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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十八个国家或组织组成的“中非论坛”在通过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中非宣言》之后落幕了，中共当权者以“宽大的胸怀”热情拥抱非洲雄狮的大腿而赢得阵阵喝彩，以重金施舍和派送而当之无愧地获得龙头老大的殊荣。
 
双手粘满血腥的政治寡头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里
 
沉睡的非洲，蒙昧的文化，独裁的政体，连拿破仑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公开声言“不要碰这块沉睡的大地”，现代西方国家诸如美国、英国都采取“近而远之”的策略，避之不及，中共当权者竟然把他们捧为座上宾，无疑是引狼入室。
 
这四十多个国家中，除南非等几个少数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引进了自由选举、国民真正“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之外，其它大多数国家不是君主制国家，就是军人独裁政权，不少国家元首都是种族屠杀、违反人道、内战政变的元凶和幕后黑手，他们血腥残暴、贪婪腐化。
 
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红地毡上迎接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就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现年八十二岁、曾经三次 “蝉联”津巴布韦总统的穆加贝，自称是人民的领袖，实际上是人民的公敌。在穆加贝长达二十七年专制统治下，津巴布韦被分裂成为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社会，这个国家连年都要爆发多次的农民起义，凡是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要么逃亡国外，要么被关进大牢。 尽管西方国家对穆加贝压制民主迫害人权的斑斑劣迹批评日益加剧，但穆加贝总统一概斥之为西方反津势力，并且宣称津巴布韦是个主权国家，不容外国势力干涉津国内政，他个人曾狂傲地声称要“工作”到一百岁“退休”。 尽管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但中国日前还和津巴布韦签署了一项价值 13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

毛里塔尼亚领导人穆罕默德 ．瓦勒先生，就是在 2005年军事政变中被“推荐”为“民主与公正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的。趁总统塔亚出国参加沙特阿拉伯前国王法赫德的葬礼之机，塔亚的“亲信” 之一、国家安全局局长穆罕默德・瓦勒于 2005年8月3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已执政 21年的塔亚政权。塔亚从此逗留在尼日尔首都。事件发生后，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政府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国际社会有关方面对此表示谴责。瓦勒先生执政一年多来，西方国家一直不愿意接纳他，而这次中非论坛过程中，胡锦涛与其进行单独会见，并进行了“亲切交谈”。
 
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政要，几乎多数都是不受国际社会欢迎的政客。乍得近年来因独裁政权、军人霸政和贪污腐败日趋严重，屡遭国际组织和西方世界“点名制裁”。为了取代台湾在乍得的地位，这一次，中共当权者不惜重金将乍得当权者的代表请来作为座上宾。

种族歧视、军人政变、独裁专制是非洲旷日持久的话题，在非洲国家中，绝大多数民众还过着部落式的生活，人民在强权政治的压迫与剥削的环境下生存，在贫穷、饥饿中煎熬。十几年来，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寡头们窝里斗的嗜好没有变，有近二十个国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而这些国家的军火，几乎都是中国和俄罗斯提供的。

1991年以来，塞拉利昂不断发生政变。塞拉利昂总统卡巴自1991年以来与 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发生过无数次的流血冲破，造成 20 多万人死亡，大量平民百姓伤残，上百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国内经济由于连年战祸而陷于停顿，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2002年进行的所谓选举当中，卡巴蝉联“当选 ”。 11月 4日，现年八十六岁高龄、靠高压政治而独霸首脑位置的卡巴仍然风风光光地走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受到中共领导人盛情款待。

自1991年以来，布隆迪、冈比亚、几内亚比绍、科摩罗、中非等国家先后发生过血流成河的军事政变，这些国家前来北京参加“中非论坛”的当权者中间，每个人的双手都粘满了人民的鲜血，虽然他们有的是在所谓的“选举”中“获胜”，但都与中国式的选举游戏如出一辙。
 
他们中有人如果踏上欧洲或美国，就会马上被逮捕送到国际法庭审判。今天却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台上，他们称兄道弟，群魔乱舞；台下，他们在北京的奢侈品商店肆意挥霍，还上了CCTV第一时间的新闻:非洲客人喜欢中国丝绸大量采购。然后是一个商家喜气洋洋对记者的道来：某国元首为自己定做了15套西装、给儿子做了 7套衣服、女儿做了3件旗袍、夫人做了5套……
 
有个网友在论坛中写道：“这些骑在贫病交加非洲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在中国得到经济利益，中国又不干涉他们在国内的独裁。而欧盟和美国对这些非洲国家贷款和经济贸易都是有条件的。如提高人权人道、改善独裁、停止内战，屡试无效的情况下才说非洲是没有希望的大陆。西方国家如果支持非洲的独裁政权，他们国家的人民是不答应的，就会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金钱收编众喽罗

为了收编非洲国家中的那些小混混政权，中共仍然采取他们最惯用的、最原始的买通方法：金钱诱惑。在中非论坛会议致辞时， 胡锦涛当众宣布八个举措：第一，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二00九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二 00六年增加1倍。第二，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第三，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 50亿美元。第四，为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第五，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二00五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第六，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 多个。第七，今后3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3至 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第八，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培养15000 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 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 免除 无息贷款债务 是多少呢？他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借用非盟轮值主席刚果(布 )总统萨苏介绍说：“2000年 10月 10日至 12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免除非洲国家高达100亿美元的债务。像过去一样，中国政府履行了自己的承诺，非洲人民从这一慷慨的举措中获益，对此深表感激。”
这样的狮子大开口令十三亿中国人困惑：是不是中国人民的钱财多得没地方用了，要这样慷慨地送给非洲当权者？

面对国内浪潮般涌现的工人下岗问题，面对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的孩子读不起书、上不起学，面对无数的弱势群体有病无钱医治，面对大西北地区普遍的贫穷落后，胡温无能为力，举步维艰，用“和谐社会”的观点来安慰民众。现在，他们向非洲一出手就是数十亿美元，这是为什么？这是收买人心！用糖衣炮弹哄得非洲一些流氓政权俯首称臣，收编归宗。

壮大黑社会组织的需要

有一位网友在论坛上留言说：“先看非洲小国都是些军人独裁政权,贪污腐化贫富悬殊,社会危机重重 !非州人民远非我等顺服,一旦有事,我国处境必然尴尬，甚至会成袭击目标!” “实际上中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一直在和台湾当局争夺非洲国家的认可，为了把台湾完全挤出非洲用了很多不则手段方法。对一些反人类的战乱凶手国际会议上谴责一下，之后再给予贷款（根本要不回来），中国有义务检讨自己的非洲政策。”另一位网友写道：“1995年，尼日利亚产生了第一位经民主选举的文人总统。不料这位新总统上任后屁股尚未坐热，军队便发动政变，推翻了文人总统，建立了军人政权。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中比较常见，我们与非洲专制政权打交道是劳民伤财。”

交朋友要看档次。连普遍的民众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非洲的投怀送抱得不偿失，对那个地区强权势力的投入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外交部长 李肇星一语道破了真谛：“有句话说的很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彼此喜欢，相互尊重，这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要与那些流氓政权“彼此喜欢”？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共喜欢朝鲜金家帮、古巴卡斯特罗等国家的独裁者，甚至喜欢萨达姆、米诺舍维奇，视他们为狐朋狗友，难兄难弟，臭味相投，其目的是为了拉帮结伙，壮大队伍。

对此， 西方媒体已经将“中国威胁论”上升为“新殖民主义” 版本。如今，当48国非洲元首和部长们齐聚北京，中共当权者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打肿脸冲胖子，向非洲流氓政权送钱送物 ，慷慨解囊。这一令世界瞩目的举动不仅是做“盟主”的需要，渴望当上驰骋非洲大陆的狮子王，而且是要当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山林匪寇之王，当世界的主宰者。

并不存在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而是存在“中共威胁论”，中共当权者不仅要控制中国人民，而且指望控制世界局势。他们将非洲那些流氓政权收编后，不仅要堵死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的空间，而且企图在联合国等重大场所一呼百应，大耍威风，从而达到与美国、欧洲等西方民主国家抗衡的目的。

2006-11-9

陈伯达是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想来不用我做介绍了吧。即便是不知晓的人，用百度和狗狗这样的搜索引擎，立马可以检索到相关信息，也用不着我来饶舌了。这人在国民党时代起劲地攻击国民党，在共产党时代起劲地装饰共产党，文字方面有一定的功夫。毛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包括陈伯达，在文字方面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正因为在文字方面有几把刷子，于我们来说所产生的文字毒素，所散发的愚民观念，其危害更大。共产党早期的文人中，许多人虽然干了不少坏事，如康生——我看了一九四四出版的关于保密除奸、审干的书，他所用的手段，真令我有毛骨悚然之感，以后我会在《中国告密史》中专门涉及到他的所作所为——他写的字还是很有特点的。但我今天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而是将我收书和读书过程中的点滴所获写出来，公诸同好。

受谢泳兄的影响，收了不少民国的字典，当然也收了许多四九年后的字典。从字典的编纂，是很可以看出朝代鼎革，对文化传承相当的影响的。总体说来，四九年前编纂的字典，释义遵守知识中立的原则，很少作价值判断，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四九年后的字典编纂，深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把释义当作党派灌输其愚民政策的工具。只要你用心去看，《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字典》、《辞海》、《辞源》等习见的诸种字典，所在多有。就是《世界知识辞典》、《学习辞典》等比较偏僻的字典，也有不少这样意识形态的垃圾性词条。我一直想在这方面做个调查和相关研究，可惜时间太少，等以后抽时间来做个个案分析吧。对中国古代字典史、笔记小说史深有研究的刘叶秋先生，给我很多教益，但近现代以降包括四九年后的字典，因其数量庞大，似乎一直缺少相关的研究。许多专吃文史研究饭的人，总是喜欢去吵冷饭，而不屑于在这方面做些开创性的工作。而这样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可谓意义重大。

昨天在旧书市场花五元钱买了册黎锦熙、叶丁易主编的《学习辞典》（天下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我拿到手中随便翻了翻，就看到他们所写的“人日”一条。他们所释的人日，和《荆楚岁时记》所记载以及何绍基的“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人日”，可谓有天渊之别。一个独裁政府治下的词典编纂者（黎锦熙是语法及辞典专家，叶丁易写过著名的《明代特务政治》等书）为了配合政府愚民，所编出的字典，竟然无耻割裂几千年辗转相承的传统文化到这样的地步，真可谓闻所未闻。如果我没有亲自看到这样的词条，就是有再好的想像力，也无法猜度他们能弄出这样亘古未有的解释（见该书P17）：“人日”本指阴历正月初七日，是封建迷信的说法；现在借指用来做“人民的节日”之意，如陈伯达在《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原无书名号，系我添加——冉注）一篇文中，就说：斯大林的生日是世界的人日。

《庄子。列御寇》里庄周谓曹商夸车舐秦侯，可谓千古至绝之骂。设若庄周先生活于今世，见中共为一党之私利而狂谀苏联，见陈伯达之猛夸“斯大林的生日为世界的人日”，不知他会着何感想？想必他会乐于承认陈伯达之于曹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常听到有人说，在我们这个年龄是阅读最好的时间，是接受知识最好的时期。在我们这个时候，要读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大多数人都特别喜欢西方的一些伟人，博尔赫斯、卡尔唯诺、米兰昆德拉、哈唯尔……这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著作，但也都不是这么好懂的。我想是我自己还没有到可以完全明白这些著作的时候，读起来还真有那么点累。相比之下，我喜欢看一些简单明了的文字。

原来在林贤治的书[1]中看到过有关于“知识人”这么个概念：“知识是一个元概念，可以由此衍生出一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主义、知识社会学，等等。……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而在我比较肤浅地看来，一个知识人是总在一旁默默地、源源不断地写着一些振奋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性文字的人，他常常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他的一切，而不是常常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媒体前，他被人所记住的应该是他的文字，而不是“脸”，不然他就变成了只拥有华丽外表的明星了，而不是知识人。

王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先闻其“文”，然后才可以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他太不商业了，他隐藏地太好了，又或者说是他的文字具有太强的吸引力了。以至于我一直都以为王怡是个女的，说来真的很可笑，可能就因为我们的名字很类似的关系，所以一直到我拿到《不服从的江湖》[2]这本书，我一直不知道原来王怡这样一个胖嘟嘟，那么有书生气的人，这和他的文字给人那种犀利、直接的感觉真的差好多。不过这样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人”，神秘、自由、独立，然后只专心于雕刻他的文字。

“社会斗争往往通过知识人的内战进行。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3]王怡的文字犀利、到位，正是在其雕刻刀般的笔下，才引起了这一场场“内战”。王怡结集出版的书真的不多，有很多都是被封杀了的。而想要顺利买到他的书也真是难上家难，我所有的也只有《不服从的江湖》（这还是向别人借的）和《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4].我始终记得我跑了几家书店，问若干个看上去十分知识渊博的书店老板，是否有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他们都只是对我摇摇头而已。“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他的书难买，所以才越发使人对他产生兴趣。网上很有名的“王怡的麦克风”已经换了4代了，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正如他自己说的，“有麦克风就有窃听器。有窃听器就有麦克风。网络就是麦克风加窃听器。”玩麦克风的王怡其实跟摇滚歌手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宣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只不过一个是在感情上，一个是在理性上。并且手握麦克风就不可能一个人私语，而是要面向广大观众表达。虽然自知是博客杀手，走到哪里哪里黑，但和出版书刊来说，网络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平台了，所以王怡的作品都是通过这样的渠道面向大众的。不同与另外一些常常在网络上发表文学作品的人来说，王怡的文字是理性批判型的，事实上，像王怡这种类型的作家，在1949年之后的五十年里，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他是前无古人的，至于是否能有一个“来者”来超越他，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很难。

王怡的文章绝对是一种另类，他所涉及的面太广了。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名著、电影，又或是社会制度、国际时政，总之包罗万象。但无论是武侠小说、电影、国际时政，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是一些我们读解世界记忆世界之中国的假借而已，最重要的是王怡通过叙说他看的电影、小说、时事的感观，把他对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中国的一些思索穿插其中。他究竟看过哪些电影、小说并不重要，即便他看的是另外一部电影、小说，他也可以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在“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中国思想界弥足珍贵的。我就特别喜欢他这种强烈“隐射”的手法，他以其极其敏锐的嗅觉和独到的手笔向揭露普通

表层现象下所隐含的不一般的社会现象。

还记得初二的时候在那个昏暗的教室里看完《The Truman Show》的时候，全班一片哗然，电影里的楚门发现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巨无霸的摄影牛棚，而自己是一部24小时直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我们全班都为这个被传媒操纵着的楚门感到可怜。不过敏锐的王怡除了看到这些我们大众的通感外，还将这本电影和当时盛为流行的电影《骇客帝国》联系在一起，将注意力放在了虚假本身，得出一个结论：上帝就是高科技。世俗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意味着“宗教世界对于世俗化的拒绝和反抗”[1]的911，至今纽约的居民都无法明白劫机分子的动机，一个人怎么会那样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呢？而超越性的尚未去魅的宗教文化，究竟是世俗社会的敌人，还是救星？这是王怡在最后提出的疑问。同样是在世俗意义上，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眼里，在《桂河大桥》中的英国俘虏尼古尔森一定不配称为一个爱国者。但是当我们失去自由时，当我们被征服而被破要去造一座桥的时候，你甘愿如同一个奴隶般地去服从命令，还是选择主动从而维护了一个主动者的尊严和自由的选择？至少在我看那本电影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我的敏锐度还让我无法从这本影片中透析到这个问题。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总是与众不同的，现在电影院里一直在热映的电影《东京审判》被很多国人都奉为爱国表现的电影，在买回来的碟片上是这样写的：著名导演谢晋：“这是十年来少见的佳片，每一个尊重历史真实的中国人都不能错过。”但是这样一本为大多数人都叫好的电影，在王怡看来却是“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2]一直被称为民族英雄的梅汝璈法官，却被王怡称做“宁愿做法庭上最后一名士大夫，而不做第一名法官”。王怡有些悲哀的说道：国人普遍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国人爱把他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60年前梅汝璈法官是如此，如今的高群书导演亦如此。殊不知他本身应该是一场以自然法为前提的另人敬畏的审判，而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掳掠，不是一切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受害最深”为中心。梅汝璈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而现在的我们，仍然把这样一个日子当作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这就是王怡所说的普通人至始至终都无法理解“东京审判”的含义。如果没有看过王怡的文章，我们能理解吗？我想，我们仍然是这茫茫“快意恩仇”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吧。

王怡的文字就是这样，让你在看之前和看之后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他的这些思想结晶是迥异于别人的，具有鲜明的王怡式风格。符号是具有两面功能的双刃剑，既可以遮蔽对象，也可以打开对象。王怡的这些关于电影符号的文字符号，其意图是打开对象，更打开遮蔽对象的符号。当然除了电影这些“符号”，王怡的隐射功能在他别的文章中，也体现地十分彻底。

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在他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自由主义者喜欢吃配合菜，特别是小吃、点心、夜宵，这样才显其“自由”。而席菜最与自由主义精神相悖，尤其是它的等级制。其中他对于烟酒还有一记特别的“假借”。他说：如果权衡利弊，（在烟酒中）非要选一种“最不坏的”的，那么自由主义者宁愿抽烟，而不愿饮酒。他是这样解释的：酒是一种天然的集体主义的媒质，是独乐乐万万不如众乐万万的，常有“劝君更饮一杯酒”的举动。而烟的吞吐之间全凭自在，节奏自己把握，所以烟是个人主义的。“生活在别处”，美妙的饮食享受，永远在离开人群最远的地方。这样的假借实在精彩，显然王怡是在推崇自由主义者，而批判专制主义者，脱离了饮食这个话题，他依然可以讲他的“自由、专制”，而且同样精彩，只是有了这些符号，才会使文章更加吸引人。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他的那篇《在作弊中慢慢成长》，“作弊”这个被老师、家长十分鄙视的名字，却是王怡所推崇的，他反而批判的是那“毁人无数”的教条式教育体制，从背诵成篇的套话到考试作弊本身成为积弊，讲真话的习惯和勇气荡然无存，一个个孩子唯唯诺诺、充满奴性。而王怡他用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一朵有臭气、但是会思想的花。就连这样的结尾，王怡还是不忘略带嘲讽地“假借”自己一把。

思想，是穿过人生与世相的一道幽光，能让昏昧的心灵豁然开朗。思想者的文字，是社会大幕下一道刺目的闪电，能映照出思想者卓然挺立的身姿。有人为其无思想而烦恼，有人为其有思想而不知如何表达而烦恼。原来说过“电影、书、音乐是使自己变得有思想的最有效的方法”，而看了王怡的文章后我确信了，同时我更明白我们还需要寻找“符号”，寻找“喻体”来使你的思想通俗化，使你的文字简单明了化，而不费解。不会为你泉涌的思想而无人与你分享而担忧，虽然思想深刻，可无人理解这也是一种悲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原来初中的时候贴在隔壁班后面的一句话，而现在觉得形容王怡再恰当不过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爱抽烟，会思想，懂表达，或许还带着些“臭气”，总之在我眼里，他是个语言大师，是个万分伟大的知识人。

[1] 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午夜的幽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王怡《不服从的江湖》 上海三联书店[3]出自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午夜的幽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王怡《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 湖南美术出版社[1]出自王怡《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中的“楚门的世界：世俗带来什么”

[2]出自王怡“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电影《东京审判》和《日本沉没》”2006-9-15

1933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 国民党也曾“叛国”矣。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只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说他“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也无不可。这当然是律师有意做的有利于他的辩护。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

陈独秀、章士钊的辩护，“政府不等于国家”等观点通过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注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是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只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只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亚东图书馆当年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有些大学的法学专业马上将此书作为参考书。这些都为历史留下了忠实的记录。

 

近期大陆政坛上最哄动的新闻无疑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下台，九十年代笔者有幸在上海工作过较长时间，接触过很多当地人，对陈良宇、韩正等略知一二，很乐意将所见所闻与读者分享。

九十年代初期，笔者在香港某大地产发展公司任职，专注上海淮海路上一个超高层大型项目。其间的所见所闻笔者曾在海外发表文章予以披露。文内列举了上海房地产领域内种种贪污腐败的现象。现在，笔者想补充该文未有提及的其他内容。

韩正油嘴滑舌学历很成问题

当时，笔者参与的项目在上海卢湾区，韩正任副区长，主管该区的建设项目。淮海路上最主要的十个八个香港发展商的项目均在他管辖之下，因而有幸在会议上见过他几次。当时除了觉得他典型的海派作风，油嘴滑舌，满嘴时髦的党八股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倒是他后来很快地晋升区长、副市长、市长后，通过自诩是他“哥们”的卢湾区政府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的炫耀，对韩先生有了一些认识。

这个官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带队来香港“考察”，成员包括设计院、地铁公司、甚至区政府工作人员，香港老板除了派专人陪同游览，“珍宝舫”吃海鲜外，还送红包，给他们在香港使用。这个总经理经常吹嘘和韩正如何相熟，一起在区政府机关建筑队当工人，然后韩区长踏入官场，怎样步步高升。

韩正递上来的名片赫然印着“××大学××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一个小学或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摇身一变都可以成为什么“硕士”、“博士”或者“高级××师”，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一。二○○三年韩正“当选”上海市长时，大陆官方公布其简历，你找不到其高中、大学的学历，却赫然见到他是“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近日，韩正接替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职位，大陆再次公布其简历，称他“一九九四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时年四十岁，正在卢湾区长任上，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学生”，不讲自明。又称他“一九九六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士”，时年四十二岁，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大家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在职研究生”了。

讲起来，这位总经理洋洋得意地告诉笔者，该大学为韩正和他们卢湾区几个特殊“学生”，开设了一个特殊的“研究生班”，没有任何学历要求、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也没有固定的课程，更没有什么学术标准和考试成绩；专职指导教师包办一切，指定“研究课题”，指定几本参考书，几乎是捉刀代笔地帮这群特殊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总之，一切走过场。中国大陆假货泛滥成灾，假“学历”也就应运而生，并且还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陆的官场。

上海发展越快，贪腐也越严重

在大陆这个官本位社会里，所有的“官位”、“学位”被扭曲到如此地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陆是一个专制的政治社会，不同时期提拔干部的标准不同，在官场上追逐名利者的目标就不同。毛泽东时代打击知识分子，宣传“知识越多越反动”，提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王洪文这样的工农兵就能“坐直升飞机”当上中共副主席、毛泽东接班人。那时，高干子弟们一窝蜂走后门“参军”；平民百姓子女争先恐后“顶替”入厂当工人；进不了工厂的就“上山下乡”当农民。总之，谁也不要什么“学历”，谁也不要当“臭老九”。“领导”们要提拔干部，就在工农兵中挑选，搞“突击参军”、“突击入党”。

到了邓小平年代，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了，提倡干部“知识化、专业化”，选拔干部转而重视知识，讲究学历。一众官场投机分子立即转向，纷纷“突击学历”，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各大中学校纷纷举办各种类型的什么“速成班”，各种假学历、“官办学历”满天飞。各级官员“在职求学”成风，小学毕业的报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报称大学毕业 …… ，从官方公布的韩正简历上，不难找到这种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二○○三年四月，笔者根据韩正、前深圳市长于幼军，因贪腐被处决的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等的“官办学历”，曾经以“突击学位，突击提干”为题，在海外《世界日报》上发表过评论，请读者参阅。

改革开放后，全中国大陆贪腐成风，上海不可能独善其身，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贪污腐败越严重。在该项目工作期间，经常要和各政府部门打交道，其间的所见所闻不胜枚举。按照高层建筑防火规范，我们的项目需要在五十多层的屋顶建一个直升飞机停机坪，消防局一位官员居然私下提出，如果香港公司在其上海的住宅发展项目里，拿出一套新住宅交换他的旧“工房”，他就可以免去这个停机坪；为了通过卫生防疫局审批图纸，香港公司驻上海公关人员给该局一名工作人员送去了一条金项链，几个月后，这个工作人员将其退还，不是她不想要，只是不敢要而已。基层的贪腐风气如此普遍，如此严重，作为政府首脑的韩正怎么能推卸责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揭发严重贪腐，同是领导核心，韩正真的就那么干净？从他“小兄弟”的品德作风，就可大致窥知此人的面貌。

漏掉常务二字，陈良宇大发雷霆

九十年代后期，笔者在另一间香港工程策划管理公司任职，被派驻上海浦东，和其他香港同事作为业主代表，负责中国银行大厦的建设。上海人喜欢吹嘘自己认识某某大人物，和他们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一次，我又碰上了一个这样的人。此人以前在彭浦机器厂当工人，据说认识文革后分配来该厂基建队当工人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大学生陈良宇，讲他如何善于拍马钻营，在官场上如何步步高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陈良宇官瘾如何大，有一天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新闻报导中，提到“副市长陈良宇”，漏掉了“常务”两个字，陈良宇大发雷霆，亲自打电话质问该报总编辑，限令其立即登报更正 …… 。须知大陆官场等级森严，“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常务副市长”、“副市长”等等，不可差错一字，但是，像陈良宇如此小题大做的还不多见。

在此项目期间，同样遇到很多大贪小贪。该项目因为是国际招标项目，日本、美国、德国、南韩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数十间大小公司参与其中。业主上海中银委托我们香港公司担任项目经理，但是却不像其他淮海路香港项目一样，全权代表业主，中银上海分行副行长王×主管该项目、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张××担任该项目总经理，这样，很自然就出现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现象。

比如说，其中的“银行家具乐部”设计和承建名义上进行国际招标，成立各参与国家和地区公司代表组成的评标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评分选出优胜单位。可是最后中标的却是最末一名的上海某“合资”公司，不但作为项目经理的我们大跌眼镜，各外国公司都莫名其妙。数年以后，该项目已经完成，我在美国看到新闻，上海中银大盟主刘金宝因贪腐锒铛入狱，王×、张××等五人也被拘留审查，令我想起当年的“突击中标”，在全中国无官不贪的大环境下，上海只会比其他地方更严重，而且“抱成一团”的“兄弟贪腐”更是海派的特点之一。

撇开他的贪污行为，单就思想解放而言，陈良宇倒是不失为中共党内的先进代表，反是那些死抱计划经济、甚至要学古巴、北韩独裁专制的官员更应下台。而且，中共以陈良宇的这些“对抗中央”言论，而不是以经过独立司法审核的贪污犯罪行为作为惩治他的理由和根据，只能更说明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而不是真正的反贪腐行为。

中国官方至今仍然顽固地宣称，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宪法的作用，他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皆取决于宪法。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政治体制的方案，即五权宪法。所谓五权，即指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权。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总结世界各先进国家政体，尤其是在总结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法后，对西方政体的本土化，监察亦称弹劾权，来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希斯洛的《自由》一书，在该书中，他曾提出与美国三权分立不同的四权分立模式，即在三权之上又加上了弹劾权。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过去执行监察权力的御史制度基础上，吸收了希斯洛教授的思想，再加上中国本土的考试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一部有限的中央集权制的宪法，实际上，它是一部行政法。

孙中山先生认为，贯彻实施五权宪法要分三个时期：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孙中山先生吸收了美国的自治联邦和纵向分权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县为一个政治实体单位。他所说的军政时期，是指全国尚未统一而需要使用武力统一和由政府官员宣传三民主义、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时期。他所讲的训政时期，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时期，要全面落实三民主义政策，有部分地区或县可以直接选举地方官员、或罢免地方官员。所以，此时民众亦有了部分的选举权，如可选举一名国民代表参加中央的政事。第三时期为宪政阶段，要制定宪法，选举总统，以及旧政府离职等。这时，一切权力都归于国民大会。他的思想是国民直选和国会即代议制相结合的方案。而治权则归政府，在政府中设立5院，即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院。

宪法等同“遮羞布”？

从1924年至今，在中华大地上，除了台湾已经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且早已进入宪政阶段，大陆的万里河山，仍然是共产党一党独大、一党专政，党大于一切、高于一切，实为党天下、党社会、党文化。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修订的四部宪法（加上共同纲领一共五部宪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这五部宪法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 年宪法。现在，从下列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共同纲领与1954年宪法均未明确提出”以中共领导为核心和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过字里行间却贯彻着上述两项原则。但不管怎么说，宪法起草者也意识到法与党的关系问题。上述两部宪法作如此处理起码在形式逻辑上还可以说得通。以后的1975年和1978年两部宪法中则明确地提出中共是领导核心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显然，这是在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不要了，赤裸裸地鼓吹一党独大和党大于法的谬论。而在1982年的宪法中则又删去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的关于中共为领导核心和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提法，显然这是改革开放路线的积极成果。体现共产党虽然是中国的执政党，但也要通过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领导。

第二、这五部宪法的共同特点是立法、司法不独立，缺少监督机制。而党对政府的垂直领导和行政大权的不受制约是其最大的特点。虽然，在有关章节中也曾提到法院和检察院的作用问题，但那不是司法独立而是分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的君权也有分工，即立法、行政、司法。孙中山说，就是要把君权去掉，让五权分立，这就叫做限权。

第三、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方面，五部宪法均不同程度、提法各异地笼统讲了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的自由，甚至有的宪法中还提出，政府要提供物质条件加以实现云云。其实，除了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以外，建国后就从来没有落实过人权和政治自由民主。这说明，中共的领导人是不遵守自己起草的宪法的。宪法的规定成了遮羞布。

中国官方至今仍然顽固地宣称，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云云。试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不也是舶来品吗？1919年”五四”运动时，不是也有人提出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吗！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都是历史事实。外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不适合中国的谬论虽然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但是现在还是有人在喊叫，这究竟是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思想僵化，形而上学作祟；二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者和既得利益者。

总之，从宪法的角度看我们中国比美国起码要落后200年，比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落后80多年。如果现在国人仍不觉悟的话，或者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奴性十足、无完善人格的话，中国还将长期遭受新的奴役。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近来每次回国讲学，我都会强调“媒体杂声”比“媒体同声”的制度优势。因为像中国这样超巨型的社会，每日都可能出点问题；频繁出现局部的、小的乃至中等程度的危机，都属于常态。持续的处于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政府欲提高执政能力，笔者认为信息是关键的——它在大系统的运转中起着调节器的功能，决定着该系统里其他类的资源能否在适当的时刻被适当地调动到适当的部位，以适当的方式来运用。决策者不可能在低素质的、更不用说错误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当代社会科学说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中国的超级大系统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信息扭曲的状态实在是值得严重关注的大事。信息扭曲对于上层或其他的部门来说，至少会导致第一，他们得到信息太晚或者根本就得不到；第二，他们准时得到的信息不准确，不足以适时作出正确决策。不来的、迟到的或不准确的信息，都会使上层或其他部门无法正确决策，削弱整个国家体系执政的能力。

有人会反驳说：不下达广大民众的信息，会及时地上报给领导高层。但是问题在于：信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够被持续地对比、检验和辨识。把在国际上多半公开流传的信息置于严密封锁的互不相通的保密管道里向上传递（此乃国内的惯常做法），至少会导致四种负面后果：第一是信息持续地扭曲失真，因为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知情者没机会及时指出这类信息中的哪些是全假或半真半假。第二是帮助特殊利益小集团或少数人垄断高层领导的耳朵，造成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第三是促使本国的专业研究素质的整体退化。 第四是搜集信息的低效益和浪费，因为各个秘密传输的管道之间互不相通，一定会有大量的重複搜集和过时搜集。

有选择的保密的信息体制有其必要性，对於大国来说它的价值尤其不可否定（因为大国的政策中国际安全的比重超过小国）。然而，有些人往往过高估计秘密信息体制的素质和效果。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比较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国家高层因为信息扭曲而导致严重决策错误的具体事例，有三个可以在这里提及。

第一例，1986年4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这样规模的核事故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之前，有关核电站的信息是被垄断着的，向政府高层的汇报一直把安全问题描述得几近完美无缺。灾难发生后，苏联的信息系统晚了几个小时才报告给总统戈尔巴乔夫，而且报告时也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灾难，这使得戈氏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中小型的灾难，结果严重影响了政府最高层的危机处理决定，其不可补救的悲惨后果，永载史册。

第二例，2003年春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为什么连连出现严重失误而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之一是，开战之前，萨达姆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在他治下，那些凡是敢於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要么辞职了，要么坐牢了，要么被处死了，结果他的情报系统只拣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向他报告，即所谓的“报喜不报忧”。这就导致在战争过程中，他经常给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部队下命令，最后他当然成了他一手造就的那种体制的受害者。

第三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森（Amartya Sen）对印度的经济和1959-1962年间中国的经济作比较，发现中国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印度40年里饥荒所造成的死亡总数，原因就在於印度的信息系统是多元的，因此当印度某地发生饥荒或作出错误决策的时候，独立自主的媒体（异於“媒体同声”）送出的信息有助於纠错的机制及时启动，不致造成全面长期的错误决策。而当时中国只有惟一的一个信息渠道，信息被长期扭曲，导致发生长期大面积的饥荒。

跟四十多年前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发生了诸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分权化、地方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地方分权有其长处，容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也有其严重的短处，它造成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导致信息扭曲又多了一个利益动机。唯一能抵抗这种负面趋势的，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媒体杂声”乃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发生问题的部位尚未被加工过的原始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形式，连续呈现给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果是一个单元的信息系统，只要原始资料被加工过，所有上层的或其他部门、地区的人接触到的，便可能是被无意或有意扭曲了的信息。多元的信息过程可以把决策者、行动者可能忽略有价值的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形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信息单元误判了，还有其他的信息单元在发声。政府误判了，还有民间和社会。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具备这样持续互补的性质。它能弥补被人忽视的部分，弥补被人砍掉的部分，弥补被人作出错误判断的部分。优越的机制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如果你的信息系统只有一个管道，只要这个管道在任何环节上出现不应该筛选的信息被筛选、不应该忽视的信息被忽视、不应该误判的信息被误判的情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在常规工作中是可悲的状态，在危机时刻是可怕的状态。在多元的信息系统内，政府和社会接触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突发事态到来之际，警报器就不至於全面哑声。这样，不仅是政府可以作出迅速反应，整个社会都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你要想陷害你的国家，就维持媒体同声。你要想你的国家少栽大跟头，就推动媒体杂声。

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现实中，却有一位律师被广泛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黑铁时代的黄金”；有人评价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这位与众不同的律师就是刚刚庆祝完八十大寿的张思之先生。但是，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总结自己的律师职业生涯时却说“没有建树，问心有愧”。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如今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对“维权律师”这个词耳熟能详。这个词最近几年才出现。其实，早在1990年代，甚至1980年代，中国就已出现了一位敢于坚持正义、不向权势低头的律师，他就是张思之先生。张思之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恢复律师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律师之一，曾是北京律师协会付会长，《中国律师》杂志的创办人。

1980年，张思之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李作鹏作辩护律师。张思之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当时中国司法部对辩护工作有严格的指导原则：一是不能涉及案子的定性，二是不能碰事实。但是，在当时中国政治仍然处于极左状态的情况下，张思之却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原则去做：

“事实方面我们还是要讲的，比如说李作鹏南下广州成立所谓第二个中央，这个事情我们就否掉了。比如说李作彭要谋杀毛泽东这我们也否掉了。”

尽管张思之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最后李作鹏还是被判了17年徒刑。

张思之所经办的案件中，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大兴安岭火案”。1987年5月，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损失巨大。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张思之为他作了无罪辩护。他在法庭上的辩论引来观众阵阵掌声，还有群众呼喊“人民律师万岁！”但是，最后庄学义还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不过，这一判决已于去年被推翻。张思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的最终胜利是因为他用事实说话，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我们做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是得民心的，所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老百姓想的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的想法能到老百姓的欢呼雀跃呢？因为这个人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好官，一个清或者说是一个好人。”

张思之另一个敢为人之所不为的举动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为中国知名的所谓的“政治犯”魏京生、王军涛、鲍彤、高瑜以及维权律师郑恩宠等作过无罪辩护。1995年，直言批评政府的魏京生被中国政府指控犯有“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张思之承受各方的压力，为他作了无罪辩护。魏京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张思之是一个非常坚持正义的人：

“他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很公正的判断，不是说为你辩护就完全倾向你，而总是在一种公平的角度上看问题。”

不仅仅魏京生认为张思之是坚持正义的人。北京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张思之已经达到一种常人达不到的境界：

“张老师从来不考虑律师费的收益和风险的有无，完全就是从该不该做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不需要考虑是非之外任何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评价张思之时也说“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张思之在谈到他为什么有如此的勇气时说, 全是信念给他以力量：

“我觉得我在执业过程中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向强权低头。依法办事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向强权低头呢？这是我不能干的，我也不会干。这是信念问题。”

当被问到他自己如何总结几十年的律师生涯时，张思之的回答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没有建树，问心有愧。”

张思之继而解释了他为什么觉得“问心有愧”。他说，1979年他出任北京律师协会付会长，主管业务工作。他说，他本应该在争取律师独立办案方面做些工作，但是他当时没有做，现在感到很遗撼：

“我就很佩服湖南岳阳律师协会的那些朋友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1987年，他们召开一个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岳阳检察院对待律师的不公待遇，他们决议从今天开始全体律师不再办刑事辩护案件。我当时就没有这个胆识和魄力。”

张思之说，中国司法不独立是他最痛心的问题。他说，一党专制不改变，司法独立就不可能。不过他说，这不意味着现在人们不能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主张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扎扎实实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个别的诉案去推动、去影响这些法官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张思之现在虽已退休，却仍然关注着中国法律界的新发展，尤其是维权运动的发展。他认为，现在的维权运动还处于混乱时期，还没有在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尤其是维权的目标还不清楚.

张思之对某些人把维权活动“私欲化”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只有在弄清了维权运动的发展方向之后，维权运动才能健康发展。

北京律师浦志强一直把张思之视为律师的楷模。他说他深感张思之说自己“没有建树，问心有愧”时的无奈，他说，这也是对像他这样的晚辈律师的激励：

“应该说张老师的这种评价是给他自己的，更是给中国所有的律师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对子孙和前辈交待我们这一代在这样一种社会矛盾无比激烈，这么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群体为社会做了什么？这句话是张老师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但更是对我们这些后辈律师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最近，中共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我觉得值得纪念，因为在那个屠杀年代，死的不管是“红匪”还是“白匪”都是中国人，但胡锦涛先生的这篇讲话，我认为不合时宜，味道不对，起码没有老红军的味道，虽然很慷慨激昂。那胡锦涛是什么味道呢？我觉得有点像红茶菌，俗称海宝、胃宝，有点酸，又有点甜。此物八十年代曾经风行中国，据说具有强身、益寿、美容的三大功能。但胡锦涛以红军为包装的红茶菌能够强共产党身、益共产党寿、美共产党容吗？

说不定可以。不过要说清楚：红军毕竟是红军，红茶菌毕竟是红茶菌，尽管两者都有一个红字。从红军到红茶菌，这个衰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大致说来，应有三个阶段：第一是红军阶段，其实是老祖宗的东西，俗称揭竿而起。起码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是假，农民起义是真。列宁主义是皮相，秦皇汉武是本质。当然，为有牺牲多壮志，人豁出去的时候，大多如此，因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我觉得红军伟大。

第二是红贵阶段，打天下者坐天下也，也是中国国情。但必须指出，从红军到红贵，从张国焘到毛泽东，从理想到现实，精神气质已经发生巨变。换句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农民意识的伟大专横相结合，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无非两个字：奴与役。首先，凡是不心甘情愿做奴才的，统统要赶尽杀绝，其次，凡是不小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都要洗脑，劳动改造，劳役也。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如出一辙，鬼迷心窍的时候，大多如此：红贵不怕运动难，万水千山都为权，绝对权力高于天。因之，红贵是光荣的，在众奴中显得特别尊贵。

第三是红茶菌阶段，坐了天下还想延年益寿，俗称加强执政能力。但必须指出，从红贵到红茶菌，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从肮脏现实到虚幻理想，精神气质再一次急遽衰变，不是红鼠狼下耗子，而是红鼠狼下跳蚤。因之，胡锦涛再红，也不过是一只红色的跳蚤，再慷慨激昂，也不过是一只慷慨激昂的跳蚤，当然，在红茶菌的微生物中，也算异常高大。红茶菌的关键是，本小利大，技术简便，可批量生产，胡锦涛的确找到了一个好项目：红菌不怕说教难，万水千山只为钱，死皮赖脸高于天。因之，在目前普遍腐败的情况下，红茶菌也有正确性。

总之，从红军到红贵到红茶菌，从张国焘到毛泽东到胡锦涛，从红色大象到红色老虎再到红色跳蚤，从伟大到光荣到正确，中国历史完成了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方式，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后人抚今追昔，不乏浪漫色彩。美国有个畅销书《飘》，后改编成电影，雅俗共赏，怀念那个已经飘逝的南方奴隶制社会，不错，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方式，也是一个伟光正，但是，电影小说毕竟是电影小说，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们来真格的，恢复奴隶制吧，就不对劲了。然而，这正是胡锦涛这篇讲话不对劲的地方。他想说：让我们动真格，恢复那个随风飘逝的伟光正吧。如果你去好莱坞做这个事情，开历史的倒叙，完全可以，但要开历史倒车，我只能说，锦涛同志，还是少来这一套吧。

原汁原味的共产党人——任仲夷逝世一周年祭

去年11月16日清晨，打开报箱，《南方都市报》头版，一张任老的大照片赫然入目。一个一生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一个晚年仍然竭尽全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共产党人走了！这天上午，我照例要去医院看望父亲廖冰兄，带着沉痛、带着报纸。读报历来是父亲的第一需要，我犹豫着，该不该把这个消息让父亲知道。想了一想，报纸还是要给父亲看的。父亲接过报纸，瞪大眼睛看着任老的照片，再看到标题，忽然哇哇大叫。声音传到病房外的护士服务台，一个护士急忙冲进来：“廖老，廖老，什么事？”父亲指着任老的照片，断断续续地说：“好人呀┅┅很好的官啊┅┅很少有的好官啊┅┅”父亲哭了。

父亲与任老心心相印，关注社会民生的父亲一直关注着任老的言论行动，对任老总怀着崇高的敬意。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交谈是在1990年初的一个公众场合。父亲早就要戴助听器，任老看到了。

“你这个人一定很长寿。”任老说。

“为什么？”廖老说。

“你耳朵聋，好事，最好就是耳又聋、眼又花，或者瞎了。听不着，看不见才好啊，所以长寿。”

父亲为任老这句话感到一种悲哀，感慨良多。父亲知道，以任老所处的位置，知情比他多。父亲说，这句话出自一个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就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党员之口，多么震撼！多么痛心！一个为民主、为自由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耄耋老人，纵观今之现实与理想仍然相去甚远。现实中不忍闻，不忍睹之事太多太多，怎能无动于衷。任老说是“耳不闻，眼不见”最好，其实这两位老人的心同样是一刻也不离中国人民，总关注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忧国忧民。

他们继续交谈着：

“有三件事我看不到，我死不瞑目：一、天安门广场那座庙不拆（毛纪念堂）；二、共产党不为张志新烈士树碑；三、邓小平说反右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这句话应该收回。张志新平反时，你在辽宁，有没有阻力？”父亲说。

“省委全都支持为张志新平反，当时陈锡联已离开辽宁。”

“文革时你被整过吗？”

“我被斗了2400场。”

“哈，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任老说：“有时一日三、四场，有时一场斗三、四个小时。我们这些人整过人，又被人整过。我整人，人亦整我。有什么办法，有时所做的事，明知不对也得做，不做不行。不过，我是个变电站。两三年前中央批变通，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变通辩，发在《羊城晚报》上。上头来的电压是2200伏，我把它变成220伏。不变不通，变则通。要尽可能不电死人。”

父亲笑了，说：“你这个变电站不合格，按正常做官的应该是上头电压是220伏，下面把它变成2200伏。以往多年来是，上头一吹风，下面就冲锋。叫你把东西移一下，你一移就是离天百丈远。这是过去下头对上头指示的执行法。我问你，你认识那么多的高干，省委书记中像你这样的不合格的变电站有几个？

“有呀，有呀。”

“有就好，说明共产党里还有为老百姓着想，‘不电死人’的好官。共产党最忌讲‘文革’，如写党史，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写一万次也不怕，写抗战、解放战争也是写多少也不怕。好比关公什么都好讲，就是不能讲关公走麦城。巴金说，要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我一百个赞成。”

任老说“我也赞成。”

“我记得在反精神污染运动时，你说要‘排污不排外。’你做的好事，我们都记得。我想送你一本我的画册，请你这个前省委书记作个政治鉴定。我做过许多坏事，我是一个非党员的统战部长，我把香港许多朋友都统过来了。他们一心回来为新中国效力，可是回来以后，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我很愧疚。我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当年周总理还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更有利于做工作。真不知是对还是错。”

1992年，父亲从艺60周年，任老为父亲题字：”讥笑怒骂，妙笔漫画”，表达了任老对父亲的漫画艺术的评价。

父亲衷心敬佩任老在辽宁任职时为张志新烈士平反。1995年《新三字经》出版了。一次父亲遇见任老，父亲跟任老谈到《新三字经》提倡学英雄，学习从古至今的英雄人物。父亲对任老说，学习英雄应该补充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张志新，任老微笑认同。父亲说：“我知道你也说过的。”两个老人是心有灵犀。而父亲仍要把话说穿：“《新三字经》为什么没有提倡学习彭德怀、张志新呢？他们都代表着真理，但他们都是‘犯上’啊。当权者不可能提倡学习‘犯上’的人啊！怎能学习‘犯上’的人呢，所以你我都是痴心妄想。”

1998年，父亲与《广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老报人谭国超在一起交谈，谈及社会上的许多人和事。父亲用幽默而通俗的语言阐述：当共产党员应是“原汁原味”可千万不要“胡加调料”或“将味变酸变馊”，父亲语气激昂，以崇敬之情大声说：“任仲夷就是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就在这兴头上，谭国超马上请父亲在他的册页上书“原汁原味”四字，此“原汁原味”四字，外人不知就里，读来想必“一头雾水”，于是父亲在旁边加注“其意如何，我知他知，不知而欲知者，问国超可也，九八年四月二十四冰兄志”。

父亲常想，多少党国忠良都难免厄运，他总庆幸敢言直言、无私无畏的任老能“软着陆”。一次，我给父亲倒茶，一不小心，杯盖滑落，正好掉在鞋面上，然后在地上滚动着，茶杯盖完好无缺。父亲忽然嘣出一句：“软着陆。”我们会心一笑，父亲又是想到了任仲夷。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反思，他有一种使命——用漫画形象地纪录中国一场一场政治灾难，以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1994年他完成了组画“残梦纪奇篇”，对反人道主义、反科学，对唯心论、唯意志论，对防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漫画形象地进行批判。有学者说：冰兄的一幅政治漫画，就是篇论文，这组画篇入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漫画书系——廖冰兄卷》。

2000年6月16日，父亲带着这本画册躬躬敬敬的去拜访任老。父亲的心情就象一个小学生，他等着一个他最尊敬的老师给他打分。

父亲向任老谈了自己近年的思考：

“中国为什么在土改以后就不提反封建了，一味反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资本主义都未成形，没有尸怎会还阳呢？你说过，你不清楚资本主义，怎样反资本主义呢？共产党明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西柏坡会议提出，赞成列宁的主张：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建设社会主义。”

任老说：“毛讲话不认帐，推给刘少奇。”

父亲谈到我曾经采访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节目的主持人周小瑾作为新闻记者遇到的重重压力。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邹启宇说，中国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鬼子，但是，都不只八年了，还立不成新闻法。父亲说：“新闻法、出版法、即传媒法是新闻言论的保障，为什么共产党总是气壮如牛，其实胆小如鼠，害怕让人讲话？”

任老竖起大姆指笑道：“很对。”

父亲说自己还有腹稿，未画出来的漫画，他想画一条只有四爪而没有了头的龙，题诗：“神龙施恩泽，万众仰其首，四爪行凶后，又说首乌有”，他把诗念给任老听。任老说，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群龙无首这是不可能的。这次见面，任老反复对父亲说，你的漫画还要画，要画下去，不能拿出来，放在抽屉。就画“抽屉漫画”，纪录历史，你放好。原来任老正在读青年作家余杰的“抽屉文学”，他对父亲说要画“抽屉漫画”，是由此引申而来的。任老的思想是如此鲜活，与青年人是那样合拍，实在令人敬佩。

父亲认为毛是对地球、对人类犯大罪的，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发动“文革”。

任老想到父亲的名作《破坛》说：是把地球上10亿人束缚在坛子里，从秦始皇到清皇朝都是没有过的，毛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与秦始皇完全是两码事，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几百儒。。

父亲临告辞，任老仍鼓励父亲继续画“抽屉漫画”，任老认为纪录历史是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对未来负责。

第二天任老托秘书给父亲送来一本李洪林编著的厚厚一本有关中国思想运动史的书。

2003年，父亲住进了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院方对我们透露任老也住在这医院。当两个老人互相得知对方住在同一间医院时，都急切想探望对方。这就难为了医院的领导，任老说，他一定要亲自先探望廖老，他敬重父亲的漫画艺术。父亲说不能让任老先来，应该自己去看望任老。还是我对医院的汤书记说，我来当裁判：谁年长些谁得好好坐在病房，谁是弟弟，谁动身前往探望年长者。这就没得好说了，因为任老比父亲年长一岁，于是由医院领导引领，我们陪着父亲来到任老的病房。两个老人一见面，互相深深鞠躬、作揖。此时他们都年将90，父亲耳朵、言语都不灵了，能见见面，就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看到，任老的病房还堆满了政治、经济、历史、社科类的书籍，任老的精神状态比父亲好得多。太羡慕任老了，比父亲还要年长，可父亲的阅读能力已退化了，还不如任老，这次见面由于父亲的身体原因，难以再作深入的交谈。然而，老人的两颗心仍是紧紧相连的。

2004年11月，“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我们诚邀任老作基金会的顾问，任老通过秘书表示为难，但他是衷心支持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我深知任老此时一心只想做好一件事——呼唤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看成是自己的使命甚至生命。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的：“有的话，我再不出来说，就没人出来说了。”久经沙场的任老当然清楚，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年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禁区，今天呼吁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更有禁区，我们仿佛看到任老持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在疾风中前行。这时，他刚刚推掉了所有单位、机构的顾问头衔是出于爱，用心良苦。他一心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壮歌，我深深理解任老为何不出面当我们的顾问。

11月20日，深秋的阳光照耀大地，任老出席了“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仪式，父亲和任老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时任老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谈笑风生。父亲则很难与任老交流了，他们掏出各自的助听器，是同一个牌子，任老笑了，指着两人的助听器说：“咱们是志同道合。”

我不禁心酸：为什么任老应了15年前他对父亲说的那句话：“耳又聋，眼又矇更好”。眼睛不行了，多么难受啊！然而，任老总是心如明镜。

任老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随之而去了，他们在天国又可以有说不完的悄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