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11-01
如何切入波兰社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转轨让东-欧知识分子短暂的经历了政治转型后的欣喜若狂后，马上便面临着社会“庸俗化”和“娱乐化”的不适以及经济窘迫的压力。华沙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每次来上课直奔自己的教室而都行色匆匆。我拜访过历史系的泰斗加利斯基教授和波兰经济学会主席乌卡舍维奇教授，短时间内以我当时的语言水平，也谈不出什么所以然。我不能在街头散发社会调查问卷，又不能逮住波兰人就问问题。
在罗兹与天主教神父
说白了，我需要有不同行业的波兰朋友，当时波兰人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和中国菜好吃。那时候人心浮动，访问学者不谙学业而热衷于赚外快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个访问学者去给一位中医当翻译，回来后总是讲不少从前来就医的患者那里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这种方式启发了我，虽然我对中国文化“土产店”知之不多，但要“和（波兰）群众打成一片”，也只能借助这个拐棍，而且顺便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我首先想到学太极和学中餐这么两招。我们同期有一位在波兰计划统计学院进修的老师在火车上打过一两趟太极拳，我就找他学了一套程式十八法太极。我过去有学体操的底子，学起来并不难，对我而言，无非是把“云手”、“白鹤亮翅”、“野马分鬃”、“海底探月”这些招式组合起来就行，至于前后的顺序就无所谓了。
关于做菜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扒拉着颠几勺，我从插队到成家无师自通的做几样家常菜还可以，但是要做的既好看又有说头还要口感好，还真是需要师傅指点。恰好我碰到一个机会：新华社有一位熟人的孩子由于家长长期在国外，高考不第便学了职高的厨师，毕业以后想到波兰的旅游胜地岑斯特霍瓦开一家中餐馆。熟人由于有任务在身无法接送，就委托我代劳跑一趟。
在接送的过程中我趁机请教了几样简单而易操作的菜的做法，像“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之类，他又告诉我几样欧洲人喜欢的中西合璧菜肴的制作方法，再加上我原有的储备，想来应该能应付一阵子了。至于语言只能在实践中提高，经费可以通过“打工”获得。有了这些初步“装备”，相当于我获得了接触波兰社会的“准入证”。
不久机会来了，在波兰的经济转型期，原来的国字号单位纷纷从全额财政拨款状态转轨“下海”，用我们的语言说叫“自负盈亏”。波兰北部瓦尔米亚-马祖里省省会奥尔什丁市的文化宫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我们的信息，邀请社科院苏东所的刘仲春老师去教气功，经刘老师推荐，也邀请我去教太极和中餐。
奥尔什丁处在波兰东北部的大湖区，二战前是东普鲁士的一个德国城市叫艾伦施泰因，1945年才归属波兰，周围都是水乡泽国与森林，人口不多，整个城市有浓厚的日耳曼骑士团建筑风格，其骑士团城堡仅次于波兰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马尔堡。但这里地处边远，并非旅游重地，当时经济也很不景气，主要企业国营大型轮胎厂处在风雨飘摇中。没有这番奇遇我是难得到这里来的。
没想到在奥尔什丁我初试锋芒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我的学员分两拨。学太极的是一帮13-15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对中国功夫极为向往，仿佛每个中国人都如李小龙般身手不凡。我父亲是山东人，年轻时会一些武功。文-革期间我参加“大串联”和插队的时候，父亲担心一个女孩子到处乱跑会碰到坏人，曾经教过我几招防身手段。
这时候拿出来“嘚瑟”一下恰到好处，尤其是当我故意在不经意间摔倒一个男孩子以后，“弟子们”对我这个“二把刀”师傅就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整个学习过程都非常认真。我的波兰语不好，有时言不达意，但只要我说出俄语单词或者比划一下动作，大家就会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波兰语怎么说。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比划的有模有样了，我的波兰语也有了提高。
每当休息的时候气氛非常热烈，徒弟们希望知道中国武侠、中国功夫的一切知识，而我则对波兰经济转轨对各个家庭的具体影响更感兴趣。孩子们告诉了各种信息，对我了解波兰社会很有帮助。我回国一两年之后，这些小男孩们还用混杂着波语、俄语和汉语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再次到奥市来教他们。
学中餐的是一帮中老年妇女。她们的热情与小男孩们不同，是“关心型”的。今天给我一双手套，明天送我一条围巾，后天拿来做饭地餐具，她们热衷于了解中国的教育、婚姻、服饰和生活习俗，家长里短的很快我们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我教的中餐是一门实践课，每天教做一两个菜，并讲解这道菜的食用价值，有点像现在教人厨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时完全是自发的兴趣，文化馆也是初次尝试办这种活动，场地非常简陋，工具、材料全是主妇们自己提供的。最后要求我在她们的观看之下做出一桌的中国菜肴，供大家品尝。
说实在的，这令我感觉比教太极要紧张，毕竟在家里做菜与在众目睽睽下操作不是一回事。我提出要有一个备料过程，事先做了一些准备，采购了一些与中国调味品相近的佐料，最后我使出浑身解数，完成了三道冷菜、9-10道热菜、一份面点、一份汤。
也许是人们对“吃”的兴趣更为高涨，也许是正好赶在饭点上，到最后品尝阶段，文化馆的人都涌了进来，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勺。对每一道菜我都有一段解说，显得很有“文化”底蕴的样子，其实都是我现场乱发挥的。由于汤做淡了，我就告诉大家，中餐的“汤”与西餐的“汤”不同，它是饭后用来消食和解油腻的。不知是因为大伙没吃够还是我的确发挥了水平，总之那一天我自己一口没尝到，几乎连盘子的汤水都没剩下，全被大伙吃了个一干二净。
最后文化馆的负责人给我了一个超乎预想的评价，他说“这是200年来自从法国人到奥尔什丁以后（按：盛传1811年拿破仑征俄前到过此地，举行过一次法式大宴极为轰动）本城最丰盛最好吃的一桌菜肴”。我知道他是夸大其词的调侃不能当真，但是从大家饕鬄的热情中我感到自己成功了。可惜的是去奥尔什丁的时候没有带照相机，竟然整个过程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事后想来未免有些遗憾。
在奥尔什丁初试牛刀获胜增强了我的自信，等于为我接触波兰社会点亮了放行的绿灯，后来利用各种机会我到波兰农村、矿区、学校、教会去接触社会。去了西里西亚矿区，去了波捷边境的跨界城切钦，去了靠近德国的波兹南，在别尔斯科比亚瓦我旁观了波兰人如何引进外资的谈判，也帮着别人“练摊”，还在中国人开的公司里做过秘书，我经历过一次原“团校”拍卖的过程。
1991年初摄于乌克兰基辅
大概是由于我会做饭的名声在外，东布罗瓦矿区的后勤集团与产业部门“剥离”后一家工人大食堂甚至想请我去“承包”，我还参与过一次民办学校的创立过程。再后来我又到了东欧诸国。这些“闯荡”的经历变成了一封封书信飞回到“33-211”（我们当时在西安陕西师大的住址），又变成了朋友圈中交流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就此留下来的中国学生，也曾有过动摇，有点想把接触东欧社会的工具变成生存的依托的想法。我写信给秦晖说，要不把你也弄出来，咱们就不回去了。90年代初正是国人出国“淘金”的高潮，国内的专家学者抛弃专业开餐馆当倒爷的比比皆是，国内同事中“下海”的人也不少。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秦晖这一点倒是丝毫不动摇，他认为出去看看是可以的，但自己的事业在国内，读者在国内。他说如果出去仅仅是为了过日子，会寂寞死的，感觉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他从来没有想过会以中餐馆老板的身份定居国外。既然他这么坚定，那我们的“既定方针不变”，我继续当好“东欧转型观察员”的角色。
回国之后东欧转型研究便成为我的学术方向之一，后来这些“素材” 陆续变成《新饿乡纪程》、《火凤凰和猫头鹰》、《十年沧桑》这些作品。2009年、2012年、2014年我又多次去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目前这些国家都已经毫无悬念地融入欧洲，当年的艰辛已成往事。但是我始终保持着对她们风云变化的兴趣。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当时写的这些见闻随笔，仍然十分感慨。很多东西现在看来是“少见多怪”了，然而那的确是一段独特的心路历程，或者如当时我借瞿秋白的典故所说的，这是一段“新饿乡纪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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