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传》，(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
相蓝欣、储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79.00元。
凯恩斯是个伟大的人物，成就远不止经济学。纵观整个20世纪，前一半时间凯恩斯用他的公共活动来影响社会；后一半时间，凯恩斯用他留下的思想来影响社会。这本百万言的伟大传记逼迫我们使用更宏大的视角，不仅要关心凯恩斯，还要关心社会。
凯恩斯的成就远不止经济学
今年对于凯恩斯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整整七十年，他去世也正好六十年。在这样的年份里，我们终于迎来最重要的一本《凯恩斯传》；在这样的年份里，我们也应该纪念、反思和重新评估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的传记其实出了很多部；这是有传统的，凯恩斯本人就是个伟大的传记作家。1924年马歇尔去世，他的正宗传人庇古教授做了一次动人的演讲，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倒是凯恩斯写了一篇长达70页的纪念文章，发表在马歇尔经营多年的《经济学杂志》上，马歇尔夫人读来感动得无以复加。而一直对马歇尔和凯恩斯都心存偏见的熊彼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所读过的一位科学人物最光辉的生涯。”
可是，在这些《凯恩斯传》中，真正能凸显出这个伟大人物全貌的著作几乎没有。斯基德尔斯基之前，哈罗德的《凯恩斯传》是影响最大的凯恩斯传记，早早被商务印书馆引介进来。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亦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很难批评哈罗德对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理解是否有偏差，但他对凯恩斯的公共生活的简化和归纳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斯基德尔斯基披露说，凯恩斯的文件监护人卡恩从来就不喜欢哈罗德版的传记。而斯基德尔斯基远没有哈罗德那么好的条件，虽和凯恩斯有些关联，但没有亲炙于凯恩斯。他只好花功夫读文献，30年的功夫完成三卷本煌煌巨著《凯恩斯传》，再删削成一卷，亦有百万字的规模。这就是目前大家见到的定本了。
我猜测经济系的学生多半会对此感觉失望，因为作者并不愿多谈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大名鼎鼎的《通论》在全书43章里只占了1章，远比不上《和平的经济后果》；喜欢钻研八卦轶闻的人恐怕也会失望。凯恩斯有同性恋倾向，全世界都知道了。但凯恩斯的弟弟杰弗里问过作者，除了披露这个隐私以外，还有其他目的吗？作者回答，“把他的私生活融入到他的公开成就里去。”
凯恩斯的学术之路
凯恩斯的学术之路受父亲影响很大。他的父亲内维尔·凯恩斯写过《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至今还有很多人在研读。可内维尔没有很大抱负，很快转而做行政。但内维尔的工作足以使得小凯恩斯拥有最好的成长环境，从小沐浴在西季维克和马歇尔塑造的剑桥文化里。
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饱受信仰危机的打击。个人敏感总是领先于时代的小穆勒留下大笔宝贵财富，他的思考促使剑桥那些服膺边沁功利主义的人不得不去思考伦理学问题，去思考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来追求社会福利的问题。而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产生冲突时，功利主义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西季维克和马歇尔沿着不同道路阐释这个伦理学－经济学问题。G.E.摩尔通过对西季维克的反动开辟出“元伦理学”，而凯恩斯则把马歇尔推到极致，刷新了经济学的面貌。在凯恩斯看来，不仅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歧是不重要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本身亦可以说是不重要的，没有生活、道德和艺术的思想就不是什么思想。熊彼特讨厌马歇尔和凯恩斯，就是因为觉得他们不怎么像纯粹的学者。可这正是那个时代英国学者的特点:穆勒、摩尔、罗素都是血肉丰满、有丰富政治生活和社会关怀的人。凯恩斯一生纵横学、政两界，除了双子座不安分的天性外，和剑桥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说，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剑桥是个通才云集的地方，比如凯恩斯的学生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的两本代表作做出最关键的帮助，凯恩斯也写过《概率论》这样的书。可是，凯恩斯是极为讨厌数学的。本来他的数学不错，可进了大学以后突然厌恶数学，以至于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不得不监督他学习数学。凯恩斯的《概率论》完全出于逻辑和伦理学的关怀，和摩尔多年的讨论慢慢形成了这本巨著的框架，直接切入概率的本质和基础，而摩尔作为分析伦理学派的鼻祖，数学能力也很一般。直到后来凯恩斯写出了《通论》，希克斯把它模型化，成了现在教科书里的“IS－LM”模型。凯恩斯对此忧心忡忡，“模型化也算了，可千万别再填入具体数字来计算啊。”
所以凯恩斯绝不是什么通才、天才，甚至后人强加给他的“凯恩斯经济学”里有多少是他的原意也是颇值得思量的。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远不像现在很多学者那么在乎“学术范式”和“学科进步”。经济学的大发展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都在凯恩斯的身后。而经济学的地位不断被抬高，经济学家的地位却不断下降，再没有像凯恩斯那样一言九鼎、直接影响英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政策的经济学家了。我们很难说经济学是向前，还是在往后。
用现在的分析眼光看，凯恩斯的分析不乏谬误与偏见，但人们还是争着把荣誉授予早已去世的凯恩斯。他开创的领域叫“宏观经济学”，但怎样才是真正的宏观，这点仍然是值得现在的经济学家思考的。
在战争时从政
《和平的经济后果》和《论战争赔偿》堪称凯恩斯影响最大的两本专著。这种说法也许会引起很多学者的愤怒。但事实上，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上世纪40年代就由陶孟和翻译进来，而《通论》要到60年代才有译本。也许《通论》的翻译难度要比《后果》大一些吧，尽管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凯恩斯的英文是最流畅平实的，没有引经据典，也不会纠缠曲折。我想我们不应否认，对于40年代混乱复杂的中国社会来说，《后果》讨论的问题比《通论》的问题更重要，更紧迫。政治家凯恩斯也比经济学家凯恩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凯恩斯在20年代之前的生活，一半是在剑桥学习理论知识，一半就是在印度事务部学习行政知识。理论中有实践，实践中又有理论，两者从来没有分开过，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他登上历史舞台的绝佳机会。
凯恩斯一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现在会认为这样顶级的杂志是“纯理论的”，可当时从未有这样的想法。凯恩斯在货币理论特别是印度财政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主要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并且于1913年出版了《印度的货币与财政》这本处女作。尽管委员会对凯恩斯提议的“在印度建设中央银行”的想法观点并不一致，但在凯恩斯看来，战前的社会，总的来看正朝向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前行。
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了，似乎整个剑桥都空了，都卷入了战争，凯恩斯最终也成了财政部官员。他一开始就在风口浪尖，在首相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之争中
，凯恩斯主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最后，阿斯奎斯失败了。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内心对战争充满了怀疑，对经济危机更是充满了恐惧。劳合·乔治则是要追求大获全胜的，凯恩斯不能认同首相的观点，却不得不尽力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他的职位越升越高，内心却越来越厌恶，经济危机的迹象也逐渐显露。这时候，英国胜利了。
凯恩斯是以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的。他熬过了最困难的战时岁月，却终于熬不过瓜分利益的巴黎和会。凯恩斯很清楚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关系。他努力想说服各国领导人减轻对战败国的债务索赔，这不仅对英国不利，甚至有可能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可美国人对此毫无兴趣，劳合·乔治亦对凯恩斯深表怀疑。他们无心建立什么新欧洲，只是要从德国身上多榨取一点利益好回补损失。凯恩斯愤而辞职。他回去很快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作为财政部官员的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是彻底失败的，但作为学者的凯恩斯，在战后依靠这本书取得极大的成功。
凯恩斯敏锐地指出，无论出于政治家思维不足还是性格缺陷，现在的合约安排只会导致欧洲的绝对贫穷化。这种合约对双方都不利，而且掩埋下战争的隐患。凯恩斯悲观地看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欧洲都将为此支付经济代价，这就是和平真正的经济后果。
在和平时做研究
时代造英雄。凯恩斯在战争时从政，在和平时做研究。非常的时候提出非常的理论，经济危机的时候也拿出了针对危机的具体方案。
他从20年代就开始系统研究货币问题，1923年出版《论货币改革》，1930年扩展成《货币论》，再到1936年的《通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逐渐成型。作为剑桥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他基本上赞成马歇尔货币数量理论，但他无法接受围绕金本位的种种幻想，更无法接受“更多公共开支就会减少私人开支”这种观点。从长远看来，我们都已死去。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可怕，重要的是现实经济的健康，它实在太重要了，绝不能交给虚妄的自由经济原则来左右。
回到剑桥，可凯恩斯无法彻底摆脱与英国经济政策的实际关联。在这过程中，他与新古典经济学也愈行愈远，渐渐反目。终于他在《货币论》中论证说，储蓄会自动导致投资的看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完全不存在自动使得投资和储蓄保持均衡的自动机制。利率和工资水平都应该牢牢抓在手里，这是经济现实对政府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凯恩斯的《货币论》不见得很成功；而凯恩斯也没有准确地预见到接下来的弥漫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但就是这场经济大萧条把凯恩斯推到了经济理论的巅峰。
1931年，凯恩斯出版了《劝说与寓言》，思想上开始变得激进，“宏观”的分析架式渐渐完善。他从货币理论出发，走向了全面解释经济的“通论”——“一般理论”。1936年，《通论》正式出版。全世界都像发了疯一样阅读这本书，大洋对面的美国出现了排队购书的热潮，连中国都很快有人读到这本书。大家觉得，这本书提供了可以直接用以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简单而又实用。
可是，不同的人解读《通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背景不一样，解释的框架也不一样。有人认为利率最重要，利率直接连接不同的货币市场；有人说结构因素重要，这些结构因素会影响收入和价格水平，以前还没有人论证过。有的人觉得凯恩斯主要讲财政政策，有人却觉得是在讲货币政策。最终，英国和美国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联手模型化凯恩斯思想，把它固定了下来。现在大家管这套就叫“凯恩斯经济学”。
凯恩斯自己都被搞糊涂了，真有这套“凯恩斯经济学”吗？其实大家说的都对，可各执一词又都不对，凯恩斯既要协调理论纠纷，又要关注日益迫近的战争乌云，实在有些忙不过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经济问题又一次变成次要问题。这时凯恩斯的地位已非上次可比，可以更自信地设计战后更美好的英国。虽然他已经老了。英国付出比上次惨重得多的代价以后，再一次战胜了德国。
布雷顿森林不是巴黎。可是凯恩斯的计划终于再一次落空。巴黎归来，凯恩斯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布雷顿森林归来，凯恩斯本就不好的身体走到了尽头，画上了不那么圆满的句号。可他这辈子毕竟已占尽了各种便宜，他的传记已经足够辉煌。
最后，我也说几句批评的意见，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本巨著的翻译注定是十分困难的，凯恩斯交游极广，全书涉及的人物众多。可译者的许多翻译并不遵循传统的习惯，而且没有直接在括号里附上英文，书后也没有译名对照表，让人无法考证。这本书太沉重，不比休闲阅读的小书。译者已然付出极大的代价，理应再努力一点，更规范一点，好让愿意全力阅读这本大书的勇敢读者免去一些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