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这个时代的律师何为?

11月19日,官方“新华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人权展”的评论,与以往我们习见的官样文章有些不同,比如其中提到,普及人权教育首先是针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人权教育”,因为他们最有可能“侵犯”和“践踏”人权,这便说到节骨眼上了。比如“全社会的人都能起来维护自己的人权”的说法,也是值得欣喜的。

《南方周末》在几天后转载这篇文章时,干脆用了《每个人都应起来维护自己的人权》这样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大标题。

确实,如果要真正将中国变成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当然是靠每个人都起来维护人权,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千万不可忽略律师这个职业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远的不说,近年来,大凡有些影响的维权个案,哪一个当中没有律师的身影?官方给律师制定的游戏规则,之所以特别要对律师介入“群体性事件”进行限制,正是看到了律师这一角色的重要性,生怕“不听话”的律师不按权力意志行事,自搞一套,以律师的专业知识和职业伦理,为那些“不听话”的芸芸众生提供强有力的道义和理性支持,从而给不同的权势集团、利益集团出难题。官方之所以千方百计想把律师这个最需要自由和独立的行业牢牢地控制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圈圈内,就是清楚地看到了律师在当今社会的独特价值。

毫无疑问,在通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路上,律师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很容易想见,在皇帝口含天宪、可以任意剥夺一个人生命的年代,那是不需要律师,也不会有律师的。在毛泽东主宰山河、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年代,律师也决没有存身之处。律师天然地是与一切专制、与无法无天不相容的。作为文明社会的产物,律师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它的使命就是人权保障。它是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头角初露的青年律师史良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摆放着一个醒目的银盾,上面就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她以此自勉,要做一个合格的律师。遗憾的是她以后踏上了从政的道路,日渐远离了年轻时代追求的职业理想,成为红色意识形态的道具,失去了她当律师时的独立性。事实上,随着1949年的天崩地裂,不过几十年的本土律师传统被无套的权杖、被和尚的那把伞权硬生生折断了。我们现有的12万执业律师是最近二十多年间,在很不正常的环境下弯弯曲曲地生长起来的,从年龄上说,大致上是三代律师,屹立在中国律师界、屡败屡战的张思之先生已年近八十,年龄最小的律师不过二十多岁。可他们所面对的完全是相同的命运。思之先生如此说:

“按说我们有三代之差,但是我们这三代人同一个命运,命运注定了我们这三代是开路的一代,我们还是开路的,我们绝对不是应该享受成果的那一代。既然是开路的,你就要跋山涉水,你就要披星戴月,特别要紧的是你要敢于牺牲,该玩命的时候你就要玩命,我绝对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但是该玩命的时候绝对要玩命。”

律师这个职业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要尊重现存法律,更应该尊重法的精神,他需要尊重逻辑,更需要尊重事实。在执业之时,很有可能遭遇错综复杂甚至风险莫测的情况,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水平,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良心底线,是回避,是苟且,是顺从强者的意志,还是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守卫职业荣誉,对于每个律师都是一种人生的考验。我理解,思之先生所说的“玩命”绝不是一种高调,不是离开律师的职业岗位去玩命,不是在专业领域之外冲锋陷阵,而是在律师这个位置上玩命,是以自己对专业精神的把握和理解,在具体的个案中体现职业良心。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努力,一种贴着地面的行走,不是在天空中飘飞,不是用一万打漂亮宣言代替一个朴素行动的那种选择。可能有人理解不了他的用意,也可能有人不屑于理解,认为这样做不雄浑、不过瘾,是胆子小、勇气不够的表现。

我喜欢他在2005年11月24日写给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那封信里的表述,那固然是仗义执言的一个文本,也是对当代律师命运、地位和处境的一次深入剖析,对于不能保护律师的《律师法》,不能为律师说话的律师协会都有一针见血的洞见,可以说字字辛酸,句句沉痛。但,其中并不是弥漫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作为律师,他没有被情绪所掌控,而是处处洋溢着一种清明的理性,一种硬朗的现代律师风格,还有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怆和壮烈。我个人以为,这封信不仅应该载入中国律师史,也应该载入21世纪的言论编年史中。

在他看来,不仅律师,还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律师协会,至关重要的就是独立精神,缺乏独立性,就失去了主心骨,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不过是说话带“奴”腔的传声的“八哥”。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面对众所周知黑铁一般坚硬的现实,律师何为?律师如何站在自身职业的角度应对这样的时代?

我最近写过一篇小文《追寻律师的传统》,律师在中国也是有本土传统的,在20世纪前半叶,律师的人数虽然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这个超级通商口岸,但这个职业曾经为社会所普遍尊重。那个时代有许多曾高居政坛,做过内阁总长、国会议员的人,在退出官场后选择做律师,把律师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比如1933年开庭的陈独秀“背叛民国案”,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政治要案,但我们看章士钊以律师身份出庭辩护时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底气十足。这样的案例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不是孤立的,无论律师的辩护是不是影响审判结果,他们都以独立的姿态挺立在那个位置上,一点也用不着担心什么,顾虑什么。在为共产党人辩护的那么多律师中,有许多人并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主义,只是站在律师的立场。像20年代被杀的律师施洋同时有着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像史良这样后面靠拢左翼的,早期也完全是独立的。

我以为律师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的独立性,同时,律师只有在自己专业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乃至在民主化的台湾,都有律师从政的大量先例。但在民主还没有降临的国土上,对于绝不多数律师而言,他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转行从政。这决不是说,律师不需要关怀社会,不需要为自己栖身的时代尽一分力,而是说律师有他自己尽职、尽力的地方。换言之,律师有自己的职业定位,律师的道义理想更应该在专业领域中体现出来,而不是超越自己的专业。一个好律师,可以有自己的公共关怀,可以有自己对人间正义的强烈爱憎,当这一切和他的律师实践融汇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力量,并转化为一个保障人权的社会最可靠的基石。律师面前的这条路上,注定了荆棘,有断崖,也可能要“玩命”,有“牺牲”,但这样的“玩命”和“牺牲”毕竟是值得的。

2006年11月30日
首发民主中国

孙文广:大国崛起、走向共和与河殇—-初看大国崛起

平日极少看电视系列片,偶然看到《大国崛起》,很具吸引力,这已是重播,晚上23点开始,我有早睡习惯,为了看它,也只能熬夜,至今还没有看完。

**河殇、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

初看《大国崛起》,使我眼前一亮,有种强烈的新鲜感,就象三年前初看”走向共和”,18年前看《河殇》一样。”走向共和”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我写了”一部难得的好戏——话说《走向共和》”(收入《呼唤自由》),但不久该片的重播被叫停,作者没有受批判,这与《河殇》遭遇不一样。《河殇》1988年播出,内容与《走向共和》相似,六四的枪声宣布了它的死刑,作者被批判后流亡海外。希望今天的《大国崛起》不要重蹈覆辙,再遭厄运。让国人多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给人们多一些借鉴历史的机会。

**有没有政治背景**

大国崛起播出之后,很多人对政治背景有所猜测,揣摩,于是作者出来公开说明,只是有感而作,是独立创作,并无官方背景。其实有否官方的授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系列片是否有官方的通行证,据中央电视台12月5日”朝闻天下”报道,该片已经由12月1日人民日报、12月2日光明日报、12月4日文汇报,(都是全国大报),做了正面的推荐,还有新华社,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新闻周刊都做了正面介绍。

现在该片正在热播中,11月13-24日中央台首播,27日开始中央台二播,12月4日又有三播开始(中央二台13点)。

现在看来《大国崛起》不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得到高层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

这些事实,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是否意味着中央高层的开明派,取得了一些进展?还是正在试探,看看反响如何呢?

《大国崛起》,我至今没有全部看完,从有限的几集中,我感到有不少新鲜内容,它与河殇、走向共和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为这部系列片叫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观看这部片子,从讨论开始,议论更为广泛的话题。也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走向共和》与《河殇》。

2006年12月6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新世纪

黄河清:追祭刘宾雁—-纪念刘宾雁逝世一周年

刘公宾雁先生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以耄耋之龄病逝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余适客旅纽约,追随友人参与刘公治丧悼念活动始终;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刘公八十华诞暨文学写作六十五周年庆贺活动,余亦忝为发起人之一。思前抚今,不胜唏嘘。值刘公周年忌日,追赋祭文,以悼刘公。

刘公宾雁,1925年2月17日生于中国吉林长春,祖籍山东临沂,晚年流亡美国,不幸罹癌饮恨天涯!生前期盼回国,死后鸿归苍穹。呜呼,叶落归根,游子夙愿,刘公其能外乎?爱子大洪、爱女小雁挽父有誓:我们一定把您带回家!

刘公宾雁,耕耘文坛六十五年,以“在桥梁工地上”一文创奠报告文学文体之基础,针砭时弊,无所畏惧。钦点右籍,历经磨难,不改忧国忧民初衷,继续深入民间底层,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振聋发聩,直笔曲谏。百姓欢呼青天,当政视若另类。时学界大贤钱钟书先生书赠联语誉之曰: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

刘公宾雁,流亡美国十八年,在同仁晚辈为其庆贺八十华诞的会上作此生最后一次演讲曰:我今年八十岁,回想一生,能为中国人做事的仅有九年。其余时间,二十二年右派,十七年流亡。一九五七年当右派,是我最好的选择。否则,或早死掉了,或成为帮凶姚文元。

刘公缓缓道来,余面聆之,如闻迅雷。痛哉斯言,悟哉斯言!

刘公仙逝之际,女小雁随侍在侧。刘公夫人朱洪女士率子大洪、媳白芹、孙冬冬、女小雁、婿东江、外孙达宽大殓。

新泽西州殡仪馆刘公遗体告别仪式肃穆哀戚,普林斯顿大会堂雁翁追思大会隆重庄严。

种种境况,历历如在目前。谨以一瓣心香追忆诔祭颂赞曰:

新泽西州殡仪馆告别遗体之日,大雪初霁;普林斯顿大会堂追思英魂之时,晴空万里。

阴界冥冥,乾坤朗朗。芸芸众生,相约四方,预期而至,同聚一堂。挽联满壁,鲜花陈廊。安详刘公,静卧花丛;存者怵惕,一鞠三躬;逝者已矣,瞻仰遗容。呜咽声闻,情切哀恸。或泣或呼,或吟或唱,或人默立,或人演讲。泣呼者痛彻心肺;吟唱者若歌离骚;默立者寄哀思于静穆;演讲者发感慨于灵堂:天人永隔宾不隔,“鸦雀无声雁有声”!

雁翎曾展鹏翼,虎腕屡挥狼毫。此身纵寄檐头篱下,彼笔续写桥梁工地。彻悟生死之变,永存人类良知;剖析人妖之间,洞察社会弊端;疾呼第二忠诚,痛念十亿苦难。驱邪扶正,认铜作金;识釜非钟,悲天悯人。九州从此,再无二雁;四海同声,痛哭一宾!

严君正学哭,廖君亦武哭,刘真君哭,郑义君哭!正学为公捐到民心,刘真高唱嘎达默林,亦武箫曲关山飞渡,郑义以公为豪为荣。诸君之哭,声达九霄;诸君之泪,漫天为雨。仰问苍天,俯叩大地;苍天无语,大地回响:去国十七载,不党五十年;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平等博爱;皆誉中国良心,奈中国良心泯灭!尽称宾雁是人,缘宾雁人格卓尔独立,辉煌映照于混溷堕落之浊世也!

逝雁难追,心碑己立。有大陆青年,燕尔新婚,停发工资,风闻公逝,捐款百金,拳拳此心,苍天炳鉴。新妇临盆,婴名远雁。远雁哭了,远雁笑了。正是:“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

黄泉路不远,前辈从此安息;蓝天途尚遥,吾侪正在努力。

谨备鲜花一束、乐曲一首、清唱一歌、稿笺一迭、钢笔一管、高粱一坛、洋酒一樽、佳茗一杯、酸菜白肉血肠烂炖一锅,恭献于灵前。愿刘公持鲜花、聆乐曲、享清唱、饮高粱、尝洋酒、品佳茗、握钢笔、大嚼酸菜白肉血肠火锅,长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于稿笺也。

快哉尚享!

晚学:黄河清敬拜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于地中海畔
首发开放杂志

王光泽:梦想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国庆大典

2020年10月10日,北京朝阳区的市民吴子民先生很早就起来了,今天是个特别得日子,既是国庆大典,也是自己40岁的生日。他穿上了自己那件最有风采的西装礼服,因为今天他要作为观礼嘉宾参与国庆大典。今年的国庆节,到底算是第几个国庆,作为中国国民代表大会议员的他也胡涂了起来。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今年是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第一年,这是统一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统一后的中国,还叫“中华民国”,但是这个名字是由“中华民主共和国”缩写而来的,涵盖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名的内涵。如果从1911年中华民国元年算起,今天的国庆就应该是中国废除帝制、走向平民统治的第109个国庆节;如果以新立的国号“中华民主共和国”算起,今年算是中华民主共和国元年,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算是开国大典了。

吴先生7点钟走出家门,步行不远就是北京的地铁1号线,他乘坐地铁直接坐到天安门西。天安门东西两站已经被戒严,宪兵只是允许参加国庆大典的嘉宾和工作人员通行。吴先生通过一系列的安检程序,步上观礼台西翼的国会专区。他举目四望,看见国会代表同仁大部分已经到齐,他忙不迭地给诸位同仁寒暄致意。

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组而来,现在分别称作政协会和国代会,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政协会由中国100多个政党代表和无党籍代表组成,总计240个席位;国代会全称是沿袭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的称呼,由各个自治省选举出4个民意代表组成。早在2010年,中国已经按照人数、人文地理、经济圈等各项因素将中国大陆划分为57个直辖市、自治省份和自治区域,加上香港、澳门、台湾三个特别行政区,总计为60个省级架构,共计240名民意代表。政党代表和民意代表共计480人共同组成国会,成为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任何一项立法需要480人的半数以上通过,宪法的修改则需要全民公决和国会三分之二的人数通过。

国庆大典之前,其中最为重要的步骤是将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换成孙中山画像。海峡两岸的共主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毛泽东,而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成了独裁者的代名词,毛泽东更甚,甚至被民众看做是一个希特勒齐名的政治魔鬼。毛泽东纪念堂由于其遗体已经严重风化和腐烂,在医学上保存存在很大困难,不得不于2008年奥运会之前搬迁。由于国内民粹主义的强烈坚持,将毛泽东的遗体从天安门广场迁回湖南韶山老家入土为安,并由毛泽东的粉丝们集资修建泽东陵。2012年,毛泽东纪念堂被改造为人权纪念馆。

吴先生生于上个世纪的1980年,属于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新生代。生于1980,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界和新闻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是1980年代人给中共专制政权最后一击。”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大陆的1980年代时说。

吴先生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大典的时候,他作为一名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去参加了集体组织的游行。深受法学思想熏陶的他,看着眼前导弹部队和共军仪仗队的铁流滚滚,此刻已经意识到,这个靠铁血统治维持的中共政权很难再长久。大学毕业之后的他,从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开始做起,最终成为一名知名大律师,并投身维权运动和反对运动。

吴先生感觉到,这次国庆和1999年国庆明显不同,那时是戒备森严,中共在全球面前进行最大规模的阅兵,以显示军事威风。而这一次国庆没有军队进场,只是仪仗队在过去之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了一场盛大的PARTY。

新当选的总统林水扁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感言。他引用了中共元老胡风的一句话“时间开始了”,他说,胡风先生说中共执掌政权是“时间开始了”,然而那一次历时跟中国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中国并没有等来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等来的是漫漫的专制长夜。中国人遭遇了五千年来不遇的集权统治,大约6000万人死于非命。经过五千年炼狱的中国人,今天才真正地完整地统一在一面民主旗帜之下,中国人终于学会了和平交替权力和有效制衡权力。尽管这一步来得太晚了,但是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15亿中国人终于等来了这一天。“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俱往矣,中国人这一次才真正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说:“时间开始了。”


政党轮替开局

马英九先生2008年获得中华民国总统大位之后,连任两届,2016年自动离任。马总统在位8年期间,为两岸政治和解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获得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团系人马在十七大之前全面抢班夺权,中共代际更迭加速,中共从中央高层到基层,大部分为一批年轻、高学历的官员所把持。缺乏学历的转业军人和革命军人的后代逐步淘汰出局。

胡锦涛在第二任期间,逐步推动了有限的政治改革。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后,中国大陆的反对运动获得实质性的法律支撑。民间威权人士、法律专家、新闻从业人士成为反对运动的中坚力量。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李克强当选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实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顺利交替。李克强顺应时代潮流,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于2015年开放党禁、报禁、开放省级以下的议会代表和行政长官的选举,同年颁布《政党法》、《新闻法》和修改《选举法》。

中国大陆原来拥有7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分裂瓦解,只有一百多万党员仍然信奉原教旨共产主义,他们仍然聚集在镰刀虎头的旗帜之下,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共产党的立党思想。但是由于新颁布的政党法明确规定:“任何政党不得煽动暴力、国土分裂、族群阶级和宗教仇恨”,共产党去掉了党章中暴力成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合法政党,公开活动。

中国人的本性是树倒猢狲散,更多的共产党人害怕为中共的统治黑账埋单,大部分共产党人分化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农工党,分别拥有千万党员之众。其余的5000多万中共党员大部分退党,或转向其它政治党派。

中国民主党自从1998年公开活动到党禁的开放,历时17年的时间,终于获得合法的地位,并在五年时间内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党,全国性党员达到3000万人。原来中华民国的民主进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台独党纲,和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合流,原来的民主进步党成为中国民主党在台湾的一个分部。

原来中华民国的其它政党悉数来大陆发展,已经从台湾的本土型政党演化为全国性政党。“每个政党的人数都多得吓死人,是屈居台湾时无法比拟的。”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说。

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第二大党,人数从败退到台湾的几百万党员跃升到2000多万党员,人数直逼第一大党中国民主党。

2015年,中共领导人李克强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正式会谈,就两岸统一问题制定了5年的过渡时间表。两岸签署了统一条约,更改了国号、国歌、国旗、国徽,以及规定了两岸三地包括港澳在内的法律融合和对接问题。

2016年,中国国民党由于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改善以及在统一问题上的实质性进展,再次赢得台湾的政权,连战之子连胜文46岁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是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最后一任总统,被媒体称作“末代总统”。连胜文赶上了最后一班,完成了连战竞选总统时屡战屡败的遗愿。

民进党在台湾的没落,并未阻止其东山再起。民进党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党融为一体之后,凭借当年在台湾丰厚的反对党经验,迅速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国民主党获得合法地位之后,2016年举行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台湾省籍的林水扁当选为中国民主党党主席。

根据两岸统一时间表,统一后的中国将于2020年举行首次大选。中国民主党主席林水扁一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统一后的中国,杂糅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美法系、葡萄牙的大陆法系等诸多法域的特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法制体系。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官方任何文书公告,需用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英文和葡萄牙文四种文字颁布。

由于英文成为官方文字,中国人会讲英文的人数剧增。到2020年,中国任何一个大中型城市随时都能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很多外国人甚至申请中国国籍。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输出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吸纳国。华人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归化为中国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更是全球闻名的国际性都市。


一个人的游行

中国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后,民族信心大大增强,果断停止了一切不符合世界潮流和国际标准的做法。废除了计划生育制度、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国民持身份证和社保卡即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旅行、居住和工作,随意生育子女,当然由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更多的人选择生育一个子女。

中国还有限度地适用死刑,每年枪决的死刑犯基本上都是暴力犯罪和恐怖犯罪分子,人数已经从1983年的24000人下降到2015年的1000人。2020年,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更是废除了死刑,死刑从此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

中国在人权保障上的进步获得了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支持。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每年提供高达100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帮助中国训练司法官员、行政官员和律师。

2008年,美国启动普林斯顿大学制定的“民主政府同盟”计划,组建民主政府联合体。2015年“民主政府同盟”将中国纳入其中。中国因为儒家和佛教影响的底蕴,加上民主制度,更显得温和圆融,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

但是政治改革和外交上的巨大成功,并不表明国内社会一切太平。吴先生所在的小区就出了个这样的“乱子”。他们小区有个张老太太,今年65岁,喜欢带着三岁的孙子养小鸡。不凑巧的是,她将小鸡带到小区旁边的街道上晒太阳,结果丢失了5只。张老太太迅速报警,但是警方出警速度有点慢,这5只小鸡被大街上来往的车辆给碾死了。

张老太太和孙子哭得死去活来,她要去法院控告警方不作为,并申请到天安门游行。张老太太找到吴先生哭诉。吴先生劝导她不要去天安门游行,小题大做了,就是游行到朝阳警察分局游行一下就行了。张老太太不依不饶,非得要去。还好,警方顺利批准,但是说明10月10日是国庆大典,10月11日方可。国庆次日,张老太太就带着孙子来到天安门广场,胸前挂着白花,举着一面小小的横幅“鼠年丧鸡,流年不利。”孙子更绝,举着一面小旗,上书“警察叔叔请还给我的小鸡。”胸前还挂了一只鸡娃娃的玩具,按一下还会朝外喷水。

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让警察给拦下了。警方告诉张老太太,她的孙子是未成年人,不享有政治权利,不得参与游行示威,但是警方可以代为照顾。就这样两个警察看着老太太,防止老太太被人流所挤倒,另外一个警察抱着张老太太的孙子。

吴先生正好去国会(原址是人民大会堂)上班,看到此情此景,忍俊不禁,逗张老太太的孙子说:“你的小鸡鸡不是在你的裤裆里吗,为什么还要找小鸡鸡啊。”周围围观的民众和几个警察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西线有战事

缅甸军政府长期以来拒绝政治改革,并且变本加厉加强其集权统治,在缅甸北部大力发展罂粟种植,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和走私大国。国际社会的一再对其实行制裁,但是缅甸军政府不理不睬,作为报复,甚至在2008年冒天下大不韪枪决了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

为了对抗国际社会的制裁,缅甸军政府从中东购进核材料,欲发展核武器对抗国际社会。为了遏制缅甸的核武计划,联合国出台了8827号决议,并声明三个月内若不停止发展核武,将动用武力。三个月的期限到了之后,缅甸军政府仍然无动于衷。联合国决定组织联合国军进行打击。由于中国是缅甸的邻国,占据相当大的战略优势,中国政府负责进行陆地进攻。美英航母舰队停留在印度洋,伺机进行海上打击。

2020年8月1日,以美英日德法中为首的联合国军向缅甸发起攻击。一个月内,攻下缅甸。中国和其它国家一道,在缅甸军政府被推翻之后按照基本的民主框架重新建立缅甸新政府,开放党禁、报禁、各级议会民意代表直选,成立缅甸联邦共和国。刚刚摆脱专制统治的中国做起来驾轻就熟,由于中国专家的协助,联合国军没有在缅甸遭遇什么抵抗,一个和平、民主的缅甸新政权很快屹立起来。

其实中国政府在民主化之前的2009年就有限度地参与过一次国际“侵略”战争。2006年,北韩金正日王朝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发动核试验,在六方会谈无果之后,中朝关系破裂。由此也坚定了中共高层看清了专制政权的邪恶,不与流氓国家为伍。2008年,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并将核污染散布道日本海和中俄边境。联合国出台8201号决议,对北韩实行武力打击。中国虽然投了赞成票,但是并未参与军事打击行动。

为了给北韩政府在战争之前予以重创,以美英日为首的联合国军率先对北韩境内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进行空中打击。中国政府积极配合,开放了中朝边境,给予逃离北韩的民众政治难民的地位,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中国东北边境建立可以容纳五百万人的难民收容机构。战争机器开启之前,北韩民众动用各种力量,甚至在中朝边境开展武装暴动,一时间,北韩民众用脚投票,在朝鲜人民军杀戮的枪声中,漫山遍野朝中国边境方向翻越。等到战争打响的时候,北韩的民众已经逃亡到中国大陆的超过500万人,北韩国力衰竭,兵员补充不足。朝鲜战争持续了半年,顺利结束,金正日政权被推翻。联合国军沿袭伊拉克的作战和建立新政府的经验,再加上中国和南韩两国的协助,民主的北韩政权建立起来,并且和南韩建立了统一时间表。南北韩于2012年完成统一的法律步骤。

中国自动完成和平演变、兵不血刃地完成政治转型,缅甸和北韩两个政治专制毒瘤的武力清除,尼泊尔王国也完成了君主立宪制度。截至到2020年,整个亚洲全部实现了民主化。全球除了中东和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还是专制统治之外,基本上实现了全球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

在国庆大典上,林水扁总统坚定地表示,毛泽东统治时代,试图向全球输出革命,实际上是输出共产专制制度,今天的中国将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一道,输出的是民主输出的是和平,中国将成为促进全球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必要的时候还会象出兵缅甸一样,将民主的旗帜插满全球。


东方文明的领头羊

台湾以及中国大陆顺利完成政治转型,并成功走向统一,这一政治现象引起中国和海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儒教和佛教为主流的东方文明并不是民主的天敌。儒教的至高典范是圣贤,佛教的至高境界是佛陀,无论是圣贤还是佛陀,都是人,是人的最高境界。基督教是上帝的宗教,是神的宗教,而东方的这两种宗教是有关人的宗教。人和神之间并无紧张的关系,但是如果人逾越自己的本份,试图成为神那么就会和基督教神学产生紧张关系;相反如果人能够谦卑下来,在私生活领域内进行自我修炼,在公共生活中不称王称霸,不垄断一切政治权力,那么神学和人学之间就会达成默契,双方的紧张关系就会得以纾解。

基督教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上个世纪末期,中共逐步开放宗教自由,基督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9年遭到中共打压的法轮功、香功、中功等气功在2008年重新获得合法的地位,并逐步参与到中国政制转型的大潮中来。

截至到2020年,中国的基督教信徒达到3亿人,佛教徒2亿人,道教、气功等功法团体等准宗教组织达到4亿人,其它的大都是信奉儒家文明的无神论者大约有5亿人。中国的信仰生态形成了2、3、4、5的多元格局。

每个宗教不管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在中国都能够合法存在和活动,不受政府的管制,只是如果有些宗教信徒涉及刑事犯罪才会遭到政府的追捕和起诉。在北京、上海任何一个城市,在都市的繁华背后,到处可以看到练功者的身影、听到教堂的钟声、闻到寺庙的香火味道。信仰消费成为中国民众一项重要的支出,每年宗教方面的消费高达5000亿美元。

中国由此新创了很多宗教派别。河南某地出现了一个“蛤蟆教”,信徒们认为蛤蟆是人类的祖先,是万事万物动力的源泉,他们每天叩拜蛤蟆,出门在胸前别着蛤蟆模样的胸牌;陕西兴起了一种气功,叫做“拍屁股功”,结果西安这个古老都市的街头,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一群功法练习者在公园里练习拍屁股。据练习者讲,每天拍屁股一百遍有助于活血化瘀,长命百岁。

无论哪一种稀奇古怪的宗教,都在中国找到追随者。曾经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沦落为一个非常小的支脉。如果谁再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就会被人看作去信仰“蛤蟆教”一样的怪物,纷纷敬而远之。

专家发现,在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基督教、佛教和儒教的杂糅,有助于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糅合在一起,散发出比西方本土文明更为强健的文明气质。中国、韩国和日本成为这一新兴文明的领衔者。

中日韩三国由于日本侵华的阴影,三国之间长期貌合神离。中国和韩国相继完成统一和民主化之后,三国之间的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经济利益出现高度的吻合,他们遵从国际社会共同遵从的人权价值标准,同时拥有儒教和佛教的智慧和圆融。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在21世纪以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共同主导着亚洲的走向。

以上梦想源于虚构,请读者不宜作过多联想,各政党亦不宜作过多猜测。

2006年12月5日于北京CBD

作者为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观察》首发

Fight for Freedom to Write–A Brief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CPC)

(Dr. Liu Xiaobo:) We will not lower our head in the face of any pressure no matter where this force against freedom of writing comes from.

(Part One: ICPC Background– 1 minute, photos)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CPC) is a nongovernmental, nonprofit and nonpartisan organization beyond borders.

It is a free association of those who write, edit, translate, research and publish literature work in Chinese worldwide.

ICPC was founded in 2001 by some Chinese writers in China and abroad.

It became a chapter of International PEN (IP) at its 67th congress in London in 2001.

Its founding president was late Mr. Liu Binyan, a famous writer, journalist and activist who had been known as Conscience of China,
And its vice-president was Mr. Zheng Yi, another writer well known in China in 1970s and 1980s.

Since then ICPC has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IP congresses every year, ICPC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responsible PEN centers.

(Part Two: ICPC Today– 2 minutes, meeting documents, photos and videos)

October 2005, ICPC had its membership congress on Internet for the second time.
ICPC Charter was revised and its new board was elected.

Dr. Liu Xiaobo, a prominent dissident writer in China, was reelected as ICPC President.
Two Vice-presidents are Mr. Yu Jie, a famous young writer in China, and Dr. Chen Kuide, a prominent scholar in USA.
Its Board of Directors includes other well-known writers/scholars, Wang Yi, Cai Chu, Zhao Dagong, Meng Lang, Liao Tienchi, Yu Shicun and Wu Yimao

ICPC has now more than 200 members,
about a half in Mainland China, and another half overseas.

Honorary Directors include Vaclav Havel,
and also three Nobel laureates Gao Xingjian, Kansaboro Oi and Nardina Goldimor

ICPC members include many other prominent writers, such as Chen Maiping, Ma Jian,Yang Lian, Bei Ling, etc. who severed for ICPC as its former directors,
as well as many active cyberwriters.

Their creative writings have provided ICPC with new energy and liveliness.

(Part Three: ICPC Missions and Perspectives –3 minutes, text, photos and videos)

ICPC follows the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PEN  promoting literature and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lso provides its members with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literary exchanges.

ICPC aims at becoming a NGO in China and defending freedom of writing there.

ICPCs ideal is to let liberal spirit of the writers in Chinese evident in the spiritual vision of whole humankind, and, like other centers, be capable to defe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writers worldwide.

(Dr. Liu Xiaobo:) As presid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also on behalf of my member colleagues,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tow points: First of all, we writers, who are writ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who are writ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re often called dissident writers by others. We still stick to our writing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lack of the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ublication, the conditions of a lack of the freedom of writing. We still maintain the spirit of the freedom of writing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editing, etc. We will not yield to the pressur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pressure on freedom of writing comes from which dire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r from other sources. Secondly I want to make an appeal again to writers thought the world, especially writers from free countries, to the governments and NGOs to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Chinee writers and to their conditions of writing, and thus help them to obtain their freedom of writing.

ICPCs perspective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aspects:

Firstly,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inclination or other standpoint which s/he holds , regardless of country or region where s/he lives, regardless of form or genre that s/he utilizes, a writer in Chinese shall always have freedom to write, express and publish her/his work, and also the right to criticize those in power, and should not consequently be subjected to the political persecution nor to the imprisonment conducted by any state. ICPC opposes that anyone in power conducts control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r censoring of opinions.

Secondly, Chinese literature shall bear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beyond borders and nations. All of peopl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write and express in Chinese.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hinese writings in any country or region shall never be interfered regarding its political system or situation. The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ll be among the common spiritual resources of all humankinds, they shall under no circumstance, be damaged for political, ethnical, national,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arguments.

(Dr. Liu Xiaobo:) In my opinion, after the Cold War, the degree of liberty in China is related to the whole world and has directly corresponded to the progress of world civilization. I dare say that, to certain extent, if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world, we work together to change China from a totalitarian state, from a state without freedom of writing, to a free nation where every individual can express himself/herself freely and write as well as publish without barriers, then it will mean to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and that the world will move to become a place where writers can create freely. I believe this is the key issue whether we have or not an environment of freedom of writing is a crucial precondition for the elevation of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mankind, a crucial precondi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a spiritual product.

(Part Four: Rescue Writers in Prison –1 minutes, photos and documents)

ICPC devotes itself to help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write freely,
and gives supports to the writers who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their expressions.

ICPC also establishes websites and publishes magazines,
and setups internet libraries and publishes collections for free writer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its persecutions of cyberwriters, and jailed more than 60 writers for their Internet writings.

One typical example is the case of Shi Tao, a poet and ICPC member, who has been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for his Internet publications.

Yahoo has provided Chinese police with Shi Taos personal data as evidence for his sentencing.

This case is one of the unpleasant facts tha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helped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Part Five: ICPCs Awards and Other Activities in China –2 minutes, videos and photos)

ICPC has annual Award of Freedom to Write and Lin Zhao Memorial Award,
which honour the writers for their achievements in liberally writing in Chinese.

ICPC award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governmental and commercial prizes,
and so are much respected by independ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2004 and 2005, though facing intensified pressure from the authorities,
ICPC held awarding ceremonies in Beijing each year.

About 50-60 participant attended the warmly ceremonies.

These ceremonie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ce event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se years.

ICPC also holds various readings, seminars and panel discussions.

The Literature and Memory symposium held in Beijing in January 2006
discussed several works reflecting political persecution under Mao era.

Ms. Zhang Yihe, winner of 2004 Freedom to Write Award, pointed out:

At all time and i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in China, any dictatorship has always sacrificed countless innocent lives either to protect an emperor or to defend a banner, or a doctrine, or a political party, which may be all the same in the world.

As it has sacrificed countless human beings in such circumstance, .any personal memory is always connected to the memories in a country, a society and a nation. Actually the deeper your personal memory is, the more profound your engagement in the reality will be.

More than 100 readers attended the seminar.

Although the authorities sent several plainclothes police recording and photographing at the seminar those who sought the truth could not be stopped.

(Part Six: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ICPC Members –2 minutes, videos and photos)

ICPC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rena.

Many members have received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wards.

ICPC member and poet Mr. Huang Xiang is resident writer at Pittsburg in U.S.

ICPC member and essayist Mr. Jiao Guobiao made a successful visit in Japan.

In many literary activit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USA and Europe
ICPC members are notable participants.

ICPC would like to be a friend of all freedom-loving writers and readers to build up a bridge to China for the foreign friends interes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钱钟书与季羡林

在杨绛的《我们仨》第164页有一段文字:(钱钟书)饶是如此,还免不了背后被扎一刀。如此不是档案里的东西在大字报里暴露出来,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在《干校六记》里有过交代。我们夫妻喜欢玩福尔摩斯,证实诬陷我们的是某某人。我不免有些担忧,钟书与世无争,还免不了遭人忌恨。钟书倒安慰我:“他也不会随心的”。这句话给我增加了一分智慧。(大意如此)

同样在《我们仨》后面有段话:我有些迷信,这个位置(指社科院副院长)是那个诬陷我们的人想要的,可是给一个不想当的人当了。世界上常有这样的奇事。(大意如此)

我们不由的猜想,这个人是谁呢?

社科院那么多学者教授,要猜对当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我们如果是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首先,这个人想当社科院副院长,想来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否则也不敢作此想。

另外呢,如果我们读过钱钟书和杨绛的许多文章,就发现有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考虑到钱钟书夫妇俩是不喜欢与人交往的人,在他们书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应该也是非常之多。但这人不是一般的人,首先,他是陈寅恪的高足,曾受他的提携,也得到过胡适的赏识,在学界也是一响当当的人物;第二,他与钱钟书是校友,钱前脚刚进清华大学,他后脚也迈进了清华大学,前后相差不到两年,按常理来说他们应该认识;第三,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这个人的所有回忆文章里,也从来没出现过钱钟书夫妇。同是著名学者,同是清华校友,同在一个社科院里,互相不通生气,这未免太奇怪了吧。

讲到这里,这个人可以呼之而出了。

且慢,我再讲一个有意思的片断,我记在在几年的一天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中央为了表明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分别看望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温家宝探望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当然垂垂老矣,但在领导面前居然精神还好,当温问到他是否后继有人时,他“咔喳”一声赶快接上:有,有好多人!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快速,令人惊讶,也让人感到别扭,连温家宝脸上都露出会心的笑容。

在领导面前如此想挣面子的人,当然不会入钱钟书的法眼。

这个人就是:季羡林。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阅读札记

1

王国维诗云:“但解购书那计读”,又见了曹聚仁先生的几本书,就一如既往的买了下来。这其中,第一本就是《文坛五十年》。书前1996年8月的出版说明称:“《文坛五十年》系我国现代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书最初于50年代中期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大陆广大读者很少有人读悉。此事距今已有40余年。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并授权首次在大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曹聚仁先生写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这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记述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价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此书的一个缘由。整理这部著述时,我们发现原书存在不少疏漏,这次出版,我们作了认真的校勘,但有些地方,为保持原书面貌,只加注以示正误。此外,原书分‘正’、‘续’两集,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将两集合并为一。兹此说明。 ”

书八折。我知道,我又一次捡了一个大便宜。

2

著名老报人冯英子曾为曹聚仁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曹氏一生写下了4000万字,在我的书架上,只有三联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文思》,东方出版中心的《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是我的心爱之书。三联出的《北行小语》、《书林新话》、《文坛三忆》、《曹聚仁杂文集》,上海书店出的《书林又话》,上海人民出的《听涛室人物谭》、《天一阁人物谭》、《上海春秋》,我都没有。不过,《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样,我的遗憾就小得多了。曹氏1950年在香港定居后,他在大陆是受礼遇的人,但他的著作在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在大陆所出极少。

根据北大游学代言人柳哲写的《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所述,曹聚仁与蒋经国曾经过从甚密,为其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1956年7月, 曹聚仁来到北京,根据毛主席建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曹吃饭。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也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

曹聚仁曾经给胡适写过信,劝他回大陆,被斥为妄人。

曹聚仁以为自己可以藏之名山的思想,是他曾经反复强调过,又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说的“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3

乍读曹聚仁先生的《文坛十五年》,还觉得是现在的新书呢。其实,这书是1954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问世的。从人们思想的接受程度看,1997年6月上海才出一版。这个时间跨度,就是思想界回头的跨度。说来辛酸,梁漱凕,胡风,彭德怀,刘少奇,老舍,还有一大批人,一大批书,一大批文物,一大批事业,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个跨度的的代价。不过,小民还是应该庆幸,要是不让你回头,不是照样看不到,照样学大寨么?

这书的“新”很多,我只记很少的一些,算作是保留读过后记忆里的一点痕迹。

4

曹聚仁说,“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布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的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周作人晚年的作品,有一多半是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

但是,就又记起曹先生 1940年11月13日以《从陶潜到蔡邕》为题写的话来了“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

这是因为“ 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

而焦里堂,恰好又是知堂所推崇的人物。陶潜的被我们热爱,又是怎样的合情合理。

这做人,真也难。活人难,死人也难。今天的人难,过去的人,也难。

国家给了周作人以生路,曹先生给了晚年的周作人以发表文章的机缘。文人的生命,是以文字的发表问世为标志的。真到了后来,在文字上,曹氏并没有将知堂老人“当付之典刑!”判刑的时候痛快,读书的时候,也痛快。

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又是这书给我们提供的。

5

这书竟然以吴稚晖为开篇人物。吴稚晖竟然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为处世精神,这精神竟然又成就了吴稚晖的盛大志业,这志业的开首语竟然是“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曹聚仁说,“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1913年,主持读音统一会,审定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穿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还是这个吴稚晖,他居然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先导者。“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原来,吴稚晖们也爱国,也想让中国好,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

胡适曾经有折扣的评说过吴稚晖:“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说:“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曹氏对此评价说,吴稚晖是像刘姥姥靠在柴堆上晒日皇(太阳)那样咀嚼的风格出之,“诚为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我们错过这吴稚晖,又是多少年。吴稚晖于我,是今天才“出土”。

6

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前的人做启蒙,一百年后,启蒙的事还没有完。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的林乐知、李佳白,在同治年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了。他们竟然是最先向清王朝敬献了维新政策的人。“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音,也就是在宣扬发挥李提摩太的主张。”“康有为的维新具体政策,也还从(他们的)这一大批译者中得来。”“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职责的。”他们为康梁变法开了路,年轻的康梁,在他门的感染下开启了近世中国变革的大门。

后来,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立论根据也多出于叔本华。他山之石,天上盗火,造就了后来的洪流。

梁启超有言,谭嗣同的学问,三十以后,颇有进境,他的诗歌,却未必比三十年前更好。梁启超诗云:“诗界千年靡靡之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氏有一首很奇特的诗歌,题为《举国皆吾敌》,诗里说“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今匪。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这就是那时领军人物的气象。

然而,代表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怀抱,写下了“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或少年头”名句和总理遗嘱的汪精卫,也给历史留下了深沉的思索。

还有,清末的士大夫,以为国家民族的衰败,是官僚主义造成的。他们全力抨击的,也是官场的黑暗,这些,是那时包括小说在内的几乎所有启蒙作品的题材。但今天,这些也还是大问题。

那么,有永远的事吗?要有,那就是启蒙。思想上的启蒙,永远都不会过时。

2006.7.7.

冰心笔下的宋美龄

蒋介石与宋美龄是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自然经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派出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冰心随丈夫吴文藻旅居东京。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中国的领袖与夫人自然引起日本人民的兴趣,希望了解这两位战争中传奇般的人物。冰心是战后第一位到达日本的中国著名作家,同时还有一重身份,与宋美龄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都有共同的留美背景,且是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校友(宋美龄为1913——1917年本科生,冰心为1923——1926年研究生),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有过一段共事的时光,冰心还主持过“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活动,而作为女参政员在出席参政大会时,也少不了与宋美龄见面接触。以至日本的《淑女》杂志认为,“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所以,冰心在接受日本报刊的访问与稿约时,宋美龄与蒋介石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与选题,现在能查找到冰心共有三篇文章描写这两个人物。《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发表在《主妇之友》第31卷第4号上(1947年4月),《最近的宋美龄女士》发表于《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发表在《淑女》第1卷第1号(1948年)。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是类型的描写,而是某种近距离的观察与个性化的叙述。

繁忙而优雅

冰心与宋美龄虽为校友,但直到1940年之前,未曾有过谋面,但对宋美龄,冰心并不陌生:“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只是“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谢冰心与宋美龄终于见面是在1940年的秋天,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一方面与美国斡旋,力争援助,一方面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动员全国的妇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当时冰心在昆明呈贡,为师范学校义务教学,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并进行战时的人类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就在这时,冰心收到了重庆一位朋友的来信,因为妇女指导委员会缺一名文化事业部的部长(沈兹九原为这个部的部长,因为要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位置便空缺了),言谈中提到了谢冰心,宋美龄十分高兴,表示想很快能见到她,并且希望坐飞机来重庆。宋美龄当时是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冰心飞抵重庆,在周到的安排下,第一次在黄山别墅见到宋美龄:

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满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

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

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这就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冰心对宋美龄的最初描写,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现在冰心面前的宋美龄,是那样的优雅美丽。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当谈到美国的母校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英语”,并且“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

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是个大忙人,这个忙首先在于协助丈夫蒋介石处理国事,两个人几乎是形影相随:

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

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

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尽管宋美龄几乎是与蒋介石的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宋美龄还有自己的事情,比如她对中国空军的扶持,与美国代表与军事高参的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抚养,还有组织妇女、慰问伤兵等,成为繁忙的另一个部分。这里有些事情,连蒋介石也未必插得上手,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的艺术才华,书写着一页一页的历史。

就是这么个繁忙的宋美龄,却又在任何场合或任何时候都不失其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的活泼而温和,她的言谈与举止总是得体而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但一年四季的色彩却是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不仅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也是深受东西文化滋养的最美最优雅的女性。

女人与夫人

1927年1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一般解读为政治的联姻,“我们的婚姻给中国旧社会带来了影响,同时也为新社会做出了贡献。今后,我们俩将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建设而努力。”(蒋介石婚礼致辞)因而,她在蒋介石身边发挥的政治作用,是不避嫌不退让的,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冰心作为女作家,敏感地观察到这样一些细节:经常亲自煮咖啡,只要有时间,便会下到厨房做点心,有时还会自己去挤牛奶“拿来给丈夫饮用”,“家里的鲜花什么的全由女士亲手栽培。在花坛里种花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女士很喜欢动物,尤其是狗,连很丑的狗也不例外。”冰心观察到,宋美龄在繁忙的日常公务中,会尽最大的努力,安排和行使自己作为妻子的时间、家庭妇女的时间。“这时的宋美龄女士除了是一个女人以外,什么都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从理论上讲,“这些事没有必要自己来做。女士家既有厨师,又有许多仆人。”但宋美龄尽可能自己去做,冰心说,看到这种情景,对女人的命运真有种想哭的感觉。还在第一次见面时,宋美龄留冰心在黄山别墅用餐,餐后,喝的咖啡竟是宋美龄自己烧的,点心和糖也是自己制作的,当时她就感叹:“重务在身的夫人怎么能有时间去厨房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在家庭与在丈夫的面前,宋美龄不仅是做足了女人的角色,还有着长者的风范。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与前妻留有二子,分别生于1910年的蒋经国与1916年的蒋纬国,与生于1897年的宋美龄成了两代人,四十年代末,“女士是两个媳妇的婆婆,二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的奶奶。让人觉得很奇怪。确实,对宋美龄来说,‘婆婆’、‘孙子’这些字眼真的不相称、不协调,但他们的确是一个很美满的家族。”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的社交才华被历史所肯定、被人们所称道,尤其是四十年代为了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她访问美国所刮起的“宋美龄旋风”,更是惊动了美国朝野。冰心对于宋美龄社交活动的描写,却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予以肯定。因为是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她便以日本为例,说:“在日本,由于丈夫的所有交际都是在外边进行,政治上、事业上或者是其它的招待等都在家庭以外的场所进行,因此妻子被丈夫的社交生活完完全全地拒之门外。但在中国,丈夫接待客人一定是在家中,由主妇主掌。在外接待客人被认为是有不想让家人知道的事。”“由于这种原因,主席的大小宴会都由女士操持。具体招待客人的人选也都由女士决定。这是只有非常了解主席的所有政治、外交,才能做好的一份工作。”

有一次,美国的一位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曾用这样的句式表示了她的敬意:“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而宋美龄却是微微一笑,说:“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过这个细节之后做如是观:“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蒋宋之关系

蒋宋虽为政治联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又是真诚的,这可能与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徒、也与蒋介石追随宋美龄成为了基督徒有关。

宋美龄女士与主席的夫妻间的恩爱和结婚初期没有丝毫的改变。即使今天来到他俩的身边,依然能隐约地感觉到如同新婚时的气息。

只有主席出席国会的时候,两人才不在一起。其余的时间都形影不离。读书时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有主席的地方就有女士的身影,有女士的地方就有主席的姿容。所有旅行也是一同前往。所以,女士在战争中有好几次差点因此身亡。

说两人像一样东西的正反面,不如说两人同时是一样东西的表面抑或反面。

主席从自己和夫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刻在私人飞机上,并把飞机命名为“中美号”。“蒋中正”的“中”,“宋美龄”的“美”……对主席来说,中国和夫人是独一无二的爱的对象、尊敬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宋美龄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中美号”里整齐地放着两张夫妻的床。它们友好可爱地并排着。当飞机飞行时,应该来到两张床上的主人必到无疑。(《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冰心说,她讲述“宋美龄和蒋主席的亲密无间,并不是在向大家津津乐道两人的恋爱故事”,而是“想让大家从蒋主席夫妻的生活中,充分体会一下在理智的温床中孕育的正确的恋爱之果,从而使年轻人正确把握爱情生活的真正意义”。显然,冰心是将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婚姻楷模来描述的。这里讲到的在战争中差点身亡的事情,冰心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宋美龄的一个自述,透露了蒋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福建。圣诞节那天我们旅行了一千多里。我们一半是坐飞机,一半是坐汽车走军用路。我们沿着高山的悬崖开,一不小心的话车子就会落入深渊。……此后我丈夫后悔不该带我冒这个险。但是,自己在遇到危险时,没有像人们的追忆那么可怕。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江西省深夜发生的一幕。我听到枪响。主席立即为我披上了衣服。……我找出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资料,然后手持手枪坐着等待事件的进展。……这个危险时刻反倒让我平静。我心里想到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部队的安置以及有关移动的资料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二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举枪自杀。幸亏敌人被击退,我们又恢复了安全。

“除夕的晚上,我和我丈夫去周围的山散步了。我们看到了一棵开满花的白梅。这是吉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中,梅花的五个花瓣有福、禄、寿、喜以及(我们最期盼的)安稳的意思。主席小心地摘了二、三棵树枝拿回家。这天夜里红烛点燃之时,他把梅花作为新年礼物插入小灯笼送给了我。……梅花装满了灯笼,在烛光的照射下别提有多美了。稀疏的树枝的影子映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它那清秀有力的笔势,似乎也要画明朝八大山人的画趣。这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在前线和我丈夫一起同甘共苦了吧!我丈夫不但具有军人的胆识,还有文人的温柔……”(《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冰心对蒋介石也有过简单的描写,“这天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和我们的想象不同,委员长的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品茶后又一起在客厅里看了战时的新闻电影,相处得从容而随和。

冰心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文章,都是以日文发表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国内基本无人知晓。1951年冰心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从日本回国,由于政治的原因,完全冻结了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会提及她所写的文章了。但就是在当时,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曾引起傅斯年、林徽因等人的非议,所以,这几篇文章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包括《冰心全集》在内,她的作品中连描写宋美龄的一个字也没有。直到九十年代,日本的学者才从有关的报刊与文库找出来,经过旅日学者虞萍博士的翻译,才使我们读到了这几篇作品,读到了众多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作品的另一个文本。

上图为宋美龄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的照片,左图为刊登在日本《淑女》杂志上的签名照。

【北京书情】在热书和好书间,选择好书

年终临近,2006年度盘点大战又将拉开,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文化事件、年度十大文化人物等评选相继出炉。这期间,出版社也放慢出版的步伐,静观一下本年度的出版态势,从中解读和分析着,进而为明年的出版走向做一些设计。而手里已经成型的选题也不急着出版,储备着欲在明年一月北京定货会上推出,一可赶上年初的销售势头,二可进入下一年度的各类好书评选视野。

所以,11月和12月,通常被认为是出版淡季。然而,所谓的淡季,只是相对而言,对有些聪明的出版社来讲,淡季反而是旺季。比如,中华书局,一年来都没出什么热销书,却在年终时候起印60万册签下了于丹和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再加上易中天大佬的卖力吹捧,着实成为本月的热门人物和热门图书。据说上周末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天签售了近万本,于丹手都签酸了,此情形连如日中天的易中天都有点比不上啊。在今年媒体评选的“十大书界热门人物”里,易中天和于丹显然会稳坐头两把交椅。或者并排而坐,“男左易中天,女右于丹”。

除了大热的书外,本月还有几本次热的或者不热但品质好的书相继出版,虽然在热书面前,这些书的出版显得毫无动静,但就我而言,在热书和好书之间选择,我会不加考虑地选择好书。

文学书中,《大平风物》、《风之影》和《在路上》符合我心目中好书的标准。李锐的《太平风物》是我近年看过最好的短篇小说集,他借助农具来述说农民的命运,读来让人动容而感伤;西班牙小说《风之影》是今年最好的翻译小说之一,故事围绕一本书和一群人展开,角色丰富,递进自然,小说的元素急进完美;凯鲁亚克和他的《在路上》虽然是本再版书,但阅读《在路上》,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好,更多的是一股怀旧的情绪让自己忍不住再次阅读。

在商业书籍中,今年最热的当数《世界是平的》,在这股热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又一本在西方大热的商业书籍《长尾理论》出了中文版。这本书在IT和商业界口碑很好,影响很大,也让很多人从中受益和获得帮助。当然,“长尾”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对于非商业领域的人而言,“长尾”就不一定是好事。

和其他类型书籍不同的是,人文书籍往往喜欢在淡季出版,因为这样,它们被媒体关注的几率会大一点。但毕竟小众,媒体的关注是一回事,而真正买书的仅仅还是那一小部分。大众一点的如林达,他的《扫起秋叶好过冬》显然有点急就章了,完全是冲着这一冬季来的,虽然,林达的写作速度很快,但也不至于几个月之内出了两本厚厚的书。这本书的品质被人评价为和《带一本书去巴黎》类似,可以说是又一道“旅行快餐”。

由于个人的偏爱,本月有两本绘本进入我的阅读视野。高木直子的《一个人上东京》和弯弯的《6868,一起跷班去》。高木直子是一位可爱的漫画家,她的作品风格独特,不做作,不夸张,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她的画笔下呈现完美的诙谐,在她已出版的《150cm》、《一个人住第五年》和《一个人上东京》中,最最好玩,最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住第五年》。台湾已经出版了她又一新作《一个人洗澡》,对这部作品我很是期待。

弯弯虽然在台湾红得厉害,在内地也算人气很高,但和高木直子比起来,还是要差很多。故事的设计、绘画的技巧、人物的特点等等方面都不如高木直子小姐,甚至,弯弯很多方面模仿了高木。即便如此,弯弯的绘本还是让人喜欢的,毕竟,现在能让人读了感到快乐的书籍太少。

冬天的北京,寒冷。偶尔有阳光洒进窗台,捧本书靠在沙发上,惬意。

【深圳书情】要想有创意,先从养心开始

十一月的深圳,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读书月”,各方大师和文化名流轮番登陆本城讲坛,看到读者们赶场般地聆听大师的演讲,总心生感慨,如果能将这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匀成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家常小菜,那才是城中人之幸事。当然,有总比没有好。看到有评论家评论深圳人的阅读没有自己的特色,不禁莞尔,难道特区之特也要体现在阅读趣味上吗?读书到底是个人私体验,还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符号,现在还真成了一个问题。

言归正传,重回本月书情。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猫书《猎人们》出现在书店里的时候正值媒体和百姓纠缠于“狗患”的论争之时,这是一本爱猫之人写给“不喜欢和不了解猫的人”的书。在这本书里,除了朱天心作为胡氏弟子令人叫绝的文字功夫之外,更多打动我们的是她及家人对于猫的态度。在她的眼里,世界分为不同的族类,人族、猫族、狗族等,我们与猫的关系犹如人与人之间的相逢,猫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在她的妙笔下呈现出最生动自在的“猫生”,写“猫事”其实在讲“人事”。然而,这样的“共和”也许还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吧,且不论太多的世人不能人猫平等,即使视猫如人又如何?“人族”对于同类的平等与爱也稀薄得很。所以,我们需要检视的是自己对于生命的态度。

张悦然的新作《誓鸟》也已上架。据说在书名的选择上她和出版社曾经有过很大的分歧,最后她固守了她的坚持。对于书名的坚持一如她在写作上的坚持,在这本以南亚海啸为背景讲述关于生与死、爱与恨、遗忘与记忆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张悦然在写作上已经进入一个成熟期。老实说,我是抱着一种了解80后作家的心态去读这本小说的,但我想,张悦然在心态和写作技巧上已经完全超越80年代的所谓标签,她的坚持也再次证明这些标签是多么的可笑和无意义,她让我们相信,真正的写作,与年龄无关,与才华有关,与心灵有关。那些喧嚣的终将归于平静,时间的水终将检验出砂子和珍珠的区别。

月中去了趟北京,正好赶上看了出享誉盛名的话剧《暗恋桃花源》。一出现代悲剧和一幕古代喜剧在同一个舞台交错甚至同时上演,不同的时空奇妙地相遇,笑与泪之间探讨的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得不佩服导演赖声川的奇妙创意。回到深圳,正好在书店里看到《赖声川的创意学》。这是个追求创意的时代,因为创意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财富,当然“创意”的初始涵盖面本来要大得多,比如它也可能等同于有趣味的生活。正如余秋雨所言,“人类永远想摆脱没有创意的状态,然而遗憾的是,连摆脱的方法都是这样没有创意。”创意可以学吗?在赖声川那里,答案是肯定的,他将创意的培养分为“创意概念(智慧)”的培养和“表现形式(方法)”的训练——具体技巧,而常见的创意培训大多忽视“智慧”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创意决不仅仅是技巧上的进步,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心灵上,在自我改造与转换上下功夫,创意永远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要想有创意,先从养心开始。

无独有偶,我们在另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大师黑泽明那里,也找到了相同的印证,创意真的是有迹可循的心灵过程。《蛤蟆的油》是黑泽明晚年写的一部类似自传的东西,回顾了他如何从一个孱弱的“夜哭郎”成为一代伟大的电影宗师的历程。你会发现,创意也许就来源于他婴儿期在澡盆中的一次摔倒,或许是青年时在旧日小街中随便欣赏的曲艺和观察到的人性之阴暗……黑泽明在回忆他的一生时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平静和淡然,甚至给抱有探究心的读者以一种意犹未尽之感。他自喻是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惊出一身油来。所以当他谈到代表作《罗生门》时竟然也不能继续了,人总是很难如实地谈自己,人总是本能地美化自己。于是“《罗生门》成了使我这个电影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可是写自传的我却不能穿过这个门再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