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撤销不公判决,释放景树仁,停止利用“寻衅滋事罪”打压公民维权和言论自由
一个普通保安,出于同情、良知和博爱,帮助农民工转发讨薪信息,协助他们讨回血汗钱,竟然被当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追究刑事责任,遭到长期关押,最后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这不是荒诞小说,也不是“万恶旧社会”的历史写照,而是发生在今天习近平统治下、令人联想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专制中国的真实事件。
2026年11月15日,《新黄河》发表记者李东、陈国亮的长篇调查报道《农民工帮转讨薪网帖的“罪与非罪”》,揭露了甘肃兰州保安景树仁案的诸多令人震惊的内幕。报道显示,景树仁长期利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帮助农民工反映欠薪问题。他没有权力,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只是一个靠劳动谋生的普通人。他理解农民工的艰难处境,愿意帮助那些求助无门的人们发声。
然而,2024年3月16日,景树仁被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1日,警方竟将他认定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骨干成员。此后,检察机关否定涉黑定性,改以所谓“恶势力集团”起诉。2026年7月18日,检方又取消涉恶指控,最终仅以寻衅滋事罪追究景树仁的刑事责任。
2026年9月11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判处景树仁有期徒刑四年。景树仁不服判决,于9月15日正式提出上诉。案件于10月22日移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截至《新黄河》11月15日报道发表时,二审尚未开庭。
一个帮助农民工讨薪、没有被证明参加任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怎么就成了黑社会骨干?一个没有被指控实施暴力、没有被指控敲诈勒索、没有从帮助讨薪活动中获取分文报酬的普通公民,为什么被关押两年零八个月,为什么还要受到四年监禁的惩罚?
这究竟是怎样的法治?怎样的公正?怎样的社会道德?中共司法机关究竟是在维护法律与正义,还是正在沦为压制人民的专政刀把子?
一、九项指控背后:被揭露的欠薪与欠款问题并非凭空捏造
《新黄河》调查报道的重大意义,在于对景树仁涉及的九项指控进行了具体调查,使公众得以了解那些被概括为“发布虚假信息”“制造负面舆论”“扩大影响”的行为,究竟发生在什么背景之下。
第一起:兰州东部市场商户追讨履约保证金。
商户刘秀琴因租赁履约保证金未获退还而求助景树仁。景树仁查看材料后,将她介绍给周禄宝,并转交相关资料。后来网上出现批评地方政府及相关负责人的文章。检方认为,部分文章不当关联了与纠纷无关的领导干部。然而,履约保证金纠纷确实存在。刘秀琴最终通过民事诉讼,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胜诉。如果一个商户依法可以追回保证金,那么反映相关纠纷的行为,怎么能够被笼统认定为制造虚假事件?即使网络文章中存在过度批评、不当关联官员的问题,也必须区分真实的保证金纠纷与帖文中的不实内容,更必须区分具体发帖人的行为与介绍求助者的行为。
第二起:八名农民工追讨13.68万元工资。
小包工头龙强如带领七名农民工施工后,长期无法讨回13.68万元欠款,向劳动监察部门求助也未能解决。景树仁帮助联系周禄宝,转交相关材料。据报道,周禄宝曾提出事成后收取8000元辛苦费,龙强如表示同意。但是,在帖子发布前,龙强如已经接到领取工资的通知,并要求暂缓发帖。帖子仍然发表,几分钟后工人领到了工资。此后,在警方介入下,相关帖子被删除,8000元费用并未实际支付。这一过程确有值得调查的问题,包括发帖人为何在接到停止发帖的请求后仍然发表文章,以及文章的具体内容是否真实。但是,景树仁本人没有收取报酬,报道也没有证明他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不能因为发帖过程存在争议,就把协助传递材料的普通公民认定为刑事犯罪人。
第三起:王英追讨长期拖欠的工程款。
王英的工程款被拖欠多年,相关债务已有民事判决作为依据。景树仁接收材料时,还要求王英书面保证材料真实。此后,周禄宝发表文章,将欠款问题与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联系起来。公诉机关认为,部分文章错误归责于镇政府,并存在不当攻击官员的内容。
但《新黄河》调查发现,相关民事裁判文书显示,不同工程的欠款责任主体涉及村委会及镇政府,部分工程合同还有镇政府盖章。景树仁在此案中被指控帮助对接、传递材料,并转发45篇文章。这恰恰说明,司法机关必须逐篇核实相关信息,区分真实债务、责任主体争议、评论性语言和故意编造的虚假事实,而不能把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一概视为犯罪。
第四起:70多名农民工春节前领取工资。
这是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2022年春节前,令三明等人因工程款纠纷求助网络曝光。相关帖子发表后,工程总承包方派人从北京赶赴兰州,向令三明支付96万元劳务费。70多名农民工终于在春节前拿到了工资。随后,令三明向周禄宝转账一万元表示感谢。这笔款项的性质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可以依法审查,但景树仁没有收取这笔钱。
公诉机关认为,按照合同约定,当时尚未到结算期限,相关企业是在舆论压力下提前付款,因此指控相关网帖不实。然而,合同约定的工程结算时间、总承包方与分包方之间的付款义务,以及实际施工人员是否已经被拖欠劳动报酬,是需要分别审查的法律问题,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景树仁在此案中的行为是转发9篇帖子。我们要问:即使工程款是否到期存在合同争议,为什么一个转发讨薪信息的人,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要求及时结算工程款,与故意编造事实、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之间,有着明确的法律界限。
第五起:李学术追讨工程款。
李学术因两个工程项目的结算问题,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他通过他人找到周禄宝,希望通过网络曝光推动解决纠纷。在其中一个项目中,劳动监察部门确认存在11.4万余元欠款,并协调相关企业一次性支付。另一个项目的工程款问题截至2024年仍未解决。
检方指控相关帖文不实,认为景树仁通过转发帮助扩大影响。但是,债务纠纷真实存在,而且已经得到劳动监察部门部分确认。对于帖文中哪些内容失实、景树仁是否明知失实、转发行为产生了什么具体后果,司法机关必须分别提出证据。不能以笼统的“扩大影响”取代具体的犯罪证明。
第六起:康田民追讨55万元劳务费。
康田民带领木工班组完成两个工程项目后,长期无法收回总额约55万元的劳务费。多次讨要无果后,他向周禄宝求助。相关帖子发表几天后,被拖欠的款项到账。景树仁被指控转发有关帖子。
据《新黄河》报道,景树仁在这一事件中转发的相关帖子,阅读量仅121次,转发、评论、点赞均为零。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只有121次阅读、没有任何转发、评论和点赞的帖子,究竟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公共秩序混乱?景树仁的这一具体转发行为与所谓严重混乱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可以依法证明的因果联系?如果仅仅因为转发一篇影响极为有限的帖子,就可能被作为寻衅滋事犯罪处罚,那么广大普通网民的言论自由将受到何等严重的威胁!
第七起:兰州恒大儿童公园工程欠款。
李保平等人因工程款纠纷多次向企业及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据《新黄河》报道,相关工程欠款约400万元,其中涉及20多名农民工工资40多万元。当地住建执法部门调查确认,工程欠款和违法分包问题确实存在,并对违法分包行为作出了处罚决定。但公诉机关仍然指控有关网络文章不实,认为景树仁转发文章扩大了影响。
景树仁究竟制造了什么虚假事实?他转发的哪些具体文字被证明是虚假的?他的转发又造成了什么严重危害?如果一篇文章揭露的问题已经得到行政执法部门确认,那么对于文章中其他可能存在的不准确表述,更应该逐一核实,而不是把整篇文章的传播笼统定性为犯罪。
第八起:服饰专卖店售后纠纷。
这起事件与农民工讨薪无关。周禄宝因购买的服装、鞋类商品发生售后争议,在网上指责某专卖店出售假货。后来监管部门调查,未发现所涉商品是假货。专卖店方面还称,网帖发表后销售额受到严重影响。这一事件确实存在可能损害商家信誉的不实指控,理应依法调查,并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但是,《新黄河》披露,景树仁被指控的行为只是转发有关帖子。周禄宝是否发表了错误指控,与景树仁是否明知指控虚假、是否参与编造虚假内容、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是不同的法律问题。不能因为原帖可能违法,就自动推定每个转发者构成共同犯罪。
第九起:周禄宝与一名公职人员发生网络争执。
周禄宝因不满一名公职人员的网络评论,发表要求其道歉的文章,并将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地方领导干部牵涉其中。这种行为是否妥当,可以批评,也可以依法评价。但景树仁并非争执当事人,也不是最初的发帖者。据报道,景树仁在转发前还曾询问周禄宝内容是否真实,得到肯定答复后才转发。这一事实至少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审查的问题:景树仁究竟是明知虚假仍故意传播,还是相信原发帖者的说明而进行转发?两者在刑法上存在重大区别。
综观九项指控,其中七项涉及真实存在的经济纠纷,两项涉及他人的个人争议。景树仁主要参与介绍求助者、传递材料与转发信息,没有因这些行为获得报酬。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网帖的每一句话都准确,也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诽谤、恐吓他人。但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必须具体证明景树仁本人实施了什么犯罪行为,不能仅仅因为他帮助传播了令某些地方官员和企业不满意的信息,就剥夺他四年的人身自由。
二、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景树仁究竟犯了什么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构成网络寻衅滋事犯罪规定了明确条件。按照这一规定,必须查明有关行为是否涉及编造虚假信息、明知虚假而传播或组织指使传播,是否存在起哄闹事,以及是否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些是需要依法认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司法机关可以随意省略的形式要求。
首先,真实存在的欠薪纠纷,不能因为帖子中存在局部错误,就被整体认定为虚构事件。
2026年1月11日,中国《检察日报》发表《准确审查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犯罪构成要件》一文,明确指出,司法机关不仅需要查明帖文是否虚假,还必须具体查明其中哪一部分、哪一种表述与事实不符,并追溯虚假内容究竟由谁添加、编造。景树仁案涉及九项指控、多篇网帖,更应当严格执行这一要求。
其次,即使某篇文章确实含有虚假信息,也必须证明景树仁明知其虚假。
一审法院认为,景树仁了解周禄宝的网络影响力、生活经历及其一贯表现,作为拥有数万粉丝的自媒体人具有核实信息的义务,却长期大量转发有关帖文,因此认定其明知虚假信息而传播。但是,这种认定存在值得严肃审查的法律问题。
知道一个人的经历,不等于知道这个人发表的每篇文章都是虚假的。没有充分核实信息,不等于明知信息虚假。大量转发文章,也不能自动证明存在犯罪故意。更何况,在部分案件中,景树仁曾要求求助者书面保证材料真实,或者向发帖者询问内容是否属实。这些行为是否足以排除主观明知,应当结合全部证据判断。但是,司法机关绝不能忽视这些可能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
再次,网络文章引发社会关注,导致政府部门介入调查、企业承受舆论压力,并不当然等于公共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舆论监督本来就可能使违法者、失职者以及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承受压力。一个问题被揭露以后,政府开始调查,企业开始协商,劳动者拿到了工资,这本来可能是社会监督发挥积极作用的表现。如果把这种压力本身当作犯罪后果,那么对公权力和企业行为的有效监督都可能遭到刑事打击。
最后,即使个别帖子造成了损害,也必须查明景树仁本人的行为与相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联系。不能因为周禄宝可能存在违法行为,就把所有转发者都认定为共同犯罪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拥有数万微博粉丝,就降低对其定罪的证明标准。不能因为某些地方官员受到批评,就把政治上的不满转化为刑事责任。更不能把言论中的错误、批评中的尖锐、监督中的不当,与刑事犯罪混为一谈。
刑法惩罚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当权者不喜欢的言论,更不是普通公民帮助弱者的善意。
三、从“黑社会骨干”到“寻衅滋事犯”:司法追诉究竟依据什么?
本案另一个令人极其不安的问题,是警方和检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发生了重大变化。警方最初把景树仁等人认定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检方随后否定了涉黑定性,却又将相关人员作为恶势力集团起诉。此后,连恶势力集团的定性也被取消。景树仁最终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改变指控并不当然违法。但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定性变化,公众完全有理由追问:最初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证据是什么?后来为什么认为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再后来,又为什么取消恶势力集团的指控?警方最初以极其严重的组织犯罪进行侦查,是否存在不当扩大刑事打击范围的问题?
对于景树仁而言,在最严重的组织犯罪定性被先后否定之后,剩下的介绍、协助和转发行为,究竟凭什么仍被判处四年监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涉黑、涉恶定性相继被否定,并不自动证明所有其他指控也不成立;但同样不能因为警方已经抓捕、检方已经起诉,就一定要寻找某种罪名给被告人定罪。
刑事司法的目的应当是查明真相、维护正义,而不是维护办案机关过去作出的决定,更不是为了避免错案责任而坚持有罪。我们要求中国司法机关以事实和法律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以沉默、权威和判决书上的结论代替证明。
四、当帮助农民工的人被判刑,谁还敢为弱者说话?
景树仁案最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失去自由。更令人痛心的是,它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种极其荒唐、野蛮而令人恐惧的信息。农民工辛辛苦苦干活,却拿不到工资。他们找企业,找劳动监察部门,甚至诉诸法院,却未必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无奈之下,他们求助媒体和网络,希望借助社会关注拿回自己的血汗钱。然而,当有人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反映问题时,这个帮助者竟然遭到长期关押和严厉的刑事追诉,最终被一审法院判处四年监禁。
在部分已经调查确认的事件中,网络曝光确实推动了欠薪问题的解决。这本应促使政府反思:为什么正常的劳动保障和司法救济机制不能及时发挥作用?为什么一些劳动者非要通过网络曝光才能讨回工资?然而,景树仁案却呈现出另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一些欠薪问题迟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欠薪者发声的人却首先遭到严厉的刑事追诉。
当一个社会把帮助弱者的善意变成刑事风险,把舆论监督变成犯罪嫌疑,把官员受到批评视为需要动用专政刀把子镇压的事件时,这个社会的法治和公正究竟还剩下什么?一个如此滥用刑事权力的社会,与以强凌弱、以势压人的黑社会逻辑又有多大的实际差距?
没有公民监督的权力,必然容易滋生腐败。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弱者的苦难就更容易被掩盖。没有司法独立的制度,法律就可能被权力操纵,成为维护既得利益、压制社会不满的工具。官官相护,社会不公;权力失去制约,司法就容易沦为强者对付弱者的工具。景树仁案恰恰暴露出中国现行政治与司法体制中令人忧虑的严重问题。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权利不能只存在于纸面上。
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容忍公民批评,一个司法制度如果不能保护善意维护公共利益的人,那么所谓“依法治国”就只能成为空洞的政治宣传。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景树仁案具有强烈的寒蝉效应。今天,一个保安因为帮助转发讨薪信息被判刑;明天,记者、自媒体人、律师、普通网友,是否都可能因为帮助弱者而遭受同样的命运?当每一个人都害怕说话,害怕转发,害怕揭露问题,害怕帮助陌生人时,整个社会的良知与互助精神就会遭到摧残。这是比一个人遭受不公正判决更加深远的社会灾难。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从专制王朝的文字狱,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言获罪、因思想和言论遭受迫害的悲剧,都说明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当权力不受制约,当法律屈从于政治,当批评统治者成为危险行为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今天习近平统治下出现的种种言论管制和政治打压现象,使人不能不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阴影。我将这种专制主义回潮称为“二文革”,正是为了警告世人:决不能让文字狱、言论罪和政治迫害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死灰复燃。
五、中国共和党的严正立场与要求
中国共和党认为,《新黄河》调查所披露的事实,已经对景树仁案一审定罪的事实基础、主观故意认定、公共秩序损害认定、共同犯罪责任认定以及刑罚适当性提出了严重而具体的质疑。这些疑问必须在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中得到回答。在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中,我们尚未看到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景树仁的上述行为构成应当判处四年监禁的寻衅滋事犯罪。
我们对景树仁遭受的刑事追诉和严厉判决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严厉谴责中共当局长期以寻衅滋事等罪名压制公民维权、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
中国共和党郑重要求:
第一,立即纠正景树仁案的不公正判决,依法保障其人身自由。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九项指控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依法保障公开、公正审判。如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景树仁构成犯罪,就必须依照疑罪从无原则,撤销一审有罪判决,依法宣告无罪,立即释放景树仁。
如景树仁最终被宣告无罪并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五条等规定,依法赔偿其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的损失;对于造成的精神损害,依法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若造成严重后果,还应依法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二,依法调查本案是否存在滥用刑事追诉权的问题。
对警方最初的涉黑定性、此后的涉恶指控及其相继被取消的原因进行审查,公开说明相关法律依据,并对可能存在的违法办案、滥用职权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停止滥用寻衅滋事罪打压公民言论。
不能把批评政府、监督企业、帮助劳动者维权和转发公共事件信息随意犯罪化。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原则。应当从根本上检讨寻衅滋事罪长期存在的适用范围模糊、容易被扩大解释的问题,推动废除或严格限缩这一容易被滥用的罪名,防止刑法成为压制异议和社会监督的工具。
第四,保障农民工及其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劳动监察、仲裁和司法救济制度,严肃追究违法欠薪行为,使劳动者不必依靠网络曝光和舆论压力,也能及时获得本应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第五,切实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监督权。
允许记者独立调查,允许公民依法反映社会问题,保障律师正常履行辩护职责,停止对维权者及其支持者的恐吓和打击报复。我们呼吁国内外新闻媒体、人权组织、法律工作者以及一切具有社会良知的人们,持续关注景树仁案,关注二审进展,要求中国当局公开事实、依法纠错。
自2024年3月16日被拘留以来,景树仁已经失去两年八个月左右的人身自由。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些已经失去的岁月都无法重新获得。
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普通公民,因为介绍求助者、传递材料和转发信息,就在缺乏充分刑事证明的情况下遭受长期监禁。我们更不能接受以维护社会秩序之名压制社会监督,以保护公共利益之名惩罚为公众利益发声的人,以依法治国之名践踏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政府拥有多么强大的警察和司法机器,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劳动者,如何保护敢于批评权力的普通公民。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不在于它能够判处多少人有罪,而在于它能否保证无辜者不被定罪,能否在面对公权力时维护公民的自由与尊严。
景树仁案不仅是对一个普通公民的审判,也是对中国法治、公正与社会良知的考验。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走出专制王朝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狱及言论罪的历史阴影,走向真正实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与司法独立的现代文明社会。
我们再次严正呼吁:
严禁滥用寻衅滋事罪打压公民!
撤销缺乏充分法律依据的有罪判决!
还景树仁以自由与公正!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停止以刑法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监督!
为弱者发声没有罪!
依法监督政府没有罪!
让法律保护善良,而不是惩罚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