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几天前《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在中国知识界掀起波澜。这篇文章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它称“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脱离群众危险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能够超越多元价值、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伟大梦想,把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文章标题来自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是千篇一律的老八股,在党报党刊发表的成千上万的文章中毫不起眼,不值一提。然而文章作者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真的就是那个满口西方哲学名词和字母文字的网红青年学者吗?如果是真的,它无异于再次宣示:东西南北中,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大家争相姓党;不管说着“肇因”还是唱着嘻哈,个个都是党的人。

还没等到人们开始怀疑,吴冠军教授就自己出来证实了。他对人们的批评感到委屈和不解,提出了两种辩解:第一,原文被大幅删改。有自称知情者还替他辩解说,党报多牛啊,删改不会和作者商量的。大概也因为认同党报太牛,作为知名教授的吴冠军,非但对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没有提出抗议,而且还满怀感激地说,“编辑真的为我争取很多”。第二,“尽管原文被改动很多,我原初的努力还在,在统一的声音里加入对忘记初心脱离群众之肇因的分析,能够在那里出来,批评只能在正说的方式下展开”。

让我吃惊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吴冠军教授这种辩解方式。他大概真的是太专心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了,不知道他的辩解比文章还要陈腐。写文章堆砌西方学术名词,故作清高地说一句“你没有看懂”,在今日中国仍然是学者装神弄鬼的法宝。但是,在党媒上拾宣传牙慧,还期待读者甘之如饴,就有些弄巧成拙了。

为了尚方宝剑忍辱负重?

在中国社会,媒体受到严厉审查。所有言论,无论出自党媒还是自媒体,都得通过或多或少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和专制社会的所有领域一样,言论和媒体也分设级别:中央媒体高于地方媒体,主流党报高于部门党报,“母报”高于“子报”。从一个稍长的历史来看,《人民日报》虽然总是胡编乱造(无论是“亩产上万斤”还是“国外反华势力”),而且前后矛盾(昨天称颂林彪和江青为毛主席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今天就说他们处心积虑害死毛主席),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它都是权力的金牙玉口,或者说滥权者的大棒(一篇“四·二六”社论就预示了一场对和平示威者的大屠杀)。

知识分子应该加入这种体制,还是看穿、鄙视、挣脱、揭露和摧毁它?这是一个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下刊物盛极一时,话语反抗地火滚滚。九十年代,网络论坛传承其衣钵。但是,在“八九”之后严控媒体的政策之下,互联网技术很快被党控制,尽管媒体平台遍地开花,但是具有政治反抗性质的“地下刊物”几近绝迹。

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加入体制,取悦皇上,拿到尚方宝剑,然后用它来斩妖除魔,或者推动体制点滴进步,一直是大多知识分子的梦想。在具体的事情上,尚方宝剑很有可能主持一下正义;但是,从稍微长远的历史来看,它本身就是维护体制的权力工具,是作恶体制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前提是,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内;一旦超越界限,就被会立即清除,例如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刘宾雁先生。

知识分子都是聪明人,但是他们的生存智慧是假装糊涂。吴冠军教授在辩解中作忍辱负重状:想要做点事情太难了!与此同时,他又强化媒体等级制度,称同样的话在《南方周末》发表容易,在《人民日报》发表困难;“放在《南方周末》就是鼓掌,放在《人民日报》就是谩骂”。他假装不知道,《南方周末》因为发表过一些远没有他这样“党八股”的文章,早已经遭受如潮批评,并被很多曾经热爱它的读者厌弃。

不敢拒绝《人民日报》?

一位替吴冠军辩解的人质问批评者:“人民日报直接找你约稿,你是直接拒绝?谁都是抱着好一些的期待,不曾想会面目全非吧。”似乎所有人都跟吴冠军一样,对《人民日报》这种整天说着“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的权力象征战战兢兢,被“幸临”则倍感恩宠,岂敢说一个不字?被强奸(文章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只是“不曾想”式的哀怨,同时还得感谢编辑“为我争取很多”。

于是我就想起来,我在国内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也找我约过稿,央视《新闻会客厅》也找过我做嘉宾,因为忙我还真的都“直接拒绝”了。也有不曾“直接拒绝”的事情:央视某大型晚会邀请我做主持人串场词撰稿人,写了一部分但对方要求改动太多,也中止了合作。我还记得稿酬相当不错。

我想要跟吴冠军教授说:党媒没有那么牛,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拒绝的。既然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位知识人,您要做的事情是拒绝合作,公开抗议,而不是感恩戴德——就因为它是党媒!

哪儿都是媒体

为什么被强奸仍然要顺从呢?吴冠军教授说,因为他的文章有深意藏焉!“批评只能在正说的方式下展开”。这是对党媒的进一步仰视和神化。且不说他文章中的所谓批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领袖们自己不知道已反复咀嚼过多少遍,而且“在那里”的批评以“邪说”的方式展开的时候太多了。自古帝王不只喜欢强奸,更对MS乐此不疲。

又想起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转发过我的一篇博客,连网文的语气都一字未改(当然,吴教授可以说海外版和国内版审查尺度不一样,不过您放心,就是发头版头条我也不会同意它随便改一个字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哪儿都是杏坛”。文章结尾说:“只要我们想要分享知识,哪儿都是杏坛;只要我们想要学习,哪儿都是鹿野苑。”几乎同时,我引申这句话,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哪儿都是媒体》,讲述自己反抗言论审查失去工作的经历。后来,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又以同样的题目拍摄了一部专访片。我也在西方媒体多次重复这句话。你看,我在《人民日报》埋下了多少“深意”?哎呀呀,怎么都没人理解?!

我回顾这段往事,是想重复这段话:“只要我们想传播,哪儿都是媒体;只要我们想表达,哪儿都是空间。”“哪儿”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但是从它的信用记录来说,应该排在末位。

有人会说,《人民日报》尽管劣迹斑斑,但它毕竟位高权重,影响巨大,在体制内藏点“深意”也许能促成更快的变化。做“国师”、“策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梦想。正是这样的梦想,阻止了变化的更快到来。真正促成变化的力量,不是对它的迎合,而是对它的反抗;不是让人认同它一言九鼎,微言大义,而是揭穿它胡言乱语,一钱不值。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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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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