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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工作。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马列所与作为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的马列学院应该有所不同。马列学院的任务是研究、证明、并确立共产党领导层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论点，并以之宣传、教育群众以维护共产党统治和政策的合法性。社科院马列所是以马列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独立的、自由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思想得到解放，克服唯上是从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有所前进。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提出三点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世界上也从来不曾有过科学的科学和绝对真理。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对的。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笼罩一切学科。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派之一，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具有一切科学的特徵。科学是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它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将不断受到实践和时代的检验。其理论有被证实的部份，应予以肯定，也有被证伪的部份，应予以扬弃、否定。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在发展中将不断得到修正是必然的。这是正常的、正确的，并非什么贬义的“修正主义”。

这些是学术界应有的并早已存在的常识。只有对自己的执政行为没有自信且僵化不学的领导人才会闻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和“可以证伪”而恐惧于共产党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竟至战栗、震怒、甚至仗势整人。

三、“马列主义”的提法是不对的。

马列并提而形成马列主义这一个概念是在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的。这个提法把列宁主义当作那个时代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二者等同起来。

其实，列宁主义不过是在俄国这一落后的小农国家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而且以其极左的面目、崇尚暴力专政，极大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推崇“马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分别进行研究。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提出改革的要求。改革势必要评毛、批毛以清除毛的极左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评毛、批毛必然要涉及马列主义。

由于毛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极端推崇，人们多认为毛讲的马列主义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当时国际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有越来越多的揭露和批判。中国理论界对斯大林主义也有较多的研究、批判和否定。

但是，人们多认为列宁似乎还与斯大林有所不同。中国经济改革之初，有借鉴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议，加H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流行一时，也未对列宁有所否定。当然，最主要的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的理论与体制实际上导源于列宁主义。所以，批判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禁区。八十年代，在中国理论界虽然有一些对列宁的个别论点的批判，但不曾有过一本全面批判列宁主义的著作。

温煇先生以其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和理论修养，特别是对于一党专政体制之弊害的深切认识，提出：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脉相传。”

“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斯毛现象。”

“改革必须批判列宁。”

温煇先生的专著《列宁主义批判》于一九八九年年底出版。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写的全面批判列宁主义的书，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该书结合苏联和中国的实际，历史的和现实的，全面地从深层的理论和实际的危害性，批判了列宁的理论和策略。它提出“列宁的六个严重左倾错误”（包括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俄国、实施一党专政，压制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等），特别强调批判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作者指出：“远在十月革命之前和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在数量上和份量上占了第一位。”无产阶级专政论是列宁主义的核心，斯大林承认：“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所以，人们往往把后来共产党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灾难归之于马克思。温煇先生指出：“列宁根据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始观点，发展成为理论学说。”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包括两个内容：一、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那时，无产阶级将是多数，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的。

在俄国，一个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不是多数，因之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在俄国革命后，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布尔什维克整个执政时期的制度长期地固定下来，也不符合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仅是过渡时期短期间所需要的说法。这些都是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变了质。

那么，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是什么货色呢？作者用列宁自己的话阐明如下：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二、“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来领导的。”“专政……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

三、“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隐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因此，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四、“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这就从列宁本人的话中得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实质，即：

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个人独裁。

至于如何专政？列宁回答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

这个方程式足以代表阐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千言万语，也正是列宁主义的灵魂、布尔什维克建党的原则。

把这种专政论付诸实际的结果必然是如作者所说：“专政不息，民主不存，国无宁日。”

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为了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社论，题目就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对于一个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改革重点是两条：一是从计划经济（实为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即市场化；一是从极权主义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即民主化。

市场化以公正、平等、法治、避免垄断为前提。民主化必须实现立宪行宪的法治，一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行三权鼎立的制衡制度；肯定人民的自由人权。如果在人民、社会、国家的头上有个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直接凭藉暴力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权，那么市场化、民主化都是幻想，改革就要落空。

改革必须改掉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体制，必须批判以此为核心的列宁主义，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改革能有所起步以至走向成功，首先必须解决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问题。苏东国家莫不如此。

中国情况特殊。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原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只实施了逐渐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以挽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的危机；但是他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要坚持原有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这种跛行的改革使中国政权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性质，即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存在着日益靠暴力维持的极权政治。因此，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日益带有对抗的性质。这些深刻的矛盾，人们都耳熟能详，不须赘述。目前，中国的改革正处于这种困境。这使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实现立宪行宪。因此，批判列宁主义思想，取消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仍未过时，反而应该再度呼吁。

这说明，温煇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此时重新出版，很有必要。

当然，该书的初版毕竟过去了近二十年。在这期间，由于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崩溃和瓦解，苏东国家的大量公私文献档案解密，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资料得以大量出版。温煇先生在众多的资料中选择了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作了深刻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作者“选择了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作了深刻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

普列汉诺夫的大量著作早为理论界所熟知。他与那些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不同，也与那些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长于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问题。上面所提到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一致的。

概括言之，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病危时口授的遗嘱中指出：

──《共产党宣言》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绝对正确，但在电力发展后失去意义。从二十世纪初起，知识分子队伍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并因此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搞无产阶级专政是荒谬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能实现。

──产生于一九○三年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它的出现和发展肇因于俄国的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没文化、觉悟低。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和特殊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布朗基主义。它唯一的法宝就是以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的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这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但依靠暴力和恐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应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列宁和其布尔什维克党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为，是没有监督的掠夺。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只是需要此论断来鼓舞其党徒而已。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行动，可以断定他们在巩固其政权的道路上将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四个危机：

一、饥荒危机；二、经济破坏的危机；三、由于贬低农民，工农联盟根本不可能结成，甚至发展为消灭会劳动肯劳动的最优秀农民的惨案，因而导致一个政治经济性质的严重危机；四、意识形态危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必将垮台。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意识形态、对剥夺的态度、以及不受限制的恐怖，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靠的只是刺刀的力量。但二十世纪是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

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就预测到布尔什维克的前景，并准确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崩溃瓦解的过程。但在苏联和苏共的崩溃前夕，在美国的苏联研究专家竟没有一个人预料到。

读了温煇先生的书再进而钻研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必然在理论认识上有长足的进步，从而对中国共产党这一世界最后的最大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认识也会有所提升。

改正历史的错误航道，必须严肃批判指引这一航道的错误理论。

二○○六年十月二曰

于美国新泽西州怀亭寓所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于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这以前的10月3日，香港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邬维庸也患血癌逝世。邬的地位虽然远不如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常有“警句”出现，因此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国人的“死者为大”，因此他们死后一片善颂善祷之声。因此即使邬维庸常有怪论出现，也被认为“正直敢言”，连民主派人士也分不清延安与西安的区别。例如他的两个警句，一个是认为香港人明知一定要被（中共）强奸，何不干脆合作来享受乐趣；另一个是认为香港人被狗饼喂坏了。敢言的确敢言，但是能说他“正直”吗？

至于霍英东，中共对他的评价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何谓“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但是至少与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是贡献的距离，恐怕也是意识形态与组织归属的差别。然而到了“亲密”程度，应该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从政治立场来说，霍英东与中共完全一致是没有问题的。在香港来说，他的“爱国”可说是经得起考验，不但资格老，而且没有动摇过。当然，对他的“爱国”，不同立场有不同认识。例如他的发家是从抗美援朝开始，当时包括香港在内的联合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霍英东就以走私向中国输入共产党极需的物品，例如当时最迫切需要的药品。因此中共认为他爱国，给他一大堆头衔，并且许多商业利益上的回报；港英则认为他违法，所以一直没有给他香港的荣誉名衔。

然而同样是“亲密朋友”，霍英东与其他爱国的红色肥猫还有不同。因为其他许多红色肥猫多是后来“忽然爱国”而变红的。此外，在作风方面，霍英东与其他爱国人士也有不同。这个不同在于，霍英东很少发表政治言论，只有在关键时候才讲两句。比如中共要董建华连任特首时，他率先出来。也很少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包括指责所谓“反中乱港”人士。但是其他爱国人士，不分场合喜欢发表爱国叫嚣，唯恐主子不知道他们的爱国。因此人们会说霍英东“左”，但是不会说他“极左”，也不会对他表示厌恶。这点，与那个领带人大大有不同。也许将来评价那位领带人大时，可以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带朋友”。

中共要真正认识香港，治理好香港，需要的是霍英东这样的爱国人士，而不是现在那一大堆的爱国垃圾。

香港首席亲共爱国富商霍英东先生十月廿八日在北京因癌症去世，成为香港传媒连日的头条新闻，各界口碑之好，在香港名流中可谓无与伦比。

香港开埠以来，虽经英国一百五十年殖民统治，但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来的中港关系，始终是香港的第一话题，也是决定许多人的荣辱兴衰的重要因素。霍英东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位。他出身贫寒，只及中三教育，初以苦力维生。

他发迹於韩战期间和大陆做被西方禁运的战略物资的走私生意，赚了百万港元的第一桶金，那时尚不足三十岁。从此与中共结成“患难之交”（周恩来语），迄今已逾五十年之久，这种红色履历是今日成堆的亲中港人无人企及的，因此，霍连任三届政协副主席，获“国家领导人”之虚荣，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霍英东在毛时代的发迹，直至文革六七暴动都站在中共反英一边的坚定爱国，并不能成为他比那些“忽然爱国”之辈更令人尊重的根据。过份批评那些后来“爱国”的港人是不公平的。毛时代那样封闭、排当然教人裹足不前。其实，港英当局对霍氏当年所为，虽有不满，并未阻止他在商界的发达。现在，传媒称霍英东“坐拥三百亿身家”。

霍英东值得讚许的是在中国的毛后时代，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对中国教育、体育及慈善事业的捐助与投资。难能可贵的是以其背景，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学潮中他主张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六四开枪后，他又与十九名港澳人大代表公开谴责屠杀，哀悼死难者。后来他还资助过广东的自由派学者的研究与出版。香港的民主派领袖都肯定他并非“很左的人物”，从未似几名入了政协的左派商人那样恶形恶相攻击民主……

了解他的人，也称道他的行事风格、为人态度及对香港超越大陆的价值的肯定。

可以看到，尽管被北京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霍英东和中共数十年交往中，他有长进、有省悟。毕竟他是在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发达的香港人，早期的渊源并未令他完全洗脑赤化，相信这是许多亲中商人不同程度具有的基本属性，也是香港商界和大陆那些无法无天的以暴发为特徵的生意人的区别。

霍英东在中港关系的地位诚然无人可以取代，但这地位也不必看得太重。霍的地位乃是毛周时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的余韵。今天香港回归后的中港关系已有历史性的变化，和北京沟通有多重管道可用，像霍英东这样的老牌统战人物只具象徵性而已，他的治丧会不过由一名和他平级的政协副主席领衔，可见，其统战价值已经物尽其用了。

（2006年10月30日）

2006年10月17日凌晨，著名学者丁东先生被北京市安全局传唤、抄家，他的电脑主机以及数百本书籍、资料、笔记都被抄走，理由是丁先生“危害国家安全”，他的人身自由直到当天晚上才恢复。

在任何一个公共权力被暴力垄断的国度里，“危害国家安全”都是一条随意剥夺人们任何权利直至生命的万能罪状。丁先生无敌国之富，亦无摄民之权，更无敲诈国际的核武器，何来危害国家安全之能？

无他，有人怕丁先生帮助他人出版作品。

丁先生被抄家的前一天，正是何老何家栋先生仙逝的日子，何老生前委托丁先生为他印制文集以送亲友留念。何老一生坎坷，屡陷文字狱，晚年锥心中国未来之民主宪政的研究，出版他的文集，只能是没有书号的那种。目前一般不涉及政治的出版，确实还算是比较自由的，但这并非出版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本质在于直言谠议、直抒胸臆说真话的自由。当前，在言论钳制的高压下探出脑袋出版的人们随时都要准备好自己的书被查禁，即使如此他们的书也常常是在阉割之后才能出版──阉割出版之后也还得做好被查禁的准备。而丁东先生出于对这位睿智老人的敬意，更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决意帮助何老自费出版不被阉割的文集，于是厄运降临到他和他的家庭。

和谐社会的蓝图不可谓不令人神往，但和谐社会不是靠几句空话、文件纸糊出来的。而是要循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现代精神，循着仁义礼智信等古老智慧点滴做事，才能逐次达到。倘若连容人说话的雅量都没有，建设和谐社会岂非欺人之谈？

我们很难说中共及其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言不由衷，但至少他们在舆论上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人指出他们可能存在的错误，一有人谈及他们的过往历史，他们就紧张，就认为有人要谋夺他们的政权，其实大可不必。

无论对待哪个政府，中国人历来是最宽容的。历史上，无论哪个政权犯过多大的罪孽，只要他们洗心革面，人民都能忍而不发。汉武帝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还不是一纸轮台诏罪己，国人就舒然不计了吗？唐德宗削藩无能以致举国兵戈，人民颠沛流离，不也是一诏罪己，国人泪下、既往不咎了吗？

明末政治一片漆黑，明思宗屡诏罪己，最后不还是有那么多人为他殉葬吗？说那个时代人们愚昧也好，奴性也罢，有一点无可否认，象中国人民这么宽恕政府恶政的民族真是举世难觅。

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相比毛时代，由于政策尚可，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毛暴君留下了多少苦难尚未认罪、认错！不许人们提及，含冤的人们何以吞咽如此恶果？再加上当代政策一些失当之举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也在以各种形式损害着千万人民的基本权益，人们说几句有何不可？有何不合情理？

人民的要求已经很低，只是想说说话，冒出水面透透气，吐胸中块垒、释心中怨怼，政府何苦非要封口抄家，屡构冤狱不止呢？即使政府对自己过往缺乏自信，不愿人提起，更不敢“下诏”罪己，也完全可以让人说几句，怕什么？出几本政府不爱看的书，说几句政府不爱听的话，江山社稷就会不保？消灭一切异端言论的社会，看上去很美，但能是和谐社会吗？这点容忍之心都没有，不让人说话的社会能和谐吗？恰恰相反，我以为中共政权唯有直面自己任何时候犯下的罪孽或者过错，真心忏悔，才能获得人民的原谅，才能为人们接受目前暂时的专制政治制造一点“情理”基础（当然不是合法性基础！），从而和平过渡到宪政民主时代，这个社会也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和谐。

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对待民间言论，一味暴力、不讲道理，大搞文字狱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毕竟，抄家抄不出和谐社会，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如果讳疾忌医，人也好、国家也罢，最后往往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望当政者三思！

（2006年10月29日于追远堂）

多少年来，像耶鲁大学这样的美国名校，一直都是无数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神圣学府，是成就他们知识与梦想的地方。一百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毕业于这里。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曾出过一本《耶鲁的青春岁月》，是对21名耶鲁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访谈录，书写得简单、平面，每篇访谈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显得机械了些，但对于我们了解这所世界一流大学或多或少还是有帮助的，接受访问的学生都是耶鲁的本科生，而这所名校正是以本科骄人。采访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谈到了耶鲁与国内教育的不同，他们眼中的耶鲁首先就是学术自由、思维自由和选择自由，比较包容、多元化，没有什么限制，没有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智性的发展，学校、老师不会逼着学生往某个预先设定的方向走，到了大三才分科，通识教育在耶鲁和美国其他许多大学早已形成传统，每个学生可以慢慢自主地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耶鲁鼓励每个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性地思考，培养他们敢于挑战的精神，桀骜不训的教授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在耶鲁，有很多不同课程可以选，自己支配的时间更多，不同的人完全可以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学校只是希望学生成为更加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还有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要求化一年时间去完成，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查。抄袭更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发现抄袭，就要面临停学、开除。这些都是我们国内的大学所缺乏的。

毫无疑问，按照世俗的标准，能够进入耶鲁大学的少男少女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骄子、幸运者，他们的青春带着同龄人艳羡的光环，他们的面前铺满了金色的蔷薇，他们的面容洋溢着难以抑止的骄傲与喜悦，这一切都源自他们的幸运，或许还有家庭背景、遗传基因等因素。即使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的多是经济等实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毕业后可以从事高收入的投资银行等工作，从中不难看到时代风气对这一代青年的影响，他们一般都非常实际、非常老成，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思维早已成熟，从这个角度看，耶鲁教育在这些中国留学生身上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的选择更多地被早年的教育和国内的环境所规定，有些中学时代就出国留学的也不例外，一听他们的谈吐，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好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下的产物，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理想主义的色彩，倒是可以闻到功利主义的气味。他们之间也不太能找到鲜明的个性，共性却很突出，无论他们选择的专业怎么不同，他们的追求、志趣都是那样相似，包括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后面乃是他们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社会认知和判断。尽管耶鲁校园里弥漫着“无用”的人文精神，但他们的心灵早已为实用理性填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耶鲁教育的失败？耶鲁精神到了这些中国学子那里只剩下了知识、技术和工具理性，换言之也就是务实的一切，我当然不认为务实有什么不好（据说耶鲁最大的系就是实惠的经济系，务实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然而一个人在青春时代、在学生阶段就那么的务实，就对务虚的不是直接实用的东西没有兴趣，那是多么无趣，也是多么中国化。

这些有幸到耶鲁镀金的学生大概算得上是“准精英”，看到他们年纪轻轻就如此精于计算，对自己的未来人生都有着那样实际的设想，他们中有多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要赚大钱，为自己的家族、亲友带去实利之类，也就是光宗耀祖那一套。不知接受采访的这些学生在整个留学生群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假如他们的这种心态比较普遍的话，那真是值得令人感叹，“学而优则Ｘ”的惯性真是强大，哪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也动摇不了。对这样的“精英”、“海归”确是不能寄予什么期望，他们中再也不可能产生容闳了。在畸形、变态的现代专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国人，要真正接受普世价值，具备世界眼光，超越一己的利害看问题，确实谈何容易，这在21个耶鲁学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我在阅读这本访谈录时所联想到的，耶鲁大学提供的教育越开放、越自由，学术水准越高，这些少年男女越是春风得意、青春靓丽，就越是让人感到悲哀。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青春的光环，还必须正视光环下若隐若现的阴影。他们并不能给千千万万普通学子提供榜样，他们只是他们自己。这也是耶鲁教育的无奈。

──《观察》首发  

—-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一书值得一读。作者周孜仁，文革期间是鼎鼎大名的四川重庆大学815战斗团的《815战报》主编，他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大局已定，815必胜》曾经被毛泽东点名，被算作全国五大毒草祇一。可以想像，由这样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文革风云人物写的文革回忆录，一定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深刻的启示。

文革时，我在四川成都上高三，对四川地区的文革史，包括对重大815派的故事可说是耳熟能详，了若指掌，因此对这本回忆录格外感到亲切。我的老朋友，也是当年成都的老高三，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的文革专家徐友渔为这本书写了序。徐友渔指出：作者以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重庆文革的有始有终的、较全面准确的，点面结合的画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既有各种事件的描写，又有个人内心情感刻画的故事。这部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最宝贵的是它的真实。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作者的平和心态，他既不想自我标榜，又无意为自己洗刷，这就使得他的描述比较客观。

作者的谦虚，不，更准确地说是诚实与理性的态度，令人衷心敬佩。举一个例子。周孜仁写的那篇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评，当时曾有全国五大毒草之说，周孜仁的这篇文章名列其中。作者说，他把自己的文章和其他几篇大毒草作比较，发现别人的文章在文革许多本原性问题上进行大胆质疑，有理论独创和大无畏的勇气，自己的文章祇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煽动技巧而已”.我们知道，在以往历次运动中，有很多文章被定为大毒草受到中共领导人点名批判，事后，很多作者都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他们还竭力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是出面批判的领导人的级别越高，被点名的文章和作者的身价也就越高。周孜仁的文章是被毛亲自点名的，按说他更有资本抬高自己那篇文章和自己的身价。可是周孜仁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极其客观地认为自己的文章不行，比不上别人那几篇文章。这种诚实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群众参加文革图的是什么？

重大815是重庆地区的老造反，人多势众，又有重庆驻军的有力支持，在重庆地区占压倒优势。可是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对四川问题发表指示性讲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一派。对于这次讲话，815派自然心里是不满的，不服气的，但也无可奈何。正象作者写道的那样，文革两大派”对信仰的狂热不亚于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他的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去任意诠释，从而最终实现自己心灵的平衡；真实存在的上帝则不一样了。他健在，据说身体还非常健康，他随时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而且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更不敢拒绝，剩下的，就祇能是尴尬和无奈。”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它涉及到文革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群众（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和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值得有心人进一步发挥阐述。

在3.15讲话中，江青的表现尤其恶劣。江青的讲话信口开河，既无耻又霸道。江青公然说：”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这叫什么话？杨尚昆无非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早年就参加革命，怎么自己就成了地主？而且还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一句话就把杨尚昆的一大堆亲戚都给捎带进去了。周孜仁提到杨尚昆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亲是重庆化龙桥某单位普通职工，平时好吹嘘他和杨尚昆的亲戚关系，江青这句话一出，这个倒霉蛋立刻就被揪出来实行群众专政。还有段话更让人恶心。在3、15讲话时，李大章在场。李大章是四川省省长，当年在延安时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这时候正准备结合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江青对李大章说：”李大章同志，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你要保持革命晚节。”江青居然把自己几十年前吃两个烧饼的事当理由，要求别人忠于自己。这叫什么逻辑？作者感慨道：”两年多来多如牛毛的各种’指示”讲话’，类似无聊透顶的东西比比皆是——如此下作的人竟然执掌着八亿大国的命脉，泱泱中华，其可哀也，何有甚哉？”作者宣称：”我不再迷信了。”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两年多来类似无聊透顶的中央首长讲话比比皆是，为什么你不早早地认清庐山真面目，一直要等到两年之后才从迷信中脱身而出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其他地方有所说明。1967年重庆大武斗，两派都死了不少人。周孜仁写道：当时，”我们曾经那么动摇不定，牢骚满腹，曾经对文革疑虑重重，甚至开始反感，但一听北京为自己说了几句好话，顿时又受宠若惊了。”作者说，悲剧在于，人们总要等到完全绝望，等到被他们崇拜的神狠狠扇一巴掌，这才会清醒过来。这大约就是老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你原来在文革这场戏里面好歹是个角色，是个人物，你有戏可唱，有观众观看，你有某种被承认的成就感，因此你就不会去在意剧情的荒诞和自己角色的荒诞，你就会依然津津有味地演下去。等到你被赶下舞台了，没戏可唱了，你才会从另外的角度去审视这场运动，从而产生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观点。

文革中，广大群众热烈地投身运动。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对此，周孜仁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物质利益，前者是政治需求。政治需求对于处在社会金字塔尖的极少数人，是权力；而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和微不足道的荣誉。”如今中国有个流行病，很多人在思考人的行为动机时，最终必定归结到利益。这多半是早些年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再加上后来的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按照这种流行的思考方式，人的各种行为表现无一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祇要你还没有把一种行为完全地归结到利益，别人就认为你还不够深刻。这真是连古人都不如了。古人尚且知道人的追求除了”利”还有”名”，而且”名”还常常放在”利”祇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里，发挥黑格尔的观点，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追求承认。这个”名”字，就和黑格尔所说的”承认”的意思差不多。应该说周孜仁的观点也是和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的。

郑思群临死前说过些什么？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这本书讲到了文革期间发生在重庆的大大小小很多事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运动初期作者秘访重大党委书记郑思群夫人吴耕书的一段故事。郑思群是重大党委书记，革命资格很老，深受学生尊重。文革一起来，他就被重庆市委当作”黑帮分子”抛出来隔离审查，随后就自杀身亡。周孜仁怀疑郑是被害死的，于是就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的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

按照作者的回忆：”吴听说重大学生，便称病不见，而我们则坚持不见不走——最后，她妥协了，让秘书把我们领进了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凛凛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公然簌簌地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在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我们以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对回答，听工作组通知说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这个武断的结论使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它一些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消极厌世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作者对吴耕书的话转述的不够详细，这是很可惜的。不过就从作者转述的几句话来看已足够沉重。广州学者单世联说，老干部在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是怎么看待毛泽东，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由于缺少原始材料不得而知。这里，周孜仁就提供了一份材料。原来，早在1966年8月，郑思群就把毛泽东的这场文革看得很透了。郑思群可是比那些自杀前还留下”毛主席万岁”字条的老干部们高明多了。在文革的整体愚昧与狂热中，该有多少人是带着对文革、对毛的清醒认识而被迫无声地离别人间的啊！因为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甚至找不到可以倾吐心声、可以传承记忆的人。

首发RFA

【2006年11月2日狱委讯】中国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新加坡海峡时报特派员程翔案的上诉，记者无疆界组织表示愤怒。 程翔因所谓间谍案于8月被判五年徒刑，并被处予重罚。 “剥夺一个诚实记者的辩护权的时候，司法当局不得不害怕的是，”该新闻自由组织说，”这无异于向公众显示，除了下级法院的粗糙拙劣审理，政治案子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了维持不公正判决，甚至连开庭这走走过场都免了。“ 记者无国界组织并表示：“我们提请温家宝总理注意，他说过他有信心法院会公正审理此案，并确认会公开审理，被告也将获得充分辩护。” 程翔律师披露了北京上诉法院不开庭审理的决定。程翔的太太刘敏仪今天表示”失望”，她告诉记者无疆界:”他们已经剥夺了我们的辩护可能， 程翔为之工作的台湾的基金会不是间谍机构”。 程翔律师说上诉程序应在11月份内完成，可以肯定不久就会有”维持原判”的结果。中国法律允许上诉法庭无需开庭，如果它认为初审”证据充分”。 程翔，新加坡海峡时报特约记者，坚持自己无罪，于9月8日提起上诉。 据报自去年四月被逮捕后，他的健康状况也持续恶化。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周济部长先生：

我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位孩子的父亲，于凌晨五时在南方的夜雨里给你写信，是想表达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不合潮流，或许不入你的法眼，甚至会让你不高兴，请你先包涵。如果我表达得不够成熟，或者表达得不够理性和周全，那是我的能力问题，但并不因此丧失批评你及政府的天然权利。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此前不清楚，从今天开始你应该知道，因为在我看来教育部长首先应该学会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政府及像你这样的高官，都不是拿来供着的，既然你们本该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而且你们是我们纳税人所养，那么接受纳税人的批评和公民的责问，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你是我们纳税人养的政府高官，是一位本应该替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但在你领导的教育部之下，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的确令我这样的公民和父亲心寒。所以我不得不斗胆略成鄙见，以表达一位纳税人和公民对你及所领导的教育部的意见和异见。倘若识者讥我，说我这样给你写信，似乎是上疏奏表，在下期期以为不可。抱歉，我是一位公民和纳税人，不是你的臣民，所以只能平等地写信给你，不会给你上条陈。

每次我写信予你，都不会与你谈空洞的东西如八荣八耻，因为在我看来，荣耻止乎自身，公开拿来作为对官员的要求，就像要求一个稍有文明经验的成年人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可笑。虽然你们作为一个提倡文明执政的政府里的官员，在管理公共事务及治理国家上，与民主国家的官员相比，的确像一个刚发蒙的小学生，但重要的是，你们得学会尊重你们国家的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被偷换概念又空洞无比的“人民”。我们不需要你们成天讲八荣八耻，这就像我们不需要你们自我阉割，我们只需要你们尊重别人不做太监的权利。换言之，你们也用不着拿“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来挥刀自宫，但更要的是，你们不能把纳税人和公民，当作太监一样来管理，他们有在宪法范围内随意自我娱乐、自由生活之权利。一个真有法治理念的国家如美国，一切运转如恒，对官员的泛道德化要求反而是对官员权利的伤害，因为官员没有承担被最高领袖像小学生一样来教训的义务；同理，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的国家如我国，泛道德化的要求，往往是对法治理念坚持不够的结果，是对法治丧失信心的表现。更为恶劣的是，这样的泛道德化，造就了许多作秀的表演大师，假道学伪道德泛滥成灾，这是对道德的真正伤害。一个官员上午还在讲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作反贪廉政报告，下午就被双规——双规其实都是违法的，犯了法一切按法律来办，而你们只是用党的纪律来代替法律，这其实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作为执政党带头不尊重法律，这个坏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样滑稽的事，你们演起来，真是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恶心，但请你们考虑一下民众的生理反应，以及他们应有的智商。所以我不要求你在道德上像尧舜，这样的要求是一种非份要求，我只要求你及你的属下一切依法办事，哪怕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还疮百孔，总比空谈“三个代表”、“八荣八耻”要强百倍。

以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四十年的经验，重视常识，务实理性最为重要。执政党这五十七年加起来所使用的各种讲话及指示，标示的各种标语，所提的各种口号，所讲的诸种“道德”，因此而印成的各种书籍及宣传小册子，如果有人统计的话，一定不是个小数目。以册数论会上万亿计，以吨数论，也会有上亿吨。如《毛泽东选集》发行多少册（这里面的购买者大多是公款消费，所以常说的毛泽东的稿费，其实是变向把纳税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已，这只是一种“高雅的腐败”），学过造纸、印刷及统计学的人，一定能算出多少吨数，并且由此可以换算出需要砍伐多数树木才能印成如此多的，据说在地球上仅次于《圣经》发行量的“毛选”。老实说，这些讲话、指示、标语、口号等，只不过是愚民工具，对于稍有常识的人来说，真可谓一钱不值。但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常识呢，当然这都是拜你执掌的教育部忠实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事业”所赐——真正的教育是中立的，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但教育是千秋万代之基业，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我们的教育不是培养忠于一党一派的驯服工具，而是培养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写的人。他们会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但更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被他人侵犯。

在与你谈实质性问题，并且真正切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向你谈一点常识。我刚才说了，批评政府及像你这样的高官，是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而不需要你们的允许。不特此也，你们执政者也应该有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而不是成天形势一派大好，自欺欺人。想必你会知道，美国教育部（这个提法不准确，他们不会有像你所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教育部，因为他们的教育权利分散给各州，联邦教育的权力是非常小的。但姑且如此称，因为我暂且找不到更准确的提法）一九八三年曾组织过权威的美国教育专家编写过一个关于美国教育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国家在危机中》。当然要你承认中国的教育在危机中，国家在危机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对你们宣传了五十多年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欺罔之辞，极有消解作用。但既然“伟大、光荣、正确”不是事实，消解这一观念又何妨呢？一个国家应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一切，而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及国家利益之上。实事求是，务实理性，虽然可能对贵党的利益有损，但国家、对民族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对中国教育反躬自省，并增加改革的力度。

胡适、蒋梦麟二先生，都是二十世纪有名的教育家及学者，也是有成就的教育行政官员，我想你对他们二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有所了解。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也是很深的。1929至1930年，胡适批判蒋介石、孙中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宣传部密令焚毁发表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新月》杂志2卷6、7号合刊，接着查禁《人权论集》，各地党部纷纷发表宣言，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用部令函告上峰的命令（恕不抄送，请周济先生在网络上查找。你如果来敝博客查看，可从跟帖里看到看到国民党的训令）给胡适，胡适先生以“该令殊属不合，原件退还”，其具体回答如下：

梦麟部长先生：

　　十月四日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已读了。

　　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　　又该令文中引了六件公文，其中我的罪名殊不一致，我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所在。究竟我是为了言论“悖谬”应受警告呢？还是仅仅为了言论“不合”呢？

还是为了“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呢？还是为了“放言空论”呢？还是为了“语侵个人”呢？（ 既为“空论”，则不得为“语侵个人”；既为“语侵个人”，则不得为“空论”。） 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解那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

　　贵部下次来文，干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　　又该令文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一处，皆应校改。

　　　　 胡适

胡适先生这样处理“中央文件”，蒋部长当然没制裁他，尽管他是中国公学校长，同时“反动的”国民党蒋总裁虽然不高兴，也没说把他抓起来。我在给写你信时提到他们，非是我敢自比胡适先生，你的水平和能力与蒋梦麟先生自然也不能比，只是希望你在倾听不同意见时，学一点他的雅量和气度。当然要是你没有这雅量和气度，也没关系，我并不乞求。你如果有雅量给我来个“部令”的话，也请你仔细、认真、说理，不过以我们公民对贵党及你们这样的官员一惯的观察来看，你们是不屑的。不管你们屑还是不屑，我都希望你们足够光明正大，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己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

从第二封信开始，我会每封信会就一两个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理性的看法，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会以《与教育部长周济谈教育》的总题结集出版，以俾更多的中国公民关注教育，以使中国的教育得到良好而健康的发展。

 冉云飞于四川成都

这里呈交读者的是笔者近年探索近代中国的部分成果。这些文章颇大部分既是争议的产物，又将是新争议的起点。

严肃的学术研究，本来是永无止境的推陈出新过程；学术领域有不同见解，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转型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非常微妙和特殊。

20世纪20年代以降，中国历史研究意识形态化蔚然成风，特别是近代中国研究直接与不同党派利益攸关，歪曲、捏造、掩盖、粉饰，层出不穷，神化或妖魔化历史人物更令人瞠目结舌。

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一再蹉跎，估计有将近两亿人“非正常死亡”；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在继续做上一世纪应该做完的功课。这些都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

面对这样的状况，拨乱反正，去伪存真，是历史研究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追根溯源，史家理应向自己的读者交待：为什么中国人会丧失那么多不应丧失的生命和时间？

可是，中国是个奇特的国度，政治家不但要垄断权力，还要垄断历史和道德的解释，窃踞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生杀大权。

这是传统文化专制体制的延续。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非圣无法”更是肆意宰割知识阶层、制造千奇百怪的文字狱的根据。书呆子幻想“从道不从君”，君王派给他们的角色却是歌功颂德、娱乐主子、欺蒙平民百姓的侍从和侍卫。两千多年的传统，哪肯轻易退场！而从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威权统治建立开始，这个传统披上一袭“革命”外衣，在空前精巧的统治机器支撑下，思想有罪，怀疑犯法，那些敢于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们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寻求历史真相，探索挫折原因，在某些人的眼中都成了不可原宥的冒犯。不过，除非让社会和国家止步，这样的冒犯是无法避免的。这部小书提出了哪些触怒卫道士的问题？

最让这些文人盛怒的莫过于对孙文言行的拷问。

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命运，主要是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势力博弈和演变所决定的。社会民主化程度越低，政治领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大。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大势力的六位主要领袖，对这个苦难国家的面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弄清他们的言行，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脉络也会清晰显现。随着他们渐行渐远，美化和丑化的油彩开始剥落，直视其本来面目的可能性开始呈现。

孙中山尽管没有执掌过全国政权，却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不但国共两党后来的发展与他息息相关，民国初年的政局，也与他决定进行“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有很大关系。过去人们热衷于歌颂他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功勋；却忽视了他背离法治和民主轨道把中国引向岔路的负面作用。系统考察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成败得失，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民国史的关键。

国民党掌权后为自己的威权统治合法性披上神圣外衣，神化孙文不遗余力，甚至作出决议宣称：“确定总理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使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皆宜恪守勿逾者也。”[i]一个政党宣布自己的领袖的言论就是国家的宪法（“最高根本法”），如同历代开国皇帝的“圣祖圣谕”，臣民只能顶礼膜拜、奉行不逾！20世纪中国居然出现世所罕见的、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返祖现象！

孙文成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工具绝非偶然。追寻历史真相既是史学的责任，又是清除专制遗毒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把心头的沈痛诉诸笔端，这就是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的由来。

1998年12月30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岭南文化时报》出最后一期。头版最显著的位置是夜空中一根正在燃烧的火柴，下面一节启事：“上级指示，本报必须在1999年暂停出版。”第二版这根火柴照耀着占据三分之二版面的黑暗，旁边是一节言简意赅的《不说再见》，勇敢地宣告：“面对新世纪的朝霞，我们亟愿再下功夫”，头一条是“编辑连续出版物《现代评论》”。余下三分之一版面是四个出版预告，其中之一是《现代评论》第一辑的目录：第一篇是李慎之先生的《呼改革开放》；第二篇是我为这份刊物写的发刊词：《营造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其它十一篇文章中，包括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不过，一阵微风就足以吹熄一根火柴，《现代评论》胎死腹中。幸亏还有互联网，这篇拙作得以全文在网上广泛流传；经过许多曲折，主要内容也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和香港《明报月刊》先后刊出。

大凡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自己业绩的政治领袖，说到底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背后是某种思潮和利益。只要这种思潮没有消散，利益没有得到适当的调节，类似的行动就会重演。冷静剖析某个历史人物，不是苛责个人，而是为挫败转化为智慧铺路搭桥。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说得好：“已经历的过去往往是沉重和困苦的，而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世人抑制这种严酷。”“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ii]为了恰当地品评这类历史人物，必须确立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把这些人物放在百年乃至五百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大框架下去考察。

俯伏在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政治势力脚下，永远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登高望远，16世纪以来这个地球风疾浪急，千帆竞渡。中国号笨拙古旧，加上路径选择一误再误，一再在历史大潮的峰谷浪尖中翻滚，遍体鳞伤，被远远抛在后面。在纷纭错杂的现象中寻求内在的原因，这是史家的责任。

第二。破除党派成见，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的评判标准，避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简单化。

以党派成见看历史的最常见的图像是给人物戴帽子，把政客党同伐异的伎俩带进学术领域。以孙文和段祺瑞来说，如果站在民主化以前的国民党的立场上，前者是通体发亮的“国父”，后者则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文接受德国政府的资金，反对中国参战；而段祺瑞则拒绝德国人的收买，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参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有助于日后的外交。从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乃至世界人的利益去考量，在这件事上，正确的无疑是段祺瑞。而在内政上，两人都坚持武力统一全国；尽管手法不同，在国会问题上都有处理不当之处，其根源都在《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文，致使不少国会议员乃至国会多数党的过错无法通过制度渠道予以纠正。上述远非全面的例证足以说明，脸谱化不是真实的历史。

有些人以段祺瑞有违法行为作为孙文用武装割据的方式“护法”正当性的根据。这个辩护词面临两个无法逾越的反证：（1）拙作已用大量史料证明，孙文在广州建立的所谓护法政府，也干了许多违法的勾当，乃至孙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2）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护法”不过是以暴易暴，给中国带来的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对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没有丝毫帮助。在意识形态的泥淖中打滚，无助于揭露历史的真实，更无法吸取历史教训，是与历史研究的责任格格不入的。

第三。严格甄别史料。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一错皆错。如果故意在史料上玩弄手脚，那更涉及史德。此事绝对马虎不得。

不过，清理人们处心积虑制造的历史迷雾不可能一帆风顺。拙作公开发表后博得众多读者赞同的同时，也招致一些人咒骂。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自称“民间的历史爱好者”的香港文人胡志伟。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同，他一开始就承袭文革故伎，选择从政治上进行攻击：

他说袁某“竟引用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数据、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加上80年前军阀、封建余孽、汉奸卖国贼的旧调重弹，来诽谤国父的人格，这早已超逾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现代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成败得失，包括政治家的人格都应由人们自由评说，这不但是学术研究的常规，也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权利。一个专制政府追封某人为“国父”的命令一下，人们就只准山呼万岁，这不过是独裁者及其爪牙的心态，任何公民都没有俯首遵命的义务。

哪些是“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他说：《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引用它登载的资料犯了弥天大罪！这样的指摘有何根据？“查华字日报本系英文《德臣西报》的附刊，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而德臣西报则是当时香港唯一刊登港英殖民政府法令的报纸，以半官方喉舌的姿态出现；……我们能指望那些失去昔日‘天堂’的人以及妄想瓜分中国的人，对中国革命心悦诚服吗？” 这些话似乎义正词严，却将作者的低劣的文品、人品表露得淋漓尽致。这里有三个无法掩盖的谬误和荒唐：

1.对这家报纸及其创办者基本状况的无知和诬蔑。

《香港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吗？研究中国报业的权威著作指出：从创刊之日起，“它不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报业观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则等），也标榜为华人说话而以华人舆论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评论文章为数虽然不多，但在新闻的报道中，却无时无刻不在贯彻争取华民社会利益及教育民众、劝人为善的主张。”[i]李谷城教授的新着：《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也确认了这个结论，并根据新材料指出这家报纸和《德臣西报》是合作者“而非外界所说的是‘《德臣西报》所办’的‘附属关系’。”[ii]其它研究过这家报纸的著名史家如莫世祥、邱捷教授等无不肯定它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就能决定这家报纸的性质吗？陈蔼廷（18？？－1905）确实是1872－1878年间《香港华字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主笔[iii]，但他在香港办报七年，“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日奋其爱国之念。此其办报之唯一之宗旨也。”[iv]直至1878年才出任大清帝国驻古巴总领事（而非胡志伟所说的驻美使馆参赞）。他的外交官身份与他的办报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说一个人做过外交官就会让其所办报纸成为“帝国主义喉舌”，也是荒唐之极的胡言乱语。与陈蔼廷同时的黄遵宪是有名的外交官，他参与创办的《时务报》何等出色！

2.缺乏处理历史数据的入门知识。

笔者评论孙文，涉及1922年6月16日事变和孙文与陈炯明的矛盾，引用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香港华字日报》的资料。这时陈蔼廷早已作古，要论证这个年代的这家报纸是“帝国主义喉舌”，你得拿出这一时期的证据。19世纪的创办人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决定他仙逝二十年后的这家报纸的性质。

此外，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任何数据均可利用，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严格鉴别其真伪；这是研究者史识的体现。是不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资料”就不能用呢？凡是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读者都知道，满铁调查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但是包括美籍华人黄宗智教授等著名史家都曾利用他们的数据写出一流的著作。而胡志伟自吹看了数以千万计的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炮制出的洋洋大文却不堪卒读，原因在于他没有起码的鉴别能力，东抄西摘，不加核对和分析，也不考察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的年代和环境，以致错误百出、语无伦次。

3.不惜自打嘴巴。

时间是最无情的法官。最足以体现此公的人品、文品的是他居然左右开弓，自打嘴巴！不是说《华字日报》不能沾边吗？他身为黄世仲基金会顾问，“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在2003年4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刊登的此公的《黄世仲研究近况》，又不惜利用《华字日报》的材料了。

几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有一股非常恶劣的学风：对历史人物首先划定其阶级成分，对认定是“军阀”、“买办”或其它“反动势力”，则一举一动皆有阴谋、陷阱；甚至祸延子孙，动辄称之为坚持反动立场不变的孝子贤孙！如果是“革命领袖”则处处高尚、伟大！研究者胆敢全面、冷静分析，各式帽子可以随时往你头上戴。近年来，大陆多数学者都在努力冲破阻力，走出这个死胡同，史学研究开始恢复勃勃生机。在中国大陆成长的胡志伟及其一伙深得其中三昧，却至今仍在玩弄这套神憎鬼厌的花招。

这个文人的恶劣之处还在于他生怕大陆当局不肯重蹈覆辙用政权力量解决学术争议，一再说“袁大教授是指桑骂槐，有所影射的”，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而他所谓影射，指的是笔者一再批评孙文不利于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错误言行，胡某居然认为这样做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向政府举报，其敌视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

1999年10月，我奉当时在江西大学执教的李承贵教授之命，为其大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序，其中一则题为“不疑不悟”，说的是《孙文》写作中的感受，看到的人不多，不妨抄在下面，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的苦衷：

我珍藏着一方闲章，是厚着脸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讨来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学术界无不承认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为中国思想史大放异彩，却很少人提及这一勇敢的怀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内在动力。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创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愚鲁如笔者，亦櫐受其惠。准确点说是，学术上不时有所发现；精神上则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为简朴的书生生涯增添几笔有趣的色彩。

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只能简单说说一二大体不伤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论一元论》，私心窃喜，以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孙中山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大意）

这是迎头泼来的冷水！不知道其它人感受如何，对我说来却是很好的清凉剂。经过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资料，终于明白自己是慑于孙中山的光环，再去收集资料和写作。在假问题和鸡毛蒜皮中打转，何来学术价值？我的文章冀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就这一小问题而言，我的确花了不少气力，不无一二新意。可是，我没有首先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孙中山是哲学家吗？换个说法是，按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其哲学思想有无讨论的价值？

2.他的主要论题——“知难行易”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这个命题有无值得肯定的价值？

其实，孙中山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厌其烦地宣讲“知难行易”，无非是要“后知后觉”（干部）和“不知不觉”（民众）之辈跟着他那样的“先知先觉”走；让他们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发明了最好的理论，你们不行，就要承担“阻碍进化”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样的愚民哲学，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至于其理论思维的粗浅和不严密，对思想家说来虽属致命伤，与上述失误相比，已属次要问题。

大澈大悟不是空喊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罗中生活和成长的。此外，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自己的许多观念，说不定就是社会环境养成的偏见。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有时聒噪之声还挺大。但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故我的挑战。当理性引导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要突破过去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边界的时候，是尊重自己的头脑而甘冒责难，还是走蹈常习故的平安大道？这是艰难的选择。

1998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资料积累，我写了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写作中几次掷笔长叹，有一次竟停笔两周，不想写下去。不是几位朋友激励，根本无法完篇。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战。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过于残忍？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两个因素：1，学术良知，不能讲假话；2，对祖国命运的理性考虑，不能把历史的经验白白丢掉。而那位美国学者的一声断喝，对加速我桀骜不驯的野性的复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人性复归，就好奇，就有无穷的疑问。

本书的其它部分从明代的倭寇到八年抗战，在中西文化的框架下，选择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纵横剖析，直抒己见。笔者期望这部史论能够对读者掌握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和挫败的深层原因，能够提供知识的支持和思维的启迪。是否达到目的，期待广大读者的审视。

2006年6月16日星期五

（香港Roundtable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终于忍不住翻开这一本《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20年间我读过至少3次，但现在，我已经几乎要忘记所有的情节了，远在国外的人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我们生活中的喧嚣，这个似乎一切都在进步，在变得富裕的国度，其实也充满了躁动不安，充满了罪恶，这正好是小黛西·阿姆斯特朗一类案件能够滋生的土壤。我只记得，那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死者。

既然波洛先生在乡下随便种种南瓜，就破了罗杰疑案，迫使最“无辜”的医生为谋杀付出代价，那么，在百无聊赖的旅途中，充满热情地动用他那些灰色脑细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这是疑凶最多的一桩案件，以至于波洛不是要从一群人种找出凶手，而是在他们中间挑出那个无辜者。死者是绑架并杀害小黛西却逃脱了法律惩罚的恶魔，对他下手的却是一群看起来毫不相干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讲不同语言的旅客。死刑的宣判虽然比希望的迟，但它，终将到来。

在我看来，执刑者的错误除了被波洛指出的疏忽外，还有两个：他们居然没有认出大名鼎鼎的波洛，这真是最大的失误（这得归罪于当时不发达的通讯和新闻传媒，如果是现在，波洛那么著名的鸡蛋脑袋恐怕早成了我们MSN上的小标识，或者可以在FLASH里看到他）；正因为如此，所以谨慎的阿布斯诺上校才会因为无法抑制的爱情而叫了玛丽·德本汉小姐的昵称，他们本来应该装作互不相识的。

事实上，最早被怀疑的正是他们之前的一段对话。当然，也有无法预计的客观原因，比如波洛刚好因事要赶上这班列车，并且他居然还认识在铁路公司的布克先生，顺利地占据了因为人数不足而虚拟的那个乘客的铺位。又那么刚好，波洛常年在英国，对那里相当熟悉，甚至知道曾经有家名叫德本汉暨弗里博迪的商店。无论是研究美术考古，还是做个侦探，最重要的除了推理，还有想象，这绝对是致命的。

如果说阿加莎的小说只可以买五本，那么这本书永远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也因为喜欢新奇冒险而狂热地喜欢《褐衣男子》《他们来到巴格达》。这个案件的策划几乎是完美的，充满了智慧和条理，只有擅长逻辑思维的英国人才想的出，德本汉小姐和阿布斯诺上校真了不起。有了计划和精密的计算，在大雪封路，情况有变时，还要有实施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而他们都具备。我最欣赏的是异想天开地把那件绯红色便袍放进了波洛的衣箱，好吧，既然他设想那东西会在某位男旅客的行李中出现，为什么不可能是他——波洛先生呢？这是对权威的挑战！

我也欣赏《人性记录》里的谋杀，充满了天才的想象。但是却不喜欢其中任何一个人，英国人的刻板、谨慎叫人乏味。而这本书则恰恰相反，他们，那些谋杀者，无论年轻或苍老，无论美貌或丑陋，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来执行对死者的审判的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伸张正义，他们都有着这个时代的人所稀缺的真挚热烈的情感。那情感具有摧毁一切的魔力。所以，此案凶手已逃逸，无法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