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中国是警察的天堂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维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主要职能,警察这种职业和其它职业一样,并不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然而在中国,素称“人民警察”的警察队伍却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在党和政府的庇护下,很多警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维护现有的专制制度,便可以胡作非为并逍遥法外。长期生活在中国这种畸形社会中的人们在受尽了压迫之后,对警察往往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一提到警察,很多人都会变得毛骨悚然。每个人都清楚中国警察的性质和作为,但在警察的面前,还是得伪装成一个惟命是从的顺民,说一些违心的话或者做一些违心的事。近年来,随着普通民众的日益觉醒,中国各个地区的维权运动也愈演愈烈。那些披着“为人民服务”外衣的警察也逐渐显露出了反人民的凶相,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不稳定因素。国际媒体的关注使得一些地方的警察恶行暴露于世人的面前,然而,可悲的是,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一些地方的警察依旧是无法无天,我行我素。

一、上海警察:名字叫警察,行为象土匪

曾经有很多人把上海认为是一个盛产流氓的地方,除了盛产象余秋雨那样的流氓作家以外,更能盛产一大批流氓政客。近年来,上海警方对上访者的野蛮打压以及对异议人士的严密监控已经再一次让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染上了流氓色彩。诸如马亚莲和毛恒凤这样只想以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访民竟然屡次遭到上海警察的抓捕,并被非法判处劳教而失去自由。

中共当局在有重要会议召开时,一向都是加紧对民众的控制,以图制造所谓的“稳定”氛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年会召开,上海当局更是投入6万警力,在整个上海城区实行日夜巡逻,主要区域公司职员上下班必须提前和延后2个小时,以至民众怨声载道。据报道,早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举行前夕,上海当局就开始拘留和软禁被强迫迁离居所的上访村民。一名上访的村民近日对法新社记者表示,她在本月6日被公安带走,并被软禁在上海一间旅馆。她预期将于本周五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结束后获释。另一名上访村民表示,她曾遭到公安殴打,并被强行拉上车,送到同一间上海旅馆软禁。据上海市民透露,当局为了对付访民,竟然出动了警犬。

另外,上海当局还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监视,很多异见人士被警告在此期间不要乱说乱动甚至被逼离开上海。着名的人权律师郭国汀因为为法轮功辩护和撰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而被上海警方逼迫出国,致使他妻离子散;律师郑恩宠因为为拆迁户打官司而被判几年劳教,虽然已经出狱,但仍然不能享受一个正常人的自由;女作家李剑虹因为关注上访村访民和揭露当局的黑暗而被迫告别教师职业并四处流浪。赵达功先生曾经撰文说“上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事实确实如此,上海除了容纳惟命是从的市民之外,什么人也容纳不下。很多作家和媒体都针对上海的这种现状进行批评和呼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上海警察依然不顾舆论的谴责,在自己的地盘上胡作非为。

上海警察在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毫不亚于黑社会的流氓。对于它们的所作所为,老百姓虽然不赞同,但还是得对它们那些人毕恭毕敬,高度配合。偌大一个上海,按说是人才济济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那里的异议人士屈指可数,很多有良知的人都因为警察的威胁而无奈封口。上海已经彻底沦落为一个流氓主宰的大都市。

二、广东警察:杀人不眨眼,骚扰我最行

有人说:“经济发展了,人的素质自然提高”,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执法者的道德水平和法制意识也就越低,广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年邓小平用笔一圈,广东便拥有了几个经济特区,因为政策的倾斜,改革开放后,广东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些以前并不起眼的边陲小镇如今已经是显示中国繁荣富强假象的窗口城市,如深圳、珠海等地。之前的广东曾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然而今天,广东却已经由一个改革大省沦为中国的首恶之区。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血汗工厂,这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太石村事件和东州血案,这里有被当局整肃最多的媒体和最优秀的媒体工作者,这里还留下了多名被驱赶的异议人士的足迹。所有这些,警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人把广东的警察比作一群广东当局豢养的狗,叫它咬谁就咬谁。这话一点不假,为了混口饭吃和分享利益,广东的警察早已经把良心扔进了垃圾堆,成为任广东当局摆布的专制工具。

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广东最黑暗的一年,当然,也是广东警察最开心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面,它们可以用卑鄙的手段镇压太石村村民,拘押维权人士,枪杀因为失去土地而持续抗争的东洲百姓,随意抓捕和驱赶来广东打工的异议人士。

太石村事件和东洲血案虽然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但农民们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最终还是宣告失败,并被无耻的喉舌媒体诬为被极少数人煽动的群体性违法事件。总以为广东能在很多方面走在中国的前列,谁知这里的暴力执法和颠倒黑白的舆论宣传更能令中国其它地方望尘莫及。一些依法维权的人因此付出了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代价,可悲的是,即使这样,还不能在官方的媒体上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警察们无人性的执法行为更是无法在国内遭到舆论的谴责。有人把东洲血案称为“小六四”,可见,除了死亡人数上的差异之外,警察对老百姓的凶残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十七年前的那场大屠杀。

去年,笔者还在为来广东被赶的作家李剑虹的不幸遭遇而愤怒,没想到今年便轮到了我。原以为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舆论环境会比较宽松,殊不知,这里的警察最喜欢执法犯法。去年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关押我81天还不算,今年竟然对我进行非法驱赶,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内,我被迫搬家三次,最后不得不返回自己的老家。几次赶我虽然警察没有露面,但它们是罪魁祸首却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之所以偷偷摸摸地干这种事就是因为它们自己也知道从法理上讲,它们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而想出这样无耻的招数,可见它们的人性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三、山东警察:谴责无所谓,盲人照样抓

据山东官方的《沂蒙生活报》报道:

“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民陈光诚(男,35岁),于2006年2月5日晚,煽动指使本村陈光和等人砸坏镇政府车辆并暴力阻碍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3月11日晚,陈光诚纠集煽动陈光余、陈光军等人,窜至205国道营后村路段拦截过往车辆,导致290余辆车滞留现场,致使该交通干线中断达3小时之久,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陈光诚的行为已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沂南县公安局通过立案侦查,于2006年6月10日将陈光诚依法刑事拘留。”

这就是山东当局的喉舌媒体对陈光诚维权事件的歪曲报道,和国内媒体报道其它维权事件的口吻几乎完全一致。

2005年9月6日,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便开始被山东临沂警方一直非法软禁在家中,从而与外界失去联络,他本人以及其亲戚多次遭到警察的殴打。2006年3月11日,当地警方以阻塞交通为名扣留了陈光诚,从此他就不知去向。甚至在陈光诚失踪期间,同情他的人也遭到当地警方的传讯和拘留,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等几位维权村民至今仍被临沂警方羁押。

今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其中就包括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很多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时,只提到温家宝和其他几个不太敏感的人物,对于陈光诚的上榜却只字不提,有分析人士估计,这和山东警方有很大的关系,它们准备打压陈光诚就必须在舆论上对陈光诚进行否定和封杀。此次将陈光诚刑事拘留说明山东的警察正在背离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陈光诚的入狱牵动着千千万万关注他的人的心,山东警方既然决心要收拾陈光诚,即使国际舆论的压力再大,它们也是不在乎的,看来,山东警方是中国警察队伍中最倔的一头倔驴。

中国社会已经成了警察的天堂,百姓的地狱,不论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都能看到警察的身影,上海、广东和山东的警察更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警察队伍中最具有活力的侵犯人权,执法犯法的榜样。长此以往,中国或许要被这些人折腾得国将不国!

2006年6月16日

被封百日 力虹说“爱琴海还会回来”

(大紀元记者郭若报导)6月19日是大陆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被封百天祭日,原网站总编辑力虹先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爱琴海”相关人员和国內网友已经从最初的无奈、愤慨中走出,更加坚定了言论自由的信念,并预期“爱琴海”浴火重生的日子不会遥远。

 

力虹:“经历了这个事件,我们有两个重大收获:一个是进一步认清了极权专制的本质,坚定了捍卫天赋言论自由的决心;另一个是由爱琴海事件推动的网络自由维权运动,其影响远远大于预期。”

 

昨日的辉煌已成“镜像”

 

2006年3月9日,“爱琴海”被中共浙江省当局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强行关闭,之后被迫将服务器移往海外。由于当局对网络的封锁,现在国内网民浏览“爱琴海”的网页都非常困难,更谈不上管理,网站论坛部分已经基本瘫痪。用力虹先生的话形容,网站以往的辉煌只能通过“镜像”存留下来,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永恒瞬间,成为历史的记忆。

 

“爱琴海”网试运行于2005年年初,2005年9月28日正式全站(包括主页、论坛和博客)问世。经过五个多月的运行,网友遍布中国及全球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网站的全球排名不断攀升,直至在今年3月9日被当局强行关闭。

 

力虹先生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们所有企图让网站起死回生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爱琴海”失去了它在大陆生存的空间;但就整个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伟大斗争的角度来看,爱琴海工作人员和所有热心网友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成功的。它唤醒了人们对自身言论自由权利的觉醒。

 

‘爱琴海’与中国网络维权运动

 

在“爱琴海”被封当天,美国“博讯”新闻网首发了“爱琴海”网友从中国发出的呼吁书“爱琴海网被封杀,紧急呼吁全球华人声援支持!”随着海外、港台中西方媒体的相继报导,海内外各团体和众多著名时评家、记者、诗人、作家、网络人士、政府官员,以及数量众多的网民迅速加入对“爱琴海事件”的讨论,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出自己的质疑和抗议;进而有大陆十三家被封网站向当局残害网络自由的现行恶法发起了挑战,联合呼吁彻底废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并为此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大签名。至此,一件在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封网举动,酿成了一起举世瞩目的中国网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网络维权运动。

 

据海外媒体以往的报导,在“爱琴海”之前,大陆至少有几百家追求思想独立的网站论坛遭封杀,影响较大的有“燕南社区”、北大的“一塌糊涂”,清华的“水木清华”,野渡先生的“自由与民主”(“观点”)等。大多数网站被封杀后顶多在网站论坛上出现几句抗议,然后被版主删掉,从此销声匿迹。

 

两相对照,力虹先生十分感慨时代的进步和海外声援的作用。在“爱琴海”被封的百天祭日,总编辑力虹代表“爱琴海”的所有网友,特别感谢“博讯”站长、记者及网友给予“爱情海”的全力以赴的支持,感谢“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中央电台、“独立笔会”、“议报”、“观察”、“民主论坛”、“民主中国”、“新世纪”、“维权网”和“大紀元”等等中外媒体/网站的大力声援。“没有这些文明世界的进步力量和我们站在一起,无法想像‘爱琴海’,包括我自己,能走到今天。对于他们的援助,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永远感激!”

 

一寸自由一寸血

 

“爱琴海”遭封杀,有网友立即将消息发至海外,请求声援,而作为网站负责人的力虹则紧急起草了一份“整改方案”,准备做一些技术妥协,将太敏感的话题删掉一些、言辞稍柔性一些,以换取网站的起死回生。“之后我反复打电话致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请求面呈‘整改方案’,无奈经过多次交涉,对方连办公的地点都不肯告诉我们。”

 

当被问及当初是否存在妥协的可能性时,力虹先生指出:如果要寻求妥协,那应该是双方的,而中共扼杀言论自由的天性和‘爱琴海’的办网宗旨,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方面,当局以其惯有的制度性的僵硬与刚性,完全封杀了所有和解、沟通和互动的空间;另一方面,“爱琴海”拒绝像某些似乎生存得很风光的网站那样,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去粉饰太平、谎话连篇,甚至主动地扼杀网民的言论自由。“‘在谎言之中说出真相,在邪恶内部坚守正义,在黑暗深处开凿光明’这三句话是我们创办‘爱琴海’的宗旨,这条底线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不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上天赋予的‘自由’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通过哀求、妥协,由当权者恩赐而来。一寸自由一寸血,为了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有限度的自由,像野渡的“自由与民主”、黄琦的“六四天网”等很多网站已经作出了许多奋斗牺牲,未来进一步的完整的自由,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说过我会回来!”

 

谈到“爱琴海”的命运,力虹先生说:“创办之初我们就知道‘爱琴海’早晚要被封杀,我们是力争在封杀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延长它生存的时间,尽可能地发出点声音,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所以当它真的临到的时候,我们一点不惊讶。这是中国嘛,只有外星人才会感到惊讶!”

 

“我们最大的遗憾是从全站问世到被封杀,五个月的时间太短了,哪怕让我们多办几个月、半年,‘爱琴海’会发出更强有力、更有价值的声音。”除此之外,力虹说他别无遗憾。

 

力虹先生对“爱琴海”的明天充满信心:当今中国民间维权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总体形势非常令人鼓舞,而且我已看到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已经将推动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一定是要进步的,决不会太长久,“爱琴海”也会象凤凰一样浴火重生。为了那一天,许许多多的维权人士,自由人士,包括海内外进步人士、媒体记者,“爱琴海”的新老朋友,我们都在齐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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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虹简介

 

   1958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原名张建红。诗人、独立作家。
   1975年最后一批知青,文革后首届本科毕业生。
   1979年开始学习写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创办大学生诗刊《地平线》和文学杂志《人间》(已被收入法国出版的《POEMS&ARTEN CHINELES“NON-OFFICIELS.”》一书),从此受到警方严密“监控”。
   1985年参加浙江作协,任《文学港》杂志编辑,主持“华东诗坛”栏目。
   1987年参加中国作协“青春诗会”,并赴鲁迅文学院进修。历年结集出版的作品有《想象中的地铁》、合集《城之梦》、《城市四重奏》等。本世纪初,中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百年诗歌选本,如《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鉴赏大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都有代表作入选。被评论界 称之为“中国新时期代表性诗人之一”。
   1988年当选为宁波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出任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1989年5月先在宁波组织、发动和带领全市文学界、新闻界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后毅然奔赴北京,参与北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抗议活动。8月3日被捕,被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煽动罪错”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1991年2月提前解教,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
   1999年因接触和联系中国民主党筹建人而遭到北京国安拘禁,失去自由一个月。
   2005年完成长诗《悲怆四章》、长篇小说《天衣差一寸》。同年8月在杭州参与创办著名思想人文网站《爱琴海》,任总编辑。
   2006年3月9日《爱琴海》网站被大陆当局关闭,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与抗议,成为中外瞻目的“爱琴海事件”,并引发了“中国互联网暂行规定违宪审查全球大签名”活动。

   2006年6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目前在《民主论坛》设有“力虹书房”,在《博讯•独立笔会》设有“力虹文集”,在大纪元开设“力虹专栏”。

 

著名作家叶君健笔下的笔会历史

    国际笔会成立于1921年。它的发起人是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所造成的“浩劫”,促使许多作家寻求避免同样历史悲剧重演的道路。他们觉得作家应该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作出共同的努力。笔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精神下出现的。 “笔会”是英文 PEN这个字的意译。 它原是由Poets(诗人)Essayists(散文家)和 Novelists(小说家)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所组成。实际上它现在还包括文学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和编辑。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人数在20名以上,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所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这个“中心”可以向国际笔会申请入会,只要大会以多数票数通过,即可成为国际笔会的会员。国际笔会自称是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作家的组织,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沙文主义和极端主义。它的总部现设在伦敦,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我国曾翻译出版过他的三部曲《福赛特家史》。

  国际笔会一成立,法国许多有名的作家就立即响应。这些作家之中有纪德、瓦莱里、茹尔·罗曼、加因、克勒米欧和阿维林。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加入笔会,也相应地提高了笔会的威望。这样,笔会就以英、法作家为核心,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展。欧洲除苏联外,其他国家也相继成立了笔会中心。南、北美洲和亚洲(主要是日本和印度)也接着有了笔会中心。在日本,笔会中心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的团体,据称现有会员 500多名,会长是著名作家井上靖。

  在当时国际笔会信纸上所印的荣誉会员名单中,有英国的托马斯·哈代、爱尔兰的叶芝、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丹麦的尼克索、法国的罗曼·罗兰、印度的泰戈尔、挪威的汉姆生、苏联的高尔基和瑞典的拉格洛夫。从荣誉会员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国际笔会的性质及其所吸收作家的范围。这里有现实主义作家、象征主义作家、进步作家、共产党作家。稍后中国的名记者戈公振也参加了国际笔会的活动。

  国际笔会的历届主席,同样包括各种不同流派和不同信仰及政治倾向的作家。他们除高尔斯华绥外,有英国作家威尔斯、法国小说家茹尔·罗曼、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英国作家摩根、法国作家尚松、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法国作家埃马努埃尔、德国作家伯尔、英国评论家和编辑普里奇特、秘鲁作家略萨和1979年新选出的瑞典作家韦斯特贝里。从这个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国际笔会的最高领导人已经逐渐从英、法、美等大国开始发展到第三世界和中、小的国家。这说明国际笔会也在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笔会是一次考验。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法西斯的乌云已经在欧洲的天空结集。有许多作家成了法西斯迫害的牺牲品,但也有些作家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而“转向”,甚至成为法西斯的代言人。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以提倡创作自由、保卫自由独立和人类精神财富为宗旨的国际笔会便首先开除了意大利的笔会中心,接着又于1933年开除了德国笔会中心,1936年开除了西班牙的笔会中心。这些中心都因为受到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影响而背离了国际笔会的宗旨。

  战争爆发时,国际笔会已经有了60多个中心作为它的会员。但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被德、意法西斯军队所占领,大多数笔会中心都成了纳粹迫害的对象。每年一次的国际笔会大会已经不可能召开,事实上,从1939年起,这种活动即已停止。但设在伦敦的国际笔会秘书处仍在行使职权。从欧洲许多被德、意法西斯占领的国家流亡到英国去的作家,数目已经不少。1941,英国笔会中心作为东道主,召开了一次大会,有30多个国家的作家参加。他们讨论了拯救人类文化和保卫作家创作自由的问题,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在自由中的作家》。这次大会的召开不仅加强了被纳粹迫害的各国作家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鼓舞了正在抗击法西斯的英国人民的士气。

  1944 8月,虽然德国法西斯的飞弹从欧洲大陆飞来,造成混乱和破坏,但法西斯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盟国的胜利在望。英国笔会在作家福斯特主持之下,又召开了一次大会, 也有许多外国作家参加。 它在名义上虽然是为了纪念诗人弥尔顿发表主张出版自由、名为Areopagitica的演讲稿的 300周年,实际上也等于是一次国际笔会大会。会议举行了 5天,议题为《精神和经济价值在人类未来中的位置》,这个议题也预示着国际笔会战后工作的动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结束,国际笔会的工作也逐渐恢复正常,第二年便在瑞典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大会。此后每年一次的大会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但战后国际笔会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那就是一些流亡作家笔会中心的出现。如在瑞典现在就有拉脱维亚的笔会中心,在美国有立陶宛的笔会中心,在巴黎有越南的笔会中心,在西德和英国也都有些从苏联和东欧流亡出去的作家所组成的笔会中心。现在国际笔会一共有85个中心作为它的会员,知名的作家有 6,000多人,是当前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作家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唯一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

  国际笔会设有一些专门委员会,解决工作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但这些委员会不是常设机构,而是由某些中心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向秘书处提出、经大会通过而建立的,如目前就有“翻译委员会”,其目的是把一些不太为人所普遍使用的语种(如一些小国家的语言)中的文学作品译成较普遍使用的文字(如英、法文)出版,以促进人民之间的文学交流;此外还有“在狱作家委员会”,其任务是救援一些国家的被监禁、被送往劳动营或“精神病院”的作家。

  中国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个笔会中心,解放后移往台湾省。它一直参加国际笔会的活动。1980 4月北京成立了“中国笔会中心”,会员有全国知名作家64人,选出巴金为会长,冯牧为秘书,并申请加入国际笔会。同年 5月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举行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被接纳为会员。原在台湾省的笔会中心在此之前已改名为台北笔会中心。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和传统,各个中心不代表国家,会议不用国旗、国徽、国歌,而是以该中心的作家用以写作的文字分类,基本上一个国家成立一个中心。但有些国家,如南斯拉夫,有好几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传统,因此就有 4个中心。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单一的文字范围内成立一个以上的中心。中国因为幅员广阔,作家众多,除了有全国性的“中国笔会中心”外,在使用汉语的上海和广州作家们又于1980年底相继成立了上海笔会中心和广州笔会中心,并且申请加入国际笔会。1981年国际笔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它们为会员。

                  (叶君健)

桂河大桥为什么会倒塌?

这个故事要从二战说起。那是1943年的亚洲战场,英国军队的尼克尔森上校和他的600名部下被日本军队俘虏,押送到缅甸丛林的一处战俘营接受改造。所谓的改造,就是做苦工,以及茫然等待死亡的降临。尼克尔森们被分配的任务是在营地附近的桂河上修建一座大桥,连通曼谷与仰光之间的铁路,以便日军顺畅地从新加坡增兵印度。那么,作为指挥官的尼克尔森该怎么应对呢?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英国人是俘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宁死不屈的壮举毕竟只属于星星之火般的少数人,要求每一个英国士兵都去实践“暴力不合作”或者“非暴力不合作”的伟大真理,正如让每一个欲火中烧的登徒子都效仿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实在苛刻到不近人情。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任务,问题只应该转化为:对于大桥的修建,应该一心一意,还是两面三刀?

这个问题到了电影《桂河大桥》的后半部才由军医斯里普顿提出,他很惊异地看到,尼克尔森上校为了建设好这座跨河大桥,真的是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由于缺乏人手,他居然把心思打到俘虏营里的伤病员身上,而这正是斯里普顿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不得不提醒尼克尔森:上校先生如此认真地帮日本人建桥,简直就是叛国行为。可上校却回答:“战争总得结束,以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会记得,这座桥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批英国军人建造的。”——这里至少包含两重意思:修建大桥,不是着眼于现在的军事之需,而是未来的民生之用;此外,或许在上校眼中是最重要的一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英国军人日渐沦陷的尊严,如同他对美国军人希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不是奴隶,是士兵。”而确切的说,他们既是奴隶,又是士兵,是作为奴隶的士兵,实用主义的希尔斯更看重前者,理想主义的尼克尔森更看重后者。

军人的尊严,或者说人的尊严,是尼克尔森上校所认为的被俘士兵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潜台词是,我们可以在肉体上被日本人打倒,但精神上绝对要战胜他们——这难道与中国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脉相传?为维系高贵的尊严,他与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人日本军官斋藤大佐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斋藤命令所有的英军指挥官必须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参加建桥的劳作,而尼克尔森则举出《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被俘军官不必与士兵一起从事体力劳动——表示反对。这不是说英国军队的官兵们不能同甘苦共患难,而是——我推测尼克尔森的用意,就是要保守一种既定的传统,一种明文规定和经久流传的生活方式,以此来让600名部下感觉到,他们还是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并非散兵游勇。这种坚持的后果,是一向要强的斋藤恼羞成怒,将尼克尔森丢到偏狭的囚笼,其他几名军官关进阴暗的禁闭室。可是在不久之后,斋藤发觉以前使用的得心应手的威权统治于今却意外失效,英国士兵们纷纷消极怠工,以抗议日本人的暴政。因为建设大桥的任务迫在眉睫,斋藤只好一再退让。最终,差点见了上帝的尼克尔森和他的同僚被光荣释放,他们一同坐上议事桌,他们的意见也被采纳。他们与看管他们的日本人似乎不再是主奴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如此说来,尼克尔森执意建造好桂河大桥就有些顺理成章。他教谕部下,日本人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能做好,足以挽回我们在战场上丢失的面子。因此他说服斋藤,原来大桥的选址是错误的,要移到下游;原来的工序也不够完善,要重新来过……就这样,一座本来预计难以实现的工程,在尼克尔森及其他英国军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奇迹般地化为现实。天堑变通途,而且没有超出日军上峰指令的期限。大桥完工那天,尼克尔森特意在桥头钉下一块木牌,上面铭刻着他们苦心坚守的尊严:“此桥系由英军战士设计建造,194325日”。这让他们的日本对手羞愧不已,斋藤大佐甚至准备在第二天大桥通车后切腹自杀,以明心志。我们应该承认,故事发展到这里,不管尼克尔森未来的命运如何惨淡,他确实赢得了这场关乎尊严的虚拟战争:他们不是奴隶,是士兵,奴隶干不成这样的事儿。

不幸的是,尼克尔森必须直面更为严峻的冲突:他所属的军队派遣精明强干的突击队员,千里跋涉,要在大桥通车的当天炸毁它,以及一辆适时经过的军列,上面乘坐着日本军方的要人。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有尼克尔森曾经的难友,从该战俘营成功出逃的希尔斯。他们趁着无边夜色泅渡过河,埋下引线和炸药。可是在第二天,桂河的水位下降,部分引线暴露出来,被在大桥上等待火车经过的尼克尔森发觉,他带着一同候车的斋藤走下去探察真迹,却看到正是他的战友要摧毁他费尽心力的作品。那一刻,尼克尔森满面困惑,但随即就清醒过来,他要扯断引线,阻止希尔斯等人的计划。接下来的肉搏中,斋藤身亡,希尔斯与爆破手也壮烈牺牲,惟有尼克尔森重伤未死。这时汽笛已然鸣响,列车即将到来,尼克尔森摇摇晃晃站起来,蹒跚着走向炸药的控制器,一颗炮弹降落,激发的气浪将他吹倒,巧合的是,他的身躯正好砸中操纵杆,于是,火药引爆,桂河大桥轰然倒塌,行驶到桥中央的火车同时灰飞烟灭。一切都结束了,上书“此桥系由英军战士设计建造,194325日”的木牌断裂成碎片,黯然漂浮于水面。“疯了!疯了……”站在附近山顶上目睹这一场景的军医斯里普顿的感慨为电影拉上帷幕。

《桂河大桥》的震颤人心之处,就在于导演大卫·里恩的“歇斯底里”,他不断地将电影人物推向一个又一个伦理困境,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死角。尼克尔森上校必须死,斋藤大佐必须死,连假冒的希尔斯司令员都不能幸免。最终,桂河大桥亦荡然无存,成为他们的陪葬品。而在这里,则不妨抛开电影既有元素的限定,来做一轮过度诠释。正如我所发问的,尼克尔森的做法到底具备何等程度的正当性?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乃至我们可以追根究底,尼克尔森置身的语境,可能有多少种正义观在相互冲撞?还有,桂河大桥为什么会倒塌?当然,倒塌是事实,我们进行的是一种姑妄言之与姑妄听之的精神探究。

当被战友指责为背叛国家的时候,尼克尔森回答,我的做法早已超越了战争,超越了国家。用如今流行的表达,尼克尔森的立场是,战争与国家之上还有更有普遍的人性存在和闪光。正如他为了维护尊严而不惜承受肉身的苦痛,他为了追寻这种人性的价值,亦不惜背负叛徒的罪名(这里有一个细节耐人思量:他的600名部下,难道都认同他的观念,不然怎能那样卖命的工作?这是英国的特例?)。可以说,他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者体现为他对传统近乎顽固地坚执,后者体现为他将人性设想地如此美好,以至他真的不愿相信自己的战友会来炸毁桂河大桥。这两种精神肯定有所冲突,可在尼克尔森身上,却没有得以散发,它沉积在这个人的心灵深处,从而构成一种悲剧型的人格与命运。

尼克尔森的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作为一个人,一个英国公民,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士,他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生长的地球,至多只是被理想主义的因子所刺激,悬浮在半空,成为又一种“鸟人”(不同于所谓的哲人)。姑且不论他的部下,单说军医斯里普顿和美国士兵希尔斯,就无法像他那样临空飞翔。他们的头脑被国家或民族主义强烈桎梏,不是说他们没有丝毫的人性,如果当作为普世性的人与作为某个国家与民族的人发生争端,他们一般都会不加思虑地选择后者。我们只能说,斯里普顿们的精神没有达到尼克尔森的高度,甚至他们无法理解处于这个高度上的同类。所以,电影的结尾盘旋着斯里普顿的喃喃自语:“疯了!疯了……”——我觉得这是对整场战争的盖棺论定。

这里的两种价值观——或者说正义观——的对抗,我视之为一个旷日持久的命题。在20世纪这个所谓的歧异时代,它表现得更为残酷。理论上与道义上的优势并不能决定那一方就是最终的获胜者。我仍然乐意对此进行功利主义的斤斤计算。我也乐意相信,并没有多少人心甘情愿置身于这一冲突的漩涡,希尔斯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根本不想参加九死一生的突击队,去桂河大桥与尼克尔森生死对决,他厌倦了战争,只打算回到美国乡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这般便宜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终归是一种奢望。动过刀兵的他还是死于刀兵。当然,桂河大桥的倒塌正是对他的死亡的献礼,一丝抚慰普通人的亮色。

这就要说到桂河大桥倒塌的原由:可以说,这隐藏着导演大卫·里恩的价值取向,他让“鸟人”尼克尔森苦心打造的梦想折翅,他试图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够逾越敌我之间的二元对立,去守护堪称永恒的事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而人就是人,必须区别于两者,必须忠诚于人间的政治。桂河上那座企图抹消城邦与战场的敌我之争的桥梁,最终倒塌于一颗偶然的炸弹,我们只能认定这是命运之力的显灵。它在诉说尼克尔森这类“鸟人”的悲剧的同时,也通过对战争的讽喻(“疯了”)来警醒人类:“那些超越城邦而寻求新神的人往往发现自己拜倒在野兽的脚下。”

“公”的败坏与肮脏,“私”的清廉与美德

--个人兴趣与利益是资本主义道德社会的伟大基点

春光明媚,鲜花盛开。蜜蜂忙碌在花丛中。 这世界充满了无限生机。

花不为蜜蜂所开放,只为自身的繁衍展其艳丽,生蜜吐粉。 蜜蜂并不为花采蜜拢粉,只为自身的生息健康。 人并不为花,为蜜蜂而种花养蜂,只为自身的精神与躯体的享受。 但在这神秘的美妙的“为己”的天理中,花借蜂传宗,蜂借花充腹,人借花与蜂得到精神与生理的享受。 多么明智的安排! 多么逻辑的理念! 多么道德的自然! 上苍用他神力之手勾画着一幅五彩多姿的图案,编制着、谱写着一曲壮观动听的生命的交响乐。

价值在为己中产生。 道德在为己中呈现。 生命在为己中释放着无穷的绚丽斑斓。

是什么把这美好的一切在那罪恶的非人的社会中排斥,贬辍与颠倒了呢? 是那丑陋的,肮脏的与败坏的“公”字。

“私” 在一切专制政体中,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度中,尤其在非人的中国一直是不道德的同义词。 在这反人,非人,虐人的专制制度中,一切“公”的都备称之为好的;一群“私”的都被指控为坏的。 想一想那些与“私”相连的词汇吧:

自私,私有,私人,私心,隐私,私有制,私有财产,私利,私欲、、。任何与私有关的似乎都是罪恶的,不道德的。 不光是“私”字,与“私”有关的一切字,词也都带有肮脏的,罪恶的,不道德的贬义。 个人,个人利益,个体经济,个人主义,个人兴趣,个人自由,各自为政,自我,自发,自负盈亏,自己负责,自主自立,自生自灭,自尊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资产阶级、、。

怪诞的但逻辑的是: 在所有专制社会,社会主义政体中,尤其是在中国,“公”字被捧上了天,成为了“上帝”的同义语。 “政府”与“国”也都被“公”字带上了天,成为了满天飞的“圣牛”。 谁要是动了它谁就有罪。

在这“公”的挡箭牌之下,谁都可以假公真私,以公谋私,借公行私。 在这“公”的挡屁帘之下,谁都可以随地大小便。 在这“公”的圣名之下,谁都可以侵犯他人,偷取他人价值,掠夺他人物质与精神财富。 难得糊涂的人们把这罪责归为“私欲”与“私心”。 有灵有智有逻辑之人不难看到,事实正与中国人的伪政治,伪道德,伪国家的伪逻辑相反: 这些邪恶与罪孽正是“无私”与“公德”的必然产物。

私欲是上苍所予的客观所有。 没有私欲人便不能生存繁衍。 不能大小便的人是不正常的病人。大小便的生理功能是客观的无价值取向的正常人的必然。 将这种生理必然如:吃、喝、拉、撒、睡、行、性等价值化,将其视为“私”去贬,去排,去耻,去灭是道德沦丧的政,国,党,群的邪恶的写照与定义。 今天在“无私”,“贬私”,“辱私”,“灭私”的“公”的中国,“人”已成为贬义存在,成为政府的包袱,国家的负担,民族的耻辱,环境的污染而被压,被辱,被奸,被灭。 这一切的暴行都在那崇高的,神圣的“公有利益”之下被那些不敢称之有私的“无私之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我“的卖身奴才和卖灵娼妓,如雷锋,成了中国人伪价值,伪道德的典范被人们永世传扬。 不敢为自身争利益,争权利的懦夫胆小鬼成了中国党政的无价之宝和权力靠山。 这不只是中国专制压抑的结果,也是中国人自制的伪道德的,名为”公“的枷锁桎梏的产物。

无私便无我;无私便无人;无私便无责;无私便无法;无私便无理,无私便无智,无私便无爱;无私便无情;无私便无灵;无私便无在,无私便无创造、、。 无私的人是奴,无私的人是鬼;无私的人是邪恶之源;无私的人是虚无的行尸走肉、、。 无私是无道德的定义。

中国的伪道德指“私“为”损人利己“。 殊不知逻辑的必然是“损人者绝利不了己”,“利己者也决不去损人”。 这才是真实的来自上苍的道德法则。 上苍用他那全能的力量与人不所知的方式永远惩罚着那些自身不产生价值,而靠骗,靠偷,靠抢的损人者的。 这些自欺的,精明而无智惠的蠢人们自以为损人便是利己的;他们永远也不懂得损人是害己,灭己的开始。 世界上所有的专制者们,包括中共王朝与所有支撑那王朝的人们都是以损人,害人,杀人开始的,他们也一定以损己,害己,灭己而告终。 这是自然与上苍的法则。 理性逻辑也不为损人奠基。 随地大小便的人们给自己造成了生病,传病的途径;将垃圾倒在邻居的院子里也不是“为己“的明智人之举。利用人与损害人的人为自己造成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他防人,怕人,躲人,永远阉割了自己欢乐,幸福的可能。 今天中国的现实状况不就是这些损人损己,害人害己的精明的,”无私”的,无灵无智的“公民”,“公人”的自制自造的真实写照吗!?

“私”人是对自身诚实的人。 他首先面对的不是他人,不是群体,不是政府,不是国家,不是强权、、。 他首先面对的是他自己,是上苍。 他虔诚的对待自己,如同他虔诚的对待上苍一样。 他决不会欺骗自己,由此他也决不想欺骗他人。 他面对真实的,上苍赐予他的灵魂,赐予他的一切。 他真诚的照看着他的灵魂,他的智慧,他的感情,他的躯体。 他不光对此不感到内疚,他对他的真诚的照看感到骄傲与自豪。 他将守护着他的灵魂的纯洁;他将保持他智慧的敏锐;他将维系他情感的高尚;他将照料他躯体的健康。 他深知他的一切是上苍赐予的,他对这一切不光有权利去拥有,有权利去享受,他也有德不容辞,理不容辞的义务去保卫这一切。 他坚守着他的“私有”。 他深知没有“私”他便没有自由的基点,没有“私”他只能成为“公”的附属和奴仆,没有“私”他将失去他的灵,他的智,他的权,他的值,他的爱,他会失去所有属于他的、也是上苍赐予他的一切。

只有在“公”的价值体系中才会有“牺牲”的伪道德。 在中国的专制的社会中到处充满了“被牺牲”与“自我牺牲”的群体的“牺牲品”。 在那伪道德的神坛上面,活着的和死了的“牺牲品”充斥着那虚无的祭坛,祭奠着那虚伪的“公”的价值。 牺牲的定义只能是用大的价值换取小的价值,否则何谓牺牲?这个内在矛盾的字眼只能在“公”的价值中产生并被伪用。 在“私”的价值体系和“私”的人们中,只有真实的“奉献”,没有虚伪的“牺牲”,因为任何的奉献都是自发的,自由的,自愿的,无强制的举动。 如果我舍命,舍身去救我所爱,我一定将我所爱作为比我命,我身更重,更大的价值。 如因我死而救得我所爱,那是我的宽慰,是以小得大。 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属于上苍的永恒的道德。

在“公”有社会中,所有的道德都是虚的,伪的,空的,假的。 “公”有的丑恶,肮脏的现象也逻辑的应运而生: 公有的厕所是最臭的;公有的饭馆是最脏的;公有的银行是最不负责,也是最危险的存资场所;公有的学校教育质量最差;公共交通最拥挤;公有企业最不盈利;公费医疗最要命;公有制最腐败;公有的“为他者”最虚假;共产国家
最邪恶。

在“公”的旗帜下,个人是不被承认的可有可无。 个人的兴趣,利益是被“公”的群体任意践踏,强奸的玩物。 在“公”的文化里,本属“私人”的领域如:个人健康,个人财经,个人感情,个人爱好,个人性生活,性取向,个人家庭,生育,都成了公共财产,都成了“公”鬼们娱乐的源材。 人的尊严被“公”者抛到“公”厕的粪坑中,任意蹂躏,百般玩弄,调戏,直到所有的“私”人都变成了“公”鬼。 在“公”鬼的社会中,工作是被他鬼指定的,婚姻是被他鬼安排的,口味是被他鬼调教的,兴趣是被他鬼养成的,鬼格是被他鬼塑造的,鬼身是被他鬼喂养的。 “公”鬼们的唯一死存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私”人们的生存。

这就是“公”的罪恶。 这就是“私”的美德。

真正的政治家的唯一目标是将政治在社会中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真正自由人的国度是将“公”基于“私”,附于“私”,限于“私”。 真正自由的人们是将“私”法律化,制度化,道德化。 只有具有“私”的高尚道德情怀的人才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才是生命与创造的无尽源泉。 铲除“公”的邪恶,埋葬“公”的罪孽,是所有“私”人的理不容辞,德不容辞的义务。

这“天下”既不归“帝”,也不附“国”,更不为“公”。 这“天下”是“人”的,是属于上苍的“人”的。

2006-05-23

和平推翻捷共真实记录

前斯洛伐克总统舒斯特《最后通牒》以日记式的真实,记录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八九年非暴力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政府的七个月经历,但中文版删掉了一些重要内容。

去年初夏,前斯洛伐克总统鲁道夫.舒斯特(Rudolf Schuster)到加拿大西部观光,路经温哥华,我们有幸接待了这位斯洛伐克共和国首次直接选举的总统。交谈之中,他告诉我们,二零零三年一月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时,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出版了他一九九六年出版的Ultimatum《最后通牒》的中文版。

这本书写的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到次年六月间,舒斯特所经历的事。这期间,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俗称之为“苏东波”。那一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倒塌,十一月十七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丝绒革命”,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推翻了捷共政权,十二月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人民赶下台并遭到处决。

所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唾弃了共产党四十多年的一党专政,更制定了包括十三项内容的声明。而舒斯特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候,当选为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他几乎是以记日记的方式,记下那个时期每天所发生的重要事件。这本书其实就是八九年十一月到九零年六月,一共七个月里面发生的事件。

去年舒斯特跟我们谈起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提起过这段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历史阶段,不过我实在很难相信,当年的江泽民竟然能首肯出版这样一本介绍东欧民主革命的书。于是在我的要求下,舒斯特不但寄来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最后通牒》,还寄了斯洛伐克原文版。

译文词不达意 避重就轻

记得以前读过很多苏联翻译小说,翻译水准都非常之高,但是这本从斯洛伐克文翻译成中文的《最后通牒》,却令我读得非常吃力,病句跟不通顺之处比比皆是,当然,这不能以大陆缺乏翻译人才论之。斯洛伐克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大陆从来就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至此,恐怕还是别有原因。

译者在书前有一段前言,很可以玩味一番这“别有原因”。译者写道:

“近十多年来,该地区(指苏东地区)总的局势仍不大稳定,不时发生剧烈动荡,主要政党轮流坐庄,政府更为频繁,几个国家发生分裂乃至内战……地处欧洲地理中心的斯洛伐克,也难免被卷入地区政治激流的漩涡,情况与其他国家大致相仿。”

如果不了解苏东地区当年如何一举推翻了共产党的真相,还真是不明白这“局势不稳定”,“剧烈动荡”,“政党轮流坐庄”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

“十一月事变发生时,他(舒斯特)出任斯洛伐克议长,对事变持支援立场,对工作采取超党派态度。”

这个“十一月事变”,其实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废除共产党发生“丝绒革命”的历史时刻。这本北京出版的《最后通牒》当然不敢将当年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翻译出来。因此,有关这场丝绒革命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的声明及文件,也就被出版者全都删掉了。

而删掉了这些最重要的内容,整本书就变得不伦不类,避重就轻,就好像谈到孙中山而不谈他的三民主义,不谈他如何推翻清朝封建帝制一样。显而易见,出版者删掉的其实就是最不想让读者知道的,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如何将共产党送入坟墓的故事。

删掉丝绒革命的十三条声明

以下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协调中心的声明,该声明具有法律效用:

.废除共产党具有绝对领导地位的一切条款
.设立民主选举的纲领
.吁请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真正代表这个社会
.要求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自由
.要求保障公民的营商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移自由以及自由表达个人愿望和享受公民所应有权力的自由
.吁请终止单一的共产文化教育及文化艺术要求保障司法与国家立法机构的独立
.吁请宗教与国家分开
.要求保障工会和学生组织的自由和独立
.吁请公民具有主权平等的权利
.吁请捷克和斯洛伐克民主联邦是为两个完全平等合法的民族(一九九三年一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为两个国家)
.要求保障公民生活在健康环境中
.要求保障公民在学术研究中有平等的机会

作者舒斯特在斯洛伐克文版的书中描述这个历史大事件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将这一声明写在书的前面,这是那场丝绒革命的主题曲,随后,才有从那以后发生的种种争执、矛盾甚至冲突、示威等等。中文版则将主题曲删去,却译了大量捷共崩溃后,政府机构内的人事争执,令不明其背景的读者甚为费解。

尽管如此,中文版《最后通牒》还是避无可避地在书中交代了舒斯特的退党行动,“最终我于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七日告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之前还有几句铺垫:

“假如我今天说,我在加入捷共时不相信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我写的就不是真话。父亲从一九四五年起就是共产党员,母亲是虔诚教徒,因此我们也去教堂,这在家里总的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不记得父亲对此持异议,母亲还为教堂管理祭坛,当地的牧师经常来我们家。” 从此也可以窥见,捷共当政之时,虽然对其他宗教嗤之以鼻,但还不至于像中共那样,将其他宗教视为邪教,赶尽杀绝。

《最后通牒》中文版前面还有一段舒斯特写的“短思”,那是特别为中文版读者写的自序,其中有一段话写得十分恳切:

语重心长 寄语中国读者

“即使中国读者看起来可能觉得,我在《最后通牒》一书中所描写的事物和事件同他们相距甚远,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我们所拥有的生活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我们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善与恶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逃脱不了自己的良知和行为,到处随身带着它们,也带着它们到另一个世界去。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度过一生,身后留下什么,以什么影响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我对中国人怀有亲近之感,他们谦虚,朴素,尤其是勤劳,令我感到亲切。生活从未善待他们,他们总是昂着头面对生活。难怪东方格言说,最强大的人是战胜自我的人。

我愿意以我喜欢的孔子的话,来结束自己简短的思考。孔子说出世界最伟大的真理之一,获得智慧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亲身经历,这是最难的;第二种是模仿,这比较容易;第三种是思考,这是最高尚的。我相信,我的这本书也会促使中国读者思考。”

舒斯特先生语重心长,以为他这本记述捷克斯洛伐克丝绒革命的著作,可以给与中国人民甚至中共一些实现民主的经验,起码也可以启发或影响中国读者一番,岂知经过北京的出版社三删五改,《最后通牒》已然面目全非,何思考之有?

权力掠夺进行曲

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产党怎样让一部分人一夜致富起来的呢?原来他们有“权力掠夺”这个法宝。

何为权力掠夺?强取他人财物为己有的行为称为掠夺。依靠公权力进行掠夺,称权力掠夺,如官倒,贪污,受贿,索贿,勒索,敲诈,乱收费乱摊派,乱发工资奖金(集体贪污),无偿徭役,侵吞公有财产,等等。无权者靠暴力和欺诈夺取他人财物,称非权力掠夺,如抢劫、偷盗、诈骗、伪造、剽窃,等等。

中国的权力集团假“改革”口号对国家、民众大肆进行掠夺,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使中国社会很快走向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有史以来空前超大规模的掠夺运动的目标是,把巨大的国有资产全部居为己有。五十年前假“社会主义改造”之名没收了地主、富农、中农、民族资本家、国民党政府官员、手工业者等的财产,再经过几十年对全国人民“高就业、低工资”的长期掠夺、剥削,经济价值增长了,现在被这些党阀们一股脑儿席卷而去。经过这么一收一转,财富易主,转移到党阀家族手中,形成新财阀。使全国人民永远成了无产阶级。财富转移有六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曰官倒热,白手起家。党阀们特创“双轨制”,紧缺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公价(也称平价)和私价(又叫黑市价)。党阀们指使其妻儿办贸易公司,令厂家赊帐按公价售产品于其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按黑市价出售产品于批发商,收现款后,归还赊帐,差价归贸易公司所有。由于产品奇缺,通常黑市价为公价之三四倍,差价如此丰厚,转瞬间,贸易公司已挟资数百亿元。成本只是电话费,因为产品仍在厂家,批发商只到厂家取货,贸易公司不必转运产品,省事之极。于是国营企业不断亏损,而官僚党阀们的钱袋很快鼓胀起来。赵紫阳政权倒台后,原《参考消息》于1989年7月刊出“康华公司始末”一文,说到,邓太子受命组建“康华贸易公司”,只允许地厅级以上官员入股,经过两年官倒,资本从零抄到3000亿,由于爆发“六·四”事件,决定终止运营,3000亿现金被十多万“地厅级以上官员”瓜分了。其掠夺之巧妙、残酷,规模之大,敛财速度之快,亘古未有,为历史上任何专制政权所不及。

第二阶段,受贿热。从中央到地方,任何投资项目,均被“第一把手”官僚把持,由他与建筑商签合同承包建设,建筑商为获取这嫌钱机会,无一例外地秘密贿赂官僚。于是,官僚与建筑商双赢,共同“闷声大发财”。经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失误”有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圈钱手段。有“失”必有得,失者为国家,得者为一把手。既然主张“外行领导内行”,对“失误”就从来不追究责任。这也是笔无本钱生意。形成“无官不贪,全党腐败”的局面。

第三阶段,金融热。官僚家族既然从前二阶段发了横财,有了原始积累,接下去就可做有本钱生意。何必去从事实业投资这种辛苦事?还是要利用老子的权势,以钱滚钱。首选金融投机,从事股票、期货交易,不但预知国家对金融、股市、期货的政策变化,而且为了获大利,可以制造政策变化来操纵市场,使股票,期货市场完全被玩于股掌之间,赚钱速度仍然世界第一。象阿扁女婿这种抄股手段,在“太子党”,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四阶段,瓜分热。各国有企业已被书记、厂长、董事长、总经理们扒得资不抵帐,瓜分就有了理由。于是中央一声令下:出售国有企业。企业头儿有购买优先权,陈年老帐由银行去背,然后十不计一地估价企业,企业头儿向银行贷款买下企业。国有企业被以优惠价售给厂长、书记们,他们背后再巨额贿赂掌权的官僚,于是双方联合瓜分了国有资本。当年大搞政治运动,既杀人又“吓猴”,没收了旧官僚、地主、富农、中农、资本家、小店主等一切人的财产,就这样最后归属了党内各级新官僚,手法真奇巧啊。由于瓜分国有资产时,财富早已脱离原业主,所以 这种掠夺并不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法西斯德、日、意直接从业主手中掠夺财富,强盗形象太明显了,真是蠢才!阿共何等聪明,转个弯,就可不动声色把财富夺到手,被掠夺者还麻木不仁,没发现自己被掠夺,这才是天下第一大掠夺高手呢!国有资产被瓜分后,贪官污吏掠夺来的财产就有了合法外衣,是绝妙的洗钱方法!设计得何等周密!掠夺进行得如此顺利、迅速,靠的是政治垄断。靠党卫军霸持的权力不由人民授权,高度集中,不受任何约束、监督,掠夺起来就无所顾虑,所向披靡。

第五阶段,出卖土地热。能变成现钱的东西都可出卖,国土、领海可以长期“出租”,现在轮到城乡人民的土地了。共党自订的“宪法”规定土地都是国家所有,亦即党有,可以任意收回。城市周边的耕地,政府卖给开发商的价格为每亩一百多万元,农民拿到手的补偿费仅1、2万元甚至几千元,差价为市政府到小队各级权力部门分赃了。房产营造商承包给工头的住房建造价为 200~400元/m2 ,出售价达2500~4000元/m2 ,差价主要为政府地皮价。政府收刮到大量钱后,就可供自己享受,搞开发项目,“第一把手”官僚可从建筑商处收取5%贿赂,又因提高了GDP而受上级表扬、升官。既发财,又升官,难怪要千方百计掠夺土地了。

第六阶段,瓜分银行存款热。现在国有银行已有18万亿存款,官僚们眼看如此巨额财富怎不生“红眼病”呢?怎会忘记掠夺这笔财富呢?一种方法是“第一把手”出面作担保,令银行地方支行贷款给私有公司老板,老板拿出1、2年利息贿赂政府“第一把手”和银行“第一把手”。老板是不会吃亏的,最后三者会联合找到贷款变呆帐的办法。实际是三者瓜分了这笔贷款。第二种方法是政府直接贷款“搞项目”“搞发展”,贷款就千年不还,万年不赖,变成空帐。政府年年要用大量税收充入银行,弥补呆帐,但是年年有新呆帐,呆帐率永远保持在50%以上,于是不断加重税收,苦了平民百姓。大约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得出结论:国有银行呆帐率维持在50%以下没风险。

农、工、知、商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一星半点经济利益,又被官僚及依附官僚的奸商集团通过高价住房、高价上学、高价就医、货币贬值、存款风险等渠道收刮殆尽。以解放工农为口号,骗取工农为他们火中取栗夺取政权,最后把工农掠夺得精光。真是天下第一大骗子手笔!

董鼎山:美国新闻界一颗巨星的陨落

谁是A.M罗森索( A . M . Rosenthal )?他是刚去世的前《纽约时报》总编辑。他在美国新闻界的声名是传奇性的,被人称道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新闻就业者,在“时报”当了十七年总编辑后,他的大刀阔斧改革大大影响了全国各地的日报性质。他的最大成就是于一九七一年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所谓“五角大楼文件”是当时国防部规划越战的秘密文件,它的公开于世,更揭露了越战处理不当内情,终而造成了民间反战热潮。当时尼克松总统政府向法院起诉“时报”而败诉,“时报”声名大震,罗森索成为支持反战运动者的英雄。由于“时报”揭露尼克松处政内情,共和党保守份子恨之入骨,它因而负上“为敌仗言”的“左派报纸”称号,至今还受右派人士攻击。

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报声名大震

其实罗森索本人是个政治保守人物,一向认为越战乃是反共神圣战争的一部份,但是他的新闻职业道德不容他隐瞒事实,这就是他作为新闻职业者的伟大之处。当越战最烈,人民反战情绪最高期间,他有勇气发表对政府不利的国防部秘密文件。当时他曾说过一句话,成为新闻业箴言:“有重要事情发生之时,保持缄默等于是说谎”。而新闻职业的最大信条是:说真话,不渲染,不偏不倚。思想保守的罗森索的受人景仰,乃是因为他奋力保障新闻自由的作为。五月十四日在纽约一个犹太教堂的葬礼中,许多好友,包括政治、新闻界著名人物都出现了,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保守思想界最著名的“国家评论”创办人威廉.勃克莱。

罗森索乃是有“穷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大学产物。该大学也是后来扬名的所谓“牛康派”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纽约知识份子群”起源地。一九三、四十年代的纽约市大学生多来自贫苦犹太移民家庭,到了七十、八十年代,这些人物多在右派文化、政治界扬名。纽约市大仍保持其学术思想自由本色。当时在校内与文化界社交场合中,我曾与罗森索数度握手谈话,我对他的成就虽十分景仰,却不能接受他待人接物的一股傲气。他在新闻职业界以高傲、严峻态度闻名,他的下属都对他有三分惧怕,但对他的大胆无畏、严格保护新闻自由的勇气则拜服得五体投地。

“时报”就是在他的羽翼护理下成长为一份更受人尊重的言论公正刊物。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时逐日阅读报载(“华盛顿邮报”也同时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的兴奋之情。文件全部达七千多页,一字不缺的刊载历时数日。编辑室后来传来一宗笑话,“时报”主人说要在决定发表之前先阅读一下,罗森索用一购货推车满载沉重文件而入。老板大笑,知难而退。

记者文笔之生动无出其右

秘密文件乃是当时在国防部工作的一位文员偷印后私下交予“时报”记者。此人名丹尼尔.埃尔斯堡( Daniel Ellsberg ),因为反对越战,认为把官方谎言揭穿乃是他作为公民的义务。后来他被政府起诉,打了长期官司,在世界扬名。记者尼尔.希汉( Neil Sheehan )也因此成名。他们二人是在越战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

“时报”在收到文件后,为防止秘密外扬,由罗森索指定一个编辑小组,在旅馆中租一套房,日夜进行编务,对报馆同事也保持秘密。到新闻公布的一天,全国震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件新闻大事。

任何报纸发表这类秘密文件,皆负有极大风险:一、是否会被处罚款,甚至坐牢?二、读者是否会误认为报纸犯了卖国行为?三、报馆会否因此而破产?报馆上级在讨论是否应该发表之时,争辩热烈,罗森索认为政府犯错,力主发表,报主同意,情愿亏本也要保持新闻业的真谛。此案自尼克松政府向法庭起诉“纽约时报”透露国家秘密后,层层失败,直到最高法庭,判定新闻自由不准政府干涉。此后,新闻业更负起督促政府的责任,而“纽约时报”占了美国最重要民间喉舌地位。

罗森索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廿一岁大学时期,他开始出任“时报”驻校记者,于次年(一九四四年)被聘为正式记者,当时因“时报”记者纷纷服役作战,缺少人才,四年后即成为最出色的纽约新闻采访员,二年后他被升为驻联合国记者,写了好几篇采访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独家新闻而成名。一九五四年“时报”派他进驻新德里,他的报导不久即获美国驻外记者协会奖状。一九五八年他被派波兰,又因采访东欧诸国而扬名。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注意到他的文章。我读“纽约时报”已五十多年,很少看到新闻记者文笔如此出色(今日我想到曾驻北京、现写专栏的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D . Kristov ),他的生动描写一下子就把读者牵入内容或是枯燥的故事中。

改革创新纽约时报成为全国榜样

一九六三年,他在日本驻了两年后被召回升任本市新闻编辑。从记者成为编辑,他的才能更为显然,极受高级编辑部欣赏,于一九六六年升为助理副总编辑,一九六八年升为副总编辑,终而于一九七七年升为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周游各国,与驻当地的本报记者联络并结识各地政界要人,有时写些杂志报导并发表有关新闻自由的演讲。

罗森索掌了编辑大权后,就大刀阔斧的改革“时报”的外观与内容,务要将一份老气横秋、墨守成规的报纸转化为更可迎合年轻一辈群众趣味的读物,他的目标是提高新闻报导的可读性,因而可增加读者与盈利。当时的星期日报纸与特刊乃是“独立王国”,另设部门主持编务。他的第一行动是把星期日报纸收回总编辑室,另将日报原有的两个部份分展为四个部份,除了国际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商业新闻之外,另辟一部,每日不同:星期一体育特刊,星期二科学知识,星期三生活家庭;星期四家庭装饰,星期五周末娱乐。同时星期日报纸也扩充了旅行、地产、商业、艺术与逍遥、教育、卫生、时装各种特刊。

如此一来,销路果然大增。但是也有人批评“时报”变为充满软性特写的杂志型刊物,有损它的新闻报告严肃的名誉。但是对读者与广告商而言,“时报”的创新新带来一阵新鲜空气,也成为全国各地日报模仿榜样。

一九八○年罗森索一度创设“时报”全国版,在芝加哥出版,于全国发行同日新闻,此举后来因电脑网络的发达而未成功。在编务方面,他扩大了国内国外新闻部门人员,并扩充了华盛顿分处的编辑部,也着重了纽约市外郊区新闻。在他任总编辑期间,“时报”一共获得二十四个普立策新闻奖。他自己于一九六○年早期记者时代也曾获得了国际报导普立兹奖。独揽大权之后,罗森索统管了“时报”各级有关新闻采访与写作部门,他所不能干涉的是社评版、专论版以及广告部。他在舆论界的声威受到政治、商业、文化各界尊重,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主编人,惟一可与他在声名上相抗衡者乃是揭穿“水门丑案”的“华盛顿邮报”当时总编辑本杰明.布拉德莱( Benjamin C . Bradlee )。

批评中国文章董乐山大为赞赏

罗森索处理下属的方法是有功必赏,有
过必贬,今日新闻界许多名人都是他所提拔出来的,有的是名编辑(包括今日总编辑 Bill Keller ),有的是名作家。钦慕他的人很多,批评他的也有,以为他的高压性独裁手段与傲慢态度只能引起许多下属气馁,或受委屈而辞职,前往他处发展。

罗森索于一九八六年退休后,继任总编辑者乃是前社论版主编麦克斯.佛兰克( Max Frankel )。佛兰克自己于一九九四年退休,在五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批评了罗森索对下属态度过严,他自己采取和婉态度,但是他的成就不能与前者相比。

退休后的罗森索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替“时报”写专栏。突然间他在发表意见上好像获得解放,把他保守思想完全抒发出来。当编辑时,他受新闻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束缚,不能参与个人意见,现在写专栏,他可尽量表达自己对政治、时事、社会的看法。罗森索对美国新闻业最大的贡献是他能保持“纽约时报”的公正不偏立场,不受他自己私人偏见影响。他的最后一篇专栏发表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罗森索特别看重人权问题,某次他写了一篇批评中国大陆与古巴剥削人权情况。我还记得我的弟弟董乐山读到后大为赞扬,在信函上与我讨论。当时正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执最烈的时期。我在信中偶然提及,罗森索毕竟是犹太裔,惟一缺点是把以色列视为十全十美。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我们一对以色列有所批评,就立即被他指为“仇视犹太”( Anti-Semetic )。我以为罗森索如也能把以色列缺点指出,就不愧是个纯粹正义人物了。乐山回信指我“为中共张目”。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只证明世界没有完人而已。

【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于纽约】

读书: 恐惧之邦

近来看了一本小说,名为State of Fear,作者为Michael Crichton(中译为“恐惧之邦”,麦克.克莱顿着(或译米高基里顿),洪兰译,台北远流出版)。Michael Crichton是笔者颇喜欢的一个作者,他的小说以科技为蓝本(此与他是医学院毕业有关),而且往往就人类利用科技干预大自然作出反思,有暮鼓晨钟之效(此亦可能与其考古人类学训练有关系)。

Crichton的故事特式在于其情节的描述,作者擅故事分为不同的段落,就似是电影中不同的章节,而在描述的过程中作者就化身为旁边的摄录机,将主角的行动、周遭的反应及身处的环境一一仔细地描绘。阅读其小说,脑海里不其然就会将故事情节幻想成一幕幕电影影像(当然,作者的设定必然是西方白人,加上耳濡目染下,脑海中出现的会是汤告鲁斯、尼古拉斯基治等人,要幻想成李连杰、梁朝伟、成龙总觉不是味儿)。

Crichton并非一个擅于进行人物性格素描的作者,所以其故事角色会较为平面,而故事的张力亦并非沿于主角的性格或与其他角色的冲突。Crichton最擅长的是以科技变异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及悬疑性,如他的上一部作者奈米猎杀(Prey)中,他便利用一系列杀人事件作为序幕,透过抽丝剥茧的过程,最终以纳米变异成为杀人工具而吸引读者追看。Critchton另一常见的技俩便是为故事设下时间界限,主角必须在指定时间内闯过难关,完成任务(以上两部作品为例,一级空难(Air Frame)是在有限时间内查找空难原因,而时间线(Timeline)则以有限时间找回时空穿梭装置,返回现代),以增加其故事的紧凑性。这点亦与达文西密码作者Dan Brown相似,Brown所写的三本书,都是以时间限制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达文西密码主角要与时间竞赛寻找凶手、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则要在新教宗选出前,找出“光照派”(信奉科学的激进组织)、而他的第一本著作数码城堡(Digital Fortress)则是双重时间限制,既要在有限时间破解密码,以防止黑客入侵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超级电脑,主角亦同时要查出一名科学家之遗物所在。

由于Crichton之作品电影感强烈,故事紧凑,所以他有很多部作品均已被改编成电影,兹列出如下(按小说出版年份排序):
The Andromeda Strain(1969) (港译“天外细菌”,1971年,环球出品)
The Terminal Man(1972)(未知有否在港上映,1974年,华纳出品,Mike Hodges导演)
The Great Train Robbery(1975)(港译“火车大劫案”,1979年,United Artists出品,辛康纳利主演,Michael Crichton导演)
Eaters of the Dead (1976) (电影The 13th Warriors,港译“杀战风云”,1999年,Touch Stones Picture出品,安东尼奥班达拉斯(Antonio Banderas)主演
Congo(1980)(港译“刚果惊魂”,1995年,派拉蒙出品)
Sphere(1987)(港译“深海圆疑”,1998年,Baltimore Pictures and Michael Crichton出品,德斯江荷Jurassic Park(1990)(港译“侏儸纪公园”,1993年,环球出品,史提芬史匹堡导演)
Rising Sun(1992)(港译“旭日追凶”,1993年,廿世纪霍士出品,辛康纳利主演,Philip Kaufman导演)
Disclosure(1993)(港译“叛逆性骚扰”,1994年,华纳出品,米高德格拉斯、狄美摩亚主演,Barry Levinson导演)
Lost World(1995)(港译“迷失世界”,1997年,环球出品,史提芬史匹堡导演)
夫曼、沙朗史东、森美积逊主演,Barry Levinson导演)
Timeline(1999)(中译“时间线”,2003年,派拉蒙出品,Richard Donner导演)

用了这么长篇幅介绍Crichton著作后,要回到关于本书“恐惧之邦”的感想。Crichton这本小说与之前小说不同之处,乃在于他在这本小说中所呈现的浓厚政治批判立场。小说惯常地以一宗美艳杀手在巴黎海洋实验室杀死一名研究生,然后取走及删除了电脑内关于波浪运动的资料作为开端(一个典型美国电影的开场,不知Crichton脑内是否同时想像了该女杀手的主演人选)。然后在一连串阴谋、谋杀、冒险的过程后,作者在解开种种谜团的同时,亦带出了一个讯息:“温室效应”只是一个电脑模拟的预测,并非全然是科学推论的结果,个中存在了很多假设、过度的推断、讯息建构过程中的排斥和偏听。而故事中的歹角,便是希望利用炸药于一国际环保会议期间引发一场直卷美国的海啸,以能为“温室效应”讨论升温。

Crichton作品最令人欣赏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往往会为其小说背景进行大量资料搜集及文献回顾,其前作侏儸纪公园便是建基于混沌理论之上,同样地,在本书中,他亦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及数据,指出所谓“温室效应”,乃是近廿多年盛起的字眼,早在十多年前,科学界对于大自然气候变化分成两派,一派指出地球正进入了新的冰河时期,而另一派则指出地球气温会渐渐提高。Crichton在小说《恐惧之邦》中引用了很多的资料,指出现时地球上有些地方的冰川及冰块,仍然是逐年增加,而所谓温室效应所以能排众而出,形成独大的论调,实在是权力的结果,是政治──法律──媒体复合体下的产物。(Crichton更借用书中一名教授角色,将“危机”的出现及普及,与冷战的结束挂勾,指出危机是政府用以取代共产主义、核战争的名词,让人民继续服膺于政府控乮之下。

Crichton籍小说希望提出,不单是对“温室效应”的质疑及批判,他的野心更大──对现代社会各方面的质疑:
(一)科学的超真实—Crichton在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所谓电脑模拟气候变化,只是一个电脑模拟“游戏”,用数据来建立其真实性,用“估算”、“评估”取代猜测。归根究底数字所呈现的,只是或然率、统计数值,修过统计的人都知道所有统计都建基于大量假设,而且是有偏差。但现代科学却以数字建筑起一个新的真实,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当然参与其中的,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

(二)权力的产生:“军队-工业复合体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的驱动力,在真实的世界,过去的十五年,我们已经完全被新的复合体所控制,它比以前那个更强、更有渗透力,我叫它政治──法律──媒体复合体。它玫力于倡导人民的恐惧,用提升安全这个假面具在进行恐惧统治。”
“政治家需要恐惧来控制人民,律师需要危险来兴讼、赚钱,媒体需要可怕的故事来吸引观众。”“这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方式,用不断制造恐惧的方式使人们就范。”(528页)(这是傅柯式的权力分式)

为令读者明白他的苦心,作者还破天荒地在故事完结后,附录了“作者的讯息”,兹节录部份如下:

 我们对环境每一方面的了解都出奇的少,从它过去的历史,到它现在的状态,到如何保存及保护它。在每一次的辩论中,所有人都过度引用现有知识及过度跨张它的可靠性。

 自一八五○年以来(笔者按:工业化及都市化开始),地球温度就在上升,因为我们从四百年的“小冰河时期”走了出来。

 我们不能评估未来,我们只能预测,这些只是粉太平的好听话,我们真的只能猜,有资讯做背景的猜还是猜。

 目前这种几乎歇斯底里的担忧安全──食物的安全
、居住的安全──所有的心思都被安全占据,这是资源的浪费、人类精神的压迫,更糟的是它会导致极权主义。教育民众的需要已迫在眉睫。

 我认为所有的环境“原则”(如永续发展、预防原则)都是为了保存西方的经济利益,所以对开发中国家有现代帝国主义的成分在内。它是“我已经有我的了,我不要你去拿你的,因为你会引起太多污染”这句话的冠冕堂皇的说法。

 我认为人都是善意的,但是我对偏见、系统化的扭曲思想、合理化的能力、自我利益的伪装柔非故意行为的不可避免后果等的腐蚀效力,心存敬畏,因为它们的破坏力很大。

 我确定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确定。

刘国凯:“十年动荡”社会状况之列表概述

有朋友对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的文革史论书籍,其实我们买了也未必有时间看。你不如再写一篇只有几千字的表格式的介绍文革过程的文章,以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了解它的基本全过程。

   现谨听取这些朋友的意见,勉作以下表格。

   起止时间、

   阶段域名

   运动的社会内容

   1966年5月

   文革开始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从文化专制主义的文艺思想批判升级进入毛的中共高层清洗

   1966年6-7月

   刘邓“资反线”

   刘少奇、邓小平乘毛外巡之机,把毛的高层肃整(文革清洗)转变成矛头向下的“反右”运动。指示各地、各单位党委在一般教职员、机关一般干部、工厂工人中和大中学生中的抓“右派分子”。其间,刘、邓也狠心把各省市的中共宣传部长和一些大学党委书记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交帐。

   1966年7月

   “破四旧运动”

   主要是一些狂热的中学生走上街头改所谓有“封资修” 意味的店名、街名等,再发展至破坏历史文物、宗教设施。“破四旧” 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可参加。“破四旧运动”是“红色恐怖运动”的先声。

   1966年8-9月初

   “红色恐怖运动”

   由北京的高干子女为骨干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发动“红色恐怖运动”,任意抄家、打人、抓人游街、关入牛栏,大规模打死人。受害者为“黑五类”和各种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及资本家和文艺界人士。此风迅速刮向全国。各地都出现肆虐的贵族红卫兵组织。一场空前的血腥暴力永留中国人的记忆中。

   1966年8-10月

   “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上千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十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检阅。这些青少年学生还被允许免费乘车到各地串连。毛以浪费大量国家资财的做法去贿赂青少年,以煽起青少年对他狂热的个人崇拜。

   1966年10月

   文革第一转折点

   许多贵族红卫兵由于其父母从显赫的共产党高官跌入岌岌可危的走资派边缘,遂暗中对毛的文革清洗采取反对态度。毛遂抛弃贵族红卫兵,另行启用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其中典型人物为蒯大富等)。具体做法是把前阶段刘邓的第二次反右斥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在前阶段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学生都应予平反,材料当众销毁。

   1966年11-12月

   批“资反线”

   中共执政十七来人民群众首获扬眉吐气,把各级当权派推上受责问、受批判的地位。不但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恶行,而且揭发批判了他们以往的许多欺压群众的行为。在此期间还有限度地批判了贵族红卫兵赖以飞扬跋扈的的血统论。批判“资反线”为“人民文革”的首轮全国范围的表现。在此阶段群众开始分化。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出现。基本形态是与当权派关系较差的人群组成造反派、与当权派关系较好的人群组成保皇派。批“资反线”、批“血统论”是造反派的活动内容。保皇派对此持冷淡态度。

   1966年12月下半月至1967年1月初

   反革命经济主义

   被毛共当局称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大潮急剧席卷全国。这是群众乘各级共产党官僚被群众责问、批判之机提出的各种基本合理的经济要求。此大潮很快被毛共压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是“人民文革”的第二波全国范围的表现。

   1967年1月

   “一月夺权”

   毛的文革清洗蓝图正式展开。毛内心设计的做法是先让群众夺各地高官的权,让高官们都“靠边站”了。再由毛审定,筛取自己认可的高官复出执掌权力。

   1967年2-3月

   “早春镇反”

   毛指示各地军方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在毛心目中积极夺省市委权的造反派是“左派”,尽管它的政治成分较差。但各地军方却根据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判定积极夺权的造反派是“反革命”、是“右派”。而政治成分较好、对夺权持审慎态度的是“左派”。于是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军方都对造反派实行了镇反行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扫射,打死打伤三百多名造反派群众。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1967年4-5月

   “暮春平反”

   由于毛感到自己文革清洗目标尚未完成,造反派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造反派就此沉寂下去,遂批评各地军方犯了错误。提出要给在“早春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于是造反派在全国死灰复燃,并把矛头指向军方,开展了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要求军方平反,释放在押者的运动。在广州有著名的“五三绝食要求释放项明”的事件。这次全国范围的反政治迫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是“人民文革”第三波全国性的表现。

   1967年6-8月

   “武装抗暴”

   军方绝不像刘邓那么容易就范。他们纵容、怂恿、挑动、或操纵、指使、武装保皇派进攻屠杀造反派,挑起大武斗。造反派奋起自卫。造反派在大武斗中的抗暴自卫是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第四波表现。从“暮春平反”到“武装抗暴”,造反派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一些省市的保皇派瓦解,如湖北、四川;一些省市的保皇派式微,如两广。

   1967年9月

   运动第二个转折点

   毛觉察到造反派虽积极听从其号召夺省市委的权,但另有愈来愈多不听招呼的行为。保皇派虽行动保守迟缓,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政权真正的社会基础。故急速改变前阶段划分造反派、保守派的做法。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开始压制造反派,扶助保守派。

   毛还强烈申述其干部政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可重新站出来工作。这等于否决了造反派所积极投入的“一月夺权”。

   1967年10月至1968年6月

   混沌时期

   在此阶段毛致力于恢复共产党的统治秩序。用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来重建共产党政权。“革命委员会”以各地军方首脑主导;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参与;群众组织代表作陪衬。保皇派对此政治结构完全接受,造反派则极力予以阻扰。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原有统治秩序的恢复。而恢复之后他们一定会遭到清算。反对恢复原有统治秩序最激烈的人群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形成以湖南“省无联”为代表的“极左派”。其核心观点是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形成了新生红色资本家阶级,应予整体性的打倒,再采用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来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各地的“极左派”被毛、周共同重新定为“极右派”,并在1968年初予以严酷镇压。

   由于造反派的极力干扰,致使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延宕,或即使成立也权威不足。在这个长达大半年的混沌期间,民众乘机提出了许多争取自身权益的要求。如各地都有1963-1965年的支农青年要求回城生活就业的事件。广州还特别有持证工人事件、组劳人员事件、工读600事件、晓兵绝食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以大字报来诉说,和集会游行示威绝食来强烈表达。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是“人民文革”的第五波表现。而以湖南“省无联”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文革新思潮”则是“人民文革”的峰尖。

   在此期间,某些造反派得胜的省市,如四川、浙江,造反派发生分裂互斗。是为造反派不足称道的历史。

   1968年7-9月

   大镇压

   毛认为他的文革清洗已基本完成,造反派可予以鸟尽弓藏。但造反仍不听招呼,愈来愈有脱轨的行为,“人民文革”大有蔓延之势,毛感到必须予以遏制。而各地军方早就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于是在1968年7月,毛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允许军方镇压造反派。在两广表现尤为剧烈。广西还发生大量造反派被屠杀后再被挖心肝烹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接着在8月,毛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扫荡平民造反红卫兵。这些都标志着“人民文革”被镇压。1968年8月下半月毛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9月7日,北京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十万人庆祝大会。这两项说明毛的文革清洗已经大致完成。

   1968年10月至1969年全年

   “清理阶级队伍”

   从1968年10月到1971年10月,进入长达三年的对曾经造过共产党统治秩序反的民众的反复清算、迫害。1968年10月至1969全年是清算第一波。运动名称叫“清理阶级队伍”。说是原造反派组织中混有许多阶级敌人,要予以清理。许多前造反派成员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关押。主导“清理”者是由原保皇派骨干分子摇身一变而成的专案组、专政队

   1970年全年

   “一打三反”

   这是清算造反派、镇压民众的第二波。比“清理阶级队伍”更严酷千

   百倍。它不是由专案组、专政队来揪斗、殴打,而是直接由恢复起来的公安机关进行逮捕和处决,乃至大规模处决。广州一次曾就处决一百另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揪斗关押判刑的原造反派头头骨干,都在此次清算中重新判处死刑,予以处决。

   1971年全年

   “清查五一六”

   这是清算造反派的第三波。主导清查的不是“一打三反”时的公安机关,而恢复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各单位的专案组、专政队。其手法与“清理阶级队伍”同。“清查五一六 的残酷程度全国不一。在广东比较轻微,但在北方某些省市,其严酷程度超过“清理阶级队伍”。许多前造反派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严酷对待,以至产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革命可分解为毛的文革清洗、官方的文革镇压、民众的文革反抗(人民文革) 。文革清洗和人民文革都结束于1968年夏,而文革镇压则一直延续到1971年底。

   1972年至1976年

   高层内斗和社会

   相对宽松的时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571工程记要”公开后,连续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消退1972年职工获普调工资一级。下放干部开始陆续从干校回机关。知青开始有回抽迹象。整个社会气氛趋向有限宽松。“批陈整风”之类的高层内斗发生在江张集团和老官僚集团之间。1974年毛江曾想把“批林批孔”导向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群众反应冷淡。这是因为毛非但在1968年夏把造反派民众推出当替罪羊,而且还让复旧官僚和军方在1969至1971年对前造反民众进行反复清算迫害,致使昔日的造反派民众不但不再忠于毛,而且对毛有着愈来愈多的怨恨。这怨恨不敢直接表露,就移植在江张集团身上。于是江张集团在中国愈来愈孤立。它不但面对老官僚集团的威胁,而且失去群众,无论是昔日的保皇派还是昔日的造反派都反感他们,而支持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1976年10月

   十月政变

   原属毛集团的汪东兴、华国锋基于老官僚势力的深厚;基于江张集团行为乖张难以合作;基于体察到江张集团已全失民心,基于控制最高层中枢的便利,勾结老官僚集团,在毛刚逝世未周月、尸骨未寒之际,就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是为十月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