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万韩国农民的千名代表在香港街头火爆抗争，但八亿中国农民却出奇地沉默，他们其实同样受到世贸的冲击，处于贫困的漩涡，在城市繁荣的进程中，陷入城市人想像不到的苦难与无奈中。北京正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道路。
随着为期六天的WTO（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结束，来自各国七千人的示威游行终于烟消云散。其中，代表韩国农民的一千五百人，在香港演出火爆镜头，他们代表韩国四千万人口中的三百五十万农民，让全球电视观众都知道他们的诉求。但韩国农民代表的激情与喧闹，却映照出中国八亿农民出奇的沉默。在这场WTO与反WTO的会内会外较量中，究竟谁代表他们的利益？
韩国农民全年人均净收入六千七百八十美元，在中国人看来已算小康，而中国农民只有二千九百三十六元人民币（折合约三百六十五美元）。中国八亿农民至今依然是中国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为温饱犯愁、最易受到伤害、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在世贸会议期间，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呼喊，舆论将他们遗忘了。
中共执政五十六年来，农民始终是被忽略的阶层。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的话说，农民的命运是极其“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如果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必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六百六十八元人民币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二千六百多万。“脱贫”后又“返贫”的情况相当严峻，刚刚脱贫的群体抗灾能力弱，稍有变故就重新返贫。如二零零三年有一千四百六十万贫困人口脱贫，却又有一千五百四十万人返贫。这在近二十年扶贫进程中尚是首次。贫困农民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九九二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一比二点五，二零零四年扩大到一比四点四。
被迫进城打工挣钱
今日各地农村，几乎家家有人进城打工，农村女人守着家中一亩三分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水塘镇洋场村有四百八十九户、二千四百二十人，其中有二百多户都是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女人留家。甘肃省定西市是最贫困地区之一，号称“苦瘠甲天下”，农民多数外出务工。
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呼吁者之一是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的医生王宪珍，这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朝阳二百四十七万农村人口中，超过一半没有钱看病，四万农村贫困人口，近一半是因病致贫的。中国农村人口中四至六成、即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六至八成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二零零三年中国农民的全年人均收入为二千六百二十二元人民币，而平均住一次医院要花二千二百三十六元，几乎相当他们全年收入。
中共中央党校前不久公布一项调查报告说，中国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二零零零年，中国宣布如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这项调查指出，教育“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相当脆弱。所谓“基本普及”，是指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这一要求，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辍学率也出现了明显反弹。近年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偏高，一般农村辍学率高达一成以上。
在香港世贸会议会场外见不到中国农民的身影，对此，曾写出《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前中共农村基层支部书记、现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顾问李昌平，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实际上世贸影响到中国很多阶层，如服务业，他们也不可能去会上表达自己的声音。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更没有参与到国际舞台。”李昌平认为，中国的农民组织也不少，但他们的功能和国际视野受到限制。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是以区域贸易为主，很多农产品是自给自足为主，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还不高。
世贸西雅图、坎昆会议无果而终。这次香港会议却基本达到中国农业谈判的既定目标。用国家农业部长杜青林的话说，北京最为关注的在大会最终文件《部长宣言》中得到了较好体现∶明确了所有出口补贴应在二零一三年底取消，这有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明确了发展中成员可以自主指定适当数量关系到粮食安全、农民生计与农村发展的产品为“特殊产品”，可以有比其他产品更大的灵活性，为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空间。
杜青林认为，中国农业发展也同时面临新挑战∶由于中国农产品关税结构简单，约束与实施关税相同，绝大多数产品关税的实质性削减，必将使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国内支持政策使用纪律加严，使政策的选择受到很多规则的约束；其他成员降低关税、减少国内支持和取消出口补贴，在技术和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等方面非关税壁垒将会变本加厉，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对中国产品质量和卫生标准将会更高。
政府主导调整结构
世贸谈判结果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冲击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广西的糖业，受到国际市场冲击，农民无法再种甘蔗，政府就出面调整农业结构，不种甘蔗改种其他的，农民收入反而增加了。中国的土地没有实行私有化，中国的农民土地规模很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很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劳务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粮农不会只是种水稻，还会养猪养鸡种点水果，这与其他国家农民还不一样。因此世贸带来的冲击不会对中国农民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只会对局部地区，如新疆的棉农和东北的豆农影响大些。
国外农产品大举进入台湾后，台湾农业受到很大冲击，农民不再种大米，稻田基本上处于休耕状态，政府对农民实行补贴。但台湾的办法在大陆是不可行的。菲律宾的农业，被美国的产品抢占了市场，菲律宾很多土地都成了工业的原料基地。假如中国出现小农破产的局面的话，就不可能像菲律宾那样可以劳务出口，中国农民最多就是在乡镇企业和沿海城市的企业打工。那也是必须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九的情况下，城市才能吸收来自农村的就业大军一千万人左右。目前每年农村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大约是一千万，假如小农破产速度加快，游离农村人口达到二千万，甚至更多，就造成城市问题了。
非政府组织多做实事
在乐施会，李昌平参与了中国贫困地区社区综合发展工作，乐施会的工作给李昌平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他学习NGO的管理，学习公民社会的建设，可更深入了解农村，为农民做一点实事，为农民多发出一点声音。香港乐施会在中国大陆有北京、云南、贵阳、甘肃四个办事处，他来回奔波。扶贫项目点多数都设在偏远山区，他这些年跑的全是农村。
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一万四千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四十万元人民币。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五十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一百五十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况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每月三百元，当地农民以“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了下矿。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一万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七百元。这GDP就是垃圾GDP。
李昌平说，农民分享到土地的资本收益，分享矿产资源开发的收益，能用自己的劳动获得养老的保障，国家给予农民教育和医疗的国民待遇，农民贫困才能得到缓解。农民也是公民，要还权给农民。他认为，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重新检讨∶产权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资源配置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市场主体制度、户籍制度、招标制度、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制度等等，这些都是穷人受穷的制度根源。
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中央中共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认为，中国几千年都以农为本，但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重的是农民的生产力，而不完全是农民的利益。这种以夺农政策相伴随的重农，对农民不是福音，当下必须要以新“重农”思想作为执政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研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政府财政用于农村的开支一度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这百分之三主要是维持农村基层的行政开支。后来农村基层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九十年代末就提出把农业税费提高到百分之八点四，主要用于农村开支，但是综合计算，其实农民税费负担高达百分之三十几，现在又提出把农民税费负担减到零。
村干部滥权贱卖土地
温铁军说，两年前，中央明确指出，今后财政用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这四大类的投资主要用于县乡基层。但至今并没有真正用到县乡基层。这说明政策有了，但落实还需做艰难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专长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的陆学艺认为，目前最好的方法是把经营权和承包权都交给农民，并且不能再笼统地说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实际上成了村干部所有，少数人说了算。如果把土地经营权和承包权彻底交还给农民，以后再有征地，就必须得到农民同意。如果固定了农民土地的承包权，还会防止中国出现印度、拉美等地的“贫民窟”现象。因为如果农民在城里打工失败，他们可以回家里，靠种田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教授说，目前不少农村地区的政治管理体制存在着明显真空，乡镇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指令和自身的生存，无暇也无力为农民发展经济提供任何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村委会限于一个行政村，无力整合地区经济，不能产生有效益的规模经济；乡镇人大选举、运转流于形式，无法起到代表农民参政议政的作用。应该允许农民成立农会，以维护农民权益。
有人担心农会是革命组织，会破坏稳定。对此，于建嵘认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农会并不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社会利益在整合组织和维护组织。以农民群众性组织取代基层政权只能是革命党所为，是非常态的政治结构。今天的农民提出建立农民协会，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农民维权活动的直接目标是基层政府，他们以中央的权威作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在许多场合是以地方政府监督者的身份采取行动。
人们关注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话题，一场全民支持农业的战略即将展开。二零零三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农补工，以乡补城”发展战略，直到二零零三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宣布取消，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这实际上是宣布一九四九年工农纲领决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结束。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从农业、从农民那儿来的，农业税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按照毛泽东一九五三年的想法，是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时间，一九六八年结束这一战略，结果由于文革，整整延长了三十多年。中共要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
两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对俄罗斯农业问题产生兴趣，回到北京，约见多位有关专家学者，要求主管农业的领导部门派专家组前往俄罗斯考察，交谈中，专家学者介绍了韩国的“新村运动”。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委派考察团前往韩国。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带队，中农办、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考察团，前往韩国考察“新村运动”，回国后给中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韩国“新村运动”始于七十年代，以改善生活环境为突破口，是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运动，至今已推行三十年，令韩国实现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农村建设带来了启示。
农村需投入六万亿元
中共要建设“新农村”，根据规划首先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民收入。这与韩国的新村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所处的环境毕竟跟韩国当时的背景不同，情况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建设新农村，资金缺口将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按照韩国经验推算，未来十几年，中国投入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总量超过六万亿元人民币。钱从哪里来，将是考验政府智慧的关键。郑新立得到的数据是，要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上自来水，推广沼气，道路硬化，全中国都这么做，大约需要四万亿元人民币。据悉，中共正研讨可操作的方案，一是政府投入，二是民间投资。不过，韩国新村运动最关键的是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也允许推进速度有快有慢。权力归于农民，建设新农村就不局限于经济改革，而是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一场社会运动了。这无疑要考验中南海的智慧和胆识了。
（亚洲周刊 2005/12/26-1/1 200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