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名关于人生哲学的外国格言，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前半生朝后看，后半生则朝前看。如果读者也象笔者一样，发现曾经交往相识的若干人士已在逐渐过世，我们自己大概也确属人过中年了。过去几年内，我随便发表过几篇回忆故人的文字。这里所说的“故人”，如其说是老朋友的意思，倒不如按其字面解释说是已故之人的意思。我回忆江青，是通过个人一些经历谈论中共人事；回忆聂元梓，是谈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回忆费正清，是谈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这篇回忆索尔斯伯利的文字，同样是通过个人经历漫谈一下海外“中国通”，即英文称之谓CHINA HANDS或者SINOLOGISTS者也。
这篇文字的草稿，已经在计算机上存放二三年了，《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同学索稿，现在出来略加修订滥竽充数。记得儿时读欧阳修“送李愿之盘谷”，其中曾用“不平则鸣”四字解释世间风吹草动，鸟语花开乃至人间著书作文的内在动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眼下对于此人此文而言。且待日后稍有空闲和心绪，我也想写一写回忆录，像模像样地鸣一鸣。
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哈里森·索尔斯伯利（Harrison Salisbury）偕同太太开车旅行途中心脏病爆发，当天夜里逝世于罗得岛首府普罗维顿斯医院，终年八十四岁。从发病到去世只有几个小时，没有遭受长期的痛苦，用中国话来说是寿终正寝或瓜熟蒂落，用我们共同相识的一位美国朋友的话来说，则是“一个完美的生命终结”。
哈里森是一位国际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新闻作家，长期任职于《纽约时报》，曾任该报副总编辑；其一生写过无数时事报导和几十部新闻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一九六九年关于第二次大战中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生动记录，因此获得美国新闻著作界最高的普尔兹奖，其次则有一九八五年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描写，因为中国党政领导人的参与和作者旅行数万里重游长征路线而引起颇大的反响。最近一二十年哈里森除去本人传记回忆之外，几乎全以中国问题为写作题材，于是也成为一般美国人心中的“中国通”。
我是经过美国作家罗斯·特列尔同哈里森·索尔斯伯利相识交往的，时间应该是一九八四年春夏交际。当时罗斯刚写完《毛泽东夫人传》，其中曾由我收集翻译过若干中文资料。索尔斯伯利正在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共长征的著作，也需要一二位中国学生做同样的工作。
显然是从罗斯那里已经得到一些有关我的情况，哈里森在电话上告诉我他手头已有几本中文书籍，要求我阅后用英文作摘要，有何感想或者议论尽可发挥，供他写作参考。他特别提到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回忆录”，其作者是“一位伟大的中共军人”。我不免问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记不得了。”哈里森回答，即而又作补充，“他曾经指挥过朝鲜战争。”我再追问，“是不是彭德怀？”哈里森回答，“是，是，他是彭。”
哈里森《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于一九八五年正式出版。也就是说，一年以前连彭德怀的名字都不知道，一年以后竟然写出一部关于长征的大部头著作，其勤奋精神固然可嘉，其粗疏草率也可想而知。
首次通话不久我即收到哈里森寄来的一包书文，其中有《彭德怀自述》，我花了一二周时间阅读和摘要完毕后再一齐寄回哈里森。因为是穷学生打工，自然不会忘记附上一张计时账单。待他收到之后我们又在电话上核对过几次。他表示非常满意，如数付款之外，并且希望我能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收集同样的资料，做同样的摘译报告。我则表示没有时间继续为他工作，同时把我所认识的黄宾同学介绍给他。我说没有时间倒也不只是矫情，当时我已经开始自已的博士论文，其题材同哈里森题材有不少重叠之处，涉及有些资料和观点不说不好，说也不好，我论文指导教师麦发克教授更不主张我同校外新闻作家轻易接触。
黄宾是一个非常聪明机敏的青年人，纨裤子弟的习气当然也是免不了，当时刚从哈佛毕业，搬出大学生宿舍，但下一步生活方向还没有切实安排，只得暂时和我挤住了几周。让他翻译资料毫无问题，让他作陪去中国采访更是绝顶理想。于是，哈里森代买了一张飞机票，约同黄宾于一九八四年夏秋交接之际结伴去北京。黄宾早就认识余小阳，在北京先按排哈里森见到黄华，余秋里，而后缘藤索瓜，又见到王震、李先念、杨尚昆、胡耀邦等人。已有上头这些大人物出面，加上是外国大作家要写中国长征史诗，于是外交外事部门免费提供交通翻译，各省各地的党政军官员更不敢怠慢。哈里森这张机票的投资可谓大矣。黄宾后来告诉我，哈里森给他买的只是一张单程机票，返美机票还得他老爹自讨腰包呢！
一九八四年感恩节，黄宾和我开车去哈里森家，还碰到了从纽约赶来的梅山，哈里森夫妇邀请我们三个中国学生吃饭过节，自然也同协助他写作有关。当时哈里森七十几岁，一位高瘦清癯、健康健谈的老人。记得他的家在康州西北部一个叫作陶尼克的小镇附近，几十英里亩领土的庄园上建有一座主房和一座书房。哈里森每周一二次开车三四个小时，到纽约办公室上一二天班，多数时间则居家独自写作。他所用的是一台老式的手动打字机，而打字的指法也古怪，只用两个食指敲点键盘。他的几十本书都是这样敲打出来的。我问他用不用计算机，他说试用过，但是不习惯。
顺着在已经建立的人事关系，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哈里森又多次去中国大陆，并多次见到杨尚昆，两人似乎已经成为私交。哈里森很想采访邓小平，为邓小平立传。邓小平有邓小平的脾气，就是拒不相见。
哈里森的《长征故事》出版后，赠送我一本，并在扉页上提词致谢。毋容置疑，这是哈里森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其优点在于对中共领导人如胡耀邦等人和大陆史学家如胡华等人的专门采访，不过其缺点也在于此，即缺乏独立深切的历史见解。兹举该书第十一章有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人事行动略加说明，窥此一斑可见全豹。遵议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政治局者，就是全部随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所谓扩大者，就是红军总部和主要兵团负责人。邓小平尚不在此列，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遵义会议参加者，而只是遵义会议记录员，历史文献对此亦有所清楚记载。但是出于各种政治和人事缘故，近年来伍修权、聂荣臻等出面，将邓小平回忆成为会议正式参加者。哈里森不能阅读原始历史文献，也难以体会现时中共人际关系，自然只能听入什么就写什么喽！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本来也是有明确文件记载的，即是自黔北至川南，占据赤水城和土城，在此黔川边界地区打一二个胜仗解除敌人围剿压迫之后西渡赤水河，以便从容折向北进，渡过长江而深入川南，配合川西北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贺龙的红二方面军，赤化四川全省。结果却是同川军潘文华部队在土城附近作战失利惨重，追兵压迫的情况下仓皇西渡赤水河，无法北进求渡长江，只能继续西窜滇黔边境。
“赤水”是一条河流，又是一个城市，哈里森对此显然分不清楚。黔川两省并非严格以长江为界，四川省一部分位于长江以南，哈里森对此也显然并不明确。中文的江和河，在英文中只是一词，渡江渡河在哈里森心目中只是一码事。其有关红军长征故事的描写于是便产生了各种混乱，究竟是北向进川渡江还是西向渡河进川，作者未免顾此失彼，不知其所云，好在美国读者也不会追究罢了。
受到哈里森的启发，一九八五年我也写出一篇题为“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兴起”的学术论文，刊登在伦敦发行的《中国季刊》上，这篇文字造成了不小的反响，也惹出了不少麻烦，使我开始感觉到某些西方教授文人的专业竞争心态。一方面是文人相亲，另一方面是文人相倾，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如此吧！
也是由于这篇文章的缘故，我和哈里森之间也发生了点芥蒂。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我接到杰克·谢维思（JACK SERVICE）从加州大学写给我的一封来信，信文尽管客气，其目的却是明白的。大意是哈里森在他的新书中表示对我感谢，责问我为何在我的文章中只字不提哈里森新书。我感到吃惊，更感到委屈。
其实，我文章的基本立场之一就是立足于原始历史文献而不是中共领袖个人回忆，以求得同大陆史学界具备同等水平的事实知识而不同于大陆史学界的分析结论。文章中没有提到哈里森，因为那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我也没有见过草稿。哈里森的写作方式我倒是了解一些，但却正是我所要批评的，我刻意不同哈里森个人争论，一方面是彼此相识，另一方面是哈里森是新闻作家，不是学术作家。反正在海外同哈里森写作方式相同或类似的作者甚多，不乏争议对象。
我并不认识谢维思，只同他通过一二次电话，只知道他在四十年代曾以美国外交官身份在延安居住过多年，一九八四年曾陪同哈里森夫妇在中国大陆重游长征旧地。我设想谢维思来信可能代表哈里森的意思，起码两人曾经就此交谈过，于是就给哈里森打电话。哈里森表示谢维思给我写信他并不知道，不过我若能在文章中介绍他的新书更好，这次时间上没来得及他本人倒也能理解。
一九八九年我的《从革命到政治》由西观出版社发表，其中几次提到哈里森的新书，也尽量多褒少贬，但是基本研究和写作方式的分歧却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回避。我也签赠他一本留念，他来电话表示祝贺和感谢，也就是了。
一九八六年之后我同哈里森又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纽约，在一个华人集会上不期而遇，另一次是在波士顿一家旅馆，属于专门约会。记得他对杨尚昆甚有好感，而对邓小平颇有怨言，我劝说大可不必如此，如果是对于邓小平的政治立场不满意，自然另当别论；如果只是因为邓小平拒绝采访，起码不妨忍耐一下，他现在本人不肯接见，但也没有不允许别人接见，也就是了。因为邓小平为人有松软随便的一面，也有顽固执拗的一面，通过其下属官员反复要求正式采访可能适得其反，最好等待机会当面提出，也许有戏。
哈里森是一个美国职业作家，事情发生时候又正在北京，所以不能不写天安门事件，也不能不批评天安门事件，于是同杨尚昆的私人关系也维持不住了。随后又写《新王朝》，揭批中南海内部派别斗争，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称为当代皇帝，台湾出版界自然欢迎，宣传得神乎其神。其实，该书的素材本来只是为邓积极作传准备的，由于邓本人不配合而内容稍嫌不足，弃之未免可惜，于是加上毛泽东一并写出，而基本褒贬立场，也出于近年的公愤私怨，完全改变了。哈里森·索尔斯伯利和杨尚昆的关系到底不同于埃得加·斯诺和毛泽东的关系，前者大致出于职业利益上的彼此权益运用，后者倒有一些信念和友谊的共同基础。
哈里森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九二年中写了将近三十本书，除去受聘全日制工作期间之外，几乎平均每年一本，这就叫作美国职业作家。作家要出书，鞋匠要出鞋，属于同种尽职敬业精神。中国大陆作家，写出一本书，于是乎成为作家，进入作协乃至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后常年“坐家”，工资照发，好处是不用再动笔动脑也可以维持生计，坏处则是不再继续创作。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大致都是如此。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时鸣冤叫屈，所遭受的各种诬陷也确实冤乎屈哉，只是几十年身为职业作家无所写作，总归不妥，这里似乎也有某种天理人情的因果报应关系呢！
哈里森写作生涯中，前半生写俄国，后半生写中国，他一点不会中文，据说会一点俄文。学习外语需要下很大功夫，美国人往往缺乏此种耐心。哈里森曾在北京会见杨尚昆和伍修权，杨尚昆是三十年代留学生，还是中共党史上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是回国后政治上去了，外语就下来了，会见中哈里森则试图说几句俄文，杨尚昆招架不住，于是换成英文翻译。伍修权也是三十年代留俄学生，回国后政治上不去，外语就放不下，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作过共产国际顾问的个人翻译，会见中哈里森又试图说几句俄语，伍修权顺水推舟，滔滔不绝，哈里森招架不住，于是又换成英文翻译。
哈里森不懂中文，必须依靠帮手，对于中国和中共事务也不甚了解，只是临时选题目找资料作文章，前面提到的彭德怀和长征故事便是例证。无须在此点名，不少海外“中国通”也都是如此。好在一般美国读者也都是随便猎奇，超出他们兴趣范围和理解水平的东西反而不受欢迎。不过，一旦遇到象天安门事件那样迫切复杂的形势判断，因其“中国通”的职位职业或公众形象不得不及时公开表态时，上电视，写时文，许多错误判断就出现了，不少逗根笑柄就产生了。
一个人对于终身奉献的一种精神事业活动，如果自己心里都感觉不扎实，我认为总是有所缺陷、有所遗憾，我本人是不会干的。我还认识一位中国通，以研究论述唐诗宋词闻名，却不能读李杜苏辛原文。我觉得不可思议。同西方古典史诗如“失乐园”、“浮士德”者相比，中国古典诗词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精致文字游戏，硬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译成英文倒也行，只是如何品味？唐宋诗词中最基本的平仄音韵规格显然更不可翻译。
不过话说又回来，美国人可以不懂中国，中国人不可不懂美国，此种情况同文化教育有关，也同历史背景有关，不过最主要还是同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有关。我在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政传》前言中对此有所议论，不妨摘译如下：
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朝鲜战争总司令任职，不是由于对毛泽东入朝作战决心的不重视，而是由于对杜鲁门总统世界总体战略的不听命。不过相反说法起码同样真切。美国学术界缺乏切实的中国知识，美国政界缺乏确定的中国政策，以往为此曾经付出很大代价，今后还会付出更大代价。当然喽，美国具有某种明显优势，即其在当今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上的雄厚地位。起码本世纪而言，此种地位使之足以持有上说立场并足以支付上说代价，下世纪则或许别当别论。
话越说越长了，题越离越远了，到此止步。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