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普:文革是一场邪教大骚乱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四十周年,是文革结束的三十周年。现在回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看看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廖沫沙说对了一半。他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u一u,叫做“文化大革命”。他不愧是个老编,但是,否定的叙述不能说明事物的性质。我这位老师和老友不能不受原文的限制。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阵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甚嘛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摆佈。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我只讲两件事,我同那两件事的受害者都很熟。

一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了。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检阅红卫兵。有一次,一个中学女生代表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乎,一些女中学生在腰上系上一条宽皮带。卞仲云就是被她自己的学生,一些身为中学生的女孩子们,用这种“要武”的宽皮带打死的。卞仲云和她的丈夫都是我的朋友。她的丈夫王晶尧曾经是新华社的一位编辑。文化大革命提倡野蛮,提倡凶残,越残酷越好,越血淋淋越好。这才叫“革命”。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妒寣C”

另一位我熟悉的人是中南局书记之一的金明,调来中南局之前是国家财政部的第一副部长。毛泽东命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中南局的干部斗争金明,有人说金明爱玩古董,爱收藏古瓷器和古陶器,斗争金明的时候就把几个粗陶瓷痰盂挂在他脖子上。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个教主。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小喽啰。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江”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惮。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咬谁。”

这四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直到把这四个大弟子抓起来,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人们习惯於服从权威,习惯於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惮。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於跪在他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於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枭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於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制定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刘晓波:“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单刃毒剑》之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四“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力军力的提升及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高官出访时的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收购西方公司,…… “中国崛起论”风靡于西方,中国民族主义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国人越来越陶醉于中华帝国复兴的幻觉和庆典般的话语狂欢之中:中共高官、御用精英和爱国愤青们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的世界霸主。

于是,姚明进入美国NBA打球并成为“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

所以,许多精英呼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比如,中评社香港评论员钟维平在《崛起的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下去?》一文中(见凤凰网05-07-30),开篇就说:“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无须躲藏,无须隐瞒,无须害怕,无需解释。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光明磊落的、是和平的,过来的路程是这样走的,未来的道路也将这样走下去。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能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吗?”该文结尾是高调大抒情:“中华民族之崛起,是百年之梦,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中国不可能退缩。和平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大道,中国一直走下去吧,不要停步!韬光养晦,不是要躲藏起来,不是要停止发展。韬光养晦,是要用和平的、发展的、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

实际上,“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风行世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舆论的制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西方人的夸奖和警惕,都在无形中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让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们进入飘飘然的仙境。御用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官方操控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中俄将举行的大型军演,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

最近,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不久前,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出专刊,来谈论中国的崛起。前者的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后者是以大陆影星章子怡作为封面,暗示着“中国热”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中国的众多媒体曾转载德国之声2005年9月7日的文章,标题居然是:“UPenn著名教授语出惊人:中国是西方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流行。特别是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向西方媒体发表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攻击的言论,不仅在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响,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名之。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各国并不一致,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希拉克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热衷于建立反美联盟,在欧洲拉住德国和俄国,在亚洲拉紧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经贸利益,在涉及到中共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的大额订单使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希拉克对中共的献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闹别扭,他与美国较劲,与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兴奋异常,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二战前,罗曼。罗兰等知识名流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原教旨主义革命充满热情。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它们只看重在中国的发财机会,比如,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一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提升了对民众的知情权的限制,加强了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另一面强化着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中国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知情权匮乏和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让毛泽东及其中共由陕北小山沟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区别只在于,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江泽民,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使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

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法轮功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然而,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国人大都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事先的指令和安排,面对公众和记者的发言,也必然会进行下意识的表演,掩饰内在的利益动机。所以,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人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民族。

这种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狼羊—主奴人格”:遇强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极端自卑,甘作奴隶且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便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而一个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对独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诺诺。那些已经开上好车、住进豪宅、吃尽大餐的国人,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现代人生活而是坐稳了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生活。

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样,教育着、规定着、恐吓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放牧着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摇篮日新月异,羊群的牧场日益丰盛,但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虚幻的歌舞升平娱乐着、也毒化着国人的灵魂,用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实力,更谈不上二十年后成为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如果说,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论”,尽管基于危机意识,但有点儿危言耸听;那么,中国人陶醉“中国崛起论”,就是过于盲目而轻浮的自恋。现在,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狂热,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心态,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为危险的是,一旦中国人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就会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和平崛起”的许诺也就很容易变成“战争崛起”。

反美反和平演变和在政治上拒绝西化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独裁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独裁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所以,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分裂形象,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和利益的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暴虐统治的方便说辞。而中国人的分裂而犬儒的反美姿态,既不利于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社会转型,更不可能让“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余 杰:萨达姆之死与扭曲的同情心

 

伊拉克政府处死萨达姆之后,中国民众反应如何?

日前,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公布了对该问题的民意调查。此次调查采取电话访问形式,抽取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一千名公众。当问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否合理?”时,百分之三十二的被访者表示非常不合理,百分之五十一的被访者称“不合理”,百分之十一的被访者认为合理。当问及“您怎样看待伊拉克政府处死萨达姆?”时,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访者表示,此举显示了美国政府充当世界警察;百分之二十三的被访者认为,这充分显示出美国政府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化的意图;百分之二十一的被访者表示,这一做法显示美国希望通过干预他国事务中牟利。百分之七十四的被访者认为,伊拉克政府处死萨达姆,不但不能促使伊拉克的长期稳定,可能还会引起更多的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

这一调查结果只能说明中共的反美宣传和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不能说明中国民众多么有正义感和对国际问题的洞察力。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从一个卖国成性的政权摇身一变而成为“爱国先锋”的角色。当局的宣传机构效仿当年希特勒的伎俩,以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来凝聚日渐散去的民心。由于中共掌控了所有的媒体和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大小教育机构,所以中共的这一阴谋能够得以顺利贯彻。对内,中共当局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国崛起”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对外,中共则需要制造出一些同仇敌忾的“敌人”来,也就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以此来转移民众对政权贪腐暴虐的严重不满。

那么,谁适合充当“敌人”的角色呢?首先,当然是在近代历史上与中国有过血海深仇的日本。在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之下,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乃至上演了暴力围攻日本使馆的闹剧。中日关系未能像法德关系一样“相逢一笑泯恩仇”,固然与日本方面未能深切反省历史有关,但更是中共政权故意诱导民意的结果。其次,则是渐行渐远的台湾。国内媒体将台湾描述得一团漆黑,根本无视台湾的民主成就,而以“武力统一台湾”为号召,网络上更是时时出现以核武器攻击台湾的“豪言壮语”,一向心细如发的网络警察偏偏对这样一些穷兵黩武的言论网开一面。再其次,便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了。中国昔日也曾有过汉唐盛世,也曾如同今日的美国,居高临下地对别人指手画脚。今天雄风不再,自然是看不惯作为“新贵”的美国。中共当局故意淡化中美之间根本价值的分歧,即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分歧,而将美国描绘成凶神恶煞的霸王的形象,很容易招致民众对美国的深切不满。而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愤青们,每当论及国内的诸多不平事件时,皆噤若寒蝉,因为他们知道得罪当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每当谈及美国及国际事务时,他们立刻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信誓旦旦地要充当本?拉登、奥马尔和萨达姆的亲密盟友,因为他们知道骂美国会获得“今上”的欢心。不过,他们也就是过一下“嘴巴瘾”而已——当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新左派”们发表了一份“抗美援伊”的宣言,声称要组织义勇军赴伊拉克,“与伊拉克人民并肩作战”。但自始至终,我却没有发现一个人真正成行。

此一调查问卷的设计,显然是存在着明显的、有意的误导。这些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用意的恶意揣度,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明明是今天合法成立的伊拉克政府主导的对前暴君萨达姆的审判,却被某些人想像成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想像力何其丰富也。中共当局不是公开承认了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并互相派驻外交人员了吗?为什么又要在背后耍这些见不得人的花样呢?既然你们认为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是美国的傀儡,你们为什么没有胆量干脆就拒绝承认它呢?还有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我不知道美国现在究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国内矛盾”。

近年来,我多次访问美国,所见皆政通人和。虽然许多百姓批评布什政府的保守政策,但布什政府绝对还没有到要把这些批评引到伊拉克的地步。说起“国内矛盾”来,国内矛盾最大地方的不是美国,倒是中国自身,看看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工人,以及占总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既没有劳动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的普通百姓,再看看一夜暴富、富可敌国的官商们,以及近期一起接一起的灭门屠杀案件,哪里的国内矛盾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呢?还有更可笑的一个谎言便是: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牟利。换言之,美国借此强占伊拉克的石油。由于国内民众无法获得真实的资讯,故而对此似是而非的说法信以为真。其实,战后美国从伊拉克购买的石油的数量,仅仅占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百分之二三,而且是从国际原油市场上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的,既非直接从伊拉克强行购买,其价格也不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石油进口国低廉。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其石油的人,根本不了解国际原油市场的运作方式。无知便导致了胡说。

萨达姆被处死之后,国际社会对此有诸多不同看法。有人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对死刑者,所以他们会严厉批评对萨达姆执行死刑。我可以理解在价值多元化的西方出现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国内,则有许多自作多情的“同情者”,国内媒体也单方面地报道此种反对言论,我没有在国内的媒体上看到过一篇支持对萨达姆执行死刑的文章。一时间,同情萨达姆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尚,人人都抢着来穿一穿这件新衣裳。不久前,《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萨达姆被绞死伤害了“文明”》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做法“重蹈了以野蛮对付野蛮的这一古老覆辙。如此,只会让文明世界再一次沦为一个野蛮的斗兽场,只会让文明世界被血腥的丛林法则一步步彻底支配”。这是一种典型的是非善恶不分的论调。如此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便法西斯势力日渐嚣张,即便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剧不断上演,我们为了避免重蹈“以野蛮对付野蛮”的覆辙,就不必拿起武器来与之对抗了。那么,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便都是多此一举了,既然屠杀了数十万平民百姓的萨达姆都应当被大度地“宽恕”,那些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犯们是否也应当被无条件地宽恕呢?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众多的国人要对日本官僚参拜设有甲级战犯名册的靖国神社感到义愤填膺呢?难道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的中国人便是“人”,而被萨达姆屠杀的伊拉克人便不是“人”?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犯下的是“罪”,而萨达姆犯下的便不是“罪”?难道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凶手仍然是“凶手”,而刚刚杀戮过的、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便不是“凶手”?这是一种何等怪诞的逻辑啊。

宽容是必要的,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邪恶的宽容、对屠杀的宽容、对不宽容我们的人的宽容。我认为,对萨达姆执行死刑、对皮诺切特辗转数国的漫长审判,以及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它们不仅没有伤害“文明”,反倒捍卫了文明的底线。未来的中国,也将实施类似的审判,比如对天安门大屠杀的责任人的审判。虽然最高决策者、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已经魂归地狱,但他们仍然要接受缺席的审判。假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那些具体执行杀戮命令的高级将领们都还在世,他们更将被推上审判席,曝光于全民面前。我个人是温和的死刑的反对者——反人类罪除外。对于那些犯下了反人类罪的专制政权的大独裁者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诸如北韩的金正日、缅甸的丹瑞、古巴的卡斯特罗、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奥马尔、基地组织的本?拉登等人,倘若他们被缉捕归案,经过公开公正的审判之后,由国际法庭处以死刑,我个人举双手赞同。因为,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邪恶的宽容,对人类的尊严的侮辱和对人类的自由的漠视。

中国是同情萨达姆的人最多的国度,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将萨达姆当作英雄来看待。这种扭曲的、奢侈的同情心和“英雄崇拜”多少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人们崇拜和同情四面楚歌、告别虞姬的楚霸王,却忘记了项羽昔日杀戮过多少无辜的百姓,包括自己的兄弟姊妹在内,这就是中国式的泛滥的、也是虚假的“同情心”。如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同情心过剩的时代,恰恰是一个同情心无比匮乏的时代。中国人的心灵其实比任何国家民族的民众的心灵更加干枯和冷漠。那些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家伙纷纷撰文表达对萨达姆的同情,却从来没有同情过那成千上万的被萨达姆杀害的伊拉克民众。那些无名的大众,那些不过是要吃一口饱饭的工农、那些不过是要说一句真话的知识分子、那些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的贞洁的姑娘,最后都惨死在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屠刀之下,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同情过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如果说同情伊拉克人过于遥远,那么他们是否同情过身边的同胞呢?被中共官僚及其子弟奸污杀害的黄静和高莺莺,至今冤案仍然不得昭雪,行凶者仍然逍遥法外,她们的亲人眼泪都哭干了,我却没有发现有多少同情心丰富的人物去关注这些卑微的、凄惨的灵魂。在我们身边,像黄静和高莺莺这样的遭遇的同胞多如牛毛,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里,数以千计的冤屈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难道萨达姆比这些悲惨的同胞更值得同情吗?

原来,同情也是可以作秀的。

只不过,这种拙劣的表演只能感动表演者自己,我一眼便将其看穿了。

——二??t

秦 耕:极限写作:公民的言论自由之“矛”与政府的言论控制之“盾”

 

矛与盾的复杂关系

这个题目是从张千帆博士的《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的一段话演化而来的,其实张博士的原文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想象为公民的“盾”,而把宪法允许的(对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权力设想为政府的“矛”。因此,法院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公民的第一修正案之“盾”究竟包含多大的言论自由、且这块盾牌究竟多么坚固,来抵御政府出于实际需要而控制或惩罚言论的“矛”(见《西方宪政体系》上册3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张博士研究的课题是西方宪政原理,他当时在美国的法律环境下写作自己的学术著作,因此他从这段话开始立论并无不妥。但我的写作是在中国语境之下,因此我就把他的说法颠倒过来,使言论自由与言论控制的矛盾关系更切近中国现实,写成了现在这个题目。根据这个题目,我把政府作为持盾的一方,圈占和控制着广阔无垠的言论自由空间,把公民作为执矛的一方,在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的试探盾的坚固程度,为言论自由寻找狭小缝隙。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用抽象性、概括性的文字取消了立法机关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的权力,进而,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宪法解释性判决,把第一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联邦各州,这就为美国的公民言论自由构筑了一面巨大的保护盾牌,使他们在“无法律限制”的条件下享有最广泛的言论自由权;而政府则像持矛值夜的孤独武士,对出格的言论自由进行软弱无力的惩罚,且只能以个案方式和事后追惩方式进行,偶尔被矛刺到的公民一方,还可以诉至法院直至联邦最高法院,由法院最终判决“盾”胜诉还是“矛”有理。更重要的是在矛与盾的诉讼过程中,还有独立媒体进行全程报道,使公众也可以参与到矛与盾的博弈进程中来。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宪法不保障的十八种言论自由》,这肯定是一个对美国法治缺乏了解的人写的,他的题目用了一个全称否定判断句式,给阅读者造成一种“凡是这十八种言论自由,在美国一律被禁止”的误解。事实上,这十八种言论自由在美国曾经被法院判决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但并非美国公民从此永远不得行使上述言论自由;法院判决某个案件当事人的具体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该判决的法律效力也仅仅针对本案的当事人,它并不能自动产生对所有行使了类似言论自由权的人的普遍约束力;判决作为法律,它在今后的同类案件诉讼中,可能被审理案件的法官援引为判决的法律标准,但也可能被放弃、甚至被推翻,做出完全相反的判决。彼时法院判决认为你的言论自由不应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而此时法院很可能又认为政府对你同样言论的惩罚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政府控制言论自由的权力,每一次行使都只能以作为的方式进行,而每一次行政作为,都面临被当事人诉至法院,再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这才是美国言论自由的真实状况,它并未立法列举十八种言论自由一律不得行使,也未立法保护一切言论自由。美国没有政府言论控制的“无物不陷”之矛,也不存在公民言论自由的“物莫能陷”之盾,在这种矛与盾的动态平衡中,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也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

记得007系列电影中的一集《明日帝国》,故事是明日集团的老板建立了一家传媒集团,故意在中英两国之间制造战争,然后他在混乱中支持中国军方的一个“陈将军”夺取中国政权,当占姆士。邦德问明日集团的老板在事成之后能获得什么利益时,他说,“陈将军”答应授予他中国新闻70年独家报道权。当然,这个明日集团的疯子的疯狂计划最后被中国美女特工和邦德联手挫败了,邦德自然与中国的美女特工也少不了一番缠绵。电影固然荒诞,但这个疯子的眼光却是惊人的,他在中国发现了一个单一的、高度垄断的言论市场,只要获得政府授权,他就可以独家垄断新闻市场。事实上中国的新闻市场的确由中共独家垄断,除过中共,无任何人可以参与平面和电视媒体的新闻报道、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业务,甚至连本质上具有全球开放特点的互联网也要独家垄断和控制。

在中国,共产党的立法机关为共产党的政府构筑了一面巨大的言论管制之盾,这是一面真正的“物莫能陷”的盾牌,这个盾牌组成了一道甚至比中国人为之骄傲的万里长城还要壮观的言论控制之墙,几乎把所有公共领域围困在巨大的高墙之后,由政府媒体独家垄断言论表达权,他人不得置喙。而公民从共产党宪法条文中拿到的言论自由之矛,却是“银样蜡枪头”,盾坚矛软,一方拥有“物莫能陷”之盾,另一方却是“无盾能陷”之矛,这且不说,在执矛持盾的双方之外,还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的司法裁判来决定双方攻防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合法,何况在中国司法本来就站在盾的一方,成为一张包裹在政府持有的“言论控制之盾”上的坚韧牛皮。

当文字成为一种冒险

记得多年前读过一位法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巴黎的春天》,其中写到一位法国作家与一位苏联作家商议共同编辑一份报纸,每日用法、俄两种文字在巴黎和莫斯科同时出版,为此他去莫斯科洽谈,结果一去不回。两个月后妻子才收到他从莫斯科的来信,作家在信中非常激动的宣称,他要留在莫斯科不回来了,因为在那里生活十分刺激,每时每刻都在冒险:你说的每句话、你走的每步路、甚至你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而与巴黎那种随心所欲的颓废生活相比,简直精彩千倍万倍!

多年之后,我忘记了这部长达三卷本的小说内容,甚至连作家名字也忘记了,但对其中的这个情节仍然记忆犹新,可见阅读时给我造成的震撼多么强烈。面对中国这种“盾坚矛软”的极端不对称的写作困境,中国作家们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都是一次真正的冒险行为,当你用手指敲打键盘从一个字母跳跃到另一个字母,或握笔在稿纸上写出一个个汉字时,你其实已经在历险了。在极权时代,文字历险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在后极权时代,这种文字历险虽然不一定以失去生命为代价,但仍然要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的自由写作也许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写作,非但不能从写作中获得世俗荣誉或物质报酬,甚至还要丧失写作的权利和肉体的自由。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真正意义的自由写作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写作如果有,也只能是地下写作,是非法写作,就像地下偷偷生长的根芽,不敢破土而出;在互联网诞生之后,中国作家的自由写作才成为可能,但通往监狱之门也因此而对作家敞开,因为坚持自由写作立场、且公开进行言论表达的作家,接连被抓捕、被关入牢房,在杜导斌言论自由案之后,又新增添了更多因写作而遭到控罪的作家,现在已经可以列出长长的狱中作家名单,但仍然看不到这个名单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这就是中国作家当下的写作语境,控制言论空间的盾牌足够强大,强大让你无法自由呼吸,而能够与盾牌进行对抗的矛却软弱无力。但我关心的问题不是写作自由与政府言论控制之间的法律平衡,这也许是张千帆博士研究的课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关心的是作家在这种语境下该如何做出选择?是放弃写作、降低标准写作、还是坚持自由写作?如果选择坚持,又如何坚持下去?我本人就曾经选择了长达12年之久的连续沉默,这与其说是对压制言论自由的罢笔抗议,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奈。而更多的作家出于物质利益和世俗功名的需要,他们选择了放弃,即放弃写作的自由品格和触及灵魂,而这样降低标准的写作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当然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刘晓波几年来在互联网上的一系列写作,被公认是国内写作自由的最大极限,我称之为“极限写作”。有人曾经公正的评价这种“极限写作”:如果没有刘晓波等人的抗争,就没有他身后所开辟出来的“非军事区”,也就没有广大网友在互联网上的发言空间。的确,与其说刘晓波是作家,不如说他是自由战士,正是他几年来的文字冒险,才在他的后方为其他人开辟出了一片相对安全“非军事区”,使众多的写作者有了栖身空间和获得庇护的场所,其言论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豁免。我认为这个评价基本是公正的。我更看重的是刘晓波式的“极限写作”给人们的启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空间需要自由战士用文字冒险来来开拓。一个自由战士的“极限写作”也许风险巨大,但几个、几十个自由战士的“极限写作”不但有效耗费专制者的言论控制成本,更能有效降低文字冒险的代价;而更多的自由写作者的及时跟进,就可以再将“非军事区”永久巩固下来,成为公民权利的根据地。一旦某个话题成为人人可以自由评说的对象,专制者的盾牌就得被迫向后退却。

《明日帝国》电影情节之所以荒诞,就在于他并不了解中国的言论市场实际是由中共亲自垄断的,中共不允许任何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传媒经营,更惶论把新闻报道的独家经营权授予某家国外媒体。公民的言论权利不可能从某个冒险中突然获得,其实言论自由的空间只能在民进官退的长期博弈中获得。纵观英美两个国家数百年来言论自由的发展演变进程,就更加明白了。其实在英国公民言论自由之矛与皇权言论控制之盾的博弈中,也曾经付出过作家被送上绞刑架的代价。

文字的冒险是值得的,但文字冒险不但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

文字之外的冒险

言论自由空间的争取,不完全是作家的事,也不仅仅是作家才可以争取的。在作家的文字冒险之外,还有更多的参与自由之矛与专制之盾的博弈方式。

作为成文法国家的中国,自然不存在判例法国家美国那样的对言论自由逐案审查、具体言论具体分析的法律机制,使言论自由之“矛”与言论控制之“盾”的力量攻防,始终在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处于最佳动态平衡。我以为英美的普通法经验肯定有值得借鉴之处。在既缺乏大陆法传统的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也缺乏英美法传统的由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机制的情况下,中国的立法机关应责无旁贷的担负起立法解释责任,通过及时、准确的立法解释,使世界通用的公民言论权利标准,逐步进入下位实体法,比如“言论自由中性”原则、“煽动限于煽动使用暴力”原则、“确实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等等,使之成为对言论案件具有法定管辖权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不断扩张公民言论自由空间,清除共产党立法实践中受意识形态干扰而设置的许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性规定,这是当前中国迅速扩张言论自由空间的最有效途径。其次是承担涉及公民言论自由个案审理的具体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该面对言论表达的具体现实环境,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法律实际需要,不拘泥于现有刑法的个别生硬文字,应该根据宪法和其他实体法的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智慧判决,同时敢于排除其他组织和团体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操纵和控制,坚持独立审判原则,大胆判决。中国法院的判决虽不能成为法律,但一件两件直至多件对言论自由权利案件的保护性判例,无疑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虽说言论自由是一个“银样蜡枪头”的矛,而言论控制是“铜墙铁壁”之盾,但在共产党的司法审判实践中,仍然需要有“胜利之矛”来佐证法律的公正,如果所有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的判决,无一例外的以盾的大获全胜、以矛的锒铛入狱告终,使人们在“持矛执盾”攻防双方的关系中,看不到力量的动态平衡,在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看到的永远是压倒性的倾斜,那如何使人们相信宪法权利的可靠?如何使人们相信法律的公正?如何使人们相信这是法律判决而不是政治判决?如果言论自由的空间不能从作家的言论实践中和法院的判例捍卫中来获得,那007电影中的疯子的计划也许就并不荒诞了。

写于2004年8月3日湖北省高院就杜导斌言论自由案件二审判决宣布当日,改于2006年10月18日
首发民主中国

綦彦臣:浅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的中国特征

 

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右翼领袖哈贝马斯的一个学术论题,1973年其同题着作出版于德国。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即将崩溃,而是说,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与具有文化惯性的政治文明逻辑,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还十分强健,而以前所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哲学力量都低估了民主政治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可能的情况,资本主义成功地把经济危机的压力导进文化领域,进而借助着议会民主对公众实行精神束缚。

这种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存在问题的,但只有社会公众或曰工人阶级采取改良主义路线,才有希望消除资本主义的精神压抑。

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民主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或曰“特色市场经济”,实在是未熟而衰的资本主义结构。它的晚期性并没表明经济危机消解的迹象,反而是权力的破坏里积极地导入了文化领域,文化领域已经更加呈现资本主义晚期化。这个新“特色”,也正是“中国特色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一)国家或一个政党集团仍然以政治强力(political force)控制文化主导权,即仍局限于葛兰西的“阵地”观念。

由此,社会结构中一边是不规则的扭曲,“特色”也可以理解为非驴非马;另一方面,在不规则的结构中大量制度元素被抽走,如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有用的正直义理——“直言犯谏”、“天听民听,天视民视”,等等。

(二)文化控制的权力更加随机化,除了法律文本的故意缺位之外(如仍无《出版法》与《新闻法》),更多地导向文化法西斯化。

中国式的文化法西斯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宣传与暴力威胁,而是纵欲在虚无之上的哲学底蕴为黄色(广义的黄色)这种法西斯特征提供公众不得不接受的“视觉暴力”。或者说,能够让软性法西斯存在的文化环境就是:纵欲、虚无、价值失真。

如是,文化精英的政治流氓化与政治流氓的文化壳体化,就成为一种管制特色。想一下《黄金甲》的热播,比较一下《伶人往事》等的被“软”禁,就不难印证这点。

(三)真正的文化法西斯化的硬壳体是推出一种叫“国家文化安全”的政治概念。表面看来,它与软体文化法西斯不相干,甚至与一般庸俗化也相去甚远。但在本质上,它趋向于强化软体文化法西斯的市场“品位导向”,最后将与一般通俗化格格不入。

在软体文化法西斯无法充分表达政治诉求的情况下,“国家文化安全”的硬趋向之法西斯化将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整个文明的灭亡进程。它们的具体手法是:1,挤兑一般庸化,进行高调道德批判;2,迫使大众思想整体缺位,如故意使小说与诗歌作为形体而消亡;3,尽最大可能使大众远离哲学,失去思辨能力。

文化法西斯化的软体与硬壳趋向无法趋于一致的最后“文化人格分裂”,也是文明灭亡的先期信号。其更显着的特征就是让大量的知识膺品以学术通俗面目出现,从而使大众思想空间尽最大可能压缩,而又使纯粹学术最后沦为“落第举子”的状态。

以上理论虽然有高度抽象之嫌,但“事件”的印证性作用已经明显。“文化”的另一个有效词组,即“文化思想”在本质上将被阉割。因为“文化”加上“思想”,这个本质性构架,从来就不是说服公众与资本主义权力及社会之结构合作的。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中国这种没有民主制度为依托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经济制度之顶层上暴露了它的残酷性:其一,资产阶级借助政治工具的方便,会十分容易地压制任何言论而根本不致于统一行动层面上的反抗(上海的郑恩宠案的历史写照意义就在于此);其二,资产阶级对文化改进毫无兴趣,也毫无对公众的赎罪意识,中国慈善的缺位与许多名善实恶的行径,又“历史性”地作了说明。在整个政治文化构架中,即便学养很深厚的观察家也经常不无善意地将“资产阶级”(干脆就是权贵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等同起来。

这是个危险且危险系数一直在上升的学术塌坍现象。

回到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表征性转移方面来论,必然要判断出“民主经典之路”。不幸的是,在遍地“忽然中产”的叫唤声中,民主的温床即中产阶级及其权益诉求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们的权益本身就已经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卵翼之下了。那么,一场民众自我教育的“全体起立式的启蒙”,就实在有了必要。一些学养深厚的人士将此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另外一些草率且激进的人士则把它称为文化重建,至于更多的杂乱无章及至语无伦次的诉求,就不必详列了。

那么,不需要中产阶级的民主有可能就成为挽救中国文明灭亡的一种出路,而民主呢,也不再宗教化,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而已。与西方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我们确实又面临另外一种特色,那就是先要从文化领域进行不懈的解构,把权贵资本主义所模拟选择的“危机向文化领域”转移路径掐断。反过来,用文化的更新来促成民主进入正常轨道。

就目前来说,以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为核心力量的批判导向,应采取:

(一)坚决推进一般庸俗化,并将它与“纵欲在虚无之上”的文化法西斯分离开来;

(二)创办大量的网络乃至“地下化”纸质媒体,为复兴小说与诗歌提供机会;

(三)一批有见识的“更核心”知识精英应当选择“用哲学来领导我们文明未来”的学术方式进行公共表达。

2007年2月2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88期

郭庆海:且看“春晚”总导演金越的言不由衷

 

春节年年过,年年有“春晚”。很快又要到春节了,便想起来说说“春晚”的事。说起来这“春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它已经是当前中国春节文化的固定组成。然而,这个组成早已面临危机。尤其是近几年,可以说“春晚”成了过街老鼠。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专家学者,说起它来就没有几个叫好的,连痛骂它的也要被认为是它的拥趸,因为他毕竟还在看嘛。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在网上贴文为它叫屈,说有三个理由让它不能不堕落,甚至与谁是导演、谁来演出都没有多大关系。这三个理由是:

一是垄断宿命。中央电视台只有一家,只有它才有资格举办国家级“春晚”,这就使它获得了垄断地位。垄断行业的普遍弊端就是成本高、效率低、产品质量差,电力等行业是这样,电视台也不例外。

其二是体制宿命。中央电视台内部在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改革,如制片人制度等,但这只涉及下层人员,上面基本不动,仍然是行政管理那一套,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谁官大谁说了算,导演发挥个人想像力的机会和自由不多。

其三是观念宿命。封闭的环境只能延伸旧的观念。以小品、相声为例,讽刺是这类节目的特点甚至灵魂,可以往的“春晚”总是将讽刺的对象对准以农民为主的下层百姓,其实,最值得讽刺的是腐败官员!

三个理由对不对呢?还真可以说很贴切。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恐怕是不能否认的,即“春晚”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节目,是一个有关责任者应该想尽千方百计要让它出彩的节目——你能不能做到则另说。

说起“春晚”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目,我想只需要从两个角度上来看就行了。其一,春节的主要意义是合家团聚,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无“春晚”和有“春晚” 绝不是相同意义上的合家团聚。无“春晚”,那只是一家一姓的合家团聚;有“春晚”,则是全国一家的合家团聚。这就是“春晚”这台节目的特别意义所在;其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不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节目,如果它于我们当代的中国春节文化可有可无,中央电视台何必将其垄断?全国电视台多的是,有实力的更不止一家,就不信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家能够办得出类似的晚会。既然如此,凭什么让他们在大年三十晚上一年一度最最黄金的时间里都必须转载中央电视台搞的那台节目?

正是因此,前几天中央电视台2007年“春晚”总导演金越做客央视国际网站,和网友共话“春晚”时的那一番说辞就让我很不受用!他说什么:你看晚会是找惊喜去了吗?其实不一定。我觉得春节是合家团聚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大了,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春节晚会是在合家团聚的时候,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使得过节的时候,家庭氛围能够非常好,使过节的时候有一个观看和欣赏的东西。我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晚会,不应被赋予特别意义。(1月20日《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5304832.html)

好嘛,整个就是想把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此,我觉得跟这个人也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对中央电视台说:既然身为2007年“春晚”总导演的金越不认为应该赋予“春晚”以特别的意义,没有必要特别出彩,我想这就应该是同时代表了中央电视台对“春晚”这台节目的认识。那么,就请中央电视台不要再垄断这台节目,不要再垄断每年大年三十晚上的那段黄金时间。就让别人也来做些什么吧,比如让各省电视台都来办自己的春节晚会,他们或许要比中央电视台更能让每一个家庭的团聚产生好的氛围!

首发议报第288期

卫子游:中共期待台海发生战争 并为开战作准备

--附录:对台策略转变 中共全面发展对绿关系——联合报

汕尾开枪,周永康报告中国群体性事件猛升,中共军费迅速上升,载人航天,反分裂法出台,退伍军人成为上访主角,中共潜艇出现于日本近海,促使美国发表反台独宣言,击毁卫星……这些表面互不关联的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

隐藏着一个秘密:中共为了转嫁矛盾,也许正在筹划一场战争,用战争为自己解套。

必须承认,提出这个见解,并没有充分证据,但也绝不是毫无依据。笔者近几年不断接触到中共中下层军方人士,从师级,到士兵,从这些军人口中听到的信息得出了三点推论:一,由于军人回到地方后的后半生现在没有保障,导致现役军人的军心极为不稳,中共在持续和平情况下驾驭庞大的军队,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尚未达到失控的地步;二,地方上普遍存在的腐败,使军队不可避免地被感染了,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共军队内部的腐败现在更甚于地方,由于腐败横行,士气普遍低落;三,无论胡锦涛,还是江泽民,现在都必须用巨额金钱才能买到军队的忠心。从上述情况,笔者得出一个进一步的推论:由于各种矛盾会集,中共管治危机日益上升,为了转嫁矛盾,像邓小平刚上台那样,中共现在实际上期待一场战争,因为专制政府通过战争能够实现内部力量的重新整合,恢复内部忠诚和团结。

当然,这场战争如果要打,至少目前唯一的对象便是台湾。

中共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其实已经暗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一,国际外交层面上,运用各种渠道和手腕,力图让国际舆论相信,台海如果开战,主要责任不在中共,而在台湾,通过种种国际外交手段,从道义上孤立台湾,为自己一旦开战避免完全的孤立无援和出现国际干涉建立起某些战略支撑点;二,由于干涉肯定只有来自与台湾存在军事同盟关系的美国,还是在外交层面上,利用美国内部多个派别间的分歧,投入大量资金影响美国政策和舆论,试图让美国政府和公众相信,为”收复”明确出现分离的台湾,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美国如果卷入台海战争,既非必要的,也将是负担(特别是伤亡)沉重的,将得不偿失;三,国内政治上,《反分裂法》和持续的反台独宣传,为开战在国内建立起舆情基础;四,军事上,对俄国的大量军购基本完成了装备的更新换代,使台海两边军力对比接受平衡或大陆这边实现了反超,特别是购置大量潜艇和使用潜艇威慑美国航母舰队,虽然不足以动摇美国优势军事地位,但有助于动摇美国参战决心,击毁卫星的举动之所以在近期作出,也是为了吓阻美国,给美国的反参战力量提供”弹药”;五,提前多年在福建等接近台湾的地区基本完成了以新一代装备为主的军事部署。

当然,中共的上述战争谋划,还需要一个契机,这就是台湾独立,以提供开战的理由。为了找到这个契机,中共这几年在台湾已经投入了不少精力和资金。现在,就等着这种机会出现了。

附录:对台策略转变 中共全面发展对绿关系

【联合报/记者李志德/台北报导】主管大陆事务的高层官员指出,大陆政府近年来愈来愈不避讳和台湾事务性官员接触,我方可以明显感到善意;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更透露,北高市长选举後,中共对台策略有重大转变,未来不再单押宝国民党,转向全面发展与民进党的关系。

主管大陆事务高层官员表示,近年来两岸官员直接接触的事例愈来愈多,除了观光、包机等事务协商可望在农历年前後完成,例如大陆砂石出口,我方就由经济部矿业司和业者共同与对方谈判,有官员主导,就不会被业者牵着鼻子走。

他强调,尽管中共对我外交、军事打压愈来愈严苛,但近来的确感受大陆「不与我方官员接触」的立场正在转变,近来双方逐渐磨合一个新模式,只要出现一个问题,就由两边主管官署及业者组成团队谈判。我方的政策很清楚:「只要让我们官员上桌,我们就愿意谈。」

曾在陆委会及国防部担任要职的林中斌则透露,近日来自美国的消息指出,去年十月在美主导下,民进党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在美国和大陆台办高层人士进行深度对谈,这场高度机密的会谈,让台办确实掌握民进党政府对大陆的意向。

接着去年十二月初北高市长选举,国民党虽然情势一片大好,却仍失去高雄,这结果使大陆当局开始质疑,先前透过国民党操作两岸关系的策略究竟有没有用。经过检讨,得到四点结论:一、市长选後,陈水扁危机已过。二、二○○八年总统大选後,民进党仍有希望继续执政。三、国民党完全是一盘散沙。四、马英九即便在二○○八当选总统,两岸关系不见得会转好。

依照上述结论,林中斌表示,大陆方面认定,「对国民党的工作已经做到头了」,未来只维持现在规格,不会再升级;同时,全面和民进党接触,从比较年轻的、常跑大陆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开始,力求向上把关系做到苏贞昌、谢长廷等重量级政治领袖。

林中斌指出,前总统李登辉日前被视为「立场大翻转」的谈话,也可以推测,李登辉也获知了对台政策改变的讯息。

林中斌指出,美国近年来也不断催促中国大陆,必须和民选的民进党政府接触,中共也逐渐接受,除了政治意涵较强的陆委会、海基会外,各项事务性的会谈,都不再排拒我方官员参加。【2007/02/04 联合报】

首发议报第288期

孙文广:建议温家宝看《伶人往事》——兼说山东商报急停连载

 

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一再说,希望出大师级人物。《伶人往事》写了一批大师,介绍他们在1949年前成名的道路,和49年后走上了绝路、死路的过程,只要仔细阅读《往事》,稍加思考,就会明白成就大师的道理:文学创作必须有自由。《往事》现在成了禁书,建议总理看一下,说句公道话。

(一)《伶人往事》遭禁山东商报急停连载

山东商报06年12月31日开始连载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今年元月26日突然停止。为了问个究竟,2月5日我终于从电话中得到了回答。

问:我是商报的读者,请问,为什么停止转载《伶人往事》?

答:因为我们接到出版署的通知。

问:为什么禁止连载?

答:是因人废书。

问:章诒和有什么问题?

答:大概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问:什么时候接到通知?

答:停载的前一天,是1月25号吧。

问:要求停止转载有文件吗?

答:没有,是报社去听传达的。

问:是谁的决定?

答:是中宣部吧。

问:你们停止连载,为什么不告诉读者一下,解释一下?

答:领导说不要解释了,怕越描越黑。

问:请教一下,你们是原文转载吗?

答:我们删掉一些敏感的内容,大概除去原书的十分之一。

问:湖南文艺出版社让你们转载吗?

答:他们收取很少的费用,他们还问”你们敢转载吗?”

问:这本书我到新华书店去买,他们说没有,请问哪里可以买到?

答;大书店买不到,你到小书店、私人书店看看,据说还有。

最后我对他表示了感谢。

(二)《伶人往事》中的文革

我终于在济南的小书店,买到了一本《伶人往事》,这本书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有真实感,情节动人,熬夜看了几章,让我老泪纵横。本书描写了我亲自经历过的历史,是血泪之作,京剧大师被写得栩栩如生。看到艺术家言慧珠在文革中被逼自杀,使我想起自己在文革中遭到的拷打批斗,当时山东大学掀起红色恐怖,半个多月,有近十人自杀身亡,人被逼死了,还要刷大标语:”某某某自绝人民,死有余辜”.要了解历史,光凭官方的史书不够,还要看《往事》这样的民间记录。

(三)禁书是为了让人忘却历史

为什么把《伶人往事》列为禁书?我看重要原因是为了让人忘记历史,翻看大陆的历史教科书,1921年后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共的光荣史、正确史,搞宣传用教科书嫌不够,还要用各种文学形式颂扬伟、光、正,当局绝对不允许文学自由化。官方有种说法: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党,反党就要取缔。

(注1)

章诒和的书是描写文革及文革前的事,其中没有写伟、光、正,这本身就是犯忌,而且该书还描写了伶人在中共领导下的苦难,这也是错误。该书遭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往事”还描写了伶人在”旧社会”(注:流行语指1949年前的社会)的成长过程,在那种社会伶人虽有苦楚,却有成长为大师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当时他们有文艺创作和演出的自由,没有听说哪个剧本成为禁书,哪出戏被禁演。而”解放后”在中共的领导下,却出现那么多的传统戏目被禁演。

(四)暴政下伶人的苦难

《伶人往事》记录1949年”12月18日,程砚秋率秋声社赴东北。这时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一百四十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六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三千多人”.(注2)

“1951年,他(程砚秋)又率剧团去华中、西南考察和为抗美援朝买飞机义演。年底,程砚秋向文化部提出了考察报告书。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艺人生活问题。程砚秋说:’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脱离开旧有的方式而去另寻新的方式。看一看各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却非困苦挣扎所能想像的了。川剧的演员们,很多早晚只能吃两顿稀饭。'”(注3)

“1949年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但在当时的文艺政策面前,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1953年5月13日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一百九十四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注4)

《伶人往事》揭露了中共在文艺上的暴政,当然成了禁书。

(五)建议温家宝总理看《伶人往事》

温家宝总理喜欢看书,最近在公开场合一再说要提供条件,希望出大师级人物。我建议温家宝抽空看看《伶人往事》,该书写了戏曲界一批大师级人物,有人称他们为国宝,而为什么他们在”旧社会”成名、成家,而1949年后却走上了绝路、死路,这是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提倡文艺自由?废除对文学创作、文艺演出的管制,是不是要制定一部”出版法”,按宪法保护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章诒和的书该禁吗?如果不该禁,就要放开。建议把该书和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列为大中学生的历史课参考书。

注1:孙文广著《呼唤自由》P3

注2:章诒和著《伶人往事》P340

注3:章诒和著《伶人往事》P342

注4:章诒和著《伶人往事》P344

2007年2月7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新世纪

刘  水:乞讨作家洪峰知耻而后勇

 

沈阳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既对作家供养制度包含着期待和隐忍,又不乏不满和抗争。他曾经非常矛盾——依赖制度又不甘被制度羁绊。等到他在博客发声明退出国家、省、市三级作协,人们终于读到洪峰的觉醒和骨气。他以“自找耻辱”的乞讨手段消解作家光环的虚幻,原来他们得到的保护有名无实。退出作协的姿态很重要。

洪峰现在正式身份是沈阳市文化局专职作家。作协会员是他的名誉身份。实质上供养方式一点没有改变,至于他与文联约定的作品数量、住房等待遇是另外一回事。当乞丐不耻辱,当作家不耻辱,作家乞讨更不耻辱,被纳税人供养的作家才耻辱。洪峰没有以上街乞讨感到耻辱,乞讨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单就行为而言,外人似乎没有必要说三道四,人们只是怀疑他乞讨的动机。实际上颠倒了。笔者以为,无论何种动机,都不值得怀疑和猜测,倒是一个中国作家乞讨的行为,很值得关注、深思。他们永远无法解决功名追求和创作自由的矛盾,他们首先是政治人,然后才是文化人。对政治风险、言语禁忌、意识形态考量,使得他们的作品远离现实社会。创作技巧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那些作家的人格严重撕裂和扭曲。洪峰的耻辱感被随后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辱骂”唤醒。证明他还是有耻辱感的人,对作家身份尚怀有虔诚和尊重。耻辱感是一种宝贵的气质,对一个作家更显得弥足珍贵。与耻辱感伴随的是个人尊严。丧失尊严,作家的良知和人道情怀都会消失。

精神自由和独立性,是作家赖以存在的唯一理由。这是说烂的话题,这里不罗嗦了。现在大陆民间对主流话语权的不满,通过恶搞、炒作、娱乐化、八卦等软方式得以释放和表达,有效消解了可能的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大陆文化繁荣的异化景象。洪峰乞讨,可归此类。恶搞、娱乐化、八卦、乞讨……还有未知的什么什么,都是对话语自由权的另类诉求,太有悲哀的意味!

写作是个人化行为,被世俗社会看作“知慧”的体面职业。好面子的国人,好面子的作家,究竟收获了什么,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北大教授好面子,几十年没有一个教授捅破薪资低下这张纸。且不讨论北大距离一个一流大学有多远,且不论北大、清华能否代表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水准,能否代表学术知识水准。对知识和智慧的崇尚,应该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教授获得公职人员中的高薪,是应该的。作家靠文字产品获得高收入,而非靠供养获得较高收入,也是正常的。大多数作家单纯依靠稿酬赶不上教授的平均工资。不能因为有人吃不饱,就抱怨教授、作家收入太高,极端平均主义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是社会倒退。高收入永远没有标高,而低收入总有一个底线。世俗观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知足常乐的自欺欺人说辞。没有人知足,也没有人常乐。这是常识。

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发达,民间基金、组织对文学多有奖掖。不象大陆官方只重精神奖励,看轻金钱奖励。国家供养作家,显然负面作用更大,纳税人不会答应。新任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不会取消专职作家。在这个体制下,哪个行业都打上制度的烙印。有人呐喊文学死了,有人呐喊解散作协,在于文学不能承受政治的收买和重压。

文学需要来自人性的支撑,作家需要来自自由的力量。舍弃言论出版自由,文学和作家死不觉死。破坏未必不是寻找新生,墨守成规惟有死胡同。哪天由民间组织供养作家,哪天作家才能获得解放。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唯一的目标,但却是一个标准。

2006年12月2日

首发议报第288期

独立笔会林昭纪念奖在国际笔会香港会议上颁发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2007年2月5日电)在昨天晚上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闭幕式上,独立中文笔会正式宣布该笔会2006年暨第二届林昭纪念奖授予该笔会会员、记者昝爱宗。由于昝爱宗在赴港途中被当局阻挠,未能来港亲自出席此次大会并领奖,奖牌由独立笔会会员、记者高瑜代领。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为独立笔会颁发奖牌。以下是笔会颁奖词全文及昝爱宗的获奖感言全文。

致自由战士昝爱宗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六年度暨第二届林昭纪念奖授奖词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宣布,将二零零六年度林昭纪念奖授予独立笔会会员、自由作家、记者昝爱宗。这是本会颁发的第二届林昭纪念奖。

在昝爱宗十多年的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一直坚持说真话为己任。在今天这个官府以谎言和暴力作为治国原则的时代里,选择说真话作为人生的标竿,也就意味着主动将自己置身于危机四伏、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境地。说真话当然会获得民众的赞美,但民众并没有力量来保护说那些真话的人;说真话当然会招致官府的打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说出六四真相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说出萨斯真相的高级军医蒋彦永,都成了官方的眼中钉、肉中刺,长期受到警方的监禁和骚扰。中国是全球在监狱里关押记者和作家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言论和新闻出版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对于记者和写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不幸是因为真话大部分都被禁锢在铁屋子里,幸运是因为这个黑暗时代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素材。在这个诞生过林昭这样一位在毛泽东时代以身殉道的自由先驱的国度里,恐惧不是最后的征服者,沉默不是所有人必然的选择。十多年来,因为坚持说真话,昝爱宗频繁地更换新闻单位,用一句俗话来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在坚持说真话的过程中,昝爱宗有过这样几次重要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昝爱宗独立编辑完成了《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自己投资出版发行。该书论述了独立的新闻媒体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该书也呼吁《新闻法》早日出台,新闻记者能够依法保障自己的权益。该书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后来,《第四种权力》一书被中宣部下令禁止加印和发行,并将”第四中权力”列为严禁使用的提法。

二零零一年,时任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驻浙江办事处首席代表、特约记者的昝爱宗,参与在《检察日报》”正义网。法律写作社区”上关于”严打”问题的主题讨论,提交了一篇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的帖子。这个帖子也是一篇主题和结构都相对完整的短文。昝爱宗在这篇短文中提出,八十年代由邓小平亲自下令实施的所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本身就是违法之举。”严打”以中共惯有的搞运动的方式主宰公安、司法系统的运作,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甚至将许多本来案情不足以处以死刑的罪犯处死,现在应当是对”严打”进行反思的时刻了。

然而,对于这样一篇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却认定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之第(五)款之规定,乃是”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传播、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因此,对昝爱宗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警告及五千元处罚。昝爱宗提起行政复议和法律诉讼,先后都遭遇了失败。之后,昝爱宗失去了在《方圆》杂志的工作。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中午,时任《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记者的昝爱宗,因独立调查和报道杭州市萧山教区的一起重大教案,而被杭州警方宣布行政拘留七天。昝爱宗的遭遇牵动了中国大陆新闻界、知识界和广大家庭教会信徒的心。这是继《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助理赵岩、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之后,又一位秉持良知、说出真话的记者遭受中共当局野蛮迫害的案件。

昝爱宗调查和揭露的萧山教案,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教案。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杭州市萧山区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强行拆毁萧山独立教会自行兴建的一座教堂。在此过程中,当地数千名教友与警方对峙良久。警方使用暴力手段,数十名教徒遭到残酷殴打,数十人被非法羁押。二零零六年年底,八名基督徒被判处重刑。

昝爱宗是惟一的一名深入现场调查取证,并撰文在海外媒体发表的大陆记者。他为此失去了长达七天的自由,也失去了一份安稳的工作。在案件审理期间,昝爱宗被警方非法拘押在外地,并被禁止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昝爱宗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堪称中国大陆公民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的道路上的”交集”,它显示出了公民的各种不同的自由乃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近年来,昝爱宗受到的打压日益升级,他的大部分文章无法在国内媒体发表,而只能移师海外媒体和网络。每一次受到打压,昝爱宗总是乐观豁达、信心充满。他是一位朴素、谦卑、温和的人,这些品格也体现在他的写作以及参与的维权活动之中。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而发。有谁在谈论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即便受到最为不公平的对待,昝爱宗仍然以一颗寻常心和爱心接受之。在被监禁的日子里,他平静地向囚舍里的人们宣讲法律知识、传播耶稣的福音。即便对那些参与迫害他的警察和法官,他也以微笑面对他们,法庭审理结束后主动伸出手去与他们握手。

昝爱宗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英雄”,而是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基督徒、一个公民、一个记者和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事情。自己做得还太少,而不是太多。自己并不比身边的百姓聪明和高贵,自己有负于他们。同时,他也把中国社会的进步视为每一个公民水滴石穿的努力,包括他自己在内。昝爱宗看重的是常识,是真相。十多年来,他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政治评论、诗歌和散文,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写作者。他的作品的内容通常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必定与这个”严重的时刻”息息相关,近年来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人权事件他都撰文评述;他的作品不事雕琢、朴实无华,却凝民生疾苦于笔端,体现出了”爱人如己”的情怀。这正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的启蒙读物,这样的文字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昝爱宗有一位理解他的妻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他说自己所作的一切无非是让女儿这一代人生活得更加幸福。他所求的是改暴政为良治,而非自己去掌握权力。他现在所言所行,仅仅是以个人力所能及的努力与付出,切实地改良与推进着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状况。

昝爱宗仍然在路上,他和他的朋友们仍然面临着危险和威胁。当年,即将陷入昏迷的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在广袤的古拉格群岛中踏遍垃圾寻找食物,这正是暴政和贬低的意象,注定了要消亡。曼德尔斯塔姆给监禁的难友们朗诵诗歌,命运中注定持续的一个升华的时刻。如今,庞大的苏联帝国果然灰飞烟灭,而自由的精灵却携带着诗人的诗歌在天空中飞翔。让我们纪念昝爱宗在狱中拥抱那些一无所有的苦痛者的时刻,这是中国言论自由史和新闻自由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

在自由之门前面,昝爱宗的叩门声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回响。他贴近大地而写作,在荒漠中寻找泉眼。波兰诗人米沃什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诗的自然力》的文章,这样评价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通过自己的生命和工作不断地提醒我们,跟我们所听到和读到的相反,有一种道德等级。这是绝对的:既没在逻辑中证明,也没有在辩论中证明。可是当我们生活、写作时,我们每一天都确认它。这跟美与丑、真理与谎言、慈悲和残酷、自由和专制的基本区别有关。……布罗茨基的诗歌属于高的范畴。他的生活反映了高度的警觉,正是普希金在密茨凯维奇身上所观察到的:’他从一个能看清事务的有利地点,更高的视角观察生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愿意将这样的评论转赠给作为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昝爱宗先生,并以昝爱宗先生愿意接受这一奖项为荣。我们深信,在这场美与丑、真理与谎言、慈悲和残酷、自由和专制的战斗中,最后的胜利者必然是前者。作为一名自由新闻人,昝爱宗并不在意是否能够畅饮胜利的琼浆,他认为只要参与了这场战斗便是无尚的荣耀。

在此,独立中文笔会愿意与昝爱宗以及一切有志于创建未来自由中国的写作者们同行与共勉。

2007年1月7日

让我献上我的感恩(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暨第二届林昭纪念奖获得者受奖词)

昝爱宗

首先,感谢感谢国际笔会,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各位会长、秘书长,各位理事,各位会员。

我是昝爱宗,于2004年底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十二年前,我是北京一家报社的普通记者;经过十多年记者生涯之后,我却做不成记者了,反而成为一名独立于中国作家协会之外的自由作家,并因自由写作而获奖。

十二年来,我在前方冲锋陷阵,最后却不幸两次陷于”敌阵”,失去做记者的工作,正如一个冷兵器时代的战士手里丢了长矛,不但丢盔卸甲,还有点”丢人”的味道,意思是指我写文章写到最后却成为”问题报道”,需要政府如临大敌般动用”公安”这样的国家机器,来所谓依法进行严厉处罚。我的违法罪名是”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用有关部门的话讲就是出于”恶意”而非”善意”,所以最近六年来先后两次受罚,平均三年一罚,也算是高比例了。

当了十多年记者,写过不少文章,也揭了不少丑,同时也难免犯了错误,却没有获得过中国官方的所谓”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这次倒获得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的年度”林昭纪念奖”,令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在报纸上写了那么多年的文章,却不能因说真话而获得一次国家的新闻奖,现在反而是作为自由作家,为海外的网站和媒体写稿而获奖,这里面有个评奖标准问题,中国官方的标准是”国家主义至上”,而民间评奖的标准是:回归到自由写作的常识,即我用一句话所总结的那样:自由写作奖的标准是”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就是这样的”一荣一耻”,高于官方的”八荣八耻”标准,所以说,官方的新闻奖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作为一名自由的写作者,虽然为了践行真正的自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我不能逃避这样的自由,这样的责任,这样的代价,别无选择。美国的先贤杰斐逊说过,”上帝在赐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自由。”这样的自由不能随意出让。人之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不是因为人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名望,而是他有多少可以支配的自由,以及他对自由的渴望、实践和珍惜。被列入美国国父群的威廉。潘恩也说,”如果我们不愿受治于上帝,则我们必受治于暴君。”正是中国由于还有暴君的存在,所以我们还不能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这样的自由,对于一个自由作家来说,实在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作家。

在当今政治、社会各领域急剧转型的时代,自由作家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勇气和知识,更多的还是凡事忍耐和对未来有盼望。尤其是面对贪官污吏腐败横行肆无忌惮,面对社会政治道德的沦落,民众的觉悟已经不再是期待有一个”包青天”了,而是渐进地改良这个制度,能够尽快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相互制约的制度,能够实现使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第四种权力”制约的公民社会。作为自由作家,我和身居大陆的多位笔会会员,都是真正的”不自由作家”,有的媒体不敢用我的稿子,有的网站把我的名字屏蔽掉,甚至用个化名,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我想也是不长久的。圣经上说,这光在黑暗中闪耀,黑暗却不能胜过光。一旦光芒照射,黑暗躲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在余杰先生传播福音的优秀小说《香草山》中读到,与其揭露黑暗,不如传播光明。是的,虽然我作为最不自由的自由作家,很欣慰自己干得是”扒粪”的活,这个”扒粪”正如美国作家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言的那样:”手拿粪耙,目不傍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时刻紧紧盯着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但我想,不自由的自由作家不能只顾”扒粪”,重要的工作是看到美好的方向,传播光明,”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然,目前我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继续写作,传播真理,对抗黑暗,追求自由。虽然从2001年到2006年间,我曾有两篇涉及”严打”和”宗教信仰事件的公开呼吁”的文章获得过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关注,一篇受到罚款五千元和警告,一篇受到夏日高温下的七天拘留和解除我的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职务,但我并没有被吓倒。丢了饭碗其实是我的家常便饭,我已经换了很多种工作了,由于采访的需要,我仍固执地坚持以说真话为记者的立身准则,坚决不说害人的假话,比如我曾因反映浙江省新昌县京新药厂和新合成药厂空气和水体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行实地采访,被绍兴市外宣办和浙江省新闻办公室(外宣办)告状到北京,所以我有心理准备,能够时刻顶住种种压力。后来,我又因为报道浙江省海岛县洞头渔民失海维权状告温州市政府和洞头县政府,又多次承受压力,照样挺住。

我知道,在目前光明与黑暗征战的时刻,我更重要的是坚持真理,坚持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次我获得2006年度林昭纪念奖,是笔会对我因为自由写作而忍受责难的安慰和鼓励,我只是付出了一点,那七日拘留比起耶稣为罪人而钉死在十字架,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但是,我知道,笔会对我的奖励非常重要,尤其是国内外作家和正义人士对我的关注和支持,实在让我知道感恩的重要。我明白,对于在至高者面前有所依赖的人——一名基督徒来说,惟有依赖耶和华才不至于让我跌倒,才不至于成为无所依赖的”无赖”,我想现在我有很多很多的人需要感恩,需要报以微笑,但这里不一一罗列他们的名字,而是愿意送上一首歌词《感恩的心》(词陈乐融,曲陈志远),来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来自偶然,象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