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2)
俄国各界的反思(22)
俄罗斯左翼在反思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时特别指出:
5) 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亚佐夫认为，叶利钦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难辞其咎，应承担比戈尔巴乔夫更大的责任，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首先拒绝向联盟财政纳税，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仿效，致使联盟中央成为一具空壳。后来，叶利钦又倡议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使苏联不复存在。亚佐夫称，叶利钦之所以与苏共中央闹对立，并非出自对改革进程不满，而是权力欲使然。叶利钦对未能晋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耿耿于怀，后来索性独树一帜，成为苏共的对立面。如果当时让叶利钦成为政治局委员，或者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决不会像后来那样，参与瓦解苏联、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正是出于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叶利钦才不惜摧毁苏共、毁掉苏联；也正是摸透了叶利嗜权如命的心理，以萨哈罗夫、波波夫为代表的“民主反对派”才将他树为反共的一面大旗。他们曾在私下表示过，“叶利钦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就是要将这样的人作为摧毁苏共堡垒的武器”。
雷日科夫认为，叶利钦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不惜玩弄政治手腕，而戈尔巴乔夫只是被他利用的一个“人质”。雷氏在其著作《大动荡的十年》中写道: “1990年的最后几个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三角关系——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权力执行机构同俄罗斯领导之间的冲突使得苏联总统能采取有利于他的立场，使得他在二人中间充当仲裁人的有利地位，使最高权力的政治形象既不同雷日科夫、也不同叶利钦‘吻合’。”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头目们和几个月来一直进行反政府，即反苏联运动的政治力量，努力用不利于戈尔巴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联盟来取代有利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三足鼎立……叶利钦及其一帮人的主要目的是牢牢把住政治阵地并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财政、外贸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从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范围扩大到全苏联的范围。当然，苏联政府明白，这种扩大势必排除所有的政治对手。” “要达到此目的，首先要抛开苏联政府，把最近一年经济上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政府。为此，开始造舆论，要搞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两个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盟。如此一来，与两位‘进步人士’对立的是‘保守派’雷日科夫。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作为开头，先把俄罗斯的执行权力机构扩大到全苏联。” “ ‘政治据点’巩固之后，不言而喻，势必要把俄罗斯的立法权力连同它的首领一起扩展到全苏联。下一步即最后一步，就是抛弃戈尔巴乔夫。” “在叶利钦一伙实施政治骗术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了最后仲裁人的地位，成为叶利利的人质，一步步走向垮台并导致伟大苏联国家的崩溃。”
前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巴克拉诺夫在“八一九事件”十周年时谈道: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无抑制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俄罗斯作家索尔.舒尔曼在其著作《权力与命运——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中对叶利钦的政治作为这样评价:
鲍里斯.叶利钦的性格本质就是发难、冒险、斗争和最后胜利，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他打排球是这样，在政治生涯中沉浮也是如此。就心理状态而言，叶利钦完全属于运动员类型。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投入党内权力之争就如同打排球一样，要接好球，经受住打击，又要大力扣杀，爆发力要强。” 如今也和在球场上一样，对手没有了，就失去比赛的意义，热情和毅力也就随之消失殆尽。在白宫街垒上的叶利钦与当初在建设部部长办公室的叶利钦判若两人。前者刚毅、朝气蓬勃、勇往直前；而后者阴郁、烦躁不安，动辄暴跳如雷。然而现在命运毕竟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
可是坐在这个宝座上也的确不轻松。国家由于走进旧体制的死胡同，经济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正如有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仿佛垮台的不止是俄罗斯帝国，俄罗斯的历史似乎也要终结。必须将国家从深渊里拖出来，使之沿着完全崭新的轨道向前发展。为此同样需要勇气、斗争和胜利，但是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胜利，而不是街垒式的胜利。叶利钦能够胜任这一使命吗？
还在苏联解体以前，身为俄罗斯议会主席的叶利钦，强硬坚持赋予他“广泛的补充权力”。议会对此有求必应，为的是让叶利钦有可能更好地与中央，也就是与戈尔巴乔夫抗衡。而当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后，这些“广泛的补充权力”便被自动移交给了新上任的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了。这样就出现了“两熊同窝”的局面，在同一空间里有两个平起平坐、权力相当的领导人在发号施令。于是重演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争夺领导权”的历史，不过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是在总统和议会之间进行了。
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争最终以叶利钦炮轰白宫而告终。总统虽然取得胜利，但其名望遭到重创。
叶利钦在其回忆录声称，消灭苏联是把四分五裂、各奔他方的共和国拴在一起的惟一途径。他写道: “我知道人们会指责我在报复戈尔巴乔夫，说什么这个分裂主义的协议是剥夺他权力的手段。我知道这种指责的呼声将会在我耳畔响一辈子。因此，这个决定是异常沉重的……可是我有一种感觉: 重大的决策应当很轻松地去做出来。所以说，这不是‘悄悄的政变’，而是对现存状况的合法变革。”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不管怎么说，叶利钦和其他入主克里姆林宫的人物一样已被载入俄罗斯史册。历史就是如此。如果要改写，那也是未来人的事。
四、苏联剧变的教训
俄罗斯左翼在探索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一些教训:
(一)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其所著的《警示》一书中认为，苏联改革的初衷是要革新社会主义，由于中途放弃了社会主义，使改革归于失败。他说，经常有人说当年经济改革没有任何计划和理论基础，这是不对的。改革之初，苏共中央有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计划。它们是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和1985一1987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确定的。建立高效经济，真正完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扩大劳动者实际参加管理国家的可能性，这些就是革新社会主义的目标。改革的基本目标在1986一1990年的第12个五年计划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我们计划向机械制造业投入二千亿卢布，这在当年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制定了一个建立现代食品和轻工业的八年计划(以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为基础)，计划投入七百亿卢布。为此，全部军工综合体也启动起来了。经济的其他部门也有一些具体计划。
利加乔夫说，应该承认我们当年没有系统的改革理论，但有一些理论基础: 第一，如列宁所讲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法前进的；第二，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三，注意社会情绪，注意民主和公开性。如果我们当年的计划能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加以实施，改革的目的是改善而不是破坏，那么国家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现在的苏联将是一个最强大的大国，人民生活将更好、更安宁。改革的失败是因为丧失了社会主义方向。
俄共理论家瓦久林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 寻求“公有制合理的实现形式”，认为国家所有制只是公有制的“初级实现形式”，而社会所有制才是公有制的“高级实现形式”。其主要目的是“克服国营企业的无主现象”，增强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承担完全的经济责任问题。到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以后逐渐接受了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概念和思想，开始抛弃公有制“高级”和“低级”形式的理论，提出了所谓“所有制民主化”、“建立公民所有制”等主张。以后这一主张逐渐扩展并付诸实践。“休克疗法”就是一种加速私有化和摧毁国有企业的做法。这一措施失败后，又提出渐进式的改革，但其指导思想仍然是私有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私有制存在，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如果超过极限，变成私有化，那就要出问题。
长期以来，苏共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恪守教条主义，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约束。
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有五种经济成分: 宗法式的自然经济(个体农户)，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 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一集体农庄所有制。于是形成了传统所有制理论的基本框架，认为只有公有制形式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非公有制形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其发展趋势是将被消灭。
斯大林之后到1980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不仅没有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问题而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单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教条。这种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必然要求国家(实际上是执政党)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所有制理论发展的反改革趋向，必然从根基上制约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深度，使其难以发生模式性的变化。
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都有两重性，有一些属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些属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根据它们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利弊决定它们的取舍和比例，而不应当不加分析地对某种所有制形式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苏联长期追求纯粹公有和高度国有，其深刻原因不仅仅是死守前人信条的教条主义，还在于这种体制能使高层领导永久居于国家寡头地位，专横跋扈，威赫天下。
俄罗斯左翼吸取苏联剧变的第二个教训是:
(二)要加强CP的领导
利加乔夫认为，苏联改革以国家解体而告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苏共被从国家政治中排挤出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被瓦解。这表现在党的内部形成各种派别: 投机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党和国家，向各共和国党和权力机构的领导层渗透；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层也形成派别，他们的立场转向消灭CP和苏维埃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毁灭苏共链条的环节。戈尔巴乔夫在未召开中央全会的情况下，自行辞去了总书记职务，没有对叶利钦签署禁共令、瓦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的举动给予有力的回击。
克留奇科夫指出: 在社会主义国家，CP理应占据应有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在未把CP的作用降低到三流角色之前，接连不断地打击它，使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小。戈尔巴乔夫把CP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联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
在CP的话语里，所谓坚持党的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而完善党的领导”。那么如何“加强”，如何“完善”呢？党的喉舌是这样表述的: “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及时揭示并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之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
上面的表述与苏联的现实和苏共的表现显然不符。所以又有了: “苏联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了政治体制中其他各种设置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苏共在自身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党处在不断的蜕变过程中。”
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里先点一下。在以后有关问题的论述中，笔者会比较详细地加以阐明。
俄罗斯左翼吸取苏联剧变的第三个教训是:
(三) 要注意舆论导向，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久加诺夫认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新闻媒体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掌权期间，利用媒体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破坏了人民对爱国主义和祖国历史的感情，由此产生的后果，比法西斯主义还严重。西方也正是从内部对苏联实施逐步侵蚀战略的。
利加乔夫指出，苏共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当时的一个口号是意识形态工作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也就是要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的实现，这是对的，但是领导人很少注意意识形态工作。第二，在对祖国历史的宣传和评价上存在偏差。第三，对领导人物错误的批评有时过火了。如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意识形态代价和损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把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归罪于整个苏维埃体制。八十年代党对媒体的领导被削弱，媒体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政治局中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雅科夫列夫长期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比我们都明白媒体起多么大的作用。遗憾的是，我们只是在成为反对派后才明白这一点。坦率地讲，这其中有自己的责任，但更大的错误在于政治局将挑选主要报纸主编这类干部的职责交给了雅科夫列夫，使他施加了很多个人的影响。那时出现大量歪曲苏共、苏维埃制度和苏联历史的材料，但没有一份材料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当时书记处已经不工作了，政治局又不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就等于给他们自由了。
克留奇科夫说，1991年8月事件之前，有整整一段导致联盟的悲剧性毁坏的大规模政治、宣传、心理准备工作时期。做这类准备工作的有两类人: 一类人是蓄意的，目的明确；另一类人是出于误解和不明后果。早在1988一1989年，国内已经笼罩在一片容许一切、破坏法制的气氛中。一些极端做法毁坏了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机构本身。一些势力的毁坏性作用非但未遭到反对和回击，相反，却首先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极端主义势力和戈尔巴乔夫在毁坏联盟的行为方面汇聚成一股湍流，其显著表现就是联盟条约草案；毫无疑问，就是这个条约草案为联盟作出了终止存在的设计。
亚佐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即开始从组织上和宣传上从事反共活动。他首先让雅科夫列夫等“志同道合者”控制住苏共的舆论宣传阵地，借“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春风”，大搞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通过在舆论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夸大苏共的历史错误和揭露存在的官僚腐败等问题，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为最后背叛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一些人之所以夸大苏共的官僚和腐败问题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为后来的背叛寻找借口。
苏共传统派人士指责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的“背叛”言之凿凿，有根有据，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也是当时不正常的国家体制的产物。
过去的苏联，在人们思想受到禁锢、党内外不能开展正常思想交锋、不能就党和国家大事公开辩论的情况下，社会上特别是党内便产生出一些表面上奉承迎合长官意志、内心里另有打算的干部。这些口是心非的两面人，成为日后促使苏联剧变的骨干力量。
人的思想是活跃的、不易受约束的东西，你可以让人们不去说，不去做，但任何权力也无法阻止人们去思考。在苏联的各个时期，苏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当然也在思考，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社会的各种弊端有自己的看法。在社会环境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他们或者不敢发表意见，或者采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方式发泄不满。而当时机成熟，特别是他们自己登上领导岗位、有权有势之后，便会将早已形成的思想付诸实践。
苏联体制长期片面的舆论宣传，强制命令的治理方法造成广大群众的逆反心理。一部分民众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失去信心，而绝大多数群众则对政治、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这种社会心态为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不真实、片面宣传和对社会进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8页。)苏联社会既然造就出一批思维僵化简单，“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党和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刻去维护这个党和国家呢？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大多数苏联民众虽有不满，但仍沉默地接受了这一个又一个现实，这一事实本身恰恰说明苏共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分量已经降到了何种地步。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