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60周年。对于图伯特而言，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段可以脱离此前历史背景单独理解的政治运动。1966年以前，图伯特社会已经经历了1959年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包括民主改革、集体化以及对宗教活动、传统社会结构和知识体系的重新调整。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上进一步展开的政治运动，并将此前已经发生的社会改造推向更加激烈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对图伯特社会造成的影响具有多重性质。它不仅涉及政治斗争和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宗教、语言、教育、传统知识、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和家庭的历史记忆。
大量寺院、宗教设施、经书和文物遭到破坏，僧侣、宗教人士、传统社会上层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群众受到批斗、羞辱乃至更严重的政治迫害。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承机制也受到破坏。
本文使用“图伯特”一词，是遵循藏人行政中央目前的中文表述。此项表述调整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基于政治目的，以汉语拼音“Xizang”取代英文“Tibet”传统译名的做法有关。为避免由此造成名称上的混淆，除正式机构名称、历史文献、书名以及原文引述外，本文均使用“图伯特”一词。
本文并不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作出概括，而是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家庭和社会事件，从政治身份、宗教身份、知识传承、社会参与以及文化记忆等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在图伯特的具体表现及其长期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当代语言、教育和文化政策所引发的历史记忆问题，并尝试说明为什么在今天讨论所谓“文革2.0”时，有必要从历史连续性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出发进行区分和分析。
一、六十年后的历史回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政治运动逐步进入图伯特社会。红卫兵、造反派以及不同政治组织相继出现，政治批斗和群众运动迅速扩大。寺院、佛像、宗教法器、经书以及其他文化遗产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僧侣、宗教人士、传统社会上层人士和普通群众被卷入政治运动。
图伯特知名作家唯色在整理其父亲泽仁多吉留下的大量历史照片时，对这一时期留下的视觉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照片记录了拉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群众批斗以及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相关照片后来成为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伯特社会的重要视觉材料。
唯色以这些照片和个人记忆为基础撰写的《杀劫》，其英文版后来以 Forbidden Memory: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出版。① 不过，如果仅仅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1966年以后突然发生的一场社会灾难，仍然不足以解释它在图伯特产生的深刻影响。文化大革命之前，图伯特社会已经经历了民主改革、集体化以及宗教和传统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研究藏医史的特蕾西亚·霍弗（Theresia Hofer）指出，1959年以后，传统藏医及其从业者、医学机构和知识体系已经受到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影响；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后，这些传统知识和机构又遭到更加严重的冲击。②因此，从历史过程来看，文化大革命既是一个具有明确时间界限的政治运动，也是此前社会改造进一步激化的阶段。其影响不仅表现为寺院和文化遗产的物理破坏，也表现为个人政治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传承以及文化认同发生变化。
这一点可以通过若干具体人物的经历得到进一步说明。
二、政治身份的重新定义：桑颇·才旺仁增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政治身份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一个人在此前政治环境中所获得的身份和评价，并不能保证其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得到保护。桑颇·才旺仁增的经历，是这一现象较为典型的案例。
唯色曾根据其父亲泽仁多吉留下的照片以及相关历史资料，对桑颇·才旺仁增的经历进行整理。1966年，桑颇·才旺仁增在拉萨一次政治批斗活动中被拍摄下来。照片中的他受到公开羞辱，其面部状态成为后来讨论这张照片的重要细节。唯色在文章《被德国修片师修没了的鼻涕》中进一步讨论了这张照片，并指出照片在德国一次展览的后期修片过程中，其面部的这一细节曾被处理掉。③桑颇·才旺仁增并非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反革命分子”。据唯色对其经历的记述，他出身于旧西藏贵族家庭，年轻时即进入原西藏政府任职。1950年代以后，他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并一度被视为可以争取和合作的上层人士。据相关记述，他后来曾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并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经历并没有成为保护他的政治资本。相反，他被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遭到公开批斗和羞辱。
桑颇·才旺仁增的经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身份并非固定不变。一个人在此前政治环境中所获得的政治评价，可以在新的政治运动中被重新解释。过去的合作、政治贡献甚至对新政权的支持，都可能因为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者新的政治标准而失去原有意义。
这种身份的重新定义也影响到其家庭成员。据唯色的记述，桑颇·才旺仁增的妻子同样受到政治批斗；长子桑颇·丹增顿珠曾作为1951年前往北京的藏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后来长期受到关押；幼子在试图逃往印度后被捕，并于1970年被处决。
因此，桑颇·才旺仁增的案例不仅体现了个人政治身份的转变，也反映了政治运动如何从个人延伸到家庭。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止于某一个政治标签的变化，而是可能持续影响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社会地位以及下一代的人生经历。
三、从政治身份到文化身份
文化大革命对图伯特社会的影响还体现在宗教身份和文化身份受到重新定义。政治运动并不只是要求个人表达某种政治立场，同时也改变了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从业者在社会中的位置。
唯色整理的文化大革命照片中，有瑞布仁波切（Ribur Rinpoche）遭到批斗的影像。他是色拉寺的一名著名僧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多次受到公开批斗。据相关照片资料，他在批斗过程中脸上被涂抹颜料，手中仍带有小型佛龛和宗教法器，头上戴着写有政治侮辱性文字的高帽。④这一案例所反映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一名高僧个人受到羞辱，而是宗教身份本身在政治运动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前的社会结构中，宗教身份意味着知识、教育和社会威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境中，这种身份却可能成为批判对象。
传统知识体系也受到类似影响。霍弗对藏医的研究显示，文化大革命期间，藏医从业者、医学机构、传统医书以及相关知识传承均受到冲击。拉萨门孜康的传统医学体系在这一时期几乎中断，一些藏医通过隐藏书籍、保存医学知识以及在家庭内部传授技艺等方式，使部分传统知识得以保存。⑤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破坏并不仅表现为寺院被毁、经书被烧或者文物被砸毁。更加深层的影响，是文化知识原有的社会传承机制受到破坏。当一个社会中的宗教人士、教师、医生、学者以及传统知识持有者被重新定义为政治问题时，知识本身也会随之失去原有的社会合法性。
这种变化对于理解图伯特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恢复尤其重要。1970年代后期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以后，部分寺院、宗教活动和传统文化逐渐得到恢复，但知识传承的中断已经形成了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的损失。
四、从社会参与理解文化大革命
讨论文化大革命在图伯特的历史时，还需要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即图伯特人并非全部只是政治运动的被动受害者。一些图伯特人也曾加入不同政治组织，参与批斗、政治宣传以及对宗教设施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
这一现象在研究中已经受到注意。次仁夏加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伯特社会时指出，一些图伯特人确实积极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包括破坏宗教建筑、批判朋友和邻居，以及参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⑥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把文化大革命简单解释为图伯特社会内部的自发冲突。政治运动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普通群众的参与既受到政治动员，也受到当时社会结构和个人生存环境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标准逐渐进入学校、工作单位、寺院以及基层社会关系。师生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邻里关系，都可能被政治身份重新解释。原本属于社会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关系，被不断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之中。
因此，研究图伯特文化大革命不能仅仅采用“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二元模式。更加重要的问题是，需要理解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如何改变普通人的选择空间，以及政治运动如何使个人在参与、服从、自我保护和反抗之间作出选择。
这一视角也有助于避免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简单归因于某些个人或某一民族群体。政治运动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动员，是理解群众参与的重要背景。
五、一个家庭的悲剧：医学、知识与羞辱
文化大革命对传统知识体系的破坏，也可以通过一个医学家庭的经历得到具体体现。
在唯色、罗伯特·巴聂特（Robert Barnett）和陈文珊（Susan T. Chen）整理的拉萨文化大革命照片资料中，有关于聂绒辖家族的照片。聂绒辖家族是一个传统藏医家庭，其成员包括医生、医学教育者以及从事传统医学工作的后代。
其中一组照片记录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批斗的过程。家族成员在公开场合受到羞辱，并被迫以能够被政治运动重新解释的方式展示其“罪行”。其中，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在刚刚生产数日之后，也被带到公开批斗场合。
这一案例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如何同时作用于政治身份、职业身份和家庭身份。一个传统医学家庭原本所拥有的医学知识和社会声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却可能被解释为“旧思想”“旧文化”或者阶级问题。
对于一个刚刚生产数日的女性而言，正常情况下属于家庭和身体恢复的时期，却因为政治运动而成为公开羞辱的一部分。这说明，当政治运动进入基层社会之后，个人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很难继续保持相对独立。
传统医学的命运也与这一家庭经历相互联系。霍弗的研究显示，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藏医机构和知识受到严重冲击，但部分医学知识通过家庭内部的保存和传承得以延续。⑦因此，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能仅仅以被毁坏的寺院数量、文物数量或书籍数量衡量。知识传承是否中断、知识持有者是否失去社会地位、家庭内部的传统教育是否能够继续，同样是判断文化损失的重要指标。
六、尼木事件与历史的复杂性
如果说前述案例主要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如何影响个人、家庭和文化传承，那么1969年的尼木事件则显示了这一时期图伯特社会政治冲突的复杂程度。
梅尔文·戈尔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焦本（Ben Jiao）和丹增伦珠（TanzenLhundrup）在《论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中，对1969年夏季发生的尼木事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作者认为，这场严重暴力事件涉及不同革命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并不能简单解释为单纯的民族冲突。⑧ 尼木事件中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和人员伤亡。它说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斗争已经深入基层社会，并且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竞争可能发展为严重的暴力冲突。
对于这一事件，需要同时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确实属于文化大革命政治动员和派系斗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图伯特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参与和冲突，也使这一历史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单向度的政治压迫。
这种复杂性并不会削弱文化大革命对图伯特社会造成的整体破坏，反而说明其影响更加深入。政治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普通群众之间原有的社会关系。
因此，研究文化大革命在图伯特的历史，需要同时讨论政治权力、群众动员、派系竞争以及社会参与，而不能仅从单一角度进行解释。
七、从“文化大革命”到“文革2.0”
六十年之后重新讨论文化大革命，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是否已经完全成为历史？
如果所谓“文革2.0”被理解为文化大革命的简单重复，那么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准确。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1966年已经存在巨大差异，当前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政策，也不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运动。
但是，如果把“文革2.0”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概念，用来观察某些历史逻辑是否通过新的制度语言和行政方式重新进入文化、教育和宗教生活，那么这一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教育和民族身份政策。
2026年3月12日通过、并于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同时要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该法还规定，在公共场合需要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时，应在位置、顺序等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⑨对于图伯特人、维吾尔人和南蒙古人而言，这一政策引发的担忧并不仅仅在于语言教育本身，更在于它可能通过教育、公共语言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推广，进一步压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空间。国际特赦组织也批评该法可能推动非汉族群体接受由国家定义的单一国族认同，并进一步将相关同化政策制度化。⑩与此同时，联合国相关专家近年来持续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寄宿制教育以及语言教育问题，中国政府则否认相关政策具有强制同化性质。⑪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体系延续问题，也成为当代图伯特宗教与文化传承所面对的重要议题。2025年5月21日，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关于确定延续达赖喇嘛转世体系的声明》，指出过去十四年来，来自藏传佛教各大宗派、藏人社会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蒙古国、俄罗斯、中国大陆等地的相关团体和信众，持续以不同形式表达希望延续达赖喇嘛转世体系的愿望。尊者表示，鉴于这些诚挚愿望，决定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⑭关于未来达赖喇嘛转世的寻找与认证，尊者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这一重任将由达赖喇嘛的喇章——噶丹颇章信托基金董事会负责，并由其咨询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历代达赖喇嘛相关的护法众等，按照历史传统进行寻访和认证。声明同时强调，除这一机制以外，任何人均不具备认证转世的正当性，这一原则不会改变。⑭对图伯特人而言，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不仅是藏传佛教内部的宗教事务，也与宗教传统、文化传承和历史认同密切相关。因此，围绕转世认定所产生的争议，也已经成为当代图伯特宗教与文化传承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法的第六十三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具体边界引发了法律界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部分法律人士和人权组织担忧，这种具有域外适用色彩的规定，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民族政策在境外的法律影响，并为针对海外图伯特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以及其他批评中国民族政策人士的跨国施压提供新的法律依据。⑫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担忧并非只是对法律文字的抽象讨论。国际特赦组织在法律实施前就警告，该法可能强化中国政府既有的跨国镇压机制，使境外和平倡导少数民族权利的行为面临更大的法律和政治风险。⑬而就在法律正式实施后的第二天，2026年7月2日，图伯特活动人士洛嘎让赞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随后因伤势过重去世。他当时手持图伯特国旗，并以抗议中国政府在图伯特推行的相关政策为诉求。国际特赦组织确认，这起事件发生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仅一天之后，并将这一事件与中国长期以来对图伯特人的压迫以及该法引发的争议联系起来。⑮从法学和人权角度看，批评者认为，该法部分条款存在概念界定模糊、解释空间过大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民族团结、民族分裂以及境外行为的规定，可能被扩大解释和选择性适用。
一些法律界人士因此质疑其与国际人权标准以及中国现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性。
这里需要明确区分：今天的语言、教育和民族政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并不相同。将两者简单等同，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准确理解当代问题。
但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图伯特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之所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因为语言、宗教、教育和文化传承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个民族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具体社会机制。
如果一种文化的语言使用空间不断缩小，传统知识进入现代教育体系的渠道受到限制，宗教和文化实践逐渐脱离日常生活，那么即使不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公开的群众运动，也仍然可能产生文化传承断裂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也可以从宗教文化空间中看到。
文化大革命时期，寺院、佛像、经书和宗教法器遭到大规模破坏。今天，公开的“破四旧”已经成为历史，但宗教文化空间仍然受到不同形式的行政管理和限制。
例如，炉霍县在2021年底曾发生多处宗教设施被拆除事件，包括一尊约30米高的佛像、另一尊大型弥勒佛像、45个转经筒以及一所僧侣学校，部分试图传播相关消息的藏人随后被拘押。⑯ 这个案例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今天的拆除不再以“破四旧”的政治口号出现，而更多以建筑、消防、规划和依法治理等行政语言加以解释。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2026年7月以来，当地陆续拆除多处大型经幡景点，官方解释主要涉及未经审批、占用草地湿地和生态保护等问题；但由于经幡本身又具有明显的宗教和文化意义，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处理藏族传统文化符号的讨论。⑰这些事件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但它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宗教场所、经幡、语言和传统知识不仅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时，对这些文化空间的重新定义和管理，最终会对文化传承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也正是“文革2.0”这个概念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它并不意味着今天重新出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提醒我们：历史中的某些政治逻辑未必会以原来的形式重现，也可能通过新的制度语言和行政方式进入文化、教育和宗教生活。
因此，六十年后的今天，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文革是否重新开始”，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知识和文化记忆，如何才能继续传给下一代？
这个问题，也正是下一部分“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所要讨论的核心。
八、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
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60年，但对于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个人和家庭而言，它并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而立即成为过去。对于图伯特社会而言，许多宗教人士、传统知识持有者、医生、教师以及普通家庭的经历，仍然构成今天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桑颇·才旺仁增的政治身份变化，到瑞布仁波切受到的公开羞辱；从传统藏医知识遭到冲击，到聂绒辖家族所经历的政治批斗；再到尼木事件所呈现的基层派系冲突，这些不同层面的历史案例共同说明，文化大革命对图伯特社会的影响并不限于政治制度层面，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文化知识和个人生活之中。
与此同时，图伯特文化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消失。部分宗教传统、语言知识、医学知识和历史记忆通过个人、家庭以及流亡社会得以保存，并在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以后逐步恢复。
这也说明，文化传承不仅是国家政策或者制度安排的问题，也与家庭、社区、宗教机构、教育机构以及个人记忆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代是否仍然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接触自己的历史、理解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并在日常生活中继续实践。
因此，纪念文化大革命60周年的意义，不只是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政治运动，更重要的是理解政治运动如何影响文化传承、社会关系和个人尊严，并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对于图伯特人而言，保存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记忆，并不只是对过去的纪念，也是维系文化连续性的现实需要。对于更广泛的社会而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同样具有普遍意义：
任何社会都需要警惕政治动员对文化、知识和社会关系的过度介入，也需要避免以单一政治标准重新定义个人、群体及其历史。
六十年之后重新回望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为了让历史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历史如何塑造今天，以及一个社会应当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记忆。
2026 年 9 月 2 日于印度达兰萨拉
注释：
① 唯色：《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Robert
Barnett编，Susan T. Chen英译，Potomac Books，2020年。
② Theresia Hofer, Medicine and Memory in Tibet: Amchi Physicians in an Age of Refor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8年。
③ 唯色：《被德国修片师修没了的鼻涕》，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6月22日。
④ Tsering Woeser, Robert Barnett and Susan Chen, “Lhas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hoto Essay,” China Channel,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3, 2020.
⑤ 同注②。
⑥ Tsering Shakya, “Blood in the Snows: Reply to Wang Lixiong,” New Left Review, No. 15, May–June
2002, pp. 39–60。
⑦ 同注②。
⑧ Melvyn C. Goldstein, Ben Jiao and Tanzen Lhundrup,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of 196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本文所引相关内容主要见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并规定公共场合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时，应在位置、顺序等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第十六条规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
网址：https://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603/t20260313_453201.html
⑩ 国际特赦组织关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进一步推动对非汉族群体同化、影响语言、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与批评。本文将此作为国际人权组织对该法的批评与担忧，而非作为所有国际机构的一致结论。
网址：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6/06/china-new-ethnic-unity-law-set-to-entrench-
assimilation-of-minority-groups/
⑪ 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公开材料，包括有关图伯特儿童寄宿制教育、家庭分离及少数民族语言教育问题的提交文件。相关材料包含不同利益相关方提供的信息，本文仅将其作为讨论当代语言、教育及文化传承问题的资料来源，并不将其中所有数据视为联合国独立调查结论。
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该条款因涉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而引发法律界、人权组织及国际观察者对域外适用和跨国镇压风险的关注。中国政府则将其解释为依法打击境外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网址：https://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603/t20260313_453201.html
⑬ 国际特赦组织在该法正式施行前指出，中国政府表示有意将部分法律内容适用于境外，并警告该法可能为既有的跨国镇压提供更强的法律依据。相关担忧包括海外少数民族权利倡导者可能因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而面临更大风险。
⑭ 达赖喇嘛尊者：《关于确定延续达赖喇嘛转世体系的声明》，2025年5月21日。声明指出，过去十四年来，藏传佛教各大宗派领袖、藏人社会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蒙古国、俄罗斯、中国大陆等地的相关团体和信众，持续表达延续达赖喇嘛转世体系的愿望；尊者据此决定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声明同时指出，未来达赖喇嘛转世的寻找与认证，将由达赖喇嘛的喇章——噶丹颇章信托基金董事会负责，并由其咨询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历代达赖喇嘛相关的护法众等，按照历史传统进行寻访、认证；声明同时强调，除这一机制以外，任何人均不具备认证转世的正当性，这一原则不会改变。
网址：https://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1293
⑮ 2026年7月2日，52岁的图伯特活动人士洛嘎让赞（Lobga Rangzen，又名洛桑巴登）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随后因伤势过重去世。此前一天，即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藏人行政中央及国际特赦组织均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将其与中国在图伯特实施的相关政策及该法引发的争议联系起来。
网址：藏人行政中央：https://tibet.com/
%E5%9B%BE%E4%BC%AF%E7%89%B9%E4%BA%BA%E6%B0%91%E8%AE%AE%E4%BC%9A%E5%B0%B1%E7%88%B1%E5%9B%BD%E8%8B%B1%E9%9B%84%E6%B4%9B%E5%98%8E%E8%AE%A9%E8%B5%9E%E4%B8%BA%E5%9B%BE%E4%BC%AF%E7%89%B9%E4%B8%9A/国际特赦组织：https://www.amnesty.org/zh-hans/latest/news/2026/07/self-immolation-of-tibetan-man-outside-un-highlights-long-standing-chinese-repression/
⑯ 关于2021年炉霍县宗教设施拆除事件，相关资料显示，当局拆除了当地一尊约99英尺高的佛像、另一尊弥勒佛像、45个大型转经筒，并关闭一所寺院学校；自由亚洲电台及西藏观察等资料亦报道了相关事件及后续拘捕情况。
⑰ 2026年7月以来，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陆续拆除多处“大经幡”景点。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9月初，当地已拆除十余处所谓“彩旗塔”。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称，整治主要针对未经审批、违法占用草原或湿地的仿经幡商业设施，并强调不涉及传统藏传佛教经幡。相关报道同时指出，经幡具有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意义，因此事件引发了有关文化符号商业化、生态治理与文化保护之间关系的讨论。
网址：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amp/story/121343/9741432
* 作者简介：蒋扬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副秘书、官方中文网站《图伯特之页》
及《图伯特通讯》期刊总编辑。长期从事新闻传播与对外交流，关注图伯特历史、文化、人权及身份认同，并参与国际会议及海外华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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