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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做王天兵的文学白相人(随笔)

◎ 李  劼   

 

因为工作关系，偶然在网站在看到一个叫做王天兵的人，疯了似的跟许多文坛上的芸芸众生侈谈巴别尔，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匆匆流览一遍之后，总算领教了当今的中国文坛进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可能又是一种中国文学界的时髦，几年前，曾展示过刽子手如何杀人（莫言的《檀香刑》）。如今，人们开始以十分优雅的语气，谈论巴别尔。一如十来岁的小女孩，张口就是梵高。那个叫做张悦然的文学神童，据说就是这么练成的。把王天兵吓得赶紧恭维道：张悦然尖丽的小说仿佛在高叫：“所有的事我都已知晓”。

这可是连上帝都不曾夸过的海口。好在还没来得及读一下张悦然的神童小说，否则会感觉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知道了所有的事情，还能活下去么？

就文学的气氛而言，从王天兵跟她之间的谈话来看，让我想起了80年代的陈染。陈染的自恋算是出众的，张悦然除此之外，还加上了一重阴沉。她把这种阴沉称之为敬畏。

我最初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看到的世界就是残酷又壮美的，我畏惧它，但也欣赏它。(”

小姑娘真牛皮，残酷又壮美，畏惧也欣赏。不知道看到坦克从人身上压过，是否也会如此作想。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让王天兵开心得手舞足蹈，低下高贵的头颅，以一种循循善诱的语气问道：

你和巴别尔同是自童年时代就饱读诗书，在考试和恶补中长大的。而读你的小说，仿佛进入少女奢华的闺房，里面充斥着性和死的装潢，不过，在你的王国里，那些阴沉的装饰品都被绣上了精巧别致的花边儿。博尔赫斯曾赞美过骑兵军，也称其文风的音乐性和某些场面不可言喻的残酷对比分明。

不知道王天兵究竟是走进了少女的闺房，还是福克纳笔下那个著名老姑娘爱米丽的阴森可怖的尸房。难怪张艺谋会堂而皇之地把个秦始皇歌颂得昏天黑地，原来这早已成了当今中国文艺界的时髦！

当年没有书读的时候，中国人只好跟着那个叫做浩然的家伙，弯腰曲背地在金光大道上种庄稼，把头顶的烈日叫做艳阳天。如今有书可读了，一会读出一个哈佛女孩，一会读出一个牛津男孩。于是，卖弄诗书，成了一种时尚。哈佛女孩和牛津男孩们，一面舔着冰淇淋，吃着奶油蛋糕，一面谈论惨烈的俄罗斯文学，巴别尔，纳博科夫，或者舍夫斯基，别尔加耶夫，如此等等。

不知道这个王天兵算是哪里的男孩，好像在美国的什么学校里混过一阵。混出了满嘴的文学作品。把一种欲说还休的风景，抹上了一道又一道的涂鸦，就像忆苦思甜大会上的眼泪鼻涕一般。又造作，又廉价。

80年代，不少年轻人，确实“玩”过一阵子文学。审美眼光的出新，形式的变换，不太涉及到内心深处。所以，写着先锋文学的作家，同样可以安之若素地当着团委书记。

那时真正先锋的，可能是陈染那样的童话女孩。后来走向了隐私写作。尽可能地大胆，是为了掩饰难以抹掉的怯弱。但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宣称：所有的事情都已知晓。

文学本来是孤独的事情，也是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事情。假如没有王天兵的唠唠叨叨，张悦然也许还真有些独自的感受。只是被王天兵一诱导，那样的感受就变得夸张起来。假如再来个王天将，继续诱导一下，张悦然没准就成了伍尔芙的黄皮肤转世了。

我曾说过，80年代以来的文科留学，基本上是失败的。且不谈美国校园里风行的人文风气，光是从被美式训练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博士们脸上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里，就可以发现，这些人跟文学或者人文是多么的无关。当年的林语堂好歹还能写出一部《京华烟云》。虽然林氏本人很不苏东坡，但也能凑出一本《苏东坡传》让世人把玩一番。可是如今这些可怜的文科留学生，真不知他们究竟学到了些什么。

也许学会了耍嘴皮子。比如王天兵或者王天将那样的。我在纽约在碰到过这类人物。说他们像文学家，显然是过誉了。说他们像学者，又不够严肃。说他们是文学青年，他们当然不干。毕竟读了美国大学的学位出来的，年纪不会太轻了。最后能够找到的，只有这么一个词：文学白相人，或者文化白相人。

老底子的上海白相人，手里通常拎的是鸟笼子。如今留洋归国的文学或者文化白相人，两手空空，却满嘴文学和文化。而且还是什么刺激说什么。法国文学和德国哲学，曾经是8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和文化青年的最爱，被谈得最多，几乎谈烂了。现在流行的是，俄国的流亡思想家，或者像巴别尔那样的文学酷主，就像前一阵子被圈内人谈得昏天黑地的佩索阿。

当然，通过谈论普及一下文学知识，也不是件坏事。但文学本身却不是被谈论的。文学通常是越谈越不文学，越谈越离谱。像王天兵这么嚣张地谈论文学，以前好像并不多见。王天兵如此不把文学当回事，可能是因为此人本来就是个跟文学无关的人。至于王蒙之流，垂垂老矣，能够有个文学的天兵天将谈论一些听上去十分华丽的话语，当然求之不得，颇有老当益壮的劲头。可怜的是那个神童般的小姑娘，竟然也跟着这么夸夸其谈。祖国的花朵，能开出这种颜色的，好象并不多见。也但愿并不多见。物以希贵，言以寡重。小小年纪就如此能侃，也不怕给侃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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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徒》的命运(随笔)

◎ 子  歌   

 

据说刘以鬯先生是个滴酒不沾的人，这点使我失望。当我第一次在中华书局看到《酒徒》，就与酒相遇了。因此，酒成了我人生的贴身知己。《酒徒》成了我的知己的媒人。我是无法忘却这本书了，我读它的时候，大概是在七年前的一个秋天。距离它初版的时间1963年，已经跨越了三分之一个世纪。这几十年里，中国和中国的文人，香港和香港的文人都经历了变化。当时的香港，一个被殖民的小港口，也许只能被定位为经商的地方，自然，文学是多余的，起码，是来不及被神眷顾的一种生活以外的精神物体。因为，庸庸碌碌的人们，除了生活，什么都顾不上。

这样，《酒徒》诞生了。刘以鬯以意识流的手法，以现代诗的形式，书写着这个生活乏味的香港。从一个有志于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从而被生活逼向一个写黄色文字的写家，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经历。刘以鬯狠狠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侧面，那就是文人的命运是与这个庸碌无趣的时代相悖的。酒徒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而早二、三十年，郁达夫也正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准备第二天到典当铺去当棉袄。

酒徒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三流作家，一个被文学眷顾但又被生活折磨的文人。同样一个世纪，在中国的上海，郁达夫，也是在为一点只能裹腹的稿酬愁眉苦脸，酒徒在香港拼命地写着方块字，而，郁达夫在上海，也在拼命地写着文章。一个是上海的大文豪，一个是香港的未成名的三流作家。他们都同时举起了酒杯。他们的豪情却是一样的，信仰文学。他们的悲苦也是一样的，因为捍卫文学的贞洁。香港与上海也相遇了。

酒徒说了，作家应该探求内在真实，并描绘“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斗争。

郁达夫和酒徒，都在为了“自我”与那个可怕的客观世界角斗了一场。

酒徒哪怕遇到了自己的床上知己，一个行船水手的女人，包租婆的美色，也没为浪漫的小说情节添上一笔有用的生活情调。他还是一杯一杯地浇淋着文学的激情，使得他从一个热情的文学创作者一步步走向文学的青楼，出卖了文学，典当了自己。

本来，《酒徒》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也没什么可以解构的，它只不过就真实地虚构了一个酒鬼因为生活而出卖文学的几个片断。他与欢场女子张丽丽的交往，他与年轻而早熟的司马莉，他与靠卖笑为生的杨露，这些女人给予酒徒的都不是纯洁的爱情，尽管他们的交往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一夜之情，玩玩而已。但是，毕竟这些人给真正的爱情，带来了污点。正如酒徒给文学带来了污点一样，被刘以鬯论定为堕落。酒徒的堕落大概是从他的小说稿被拒之后开始，继而才有《前卫文学》的夭折。但是，他的精神的堕落，却是从他愿意与每一位女子的交往开始；而，这些女人的堕落，就早从她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开始。总结起来，还是香港那复杂的商业社会导致的。刘以鬯真实地道出了，堕落的根本。从这点看，作者是一个洞悉力非凡的作家。

但是，上海的郁达夫他并没有像酒徒那样，走向文学的青楼。成为文妓。反而，郁达夫还是那个才高八斗的郁达夫。显然，堕落并非是必然的。同样一个文人，就有不同的命运。但是，酒徒就不是上海的酒徒，他只能是香港的酒徒。那个有马可以跑，有舞可以跳的香港。

《前卫文学》本来也可以是一棵救命稻草，使酒徒从此成为另一个郁达夫。但是，就有那个没有任何鉴赏力的麦荷门，就有那么嗜酒如命的酒徒。他们的搭配并不是最佳的搭配，所以，注定麦荷门是一个不能在文学领域里取得成功的人，注定酒徒是一个只配去喝酒的人。

他们的失败，《前卫文学》杂志的失败，酒徒的爱情的失败，都被刘以鬯的诗歌语言点化得那么真实和具有感染力。

不过，最为可怜的是，那个把酒徒误当成自己儿子的雷老太太了。她在战乱中死去的儿子，是否知道他的母亲做了一件让人感动的事情？她把自己的积蓄三千大元给了酒徒，她每天都在为这个迷迷糊糊度日的酒徒担忧衣食健康。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酒徒在酒精的迷幻中也接受了这份母爱。酒徒一辈子成为酒徒，多好，哪怕他为了生活愿意去写黄色文字，哪怕他愿意为了文学去挨饿。任何一种可能，都比他酒醒要强得多，因为他的酒醒，他语惊了雷老太太，使得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经去世了。而眼前这位酒徒，是一个房客。如此而已。她哪受得了现实的打击？应该说，她是接受不了一个被自己爱了那么久的儿子最终成为陌生人。雷老太太同样在与客观世界作了一场不小的斗争。

结果，也像酒徒的文学梦，醒来了，自杀了。

中国文学历经了劫难也遭逢了时代的突变，文学梦还是继续被每一位热爱文学的人们信仰着，香港不乏以黄色文字为生的人，但是，现在，他们都与酒徒的遭遇无关。香港也有郁达夫，他们也与上海无关。也许，每一个时代都能产生像郁达夫那样的文豪，但是，酒徒，他的身份是独特的。他就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香港。

刘以鬯在《酒徒》里为每一位小说人物进行了精神解剖。他的所谓意识流写作手法，其实就是象征主义文学在小说文字里的延续生存。但是，意识流写作手法并不是刘以鬯的首创，意识流写作的先驱是普鲁斯特。意识流的写法，还是属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它以梦幻式的文字表达客观现象。所以，刘引用了西方这种写作技巧，在中文世界里受到惊人的回眸。这是刘以鬯应该得到的嘉许。

　

《自由写作》首发

 

一个伟大的乡下人(散文)

刘正有应“国际人权服务”邀请参加会议机场受阻余音未了　地方当局续施侵害

应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邀请，计划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有关人权会议的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6月16日上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前，被自贡市的国保、公安和政府官员拦截，随后被押送回自贡。6月17日23点半抵达自贡后，刘正有被直接押送到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接受了两个小时的传唤。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达37个小时后，自贡警方才向刘正有出示了填写日期为6月17日的《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传唤通知书》（自公汇传通字[2006]68号）。刘正有拒绝了在传唤通知书和讯问笔录上签字。直到18日凌晨2点多才得以回到家中。

这一事件发生后，很快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强烈反响，众多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转载。

中国著名宪政专家张祖桦先生为此专门撰文呼吁：《自贡地方当局应立即停止侵犯刘正有先生的人权》！文中指出：“自贡地方当局对刘正有先生的拘禁既违反了中国宪法，也违反了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中国政府宣示‘依法治国’并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的今天，这种视法律为无物，践人权为儿戏的行为，显得尤为恶劣，其所造成的国际国内不良影响才更加昭著。”

然而，自贡市地方当局不顾业已在国内外造成的恶劣影响，仍在一意孤行，继续错误，无视法律，践踏人权。

2006年6月19日下午15时10分，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两名警察来到刘正有家，称是局长派来叫刘正有到分局讯问。刘正有拒绝前往，并声明：1、我是去参加人权会议，我自己竟然都没有人权保障。你们阻止我出访是错误的！你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还要加害我。2、我不跟你们走，除非是通过检查院来批捕我！3、你们必须要告诉我阻止我出访的理由，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

刘正有执意不从，两名警察悻悻而去。

下午16点35分左右，在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一名副局长的亲自带领下，12名警察闯入了刘正有的家中。他们向刘正有出示了一份与17日深夜那份传唤书文号相连的《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传唤通知书》（自公汇传通字[2006]69号）――“刘正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现传唤你于2006年6月19日15时到汇东分局接受讯问。”

随后，一大群警察强行把刘正有从家中带走，押往汇东分局。

19点05分，刘正有被释放回家。刘正有说：“他们来的时候，因为天气热，我在家中赤裸上身，下面只穿了一条短裤，脚穿一双拖鞋。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副局长陈建向旁边的警察示意，立即就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不由分说地扑上来要将我带走。在我的严正抗议下，陈建这才站出来制止那两个凶神恶煞的警察，让我穿上衣服出门。”

据刘正有回忆，在庞大的拘押队伍中，有人拿着摄影摄像器材，屋里屋外一路摄像拍照。不知他们这是在记录暴行，还是在炫耀无知！

这次传讯，汇东分局的人对刘正有说，阻止他出国，是受市公安局的指示。称2005年的“4.20事件”尚在立案阶段，刘正有涉嫌参与非法示威，因此不能让他出国。刘正有重申在17日晚被押送回对讯问的人说过的话：“所谓的4.20非法示威，早已经自贡市公安局自井公安分局处理过，众多媒体和网站均有报道。事隔一年多，如果属实，那就是你们警察犯了严重的渎职罪。我对这种非法讯问提出严正抗议！拒绝回答、拒绝配合！”

据有关人士分析，自贡地方当局以所谓的“4.20事件”为借口，目的是想要以此来转移视线，掩盖罪行，逃脱罪责！在此，转达刘正有的呼吁：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派员调查这起侵犯人权事件。

最后，笔者借用张祖桦先生《自贡地方当局应立即停止侵犯刘正有先生的人权》一文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字：“基于此，我郑重要求，自贡地方当局立即停止对刘正有先生的各种非法侵害，向刘正有进行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并对由于违法行政给刘正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做出相应赔偿。”

2006年6月19日星期一

新左派意识形态的重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反思、批判与发展

序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与缺失。在这纸醉金迷、堕落颓废的荒诞年代；在这强权肆虐、黑社会横行的灾难性时期，突然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神州大陆四处游荡！

    在愤怒、不平、呐喊与抗争之后；在血腥、灾难、死亡与罪恶面前，人们再次找到了他们抗拒不公正命运、寻求革命与解放的理论根据。一个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遭遇到其专制政权赖以产生与生存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理论的挑战。在血汗工厂挣扎的无产阶级竟然团结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旗帜下，向修正主义的特权腐败机构吹响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专政的号角。

    受日益深入人心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想熏陶的国人及受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民众，他们思想日益的激进而对社会的腐败与不公正现象深恶痛绝，与之相对应，中国的新左派在民间悄然崛起，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与代表工农利益的广大民众终于再次结成广泛的联盟，而对修正主义的特权腐败阶层发出了日益高涨的声讨与呐喊，农民自发维权、工人罢工示威与此起彼伏的民众自发暴力抗争遥相呼应，自由主义的公民维权运动与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的民间暴力抗争史无前例的指向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制度性的特权、罪恶与腐败。新左派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力量之外，一支挑战制度性腐败与特权的生力军。形成了自由主义与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左派的联合而对修正主义的合围之势。

    与此同时，为抗拒中共乡镇级村级地方政府无视中央政策任意买卖农民土地、敲骨吸髓榨取农民血汗，自发的民间农民减负代言人阶层崛起，他们秉承党中央的精神、根据国家的法律，与黑社会化地方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农民代表所领导的村民民主与自治运动在血雨腥风的暴力镇压与反抗中走向前台，而肩负起创造历史的辉煌使命：

    “农民有组织抗争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抗争的对象是基层黨政干部，抗争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和黨的政策，抗争的形式从上访为主转变为与基层政府的直接对抗，抗争的靠山是中央的权威。

    以农民代言人为核心的农民有组织抗争以黨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为依据，并且十分自觉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减负上访代表普遍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和推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不少减负上访代表流露了强烈的”替天行道”情绪，他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就是宣传黨的政策究竟犯了什么罪。Ｈ县的一些干部控告宣传中央政策的农民是扰乱社会治安。减负上访代表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宣传的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这本来是你们政府干部应该做的，你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却怕宣传国家的政策，我们作为农民却自己花钱费工宣传和维护黨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没有错。谁反对我们宣传就是反对黨中央和国务院，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明确而充分的道理，经常驳斥得那些企图阻挠减负上访代表进行宣传活动的县乡干部哑口无言……一种特别流行的抗争形式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此外，农民还以耍灯、搞宣传车、贴标语、放电影等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黨的政策。

    “县乡政府对农民减负活动的打压及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使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到进一步的侵害，也进一步激起农民的社会不满……激进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少数减负上访代表及农民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领导农民进行抗争已经成了一些减负上访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以减负上访为使命，以中央为神明，以落实中央政策为己任。在他们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象”句句是真理”的圣经，宣传政策好比传播福音，为此受苦受难是为了维护黨的利益作出牺牲，为此流血坐牢是为真理献身的殉道。”(摘自于建嵘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一文。)

    草根维权与地方政府腐败阶层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层出不穷的农民群体抗争及黑社会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从定州血案、太石村维权，到汕尾东洲的血腥屠杀及今天的广东顺德三洲村两万村民围殴两百名地方政府黑社会打手。事态日益严重，镇压屠杀下的草根暴力革命一触即发，它已经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稳定。

    有鉴于此，政府当局不是针对制度性问题进行政治改革，对腐败的特权阶层进行制约与清算，而是突然严打左派媒体，打击左派人士、封杀左派网站。在两会召开期间，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共产党人网同时被封杀；新作派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电视节目也遭到封杀。” “中国工人网”的总编辑严元章在接受境外采访时说：他们都是为工农服务的志愿者，在思想上以宏扬马列毛泽东思想为己任，而中共当局20多年来实行的经济改革损害甚至葬送了中国劳工阶级的根本利益，违反了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他们无钱无权，只能接受这个结局。”

    而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因为批判大陆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问题，呼吁回归社会主义道路而名声大振，变成了大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著名的《南方人物周刊〉将他评为年度人物，冠之为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的人物。新左派沙龙”乌有之乡”召开”郎旋风”讨论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郎旋风实录〉。郎咸平游遍全国于各大著名高校演讲，入场券高达千元，可谓名利双收。紧接着他又不断在各大电视媒体露面，举办《财经郎闲评〉等节目，在大陆取得巨大成功，大受民众欢迎。最终被中共勒令停播。

    面对中共特权阶层以改革为幌子实行权贵私有化，人民在两会期间提出了要不要继续改革的质疑，并以明晰产权、平等保护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物权法〉的推出为手段，抗拒中共权贵集团对国有、私有财产的强权掠夺；对抗其疯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权贵私有化行径，在此，《物权法〉作为自由主义民主与法治精神得以在中国实施与贯彻的根本之一，受到了全社会广大民众的支持，却为中共中央权力集团所搁置，这再次说明了修正主义权贵阶层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腐败与堕落的中共政府，它的真正敌人不只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自由与民主，而是秉承传统暴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左派，面对新左派思想的甚嚣尘上、面对举国沸腾的反特权与腐败的革命浪潮，强权暴政者除了谎言与镇压，似乎丧失了它得以凝聚人心的灵魂力量与手段。这时彷徨、迷茫、恐怖与绝望，似乎笼罩在每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的心头。改革陷入泥潭、思想陷入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沸腾、危及四伏！中共权贵掠夺性的财富原始积累与陷入绝对贫困的下岗工人、劳工及农民的悲惨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经一呼百应的改革号召从此为广大人民所唾弃。是进行残酷的民间财富的掠夺与重新分配而走修正主义特权与腐败的经济改革之路？还是进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性建设而捍卫社会正义与公正？还是而等待愤怒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成了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性难题。经济改革的成果为特权利益阶层所吞噬，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利益首先向受益最小的劳动人民倾斜”每每变成了向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倾斜。”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中央的任何一个决策与法规的出台、任何来自中央的善意改革举措与政令都立刻演变成祸国殃民、鱼肉百姓的罪恶手段。

    这一短短二十年多年改革，横空出世的权力腐败阶层成了人类社会无法回避、只能面对的万恶之源！中国人民如何摆脱利益集团的控制、纠正权贵利益集团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利益的掠夺与盘剥、对人民的鱼肉与践踏，抗拒官商合体的腐败集团对国家的劫持、对人民主权的劫持；新左派如何摆脱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性而避免阶级斗争等惨绝人寰的暴力杀戮再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的民众如何形成广泛的联盟而向导致腐败与罪恶的中共特权制度提出挑战？如何避免民众自发暴力抗争的无谓牺牲而把权力罪恶所导致的官民冲突的解决途径纳入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形成全国上下普遍一致的依法维权意识与意志？并在崭新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指引下重新治理特权腐败与堕落而根治制度性的弊端，也成了国人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

    对比今天号称血汗工厂的中国与导致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产生的19世纪欧洲野蛮原始资本主义时期之间的异同，吸收马克思非暴力之号召无产阶级积极参与议会民主争取自身权益的思想；把崇尚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化非暴力的平等竞争与积极参与；把周期性的无产阶级暴力民主革命运动转化成周期性的全民理性参与的民主选举与竞争运动，从而避免毛泽东式的历史性悲剧再度重演。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重新认识与理性反思、重构新左派意识形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并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缺陷进行理性分析与反思，形成根治中共修正主义特权制度弊端的共同思想与意志。（待续）

     1941年9月，张季鸾撒手而去，告别了他主持笔政达15年的《大公报》，告别了30年的言论生涯，书生意气，两袖清风，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在遗嘱中仍孜孜以民族之独立自由为念。在他谢世之后，国共两党、政要名流、社会各界无不同声悲悼，盛况空前，几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时可以相比。蒋介石在唁电中称他为“一代论宗”，他笔下的文字也并不像他自己说的，“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中所说，“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遥想季鸾当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国，始终以办报为唯一职业，擎起一支秃笔，以他独有的才华、人格和执着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大大拓展了议论国事的公共空间，为凝聚社会人心、重塑社会良知提供了一个言论的平台，树立起了一种新的批评模式，使权势集团在理性、正义的言论面前懂得有所忌惮，使普通百姓在了解社会、辨别是非时有所依据。从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报》这份民间报纸办成举国舆论的重心，对于形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言论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公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每日必读的报纸，不是因为它向权力献媚，而恰恰是它坚持了独立的言论品格，它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对言论自由始终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处处体现出来的健全的爱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毫无疑问，在张季鸾执笔的年代，他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议论国事、文章报国的榜样。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则开创了另外一种杂文的传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毋庸讳言，就当时的影响而言，张季鸾言论的影响远在鲁迅的杂文之上（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价值另当别论）。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鲁迅对张季鸾他们的贡献当然是不屑的，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政权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

    学者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中指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总之，鲁迅式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言论界，当然这是持“鲁迅中心论”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鲁迅和张季鸾相继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季鸾被世人遗忘了，鲁迅则成了现代“圣人”，张季鸾被遗忘的过程也正是言论界在中国消失的过程。杂文倒是断断续续有过几度的繁荣，甚至有人为杂文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杂文凸显、言论淡出（乃至绝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何谓言论？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正是因为没有正常的言论空间，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人们才会以杂文的曲笔形式来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不由自主地选择鲁迅的传统而不是张季鸾的传统。

    近年来，杂文越来越明显有向言论转化的趋势，“时评”的形式也正越来越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尽管很多“时评”写得象杂文一样，但新闻界毕竟已重新认识到了时评的重要性。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等一些报纸上，“社评”这个久违的名词也出现了。多一点直接的言论，少一点曲折的杂文，回到我们曾经的传统，回到张季鸾，这是一个健康言论界得以产生的前提。但我们确实无法知道，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沧桑之后，张季鸾还能回到我们中间吗？《季鸾文存》还能激动这个古老的民族吗？

我曾在一家国家机关呆过一段时间，那时候，部里宣称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审批制度管住农地流失问题。十年后，有一阵看新闻，发现我国耕地流失严重得可怕，十多年里流失了近亿亩土地，而媒体正起劲儿地宣传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新政，他们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办法打击农地非法占用问题。我哑然惊恐，原来我们没有长进不说，仍在自欺欺人。

我在国家机关看见过什么呢。不用说，部长、局座们整天忙得团团转，司长们在维护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最大化问题上也极为上心，就是处长们也整天忙一些数字、公文、表格填写一类的东东（参见《动物庄园》小说，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很熟悉自家一亩三分地内的事情。一些公务员称此为敬业，甚至据说有名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曾刊过一版公务员自述，看到感动于自己拿钱少而默默奉献的公务员们说自己如何熟悉条文、法规、政策，如何在为改革开放做事，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最可笑的，一公务员夸耀自己在外省来京寻求政策解释的地方官吏面前能够对答如流，说他一眼一手就能把有关政策出处的文件从档案柜里厚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出来，让对方信服。

在我的印象中，事务官和公务员们整天忙活的事最多称为做局、编故事、上传下达。这样说似乎还辱没了“做局”二字，做局是商人们的拿手本领，他们凭着灵敏的嗅觉，设定一局，把有关的人物、消费者、生产者诱入，从而获得可观的效益。有关中国商人做局的故事可以写出很多书来，柯云路就写过一本《超级圈套》的纪实小说，把北京的几个文化学者和有关商人写进了局里。了解这些做局的故事，不仅可以增添人们智力的乐趣，而且有益于人们更深地理解我们社会的改革开放。比如，令一些青年朋友恶心不已的广告商品，脑白金，就是一个局。做局的“巨人”史玉柱是我多年前见过的，我知道他是安徽某大学毕业的，有过理想；但后来何以在商言商，商得如此厉害，在局中往而不返得不理不想，实在让人痛惜。当然，从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而言，史的做局注定能够获得成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多少影响了商人们的做局：他们是真的在给社会创造新的生活生产方式；还是欺骗的色彩更强一些，丝毫不解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层面的需要，只是为了让人们痛快一点地掏腰包？有一年一个香港来的文科学生跟我们聊天，谈起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故事，就说对那些名满天下的学者教授失望，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就是如何搞项目申请科研经费，搞选题编书，是的，名教授说，搞个新文学大系来，千万字不如几百万字的丛书更有市场，这就是一个局。不知道社会学家如何看待这样的局，它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否增加了国民生产的财富总量，是否让教授们名利双收？这样的局太多了，外人不知道，被告知里面的水深，其实里面有什么呀。

我呆过不少新闻单位。最难以忍受的是在报社做事，编辑记者们整天为稿子发愁，想想看，出日报，每天不填满那固定的十几张报纸，是没法交差的。总不能对读者开天窗吧。似乎是很神圣的事业。因此大家每天绞尽脑汁地找稿写稿，质量之烂不可想象。我想象不出一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整天这么做局，浪费资源，做给并没有什么读者的读者去看。我做战略与管理认真多了，但用心多少自己是有数的，看到读者来信称赞，甚至称赞我们版式、配图都有微言大义，我们只能苦笑。这局做的。这局也太好做了吧。我听说现在媒体做得更烂更滥了。他们不仅为找稿子发愁，甚至为找选题发愁了。不像前几年那么自由，选题一抓一大把的。他们要戴着重镣铐做局了。

话扯远了。说到行政部门的做局，那是相当容易的，容易得如同穿衣吃饭。比如，打一电话，通知全国相关单位搞培训、开研讨班、办展览会，或者花点工夫，把国家政策法规打包编成教材、指南、手册，局就做成了。当然，那是我十多年前与闻的局，听说现在的局更容易了。

当然，有人说，局非商人专利，商人做局也非局限于利。自吕不纬开始，中国就是一局，全国一盘棋，看谁是胜负手，谁是赢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局做的，全民参与了。今天的中国仿佛如是。

在我们乡下，对于已故亲人的

追悼，莫过于百日祭奠

亲友们从远处赶来

在挽幛百果、木鱼香火之中

送故人踏上往生之路

 

但是，现在还不是为爱琴海

点燃烛香，献上祭文的时候！

 

2006年6月19日

爱琴海蒙难已整整一百天

一百个日日夜夜

网友们在沦陷的阵地上

面对肆无忌惮的侵犯

拒绝放下手中的枪！

诗友们在噤声的寒夜里

挽起手臂挺身而出

唱出了不屈的歌声……

 

如壮士誓死，如杜鹃啼血

网络世界见证了一个国家的黑暗

 

爱琴海让我们看清了

一个巨大的本质存在──

犹如海水中的大磐礁

僵硬、无情、嶙峋狰狞

以吞噬风中的樯帆为天性

水手们对于它

早应不抱任何幻想

 

爱琴海使我们懂得了

自由言说虽是天赋人权──

但决不会自天而降

也不可能通过妥协与哀求

从海盗那里恩赐而来

思想的火种，对于它

犹如天使与撒旦

不容于同一片蓝天

 

 

爱琴海召唤我们

并肩站到了蔚蓝的海岸线

黑云压顶，惊涛裂岸

透过恐惧、怯懦与困惑的迷雾

我们深信自由的来临

必需精卫填海

前仆后继，坚持不懈

我们深知自由的获得

如同焦土抗战

一寸自由一寸血！

 

爱琴海啊，失去你的时刻

恨别鸟惊心。一百个日夜转瞬即逝

世界已不是当初的那个世界

 

爱琴海啊，离开你的日子

蜂火连三月。抗争之路是多么的漫长

几乎需要耗尽一生的时光……

 

在浙江，在大陆，在海外

在最远的海平线那边

在最近的人性的深处

爱琴海辽阔的蔚蓝正荡漾开来

唤醒了受奴役的人们最高贵的向往！

 

就这样说几句话吧

就这样写一首诗吧

请自由的风，捎去给朋友们──

总有一天，我们的爱琴海

会像凤凰湼槃那样，浴火重生！

 

2006.6.18.宁波

写于《爱琴海》网站被野蛮封杀100日。

 

《民主论坛》首发

—–评三峡工程维权人士傅先财被殴打致重伤事件

三峡工程移民维权人士傅先财被殴打致重伤事件已经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尤其是引起殴打事件的德国媒体对此极为愤怒。德国媒体报到说：

“上星期四，公安局目标明确地向傅先财询问了德国电视台5月19日采访他的情况，并对他大肆威胁说，这些对外国记者发表的‘反对派’言论就‘足以把他送进劳改营’。从警察局回家的路上，他在背后突然遭到重器袭击，被打得失去知觉，医院医生诊断为颈椎骨折。这一袭击的背后估计是对维权积极分子的报复行动。十年前，傅先财为三峡工程不得不腾出自己在湖北茅坪的房子，现在他的房子已被江水淹没。他获得的补偿是七千元人民币，是法定正式补偿数额的一个零头。从此以后，他与强大的国家机器斗争。他一再受到审问，他的家庭受到威胁。2005年10月，身份不明的打手打断了他一条腿。”（德国之声）

对中共的暴行，海外媒体一片抗议和谴责，德国绿党甚至质疑中国奥运会举办权。绿党主席罗斯表示：“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如何能够主办2008年奥运会，如果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竟然会给中国公民招来杀身之祸。”事实表明，“这起野蛮袭击事件绝对不是偶然案例。”

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毕竟只是皮毛，但也清楚“这不是偶然案例”。中国政府使用黑社会手段对付维权者和异议人士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明目张胆。近几年来，在“胡温新政”下，在“和谐社会”的鼓吹中，殴打、绑架、骚扰、跟踪、监视、恐吓等或警察直接下手，或组织指使黑社会行动，或与资本集团相互勾结进行暗地迫害，维权和异议人士遭到了空前的打压，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似乎又看到了纳粹冲锋队的影子。大家可以想想看，农民土地维权、拆迁维权、反污染维权、反腐败维权、中国劳工反压榨维权、计划生育维权……等等这一切维权事件中，几乎每一次事件当局都动用了黑社会手段，难道离开黑社会就会危及中共统治？

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融合，由于经济上的国际化，中共极权统治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守许多国际公约和惯例，于是，中共当局越来越多的承认国际上公认的人权公约，竟然也恬不知耻的将“人权”写入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经济制裁。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见不得人的黑社会手段，以为这样便可避开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没有人相信傅先财无缘无故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国际媒体一致指出这是政府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要进行调查，表示要对伤者傅先财进行治疗，其实已经不打自招了——政府对殴打傅先财负责。

中共正在构建官匪一体的统治体系，黑社会越来越成为中共专制统治的骨干力量。事实上，中共就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一切具体的黑社会都是在共产党保护伞下行事，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直接组织和参与。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环境，不过，压迫和反抗总是成双成对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残酷的压迫，就有激烈的反抗。

2006年6月17日

王宝森的腐败，和陈希同有关。陈希同的腐败，又与谁有关呢？当然，说大话谁都会，
所谓无关痛痒的“陈希同的腐败只能说与他自己有关，谁让他大权在握，既是政治局委
员、国务委员，又是北京市委书记呢？”

现在，又一个级别相当于王宝森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出事了，原因与王宝森、陈希同
一样，或者说惊人的一致：生活腐化。

现在面对这个奇怪的现象，不禁要问：刘志华的腐败，又与谁有关呢？王宝森上面有陈
希同——当然陈希同上面还有更高的，刘志华上面是谁呢？当初任命与考察他的人员、
组织，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责任，说大就大，说小就什么也不是了，倒霉的也就是他刘志华一个人，与组织无关，
也与体制无关。现在大家都喜欢讲“政治”——背后就是即得利益格局，自然，责任意
识也就淡化了，还谈什么公正和正义。

明白什么叫责任，就会明白什么叫权力。没有责任的权力，就不叫权力，而是叫极权。
同样，没有责任的权利，也不是权利，而是叫被奴役。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说得太明白了，极权可以通往奴役之路，但不能通往权
利之路。

在当下中国，对于广大民众来讲，腐败就是人民公敌。可是，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个公敌
却无技可施，拿不出来一个叫“天敌”的东西出现。人民对自己的公敌没有任何约束力
，所以说刘志华如何腐败，如何生活腐化，甚至糜烂，都是自上而下说出来的，查出来
的。自下而上，是看不出真相的，至于像谁该对当代“王宝森”出事负责的问题，也往
往是得不到回答的空头问题。

腐败之所以是人民公敌，是因为累累腐败已经无所不在，以往针对官员的道德说教显得
多么苍白无力。对于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我认为是一种属于法治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
国家的游戏规则，当我们中国还没有到实现西方那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时候，就别说制度
保障下的监督机制是多么有效了。实质上，没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没有高度的法制
保障，没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反腐败无从谈起，“王宝森们”就会层出不穷，王宝
森们之上也就相安无事了。

我们都知道河北的“大秘”李真，是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他被处死刑，并
不能说明反腐败已经很有成效，已经很成功。李真只能说是一个小秘，小苍蝇，小贪，
而大老虎程维高被追究刑事责任了没有？李真不是程维高的秘书吗，为什么程维高女儿
被判刑，秘书被处死，自己一点事情没有？应负的责任一点没有？谁又相信呢？这个省
委书记的事情不明不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吗？反程维高腐败的河北老干部郭光允先
生被冤屈坐牢多年，光举报程维高就花了8年时间，人的一生有几个8年可以以这样的方
式度过？就凭这一点，程维高就不能什么事情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规定
省部长以上干部可以超越法律制裁，也没有规定河北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范
围，为什么不查处大老虎？可到了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说，程维高还是被从轻处理了，
仅仅是开除党籍而已，并没有移送司法机关接受审判。或许，程维高还有更高的靠山
吧。

反腐败往往是不反不知道，一反就反不胜反。现在我们谈坚持改革不动摇，而对于腐败
分子来说，岂止是坚持不改革不动摇？以往我们往往看到舆论导向说，反腐败任务很重
，不能单单枪决了成克杰、胡长清等贪官就说反腐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任务艰巨啊。
可事实上，无数的成克杰、胡长清并没有少起来，而是时刻在滋生、成长，还有无数的
李真，无数的程维高，无数的王宝森、刘志华们，无数的腐败分子在危害社会，危害国
家肌体，危害包括你我在内的百姓的利益。奈之若何。

反腐败是重要，但何时才能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以及有舆论独立监督的反腐败
的权力制约机制呢？比如发动社会力量反腐败，比如建立制度监督，舆论监督，网络监
督，司法监督等等。没有汪洋大海般民众的参与，制约权力和反腐败很难成功。我们清
楚地看到有更多的腐败不是由目前制度下的形式上的反腐败部门监督出来的，而是贪官
“意外”败露的，如胡长清明明是在昆明开世博会，却偷偷跑到广州会情人，然后被有
关部门觉察而暴露出来的。国土部部长田凤山在黑龙江省当多年省长，该省腐败那么猖
獗，监督部门难道不失职吗？黑龙江省大贪比较多，就有5个省委常委级别的高级干部
下台，会不会别的省也有呢？为什么我们的官员道德说教和监督制度那么苍白无力呢？
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已经逃到境外去了，她到底是贪污公开的数字两个多亿，还
是更多，都不好说，反正浙江是市场经济大省，肯定不是小数目。难道她跑了就跑了？
当地的党委政府部门、人大部门、纪律检查部门、反贪污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难道都
成了瞎子和聋子？还有信访部门，难道就没有人告过杨秀珠的状？谁又把状子给压了呢
？能不能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呢？这些人是不是渎职犯罪、给予严惩呢？

腐败的人民公敌，已经比比皆是了。再往前面看，那个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自己的
孩子在自己的辖区内有多大人造的影响，自己会不知道？至今有毫发未损。现在我还保
留着2004年11月份的一张《深圳特区报》文化读书版，那上面居然还在连载他女儿的作
品，这难道不是耻辱吗？真是奇耻大辱。什么官员如此猖狂，肆无忌惮，自己女儿名下
注册了几个大公司，注册资金那么多，难道仅仅解释说是几句“空壳”公司就可以推卸
责任了吗？我不知道这些高级别的官员有没有学过法律，法律上有关于不能虚假注册资
金的规定，为什么你李意珍的女儿就可以这样干，不受法律制裁，超越刑法？如此腐败
，难道不是人民公敌吗？

腐败是阳光下的人民公敌，但要等到他们腐败分子自己反腐败，恐怕是一场空。公敌的
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或许是天敌。天敌何处？尚未成型。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