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
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
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二、“二丑”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的奴才。
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
三、隐士
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
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
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
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
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
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这真可谓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
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
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
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
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贩
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
鲁迅于是作文“骂”他。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
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
六、“革命工头”、“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
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七、文坛三户
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
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
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八、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
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
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
九、大众的帮忙、帮闲
他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鲁迅又提出了“包围论”。他说,无论什么人,尤其是“猛人”,周围都有一群包围者。人们无法与之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包围他的人去了解他。
包围者往往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渐变得昏庸,成为包围者的傀儡。这样的包围者常常是由知识分子扮演,也是帮忙帮闲之一种,既可怕又可憎。
鲁迅善于取绰号,用绰号高度概括对手的特点,神情毕肖,如“革命工头”、“革命小贩”,这些绰号永远跟随着对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爱思想
2017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