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的突然离世，再次将公众对“文科无用论”的讨论推向高潮。这位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博主，生前多次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描述为“服务业”，并以一个简短的“舔”字概括其本质。这种观点虽引发广泛争议，却在就业压力巨大的当下，迅速获得底层家庭的强烈共鸣。他的离世并非争议的终结，而是对长期积累的社会焦虑的一次集中释放：经济增长放缓、内卷现象加剧、社会流动性趋于固化之际，高学历文科毕业生往往面临岗位稀缺与收入预期之间的显著落差。
此前，一则关于北大社会学毕业生的视频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该毕业生自述以高考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却因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的缺失，最终选择外卖配送作为一种“自我救赎”。尽管平台后续核实显示其实际配送记录有限，这一事件仍迅速与“孔乙己文学”式的自嘲融合在一起，折射出当代青年对文科教育回报的深刻幻灭感。类似的情绪并非孤立现象。早在数十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因生活所迫在陕西街头卖猪肉，便已引发全国范围的轰动。当时的舆论反应复杂，有人将其视为“读书无用”的极端例证，有人则从中感受到知识分子在市场转型时期的尴尬处境。陆步轩后来与校友陈生合作创办“壹号土猪”品牌，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但其早期经历仍被反复引用，成为文科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典型注脚。
这些案例串联成一条隐秘的叙事链条：从卖猪肉到送外卖，文科教育似乎始终难以兑现其承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尊严。张雪峰的离世，不过是这场长期争议的最新催化剂。它迫使社会重新审视一个核心问题：文科教育究竟是培育公民素养的基石，还是在高度功利化的时代背景下被边缘化的“累赘”？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弃文从工”趋势。复旦大学作为传统文科重镇，其校长曾公开表示，将把文科招生比例从原先的30%-40%大幅调整至20%，将更多资源转向新工科与交叉学科领域。四川大学则一次性公示拟撤销包括音乐学、广播电视学在内的31个专业，涵盖人文、艺术与管理类等多领域。根据教育部相关数据，2020年至2024年间，文科专业撤销数量在总撤销专业中占比较高，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等管理类文科专业被撤销数百个点。新专业增设则主要集中于国家战略急需的理工科方向。这种结构性调整，并非单纯的市场自发结果，而是国家资源配置向科技领域倾斜、教育体制功利化导向共同作用的产物。
类似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亦有回响。美国哈佛大学近年取消多门人文课程，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地高校同样面临文科财政压力与招生下滑的困境。但在中国，这一趋势被就业焦虑进一步放大。相关就业报告显示，部分文科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长期低于理工科，起薪水平与职业发展路径也存在更多不确定性。网络上，“孔乙己文学”式的自嘲——“学历是敲门砖，也是下不来的高台”——已成为无数文科生共鸣的标签。它所反映的，不仅是个体层面的挫败感，更是教育体系与社会期望之间的深刻断裂。
然而，将文科简单贴上“无用”标签，实则忽略了其更深层的本质。文科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直接制造高薪岗位或技术产品，而是培育具备独立判断能力、道德反思意识与公民责任感的个体。它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教育，旨在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伦理困境下的艰难选择。忽略这一维度，高等教育便可能沦为单纯的职业训练，而非塑造健全人格的平台。C.S.刘易斯在讨论教育与训练的区别时，曾尖锐指出：如果教育被训练击败，文明就会消亡。他区分了两种路径——教育旨在培养独立思考的善人与负责公民，训练则批量生产“好技工”或“好服从者”。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一警告显得格外迫切：当文科被大规模裁撤与资源剥夺时，社会是否还能维系基本的伦理共识与长远治理能力？
当今中国文科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其“无用”，而在于其已严重蜕变为一种僵化的驯化机制。许多高校的文科课程，侧重死记硬背、复述标准化答案与服从特定框架，而非鼓励大胆质疑、多元对话与批判性探究。思想政治等必修内容，有时优先服务于思想统一而非心灵启迪，课堂易于沦为单向灌输的场所。这种导向，直接削弱了文科培养独立精神与道德勇气的潜力。
网络上充斥着对文科教育的尖锐批评。一些毕业生分享亲身经历：大学四年习得大量理论知识，却在现实中难以独立辨别是非或应对复杂的伦理困境；论文考核往往侧重数量而非质量，教师晋升更看重项目经费而非教学启迪。跨国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问题。中国学生入学时批判性思维能力往往处于较高水平，但大学期间进步有限，甚至出现系统性停滞或下降，与美、俄等国同龄人形成明显反差。相关机构的研究显示，中国工科学生在大学后批判性思维与学术技能均有退步迹象，这一现象在文科领域同样值得警惕。其根源在于低质量教学、死记硬背模式以及对独立探索的系统性压制。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隐喻在此尤为贴切。他将哲学比作帮助“苍蝇飞出捕蝇瓶”的努力：苍蝇被透明玻璃困住，却因视野局限而反复撞击同一处；哲学则通过澄清概念陷阱与思维幻象，指引真正出路。文科教育本应扮演类似角色——揭示社会幻象、权力话语的本质，以及结构性困境的根源。然而，在驯化导向下，它有时反而强化了“瓶壁”的幻觉。学生毕业后面对就业现实，往往发现所学难以有效转化，进而陷入“文科无用”的恶性循环。这种形式主义与空洞化，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更从根本上阉割了文科在维护人权、自由与社会正义方面的潜力。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明确强调，教育应以发展个性、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为目的。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载体。通过历史研究，人们能够认识到专制与集体非理性的危害；通过哲学思辨，人们得以质疑权威的边界与话语的陷阱；通过文学与社会学分析，人们体悟弱势群体的困境并生成正义诉求。缺乏文科的滋养，人权意识易流于表面，自由也可能沦为空洞的口号。文科所培育的批判性思维，正是抵抗盲从与极权倾向的最后一道盾牌。它鼓励个体不畏权威地独立思考，而非被动适应既定框架。只有公民普遍具备反思能力与道德勇气，制度才能在变革中保持活力，避免僵化或失序。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主张，人的最高贵活动在于沉思生活，它虽不直接服务于实用目的，却使人超越动物性的生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通过古典文本培养修辞、逻辑与公民责任。启蒙思想家康德与伏尔泰，则以理性批判奠定了现代人权与宪政的基础。这些看似“无用”的工作，实则为人类摆脱专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若文科继续被边缘化与改造，整个社会将面临人文精神枯竭的风险：技术进步可能伴随伦理失范，经济增长可能加剧阶层固化与社会冷漠。
文科教育的深刻价值，远超狭义的职业工具范畴。它关乎文明的存续与社会的自我纠错机制。忽略历史中的惨痛教训、哲学对根本问题的追问，以及文学对人性复杂性的体悟，一个社会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在技术狂飙的时代，文科正是守护人权、自由与正义的隐形支柱。它培养的不是听话的执行者，而是具备道德判断力与公共关怀的公民。
网络上的批评案例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必要性。许多文科生吐槽课堂内容脱离现实，理论框架虽熟悉，却无力直面真实的社会挑战；另一些则深刻反思，驯化式的教育如何助长犬儒情绪与“躺平”文化。在信息碎片化与算法操控的时代，文科通过历史比较、伦理反思与文化批判，帮助个体认清困境的根源，获得内在的自由。若文科彻底沦为一种装饰，社会凝聚力将加速瓦解，历史教训也易被选择性遗忘。正如庄子“无用之用”的哲思，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滋养，而非短期的效益。张雪峰们的论调虽精准捕捉到就业市场的痛点，却未能触及文科对国家长远治理的不可替代性。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技术创新易失衡，利益冲突难化解，伦理底线也易于模糊。
在这一背景下，网民对“文科无用论”的批评呈现出多重维度。其中一种尖锐的观点指出，文科看似在日常生活中“无用”，但在关键历史时刻却往往能够“救命”。例如，在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精英面临去留抉择之际，选择前往台湾或美国的学者中，人文学科的专家占比较高；而选择留下来的则大多为物理、化学等理工类专家。这些留下来的理工专家，在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许多人被批斗、关进牛棚，甚至无一善终。相比之下，那些具备深厚人文素养的学者，往往因对政治气候与权力运作的敏锐观察力，作出了相对理性的选择，避免了最坏的结局。这一历史现象在网络讨论中被反复提及，用以反驳“文科无用”的简化论调。它表明，文科教育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而是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准确的政治观察力与人生抉择能力，从而在动荡时代守护基本的生存与尊严。
这一批评进一步延伸到对文科教育本质的反思：如果文科教育不讲自由、不讲独立，那它在本质上便不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沦为一种洗脑机制。当前许多高校的文科课程，强调对特定框架的绝对服从与标准化答案的复述，却鲜有空间让学生进行大胆的质疑与多元的对话。这种模式下，学生习得的不是批判性思维与独立人格，而是对权威的被动适应与对异见的本能回避。思想政治等必修内容，有时被优先用于思想统一，而非心灵的真正启迪。课堂往往成为单向灌输的场所，学生则被训练成复述者而非思考者。
不讲自由、不讲独立的文科教育，本质上就是洗脑。它将教育工具化，学生工具化，最终将整个社会推向人文精神的荒漠。真正的文科教育应当是解放性的：它鼓励学生直面历史的黑暗面，质疑权力的边界，体悟人性的复杂，从而生成内在的道德罗盘。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避免社会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滑向伦理失范与治理僵化。反之，若文科继续被改造为驯服工具，那么它所生产的将不再是公民，而是缺乏独立判断的“器具”与“奴才”。这种教育模式，或许能在短期内维持表面的稳定，却必然在长远上削弱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与创新活力。
文科作为公民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社会繁荣、有序治理与人文关怀的根基。因此，文科教育在中国绝非“无用”，而是被严重误解与低估。它或许在狭义的职业路径上贡献有限，却构成了公正稳定与文明延续的必不可少基础。尤其在当下经济转型与技术变革的时代，这不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更是关乎国家治理能力与文明前途的战略抉择。
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文精神的衰落往往与社会的深层危机相伴而生。古希腊的衰落，与其哲学传统的式微不无关系；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神学对理性思考的压制密切相关。反观中国近现代史，人文学科的兴衰同样折射出时代的脉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文科知识分子以笔为剑，唤醒国民意识，推动社会变革。他们对自由、民主与科学的呼唤，虽在当时看似“无用”，却为后续的历史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倘若当时的教育体系同样以功利为唯一导向，忽略人文素养的培育，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许会面临更多曲折。
在当代语境下，文科的价值同样体现在其对技术时代的平衡作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前沿技术迅猛发展，若缺乏人文伦理的指引，便可能引发隐私侵犯、算法歧视或基因编辑的道德困境。文科教育培养的批判性思维，正是防止技术异化的重要屏障。它教导人们不仅要问“如何做”，更要问“是否该做”与“为谁而做”。没有这种追问，技术进步便可能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而非人类福祉的增进。
在技术变革加速的时代，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只会日益凸显。算法可以优化效率，机器可以替代重复劳动，但唯有人的独立思考、道德判断与情感共鸣，才能赋予技术以意义，赋予社会以温度。文科教育正是培育这些品质的沃土。若任其边缘化，我们或许能在短期内收获更多的工程师与程序员，却可能在长远上失去文明自我反思与纠错的能力。
因此，关于“文科无用论”的争论，远不止于教育领域的局部调整。它触及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如何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已多次给出警示：忽视人文，即便拥有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避免精神的荒芜与社会的失序。唯有重建对文科的尊重与投入，让其摆脱驯化桎梏，回归自由与独立的本质，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国家的长远治理，服务于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
2026-3-31 长沙
转自《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