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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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4-17 07:26 | 作者: 北岛

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七八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八七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近年出版的中文书包括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开锁》和散文随笔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青灯》等。

一九七○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三十二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五十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

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差五分十二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劈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揑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十二点二十五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一九七三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一九六九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气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29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十八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

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一九七三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萧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一九七一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藉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十一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底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十四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艶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三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四月四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十四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四月五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8943.”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摺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十月十七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为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十二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十二月二十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麪。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麪,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二○○八年十月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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