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些遥远的交谈，我的长江史诗奔流起来，一滩又一滩，进入气象万千的中游。每完成一章，总要往伊萨卡跑一趟，与一平分享创造的喜悦，也算给自己放两天假。有时与妻同行，我开车，她诵读打印出来的新章节。于是，老红车便载我们回到了发散着柴油味儿的大江码头、泥泞中艰难的行军、人声喧嚷的乡镇集市、炮声、歌声、风雨声…… 有时她会停下来，叹息说写得真好。我会说确实写得好，不像是我写的…… 还记得有回车上读茨威格…… 这种夫妻同行，人生难得的珍贵时光。
叫上王康三人谐行也好。他是文学史、思想史专家，眼界开阔，常有睿智锋利之语。只是身体欠佳，常在后座打盹儿。到河边稍息时，就活过来，赤脚走进河水，全身心融入那蓝河。
我一人独行也很好，或许……最好。有时在车上构思，真是奇妙，文思泉涌，平日在电脑前意想不到的各种情节、人物、结构，都随车风扑面而来。所谓灵感，也就如此了罢？不知该作何解释，或许是因为放松，完全的放松。还有就是听音乐。车太老了，1999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但我有许多盒带。我听的是音乐，而并非音质、乐队。
常听《巴比伦河》，一遍又一遍，热泪长流。有一次驶离公路，在河畔停下来。水泥坡道静静地延伸到河水深处。没有船下水，也没有船上岸，静静地阒无一人。我坐在一棵老梧桐粗壮扭结的树根上，点上一支烟，凝视萨斯奎汉纳温柔的河水。
那欢快而悲伤的旋律一直在心中萦绕。
来到巴比伦河边，
我们坐在你身旁。
当我们想起了家乡，
我们哭泣又悲伤……
歌词缘自《圣经·诗篇》第137篇，写的是被掳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思乡之情：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我坐在萨斯奎汉纳河边，微笑着泪流满面。
主啊，请允许我把琴从柳树上摘下。我要唱一曲圣城重庆之歌。未张口，喉咙便哽住了。我抱着琴，我是您的歌者。请允许我用您宝座下流出的生命河水洗净污秽，使我的歌变得谦卑柔软！
还有福斯特——美国音乐之父。
不能听福斯特。铁石心肠也要被揉碎。
沿着萨斯奎汉纳河向北行驶，一遍遍听福斯特的《史瓦尼河》（即《故乡的亲人》），世俗生活中那道冷漠的感情之闸瞬时打开，泪水缓缓流下。
我的故乡在斯瓦尼河畔，多么遥远。
那里有我最亲爱的人，我心里常想念。
我独自走遍整个世界，哀痛无限。
…………
我生死都要回到故乡，回到母亲身旁。
满目凄凉前途茫茫，到处去流浪。
我如今远远离开故乡，心中是多么悲伤。
我不能理解，为何福斯特能直抵心底？
我去问一平：《巴比伦河》、《斯瓦尼河》。这些泪水，这些不愿与外人道的情感只能向他倾吐。为何泪水越流越多，说不清是脆弱还是坚强？
一平只是同情地看着我，默不作声。
《斯瓦尼河》为什么是先谱曲，然后再填词？是因为纯音乐、情感审美优先吗？怀念故乡，为什么从地图上随便挑了一条远在弗罗里达的斯瓦尼河，而不是故乡的河？是因为“斯瓦尼”音韵优美吗？
还有《我的老肯塔基故乡》。你一定要反复听。福斯特极美、极温柔。即便写“不幸的命运来拜访”，写蓄奴制的南方生活，也极其柔美。不是哭泣，而是“不要哭泣”，至少今天不要哭泣。不是强作欢颜，是发自内心对生活的理解。他所看见的，不光有奴隶的痛苦，还有他们的欢乐；不光有政治黑暗，还有大自然的光明；不光有冷酷不义，还有温暖与希望。诗可以怨，但“不以诗怨”则进入另一种境界。
福斯特在世时已经名满全美。写了200多首歌，不少成为传世之作，如《苏珊娜》、《斯瓦尼河》、《我的老肯塔基故乡》、《老黑奴》等等。然后，37岁就死了，贫病交迫。什么叫天才？什么叫天才的命运？不像咱这号人，死皮赖脸一直活。他死时兜儿里仅有37美分又3便士。还有一张纸条，写着“亲爱的朋友和温柔的心”，想必是未完成的构思。——福斯特给我的感动是他的柔软。你知道，我们已经被训练成铁石心肠，难以改变。我曾说，一块白布，泡进墨汁，就算闪电般捞起来洗，洗烂也变不回白布了。王康极睿智，说灰布也许更好。我承认他更深刻，但是我这块灰布能洗得像福斯特那样柔软吗？
一个人开长途的时候，常听的还有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这两支大曲子也是极柔美的，不像瓦格纳那样花哨，坚硬，有侵略性。斯美塔那也曾流亡，《我的祖国》是他的告别之作，向祖国告别，写完就死了。写这部交响诗时已重病在身，而且失聪，跟贝多芬写《第九交响曲》一样样。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意思，是给他们关闭一扇门又打开一扇门吗？
我的这部史诗长篇，能写得像他们那样柔美吗？也是告别之作吗？
一平温和地看着我，泪光隐约：愿感动了他们的神加倍感动你。
9
（在一平家车库前 左起王康、郑义、北明、一平）
一平总是说，你来就是我们的节日。若我们夫妻同行，则更是欢喜，说北明养家糊口忙，能来就是节日。若王康也同行，那就更是节日了。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我们一行三人去伊萨卡。门锁着，没人。王康在一平家小住过，知他家后门向来不锁，就绕到后院推门而入。屋里没有烟火气，往常这个时候，一平夫妇早就铺上桌布摆上餐具，在炒最后几个菜了。北明反应过来，说她没打好招呼，只说打算中秋节去，没说具体哪天。动身时发过一电邮,可能他们已经出门。手机无人接听，多半是在刚买的旧房里卖苦力。就自己动手烧水泡茶，坐下来死等。迟暮时分，一平夫妇开着那辆车身锈穿了的二手皮卡回来，看见王康也来了，高兴得手足无措。幸好我们来时穿城而过，在一家川菜馆买了几个菜，一切现成，便落座喝酒。
酒过三巡，不知怎么就扯到了伊萨卡。可能是因为王康，他出来得晚，对伊萨卡知之不详。一平作简略介绍：在纽约州，伊萨卡是一个小地名，在文学史上，却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地名。其得名于荷马史诗《奥德赛》——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穿越地中海，历尽艰险返回故乡——他的故乡就是伊萨卡。这附近有许多荷马史诗地名，如伊萨卡、尤蒂卡、希腊、伊利昂、罗马等等。看来，旧大陆的土地城邦不可携来，早期移民便携来自己的史诗。想一想，挺感人的。时光流逝，意义扩展，伊萨卡就成了“遥远故乡”的代名词。
我补充道，翻越阿巴拉契亚山口，来来去去总看见一个小地名Troy，反应过来是特洛伊。这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子，居然就叫“荷马”！既然说起来，又问一平是否知道伊萨卡曾有一可怕恶名——索多玛，即圣经中被上帝用硫磺火毁灭了的那座罪恶之城。一平愕然。我解释，因常来伊萨卡，有了感情，总想了解更多，在网上乱转，发现了这段被遗忘或者被掩盖的历史——
200多年前，比一平这座维多利亚老房稍早，伊萨卡建镇。当时卡尤加湖是一条重要的商业水道，湖最南端的伊萨卡便成了货物集散中心。很多船工、赶牲口的、木匠铁匠桶匠车轮匠纷纷到此谋生。小镇迅速兴旺，建起小旅栈、小酒馆、小商店、磨坊、制革作坊，还有了一个小邮局。可能还有妓院，资料语焉不详。商业发展带来道德沦丧，很快就得了恶名“索多玛”。历史上没详细说明，暗示是淫乱，而且是同性恋。圣经中“索多玛”即指同性恋。这时候从远处来了一位牧师，记不住名字了，好像叫威廉，或者是约翰。最初的教会有二十来人，被孤立敌视。不愿受上帝管束的人们拆毁了教会所借用的小学教室，牧师和信众便转移到一谷仓。暴民们追过去，把正做礼拜的牧师和基督徒关在谷仓里，钉死了大门。后来只能分散行动，避人耳目，一家接一家搞起家庭教会。终于，数年后伊萨卡改变恶习，去掉了“索多玛”恶名。
一平说，看看，我们来伊萨卡多年，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道德法律的神圣源头就是旧约十诫。基督教确实有超越性，引导人追寻上帝、彼岸。
我说，这是《五月花号公约》的一个反面例证。美国先民踏上新大陆，首先要在上帝面前庄严立约，首先要建立教会，否则就走向索多玛。
王康有不同见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谈信仰。台北中正纪念堂上刻有“伦理、科学、民主”三词，伦理为首，显见是儒家文化，不谈信仰。我说蒋公在抗战后期开始广播讲道，核心就是信仰。北明怀疑那三个词是后人片面的归纳。随后，激烈的争论在王康与一平之间爆发。王康口才一流，谈锋犀利。一平向来言语温和，但表达思想时也绝不口呐。
气氛热烈起来。
一平其实也是理性主义宗教观。他漏出一句“人将自身的生存经验和规范托付给神”，这就近似于“人创造了神”。——虚拟一位神，再以神的名义来自我规范。
北明反对无神论，但认为佛教也很有说服力，弄不懂人死后要去上帝的天国，还是释迦摩尼的西天。
不想去奥林匹斯山就好，我说：所谓信仰，就是个人和上帝的真实关系，其前提是上帝要真实。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和文化基督徒有重大差别。基督徒把召唤以色列人出埃及并向摩西面授十诫的上帝视为历史的真实，同样，也把自称为上帝之子并被钉死在十字架又三日复活的耶稣视为历史的真实。而文化基督徒则把上帝、耶稣、圣经视为人生智慧、伦理道德、社会指南。加之事实也证明，基督教是好的：凡基督教国家皆自由繁荣，等等。这些文化性阐释，其实还是人本主义，尚未进入信仰的层次。
王康反应激烈，承认基督教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好的，但是，这种对上帝的信仰既产生了基督教与无数圣徒式人物，也产生了纳粹与共产极权两大暴政。多神教有局限，一神教也有它的另一面。要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又争论了几句，王康最后说，你未能说服我。
我咽下嘴边一句话：“虚无主义者否定上帝、精神、心灵、规范和最高价值。”这是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名言，而别氏正是王康最为推重的。不能再说了，否则便显得咄咄逼人，自以为义了。这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信仰是非理性或超理性，是体悟，不是实证和逻辑。争论到现在，四人各持一端，成了人自为战。于是，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几个人都笑了。王康脸色不太好，可能“文化基督徒”一词使他反感。我歉然一笑，就此打住。（后来陈奎德解释，王康刚在他主编的《纵览中国》上发文痛斥“文化基督徒”代表人物刘小枫，称其沦落到认毛为父，已不能用人格分裂甚或无耻之尤来形容了。你说他是文化基督徒，自然反应激烈。）
我提议每人酒杯满上伏特加，频频举杯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致敬，向古典文学的伟大顶峰——俄罗斯文学致敬。
———
第二天，一平安排去卡尤加湖划船，然后去湖畔葡萄园喝酒。
一平家离卡尤加湖不远，从山腰下去，很快就看见蓝色的湖泊。一平介绍，这个湖很有名，是五指湖“中指”，伊萨卡城就在湖的最南端。此湖又窄又长，宽不过两公里，南北延伸却有64公里。其长度和水深，跟它西边的“食指”塞内卡湖有一比，并列第一吧。塞内卡湖比卡尤加湖还要深一点，188米，是美军声纳系统测试场。北明问，这么窄怎么会这么深？一平说是若干万年前冰川侵蚀形成。王康问，“卡尤加”是什么意思？——是当地印第安部族的名字，意思是“在沼泽中划独木舟的人”。——最初到达的欧洲人就把人家的部落名当作了湖泊名。
一平去租来两条独木舟式划艇，快乐与灾难便接踵而至。先划得高兴，北明用小摄像机东拍西拍。却不料刮来一阵大风，浪随风至，轻而易举把小划艇掀翻。这种平底船太轻，人坐上去后重心太高。所幸水不深，仅及腰。北明敏捷，瞬间把小摄像机高举过头，但两人衣衫尽湿，狼狈如落汤鸡。王康一平幸灾乐祸，哈哈大笑。我问，不是有一百多米深吗？又是一阵笑声。又几层浪涌来，他们也翻落水中。爬上岸，我在一块太阳烤热的青石上晒烟，一支支摆开。王康水淋淋走过来，笑吟：何谓乐极生悲？此之谓也！风来浪覆舟，能抽一支无？我两手一摊，说都在这儿了，无一幸免。
水不冷，湿衣衫也不太难受。便还了船，趁兴开车去喝酒。沿湖皆葡萄园，数十上百之多。一平带我们去了“饥渴的猫头鹰”，说那里景色开阔。果然，连片的葡萄树一直长到湖边。坐露天餐桌上，蓝天白云湖风、一衣带碧水，实在令人心旷神怡。一平去买了几样红白酒，自然是葡萄园自己酿造的，盛在大高脚玻璃杯里，晃一晃，香气扑鼻。
衣服差不多干了，但看得出落水的狼狈。邻桌一八十老者朝我们友好一笑，雪发在微风中飞舞。气度不凡，说不定也是诗人、作家。
香烟已半干，王康、一平跟我要了烟，深吸一口，胜似活神仙。一平见景生情，念叨了奥登《悼念叶芝》中名句：“诗歌把诅咒变为葡萄园”。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座右铭。因了这句诗，伊萨卡的葡萄园除了美酒还有了更深一点意思。我接着他话说，看来看去，还是穆旦的译文好——“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一平说：这是他晚年翻译的。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可惜被整死得太早。我说，等写到入缅远征军的时候，我会引用穆旦的《祭歌》。写得真好！……只记得一句了:“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抗战中入缅作战时，他是中校翻译官，野人山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北明在手机上迅速找到这首长诗，诵读了最后几句：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喝完一瓶酒，情绪稍缓解，就谈论起北明的近作《莱比锡的烛光》。这是一篇大散文，从尼古拉教堂的“周一祈祷”写到柏林墙之倒塌。主角是东德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的本堂牧师弗瑞尔，北明特意写了一句题献：“献给：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这位虔诚的牧师不惧当局镇压，把“周一祈祷”延展为“周一游行”。在军警的刺刀枪口下，成千上万的莱比锡人举着蜡烛默默绕城一周，坚持7年，最后全城卷入，军人扔下了手中的枪。某党魁叹息：“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德共的统治意志被摧垮，柏林墙轰然倒塌。
一平评价：优美、平和、极富诗意，闪烁理想之光。跟你过去写《悲歌交响曲》文风一致，文以载道，但高贵、沉着而柔美。继而我发表意见：多次听小明谈起，细读之下，仍然感动。内在饱满，细节好，都是珍珠，常叫我眼前一亮。文体独特，如果下狠心删，向散文靠靠，可能更清爽透明单纯。一平不赞成，说如果史实无出入，就不必修改了。文以气胜，改来改去，会损气。
王康评论：叙述波澜起伏，准确而细腻，文字华美而醇厚。感叹号多了点。在历史巨变中挖掘人性，在人性中发现神性，是中国文字的新突破。可喜可贺。最令人惊异的是，教堂、牧师、烛火，即使在西方，已逐渐从现实生活中退出，但在东德却是决定性的力量。结束东德政权的，是传统精神，宗教力量。中国反对派从来没有依靠传统道德精神，总在陈述一种目标：我们要取而代之。
这些意见，几天前在电邮讨论中已大致谈到。再谈起，是因了主人一平的一句话：要专门为这篇文章庆贺。是北明写作的一个里程碑，并预示了未来的重要作品。北明致谢，说有了你们的再次肯定，又可以高兴一整天了。随后介绍了创作过程，特别谈到一个矛盾：追求纯粹的文学性，但无法摆脱政治性、资料性的局限。这可能是时代的局限，哪里有纯而又纯的文学性呢？奥斯维辛之后，即或有诗，也不像以前了。把莱比锡教会的非功利主义的行为，与八九六四对比起来写，其实有功利心：希望提请国人注意信仰的社会功用。我有些不安，但无法抑制这种冲动。
我鼓励她就这样写下去。从“纯粹的”散文角度来看，我的那些散文其实也离经叛道。我收回意见，还是一平说的对，不必改了。再改也比不上写后花园的散文清爽纯净。
王康沉浸在落日晚照中，自语道：人的一生，早晨是美好的，黄昏也可以活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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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盛情挽留，又勾留一日。上午，带我们去遊览一峡谷小溪，一万多年前流水切割而成。峡谷深数十至百米，曲流通幽，还有几处水帘路。景色绝佳，却遊人稀少。若在中国，会是一著名景区。伊萨卡以泉、瀑著称，诗人冰心曾在此留学，在散文中写道：“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与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颖得很！林中行来，处处傍深涧。睡梦里也听着泉声！”
一平辛苦，趁我们午休做了西葫芦馅锅贴。王康炒了宜宾燃面。饭后，一平请北明朗读了《莱比锡的烛光》后部。尾声是华彩篇章：
柏林墙坍塌两周前，来自各地的莱比锡“周一游行”者曾打出过一幅醒目的标语：“英雄城市”，表达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赞美。
柏林墙倒塌几周后，人们在这座英雄城市里发现一幅垂挂的巨型标语，上面的几个大字夺人眼目：“教会，我们感谢你！”
……每年10月9日前后的那个周一，德国及世界各地人们汇聚莱比锡，庆祝东德回归自由世界。入夜，莱比锡最高建筑上“89”两个字居高临下，点亮整座城市，礼花飞上天空。周一游行的那条环城路上，人头攒动，彩旗飘飞。早已积淀为人类欢乐情感模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终曲《欢乐颂》，被赋予了当代意义，响彻那片灯火之海……
弗瑞尔牧师这位与上帝签约的人、莱比锡心脏守护人、八年以恆的燃烛人、和平祈祷领衔人、走上街头的上帝的信使，被尊为“最优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他的勇气改变了一个国家”。……弗瑞尔牧师于天道隳废时代闻道敲钟，在暴戾当头时刻秉烛立世，证明他是当代的摩西，是现实困境中文明的脊梁。大浪淘沙，百年以后，他将与以上帝的尊严抵抗极权的同道与先辈一起载入史册——不仅是因为他的胜利，更因为他不计成败的持守。
稀落却真诚的掌声。
——这是一个仪式：失去了祖国与读者的流亡者相濡以沫，庆贺他们孤绝的写作。
10
一个春风骀荡的日子，去伊萨卡看一平。一行四人，除我夫妇还有郎郎和王康。我的老红车沿着因春汛而稍显浑黄的萨斯奎汉纳河北行，不时在河畔停下，看河。爬上阿巴拉契亚山也停了两次，看春花满山。一平周琳夫妇见郎郎到，欢喜得说不出话来。晚餐一如既往的丰盛。我看住郎郎，不断提醒他吃慢点，悠着点，别几口吃完，然后坐边儿上看我们吃，扫兴。监狱里养成的习惯，就终生难改吗？就这样，有我在边上看着，还是吃得极快。而且吃相文雅，不动声色，一眨眼便完事。然后就假装吃，动一动筷子，讲讲笑话，侃大陆文学圈那些事。有郎郎在，永远笑声连连。史诗级别的苦难，未能磨损他开朗乐观的天性，永远那么优雅幽默。
翌日清晨，我和一平出去散步。同行者们还在梦乡，我写长篇，跑的是马拉松，养成了早起习惯。在“新野”镇口，一平带我沿一条岔出来的石渣路下到一块洼地，那里有一栋破旧老房，周围摆满了开拓时期的大篷车、犁铧、锄镐、铁炉等物。一平介绍这是他们小镇的旧货店。他知道我在蒐集各种旧式木工刨，说进去看看，没准儿能碰上一把红刨子。我看中一把红橡木做的裁口刨，沉甸甸的，拂去尘土，现出暗红色的木质和粗旷的棕眼。年老的白人店主见两人争着掏钱，会心一笑，狮子大开口：30。一平讨价15，最后20美元成交。走出门，我说又不是文物，被宰了，最多十来个美元。一平说，我就想给你买几把红刨子。一平是温暖的。
顺石渣路爬上小坡，一平问，回家还是往前走？
继续往镇子里走吧。说起了《红刨子》。你知道，这篇散文是我动笔写这部长篇之前的热身之作。你和老康都有极高的评价，增强了我信心。网上有两条跟帖很叫我感动，其实就是两句话。一句是：“那浓浓的宗教情怀就是神徜徉的后院。”一句是：“你们没发现，文中满怀喜悦。”——多好的读者！知音啊！流亡充满苦难，这是从世俗生活而言。苦难充满喜悦，这是从灵魂生活而言。神到我的后院徜徉或我到神的后院徜徉，这是何等的恩宠与祝福。……李锐也有一句话……你知道李锐吧，我们山西作家，好友，八九后失散了，多年前来美国跟我见过一面，抱头痛哭。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马悦然很欣赏他，说他写得非常好，有点俄国作家的大气。李锐看到了《红刨子》，只说了一句话：“别再写那些虚构作品了。”我有点伤心。叫我别再写小说了，是说我的艺术创造力已经衰竭了？
一平只是走，默不作声。
你知道刘燕子吧，那位在日本主办文学季刊《蓝》的湖南妹子？我常说“我是神的铅笔头”，发明权是她。她的一本散文集就叫《你也是神的一支铅笔》。我这支铅笔削几十年，只能叫铅笔头了。几年前她和她先生回国，见了不少人，只要提起郑义，都说回国吧。久居国外，不了解中国变化，写作源泉就枯竭了。还有人说：刘再复回来了，北岛回来了，黄翔夫妇也回来过了，又能发作品出书，日子也不错，郑义又何苦？不要当圣人了吧！燕子夫妇极愤慨，说郑义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是中国的脊梁。回到旅馆，大哭一场。我跟燕子说，我哪里是脊梁？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才是脊梁，我不过是仰慕者、追随者。我没跟她说的是，谁回去我都可以体谅，何况许多人有人质在人家手里，惟有我回去是不可宥恕的。不敢忘却89年的血。那应该是我流而没流的血。那些年轻的先死者，我不能向凶手们“认罪”，从背后再捅他们一刀。
还有一位在大陆的学弟，博客名为“龙城碎月”，也持类似判断，说我在海外用近似疯狂的热情忧国忧民，像一头荒原狼一般，以自己声嘶力竭，乃至歇斯底里的呐喊，呼吁人性回归，面向全人类的苦难，把矛头指向黑色的太阳。结果如何？作为小说家意义上的郑义从此在文坛消失。——在大陆故交同行眼里，我早就“出局”了。
唉，一平叹息道，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议论。没流亡过的人，很难理解。现在海外发文章、出书都难了，共产党大量收买出版社、网站——对咱们要斩尽杀绝。
我苦笑道：有人转给我一篇在大陆发的文章，说似乎气候好转，你的名字可以见报了。我想了想，跟他说这是漏网：年轻一代的编辑、主编已经不知道这个“郑义”是谁了。不过，跟在大陆逃亡那三年相比还算好，那阵儿隐名埋姓，连名字也没了。有一回看见一伙大学生聚在西部某省招待所门前，行囊背包摆了一地，不知是准备出发还是刚到达，兴高采烈谈论沿黄河文学采风。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想听听，感觉遇上了“同行”。人家马上闭口不语，侧目而视。不由得打量一下自己，鬚髮蓬乱、破衣烂衫、趿拉着一双破鞋，手里拎着斧子、锯，整个一流浪木匠。那种酸辛，很难与外人言…… 总而言之，说到底还要深深感谢那三年国内逃亡和这么多年在美国流亡，有苦难，有喜悦，苦难充满喜悦。正是因为丧失了家园、祖国、旧日的读者、已有的名声地位，才使我获得新生。人是环境的动物，不敢夸口说我今日在中国会怎样怎样，会守死善道。冥冥中，似乎上帝格外怜悯我，暴风骤雨般将我驱离，堵死一切令人软弱的名利之途，堵死后路，只给你打开一道窄门，一条孤绝的路…… 保罗说的自己钉自己十字架，王夫之说的乞活埋，你做不到，上帝就出手推你一把……
我们边说边走，在廊桥前站一站，又溜达到小教堂后的墓园。
又寻见那墓志铭：“和天使们一起休憩，直到我们在清晨再见。”
———
早餐后去六哩溪散步。沿溪而行，爬上半山，忽现一绮丽幽静的峡谷湖。沿湖皆刀削绝壁，几近百米。午时进城在四川饭馆吃了一顿可口午餐，再去六哩溪葡萄园喝酒。暮春的阳光开始热烈，几个人都晒红了。昨晚今午连续两顿大餐，都说吃不动了。于是晚餐简单，红薯粥加几样蔬菜。备好晚餐，周琳开着小卡车去跳舞。传统的英格兰乡间集体舞，爱好者的民间团体，有乐队伴奏。周琳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体型，每日到卡尤加湖游泳，每年参加横渡比赛，周末常去跳集体舞。
饭吃得不多，酒喝了不少。
简单讲了清晨的散步，拿出那个红橡木的裁口刨炫耀：看，红刨子！几个人传看一番，都说掂在手上有分量，只是不红啊。我顺手从餐桌上拿起小香油瓶，往餐巾纸上滴几滴，轻轻一擦：如玉的暗红色、华美的棕眼。又传看一番，确实是“红刨子”了。
“为红刨子干杯！”王康双目微闭，背诵起《红刨子》中一句：“也许红刨子是我一生飘泊的见证，也许它是一个提醒：不要忘记那些曾与你风雪同行的微贱的人们。总之，你只有沉甸甸的红刨子，没有红帆船——那份倾斜着，滑过宝蓝色大海的优雅……”
一平咧嘴一笑：老康啊，简直是王粲在世，过目不忘！
我说：老康，我实在要感谢你。你为我那几篇散文写的评论文章，呕心沥血，比被评论的散文本身还好。
郎郎赞叹道，领教了。还能再背一段吗？马上又说，开玩笑，不必当真。
北明说：郎郎你别不信，老康做《金棕榈》片子，几乎把《金棕榈》全背下来了。
王康往椅背上一靠，扬起列宁式的山羊鬍，又来了一段：
你不僅失去了你的土地、河流、森林，失去了你所珍愛的窯洞和一步一句山歌的高原，失去了你艱辛半生的歷史和名聲，你還要失去你曾擁有過的全世界最大的讀者群，直到海外最後一個讀者。—— 您哪，出局了。
郎郎鼓掌，冲我一挤眼：您哪，出局了！
一平说：今早上，我们买完刨子接着散步，就谈到这个“出局”。大陆文友劝郑兄回去，何苦？不要当圣人了吧？说“出局了”还是轻的，有的干脆说“枯竭了”。我听着都挺伤感的。
北明说：咱们的老朋友迈平也是这个意思。莫言获奖后，迈平来过一封信，说最近有记者来采访，对莫言有很多政治上批评。我对这个记者说，你们难道希望中国作家都流亡或坐牢才好吗？接下来提到郑义：大江健三郎当初在获奖词中提到两个中国作家应该得奖，一个郑义，一个莫言。莫言现在被承认了，而流亡给郑义带来了什么？——记不住原话了，意思绝对没错……
王康问：迈平是谁？
我介绍说，在座的，除了你都认识。诗人、作家、翻译家，笔名叫万之，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跟北岛一起创办《今天》，跟宾雁和我一起创办独立笔会。跟一平、郎郎都是老朋友，十来年前我还带他来过伊萨卡。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家作品，被称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的纽带。他妻子安娜据说是马悦然的接班人，是莫言的翻译者。
王康又插一句：是不是也是高行健得奖的推手？
北明继续说：我当时回复他，说你的信，我转发郑义了。流亡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完全摆脱功名利禄和浮躁，沉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丝毫不需取悦社会。——他进窄门了！极佳的创作状态。别为他惋惜，要为他祝贺。
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小明知我。“进窄门了”。
给我一根烟！王康忽地站起，不假辞色：都是些什么老朋友！志满意得，精明练达，一个个乡愿！我要出去吸口新鲜空气！
言过了。我知道王康的愤懑。在他眼中，8964是中国作家的一道分水岭。我连忙跟出去，陪他一起抽烟。
后院凉台上摆了一张可六人围坐的大玻璃桌，面对草坪和一棵大红枫，周围是丁香、木芙蓉树篱。几个人端了酒茶小吃都出来了，说是赏月。时间已近午夜，月至中天，却不时隐在云中。
一平也要烟。干脆把烟盒摆桌上，三个人便一支接一支喷云吐雾。
我说：你不必为我抱不平，老康。我很感谢你为我写了那么多评论。你的文章带我鸟瞰流亡文学的世界史，打开眼界，去寻找并理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存在的意义。对于我，流亡还真是一条神奇的分水岭。流亡之前，我的每一部习作都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但从流亡开始，每一部书都获得出乎预料的冷落。扳指头数一数：《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神树》、《自由鸟》、《中国之毁灭》，甚至包括各种政论与散文。分水岭两侧的水，流向完全相反。过了很久，才领悟了上帝的美意。不由分说地阻断了“成功”之路，是想启示我什么呢？他根除了我今生的名利浮华，引领我走荆棘之路，把目光转向永恒和无以伦比的绝美。我所承受的颠沛流离、苦难，全是他所许可的创伤。我所得到的，则是真理的召唤。……什么叫他所许可的创伤？没使我灰飞烟灭，而仅仅是榨成葡萄酒。格外的恩典。
王康说：格外的恩典，说得好。但我不能不联想到欧洲的那些流亡者，分水岭的另一侧。譬如雨果，流亡的同义词，代表性人物，身为拿破仑第三的死对头，轻而易举弄到去比利时的护照。——法兰西帝国不愿蒙上迫害伟大作家的恶名。跟他与妻女一同离开巴黎的，还有十八辆大篷车运载的家具、古董、若干箱手稿、书籍、资料。他的存款即时转到瑞士，国家未予干涉。《悲惨世界》为他带来三十万法郎巨额版税，巴黎发狂地抢购和阅读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的著作。流亡16年后，他的戏剧《爱尔那尼》在巴黎上演，雨果夫人场场出席，接受观众狂热的欢呼。那是政治的示威，诗的凯旋，外加七千金法郎的门票收入。雨果太有权利享受流亡生涯带来的伟大荣耀了。因上帝的格外恩典，郑义也太有资格品尝流亡生涯带来的辛酸和寂寞了。
我说，不能这么比。想一想俄罗斯作家，如你所说：最优秀的俄国作家诗人一天也没有屈服于红色政权，有人天天在等着枪毙。二十世纪俄国作家的放逐、牺牲和死亡率、自杀率，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跟他们一比，我们只能算苟且偷生。狼来了兔子跑，本能而已。真正蹲过死牢的作家，仅郎郎一人罢？
于是火力转移，开始围攻郎郎。问他为什么不赶紧写自己人生中最苦难最传奇的那段经历。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写？郎郎说，《宁静的地平线》不算吗？我说不算不算，要写大东西。郎郎说确实在构思一部长篇，想写写家史。我不以为然，劝他别再写老北京的胡同了。你文字好，写什么都精彩，生动自然。有人说作家中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之一，哪儿能跟郎郎比？郎郎才是中国作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没有之一。其经历之残忍、传奇，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刑场赦免有一比。
王康和郎郎不熟，说：只晓得和遇罗克一起关死刑号。愿闻其详。
郎郎淡笑道：嗨，私下议论江青……
见郎郎语呐，几个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开始拼凑：郎郎生于延安，“马背摇篮”长大，根红苗壮的红二代。上大学时创办了个文学沙龙叫“太阳纵队”，也就是写写诗，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艺术观，入了另册。文革初因议论江青延安轶事，被捕入狱，跟遇罗克关在一个死刑号。每次杀人，都从死刑号里提人，念到谁的名字就拖出去枪毙。没念到名字的人，脑子一片空白，也等于死过一回了。枪毙遇罗克那次，从号子里提了七八个人，独郎郎幸免。后来传出消息，死刑早已判决，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改判死缓。牢狱之灾前后10年，出狱后走出中国，飘泊天涯，先后辗转于美欧几所大学，谋五斗米而折腰……
北明盯着远处，小声问：看见没？那是什么东西？
朦胧月光下，有一大一小两个动物从草坪上轻轻走过。
一平说，比鼹鼠兔子大，可能是北美赤狐。白天看，是棕红色的。
我接着说：还要补充两条。除蹲死牢，还公开批斗几十次，从监狱提出，五花大绑抬起来扔卡车上，到地方一脚踹下去。这一绑一扔一踹，几十次活下来是奇迹。俄国谚语说，在血水里泡三遍，盐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一共才九遍。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脱帽致敬的。郎郎有女人缘。在监狱里和一位女囚有奇缘，柏拉图精神之恋。到美国，一女郎迷醉于他的传奇，硬拽着他从普林斯顿去了她老家俄克拉荷马。两人开了一辆破VOLVO去遥远的西部，车顶上绑了全部家当，何等的浪漫。我和北明是迟到者，晚出来三年，若不是郎郎腾出一个空额，还真没地儿领那两年饭票。这是我应该向他致谢的……
郎郎听我们说，似笑非笑的，并不搭话。
我说，郎郎啊，你比我们都年长，七十多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郎郎说，这么大的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握。“太阳纵队”时期，我19岁。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有些冒火了：那89年咱俩在天安门广场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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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沉了。熬不住的就去睡了。水泥凉台上只剩下一平和我，抿着冰冷的残茶。这是属于我俩的珍贵时光，往往谈到晨光初露。
我说：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子。从“马背摇篮”到死囚，直通车，比马跑得快。不能说是冤案、误会，是革命的内在本质。他请求处决前见母亲一面，被严词拒绝。革命之残忍。看革命，郎郎不如他母亲清醒。他母亲曾任李立三秘书、周恩來机要秘书，49年“解放”后急流勇退，远离政治。他之“不革命”，显然是受母亲影响。你注意到没，咱们三个人抽烟，郎郎无动于衷。改判后母亲去探监，6年不见，带给他两条高级的牡丹烟，嘱咐他抽完就戒掉吧。从此，终其一生再不碰烟。
一平说：郎郎“太阳纵队”后来出了个真正的诗人郭路生。绝望而优美。
我接着说，郎郎一生实在传奇。他是学法语的，跟法国留学生谈恋爱，怎么就打成了“法国间谍”。后来去法国，法国政府查了半天，自然是不认账，不予补偿。他在我们家住过好长一段，我总是劝他写自己。他也不是不写自己，《宁静的地平线》写得极好，批评界没有给它应有的地位。但是我总觉得差点什么，他经受的苦难还未产生出与之相匹配的伟大之作。
一平说：郎郎算得上散文大家，已经写得很好了。他说的也对，大东西确实难把握。除了经历，还要有精神深度，这是最难的。
我说：风趣随和，总自我调侃“没心没肺”，骨子里是万丈深渊。底下有什么，不清楚，要自己沉下去摸。还要有光。我推动他写大东西另有一念，是希望他自我疗救，走出深渊。
你想清楚了吗？一平温和地说，你也没想清楚。人有命运，不要再难为他，PUSH他了……
天未亮，晨雾已现，从后山坡流下来，湿漉漉的，漫平后院草地，又漫上凉台……
11
萨斯奎汉纳鳟鱼，总要向自己遥远的故乡溯流洄游。作家也一样，总想了解自己流派的源头、孵化之地。就我而言，模模糊糊，认为师从的是《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直到有一天，美国作家沃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的史诗长篇《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被誉为“《战争与和平》二战版”，一般认为他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则提到更远的司各特。赶紧去查苏格兰的司各特，发觉他才是“历史小说”真正鼻祖。雨果、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受过他影响。马上搜购司各特所有代表作，一一拜读，对一平感叹道：史诗性长篇的规范及重要元素，在司各特那儿已基本全备，后世作家并无根本性发现与进步。一平端起酒杯的手停住了，突发妙语：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还要怎么“进步”呢？一平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主张“向后看”的：进步、发展是文明的陷阱。人类需要向后看，从以往的经验中，寻求核心的价值。
那天北明也在场，说需要“向上看”，向天上看。往前看是绝对的悲观，前方最远处是坟墓，前进得越快，到死亡谷就越快。要超脱这个宿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要向上延伸，向上仰望，就是要发展人性中的那一点神性，超越自己的有限性。我把它叫做“升进”，与“前进”、“进步”完全彻底不同。我后来在唐君毅的文字中居然发现了同样的一个词——“升进”，真是令我惊讶。一平拍案叫绝，说：北明应该把这个“升进”写下来，好好发挥，深入地写成一篇文字。
回过头再说司各特，无意中看到一篇介绍司各特“浪漫庄园”的文章，“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在苏格兰边界地区的乡间建了一座庄园。他在诗歌、小说中歌颂大自然之美，流连于荒原上中世纪城堡、塔楼的荒墟间。他的家当然要与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相吻合。”——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河畔小屋”之梦。在一平老宅，我感叹道：对司各特的“浪漫庄园”不能理解，要真是浪漫怀古，找一座旧城堡修一修得了。有钱无处花，太奢华了！至于我，只盼望一座河畔小屋，听河的声音，权当回到我出生的嘉陵江长江，守在河边上完成我的长篇，最后于斯老去。
俄国作家喜欢在乡间写作，租一间地板吱吱作响的农舍。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小油灯噼噼啪啪的声音、窗外飒飒的风声、牧人的号角、远处轮船的汽笛声，都会帮助你理顺思路。万籁俱寂时，你会感觉地球停止转动，无声无息地悬在浩瀚宇宙中。
我渴望听到江水的流动，从心上流过，灵魂都洗净了。
你说，这是一个梦吗？一个也许能实现的梦？
我找到一条梦幻之河：雪兰朵河，波多马克河支流，离我家45分钟车程。蓝色的河，正午阳光直透入河底，就成了一条水晶河。远离大城市，住河边大都是穷白人，旧房不贵，地价尤其便宜，一块河边宅地不过三四万。我带老友黎瑾去看过，他在河边走了几个来回，郑重宣布：老郑，我一定帮你盖一座河边的房子，圆了你这梦。我明白，他说这话是准备白干的。黎瑾跟我一样，插队去农村干了木匠。一个江西木匠，一个山西木匠。留学美国是读经济的，拿学位后自己盖开了房，后来干脆成立了一家小建筑公司。北明很是犹豫，她每天跑华盛顿城里上班，大量生命浪费在路上，若搬到雪兰朵河，就更远了。理由充分，我无话可说。“河畔小屋”终成残梦。
大约半年后，一平说带你们去看一个梦：一栋带森林的房。原房主吸毒破产，银行收回拍卖，周琳8万块买下，修了修，租给一搞装修的小伙子。小伙子把地下室租出，当了二房东。我说周琳胆儿大，有决断。一平就笑，让周琳自己说。周琳说，这房还算买得稳妥，修修就租出去了。上次买那栋路口的旧房，你们去看过的，喊到3万，我举了牌。没人再跟进，就算我们买下了。拿着地址去看，整个一破烂，修都没法修…… 我说周琳你真是傻大胆儿，看都没看就敢出价？周琳笑道，捡便宜不是！心说3万块，就那块地也不止3万吧？结果一看就傻了眼，想退，人家说可以，但6千押金不能退。只好修。工程太大，地板梁塌陷了，一平累不过来，还请了一个老木工师傅。
半小时车程，34号路边，很快就到了。没有车道，就一片汪了水的泥地，似乎铺了些稀疏石渣。一栋三卧室平房，宽大阳台。绕房一周，观感不错。房后两株巨大北美鹅掌楸、一株大枫。那天应该是深秋时节，记得枫叶红了。夫妻俩带我们往房后走，穿过一大片金银花灌丛，跨过一沟泉水，走进一片松林。一平自豪地举手一划，看，这是我们的森林！——太令人惊喜了，一栋房连带一片林！松树笔挺，棵棵都能做桅杆，每年捡松枝都烧不完。我问地界在哪儿，一平也搞不清，只能伸出手虚划：那边……那边…… 北明欢喜之极，说有几百棵松树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平当地主了！来时路上，她发誓要停掉脸书、短信，做自己最重要的事——写作。此刻却急着划拉手机，向全世界网友宣布这令人激动的丘陵上的小森林、旧房及后院的金银花和两株巨大北美鹅掌楸、还有一株两人合抱的红枫。
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先后提及“诗意地栖居”。在荷尔德林那里，这不过是一句诗。在海德格尔，不过是一种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审美趣味。他们只是诗意地“逗留”，在具有“原始魔力”的孤独中思考写作，有时抽着烟斗和农民一起烤火。惟有一平，一边以辛勤劳作维持清贫生活，一边写那些无名利可图的诗文。这才是真正的“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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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所向往，我的梦。
这种梦是不易清醒的。写得顺，写得不顺，心情好，心情不好，枯水期或大雨后，都要开上老车到雪兰朵河转转，看看待售的老房与地块。明知是梦，一个实现不了的梦，却无法抑制。多么令人陶醉！如歌如诗的河流、绿荫蔽日的岸线、疏落有致的童话般的小木屋……
总是听我念叨得多了，一平也对我的雪兰朵河之梦抱以同情。有一次到维州来看望病中的王康，要我带他去河边走走。正好，我在购房网站上看中了一栋5万块钱的破房，我一老建筑木工，还怕收拾一座小破房吗？边写作便干活儿，也就是“诗意地栖居”了吧？
雪兰朵河如梦似幻，一平痴痴的默不作语。良久，仿佛自语：整个生命可融于树林与河流之中……
我说：明白我为什么想在河边写作了吧？不仅静而美，河奔流不息，是有生命的。清浊涨落，四季有枯洪变化。甩开我的红刨子，造条双桨小木船。划划船，修修旧房，能多活十年。奇怪的是，那座老房居然没找到。那一带道路复杂，路窄坡陡，雨雪天估计一般的两轮驱动车爬不上来。最要命的是离高速公路大桥太近，车声喧闹。既如此，找不到就不找了。再开车沿河转，最后去看了一块7千块钱的河边地。我和北明曾多次去看，好得无可挑剔。地不大，但足够盖座房。临水，高出河面4、5米。河岸线约50米，但纵深有6、70米。喜人的是林木茂盛，两三人合抱的松树、橡树、鹅掌楸有十几株。7千块钱，不是白给吗？下不了决心的是，这是一块休闲地，不允许盖房，只可放置拖挂式宿营车。因为这块地的标高接近洪水线，就连高架式木屋也不许盖。沿岸有许多高架木屋，那是历史形成，现在不许可了…… 说着话就到了，路口拦了一条塑料带，陡窄的车道也重铺了青石渣——看样子有人买下了。绕过塑料带，朝河的方向走几步，一块崭新的林地突现：杂树连根去除，大树也伐倒几株，剩下七八株显得气派而舒展，原有的破旧宿营车和烂桌破椅不见了，岸边还修了入水的木梯，地面平整过，不知何故还满撒了金色麦秸，阳光从枝叶间透进来，实在太漂亮了！
一平说：没下决心买下来，可能是一个错误。要是周琳就买了。不让盖房就不盖房，拖一辆大点的宿营车蹾边上，吃住写作也还方便。一辆二手宿营车两三千，地七千，加起来不过万元上下。地搁在那儿不贬值，几年后卖出去也亏不了本。
我说：就是想带你来看看，就是一个梦。我这个人在物质上所求极低，衣食住行，能过得去就行，无特殊要求，无分外之想。这一生，唯独对河畔小屋念念不舍。好了，到此为止。人生在世，总有些梦是不能园的。看来是主不允许。我已经很感恩了。
下午如约去看望王康，一平此来是关心他的病。王康豁达，不以病恙为念，几句话就谈起他打算画一幅大画，名字可叫“最后的审判”，马恩列斯毛，所有共产党魁，最后渡过冥河下地狱接受最后审判的情景。构思令人振奋，但继续说下去就不好理解了：他意想中的这幅画高7米，宽12米，比两层楼高，是一幅“巨画”。
我们不能不表示支持，但十分忧虑。一来他身体能否支撑？二来上哪儿去找这么大的画室？一平说，那只有去租一处废旧谷仓。王康也作难，说大陆的画家，比如他熟悉的几位，都有大画室。画一幅肖像数百万，不过一周时间，都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一平视我一笑，说了半句话：想起今儿上午咱们去找那栋5万块钱的破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