往往是单向的流动，因为地区和校际间的不平等，不流动的名校会聚集大量的矛盾，张鸣事件不过是刚开了个头。

教授的聘用，其实是一种选拔制度，任何选拔制度都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的缺点都回避掉，但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和经验的灵活掌握中，总会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老大学中教授的聘用，也有学历和资格的约束，但并不排斥灵活性。所以才有像钱穆这样只有小学学历的人被顾颉刚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学者，请到燕京大学去当教授；也有像沈从文这样连小学都有没有毕业的人，被胡适这样什么学历都不缺的学者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说明当时教授的聘用制度有活力。

老大学教授的聘用权，理论上在校长手里，但实际的选拔人是各系的系主任，因为教授是由系主任来使用的，在专业分工的情况下，通常也只有系主任会对教授的专业有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作为一个系主任，如果给了他聘用教授的权力，我想他们不会全聘用草包，总得要干活的人嘛。照顾个别亲朋难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一般不会全成了自家兄弟，除非他不想干这个系主任了。张鸣为萧延中说话，我是深表理解的，在中国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人大的萧延中和单少杰是颇具社会声望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很出名，人大的教授评聘机制不能选择这样的学者，肯定说明体制有问题。张鸣认为是过度行政化，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我看连行政化也够不上，是衙门化。大学不能以社会声望来选择教授，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大的悲哀，因为社会声望比学历和资格更为难得，社会声望是一种影响力，一种无形资产，虽然它是一个软性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社会承认，萧延中和单少杰怎么说都是人大的骄傲，别人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因为我读过他们两位的著作。

再好的制度，如果对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来说，都难以产生作用。中国老大学办得比较好，一是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教授的道德水平比较可靠。不是说那时候没有矛盾，没有烂事，而是说比较少。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中国大学是很难有希望的。

首发南方周末

 

18年前的“六四”镇压是刻在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上永远的痛。我曾无数次想过：在什么情况下，中国政府当局才肯承认“六四”屠城是国家之罪？

人们对“六四”屠城前传闻邓小平“杀他20万，换来20年稳定”这句名言已经铭刻在心，但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大家没有想过，那就是这稳定只是中共统治的稳定，人民的生命都已经成为为稳定支付的代价，遑论其他。如果说，此前中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一直被当局的宣传捆绑在一起，给世人的错觉是二者本就是不可分开的利益共同体，那么邓小平的这句话，则宣告了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其实本来就并非一体，必要时，人民的利益与生命应该为党的统治的稳定付出牺牲。

应该说，邓小平此举确延续了中共的寿命。此后，中国开始了世界瞩目的“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以疯狂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经济体。政府财政收入年年见涨，军队依靠庞大的投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官员们更是成了中国的暴富阶层。而人民的生存状态却日见恶化，社会危机征兆毕显。

种种情况都证明一点：当年“六四”若不是以屠城结束，今天的中国绝不会让人如此绝望。相信在环境危机迫近、社会反抗此起彼伏的的今天，中国当局也知道邓小平在屠城之后换来的20年稳定快要终结。但为何中国当局还是始终不肯承认“六四”是国家罪错？不仅如此，就连当年半遮半掩承认扩大化的反右，如今在中国也成了禁忌话题？

这得要从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属性谈起。共产主义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种为人类存在提供终级价值的理论，它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信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而共产党则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唯一解说者，其最高领袖则肉身成神。在史达林、毛泽东之后，由于共产政权的第二代领袖并不具有第一代领袖的人格魅力，尽管有登神坛之愿，却难再登神位，剩下的就是党的神位不能放弃。而神是不会犯错误的，其正确性必须维持。这就是中国至今不肯承认其统治史上诸多国家罪错的意识形态根源。

反观中共历史，以中共中央的身份有限地承认历史错误只有一次，那就是在1978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放弃阶级斗争为纲，承认反右扩大化，承认党的路线斗争中有若干次错误。不过，这只是邓小平为了将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赶下政坛，为自己重登政治舞台中心寻找理论依据和营造民意基础的权宜之计。一旦这个任务完成，邓小平立刻就露出共产党人惯有的专制本性，1979年1至3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在第一阶段批判“凡是派”时，邓小平大谈民主，并布置要集中人力写一篇3万字左右的“民主大文章”，对民间的民主运动如西单墙也赞扬有加。但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邓小平觉察到这种党内外互相促进的民主要求可能会危及中共的一党专制以及他的个人地位，就立刻变脸，大谈“四项基本原则”。降及江、胡两代，不仅对正在犯的错误不许批评，对曾经半遮半掩承认过的历史罪错也越来越不愿意认账，这就是出版业、传媒业如今已经风声鹤唳，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浑然不知“六四”为何物的原因。

其实，在人类已经有的诸种政治体制中，专制极权体制从来是一意孤行，将错误坚持到底。而专制程度越高，累积的国家罪错也就越多，社会危机也越大。面对危机，中国当局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坚持专制统治，直至社会崩溃，统治倾覆；二是为自己所有的历史罪错真心实意地向人民道歉，改革政治体制，以谋求社会和解──因为道歉也可以算是一种债务偿还，而且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相信，为了避免中国社会进入新一轮治乱回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达成社会和解。但社会和解的前提是：一是国家罪错的制造者不仅需要停止制造新的国家罪错，并为所有的历史罪错真诚道歉；二是还权于民。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社会必然是和谐无望，危机临近。

 

首先给大家播送被中国大陆民众称为“老邓不如小邓”的邓丽君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唱道：

“朋友！不要贪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苟安。
要尽快的回去，把民主的火把点燃，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
是在山的那一边，山的那一边。 ”

“自从窑洞里钻出了狸鼠，一切都改变了。
他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张大叔失去了欢乐，李大婶收藏了笑颜，
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
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

这是邓丽君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７号香港百万民众在跑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的音乐会上，邓丽君现场演唱的录音。

18年前这里曾震惊世界

转瞬18年过去了，在山的那一边，“六四”事件的性质虽然在中共的词典里，不断淡化，从反革命暴乱，到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然而，“六四”事件并没有得到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确切死难人数至今仍然没有公布，“六四”难属仍然没有得到国家赔偿，“六四”中被逮捕的中国公民有的仍然被关押在铁窗之中。

在中国股市疯牛的上窜下跳中，在太平盛世的酒馆按摩院的灯红酒绿中，“六四”事件中痛失十八岁高中儿子的母亲丁子霖在寂静的北京夜幕下，在几十名便衣警察的监视下，前往儿子被人民解放军打死的木樨地现场祭奠的抽泣声，显得是那样微弱。

海外中文媒体在天安门事件十八周年前后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但是中国官方的中文媒体照例对这个事件保持缄默。

笛卡耳说：“吾思故我在”。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把笛卡尔的命题应用到对“六四”的报道上，成了“吾说“六四”在，吾不说“六四”就不在”。他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一切向前，或者向“钱”看，能够在群体健忘症的发作中忘掉“六四”。

然而，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个悲剧性事件。

*美国三要求：重评 放人 停扰*

在天安门事件１８周年前夕，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汤姆.凯西发表一篇书面声明，题目是《天安门广场１８周年文告》

文告不但没有按照中国政府的提法把“六四”事件轻描淡写成“风波”，而是用了“残忍惨痛”的事件给“六四”天安门事件定了性。美国国务院的文告还明确地把重新评价“六四”和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挂了钩。

美国国务院的文告说：“残忍惨痛的天安门事件距今已18年。但国际社会和普通中国公民仍不了解中国军队和坦克开进北京城时有多少人被打死打伤。中国政府继续封锁有关天安门抗议活动和随后发生的屠杀事件的基本事实。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很多人并不知道1989年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被逮捕且未经审判即被判刑。据估计至今仍有100到200人因涉及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活动饱受牢狱之苦。”

美国国务院在6月1号发表的文告中表示：“中国政府早就应当尽可能翔实地公布被害者、被关押者和失踪者的人数。受害者家属和普通中国公民理应了解有关数字。”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的文告还把“六四”和２００８北京奥运联系了起来。文告说：“随着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的临近，国际社会将更密切地注视中国。我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释放所有因天安门事件入狱的人员，并停止骚扰天安门事件受害者家属。”

文告最后说：“上述行动，以及采取保障中国公民享有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的步骤，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树立良好形象的目标。”

*姜瑜：中国人民享有人权自由*

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务院的这篇文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六月五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拒绝对“六四”天安门事件重新评价。

姜瑜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早已有明确的定论。”她说，“在过去20年中，中国享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断在国内和法制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人民享有各种人权和自由。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姜瑜说：“美方出于政治目的，年复一年对中方无端指责和攻击，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姜瑜还把话锋一转，从辩护中国的人权转而批评美国的人权纪录。姜瑜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认真反省如何解决美国自身以及在国外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问题。”

针对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８年举办奥运之前采取措施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释放所有天安门时代的囚犯，并停止骚扰天安门事件难属等三项呼吁，姜瑜认为这是借奥运干涉中国内政。姜瑜说：“奥运会是世界的体育盛事，中方坚决反对利用奥运干涉中国的内政。”

*北京对内讳莫如深*

值得指出的是，不懂外语的中国民众是不知道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这场言辞交锋的。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严格奉行内外有别的原则，有些新闻，比如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１８周年的新闻，只对外，只能让外国人知道；不能对内，普通中国人被蒙在鼓里。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只用英文发表了有关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反驳美国国务院文告的消息，新华社和其他中国政府控制的中文媒体对美国国务院的文告以及“六四”事件只字不提，就连姜瑜反击美国、为中国政府“六四”镇压辩护的言论也没有作任何中文报道。

*马英九：自由民主是对话基础*

在纪念“六四”天安门悲剧事件１８周年其他活动方面。台湾前国民党主席，台湾２００８年总统选举候选人马英九发表一篇文章。马英九曾经发出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响亮声音，和邓丽君生前广为传播的一句话类似。邓丽君生前曾经说过：“我回大陆演唱 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

如今，这位广受海内外华人喜爱的女歌手已经香消玉殒，然而她发出的声音仍然在马英九的文章中得到延续。

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以《自由民主 两岸对话基础》为题的文章说：“今天是‘六四’事件１８周年，中共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让它多年来试图建立的改革开放形象毁于一旦。”

马英九在文章中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在主办２００８年奥运前能加速民主开放，再启海峡两岸的对话契机。

*《争鸣》：中共领导人不会平反六四*

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社论说：“一年一度的‘六四’又到了。善良的人们几乎年年向中南海进言，敦促他们争取主动，平反‘六四’。但结果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人们都把中共领导人估计过高了。”

香港《争鸣》杂志的社论分析说，当年邓小平用平反冤案、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等等措施赢得了全国人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中共的形象。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不但毁掉了邓小平的形象，也毁掉了整个中共。

《争鸣》杂志的社论认为，虽然当前中国经济起飞，但没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作保障，社会矛盾只能日益加剧。这种严峻形势，并不亚于文革之后。

《争鸣》杂志认为，邓小平的明智和魄力使他断然以“非毛”来成功地摆脱危机。然而今天的掌权者，却没有邓小平的胆识。他们本来可以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政治上毅然走上“非邓”的道路，也就是主动平反“六四”，立即开始真正的政治改革。

*刘晓竹：旧上加新*

海外著名中文网站《新世纪》发表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竹的文章，点评了“六四”已经十八年了，为什么提它的人越来越多的现象。刘晓竹分析了今年“六四”有别于往年的“六四”纪念的三个特征：

一是旧伤痕上出现了新疮疤。汕尾、博白以及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武力镇压老百姓的事件，就是新疮疤。二是旧剥夺上增加了新剥夺。“六四”反的是邓小平的旧剥夺，如不让学生游行上街等，今天学生不但不能游行上街，连上网也不允许，中宣部进一步封杀言论自由。三是旧腐败上增加了新腐败。“六四”反腐败主要是反对走后门，今天，所有的前门都变成了后门，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公检法腐败。有鉴于此，以往纪念“六四”，情绪大于理性，今年纪念“六四”，理性大于情绪。

*王怡：国家罪行 民族创伤*

中国学者王怡在“六四”事件１８周年的时候发表文章称，六月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他在文章中说：

“‘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

*李普：唯有共产党军队这么干*

为什么美国人民和普通中国人至今仍然难忘“六四”呢？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有精辟的分析。李普说：

“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

瑞典文学院十三院士和六笔会、出版商协会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的呼吁书

主席阁下：

我们，下列联署团体和个人，欢迎您访问瑞典。我们理解，您的访问是为了促进中瑞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我们也了解，您想为两国之间的有成效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作出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表达我们的衷心期待，在思想、价值、艺术、戏剧、音乐等各种创造性的人文交流方面，瑞典与中国——具有数千年未曾间断的历史文化的世界最大民族——之间发展富有活力的合作关系。

我们坚信，如果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包括国内外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两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合作就不能取得长期的成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些不平衡的状况。我们忧虑的是所获得的中国在法治和人权方面的负面信息，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在事实上缺乏言论、出版、结社、宗教和信息自由。

尽管中国具有构思很好的宪法和有关媒体、宗教和民法方面的一些专门法规，但是中国的实际法治似乎并无令人满意的保障。根据许多报道，一些有关当局自身就不那么守法，大量公民遭到各种滥法蹂躏。

有关这些严重状况的详尽报道已经遍布中国内外。我们希望您倾听这些对中国人文和法律状况的抱怨，尤其您想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缩小社会差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和个人自由，是在一个旨在发展的社会中造成互相理解和合作的最强有力的方式。为此，我们希望使您对一些很惊人的情况予以注意：

——我们忧虑，中国广泛监控书籍（通过滥用国际书号ISBN制度）、新闻、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监禁许多忠于职守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为此，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以“非法经营罪”监禁杨茂东（郭飞雄）和蔡卓华等自由出版者——杨因出版一本书在八个多月前被逮捕，而蔡则因印制圣经和基督教资料而被判三年徒刑。
——我们震惊，中国对自由的文化和知识发展的不公而有害的查禁，包括禁止公开研究、介绍和讨论20世纪的中国历史，例如50年代的“反右”、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70-90年代的民主运动，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杀，西藏和台湾的地位问题，等等。
——我们关注，中国宪法规定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并未令人满意地得以坚持。为此，我们请您保证，对各信仰团体的迫害将尽快停止。
——我们深感忧虑，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动人口”，以及无数上访者明显没有保障他们的法律安全和经济公正。我们呼吁您确保停止迫害帮助这些被错待公民的人士，包括自去年以来遭到监禁的陈光诚、高智晟、陈树庆等律师。
——我们严重关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所遭守的困境和压制，包括监控会长刘晓波博士，判刑监禁师涛（10年徒刑）、杨天水（12年）、张林（5年）、张建红（6年）、严正学（3年）。
——我们呼吁您致力于释放中国监禁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斯丢列·阿连（Sture Allèn）
霍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
彼得·恩格隆德（Peter Englund）
谢尔·艾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
拉希·福塞尔（Lars Forssell）
卡塔琳娜·佛洛斯登松（Katarina Frostenson）
乌尔夫·林德（Ulf  Linde）
托尔尼·林德格林（Torgny Lindgren）
克里斯蒂娜·隆（Kristina Lugn）
马悦然（G?ran Malmqvist）
布·拉尔夫（Bo Ralph）
碧尔基塔·特罗基（Birgitta Trotzig）
派尔·威斯特拜瑞（Per W?stberg）
（以上为瑞典文学院院士）

瑞典笔会
比昂·林奈尔（Bj?rn Linnell,会长）
玛丽亚·莫迪 （Maria Modig,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拉希·格然 （Lars Grahn）

独立中文笔会
张裕(秘书长)
万之(新闻秘书)

国际笔会
萨拉·怀亚特（Sara Whyatt,狱中作家委员会项目主任）

国际出版商协会
安娜·玛丽亚·卡巴奈拉斯（Ana Maria Cabanellas,会长）

欧洲出版商协会
乔纳斯·莫迪（Jonas Modig,会长）

瑞典出版商协会
谢尔·布隆德（Kjell Bohlund,会长）

2007年6月8日于斯德哥尔摩
（首发于瑞典日报2007年6月9日《DAGENS
NYHETER》http://www.dn.se/DNet/jsp/polopoly.jsp?d=572&a=65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