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围绕着八九民运的评价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必要的关注之外，我常在思索：仅就思想理论而言，这是为甚么？和老朋友胡平也第一次产生了分歧，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了弄清我们之间的分歧，特意找来他发表于一九九零年初的《八九民运反思》。读过两遍，才发现：目前关于八九民运讨论中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在这篇长文中已经论及。从发表《论言论自由》的一九八零年起，胡平作为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始终敏捷勤奋地关注着现实。今次由《纽约时报》和《联合报》重新引起的争论中，除了莫须有的“诱杀策略”，几乎所有问题都没有超出胡平的文章之外。总体上，我对胡平的文章持赞同态度。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民运老战士和理论家那种“苦口婆心”的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因此，我愿意同他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历史和未来负责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
超级利维坦——结构
我对胡平《反思》一文中一些观点的怀疑首先出自某种直感而并非逻辑。胡平的论述本身一般逻辑严密，极少失误。但我总感到有问题。问题何在？
看这一段话：“这就涉及到‘甚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甚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甚么某人能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他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这其他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
胡平的这一思想是一贯的：“‘权力’从来就不是甚么超自然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异于我们自己力量的敌对之物。”（《论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不像是在说我们中国的“权力”。
─原来这是一个“古老的”，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权力”。虽然现代民主国家通过权力制衡，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又回复到权力最古老的意义，因此这个“古老的”定义也大致符合民主国家的部分权力现实。但这绝不是我们中国人正生活其中的极权社会的“权力”。
无论我们自愿服从、被迫服从甚至拒绝服从，掌权者都有手段行使他的权力。权力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强制，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权力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制。极而言之，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是暴力！在我们中国，异化了的权力正是一种“异于我们自己力量的敌对之物”。
胡平继续写道。“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
据我所知，六四屠杀前，由于全民的反抗和媒体的倾向，由于赵紫阳和部分高级将领的明确反对，军队是动摇的。但这支动摇的军队为何最终实行了镇压？─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由于极权主义是一个人对抗全体人民的格局，它的基点不仅仅在于欺骗下的自愿服从，而更在于一个可以消解反抗，强制服从的权力结构。比如，在军事系统之内，有野战军与地方军的制衡（或称牵制），有各军、兵种之间的制衡；在警察系统之内，有公安部队和武警部队的制衡。试举一例：驻某省野战军想造反，不仅要考虑军内党组织态度，地方军态度，各军兵种当地驻军态度，还要考虑地方政府态度和武警公安部队的态度。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制衡结构中，任何一支军队造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出于防止军事政变的考虑，北京驻军从来就是山头林立，派系纷杂。至少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各军兵种驻京部队、武警、公安、中央警卫部队在相互牵制。）这就是毛泽东、邓小平这类极权君王控制军队的秘诀。八九年三十万军队进京，本身就构成了这种相互牵制，使得任何一支军队都无倒戈之可能。对于军队内部，则以军令军法加以控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以“战场纪律”和“督战队”的形式强迫军人执行命令。由于这种军令系统极其苛严，又由于这种军令系统本身绝对排他，军人之间不允许存在其他任何与之抗衡的组织形式，除了极其罕见的情境，军令是不可能不被执行的。
看来，胡平提问题的方式存在失误。能强迫军队执行命令的，不是一个人格化的“谁”，而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军法系统─权力结构。由此，我意识到他整个的论说建立在对具体的“个人”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分析之上，而忽略了抽象的“结构”。“结构”一旦建立，往往就会变为有生命的自为的活物，反过来对人的行为模式进行严格限制。霍布斯早在三百年前就注意到“结构”的能动的力量，把国家的政治权力比喻为有生命的自为的可怕怪兽─圣经故事里的利维坦，指出：利维坦之所以无比强大，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垄断行使暴力的权力。後来西方民主制的建立与完善，就是驯服利维坦。应该说，霍布斯尚未预料到二百多年之後极权社会的产生。他没有想到，这个理应驯服的利维坦，在东方被武装为人类历史上超级的恐怖之神。为甚么胡平会疏忽这个关于“结构”的常识？原来我猜想是为了方便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实施“纵横捭阖的工夫”。但我看见他在十几年前写的文章上，同样存在这种忽略国家结构的倾向：“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没能实现言论自由，原因就在于那里的人民对言论自由缺乏觉悟。”（《论言论自由》）这显然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在共产党夺权之前，中国有比现在多得多的言论自由，俄国更多，东欧则基本上是言论自由的。其主要原因自然不是“人民对言论自由缺乏觉悟”，而在于极权主义的国家结构。
作为办事机构的政治局
正因为胡平忽略了“结构”而偏重于个人，他还认为，掌权者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是铁板一块，用了不少篇幅来分析决策过程中的个人心态。毫无疑问，这种细致的分析是有意义的。我赞同他的如下原则：“任何政权，包括那些相当专制独裁的政权，其重大决策过程也是很复杂的。不去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决策过程及其在付诸实施後所引起的更为复杂的变化，满足于用一两句粗糙简单的武断结论”是轻率危险的。但是，他在细致分析最高层（实际上是政治局）决策过程时，忽略了一个“粗糙简单的”事实，即：政治局不过是极权君王的一个办事机构。如果在他的分析中再加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更为全面。不错，一切重大决策都要在政治局表决通过。但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祗是在符合君王意旨时才可能生效。譬如，从一九四三年延安时期起，中共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有重大分歧时，毛泽东享有“最後决定权”。譬如，邓小平是享有这种独裁权的第二人。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正是因透露这一秘密而构成了重大罪名。而且，不享有这条不成文规定而事实上的君王，对于违背了自己意志的政治局决议，总会千方百计加以否定。一九五七年，斯大林派趁赫鲁晓夫出访芬兰密谋夺权，等他一回国，便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突然袭击，以八票比三票的表决结果逼他下台。赫鲁晓夫并不服从这个最高层会议，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委员会里他是多数。朱可夫派军用飞机火速接来全体中央委员，并陈兵莫斯科。赫鲁晓夫反败为胜。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用的也是这一招，陈兵北京，召开全会，击败以刘少奇为首的多数派。此外，极权君王控制“办事机构”（政治局）还有许多秘密权术。如周期性地翦除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第二把手（如刘、林、胡、赵）；制造和利用矛盾，使自己永远处于最後仲裁者的有利地位（如所谓“一碗水端平”）；掌握政治局会议的召集权，并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得私下会面；防范地方势力坐大，“削番”；直接控制军队，除了通过他本人，任何人调不动师以上的军队……等等。极权制度使最高统治者获得高度组织化的力量，而同时使人民始终处于高度无组织化的软弱状态。从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在统治中国，而实质上则是一个抽象的权力“结构”在统治中国。通过这个“结构”，本来属于人民自身的权力，如劳动、分配、选举、审判、武装……等等，统统变成了异己的并反过来压迫人民的权力。这就是“结构”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忽略了权力异化。
逻辑前提的失误
在以下的论说中，胡平还是犯了同一个失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乃是当代学者在研究囚犯难题中提出来的。他正好表明，在双方存在着利害冲突并且互不信任的前提下，一方通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会诱导对方作出同样的反应，从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胡平提出的一个通俗易懂的策略。它的基础建立在“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之上。在“囚犯难题”的研究模型中，假设的矛盾双方（或多方），是力量大体平衡的囚犯。在大体平衡的矛盾双方之间通过具有弹性的对抗与妥协，是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如果囚犯甲选择一个产生最佳得益的策略，就会受到囚犯乙基于同样目的而选择的给甲以最大破坏的反策略。这必然给双方都带来伤害。如果双方都选择较为妥协的策略，那么双方都会得到一个较好的得益。所谓“非零和对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双赢”─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模型可否套用来分析极权制度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体系严重失衡的国家。消灭资产阶级和不同政见者，使阶级、政治严重失衡；消灭私有制，使经济权力严重失衡；消灭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权力严重失衡；消灭异党一党独裁，使政治权力严重失衡；军队政党化，使军事权力严重失衡……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用暴力强制社会全面失衡。在这样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失衡的社会里，人民根本无权，而统治者掌握着几乎一切社会权力（近似于狱吏与囚犯），这与“囚犯难题”中“非零和对策”的假设前提似不相同。就极权社会而言，对策论中的“零和对策”可能是适用的：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人民得到了言论自由，就等于政府失去了言论控制。人民得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就等于政府失去了威慑力。人民所争取到的权力，正好就是统治者所失去的权力。当然实际政治问题是复杂的，即便在极权社会里，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非零和对策”也有意义。但忽略对于极权社会权力斗争具有重大典型意义的“零和对策”也是不妥的。
胡平的失误，在于没有充分意识到极权社会的特殊性，在研究极权社会时不加讨论地套用（或选错）了一个非极权社会的模型。─他没有重视“结构”，在论说的逻辑前提上产生了先天失误。
即便在“非零和对策”的“囚犯难题”中，胡平也忽略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囚犯甲死不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囚犯乙该如何动作呢？一、囚犯乙为了避免激化冲突，祗好单方面妥协。如果囚犯乙妥协到忍无可忍，就会爆发极其剧烈的冲突。二、囚犯乙一边妥协一边对抗，试图以自己的妥协来诱导对方妥协。如果囚犯甲坚持不妥协，囚犯乙的利益不断受到侵犯，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单方面妥协没有意义，囚犯乙必然会倾向于强烈对抗以至革命。─这便多少近似极权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了。
为何不能“良性互动”
胡平希望和共产党建立“良性互动”，以利民主力量生长。
我感觉不行。
在《为柴玲辩护》一文中，我曾写道：“能否‘良性互动’要看对象。当时北大陆续贴出几张大字报，从校志上抄录了段琪瑞政府、‘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对待游行、请愿的故事．例如某北平军阀制止学生游行，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逮捕了一批学生．学生代表旋即求见，讲明游行目的。该军阀听後，承认学生游行爱国，即刻谢罪，释放全体被捕同学．又例如清华某教授为要求政府抗日，宣布绝食，又南下赴京请愿．蒋介石立即接见，亲自诵念了该教授请愿书，表示坚决抗日．教授长跪，热泪横流，要求蒋不要食言．蒋先生亦跪地垂泪，发誓抗日．”最近又从文友处得到两则史料，补充如下：其一：据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299页）记载，南宋初时，宋高宗罢免了主战派大臣李纲，消息传出，太学生与军民“数十万人”包围了东华门，高宗派大臣出来“慰喻诸生”，想叫军民退散，反被围困。军民要见李纲，等得不耐烦了，杀死内侍二十余人，“皆脔割之，虽毛骨无存者”，并打得主和派大臣纷纷“走散藏匿”。高宗祗好急招李纲，官复原职，去东华门宣读主战的圣旨，这才平息了骚乱。事後并无“秋後算帐”之情事。这可能该算是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了罢？其二：“九·一八”事变之後，全国骂蒋不抗日，有学生五六万人包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国民政府长达三个月之久，蒋“绝不采取压迫之办法”，“未发生一次冲突”。─这叫良性互动。共产党行吗？
我还写道：“分析大事，不能祗谈策略、局部，更要谈战略、总体、历史。
从总体上看，共产党与人民有过‘良性互动’吗？一九五七年人民‘奉旨’‘向党提意见’，随即便实行‘全国搜索’（《人民日报》语），打了一百万右派（见丁抒著《阳谋》）。不管是‘见好就收’还是‘见坏就上’，在这里都用不上。那一次闹的事远没八九年大，但迫害致死的人数以万计！‘庐山会议’的‘互动’世人皆知，此处不提了。五九、六零年饿死数千万人，党内不满。老毛拒不‘互动’，又打了四百多万‘右倾’。文革中老百姓‘奉旨’造反，反对贪官污吏。待老毛皇位坐稳，脸色一变，群众组织全部解散。学生领袖蹲大牢，工人、市民领袖杀头。文革罹难者的数字该比‘反右’大得多！‘四五天安门运动’也没和共产党‘互动’成功，惨遭镇压。‘民主墙运动’客观上于老邓复出有利，祗是利用了一下，也没‘互动’成。顶着世界舆论，反手就判了魏京生十五年！为甚么中共不能与人民‘互动’？话太长，这里不谈，祗谈事实。“
现在要谈的，就是历史上其他政权能与人民良性互动，为甚么唯独中共不能？
因为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各种国家形态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唯独中共等共产极权国家是人工制造的。自然生长起来的国家有当然的生命，不到它该寿终正寝时，一般的内部冲突不会使它半路夭折。宋高宗、蒋介石皆不会因对人民作出让步而危及统治。而靠阴谋与暴力建立的极权国家是一个人造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生命力全凭着精密复杂的齿轮螺丝钉，一旦部分缺损，就会全面失灵。具体分析起来，传统专制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世袭，从法统上说，除了近亲，旁人一般不会染指，百姓更不会危及最高统治权力。宋高宗可以在军民的压力下收回成命，清顺治皇帝可以下“罪己诏”，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基本人性上比毛邓高出许多，而是社会制度以及他们的最高权力都不会因此而发生动摇。极权国家比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凭借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与民主国家相比，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的选举；与传统专制国家相比，它们又没有世袭制的权力更迭秩序。因此，权力的来源没有法理的根据，全凭你死我活的争夺。
例如苏联：列宁是在民主选举失利之後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因无法理根据，名不正言不顺，惧怕沙皇复辟，于半年之後下令处死沙皇全家。）斯大林是靠驱逐托洛斯基，杀掉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布哈林才得到了继承权。赫鲁晓夫是杀了贝利亚夺的权，然後又在军队的包围下召开中央全会，把斯大林钦定的继承者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从而稳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上台是靠克格勃和军队支持发动政变。其後权争稍趋和缓。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发生了未遂的“八月政变”。中国也是如此：毛泽东正式成为党魁是靠四二年“延安整风”整人杀人，斗垮王明，收编余部。四九年正式登基是靠血流成河的内战。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为了稳住皇位，打倒了彭德怀，继续反右，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人为大饥馑。为了打倒刘少奇，夺回旁落的大权，六六年调动军队至京郊，强行清党（文革），以至于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毛死後，剧烈的权争即刻引发宫廷政变，逮捕“五人帮”余孽“四人帮”
，华国锋继承大统。邓小平口称“华主席”年轻英明，可领导多年，旋即利用军队支持赶走华国锋，登上皇位。後垂帘听政，惧大权旁落，调动军队开会表决逼走胡耀邦，八九年再次调动军队罢免赵紫阳，血洗京城。
附带介绍一则小资料：据世界人权组织“民主之家”统计，自一九1八年以来，世界上共发生了三五三次战争，没有一次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资料没有说明战争与专制国家的关系。但我们随便就可以想到一些与专制国家有关的战争：德国日本意大利与几乎全世界、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苏边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看来，作为国家，专制政权对外也是不善于妥协的。
极权制度——精密脆弱的人造系统
极权社会里最高权力的争夺你死我活，毫无妥协之余地。任何“局部战争”都具有“决战”的意义，或都会发展成“决战”。“有限战争”很难成立。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那末，在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为何也不能“见好就收”，实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呢？
一年前，我在欧洲曾请教一位著名的大陆社会学家：共产制度的崩溃最可能从哪些事情开始？他沉吟片刻，说道：用系统论的方法，可以把这种制度看作一个大系统。祗要任何一个子系统或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全面崩溃。他的话给我以重大启发。用这种方法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根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构造起来的精密脆弱的人造系统，它不能承受哪怕是局部的破损。比如，人民打破了言论控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用刺刀和谎言维持的垄断地位很快就会公开崩溃。仅仅从言论自由出发，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争取到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迁徙、免于恐惧等诸种自由。同理，任何一项基本自由都可能导向全面自由从而造成制度性的总崩溃。再比如，假设统治者允许真正的通信自由，人民可以毫无恐惧地在通信中凝结共识，海内外交通，很快就会形成变相的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个看起来最具私人性质的最少颠覆性的自由也将最终导致全面自由。再比如迁徙自由。公元六世纪的罗马，统治者剥夺了公民选举保民官的权力，于是人民纷纷弃城而去，在城外兴建自己的新城。统治者祗好请求人民回来，允许民选保民官。（即便不是极权社会，诸种自由之间也密切相关。）看起来，迁徙自由实际上是个中止社会契约的权力。柏林墙是社会主义国家迁徙自由的象征。一九六1年，东德为禁止人民大规模向西德逃亡而迅速建造柏林墙，可以说，柏林墙的倒塌便意味着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东德人民绕道通过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已开放的边境大逃亡（其意义相当于“柏林墙”的倒塌），正是导致共产政权崩溃的第一块骨牌。再比如宗教自由。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一个被民间组织搞垮的，而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存在下来，主要是靠教会的力量。八九民运则是从游行自由开始而迅速扩展到集会、结社、出版、新闻、示威、免于恐惧等基本自由。
六七十年代之交，北京插队知青的自由沙龙里有位赵金星写了篇离经叛道的哲学论文，其中有句名言我记了三十年：“内容是形式，形式是内容。”後来胡平在分析民主墙运动时更加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意义。回顾八九民运，民众的诉求各异，前後期口号也有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坚持体制外的反抗。在这里，诉求的内容成了形式，提出诉求的形式─体制外的反抗─则成了内容。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不是通过统治渠道而公开表达的诉求，不管其内容是结束一党专制，经济自由还是肃贪、工资、物价、住房、治安、甚至假冒商品，都为统治者所不容，都带有“打破一环”的重大政治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说：从任何一个局部出发，祗要是公开表达抗议之声，都会奇妙地导向对极权统治的整体动摇。因此，中共当局对私下大骂共产党邓小平可睁眼闭眼，对公开抗议苛捐杂税，公开成立“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却严厉镇压。邓小平说一步不退，说一退就会得寸进尺，正是这个意思。从统治集团立场来看确是妥协不起。这就是为甚么每一次我们都觉得抗争的目的甚低，而中共一步不让的原因。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有如下表述：“极权制度的谎言生活形成的坚硬外壳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材料。祗要它能够完完全全把整个社会密封起来，看起来就如石头般坚硬。但是，如果一旦有人─那怕祗是一个人─打破了这硬壳……一切就会发生变化，硬壳突然变成薄纸，一触即裂，并不断地不可挽回地撕裂下去。”
（在诸种基本自由中，经济自由是极有特殊性的。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新闻、示威、免于恐惧等自由相比，它不可能即刻实现，不会给极权统治造成立即的威胁。同时，双轨制会造成国家财产向权力者的迅速流失，而且还可能有新加坡式东方专制变种之前途。因此，统治者在万不得已时一般会从经济上开始退却。当经济自由这“一环”被完全“打破”之後，极权社会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祗不过其过程较为漫长。）
胡平认为八·1五学生与李鹏对话之後彻就会巩固胜利。因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学生爱国，不好再进行报复。此话差矣。当危机度过之後，当迫使中共作出暂时让步的压力（大规模游行、示威、集会、绝食、全民声援、国际关注等等）消失之後，中共凭甚么要兑现“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张空头支票呢？在统治权威受损和食言失信之间，统治者肯定选择後者。因为这个政权本来就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因为这个政权本来就是建立在大规模的杀戮与不间断的迫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的。还因为这个政权从来就食言，但每一次都成功地找到了“充分”的理由。（疾呼抗日却避往敌后，游而不击，最後反称在正面战场上抗击了八零%日军的国民政府要“下山摘桃子”。靠土改争取农民夺得江山，几年之後又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号召“整风”却打右派，自辩“树欲静而风不止”，“阳谋”。“大跃进”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饿死百姓却诿过于“三年自然灾害”“帝修反联合反华”。文革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主，最後却大杀群众组织领袖，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等等）胡平提出“见好就收”的出发点当然是良好的。一般而言，政治斗争要适时适度妥协。但我很难同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因为这句话在逻辑上不通。没有斗争谈何妥协？我更难同意把这句话套用到极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去。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人人都会明白：能否达成妥协，主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看力量强大的方面。共产党独占一切权力，从不妥协，你还要叫人民妥协。完全无权的并且已经每日每时就生活在妥协中的人民还能怎样妥协呢？八九民运最後的诉求不过是“对话”和“不要秋後算帐”，如果连这都违反了某种“政治艺术”而要遭到谴责，这个民族将万劫不复，而且活该！
感性引导理性
那末，为何人民也坚持对抗，（在某一要求，往往在一个极低要求上）不肯妥协呢？
最直接的原因显然是没有表达与反抗的自由。因此，一旦因某种历史的契机而获得这种自由，便不会轻易放弃。而且，任何一件微小的抗议，都会导向根本性问题。胡平说四·二七游行取得胜利之後，见好就收，如统治者实行秋後算帐，“我们不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统一行动”。这一说法极不现实。在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中，人民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力量。（如果有组织，极权制度就不可能存在。毛泽东说过：地富有两千万，但他们是分散的。）过于微小的组织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且无一遗漏地被扑灭在萌芽阶段。民主墙、四五与八九两次天安门运动以及其间暴发的学运，毫无例外的都是利用了历史的契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就会成为权威的号召者、鼓舞者与组织者，使人民大众克服恐惧，于转瞬之间组织起来，造成极权社会漫漫长夜里的辉煌奇观。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这种契机是极其宝贵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就不愿撒手。
另外，人民从自身的长期经验中知道共产党从不向人民妥协，而人民始终在妥协，已经妥协到完全丧失自卫手段之程度。当某一契机使人民从新获得了对抗的手段（团结、游行、示威、抗议……），自然倾向于激烈的对抗。
当然，我并不是说民众当时就具有这种事後式的理性的分析。准确地说，它可能是一种集体直觉。细心的朋友会说：哈，你不是说八九民运是理性的吗？怎么又说起直觉─非理性来了？─我现在开始小心翼翼地步入一个理论的沼泽。
如果不过于学院式的挑剔，（学院式的挑剔也行不通：从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直到马克思，在关于理性的研究中也因为缺乏固定的术语而造成混肴。）我们可大体上把直觉、感性、非理性、潜意识、集体无意识视为含义相近的而与理性相反的词汇。在通俗的论说里，它们一般祗具有负面的意义。但在理论的论说里，并非如此。在佛洛伊德和荣格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深层心理学里，它们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佛洛伊德学派强调指出：那个向来为显意识不曾觉察的潜意识具有巨大的心理能量，它实际上指挥着显意识，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为甚么在他们的学说里感性、直觉、集体无意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为这些词汇所指称的，正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最深刻的生存欲望、先天本能。中国著名的美学家高尔泰极为强调感性的力量，提出了感性引导理性的著名论点。以我的粗浅理解，可作如下通俗解释：譬如我们都有这种体验，某一时期极想吃糖，细一想，原来是减肥节糖已久。我们并非首先经过化验知道了体内血糖含量偏低，或首先想到长期节食，而是感觉首先非理性地不讲道理地命令我们去补充。如果我们较有理性，事後以缺糖的理性追认嗜甜的感性之意义，就祗好承认感性在引导理性，而并非理性在引导感性。又譬如，女性以乳房丰满、臀部宽硕为美，理性将美感翻译为乳房容量和产道尺寸，这不过与女性最重要的分工─生育哺乳密切相关。在这里，同样是感性在引导理性。佛洛伊德的重大贡献在于科学地否定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至上主义，肯定了感性直觉非理性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命本能。从而成为与达尔文进化论、牛顿经典力学齐名的重大发现。荣格进一步提出集体无意识，把心理分析学说由个体扩展到人类群体，从而为分析人类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心理学基础。荣格说：“一个时代就像是一个人，它有其意识观的缺点，因此需要补偿和调节。这完全是集体潜意识影响而促成的，因为一位诗人、先知或领袖，不知不觉的都要受到当代使命的委托，用他的言论和行动指出一条每个人在冥冥之中所渴望、所期待的目标或大道─不论这个目标带来的是好是坏，是拯救还是毁灭了那个时代。”北明在她的美学著作《史前意识的回声─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中发现：“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在我们所观照的范围内，以西方和中国为两大文化圈，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模式。即：西方─平行互动、平行互补的共时对峙型历史模式；中国─循环互动、循环互补的历时消长型历史模式。”粗略地说，在西方较为宽容的民主传统中，生命的压抑与抒发是共时性的，健康而不易造成社会振荡。在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这种压抑─抒发的机制呈现出历时性形态。心理能量守恒。过于长久的压抑必然造成过于猛烈的暴发。这就是中国历史由专制压迫和农民起义所共同造成的“治乱循环”之心理学解释。“治”就治死，“乱”就乱透。所谓历史的惩罚，也是个“一报还一报”。
集体无意识——打破一环
以上的引述涉及到感性、直觉、集体无意识的目标与强度两个层面。从目标上来说，每次民主运动都扭住共产党不放，大目标准确；都扭住某一个自由不放（民主墙─言论自由；八九民运─免于恐惧的自由），试图打破极权结构之一环，具体目标准确。从强度上来说，压迫越深，反抗越强。从纯学术的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角度看，一切群众运动都有天然的合“理”性。（这里借用一句带有价值判断的党文化语言。）胡平写道：“有位美国朋友曾经问我：为甚么你们中国的群众运动，每一次都以失败结束？”西方民主社会里，政府和人民之间在权力上始终保持着又有对抗又有妥协的平衡，从他们的这种政治传统出发，自然会奇怪中国人为甚么不懂妥协。如果问题提得再深刻一点，应该是这样：为甚么中共不懂得妥协？这才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极权社会的政治结构很难妥协。胡平继续写道：“我回答说：因为它不失败就不结束。”然後列举了无坚强组织、山头林立、缺乏兼具声望与谋略的领袖，最後，“缺乏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的明确观念。这是关键之所在。”“八九民运之所以未能见好就收，在更大的程度上，还不是因为人们对何时为最佳点有争论，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头脑中本来就没有见好就收的概念……如果广大民运人士都对‘见好就收’的原则有明确的共识，八九民运的结局断然不致如此。”在我看来，第一，事实上，至少从五·四周勇军宣布复课开始，彻与不彻始终是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不是不争论，而是争得过于激烈，甚至发展为“政变”“绑架”等非常行为。参与决策的不祗是学生，还包括一大批中国最有思考能力的知识份子。不能过低估计他们的政治经验和智商。我个人也不是从始至终主张坚持。五月下旬，当我主张彻时，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许多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有一种“宿命”感。现在看来，就是撞上了集体无意识。第二、看来，胡平不仅以不适用的理论模型（囚犯难题）推导出一个不适用的理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过低估计了感性、直觉、集体无意识不通过理性而直达真理的睿智。过细地分析起来，八九民运并非没有妥协，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全面的自由（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步步妥协，等退到“平等对话”“不许秋後算帐”之际，已是退无可退。人民集四十年身受压迫的经验，凭直觉坚守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上。正如胡平所言：“中共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八九民运凭直觉达到了这个真理，试图打破一环，堪称辉煌的策略艺术！八九民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中共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一夜之间，中共威慑了人民四十年的恐惧“储备”消耗殆尽。从心理上说，最令人恐惧的是屠刀高悬头顶的时刻。当屠刀砍下来之後，恐惧反而消失了。从後来人民可公开咒骂共产党，从公开组织民间压力团体，从最近以来的签名运动，从不同政见者在监狱里几进几出并引以为荣，可以说，这个打破一环的目的正在实现。
请注意：我并非高扬非理性（感性直觉集体无意识）而贬抑理性，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我祗是提请不要忽略了那个在人类行为动机中更为重要的非理性，并科学地承认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正面价值。我所希望的，第一、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天然地符合人性，并具有直达真理的能力。感性引导理性。第二、但同时又必须承认过于猛烈的暴发有毁灭社会的可能，而应该以适当的策略来加以理性的修正。第三、我们所要的，既不是非理性压倒理性，也不是理性压倒非理性。正如现实的人格（“自我”），是原始欲望（“本我”）与道德制约（“超我”）之间的平衡一样，我们所追求的，是感性与理性，直觉与思辩，集体无意识与政治责任感之间的尽可能的平衡。在我看来，八九民运不仅凭敏锐的群体直觉固守在免于恐惧的权力上，而且还以自觉的理性精神，感召全体人民在长达五十天的时间里保持了世界群众运动史上罕见的克制与和平。八九民运堪称理性与非理性的几近完美的平衡！
在写作以上段落时，我心中充满疑虑：可能有人会“非理论”地断章取义地说：看，你也承认八九民运是非理性！其实，仅用八九民运的和平、秩序、维宪、便可以驳倒“非理性”之说。但如果与胡平和与胡平一样有着一定理论素养的朋友进行严肃的探讨，仅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概念有碍讨论的深入。不愿意跟我们绕这些理论圈子的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在常识的层面上继续讨论。各种层次上的讨论应该是等价的。我无意在一般讨论中引进现代心理学理论。我祗是希望在以非理性来贬斥人民的正义反抗时，或者多少有一点常识，或者多少有一点学问。总不能信口开河，一头不占。
要重视常识
因为常识是人类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常识矛盾时，要格外注重常识。常识一般是可靠的。比如自由是人的天性，比如反抗是被压迫者不可剥夺的权力，比如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力……等等。目前流行海外的某些与常识相悖的理论，我猜想是出于一种理论背景的错位。我们身处西方，不知觉间开始以西方民主社会的观点去框中国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对抗导致妥协，这是西方民主社会里政治斗争的规律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套用于极权主义的中国，需要加以谈论。此外，在西方争取自由的历史中同样充满了战斗。
比如以所谓“诱杀策略”诬陷八九民运的《纽约时报》记者的祖国─美国。
一七七五年，美国革命爆发。在此之前，著名的暴力事件有“波士顿大屠杀”和“波士顿茶宴”。前者是英军在平息骚乱的过程中杀死了几个平民，後者是一群波士顿人冒充印第安人偷偷上了英国船，将一船茶叶扔进了波士顿港口水中。用今天“反思”八九民运的观点来看，英军杀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骚乱就不会杀人，而且杀得颇为节制。我们应深感震惊的不是屠杀，而是美国人的不宽容：何必把小小的冲突耸人听闻地渲染为“波士顿大屠杀”并永志不忘？冒充印地安人是嫁祸于人，倒茶叶是“打砸抢”，美国人是否作了深刻的反思？
“波士顿茶宴”之後，大部分美国人考虑的仅仅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保护昔日的自由，并未想到摆脱英国的统治。英国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侨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大西洋两岸都期待和平解决纠纷。然而，突然爆发的暴力事件破坏了这种妥协宽容的气氛，和平的希望破灭：一七七五年四月，麻萨诸塞州康克镇和来克辛顿镇的武装侨民开始袭击行进中的英国士兵。消息迅速传到其他殖民区。革命开始了。
在来克辛顿镇和康克镇战斗之后不久，一位抵美时间不长并相信暴力重要性的人裴恩（Thomas Paine）号召人们为保卫天赋人权起而战斗。他在一本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自由是这片大陆的最好选择。任何自由以外的东西都不足称道。任何其他的协定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战斗，战争便留给了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我们现在迟疑，如果我们拒绝走向不远的未来，我们便会失去将这片大陆建成地球上最辉煌之地的机会……
“我们有力量使这个世界重新开始。这种情形，自诺亚时代以来从未发生。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近在咫尺。人类的一个种族——也许和现今居住于欧洲的人一样多——将从最近几个月的事件中，获得他们的自由。”
在这位後来被追认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理论家的裴恩的号召下，战争的目的变为独立革命。六年之後，革命成功，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裴恩的那本小册子叫《Commen Sensn》。中国人翻译为《常识》。
胡平称之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实质上就是坚持对抗，适当妥协。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斗争的原则，在目前已经开始的“後邓时代”，可能发生重要的作用。因此，胡平的论述是有极意义的。（本来这个理论是平衡的，但胡平最近的论述倾斜于妥协。）我不反对妥协。我所反对的，祗是以将来的可能苛责历史。而且不要忘记，除了妥协，还有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苏联东欧革命等改变了人类命运的可称之为伟大的斗争。
至于我所提出的“打破一环”，更无标新立异之心。我祗是试图说明一种现象，至多是试图提出一种思路。我可能是错误的，在深入的讨论中得以修正。也可能有部分真理，在集体智慧中得以丰富。抛砖引玉罢了。过分夸大理论的作用是危险的。尤其是把一种理论视为绝对。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承受那位德国特立尔人创造的理论之苦。黑格尔有一种审慎的历史哲学观念：历史是无限数目的人类事件的故事，它们在原则上不可能被预见，而祗可能被理解。他警告那种“殉导世界应当是甚么”的哲学。相反，哲学祗能“把灰色的东西描述成灰色”，哲学是真正的“後思”。在《法哲学》序言里，黑格尔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语言：
“哲学是它的在思想中被理解的时代。妄想哲学能超越它所处的时代……这是愚蠢的。……当哲学把它的灰色描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凭藉把哲学的灰色描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返老还童，而祗能使生活形态得到理解。密纳发的猫头鹰祗在黄昏降临时，才会起飞。”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于普林斯顿
（《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